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新闻（精选六篇）
维权新闻 篇1
会上,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面向社会发出了《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关于赴韩整形失败患者维权与救助修复的倡议书》,号召行业内的机构、医生及爱心人士关注、救助这些赴韩整形失败患者。近二十几家医疗美容机构以及专家报名表示愿意参与到维权救助中来。此前,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与韩国韩中医疗友好协会已经进行了两次坦诚沟通,双方已达成一致,拟建立韩国整形美容医生资质信息的查询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协会将成立外国来华行医资质认证小组。将对韩国的整形美容医生信息进行核实、认证。中国的患者可以在协会官网上对韩国医生的认证信息进行查询。并且针对赴韩整形失败的患者,开展以公益为主的救助活动。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还接受卫计委委托编纂《中国医疗美容行业年度发展调查报告》,通过行业权威发布,引导患者正确选择、积极维权。
会上,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从语言沟通不顺,信息不对称,不正规或非法中介机构存在手术利益最大化,整形失败后修复手术难度大等方面深入分析了赴韩整形的潜在风险,建议赴韩整形要谨慎。并且指出,目前中国医疗整形美容的医疗技术足以满足国人需求,达到国际水平,也可以作为国人的选择。
维权新闻 篇2
做好新闻宣传工作
2009-2010年度武汉市消费者协会新闻宣传
工作总结
为切实加强消费维权工作的舆论宣传，更好地服务消费者，进一步履行《消法》赋予消协的借助舆论宣传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能，近两年来，全市消协系统“大宣传”工作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结合实情、抓住重点、体现价值的基础上，刊发了一系列领导重视、市民关注的报道和信息，反映了消协工作的真实面貌、树立了消协在全社会的良好形象。
一、基本情况
近两年来，武汉市消费者协会紧紧围绕中消协、省消委具体工作安排和市工商局“大宣传”的整体工作部署，及时分析和总结消费维权工作中的新措施、新经验和新做法，通过《中国消费者报》等国家级媒体、《湖北经视》等省市级电视台、《长江日报》等省市级主流报刊、市工商局“红盾”信息网、《武汉消费导刊》共发布重大活动报道10篇（“3.15”专题报道2篇），重点消费领域点评8篇、各类消费警示、提示60余篇、案例评析50余篇。这些宣传报道，关注民生、反映民意、引导消费、促进发展，产生积极的社会反响。
二、具体做法
（一）以科学发展为统领，努力提高思想认识。为做好宣传工作，市消协多次召开了全市消协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并邀请了有关领导、专家、学者现场授课，市消协秘书处负责同志认真传达了中消协和市工商局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的会议和文件精神，强调了宣传工作在统一思想、服务大局、引导舆论和树立形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提高认识，将新闻宣传工作提高到促进消协工作、全面、科学、协调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改变过去“只干不会说，干了说不好”的尴尬困境，将新闻宣传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常抓不懈、克难攻坚，并制定了一系列目标考核任务下发给各区消协，而新闻宣传任务指标也在其中。市、区两级消协的领导都非常重视宣传工作，秘书长亲自抓，亲自组稿、审稿。
（二）以投诉案例为基础，充分挖掘宣传素材。在过去的两年间，全市消协系统坚持“以案说理，以法正理”的工作思路，将平日中所受理的投诉，特别是些具有典型性的纠纷整理成案例，结合法律法规，加上消协观点，形成消费警示，发布新闻通稿。其中，09年市消协编写的针对在校大学生的《提防六大消费陷阱》、针对影楼行业的《揭露“毛片”潜规则》、针对餐饮行业的《揭露餐饮消费九大“潜规则”》、《注意预付式消费风险的防范》、2010年上半年市消协编写的针对网络、电视购物的《慎防新型购物三大“陷阱”》、针对汽车消费的《谨防4S店四大消费陷阱》等警示，被国内各大媒体竞相转载，产生了-2-
积极的社会影响。
（三）以主流媒体为阵地，加强实施舆论监督。“借助舆论媒体加强消协组织的社会监督职能”是《中国消费者》报社副主编张健于09年8月到武汉参加全市消协系统宣传工作会议时谈到的观点，这句话同时也是对《消法》里关于消协组织职能定义的一个诠释。《中国消费者报》是国家工商总局主办的消费类专业、权威的国家级媒体，在过去的两年里，市消协抢抓这块舆论宝地，积极投稿，中消报也积极刊发，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在中消报的积极建议和统一策划下，城市消费维权联盟于09年3月先后向有关部门递交了《致餐饮企业的公开信》、《关于在机票和电子客票中全面加注中文说明的建议函》、《关于在〈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中将平板电视显示面板等部件明确列为彩电主要部件的建议函》，并由武汉市各大媒体大篇幅刊发。此外，市消协还借助本地主流媒体对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及行为予以曝光。例如针对惠普笔记本电脑群体投诉事件，市消协联合《长江商报》率先在全国进行了系列跟踪报道，引起了政府部门及全社会广泛关注，取得了很好很积极的成效，完善了消协组织履行社会监督的职能。
（四）以媒体合作为平台，全面扩大消协影响。在2010年“3.15”前夕，市消协肖汉超秘书长做客武汉综合新闻网《长江网》，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问题和网友进行了沟通、交流，对网友提出的问题做了耐心的解答，这是市消协第一次通过大型门户网站实时地与消费者进行互动，其反响热烈，得到了网友消费者的一致好评。09年10
月，城市消费维权联盟论坛在汉成功举行，在市工商局新闻中心的大力支持下，现场召集了全市几乎所有的主流电视、平面媒体到会采访。会后，各大媒体纷纷以较大篇幅或以显著位置详细报道了此次盛会，市消协自己的刊物《武汉消费导刊》也将此次会议相关情况编撰成册，以特刊的形式发行。这一系列报道在使会议有了永久的记录的同时，也让武汉市民了解到活动前后市消协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汗水。此外，2010年初，针对由市消协主导开展的我市家电售后服务调查活动，我会联合了本地发行量颇大的报刊《武汉晨报》进行了整版宣传，向社会征集调查问卷，并在其重要版面发布了调查结果，调查工作得到了全社会及各级领导的高度肯定。
（五）以规范制度为保障，严格恪守工作纪律。市工商局、市消协秘书处领导高度重视消协新闻宣传工作，专门设立了新闻与公共事务部，负责对外新闻宣传和协调工作。“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在新闻发布的审批流程和对外方式上，市消协做到了：一是层层把关，所有拟发的稿件都经撰写人（通讯员）交由新闻部负责人、分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副秘书长逐级审订后，最后由秘书长签阅才得以向媒体发布。二是严防泄稿，市消协在文稿保密工作上下足了功夫，所有对外稿件必须在内网上编辑，并反复对工作人员强调不得让未经允许或事先未预约的记者接近自己的电脑，以免被窃取未准对外的内部材料。三是统一对外，市消协在接待记者上门采访时，实行“由秘书长统一受访，分管副秘书长辅助接待”的制度，并严格按此执行，对媒体口径保持了高度一致，保证了对外发布信息的权威性、安全性。-4-
三、今后打算
09年以来,我市消协系统新闻宣传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新闻稿件语言不够精炼,时效性、典型性、警示性不是很强,区级消协提供的稿件数不够理想、稿件质量参差不齐，被国家级、省级新闻媒体采用的还显不足等。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市消协将不断强化措施、建制立规、加强培训、努力改进，力争做到全市消协系统新闻宣传工作齐头并进、遍地开花。
总之,通过系统总结近两年所做的新闻宣传工作,使我们既看到了成绩,又认识到了不足,为今后如何开展新闻宣传工作明确了思路,奠定了基础。在今后的工作中,武汉市消费者协会将在市委、市政府、市工商局的正确领导下,以全市工商系统“大宣传”工作思路为指引，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强力量，强化工作措施,健全工作机制,为新闻宣传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努力开创我市消协组织“大宣传”工作新局面。
维权新闻 篇3
他们曾是维权事件的新闻当事人，今天他们再次成为令人关注的维权新闻人物。他们的维权举动，或者出于公益而令人钦佩，或者为个人正当维权作出表率，或者因涉足维权盲区而勇气可嘉。网友对他们的高关注度，既是对其维权勇气的赞赏，更是对解决其背后深层问题的期待。正是在这种关注与被关注之间，一些法律空白和权利盲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相关立法和权益保障工作有望因此而注入新的推动力。基于此，即使在他们的维权路上时有争议之声，他们勇于付出和敢开先河的举动依然有着不可抹杀的价值。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施行15年来，伴随着经济生活的日新月异，大众消费观念和行为也历经变迁。这条变迁的轨迹标注了民生的刻度，记录了生活的品质，见证了历史的进步。首届网络3·15消费维权活动和“十大维权新闻人物”评选，从某种角度来说，恰是对大众消费发展历程的一次梳理，对消费者维权理念和行动的一种启示。10位维权新闻人物，从30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每个维权人士背后都有一种别样的艰难，即使是那些笑看风云的乐观主义者，其维权道路也并不平坦，同样付出了巨大的维权成本。然而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更多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整体提升，促进了大众消费环境的不断改善。
“十大维权新闻人物”榜单出炉是广大网友的选择。我们无意将这些人物树为标杆，甚至对他们的行动不置褒贬。这次新闻活动说到底只是一种客观呈现，而它的价值也正在这里。相信从他们五味杂陈的经历中，消费者自会有见仁见智的发现。
维权新闻 篇4
一、实用功能的强化:旨在解决百姓实际难题
投诉人或观众在消费时遇到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时, 寻求媒体介入, 是希望借助媒体的影响力来帮助解决问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每当看到不法商家以“行业潜规则”、“霸王条款”、“维权法规不健全”等手段欺瞒消费者, 最终丑行被揭露, 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时, 真是大快人心。
2011年2月底, 农历新年刚过, 迎来开学热潮。很多学生家长向《石头会说话》投诉, 在南京著名的电子一条街购买的品牌电脑存在以次充好、货不对号等问题。在记者的先期采访期间, 商家同样使出虚假宣传、中途掉包等伎俩蒙混过关。最终, 记者通过明访、暗访相结合的方式, 采集到不良商贩的一手画面并通报给辖区消协和工商部门。工商部门调查、取证后认为, 商家的行为确实存在故意欺诈, 并立即进行查处, 最终为多名消费者维护了合法权益。此事一经播出, 不仅节目当天观众互动热线被“打爆”, 节目的收视率、收视份额也很理想, 社会效益突出。
观众收看维权服务节目时会感同身受。虽然当事人不是自己, 但类似的问题和难处谁都可能遇到, 面对不良商家, 同是弱势群体的观众自然会对投诉人有一种同情的感觉。为了适应这种需求, 维权类节目除了帮助协调矛盾和提供建议外, 也越来越强化自身的公益特色和温情色彩。《石头会说话》从2011年9月推出的“石头帮帮基金”就是一例。
外来务工人员小顾和女友相恋四年, 因双方家境贫寒, 小两口连婚礼都没办就简单结婚了。看到《石头会说话》帮帮基金成立, 小顾立刻打来电话, 寻求帮助——给老婆操办一场浪漫的求婚典礼。接到丈夫的请求记者立刻着手准备, 尊重丈夫的意见, 求婚现场选在了一处幼儿园里, 经过一番精心策划, 求婚现场让无数人感动落泪, 取得了很好的收视效果。
二、服务的同时, 履行舆论监督的功能
转型期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新闻媒体有责任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维权服务类新闻节目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帮助受众协调处理各种纠纷, 并提供给观众避免类似问题的合理化建议, 融合了新闻的时效性和生活服务节目的实用性, 发挥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
2010年11月, 市民袁先生反映自己在某4S店购买的汽车遮阳膜在路上被交警视为“反光膜”, 受到处罚。之后消费者找到4S店协商, 对方却坚决不予承认。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 这家4S店向消费者出售的镜面遮阳膜根本拿不出产品合格证书和质检证书, 而消费者往往以为在4S店购买就疏忽了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最终, 经过记者协调, 商家返还了消费者所付款项并重新贴膜。片尾记者将国家相关规定如实告知消费者, 提醒他人避免再次上当受骗。报道对不良商家的违规经营开展了一次舆论监督。
三、维权服务类节目的展望
纵观目前各地知名的帮忙类民生新闻节目, 如浙江台的《小强热线》、安徽台的《帮女郎》、山东台的《生活帮》等, 无一例外成为当地公益服务的先锋和楷模。观众的需求就是节目努力的方向, 维权类节目既要帮助投诉人解决问题, 又要照顾更多“事不关已”观众的收视需求, 对于指向性和目的性很强的电视节目来说, 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石头会说话》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不集中展现当事双方的矛盾和对立, 不揭露当事人的隐私, 不过度渲染当事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而是以合情、合理、合法的手段解决问题。报道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展示矛盾, 而是由点及面、服务百姓、舆论监督。
维权新闻 篇5
1 广播依然是群众维权的重要渠道
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维权需求不断提高,维权行为也逐渐变得活跃,而在维权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群众权益受侵害的情况,进而引发纠纷。群众往往会求助法律保护,或者通过媒体诉求来达到维权的目的。而广播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及主流媒体,自然也就成为了群众维权最便捷的渠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实际传播中,广播维权栏目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1.1 伴随性优势
广播主要是调动人的听觉感官来进行信息传播,将人的视觉解放出来,不管坐车、走路、做家务等等,声音都能伴随。广播的伴随性优势,是传统媒体所独有的,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1.2 制作方便
与电视、网络等媒体相比,广播具有更快的制作手段。公信力高,成本较低,这对公益服务性质的维权栏目来说,广播无疑是最完美的选择。一个热线电话就能找到职能部门,给群众牵线搭桥解决他们的实际难题。
1.3 通俗易懂
广播节目以语言为主要传播手段,使广播语言具有大众性,听众不受文化教育的影响,与网络、报纸等文字形式较多的媒体相比,更加通俗易懂。
1.4 与受众互动性强
广播节目以声音为主要载体,能实现听众与主持人的有效互动。主持人通过接听热线电话,及时了解听众反映的问题,这过程只是通过声音来完成,规避了听众文化带来的互动障碍,与网络、电视的互动性相比,具有更大的优势。
1.5 覆盖面广
广播不像网络、电视,在没有信号时就不能进行传播,广播能做到无差别覆盖,使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高海拔以及海岛等地都能做到信息的有效传播,因此,广播是获取资讯的有效载体。
2 广播维权节目编辑的角度
2.1 选题定位清晰,视角独特
2.1.1 事例的客观公正
维权栏目制作时,首先做好节目的定位,以真实性为选题的基础要素,保证题材事件的真实、过程的真实、结果的真实。并且维权栏目要保证在节目播出后对听众有启迪、增长知识与经验的作用,使听众能通过收听节目获得处理维权的相关渠道和经验。因此,在选择题材时要对相关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公平公正的进行事例讲解。主持人要以谨慎、清楚、正面的表现手段来展现事例,切忌片面渲染,强加主观言论。只有通过正面且积极的宣传,才能使媒体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2.1.2 结合相关政策进行报道
节目在制作中,结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政策和维权服务的宣传。近几年,党和国家提倡政务公开、透明、群众利益无小事。一系列社会建设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以人民利益为主要利益的执政理念。因此,媒体在开展维权报道时要结合社会的大环境,以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指导。广播媒体在开设维权栏目时,要充分做到相关政策的解读与宣传,正确规划节目的传播方向和传播思想,体现节目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以《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为例,作为一个覆盖两千多万人的维权节目,在制作时要照顾到各领域人群。在同一时档的节目播出中,要有相应的区分,不能将不同的事件混淆,并且要多做一些事例的系列报道和特别报道,强调事件的后期处理结果,形成强大的正面宣传力量。
2.1.3 视角独特,事例选择具有典型性特点
独家新闻是提高媒体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以独家报道作为节目的立身之本,平均每周有20个政府职能部门带队领导上线,及时发布权威资讯。从开播到现在,该栏目一直以权威信息独家首发作为栏目的主体,高质量、典型性、时效性的新闻资讯使《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逐渐形成权威性高、代表性强的广播访谈和维权节目。获得全国、省、市各类各级奖项近20次。
广播维权栏目时效性的加快,有利于维权行为及时高效地得到解决,减少对群众权益的侵害,能有效避免类似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并且,在进行事例的收集与分析时,要选取那些具有典型代表的事件进行深入剖析和讲解,通过事件中涉及的维权手段向听众传递相关的维权知识,使听众能举一反三、由此制彼,当自己的权益被侵害时,能运用相应的知识与经验正确处理维权行为。
2.2 节目内容以小见大
广播维权栏目事件受理,要尽量选取一些平民化的事例,抓住事件的关键,重点讲解维权分析和维权手段。因为广播节目听众多数是平民百姓,简单却不失精辟的解说能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的节目特点是以小见大,通过对小事例、典型事例的分析讲解,深入剖析小事件背后蕴含的深刻道理。2016年4月1日有听众打进热线反映成都市动物园门口外的道路有一个大坑,已经有群众多次在这里摔倒受伤,多次投诉到相关部门可都相互推诿得不到解决。节目播出后,节目热线编辑积极联系相关主管部门,以媒体身份介入,相关部门才重视此事。18日“大坑伤人”的问题得以解决。再如《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对“成都某男科医院天价医药费”的报道为例。听众曾先生反映在成都某男科医院看前列腺疾病,最初承诺只要几千元治疗费,结果一个月花了4万多。病人和院方理论,可院方态度强烈不愿退钱。于是,听众打进节目热线投诉。节目组先派记者对曾先生了解详细过程,然后联系成都市卫计委介入,再通过广播进行事例的分析,结合维权专家、律师的评论,希望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最终结果,院方退还给曾先生多收的不合理费用,院方受到行政处罚,听众表示满意。这个事件其实是很典型“群众无小事”的事例,节目组贴近普通大众,为人民服务,才获得了群众的信赖和好评。
3 结束语
广播维权栏目作为公众维权的重要渠道,结合其强大的信息传播优势,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使百姓投诉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提高了广播媒体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了广播接受群体和广播收听率,为监督服务类节目的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媒体环境。
摘要：广播作为传统媒体的主要代表,即便在新媒体为主流的媒体环境下,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文章从时代诉求、节目编辑角度出发,以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为例,具体探讨了广播维权栏目编辑角度把握要点。
关键词：广播维权栏目,节目编辑,角度把握
参考文献
[1]石溦.消费维权类节目选题方法之我见[J].中国广播,2013(6):73-75.
[2]石溦.消费维权类广播节目如何赢得受众——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为例[J].中国广播,2014(1):76-78.
维权新闻 篇6
关键词：帮忙类电视新闻节目,法律武器,介入行为
从2008年安徽经济生活频道推出《帮女郎帮你忙》开始，全国上下，众多帮忙类电视新闻节目兴起，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电视综合频道《帮帮团》栏目是其中之一。从理论的角度，这种节目类型很难以传统的新闻学理论来定义，这是一种新兴的节目型态。帮忙类电视新闻节目不为曝光，不挖隐私，但记者在帮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介入事件本身，他们的角色也从事件的“旁观者”变成了事件的“推动者”。在推动事件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法律武器”起到两个层面的作用。其一，规制记者本身的介入行为，要求记者在帮忙过程中，不忽略道德精神的追求，不触碰法律的底线。其二，应用好“法律武器”，才能更好地帮助事件当事人，促进事件本身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规制记者的介入行为防止“介入不当”
帮忙记者的角色具有社会人与新闻人的双重性，帮忙记者是社会人，凡是社会人，就必须坚守法律底线。何况，帮忙记者同时拥有新闻人的特性，更不可以“帮忙”的名义，触及法律这根底线。
首先，在报导过程中，要注重保护当事人的名誉权。我国民法赋予公民、法人名誉权，当名誉权受到侵害时，有权提起权利主张。在实践中，有些法人与事件本身无关，或者是事情本身存疑，则不宜直接公布法人的名称，否则可能会给法人的名誉带来不利影响。如《帮帮团》曾报导，在福州市的一家餐厅，两桌食客就餐时发生口角，继而发展成“流血事件”。在报道中，帮忙记者考虑到打架是两桌食客的个人行为，与餐厅本身无关，故而在报导中隐去了该餐厅的名称，不让餐厅遭受更多不必要的损失。
其次，在报导过程中，要注重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在实践中，有一个很容易误踩的“雷区”。比如，镜头中出现身份证、合同等文件时，常常带有个人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地址等信息。此时，应无条件对这些信息进行技术处理，避免泄露当事人的个人信息，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
最后，对于部分特殊人群应进行特别处理。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受到法律保护。所以，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应特别关注未成年人的各项权利。当事情涉及未成年人时，采访未成年当事人应征得其监护人的同意，在此基础上，还应对未成年当事人的面部进行技术处理。还有，只有法院才能最终认定一个人的犯罪行为。所以，在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前，对于刑事案件的嫌疑人、被告人应用面部技术处理，避免出现嫌疑人、被告人的全名，以防他们的个人信息被曝露。而在终审判决前曝露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信息，等于自行给他们“下了判决”。
当然，凡事不必过往矫正。有一些看似很像“隐私”的部分，却恰恰是公开行为，大可不必也糊上一层“马赛克”。比如，个人在公共场合的行为是有机会被任何一个人看到的，不应被视为“隐私”。再如，一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办公场所进行的职务活动，可视为公开行为。最后，已经审判的罪犯的个人信息是可以公开的，因为审判结果本身就是对全社会公开的。
综上，在帮忙类电视新闻节目中，媒体从业人员更应该恪守新闻职业道德，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审慎进行理性的介入报道，遵守法律法规的法治精神，坚持正确健康的舆论导向。
二、“法律武器”是促进维权选题得以解决的利器
与其它的新闻节目不同的是，帮忙类电视新闻节目的特点是，帮忙记者会参与到新闻当中来，他们的角色不再仅仅是舆情的报道者，更是维权的引路者，同是也是及时、正确行使公权的促进者。这就要求帮忙记者能正确、熟练地应用“法律武器”，促进事件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以下以《帮帮团》曾经报导的几个选题为例，看帮忙记者如何应用“法律武器”促进事情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2015年5月，《帮帮团》报道，福州市有一家舞蹈鞋有限公司要将厂址搬往连江县，工厂搬过后，留守在福州老厂的员工已经无事可做，却被要求每天八小时呆在厂，并且每小时点名一次。员工质疑，这是因为工厂不愿意支付补偿金，而变相逼老员工自动辞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工厂的作法不地道，但仅从表面上看，又很难找到破绽。为了处理这个“棘手”的选题，帮忙记者邀请了《帮帮团》的一位在劳动法领域经验丰富的维权律师共同前往工厂。帮忙记者和维权律师在听过工厂们介绍的情况后都觉得，从工作地点变更的角度出发，不一定有利于大伙儿维权。但是，从现场贴出的一份管理公告中，帮忙记者和维权律师找到了突破点。工厂要求工人八小时在岗，每天的工资是44块钱，即使按照每个月30天来算的话，职工们能领到的钱也只约等于福建省现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执行的，它需要先经过全体职工或者是职工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并且要向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报备。而经向职工求证，这两道程序都未曾进行过。找到了维权的突破点后，职工代表表示，他们将就这一点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
再如，2016年一号台风“尼伯特”过后，家住福建省永泰县葛岭镇某村的村民李女士向《帮帮团》求助。诉求内容是，台风过后，她家的老宅不再适合居住，于是决定重建老宅。而就在向镇政府报送建房审批材料过程中，镇政府要求李女士必须上交数万元保证金，否则这建房手续就不予以批准。接下来，帮忙记者在镇政府得到了这样的答案，收保证金的依据是“镇里的会议纪要作了这样的规定”。现场，帮忙记者马上提出两项点疑：一是镇里的会议纪要，是否有对外执行的效力。按理说，会议纪要是指根据会议记录和会议文件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加工整理而成的材料，不属于规范性文件，没有法律效力。其二，即使程序合法，那实体又是否合法，镇一级政府是否有权力自行决定收取建房保证金。实际情况是，这种作法违反了行政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对于帮忙记者的反驳，镇政府工作人员并不能再拿出其它的规范性文件支持其收取建房保证金的作法。得知其中的法律关系后，李女士表示将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综上，作为一名帮忙记者，必须学会应用“法律武器”，才能更好地为当事人维权。相反，如果不能很好地应用，甚至错误地应用“法律武器”，轻则无法维权当事人的权益，重则舆论导向可能出现偏差。
三、如何培养帮忙记者的“法律意识”
法律是一个极为庞大、复杂的概念，它是无法在短时间内速成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为了提升每一位帮忙记者的法律素养，《第一帮帮团》栏目采取了多管齐下的办法。
首先，每一位帮忙记者都要注意在目前工作中积累相关的法律知识，并且从生活中最常用的法律知识开始，如婚姻、继承、合同等。这就要求在介入每一个选题之前，做好相关的案头工作，把可能需要应用到的法律知识先查阅清楚。如有疑问，在查阅资料后，还应向专业的法律人士请教，避免囫囵吞枣，在实践操作中作出错误的判断。长此以往，每一位帮忙记者掌握的相关法律知识必将越来越丰富。
其二，不定期邀请法学专家来到栏目组，针对新闻采访中常遇到的问题开设专题讲座，就一线帮忙记者最常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解读。讲座内容事关每一位记者的日常工作，传递的效果非常显著。
其三，通过福建省律师协会在全省范围内征集维权律师志愿者，在某些“疑难杂症”上与帮忙记者相互配合，共同促进争端的解决。在实践中，专业律师往往能从更高的角度分析选题所涉及的法律内容，对维权过程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四、结语
作为在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中肩负着舆论宣传重任的新闻工作者，遵循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增强法制观念和提高法律意识，便顺理成章地成了自身工作中的应有之义。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法律意识主要体现在依法进行报道，即在报道中遵守法律和运用法律。一定层次的法律意识是正确运用法律的必要的心理条件和思想条件，它能为新闻工作者在采编过程中提供有关信息和价值判断。提高了法律意识，也就提高了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会影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提高依法报道的自觉性，进而增强报道的真实性、全面性和公正性，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
参考文献
[1].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关吉芸,王霏.“帮忙”节目的介入报道与法律规制[J].当代传播,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