人文气质

2024-09-08

人文气质(精选三篇)

人文气质 篇1

人文气质是指对于文学、历史、政治、宗教、社会等人文学科有一定了解的综合素质, 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李时珍在长期临床实践的磨砺中, 广汲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精髓, 深受中华人文气息的浸润和濡养, 形成了特有的个性特点、风格气度, 这对其编撰科学巨著《本草纲目》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医药学的进步和发展。

1 敢为人先

敢为人先是李时珍最为鲜明的人文气质。明代之前历代大型本草学著作多为官方组织编修, 如《唐本草》系唐高宗命司空英国公李勣、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等二十三人与中右监门长史苏恭共同编撰;《蜀本草》为蜀主孟昶命翰林学士韩保昇与诸医士合著;《开宝本草》为宋太祖命尚药奉御刘翰、道士马志等九人共撰;《嘉祐补注本草》为宋仁宗诏光禄卿直秘阁掌禹锡、尚书祠部郎中秘阁校理林亿等同诸医官重修。而《图经本草》《证类本草》也是宋仁宗和宋徽宗诏令苏颂、唐慎微撰述校正刊行等, 这些均得到了各个时期朝廷的支持。而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这部鸿篇巨著却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支持和配合, 而是仅靠李时珍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 及其儿孙们的鼎力相助, 李时珍这种自觉行为在中国二千多年中医药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可以说李时珍的这种敢为人先的人文气质是其成功编撰“中国古代百科全书”《本草纲目》的关键。

李时珍敢为人先的人文气质还可以从《本草纲目》中所蕴藏的学术贡献中看出。李时珍生活的这个时期, 是明代封建统治者大力支持方士、道士们鼓吹所谓“长生不死”“生长久视”“仙方”“神药”等妙法最为猖獗, 医药界也多为其附庸和追捧。李时珍敢为人先地进行揭露和批判, 例如水银在历代本草中均认为是长生之药, 使不少人受骗致死或致残, 李时珍冒着与朝廷和方士为敌的风险, 予以揭露:“水银乃至阴之精……阴毒之物, 无似之者。而大明言其无毒, 本经言其久服神仙, 甄权言其还丹元母, 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 致成废笃而丧厥躯, 不知若干人矣。”[1]李时珍对神仙方士宣扬长生不死之药、羽化登仙之术、辟邪辟谷之方及流传于社会的奇谈怪论, 均通过亲身的实践科学地分析验证, 用活生生的结论去剥除这些道教方士所极力推崇的封建迷信神秘外衣, 力图在反驳宗教神学迷信方士的斗争中去发展医药科学。[2]李时珍还首创脑为元神之府学说, 新创肾间命门学说等等, 李时珍的这种敢为人先的人文气质实属难能可贵, 也是当代中医药科技工作者所要学习和继承的。

2 仁济天下

仁济天下是李时珍业医的一种境界和胸襟。如果“敢为人先”反映的是李时珍的豪气, 而“仁济天下”则是一种境界, 一种责任。济世救人、仁爱为怀是古代医家遵循的传统医德思想。李时珍在医疗实践中深感医生的社会责任重大, 以“仁济天下”为己任。唐代以来, 有的医者用人肉 (指割股) 疗羸瘵、杀子以谢神, 李时珍对此深恶痛绝, 给予了无情鞭挞。他在《本草纲目》中说“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父母虽病笃, 岂肯欲子孙残伤其肢体, 而自食骨肉乎?此愚民之见也。”[1]告诫人们天下百姓, 有病求治良医, 切不可害子伤身。其“仁爱”之心由此可见。

李时珍编撰如此鸿篇巨制, 是其“仁济天下”人文气质的具体体现, 李时珍在医疗实践活动中, 发现历代本草医籍不管是官诏编修还是民间著撰, 多“夷考其间, 玼瑕不少。有当析而混者, 如葳蕤、女萎, 二物而并入一条;有当并而析者, 如南星、虎掌, 一物而分为二种…… 似兹之类, 不可枚陈, 略摘一二, 以见错误, 若不类分品列, 何以印定群疑。”[3]否则, 将遗患无穷, 影响后医者救死扶伤, 甚则致病致伤致残而不知何由。

李时珍自幼喜欢大自然的旷怡, 胸襟开阔, 虽然3次乡试不第, 但是他没有沉沦, 而是毅然选择以“仁术”为业, “弃儒从医”, 立志做一名“不与草木同朽”的济世救人的良医。李时珍足迹遍及湖北、江苏、江西、安徽、北京、河北、河南等11个省市, 每到一处均留下了李时珍“愈病多不取值”的故事。特别是康熙《蕲州志》所载两则医案医话更是其“仁济天下”的人文气质的具体体现。一则是“富顺王嬖庶孽, 适子疾, 王因密讽时珍, 时珍以良药进, 题曰:附子和气汤, 王感悟适子。卒。得袭位。”另一则为:“楚王闻其贤, 聘为奉祠, 掌良医所事。世子暴厥, 时珍立活之, 王妃自负金帛以谢, 不受。”[4]李时珍往返于京城太医院到楚王府、到荆王府, 奔波于民间乡野、田间地头、崇山峻岭, 这一切的原动力是李时珍的骨子里拥有“仁济天下”的人文气质, 这种气质的背后透视出的是李时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宽广的胸襟。

3 勤学善思

勤学善思是一种勤奋精神, 一种聪明智慧, 一种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李时珍“三试于乡不售”之后, 勤于读书学习是其唯一的爱好, 总结李时珍一生中读书学习的特点有以下几种, 一是“只争朝夕式”学习, 李时珍是一个读书不知疲倦之人, 读书忘记睡觉, 读书忘记吃饭, 养成了看书学习的良好生活习惯。据《白茅堂集》载:李时珍“读书十年, 不出户庭, 博学无所弗窥”, “读书以日出入为期”。[4]二是“终身式”学习, 李时珍读书是活到老, 学到老, 甚至“晚年学尤笃, 昼夜不辍”, 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王世贞的“本草纲目序”中言李时珍“长耽典籍, 若啖蔗饴”[3], 这也是他终身式学习的写照。三是“图书馆式”学习, 李时珍读书之广博令人叹为观止, 先习儒后业医, 对于儒家经典包括四书五经, 李时珍十分娴熟, 他还拜顾问顾阙兄弟为师, 顾家的藏书屋更是李时珍经常出入的重要地方, 荆王府、楚王府和太医院的馆藏书藉, 李时珍广阅博征。特别是李时珍在雨湖旁搭建的“薖所馆”, 实际上是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参阅资料的图书馆。四是“研究式”学习, 李时珍读书学习很精、很深, 每每学有所得, 得而能用, 用有所悟。读书是李时珍开拓自己知识领域的有效途径, 《本草纲目》中共有1 023条药物“发明”的内容, 这些发明均是李时珍“研究式”学习和实践所得, 这些发明内容是 《本草纲目》最重要的精华之一。时至今日仍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五是 “不离笔杆式”学习, 李时珍对有用的资料, 那怕是有用的片言只语, 均摘录留用, “凡子史经传, 声韵农圃, 医卜星相, 乐府诸家, 稍有得处, 辄著数言”, “上自坟典, 下及传奇, 凡有相关, 靡不备采”。[3]对每一种药用植物, 李时珍随时随地进行描绘写生, 1 892种药物有1 109种药物留下了精美绘图。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 李时珍是多么的刻苦精勤。

李时珍不仅仅是单纯的勤学, 李时珍也善于思考问题, 他思维开阔, 喜欢独辟蹊径。李时珍在总结历代本草药物分类方法时, 将药物分为16部, 60类, “首以水、火, 次之以土, 水、火为万物之先, 土为万物之母也。次之以金、石, 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菜、果、木, 从微至巨也。次之以服、器, 从草、木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 终之以人, 从贱至贵也。”[4]李时珍这种科学的归类方法, 其科学价值十分巨大, 这无疑是李时珍善思的最好诠释。

4 追求本源

追求本源, 就是认识事物的本质, 把握事物的变化规律。追求本源是李时珍从小养成并在其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日益鲜明的人文气质。李时珍“三试于乡不售”[4]之后, 他就认定了自己的人生路, 毅然选择了“不为良相, 愿为良医”的“以医为业”。在临床实践中, 李时珍不断地思考和探索, 李时珍练就了“追求本源”的性格特征, 对于前贤留下的本草文献, 李时珍总要进行新的思考, 寻找新的目标。李时珍认为“古有本草一书, 自炎皇及汉、梁、唐、宋, 下迨国朝, 注解群氏旧矣”[3]。于是 “考古证今, 奋发编摩, 苦志辨疑订误, 留心纂述诸书。伏念本草一书, 关系颇重, 注解群氏, 谬误亦多”“重复者芟之, 遗缺者补之”[1]。这都是李时珍追求本源的人文气质体现。

为了获知药物的真貌, 李时珍总是跋山涉水, 亲自采药。绝不“惟纸上猜度而已”, 如前人分不清蘋、莼、莕三种水生植物, 李时珍亲自到江河湖泽去采摘辨识, “一一采视, 颇得其真”。为了探求芫花的炮制方法, 李时珍亲自动手加工炮制, 终于发现“芫花留数年陈久者良, 用时以好醋煮数十沸, 去醋以水浸一宿, 晒干用之, 则无毒也, 或以醋炒者, 次之”。[1]李时珍探研的芫花炮制方法至今仍然沿用。为了弄清曼陀罗花的麻醉作用, 李时珍亲自口尝服用曼陀罗花酒;为了弄清剧毒蕲蛇的生活习性, 亲自上山守捕多日;为了弄清穿山甲的内脏结构, 李时珍直接动手进行解剖观察。李时珍的这种追根索源、探求真源,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值得今医者学习。

追求本源的人文气质贯穿于李时珍的一生, 《本草纲目》的科学价值是李时珍“追求本源”人文气质的结晶。

5 平民亲民

平民亲民反映的是一种本色、一种情怀。李时珍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 李时珍的一生保持着平民的本色和亲民的性格。据康熙《蕲州志》载:“生平多阴行善, 不令人知”“孝友、豁达, 饶隐德”“下学上达, 以师古人”[4]。李时珍的这些品质使其平易近人, 只要有病人求治于他, 不惜路途远近, “千里就医于门, 立活不取值”。李时珍平民亲民的人文气质, 表现在他能虚心向民间老百姓学习和向一切内行者请教, 以获知书本上不可能获得的知识和信息。他通过访问矿工, 懂得煤气可以使人中毒;通过访问老农, 得之芸苔即油菜;通过请教山人、皮工, 方知五倍子并非果实, 而是一种虫子窠;通过访问猎人, 知道虎心有补心之功能;如此等等。试想李时珍如果没有平民亲民的朴素本色, 没有“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品德, 是不可能从矿工、老农、山人、皮工、猎人等处获得这些真知灼见的。

李时珍的平民亲民气质还表现在《本草纲目》中11 096首“附方”上, 这些附方均是从平民中来, 再到平民中去, 附方均简单、便利、廉价、效验、实用可靠, 十分适合老百姓使用[5], 这也是历代本草医藉难以比拟的, 这其中透露出的是李时珍平民亲民的气质。

6 坚韧倔犟

坚韧倔犟是一种执着, 一种毅力, 一种不屈的精神。李时珍一生克服了许多今人不可想象的困难。一是体弱多病的先天不足。李时珍求序于王世贞时自云:“幼多羸疾, 质成钝椎”[3], 说明李时珍幼年时期体质差, 发育不良。二是李时珍三次乡试落第的精神打击。虽然李时珍14岁时, 轻轻松松考中秀才, 即“补诸生”, 但其后的一连三次乡试均名落孙山。三是家境不好, 直到李时珍的四个儿子均长大成人并学有所成, 才略有好转。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止李时珍“岁历三十稔, 书考八百余家, 稿凡三易”[3]而著成《本草纲目》。在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的三十年中, 他经历了许多常人不可思议的曲折和艰辛, 但他始终矢志不渝, 从未在困难面前低头。

从《本草纲目》零星记载中足见其坚韧执着, 透过坚韧执着而看到他的倔犟不屈, 真正做到了“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即使是能够光宗耀祖的太医院太医之职, 也毅然“一岁告归”[4], 辞职归乡。这些也反映了他敢于挑战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编撰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这项浩大工程。

7 浪漫风雅

浪漫风雅是一种文化修养, 寄情于山水草木和谷果土石。李时珍一生饱读诗书, 使其在长期艰苦卓绝的编著生涯中不时地彰显其浪漫风雅的性格特征。李时珍手不释卷, 虽然全部精力放在编撰《本草纲目》之中, 但是在闲散空暇的日子里, 还呤诗作赋, 以舒缓压力和疲劳。《薖所馆》诗十卷、《集唐律》六卷均是李时珍的诗词佳作, 这些诗词是李时珍真本性, 纯天然之风雅, 惜时革代多, 未能存留。幸存的有两首, 一是《吴明卿自河南大参归里》:“青锁名藩三十年, 虫沙猿鹤总堪怜。久孤兰杜山中待, 谁遣文章海内传。白雪诗歌千古调, 清敬日醉五湖船。鲈鱼味美秋风起, 好约同游访洞天。”另一首作 《赠言》送刘世儒:“雪湖点缀自神通, 题品呤坛动钜公。 欲写花笺寄姚浙, 画梅诗句冠江东”[6]。这仅存的诗句流露了李时珍对待文坛和政坛好友之真挚情谊。

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惯用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等来点缀修饰药物之“集解”“功效”“发明”等内容, 使原本抽象、呆板、生硬的药物描绘变得有声有色, 有血有肉, 甚至是生龙活现, 栩栩如生, 跃然纸上。在浩瀚的自然界之中, 李时珍纵情于山川, 沉情于草木, 舒情于笔墨, 这种浪漫风雅, 来自于他过人的文学功底, 渗透进《本草纲目》之中, 使原本深奥苦涩的本草药物, 更具有灵性, 更具有生命力。

8 乐观自信

乐观自信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 一种坚定的自我价值体现。李时珍乐观自信贯穿着他的一生一世, 从小聪明灵敏, 看事情、分析问题十分精辟独到, “幼以神仙自命”[5]。他为了向父亲李言闻要求独立行医而写了一首明志诗:“身如逆水船, 心如铁石坚, 望父全儿志, 至死不怕难”[2]。用以诉述自己的志向, 表达自己的自信, 如果说青年李时珍的自信是一种志向和责任, 那么在长期临床实践的磨砺之后又使其增加了一份能力和智慧。清朝大文学家顾景星赞曰:“李公份份, 乐道遗荣”。在《本草纲目》书成之后, 面对如此巨著, 无有书商接洽刻印。李时珍三次求序于文坛领袖王世贞, 从王世贞对李时珍的描述依然可以看出他的乐观自信, 王世贞曰:“予窥其人, 睟然貌, 癯然身也, 津津然谭议也, 真北斗以南一人。”[3]从其神态和谈吐中看出李时珍是一位自信之人。

李时珍把生死看得很淡, 即使到了晚年, “年七十余, 预定死期”, 从容而乐观地面对死神, 自信地告诉次子李建元:“书当与日月争光, 臣不与草木同朽!”正是李时珍有了这种乐观自信的人文气质, 才使其在长期枯燥的著述生涯中不寂寞, 不孤独, 反而充满着快乐和满足。

9 修身齐家

修养自身、理好家政是古之先贤追求的基本道德品行和立世兴业的法宝。《礼记·大学》有言:“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从李时珍的祖辈开始, 就把修身齐家作为家训。祖父以医为业, 家境比较殷实, 父亲李言闻字子郁, 号月池, 博学精医, 著述颇丰, 以孝道闻名乡里。特别是自李时珍开始, 其家族“非儒即医”“非医即仕”。李时珍有四子, 长子李建中, 字龙源, 性格温顺, 孝敬长辈, 十岁能文, 十二岁考中秀才, 嘉靖甲子中举, 任四川蓬溪知县, 后移任云南永昌府通判, 有著述传世。次子李建元为黄州府儒学生员, 三子李建方为太医院医士, 并承继医业, 四子李建木为蕲州儒学生员[7]。

李时珍鼓励他的子孙攻读儒学并入仕为官, 他的子孙几乎全是秀才, 长子李建中官至通判 (正六品) , 孙子李树初官至副按察使 (正四品) , 李树宗、李树声、李树勳均为蕲州儒学生员, 李树本为荆府引礼生。据文献考证, 李时珍之后的八代都很贤德, 深受蕲州百姓的敬重。李时珍、李建中、李建木、李树初被乡人奉为“蕲州四贤”,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顾景星曾为“蕲州四贤”作传。在明代天启四年 (1624年) 蕲州人为“四贤”建立了一座坊表, 至今在李时珍医院内李时珍医史文献馆保存[8]。

从这些历史史料可以看出, 李时珍的家族, 特别是从李时珍这一代迨始, 做到了修其身, 齐其家, 代代贤德, 虽然限于其第八代之后的近二十代无文献可考, 其后裔究竟身居何方, 不得而知, 但是李时珍及其儿孙们为我们铸就了一座“修身齐家”的人文丰碑。李时珍的这种人文气质, 给我们留下了颇多深思和启示。

10 公忠体国

公忠体国是一种担当, 一种尽忠情操。“公忠体国”一词出自郭沫若先生的《蜀道奇》诗句“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 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之中。这用在李时珍的身上恰如其分, 实不为过。李时珍顷毕生之殚精, 祖孙三代之财力, 承撰大明王朝之药典, 其公忠之心可鉴。康熙《蕲州志》载李时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遗表授其子建元, 令上之。”李时珍《遗表》言:“野人炙背食芹, 尚欲献之天子, 微臣采珠聚玉, 敢不上之明君”。李时珍次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言:“父有遗命而子不遵, 何以承先志, 父有遗书而子不献, 何以应朝命。”并云:“父子衔恩, 存殁均载, 臣无何瞻天仰圣之至。”[1]说明李时珍父子始络把遵君事命铭刻于心。

王世贞为《本草纲目》作序时更言:“帝王之秘箓, 臣民之重宝也。李君用心加惠何勤哉”[3]。江西按察司按察使张鼎思在“重刊本草纲目叙”言李时珍“爱民深, 忧民切”, 并云《本草纲目》“达者观之, 则可以穷万物之赜, 可以识造化之妙, 而见天地之心, 则多识固其余矣。”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中曰:“伏愿皇帝陛下体道守成, 遵祖继志;当离明之正位, 司考文之大权。留情民瘼, 再修司命之书”[1]。足以说明李时珍“体国”之壮举, 为国为民编修完成“昭代之典”。虽然李时珍“公忠体国”的人文气质透露出的是封建社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抱负, 刻下时代的烙印,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李时珍作为一位伟大医药学家的个人形象和魅力。

11 结语

在李时珍即将诞辰500周年之际, 笔者通过仅有的一些历史文献资料研究李时珍的人文气质, 以纪念这位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伟大医药学家。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位杰出古代科学家, 一位世界文化名人, 李时珍身上透露出的人文气质既有一般性, 更有其特殊性。从一般角度讲, 李时珍的人文气质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 又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 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传统美德;从特殊角度讲, 李时珍的人文气质展现出了个人独特魅力和性格特质。李时珍是人不是神, 因时代的局限性, 《本草纲目》中也存在一些迷信和糟粕, 但是暇不掩瑜, 随着时间的推移, “至今这部伟大著作仍然是研究中国文化中的化学史和其他各门学科史的一个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8]正是由于李时珍有着这十大人文气质, 才成就了李时珍这位伟大的医药学家。今天重寻研论李时珍的人文气质, 对今之广大中医药科技工作者不无禆益和启迪。

参考文献

[1]刘衡如, 刘山永.《本草纲目》新校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231.

[2]王剑.世界文化名人李时珍[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1:141.

[3]明·李时珍.金陵本《本草纲目》影印本 (上、下书函) [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4]清·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之三十八[M].福建省图书馆藏, 1704.

[5]王剑.李时珍大传[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1:381-387.

[6]吴正中.试论李时珍的文学修养及其宏伟巨著《本草纲目》的文学性[C]//王剑.李时珍学术研究.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6:548-549.

[7]钱远铭.李时珍史实考[M].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41-48.

[8]宋光锐.李时珍—伟大的医药学家[C]//中国药学会药史学会编.李时珍研究论文集.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5.

人文气质成就大学之美大学之用 篇2

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什么是教育》中写道:“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我们认为,这种信仰就是指要认识、坚守和弘扬大学的人文气质,让其重归大学精神的本位。

大学功能如何实现

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其实无论哪一个功能都体现着一种人文精神、一种人文气质。这种精神和气质可以概括为在自由的思考与平等的交流中培养人才,在宽松的氛围与激励的气息中研究学问,在独立自主和人文关怀中服务社会。

大学要用自己的人文精神去培养学生,用自己的人文气质去塑造学生。青年学生无论从生理角度还是从心理角度都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为此,大学要想办法创造一种适合年轻人特点的学习环境,要在他们成长成才的过程中发挥“加速器”的作用。厦门大学的做法是坚持以学生为本和个性化培养原则,为学生自由发展创造充分的空间。如实行三学期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学生自由选专业及本科生导师制等制度,都是为了尊重学生个性需求,满足学生个性发展,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为学生创造“海阔天高”的成长成才环境。学校还积极营造一种自由思考、平等交流的氛围,让青年学生无拘无束地

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如定期举办“校长有约早餐会”、“名师下午茶”等活动,鼓励和支持各学院、研究院建设咖啡厅,都是力求创造一种宽松、自由、温馨的环境氛围,让师生们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探讨学术、探讨生活、探讨人生。

大学要努力营造合理流动、有序竞争、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让科研的花朵在一种最为适宜的土壤中开放。那么,“适宜的土壤”是什么?我们的理解是,大学有没有包含着对人才的渴望、对人才的尊重和对人才的理解的文化。其中对人才的渴望即为“招贤”,对人才的尊重即为“礼贤”,对人才的理解即为“用贤”。三个方面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厦门大学在90年办学里程中,一直用“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开放办学胸襟,广纳四海贤才。树立“环境也是生产力”的理念,积极打造“平安、文明、绿色、和谐”校园,不断为学科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和载体,努力为人才创造优良的学习、生活和创业环境。积极制定和完善教师综合评价体系,努力营造追求真理、献身科学、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科研文化氛围。

大学要适应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把服务社会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责。但是大学履行这种职责必须是自主而独立的,不能放弃大学的自主权利和学术自由,不能抛弃大学的担当意识。大学必须要用一种人文关怀的情怀关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在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精神,福建省第

一位党支部书记、厦大学生罗扬才烈士的革命精神,抗战时期厦大内迁闽西艰苦办学的自强精神,以王亚南校长、陈景润教授为代表的科学精神,这“四种精神”是厦门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秉承传统精神,厦门大学积极投入到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加强组织协调,主动出击,强化运作,面向国际科学研究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积极与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开展战略合作,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作出应有贡献。大学发展何以延续

一所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名校,凭借自己在长期办学实践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办学精神、治学风格等人文气质,不仅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直接的智力支持,还可以在丰富社会文化内涵、浓郁文化氛围、塑造人文精神、促进社会创新文化环境建设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应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不断发扬广大,并向社会广泛传播,从而形成大学精神和文化的辐射源,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支撑。这既是现代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其必须履行的义务。

自1088年西方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诞生以来,现代大学已走过了90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大学不断积淀自己的文化,凝聚自己的理念,形成自己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人文气质。在这里,人们可以读自己的书,做自己的学问,提自己的观点;用一种怀疑明辨的眼光去听、去想、去问;怀着

一种责任、一种关怀的秉性走入社会,服务国家、民族和人类。正是这种气质体现了大学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获得了社会的支持,成为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站”。如果大学失去了这些,也就失去了它继续存在的理由。

享誉当今世界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早在12世纪、13世纪就已经出现,然而由于固守传统、因循守旧,到19世纪中期,牛津和剑桥仍然还是以培养牧师、僧侣等各种神职人员为主,单纯服务于基督教会的教育机构,而那种大学应有的社会责任、关怀胸怀等人文精神却被忽略。这种办学理念和模式严重限制了英国大学自身的发展空间,导致两所高校在建立六七个世纪后,仍不过只是默默无闻的神学培训机构而已。而同期,以洪堡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则革新办学理念,开始了以振兴国家和民族为己任的教育改革,德国大学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并使德国逐步成为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直到19世纪末期,英国才开始进行类似的大学理念改革,牛津、剑桥等大学开始确立为社会发展培养各类人才的理念和方向,逐渐成为世界顶尖级的著名高校。

建校伊始,厦门大学就将人文气质的培养作为重要的办学理念和方向,不断强化和提升学校整体的人文气质。当年,在建校选址时,校主陈嘉庚先生就以独特的眼光,将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演武场定为厦大校址,此地依山傍海,与千年古刹南普陀寺为邻。在这种环境下,民族精神、山的胸怀、海的智慧以及那种脱俗、宁

人文气质 篇3

贝多芬的一生, 正好处于欧洲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社会政治文化变革时期, 史学上一般把他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

第四和第五交响曲于1806~1808年间写成, 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二乐章是接着第三交响曲写于第四交响曲之前的。由于耳疾的打击, 也由于当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第五交响曲可以说是他与命运搏斗的决心:“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它决不会完全摧毁我。”之后贝多芬和德来莎·伯伦斯维克恋爱中的愉快明朗心情, 促使贝多芬放下理性的冲突, 转而创作了感情相对欢快幽默的第四交响曲, 反映出他对生活、对爱情的向往。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贝多芬的第四交响曲保存了这些在他一生中最明朗的日子的香味。”[1]虽然两首交响曲情绪差别很大, 但相同地反映出贝多芬对生命的热爱和执著。第四、第五交响曲乐章结构布局如下:

两部交响曲都是四个乐章, 贝多芬为了情感表达的需要, 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由更为抒情的慢板替代了传统的行板, 体现出浪漫的意图。但这慢板原是行板的延伸, 两部交响乐整体乐章布局基本相同, 外部结构都大体遵循古典主义交响曲传统的结构原则, 所不同的是贝多芬将谐谑曲取代了小步舞曲成为第三乐章, 第四交响曲第三乐章遵从保守的形式采用小步舞曲, 但与第五交响曲一样具有谐谑曲的性质:这一乐章速度欢快;主题的两个部分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 集中体现了第一第二乐章激动和优美的对比情绪;弦乐和管乐的交替形成了音色和节奏的对比;第二乐段管乐单纯朴素的主题常被小提琴从弱到强的激烈滑音打断, 这些都突出了谐谑曲的戏剧性效果, 显得幽默而诙谐。

此外, 这两部作品在篇幅上都比传统的交响曲有所扩张: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序奏长达3 8小节, 缓慢的速度无形中又加长了音乐的篇幅;第三乐章差不多从头到尾重复了一遍, 最后还添加了一个结尾;第五交响曲末乐章长大的尾奏构成扩大的奏鸣曲式, 这些都共同体现出贝多芬对交响曲结构的又一创新, 并使引子和尾声的地位得到提高。这种独创性在第二交响曲已经出现。

再者, 两部作品各乐章多次出现力度层次大幅度起伏, 最突出的表现在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序奏、尾声遥相呼应的两次渐强和第五交响曲第三乐章再现部末尾的渐强。柏辽兹对第四交响曲尾声的渐强这样描述:“这一令人惊讶的渐强是所有音乐作品中最精心设计的一段, 除了c小调 (第五) 交响曲中著名的谐谑曲末尾, 你很难找到同它媲美的例子。”[2]而节奏上频繁的变幻以及切分和休止所造成的动力性, 都构成了贝多芬音乐之前所未有的强烈感染力量及戏剧性的因素。在配器方面贝多芬受大型器乐曲的影响, 空前地重视铜管, 以及木管乐器的作用, 这种特质在第一交响曲中也已备之。

第四第五交响曲虽然有很多相同特点, 但这两首交响曲更让人注目的是两者存在的风格差异, 正好反映出贝多芬中期风格特征的成熟:第四交响乐堪称贝多芬九部交响乐中最保守的一首, 但它散发的浪漫气息也是九首交响曲中最为浓重的一首;第五交响曲拥有现实理性的音乐性格, 也有着更多更重要的贝多芬第二时期的特征。

第四交响曲全曲极为均衡, 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 “幽静而可爱的第四交响曲其形体较其余的都要完全”, [3]被德国人称为“协和之声”的b B大调, 使管弦乐器能够自在地演奏出柔和丰富的音色, 音响的谐和营构了浪漫的基调;第一乐章序奏中的弱音演奏和小调和弦的运用造成充满梦幻想象的气氛, 充满青春气息的呈示部第一主题和纯朴牧歌风味的副部主题洋溢着生命的欢乐;第二乐章第一主题的四度音程和跳动的节奏贯穿整个乐章, 弦乐和管乐、副部主题旋律和伴奏的浓淡明暗对比, 以及富于表情的乐器演奏, 为整个乐章染上一层绚丽的浪漫色彩;第三乐章使用了介于小步舞曲和谐谑曲之间的特性乐章, 音乐温和委婉;第四乐章充满欢乐和青春的力量, 结尾中小提琴和大管的独奏与第一乐章的序奏形成首尾呼应, 浪漫的色彩重温再现, 音乐显得完满谐和。这首交响曲被称为“浪漫交响曲”, 通过对现实生活美好事物的歌颂, 解释了他理想中的世界和积极进步的人生观世界观。舒曼曾比喻它为“夹在两个北国巨人间的希腊美女”。[4]“两个北国巨人”指的是第三和第五交响曲, 而第四交响曲夹在其中, 更突显贝多芬作品中少有的温柔浪漫特质的矜贵, 从中看出这时期贝多芬开始对自我表现的浪漫主义观念的强调。

第五交响曲把时代的英雄主题、个人与命运的抗争和奋斗凝聚其中, 表现了为争取幸福无畏的精神和英雄气概, 以及胜利信心和取得胜利后的欢乐。为了体现这伟大的思想, 贝多芬以传统交响曲写作形式所没有的新观点和原则来做安排:第五交响曲中交响乐庞大的结构服从于一个核心思想的有序发展, 这个核心形成的动机贯穿全曲, 个别乐章中的对比和发展部分严格地服从于内在思想发展的要求, 体现思想的丰富和深化的过程;贝多芬还对展开段进行了扩充、更多采用变奏和对位的手法, 加强了戏剧性和张力性, 而各个乐章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使整个交响曲体现为统一的整体, 赋予了交响乐浑然一体的雄伟气魄。

这些创新在第五交响曲中具体表现为动机的贯穿、第二乐章变奏曲形式的写法以及第三乐章谐谑曲所表现出更深刻的戏剧性:第一乐章第一主题由一个全部弦乐器奏出的“命运”四音动机构成, 这个动机的手法简洁有力, 在全曲中以不同面貌反复出现, 这是该作品高于贝多芬其他作品的最重要的整点。这一主题与小提琴抒情风格的第二英雄主题持续展开斗争, 英雄主题在这斗争中历练和发展, 转化为具有无限力量和英雄气概的音乐, 但“命运”音型依然占据统治的地位;变奏曲式在第二乐章的使用则是第五交响曲有别于之前交响曲的重要因素之一, 抒情的第二乐章由沉思的第一主题和刚毅英勇的第二主题以及它们的变奏构成, 弦乐和管乐以及两个主题形成对比, 变奏的创作技巧将两个主题的多种因素经过逻辑性的发展挖掘出各自的潜力。在尾声里第一主题作了一个简单的开展, 并构成这部交响乐中心思想的重要转折点, 给最后的胜利作了铺垫。

与之前不同的是, 第三乐章里厄运似的“命运”音型转为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斗争。这乐章进一步体现了贝多芬对谐谑曲的创造和贡献:整个乐章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情绪冲突, 第一主题蕴含向前动力的上行前句与迟疑不前的后句形成对比的双重性格。第二主题是第一乐章命运主题的贯穿, 同音反复的张力以及之前乐章附带而来的紧张性, 与第一主题形成的更鲜明对比构成矛盾的冲突。中段主题不断地作对位模仿和层叠扩大, 大量切分造成的动力性形成戏剧性的效果。这些都将表现为外在形象幽默滑稽的谐谑曲, 提高到了表现内在矛盾冲突的戏剧性, 这种升华从第三交响曲已经开始。第四乐章的尾声是用第一主题第二部分英雄主义的颂歌式变体作为基础的, 热情地歌颂了辉煌的胜利。各乐章紧密的联系使贝多芬交响曲作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已经达到了逻辑上的完美与统一。

通过音乐本体的分析, 可见贝多芬音乐对维也纳古典主义音乐的继承和扩展, 同时也可看到贝多芬作品中所特有的精神内涵。贝多芬是社会剧变的产儿, 而他成熟时期的作品是18世纪酝酿郁积而爆发为法国大革命大动荡的产物。这时期法国革命反复, 各国的封建势力多次联合向法国进攻, 拿破仑上台后在推翻封建主义的同时又对各国进行侵略和掠夺, 引起了各国人民的反抗, 于是欧洲出现了持续十多年的拿破仑战争。贝多芬世界观、艺术观的形成, 及音乐创作的成熟, 同该时期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才会产生了第五交响曲中时代的英雄主题, 以及个人与命运坚强抗争的精神特质。

对于贝多芬个人情感和思想观点、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 第四、第五交响曲比较具有代表性, 而纵观贝多芬的全部创作, 他成功地把音乐作为个人主观意志表达的工具, 把传统、创新和个人表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充分地反映了他的时代和社会, 并极大地扩展了交响音乐的形式和手法, 使古典交响乐曲达到创作的顶峰, 同时又揭开了浪漫乐派交响曲蓬勃发展的序幕, 在音乐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音乐的思想和意义远超于他的时代, 因此他成为19世纪主宰性的音乐家, 也成为横跨在古典英雄气质和浪漫人文情怀两者之间的音乐巨人。

参考文献

[1]凯尔什涅尔.贝多芬传[M].杨民望, 杨民怀, 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76.

[2]张方.贝多芬音乐作品赏析[M].东方出版社, 1997:186.

[3]JOHN1.N.BURK.贝多芬的命运和创作:卷下[M].梁友梅, 编译.天同出版社印行, 中华民国68年: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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