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差异（精选十篇）
经济增长差异 篇1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金融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信息提供等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金融发展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方面。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仅要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金融的区域化运行得以实现。因此,探求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及时总结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经验进而指导落后地区,调整我国区域金融结构,制定适合区域金融发展的战略,充分利用各地的资源或资金优势,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笔者把我国分东南部沿海和西部地区两个区域来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试图寻求适合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结构和金融政策,提高我国金融整体竞争力,使金融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各区域经济发展,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国民经济整体的总称,是大国经济发展非均衡的表现。由于独特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导致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和布局的差异;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由于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金融运行必然具有区域性的不平衡特点。区域金融有其自身特点,表现为区域金融的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环境差异性等属性。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双向作用关系。
(一)区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金融发展形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禀赋之一。区域金融发展的程度,制约着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以及区际合作与竞争的方式。并且,区域金融所能提供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1)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增加区域资本的投入。区域金融发展能够增加储蓄规模,金融系统越发达,金融机制和金融工具提供的选择机会就越多,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同时区域金融发展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资本产出效率的提高。(2)区域金融发展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客观上推动了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进程,不仅为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强的资金支持,也推动了科技成果迅速传播、普及,加速向生产力的转化。
(二)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区域金融发展
区域金融差异形成的根源在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有推动和制约作用。(1)区域的经济运行状况决定区域金融运行及其效率。经济规模的扩大不但会引起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规模的相应增长,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金融产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区域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会改善金融交易者的交易地位,使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和融资者的满意程度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从而提高金融效率。同时,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可以引起金融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和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引起融资结构和金融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金融效率。(2)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导致金融资源的跨区流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随着货币信用体系的发展,独立生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并在经济资源分配中发挥着引导作用。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造成金融资源的供求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区域差异的实证计算
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可能性等原则,选取人均GDP环比增长率(Y)衡量经济增长,用金融相关比率[1](F)(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GDP之比)反映金融发展,同时引入控制变量:投资指标(I)(用各地区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对外贸易指标(X)(用人均进出口总额表示)和通货膨胀率(P)(用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表示)。
选取1978-2005年东南部沿海地区(包括南部沿海地区的广东、福建、海南和东部沿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西部地区(包括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的省际数据,为使各变量之间具有可比性,以1978年为基年将上述指标指数化。
(一)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变量间协整的前提是各变量同阶单整,进行面板数据协整检验前必须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由于经济增长(Y)、金融发展(F)、投资(I)、对外贸易(X)有时间趋势,所以对这三个变量单位根检验时选用随机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而通货膨胀率(P)没有时间趋势,故选用仅有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采用LLC单位根检验[2]、IPS单位根检验[3]和MW单位根检验[4]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计算结果(表1、表2)表明两大区域的经济增长(Y)、金融发展(F)、投资(I)、通货膨胀率(P)均表现为一阶单整I(1),因此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可能。
注:*表示在1%的检验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表示在5%的检验水平上具有显著性。检验滞后阶数根据赤池信息准则来选择。
(二)面板数据协整分析及长期因果关系的检验
运用Engle and Granger(1987)提出的两步检验法[5]进行协整分析,并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判断经济增长(Y)与金融发展(F)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3)说明:东南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F)与经济增长(Y)之间长期内互为因果;西部地区金融发展(F)是经济增长(Y)的长期原因,但经济增长(Y)不是金融发展(F)的长期原因。
利用最小二乘回归,东南部沿海地区可以得到两个协整方程式(1)和(2),西部地区得到一个协整方程式(3):
Yi=0.7643F+0.3379I+0.4785X+0.3024P+Ci (1)
Fi=0.4571Y+0.3379I+0.6124X-0.2208P+Ci (2)
Yi=0.6357F+0.1259I+0.3649X+0.2859X+0.2859P+Ci (3)
由式(1)和(3)可以看出,金融发展(F)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7643、0.6357,说明东南部沿海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西部地区显著。但由于时间跨度较小,需要运用误差纠正模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短期因果关系分析来进一步检验这三个协整方程的可靠性。
(三)面板数据误差纠正模型及短期因果关系检验
运用误差纠正模型(简称EMC)对东南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间的短期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滞后项m定为2),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见表4、5。由于ECMi项回归系数分别为0.0379和1.8941, 显著不为0,误差纠正机制发生,即东南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进一步得到证实。同时,ᐁFt-1和ᐁFt-2回归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ᐁYt-1和ᐁYt-1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其它变量回归系数也大多在5%水平上显著,故东南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短期因果关系。
同样的方法检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是否是经济增长的短期原因,估计结果见表6。 项回归系数为0.1243,其概率值为0.0018,显著不为0,误差纠正机制发生,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进一步得到证实。而其它变量除了ᐁPt-1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均不显著,所以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短期因果关系不成立。
计算结果显示,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存在相关关系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南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既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又具有双向短期因果关系;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
造成上面结果的原因[6]可能是:金融改革滞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形成事实的“二元金融体制”,
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市场金融程度占支配地位,而西部地区的计划金融成分占主导地位。这主要是由于东南部沿海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丰富,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大部分新兴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及绝大多
数外资银行机构都设在该地区,由此构成东南部沿海地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所以,东南部沿海地区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均高于西部,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均存在互动关系;而西部地区金融体系仍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金融业仍处在较封闭的垄断状态,金融开放性和竞争性差,金融创新能力弱。另外,由于西部地区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人力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薄弱,企业规模较小,吸纳生产性投资的能力差。虽然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短期的效果却不明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能带动金融发展,导致西部资金向东部倒流。
四、政策建议
(一)实施差别化金融政策,推进我国金融区域化发展
1.实施差异性的金融货币政策。
国家在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及利率、信贷等相关金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时必须正视东西部差异,做到差别对待。由人民银行总行按主要区域确定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刺激欠发达地区活跃金融和增加投资;实行差别的再贷款政策,在再贷款的规模、期限和利率上向西部地区倾斜;实施差别的再贴现政策,可以在再贴现的规模和条件上给予支行一定的区域决策权,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投向。
2.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金融发展的对策。
首先,建立金融合作区。充分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作用,在各地产业政策和区域规划的指导下,在金融管理部门的综合协调和监管下,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合理分工,使东南部沿海地区尽早形成市场化金融运作方式,形成资金流通最畅、资金使用效率最高、金融机构合作最广的区域性金融体系。其次,鼓励金融创新。创新是促进金融结构优化,推动金融发展的基本动力。监管部门应更新监管理念,既要通过适度监管防范创新风险,又要注意保护和激励微观金融主体的创新热情。只要创新合法合规,有利于金融发展,监管部门就应鼓励和支持。第三,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民间资本投资对于拉动整个国民经济、消费、投资与就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今后一段时间,民间资本的投资将继续发展,并呈现出新的态势与特点。加大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让民营投资主体发挥重要作用是东南部沿海地区金融融资方式的一大趋势。最后,应进一步鼓励民营资本借助资本市场,通过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等多种资本经营方式进入金融业,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建地方中小银行,发挥民营金融机构的地缘优势与增长活力,降低对当地中小企业贷款的交易成本,不断提升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
3.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的对策。
促进西部经济发展,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就要调整西部金融战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基础上,以区域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发展。首先,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银行,以更为灵活的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西部区域性银行的建立有助于区域内部金融资源的整合,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资金运用的倾向性,避免资金的流失。其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增强地方政府干预地方经济的能力。西部政府债券不仅可以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增加地方政府的经济自主权,同时有利于资金在西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和分配。第三,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引导股份制、外资银行在欠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以国有金融机构为基础,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竞争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最后,推进金融机构改革,提高金融机构服务水平,同时改善西部地区金融生态,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留住和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实现金融结构合理化,构建东、西部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机制、投融资机制、市场机制和协调发展机制。
1.优化金融地域结构,促进城乡金融协调发展。中国金融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城乡金融发展极不协调且呈逐步加剧之势。因此,校正城乡金融的结构性偏差,逐步改善中国金融的二元结构特征,理所当然应成为优化金融结构的重点。如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允许现有的股份制银行设立县域分支机构、扩大农发行的业务范围、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理顺邮政储蓄存款机制、发展农村互助担保组织等。同时,政府应从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大局出发,从国家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出发,尽快制定全面的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战略和具体的实施规划。应重塑农村金融体系,对政策性金融、
参考文献
[1]雷蒙德.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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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差异 篇2
本书的一个核心话题就是：汽车4S店精品的差异化营销。营销大家并不陌生，为什么要做差异化营销呢？看看以下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原因了。
大连某个4S店，一款凯美瑞刚上市，价格就下降了一万元。看上面的图示，这是从太平洋汽车网获得的2009年7月份的数据。其实降这一万元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很多4S店卖这款车时还不止降一万元，甚至于降到两万元。本田雅阁上市的时候，笔者为了研究就让公司的员工去4S店做一回买主。在某4S店看车的第一时间，笔者公司的员工就把价格杀下一大笔，最终使得他们降价一万五千块。据笔者了解，这款车的出厂价跟我们购买的价格相差无几了，4S店已经将他们绝大多数的利润都让给了顾客，盈利就靠剩下的一点点利润了。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汽车销售到了今天，想要获得高利润已经到了非常非常艰难的时期。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今年我国的汽车销量上升了14%，但总体的利润下滑了40%。
新形势下的经营方向
在汽车利润紧缩的环境下，4S店想要保持发展，就应该改变以前的经营方向，要有新的营销思路。
1、开创新的市场营销模式
2009年4月1日“愚人节”的晚上，万儒道早早就守在了电视机前。这位宝马汽车授权经销商上海凡德公司的老总，将尝试一种全新销售模式：在电视上卖宝马。4月15号，湖南永通也将奔驰放在了电视直销网上去卖；5月份，庞大集团把卡莱斯勒品牌某车型买断并放在央视十一频道里面去卖，一起卖的还有斯巴鲁车型„„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创新营销思路的事迹，这么多例子都告诉了我们一点：所有的经销商都在求变，希望通过不同的营销手段来将车卖出好成绩。
2、开展二手车及置换业务
开展二手车及置换业务是一个较为传统的创新模块，很多4S店正在开展这项业务，但是成熟程度不一，成效也参差不齐。但可以肯定，以4S店的优势，这绝对是可以挖宝的一项业务，就看4S店怎么去挖，怎样在这块业务上用新的营销方式创新经营了。
3、加大服务投入，提升客户满意度
与传统汽车销售市场相比，4S店多的就是服务，或者从另一层意义上讲，它不生产车，卖的就是服务。做好服务是4S店必备的要素，也是4S店都提倡的一点。但是服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也就是说，好的服务没有上限，你的服务永远都是不够的。在这个卖服务的时代，只有你的服务比别人做得更好，你才能有更大的竞争力。因此，4S店应该不断地加大服务投入，在服务这块创新提供方式，从而提升客户满意度，更好的留住顾客，截住生意源。
4、加快非主营业务的发展
除了在二手车、还有加大服务投入、提升客户满意度等传统上的几个方面开创新的模式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点就是：加快非主营业务的推广。非主营业务，简单来说就是汽车售后服务产生的各种业务，包括维修保养、美容、改装、装饰等业务。新车从整车厂出来以后就到了一个漫长的消费过程，4S店卖新车时赚得一笔钱，这笔钱只是4S店盈利的其中一部分，接下来，新车要跟4S店做第二个项目——金融保险，第三个交易项目是车辆的上牌，第四个是不断地维修保养，等到这车旧了以后还有二手车的服务置换交易。因此，4S店在汽车必经的五道工序里面都能赚到钱，这就是后市场给予4S店的魅力。现在所有4S店都把这五道工序做得很好。4S店的经营者有没有想过这五道工序以外，4S店还能做什么？这就回到本书的主题：非主营业务的发展。
因此，4S店应该意识到卖好汽车精品对其发展十分重要，做好汽车精品的经营是目前4S店迫切需要去做的事情，找到正确的方法至关重要！
用精品留住利润
去年，笔者给一本杂志写过一篇名为《留住顾客，也留住了利润》的关于4S店如何经营汽车装饰用品的文章，标题便是笔者的核心观点，留住顾客，是留住了利润最基本的一步。那么下一步就是4S店如何留住顾客了。而消费者对4S店卖精品的看法，用一个字形容就是：贵！但消费者觉得贵了以后为什么还要去购买？不购买又会怎样？我们不妨站在买方立场去思考一下问题：把车从4S店买回去以后，第一次的维修保养它会在哪里进行？肯定是回卖家4S店了。但第二次维修保养那就不见得也会回4S店了，因为它后面有大量的美容快修店，美容快修店会不断地跟车主鼓吹：你来我这里保养吧，不就换机油和换三类吗？我这里比4S店便宜至少三分之一。大家可想而知，一旦车主尝试过在外面换机油，觉得外面的小服务店确实比4S店便宜以后，4S店原有的客户就会慢慢、慢慢地流失，最后就不来4S店了。在同行竞争激烈的情况下，4S店靠什么去留住顾客？那一定是与他人不同的东西，或服务或产品。这些都来源于精品的经营。
这样一来就造成很多低端的4S店处于被动的状况，客户第一次来维修保养以后都不见了踪影。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那必然是4S店的某一个销售服务环节做得不好，致使留不住原有的客户。笔者不久前去了趟广本第一店，发现他们整个店做得比较好。当然，这个店做了比较久了，做得好也是应该的，他们将洗车、美容、装饰等售后服务全部结合在该店的销售里面。他们有一个思路就是：不让客户随便乱跑。起码在新车出售一年的时间内把客户“困”在本店里。做到这样也就差不多了。因为一辆车销售精品的时机也就是一年的光景。如果在这段时间里面4S店能够做得好就非常不错了。按照这个推理，我们可以知道4S店的精品应该是比较好赚钱的。但根据笔者做的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去年，笔者应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要求做了一份名为《中国4S店汽车精品经营状况调查报告》的调查，笔者收集了一千多份的问卷，也就是通过拜访4S店或在培训的时候向4S店的从业人员收集得来的反馈表。笔者发现一个问题，4S店在被问到经营精品不满意之处时，以这块经营的服务和收入不满意的居多。这份调查表得来的一组数据显示：认为他们的精品经营状况一般的占52%；认为还算满意的占32%。其实在“一般”和“满意”之间，实际的销售额的差距不是一倍两倍，而是几十倍。很多人想的一般其实就是不太好，只不过在别人面前不太想讲。至于“不满意”和“非常满意”之间的差别，我们就不言而喻了。
经济增长差异 篇3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经济一体化；区域差距
一、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1978年～2010年，中国取得了年均9.89%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随着经济体量的持续变大，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经济增速放缓，区域差距扩大等。（1）经济增速放缓。从2010年以后，除2011年以较高9.5%的增长以外，其他年份均小于8%，2012年～2014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7%，7.7%和7.3%。（2）区域差距依然巨大。从2014年的GDP总量上来看，国内生产总值第一的广东省为6.78万亿元人民币，而西藏仅为920.83亿人民币。从人均GDP来看，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天津，北京和上海，排名最后三位的分别为云南、贵州和甘肃，其中排名第一的天津为105 231元，而排名最后的甘肃为26 433元，两者相差3.98倍！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中国政府通过“对内深化改革，积极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外加大开发力度，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其目的就是使得中国经济在时间维度上维持稳定增长，在空间维度上形成合理的分布。因此，从理论上理解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区域差距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本质上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就是微观主体的区位选择问题。因此需要关心的是，当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后，经济活动的主体将会如何选择自己的区位？经济活动不同的空间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什么？在这一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生相伴的区域差距又是如何变化的？对这些问题回答的好坏是政府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能否制定合理的区域政策，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而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是一门解释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理论，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经济活动的空间变化规律。因此，本文论述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1）阐述新经济地理框架下主要模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关系的研究；（2）新经济地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解释；（3）总结和建议。
二、 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关系：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
1. 静态模型。最初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旨在解释区域一体化发生后，经济活动在空间变化规律以及由产业分布的变化而导致的区域差距，其现实背景就是欧盟的产生。Krugman和Venables（1990）最初的模型就是解释当区域一体化发生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是如何在空间上进行变动的。模型中企业的区位分布是由聚集力（Agglomeration Forces）和分散力（Disperse Forces）的相对大小来决定。模型中的作用力主要表现为三种：市场接近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聚集力主要体现在市场接近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业企业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大的发达地区，因为这样可以实现自身的规模经济，同时生产接近大市场还能节省运输成本；另外，在企业集中的地区其生活成本也低，因为企业数量多的区域生产的工业种类和数量自然就多，需要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就少，从而承担的运输成本就小，于是产品价格相对便宜。市场接近效应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定位于大市场，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一个地区集中时，这个地区的价格指数又进一步下降，从而使得更多的制造业人口迁移到本地区。而分散力主要体现在由市场拥挤效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方面，企业较多的地区竞争更加激烈，激烈的竞争使得企业为获得生产要素支付更高的价格，从而降低企业的利润，进而促使其转移至边缘地区以降低生产要素价格。区域一体化化程度（模型中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对于聚集力和分散力的大小至关重要。当区域一体化程度比较低时，经济系统的分散力大于聚集力，各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对称分布状态。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聚集力和分散力都开始下降，但分散力不聚集力下降得更快，这样就存在当一体化程度达到某一临界水平時，聚集力大于分散力，进而导致经济活动的聚集。
从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对过程来看，由于在静态模型中，生产要素都是事先给定的，因此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模型中没有明确表示经济增长的变量，模型中经济一体化程度（由运输成本下降导致的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变化过程具体如下：由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运输成本下降），聚集力和分散力都发生下降，但分散力不聚集力下降的更快，这就存在运输成本的某个临界点，当运输成本低于突破点时，聚集力大于分散力，产业的聚集过程开始，工业企业逐步流向另一个地区，两个地区工业企业数量也就不再相等，最终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对两个地区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以企业数量和实际工资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话，（从整体和局部来进行分析）核心区域会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出现经济增长（企业数量增加），同时核心区的实际工资也会提高，实际工资的提高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消费其他地区的产品的价格下降而导致的实际收入的提高；另一个是由于核心区企业数量的增加，消费者消费其他地区产品的种类减少而导致的价格指数下降，从而使得实际工资提高。而边缘区则会发生经济衰退（企业数量减少），同时由于消费外地产品数量的增加，实际收入将会下降。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区域差距的变化，在运输成本从无穷大降低到零的过程中，两地区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差距会呈现出现增加后减少的倒U趋势。这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倒U结论一致，这说明在政府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发展经济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先富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只有在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时，全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会不断缩小。这个模型本质上解释的是初始有差异的两个地区进行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活动进行区位选择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但模型没有说明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两个地区初始的差异？随后Krugman（1991a）修改的假设说明了在即使在两个区域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也能最终出现经济活动集聚的状态。其作用机制就是劳动力流动而形成的自我强化的作用效用。此后，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现实条件对模型进行修改，如把制造业工人的流动改为实物资本的流动就形成了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以及把制造业工人修改为自由企业家就形成了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 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从本质上来说，静态模型的修改并没有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结论，即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区域差距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的变化规律，完全一体化后，区域之间不存在永久性差异。
2. 动态模型。从本质上来说，静态模型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价格指数的下降来体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GDP的增长，因此在随后的发展中模型中增加的动态模块，由Baldwin（1999）提出来的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与CP模型不同的是，CC模型中生产要素的存量没有提前给定，其经济增长是通过资本的折旧和创造来反映的。模型中引入了资本形成和资本折旧这两个新的变量。创造新资本的条件是资本价值大于等于资本创造成本，其中资本价值的确定是由资本长期收益流的现值来确定。只要资本价值大于创造成本，新资本就会不断会被创造出来，在长期，资本的价值与创造成本相等时，资本存量不再增加，经济增长也就停止了。对于初始条件相同的两个区域，贸易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经济活动是对称分布的。只有当贸易成本下降到足够低的时候，其中一个区域获取初始优势，对称均衡将会被打破。在一段时间变化后，所有的工业企业将会集聚到一个区域。同样，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增长地区获益，而萧条地区受损。平均价格指数下降，全国实际收入将会上升。如果初始区域规模不相等，这个转变过程会更快，尽管局部均衡也可能发生。
显然，在CC模型中，经济增长和区域差距是相互作用的：区域差距具有增长效应（区域差距的扩大，区域增长率将会提高）以及在区域差距扩大过程中，发达地区变为增长极，而另一个地区则沦为塌陷极。这样，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的是，发达区域将会比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快，这与Myrdal（1957）的循环累积的概念是一致的。然而，一旦经济活动全部聚集到一个区域，那么经济增长将会停止。但此时，如果一体化继续推进，边缘地区的实际收入将会由于进口价格的下降而得以提高。这也意味着全国实际收入的提高。但与静态不行不同的是，即使区域间完全一体化后，两个地区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即存在永久性的收入差异。从长期来看，如果贸易成本不变，则区域差距的程度不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在CC模型提出后，不同学者对资本创造的过程进行了修改微观机制的描述，形成了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 Model，GS模型）和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 Model，LS模型）。模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也更为丰富，不仅有商品一体化程度的变化，也有知识溢出程度的变化。从经济增长方面来说，LS模型的典型特征为经济增长受到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其决定变量就是两个维度的一体化程度。当经济系统处于分散状态时，如果知识溢出程度很低，则创新成本很大，因此经济增长率低，但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企业开始慢慢集聚，当所有产业集聚到一个区域的时候，其区域内的溢出程度会非常高，因此创新成本会大大减小，从而提高资本增长率。这就告诉我们在区域间知识溢出程度很低（如通信技术落后等）时，可以通过经济集聚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使得经济进入 “快车道”。从区域差距方面来说，LS模型中不同的区域一体化路径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也不一样。如果一体化中仅仅降低交易成本（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减小市场分割等），那么最终会促使经济发生核心边缘结构，经济会完全集聚到一个地区，从而加大区域差距；但如果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和知识溢出成本，这样就可以避免经济的完全集聚。实际上，扩大知识溢出政策可以导致经济活动的分散。如当经济需同中贸易自由度和知识溢出系数都为中等水平的时候，如果区域一体化中等贸易自由度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知识溢出水平就可以把经济系统从核心边缘结构转变为对称结构，从而减小区域差距，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因此，从区域一体化过程来看，政府的政策其实是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中权衡。如果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则区域间存在永久性差距，且核心地区的福利高于边缘地区。但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边缘地区与一体化化之前相比福利是否提高，其不仅取决于一体化程度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消费者制造业支出份额的大小。随着一体化的与此同时在最新的新经济地理研究中，更多的是从企业和劳动力异质性方面来进行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区域差距的关系（Okubo et al.，2010；Fallah et al.，2011），这种异质性之间互相作用关系（异质性的企业和异质性的劳动是在空间上匹配问题）将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三、 NEG模型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差距的解释
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手段，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从理论上来说，这两项政策分别对应着国内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国际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按照新经济地理模型的预测，在一体化过程中，具被更好的市场可达性（Market Access）的沿海地区将会聚集更多的产业，因此沿海地区也会得到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从制造业的分布来看，陈秀山和许瑛（2008）研究表明，中国29个制造业行业中仅有9个行业存在扩散效应，1996年～2005年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的空间结构整体表现出核心-边缘分化过程。从沿海—内陆的经济活动分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9》，中国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正如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内陆和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经济通过空间集聚实现了快速增长，1978年～2007年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3.0%的速度，创造了令人关注的中国模式。
这种空间非均衡的经济发展也使得区域发展差距被不断的扩大。按照不同的尺度空间，这种差距可以分为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距，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从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看，排名前四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江苏和山东，全部为东部沿海城市，而排名最后的四个省份分别为宁夏，青海和西藏，都是来自于西部大省份，其中排名第一的广东省GDP是排名最后的西藏的73.64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基本上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预测，即随着在工业化初期，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改善，区域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促使经济活动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进一步集中。当地区间的运输成本从高到低，运输成本与产业聚集之间确实存在着“倒U型”关系，随着运输成本由高到低， 经济出现分散到集聚、再扩散的过程。根据文玫（2004）的研究显示：在1993年～1994年中国工业依然位于倒U型曲线的左方，即这段时间区域发展差距是单向扩大的，随着交易和运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可能会促进制造业在地域上进一步聚集。当把时间维度加长后，区域差距的变化就体现出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呈现倒U变化的规律。徐召元和李善同（2006）的研究表明，区域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呈扩大趋势，2000年～2004年区域差距扩大有所减缓，而2004年收入扩大趨势开始明显减小，2004年也是大部分学者认同的区域差距变化的拐点。因此，新经济地理模型对中国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差距的变化有着很好的解释力。
四、 結论和建议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的理论出发，回顾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这一对变量的变化。在现有的理论中，随着区域一体化推进，空间经济过程的变化是非单调的，这直接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变化。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经济活动的分布规律是分散—集聚—再分散的过程。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也随着经济活动不同的空间分布而发生“倒U型”的变化规律。这种规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很好的解释力，但随着一体化程度进一步的推进，政府应该更加注重一体化手段的多元化。按照新经济地理动态模型的预测，贸易一体化和知识程度一体化都会引起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变化，不同的是前者的提高倾向于使经济活动的集聚，而后者的提高会使得经济活动分散。而通过贸易一体化使得经济起飞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深化会改善欠发达地区福利水平，如果这个时候采取加大贸易壁垒或市场分割的手段来进行干涉的话，反而不会提高欠发达地区福利。此外，在深化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需要从提高贸易一体化转移到提高要素流动和提高知识溢出一体化层面上来，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朱希伟，陶永亮.经济集聚与区域协调[J].世界经济文汇，2011，（32）.
[2] 许召元，李善同.近年来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J].经济研究，2006，（7）：106-116.
[3] 文玫.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和聚集[J].经济研究，2004，（2）：84-94.
[4] 陈秀山，徐瑛.中国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动及其对区域分工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8，（10）：104-116.
[5] Okubo T.，Picard P.and Thisse J.，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Journal of Intenational Economics，2010，（82）：230- 237.
[6] Gill，I.S.and C.-C.Goh.Scale Economies and Cites.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10，25（2）：235-262.
辽宁省城市经济增长差异研究 篇4
本文首先对辽宁省各个城市经济发展概况进行研究,之后再对辽宁城市区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分析,发现了辽宁省城市经济增长差异有缩小趋势,各个区域内的差异导致总体经济增长的差异,辽西沿海经济区和中部城市群经济区相对于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来说,对于总体经济差异的贡献则要大很多。其次,从实证出发用泰尔指数对影响辽宁城市经济经济发展的差异从区域经济差异和客观环境两方面进行说明,并分别从城市化因素、工业化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和投资率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了加快各个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积极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大力推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并加强区域技术协作与经济合作,以促进辽宁省各个城市间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
2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区域内各个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国各个区域内都会出现发展较快和相对落后的城市这样一种地区非均衡发展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学者们一直在针对这样的发展格局而进行着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众所周知,信用经济和货币经济作为信用和货币的融合组成了现代经济,而金融对现代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城市的储蓄和投资增长可以由金融的发展而带动,并由此提供资金,支持当地发展经济。金融发展同时能够使得资本效率得到提高,资源配置获得优化,资金合理流动。然而,经济发展也会受到金融的巨大影响,一旦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将会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但金融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合理地发展金融,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增长将会获得极大的促进,金融的风险也会更易于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是,由于各个省市区域之间发展的起点、基础、环境和机会不同,再加上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施行,因而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不断扩大。
整体上来看,我国正处于转型阶段,为了获得快速可见的经济效益,改革开放后一直实行推行“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并针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虽然被照顾地区发展迅速,经济状况良好,但也使得各个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逐渐拉大:内陆地区在相对于全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状况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落。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辽宁自改革开放以来,其宏观经济同中国的宏观经济一样运行良好。但在发展的同时,各城市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趋异化发展,各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愈加明显。如沈阳作为省会是经济发展的重点单位,大连则因为较好的区位优势对外开放,因而这两个城市经济发展相对较快;而西北部城市群发展较为缓慢。假若区域经济差异过分拉大,整个社会的区域经济效率以及和谐稳定势必会被影响,这既会阻碍欠发达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发达城市经济的继续发展。
3 辽宁省城市经济概况
3.1 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
为贯彻实施全国“十二五”时期区域发展的要求,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统筹区域发展,提升全省整体竞争能力。根据《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精神,“十二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辽宁省要形成“中心城市带动,辽东半岛主体,三大板块互动,沿海三点一线”的格局。以大连为中心,将沿海区域发达城市与内陆欠发达城市区域紧密联系,将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构建成我国一个新的竞争力强开放程度高的重要经济增长区域和新型产业基地。与此同时,加快建设以大连为领头羊的国家级重点经济开发区、以沈阳为龙头的辽中城市群经济区和以港口城市为骨干的西部沿海经济区的步伐。充分发挥辽宁省城市密集的优势,以及大连和沈阳区域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进而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实现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
辽宁省中部城市群是以沈阳为中心地处全省的中心区域的城市群,该城市群总计拥有6市及其所辖的21县,分别为:沈阳、本溪、抚顺、鞍山、辽阳、铁岭,总面积为6.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44%;2007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453.9亿元;经济区以占辽宁省的50.7% 的总人口数,占据了63% 的全省生产总值,全省利用外资的64%,全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占全省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7%。而2010年则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10 375亿元,占全省的50.26%;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22 249.5亿元,占全省存贷款总额的46.66% 的傲人成绩。中部城市群经济区的发展优势有以下几点。
1科技发达。2交通便利,区内交通运输网络密集,是我国综合交通运输最发达的地区之一。3工业产业发达,基础雄厚。4城市密集,城镇化水平高。1个副省级省会城市与5个省辖市都聚集在该城市群经济区内。其中鞍山、沈阳、抚顺为特大城市,本溪、辽阳为大城市,铁岭为中等城市。
整体上来说,辽中城市经济区发展速度迅速,发展态势良好。该经济区从经济发展程度和地理特性可分为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地区。东部山区环境宜人,水资源丰富,植被茂密和森林覆盖率高,是中部重要的屏障和水源来源。而中部平原地区则拥有密集的城市资源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雄厚的工业、完备的基础设施、发达的科技,是东北地区的经济核心,更是国家极为倚重的能源原材料产地,重大装备制造业和重要国防战略产业基地。
3.2 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
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是整个东北地区的海上通道与对外“窗口”,总共包括3市及所辖9个县(市),分别为大连,营口和丹东,土地面积3.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22%。该经济区域是以大连为首,营口和丹东为两翼,它从地理上面临黄海和渤海,其中黄海岸线长1 203公里,渤海岸线长832公里,总计2 035公里,占据全省海岸线的70%,而大陆岸线长1 393公里。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发展优势有以下几点。
1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矿产资源品种多,储量巨大,海洋蕴藏量较大,动植物种类繁多。2交通便利,区域内铁路、公路网络和港口密集。3工业基础雄厚,产业格局是以石化、造船、装备制造等为主体,并拥有一系列竞争力较强的企业。4旅游资源丰富,辽东半岛沿海岸段风景宜人,每年旅游业收入巨大。5城市化程度较高,大连、丹东、营口3市属工业城市,城市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3.3 辽西沿海经济区
该区域由5市及其下辖11个县、5个县级市组成。包括锦州、阜新、朝阳、盘锦和葫芦岛。该区域地貌特点为低山丘陵。发展优势为区位优势明显,城市较为密集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充裕且成本低。
4 城市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4.1 实证分析
范围内各地区经济增长变动差异的大小可通过泰尔指数的大小来表明,各年份差异变化的动态过程可利用泰尔指数的时间序列来清楚地看到。根据计算结果:在1978-2013年间,区域间经济差异总体上表现得比较平稳,泰尔指数值基本上保持在0.012以下,2002年之后开始略有上升。区域内差异从1978-1992年间处于下降趋势,之后处于缓慢上升,在2001年达到最大,之后逐渐开始缩小,整体表现出“倒S型”的特征。经济增长总差异最大值出现在2001年,泰尔指数为0.138 948,最小值出现在1992年,泰尔指数为0.014 709(见图1)。区域内差异与其走势基本一致。区域内差异主要决定了总体差异,对总差异起了绝对作用,而区域内差距相对于区域间差距则显的较大。整体来看,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与区域内的经济差距朝趋同方向发展。
4.2 收敛性
收敛最初是用于经济增长差异的探讨,主要有3个概念:σ收敛、β 收敛和俱乐部收敛。σ 收敛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人均GDP标准差逐渐缩小。β 收敛则指落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由于这里探讨的对象是辽宁各城市经济发展的收敛性,所以无法进行俱乐部收敛分析,故忽略不计。
整个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的离散程度是由 σ 收敛指数反映的。在本文中,用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经济发展,则 σ 指数就是金融相关比率对数值的标准差。如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存在 σ收敛,则 σ 趋于减小。β 收敛是由新古典增长模型演变而来的用来衡量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一种方法。如果存在 β 收敛,则说明欠发达城市比发达城市经济增长更快,欠发达城市经济发展会赶上发达城市。但 β 收敛假说成立的前提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要素自由流动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偏好相同以及技术条件渐进。
根据泰尔指数以及 σ 收敛和 β 收敛分析方法得出辽宁区域经济差异有缩小趋势,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差异,从总体上来说,辽宁各城市经济发展不存在 σ 收敛,但存在 β 收敛。
4.3 影响因素分析
在一个非均衡发展经济体系中,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上的差异会由制度环境、经济基础、地理区位的差异造成。但单独对一个省份进行分析时,制度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显得不足味道。因此,导致辽宁城市经济区发展差异的因素主要是环境因素和区域经济的差异。
4.3.1 区位条件
能够促进某区域产业发展并取得好效益的因素和条件总和称之为区位条件,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科技、管理、教育、文化、政治、旅游以及地理位置等方面,它是引发经济差距的初始性因素。一个区域的区位优势是由地理位置、经济基础、交通、劳动力等共同决定的,如果只有单项的优势是不能够形成区位优势的。同时,区位优势也会随有关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以大连为龙头,营口和丹东为两翼,形成了沿海港口城市群并与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航进行贸易往来,同时,其发达的交通设施将区域各个城市融为一体,具有既可与国内合作又可同国外交易往来的地缘优势。且该区经济基础良好,优异的区位条件使得区内城市经济增长迅速,各城市间经济差异很小,成为辽宁省内的领军城市。而辽西沿海经济区由阜新、朝阳、锦州、盘锦和葫芦岛5个市组成,该区目前存在较多制约经济发展的难点,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较差,发展机制不佳,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城市基础设施落后,自然环境脆弱,因此没有区域经济中心,该区区域内差异较大,整区与辽宁省其他地区相比,较为落后贫穷。而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地处全省的中心区域,该经济区从经济发展程度和地理特性可分为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地区。东部山区环境宜人,水资源丰富,植被茂密和森林覆盖率高,是中部重要的屏障水源来源。而中部平原地区则拥有密集的城市资源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雄厚的工业、完备的基础设施、发达的科技,是东北地区的经济核心更是国家极为倚重的能源原材料产地、重大装备制造业和重要国防战略产业基地。东部山区与中部平原地区相比,经济相对落后。
但目前随着交通的改善和网络的发展,因区位带来的缺点正在被逐渐克服,辽东半岛、中部城市群、辽西沿海经济区地理区位差异呈缩小趋势。
4.3.2 区域经济差异
一个地区经济如果想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必须有大量足够的资金支撑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合理的资金配置将会更有利于区域经济,而一旦配置失衡则会引起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投资向中部城市群和辽东半岛大量注入,导致社会资金在辽宁省区域间的空间配置严重失衡。辽宁城市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就是这种倾斜的资金配置政策和严重失衡的资金配置的结果。
区域经济增长差距与区域资本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互为因果关系的,资本注入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各个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差异也就越大。中部城市群和辽东半岛在地区资本流动上的优势为他们带来了相对于辽西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
5 结 语
本文通过具体的数据实证更好地显现出辽宁省区域间与区域内的经济增长的差异并表明了辽宁各城市经济发展的收敛性,并最后从区位条件和区域经济差异来阐述了辽宁省内城市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旨在缩小辽宁省经济增长的差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篇5
经济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移、体制和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发展为目标，积极主动、全方位地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在物质上保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实现，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一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更好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一度带来严重冲击。这种冲击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对过多依赖外需的增长结构的冲击；二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进口的依赖程度明显上升，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
经济增长差异 篇6
一、四大区域板块经济增长的数量检验及结论
（一）描述性分析
1、四大区域板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将年度地区生产总值除以GDP平减指数，换算成按1978年不变价表示的GDP；然后除以四大区域板块每年末人口数，得到各地区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数值。结果显示，2000—2010年，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四大区域板块人均GDP 年均增长率
采用水平法计算各区域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结果显示，2005年以前，东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2005年以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均GDP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
（二）收敛性检验
1、σ收敛检验
本文采用人均GDP变异系数来直观地度量σ收敛。图1中，分别计算了2000—2010年四大区域板块之间和四大区域板块内部各省区间的人均GDP的变异系数。
结果显示，2000—2010年，四大区域板块之间存在明显的σ收敛，东部地区内部也存在明显的σ收敛；中部地区六省变异系数从2000年的0.1692到2010年的0.1686，东北地区从2000年的0.2708到2010年的0.2772，σ收敛均不明显；西部地区各省存在明显的σ趋异。
2、β收敛检验
为了验证四大区域板块之间和四大区域板块内部是否存在绝对β收敛，建立如下计量方程：
Gi，t=α+βlog（gdpi，t-1）+μi，t
其中Gi，t为各地区2000—2010年期间每年人均GDP增长率，log（gdpi，t-1）为各地区初始人均GDP，μi，t为误差项。将各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对期初的人均GDP水平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见表1。
数据分析显示，2000—2010年，我国四大区域板块之间经济增长存在绝对β收敛，而且不同区域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差异很大，东部各省存在明显的收敛，中部地区各省收敛不显著，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内部则不存在收敛。
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收敛性不明显的分析
（一）西部地区
汇总2000—2010年西部各省区市的人均GDP增长率。数据显示，十年间，西部地区有四个省区市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超过12%，且期初人均GDP高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分别是内蒙古、重庆、四川、陕西四省区。西部各省人均GDP增长率见图2。
去掉内蒙古、四川、重庆、陕西四省后，再次对西部地区剩余八省区市的经济增长进行收敛性检验。结果见图3。
数据显示，2000—2010年间，西部八省区市（不包括内蒙古、四川、重庆、陕西四省区）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β收敛和σ收敛。这说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趋异主要是由于内部出现了分化，内蒙古、四川、重庆、陕西四省区的经济增长显著高于其他省区。
（二）东北地区
汇总整理东北三省人均GDP增长率见图4。
统计数据显示，黑龙江人均GDP增长率偏低，较低的增长率导致黑龙江省人均GDP占辽宁省比重从2000年的64.78%降低到2010年的60.75%，而同期吉林省从63.77%上升到67.13%。
剔除黑龙江省数据后再次检验，结果见图5。
数据显示，吉林省与辽宁省的σ值从2005年后不断地下降，这说明东北三省中，吉林省与辽宁省的经济增长差异在不断缩小，而黑龙江与两者的差异在扩大。
三、有关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成功遏制了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四大区域板块人均GDP增长率的差距正在缩小，区域协调发展的局面正在形成。但是，四大区域板块内部的分化却有所扩大，困难区域和问题区域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据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建立在“四大板块”上的区域经济政策，主要从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对我国区域进行了大致的划分，这种划分对不同地区解决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如西部地区解决贫困问题，东北地区解决工业衰退问题，东部地区解决无序发展问题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构成了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基石。建议总结过去十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成就、经验和做法，继续推动新十年西部开发工作，制定新十年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措施，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促进四大区域板块经济协调发展。
（二）更加关注困难省区的发展
从对过去十年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地域辽阔，地区间自然条件、历史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来说，四大板块的划分从空间尺度来看可能仍然偏大，掩盖了部分困难省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使得区域政策针对性有所降低。建议下一阶段在四大区域板块之内，更加重视解决新疆、西藏、青海、甘肃、贵州等“西部的西部”和黑龙江等“东北的东北”等特殊困难省区的发展问题，制定特殊的政策，更好的发挥其在沿边开放、富民安邦中的作用。
（三）解决离散型问题区域的发展问题
进一步分析发现，各省内部的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衰退老工业城市和资源枯竭城市，以及生态脆弱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经济增长较慢，而这些区域在国土分布上很多都是离散的，与四大区域板块或省级行政区域的范围不一致，省级数据的平均掩盖了这些“问题区域”的特征，如全国60多个资源枯竭城市涵盖22个省级行政区域，又不是集中分布，用行政区划和集中连片的方式较难准确识别，按四大区域板块和省域划分也很难制定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建议结合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落实和推进，建立对离散分布“问题区域”的统计、识别、界定方法，建立统筹设计，分类指导，有进有出的支持机制和扶持政策，进一步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差异 篇7
1 理论研究
关于适宜技术与经济增长差异方面的理论研究,主要见于Stiglitz(1987)[1]、Basu和Weil(1998)[2]、Acemoglu和Zilibotti(2001)[3]、杨文举(2006)[4]等的研究。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发达经济体的先进技术与落后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之间的不适宜性,并据此探讨了它们与差异性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
Stiglitz(1987)[1]从本地化学习(Localized Learn ing)、学会学习(Learning to Learn)和干中学三个角度出发,分别分析了它们对经济增长均衡结果的影响。结论表明,如果将本地化学习、学会学习和干中学引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经济增长将出现多重均衡,而且其中的一些经济体将掉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落后者使用的那些技术所需要的学习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他们几乎没有剩余可供投资,从而在不引致巨大成本的前提下,他们不可能使用那些与更高学习能力相匹配的更为资本密集的技术。如果学习能力是通过不断学习而获得的话,这些结论就会被强化,从而低水平的学习经历具有永续效应(Perpetuating Effect)。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由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对高于落后经济体的情况,技术创新引致的经济增长率在经济体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大差距。也就是说,由于不同经济体在学习能力方面具有差异性,这使得跟他们的经济环境相适宜的技术也不一样,这种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差异性的经济增长绩效。
Basu和Weil(1999)[2]则直接分析了适宜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首先假定技术进步只有益于某些技术的使用者,并用资本强度(Capital Intensity)来表征不同技术。从而每种技术仅对一个资本—劳动比来说是适宜的,技术进步表现为与给定的资本—劳动比相对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向外扩张。他们还假定,所有技术都可以自由获得而且能够被及时转让;技术创新更可能发生在那些高端技术上,因为高端技术的开发潜力大于低端技术。在做出上述假定的基础上,他们通过一个服从规模报酬不变的C—D生产函数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均衡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发达国家推出的先进技术是与特定的资本—劳动比组合相对应的,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是不相适宜的;在技术创新更偏好那些高端技术的假定前提下,世界经济格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俱乐部趋同现象。
Acemoglu和Zilibotti(2001)[3]从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低技能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之间的不匹配出发,对世界经济增长差异进行了理论阐释。他们假定所有新技术都由发达国家推出,而且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与所使用的技术越匹配,经济体从中获益越大。由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所拥有的技能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且技术变迁是为发达国家量身定做的、与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力不匹配的定向技术变迁(Directed Technology Change),从而发展中国家从技术变迁中的获益远小于发达国家,其结果是这种不匹配会扩大国际劳均产出水平的差异。
杨文举(2006)[4]则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地区经济差距出发,探讨了适宜技术理论在解释这种差距中的适用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同时存在下述三个方面的情况,适宜技术有助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1)普遍地存在着二元经济,甚至是三元经济,这不仅意味着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而且还意味着他们的技术水平也存在着较大差异。(2)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等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既意味着地区间存在着技术能力差异,也意味着他们所使用的技术本身也并非等同。(3)与国际技术转移相比,虽然一国内部的技术转移更加容易,但是鉴于引进方相对低的技术能力,他们也仍然不能有效地吸收利用那些引进过来的先进技术。因此,相对发达地区使用的先进技术(要么来源于自主创新,要么来源于国际技术转移)并非适宜于所有地区,从而经济发展中既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也存在着技术进步速率差异,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地区经济差距扩大。
综上所述,发达经济体推出先进技术的过程是他们量身定做的一个定向技术变迁过程,这些本地化技术创新是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环境不相适宜的,从而经济增长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会随着技术变迁过程的逐步推进而不断扩大。其中,相对发达的经济体将更加发达,而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则很可能长期陷入低水平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差异的源泉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由于高端技术的潜在生产率水平大于低端技术的情况,从而技术创新更偏好高端技术;第二,本地化技术创新只是对那些在技术空间上相接近的技术使用者具有有限溢出效应;第三,先进技术与其引进方的经济发展环境不相适宜,从而引进方难以充分地吸收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导致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技术无效率。例如Los和Timmer(2005)[5]所指出的那样,作为本地化技术进步、适宜技术条件和不同投资率的联合效应的结果,各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将以不同的增长率增长。
2 经验研究
前面回顾的理论研究文献表明,由于先进技术并非适宜于所有经济体,从而技术变迁会引致差异性的经济增长绩效。那么,这些理论研究结论是否与经济现实相符呢?Basu和Weil(1998)[2]、Acemoglu和Zilibotti(2001)[3]分别通过模型“校准”(Calibration)和实证分析,对上述理论分析结论进行了印证,这里不再赘述。其他如Kumar和Russell(2002)[6]、Los和Timmer(2005)[5]、Timmer和Los(2005)[7]、杨文举(2006;2008a;2008b)[4,8,9]等则直接以某些国家(或地区)为样本进行了经验分析,下面依次进行简单介绍。
Kumar和Russell(2002)[6]以57个国家在1965-1990年间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得到了1965年和1990年的生产前沿构成,并据此分析了经济体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状况。结果发现,各资本—劳动比所对应的生产前沿不仅没有呈比例地外推(垂直外推或放射状外推),而且一些低资本—劳动比所对应的生产前沿根本就没有出现外推的迹象,甚至还向内移动了,他们称之为技术倒退。显然,他们的分析结论印证了技术进步具有本地化现象的结论,而且与高资本—劳动比相对应的技术前沿的外推幅度相对更大。他们的分析结果还表明,不同国家的技术效率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也就是说,各国的经济环境差异导致他们对前沿技术的吸收利用程度并不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Kumar和Russell(2002)[6]之所以得出某些经济体出现技术倒退的结论,其原因在于他们是根据当期的数据集来构建生产前沿,这不足以避免经济周期等生产性冲击对生产前沿构建时造成的负面影响。Los和Timmer(2005)[5]在数据包络分析框架下通过跨期数据集来确定生产前沿,从而避免了技术倒退的可能。他们以53个国家在1965-1990年间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为样本,并以1970年的生产前沿为标杆,分别得到了一定范围内的资本—劳动比在1980年和1990年所对应的生产前沿的相对移动情况。结果表明,不同资本—劳动比对应的生产前沿外推幅度并不等同,而且在1980-1990年期间,资本—劳动比界于700~4 400美元之间的生产点所对应的生产前沿没有向外扩张,这进一步印证了经济现实中的技术进步具有本地化特征的结论。为了探讨这种本地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他们通过相对趋同测试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不管是在1970-1980年间还是在1980-1990年间,本地化技术进步速率都表现为相对趋异。另外,他们也得出了不同国家的技术效率水平不同的结论,而且国际技术效率变化的趋同速率很小。其他如Timmer和Los(2005)[7],在分别探讨亚洲部分国家的农业和制造业的增长差距时,也得出了本地化技术变迁的结论。
杨文举(2006;2008)[4,8]以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为样本,在适宜技术理论框架下探讨了中国在1990年以来的地区经济差距。用综合运用基于跨期数据包络分析的经济增长核算法、经济增长的相对趋同分析法和基于反事实的(Counterfactual)劳动生产率差距分析法,探讨了中国在此期间的地区经济差距源泉。结果表明:在1990-2004年间,中国省份经济增长中不仅存在着明显的本地化技术进步和技术无效率现象,而且省际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的差异一起主导了省际经济差距的扩大;省际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在这种差距扩大中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省际资本深化的差异却在其中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杨文举(2006;2008)[4,9]通过建立一个基于技术能力的技术追赶模型,从理论和经验分析的角度探讨了技术追赶的前提条件。结果发现,技术追赶的实现需要建立在诸如经济中技术差距的存在、落后经济体拥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以及技术落后者与技术领先者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技术距离都不能太大等前提条件之上。
显然,由于资源禀赋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能力和制度等经济环境的差异,不同经济体从本地化技术进步中的获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既体现在他们对前沿技术的吸收利用程度上,又体现在他们自主技术创新的差异上。因此,经济现实中即使不存在要素投入差异,经济体间的劳动生产率变化也会不同。如果资本深化程度越高的经济体的技术进步速率越快,那么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对经济增长趋同的促进作用将可能受到极大的限制。在足够大的技术进步速率差异和前沿技术无效使用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将不可能出现收入水平的绝对趋同。
3 简评及启示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会最终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出现趋同现象。最近十多年的经验研究结论表明,世界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绝对趋同,整个世界人均收入格局经历的是一个具有极化(Polarization)、分层(Stratification)和持久(Persisting)特征的过程(Quah,D.,1996;Epstein,P.et al.,2003)[10,11]。根据后发优势理论,落后者与领先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技术水平差距,前者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和模仿后者的先进技术,这比创新更节约资源和时间,从而落后者具有技术的后发优势(Gerschenkron,A.,1962;郭熙保2004)[12,13]。然而,事实证明,众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确实引进了一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但是他们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却并没有随之而出现减小的迹象,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回顾的这些研究将出发点回归到半个世纪以前就已为人熟知的适宜技术理论。这些理论和经验研究结论表明,由于领先者推出的技术创新具有本地化特征,这些量身定做的先进技术是与落后者的经济发展环境(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能力状况、地理条件及制度文化等因素)不相适宜的;如果落后者的经济发展环境总是不能得到改善的话,他们不仅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缓慢,而且对先进技术的运用也将是无效率的,从而落后者与领先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将不可避免地逐步拉大,最终导致差异性的经济增长绩效。
显然,本文回顾的这些研究对于我国经济建设具有很大的启示性作用。笔者认为,它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了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差距,落后地区应该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这既包括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也包括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落后地区技术能力的提高不仅有助于他们将相对发达地区和其他国家推出的先进技术转移过来,进而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本地化改造以达到充分吸收利用的目的,而且还有助于他们对这些先进技术进行创新,这些显然都有助于区际技术差距缩小,从而推动区际经济差距缩小。第二,落后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进行动态的适宜技术选择,而不应该一味地集中在那些最先进技术的引用上,因为这些先进技术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与之相匹配,而在短暂时期内,落后地区技术能力的提高是有限的。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14]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要以最快的速度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必须向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并按照本国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从发达国家引进适宜技术;技术变迁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他们没必要研发或引进发达国家的最先进技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历也表明,技术引进战略应该是一个累进的过程,而不是一步到位(Grieve,2004)[15]。虽然这些结论是基于跨国研究得出,但是它们对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我们不仅不可能有效地使用那些引进过来的先进技术,而且还浪费了大量资源并失去了对那些适宜技术的引进和吸收利用机会。第三,不断推进自主创新,既是我国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途径。事实证明,发达经济体(国家或地区)总是不愿意将他们的核心技术和尖端技术转移给落后经济体(国家或地区)。如果落后者一味地停留在技术的引进和吸收阶段而不进行自主创新,他们与领先者之间的技术差距总是存在着“最后的最小差距”,从而落后者永远不可能赶上,更不用说超越领先者的经济发展水平。□
摘要：适宜技术理论表明,本地化技术进步、适宜技术条件和不同投资率的共同作用将导致经济体间差异性的经济增长绩效。对近年来基于适宜技术理论的经济增长差异研究文献进行述评,并探讨它们在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启示。
经济增长差异 篇8
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成为当前的共识。众多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了制度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影响,是我国经济增长重要的动力源泉。陈琳与李珍珍(2009)对相关研究做了比较全面的概述。本文选择中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在构建中部六省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纳入制度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的扩展模型,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的作用及其省际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揭示中部地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背后的含义与启示。这对缩小中部地区省际发展差距、促进中部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变量和数据
本文将制度因素纳入C-D生产函数的扩展模型,对中部地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模型中的主要变量包括GDP、就业人数、物质资本和制度变量。其中GDP是各省各年的实际GDP,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劳动力是各省各年的就业人员。物质资本的估算采用了永续盘存法。公式为:
Kt=Kt-1(1-δt)+It/Pt
其中K指物质资本存量,t指第t年,I/P为当年的实际投资,δ表示折旧率。对历年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涉及到的变量及参数选取参照了张军等(2004)的做法。当年投资指标使用的是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名义投资折算为1978年价格衡量的不变价格投资,1996年之前的采用张军等计算的投资隐含平减指数,1996-2006年则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各年投资;基年选取1978年,基年的初始资本存量直接采用张军等计算的1978年全国的物质资本存量值(1952年不变价计),然后利用他们计算的平减指数转换成1978年当年价;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选取9.6%。
制度变量参照了金玉国(2001)的做法,有四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在进行主成分分析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利用KMO适当性检验和Bartlett 球形检验来观察四个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以判断它们是否适合降维处理和进行主成分分析;然后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准则提取主成分,由于提取的主成分其累计方差贡献率接近80%,这表明运用提取的主成分代替原有的4个指标,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拥有与原指标近似的解释力,能够反映制度因素的基本内涵。合成制度变量的四个指标具体包括:(1)产权指标X1:为非国有工业生产总值与工业生产总值的比值。(2)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X2: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的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3)对外开放程度X3: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4)市场化程度X4:为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上述变量的数据均源自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10》。由于统计口径的改变,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从1998年开始为各地区工业总产值减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表1描述了这些变量的基本统计性质。
3 制度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本文对中部地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分析,采用了一个纳入制度变量的C-D生产函数的扩展模型,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Y=AKaLβIxeε (1)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
InY=InA+aInK+βInL+xInI+ε (2)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方法来估计模型(2)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InYit=ai+aInKit+βInLit+xInIit+εit (3)
其中,α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i指第i个省区市,t指第t年。地区数为6;时序为1978—2009年。模型中Y代表实际GDP ,K表示物质资本存量,L表示就业人数,不变价计算的基期皆为1978年,I为制度变量。
对面板数据模型(3)的估计,经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利用Wooldridge(2002)关于面板数据自相关检验,以及Greene(2000)关于面板数据的异方差检验,结果表明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和异方差,本文进一步采用面板修正的标准差估计(PCSE)方法对模型进行校正。
3.2 估计结果及分析
对模型(3)的估计,经过自相关和异方差校正,结果如下:
InYit=-3.158+0.704InKit+0.601InLit+0.051InIit+εit (4)
(0.000) (0.000) (0.000) (0.002)
(4)式中括号为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水平,表明所有系数估计值是统计上显著的,R2为0.998,Wald卡方统计量的伴随P值为0.000,样本数192。
从估计结果看,物质资本存量、就业人数和制度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弹性依次是:0.704、0.601和0.051。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质资本存量的变化率、就业人数的变化率和制度的变化率每增加1%,GDP的总量的变化率分别将增加0.704%、0.601%和0.051%。上述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就业人数和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正相关关系;制度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明显小于物质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的作用,这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要素投入的驱动。
利用上述估计结果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计算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根据贡献率的计算公式算出的物质资本存量、就业人数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84%,11%和1%。也就是说,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看,物质资本存量贡献度为84%,就业人数贡献度为11%,制度贡献度为1%。由此可以进一步说明,以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投入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制度的贡献微乎其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部地区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始终处于相对落后状态,毕竟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的经济增长,如果不发挥制度的作用,只是依靠不断地加大投入是不够的,长期来讲也不具有可持续性。高萍与孙群力(2006)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即制度变迁差异是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是非均质的,从而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4 制度影响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省际差异的分析
相对于其他地区,中部地区发展水平仍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地区间发展差距显著,而制度因素是加剧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本节进一步探讨制度因素的差异对中部地区区域内省际发展差距存在什么样的影响。
4.1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省际差异
本文运用中部地区1978-2009年的实际人均GDP的变差系数来对省际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进行衡量。变差系数是比绝对差异、最大最小值系数、标准差等更为合适的衡量样本值差异大小的指标,并且在时序分析中更为适合,因为它以平均值为分母,先剔除了样本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变差系数越大则说明省际的差异越大。变差系数的计算公式为:undefined
利用上述公式我们计算了中部地区32年间经济增长水平的变差系数用以说明区域内的省际发展差异。 其结果见下图1所示。
从图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存在着明显的省际差异。而且,从变化趋势来看,改革开放初期中部地区省际发展水平差异的波动幅度较大,然后逐渐趋于缩小,但到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部地区省际发展差异又开始逐步扩大,直到近两年才又趋于缩小。中部地区省际差异的这种变化态势是什么原因所致?下文我们进一步分析说明。
4.2 制度差别对中部地区发展水平省际差异的影响
物质资本存量、就业人数和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的省际差异将会导致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省际差异。接下来我们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方法的JJ(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省际差异进行实证分析。具体过程如下:
(1)根据变差系数公式,分别计算出物质资本存量的变差系数(KV)、就业人数的变差系数(LV)及制度的变差系数(IV)。
(2)采用单位根的ADF检验方法对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为了尽可能消除变量数量级不同和数据异方差性的影响,对本文涉及的经济增长水平的变差系数、物质资本存量的变差系数、就业人数的变差系数和制度的变差系数四个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并记为LnYV、LnKV、LnLV和LnIV,四个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表明非平稳时间序列LnYV、LnKV、LnLV和LnIV经过一阶差分后均平稳,四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服从I(1)过程。
注:本表中LnL(-1)表示序列LnL的一阶差分算子;检验类型(C,T,K)中的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0指检验方程不包含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滞后阶数K依据AIC和SC准则确定。
(3)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由于四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对于服从I(1)过程变量的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J(Johansen-Juselius)检验。根据检验结果(结果略),最后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数为4。进一步检验滞后期数为4的VAR模型的稳定性,发现VAR模型特征方程的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之内(结果略),也就是说该模型是稳定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Johansen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这些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注:* denotes rejection of the hypothesis at the 0.05 level
Johansen协整检验表明, 经济增长的变差系数、物质资本存量的变差系数、就业人数的变差系数和制度的变差系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
LnYV=3.208+0.379LnKV+0.041LnLV+0.706LnIV+ecm (6)
(0.017) (0.064) (0.042)
(6)式中括号为系数估计值的标准差, ecm代表均衡误差(残差)。上述协整方程说明了经济增长的变差系数、物质资本存量的变差系数、就业人数的变差系数和制度的变差系数之间必然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中,物质资本存量的变差系数、就业人数的变差系数和制度的变差系数对经济增长的变差系数的弹性分别为0.379,0.041,0.706。由此可知,导致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省际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是各省之间制度因素的差别,即中部各省在产权、对外开放、市场化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差别,是造成各省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制度变差系数的变化率每增加1%,经济增长的变差系数就增加0.706%;其次是投资的差异,物质资本存量的变差系数的变化率每增加1%,经济增长的变差系数就增加0.379%;劳动力投入的差异对各省经济增长水平差异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从上述分析结果看,缩小中部地区省际发展差异,重点在于制度和投资方面,实际上,制度和投资两者又相互联系,特别是制度的改进对投资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5 结论
本文将制度因素纳入了C-D生产函数的扩展模型,利用了1978-2009年间我国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是资本投入,其次是劳动力投入,制度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甚小。这也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主要原因。同时,中部地区区域内省际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对其成因的分析发现,中部地区的这种省际差距,最主要的原因是各省之间制度因素和投资方面的差别,特别是中部各省在产权、对外开放、市场化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差异,是造成各省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
上述结论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政策启示:由于各地区在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方面存在的差别,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要充分认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把进一步深化改革作为中部各省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进而促进各地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金玉国.宏观制度变迁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财经科学,2001(2):24-28
[2]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1):35-43
[3]高萍,孙群力.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经济体制变迁和产权制度变迁为例[J].财经科学,2006(11):53-60
经济增长差异 篇9
1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及测度方法
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上判断,其作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的效率方面, 而这只是狭义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涵义界定。 从广义上说,其应当被看作为一种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的价值范畴。 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巨大,甚至在进行经济社会众多领域的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另外,在经济方面的研究领域中,也有人曾经这样进行界定,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应当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定义或者概念, 其在表现出与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同时,其在与社会、政治等因素之间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因此,经济增长质量也具有反映现有社会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科教文卫等方面的经济水平及社会收入情况的特质。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经济增长质量更能代表当下的经济发展的形势与状态是否良好,也是实现经济不断发展,增强其持续性的关键所在,更是增强经济建设中结构基础的关键,而最后,经济增长质量对促进经济社会效益的和谐稳定、全面发展方面表现出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一种能综合表现经济现象的指标。 其主要通过它实现对经济现象与问题的分析与测度来实现的。 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到了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与侧面,因此,在进行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过程中要全面了解其经济指标体系,就必须实现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全面分析,建立运用相对指数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在内的测度分析系统。
2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系统与区域视角分析
2.1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经济增长质量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存在, 更不是内容结构简单的概念。 其往往在经济测度中表现出丰富的内涵特征。 这种特征使得其作为一种经济增长衡量指标具有广泛的实用性与价值意义。 其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在表现上也是从3 大方面进行的。
(1) 经济增长结构。 作为一种经济增长结构中的测度标准,从其指标的选择内容上来说,其主要的依据应当是从产业结构方面、投资消费结构方面、经济金融结构方面、国际收支结构方面来总结的。
(2) 经济增长稳定性。 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内容主要包含了产出、价格变动及就业方面。 因此,在进行经济增长测度的过程中也通过对这3 个方面进行稳定性的考察。
(3) 针对经济增长中的资源与环境方面为标准的测度而言, 实现资源利用应当根据经济生产过程中相关的因素作为基础性测度标准。
2.2 经济增长质量的区域视角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经济增长质量的现状及特征在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整体趋势上具有从微观到宏观方面的全方位测度功用。 因此,利用经济增长质量为测度标准,进行分析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构建情况。 由于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具有彼此关联的特征,在进行总量的分析与区域发展特征上看,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标准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修正与调节。
(1) 经济增长结构应当作为一种可以真实全面反映紧急金融结构的常见性的指标。
(2) 在对中国的教育现状情况进行表现的同时, 不能仅将人均接受教育水平作为唯一标准, 而是应当以各个区域之间的关联数据内容为参考多角度分析。
(3) 经济增长的结果作为一种常见的收入分配问题, 国际上最为通用的度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 但是我国各地区域之间的基尼西戎不存在被广泛认可的测算结果。 可见,我国只能通过运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收入比例以及胎儿指数作为测度成果分配的基础指标内容。
3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经济发展形势下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研究,是建立在一定的规范概念下的价值判断, 这种定量的分析与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权重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但是在经济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其增长质量的指数变化受到了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增长的稳定性与幅度都有所减缓。 经济增长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作用也是负方向的。 据此,针对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政策性建议主要是希望能在考虑增长数量的同时,兼顾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状态。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能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发生了变化。本文针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进行分析与比较,通过构建基础性的指标进行紧急增长质量指数分析,通过PCA的分析方式等最终实现量化经济增长质量工作。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尽管在各个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是,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总体趋于平衡。
经济增长差异 篇10
一、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与测度方法
1、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界定
经济增长质量最早是由前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中提出来的, 他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应包括三个方面, 即产品的质量、消费品的消费效果以及生产资料的效率。而后, 又有很多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界定, 而近几年对于这一理论的界定越来越趋于广泛的含义界定, 如温诺·托马斯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发展速度的补充, 而Barro则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与社会、政治因素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对于这一含义的界定还没有明确的标准, 但是简单来说, 经济增长质量是指在实现经济总量增长过程中, 其过程、途径、方式等方面的优劣程度。
2、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法
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分析来看, 其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范畴, 而是很多方面的综合反映, 因此对其进行分析和度量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一般的测度方法主要有相对指数法、因子分析法以及层次分析法等。
二、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系统——总体分析视角
1、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构建一般从四个方面概述, 即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生态环境代价以及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四个角度进行分析。
(1) 经济增长结构:该结构是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标准, 因此在内容的选择上主要侧重于产业结构、金融结构、国际收支以及投资消费结构等方面。其中产业结构还分为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率、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率、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率、工业化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指数。
(2)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应从产出波动、就业波动以及价格波动三方面来考虑, 并且应选择通货膨胀率、经济波动率以及失业率这三个测度标准。
(3) 经济增长的环境和生态资源方面的测度标准。基于二者而言, 要想使资源利用达到更高的水平需要根据经济生产过程中一系列相关因素作为测度标准, 如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
2、经济质量指数的计算
本节对于经济质量指数的计算来源主要参考《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 并以1978年作为研究基年, 从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在各级指标的统计特征可以看出, 经济增长质量的四个方面指数第一成分的数据信息较为全面, 因此, 采取第一主成分来去确定相应权重比较合理。并且相关数据的研究表明, 其中资源和生态环境二者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中占据的权重最高。
3、测度结果
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时序变化较为明显。总体来说是上升状态, 但是如果分开来看, 不同的时段又有不同的变化。在1978-1986这个时段中其经济增长质量一直在稳定提高, 而在1987年到1993年这一期间却又开始下降。而后从1994以后直到2013年都是呈上升趋势, 经济增长质量又恢复过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其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与资源利用以及环境方面的变动都大致相当, 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受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的影响很大, 所以, 要想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必须改善生态环境并且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三、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系统——区域分析视角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系统, 除了要全面分析其时序变化还要从区域分析的视角来阐述地区差异。
1、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构建
首先, 考虑到各种因素, 地区金融结构的测度其衡量指标选择存款和贷款余额占GDP的比例为标准依据。因为中国的金融资产大部分都集中在各大银行, 而银行的业务主要包括存款、贷款, 因此其衡量标准是以二者占GDP的比重来权衡的。其次, 对于教育状况本节主要选择各个省市的在校人数占人口的比重来作为测度标准。最后, 因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成果分配是收入分配, 国际上主要是以基尼系数作为测度标准, 但是由于我国对此并不认可, 所以根据实际情况, 本节主要采用的是城乡收入与泰尔指数作为测度标准。
2、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测度的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1978年-2013年之间的经济增长质量, 参考的数据主要是《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13) 》等相关数据。而且一些省市的资料不全面, 因此,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地区差异分析主要分析的是28个省市的数据。
本节的计算方法与上节的大致相同, 都是通过相关数据来测度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但是由于年代久远, 很多数据是不全面的, 如1991年以前的资本价格指数我们无法查阅到, 所以这里只能用投资隐含平减指数来代替。
在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中,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式大概分为四种, 即代数指数法、潜在产出法、索洛残差法以及隐性变量法。不同的计算方法有各自的特点, 但是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潜在产出法来对我国1978-2013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
3、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结果
对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而言, 总体上在1978年到2013年这个年段中, 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都有所提高, 但是如果从区域视角分析, 各个地区又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在测度结果中可以看出, 个别省份在个别年段其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幅度较大。而各个省份的排名变化, 在1978年排名前十的省份有广西、吉林、湖南、青海、江西、贵州、北京、陕西、上海。而且地域分布也比较均匀, 其中有4个西部省区, 2个东部省市和4个中部省份。在11-20的排名中有天津、新疆、福建、内蒙古、江苏、云南、宁夏、山西、湖北。这是个省份中有5个西部省区、3个东部省市和2个中部省份。后8名排名则是四川、安徽、河北、山东、辽宁、浙江、黑龙江、广东。其中有5个东部省市、1个西部省区和2个中部省份。从1978年我国的各省份的排名情况来看,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向前的集中在西部地区, 而东部地区排名比较落后。但是在2013年, 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排名发生了很大变化, 原本排名前三位的广西、青海和湖南都分别下降到后几名。而原本排名在后面的省份如辽宁、浙江等都跻身在较前的位置。尤其是广东、江苏、山东、福建、上海等沿海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幅度较为明显。到2013年,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较高的集中在东部省市, 而西部和中部地区较为落后。
从测度结果来看, 我们可以得出相关结论, 当经济增长的结构趋于平衡, 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就会增强。而资源利用率提高, 生态环境得到很好的保护, 其经济增长质量也会不断上升。
综上所述, 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在不断变化, 并且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也大不相同。本文研究了1978年到2013年的时序变化以及28个省市的地区差异。可以看出, 总体上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在不断提升, 但是个别时段还存在下降现象, 并且东西部地区的差异较大, 因此, 我们要不断优化经济结构, 并且合理利用资源, 有效提高其利用率,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让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朝着良性的方向不断增长, 促进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也在不断变化, 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虽然区域不同, 但是总体上其经济发展趋于平衡。本文主要通过PCA分析方式来分析各地区的差异以及时序的变化。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时序变化,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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