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效应

经济增长效应（精选十篇）

经济增长效应 篇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城市化历程。 2010年城市化率达到49.52%,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人口均超过千万,如北京全市人口达1961.24万,城区内居住人口1556.32万, 上海全市人口2301.91万,城区内居住人口1764.08万。1如此庞大的城市规模远超过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的预期, 因此我国的城市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目前城市普遍面临着交通拥堵、房价偏高、环境问题严重、城市治理成本增加、投资效率下降等一系列的“城市病”。 这些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城区内市政规划有问题,如市内各功能区规划不合理,交通网络设施设计不合理等,这主要体现在中小城市;另一方面是人口规模从根本上超出了城市的最佳承载能力,这主要体现在大城市。

有学者分析,我国城市化率如要达到高收入国家78%的规模还需提高30个百分点, 这意味我国城市人口还需增加近4亿的数量,加上我国同时面临特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和大部分中小城市规模发展不足的问题,[1,2]因此优化城市的合理规模,避免大城市的盲目扩张,挖掘中小城市扩容的潜力等问题对于我国显得尤为重要。

二、文献综述

国外对传统城市规模的研究主要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出发,认为最优城市规模应是实现总社会福利或人均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人口规模,或是使公共服务的平均成本最小的人口规模,或是使生产成本最小的城市规模。[3,4]国内学者王小鲁和夏小林用规模收益递增生产函数表示城市经济集聚的收益,用政府和居民负担的外部成本函数之和来表示城市的总外部成本,认为最优城市规模应以居民意义上的平均净收益最大化为准则;[5]李秀敏等在此基础上,在测算城市外部成本时增加了企业成本,认为当城市总收益等于总成本时,城市处于发展的临界阶段,当净收益最大时,城市处于最优规模;[6]还有些学者从环境约束的角度来研究城市规模。 周海春等认为城市适度人口规模取决于经济发展对人口的需求和资源、环境、社会发展对人口规模的制约;[7许抄军等从城市资源制约和环境质量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城市的最优规模;[8]包正君等认为我国现阶段出现城市问题的原因是快速城市化引起的人口集聚和人口的盲目集中使城市人口规模超过了城市生态环境的人口承载量。[9]

国外对新地理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集聚经济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 主要将集聚导致的垂直关联和移民、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流动和知识溢出、 熟练工人迁移与知识创新、 贸易与创新成本、差异化产品贸易等因素纳入内生增长的框架,研究城市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集聚与增长的循环累积效应。[10,11,12,13]二是拥挤效应与规模经济的权衡机制,认为最优城市规模是城市集聚过程中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权衡的结果。[14]外部不经济即为拥挤效应, 体现为交通上的拥挤程度、通勤成本、边际地租等;[15,16]外部经济即为规模经济,城市集聚的规模经济的微观基础主要体现在共享、匹配和学习机制。[17]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有效城市规模”的概念,把单个城市视为整个城市分工网络上的节点,强调了城市间的网络外部效应。 国内学者对此也有研究,如安虎森等通过最大化实际收入研究最优城市规模,得出只有当黑洞条件满足时才存在最优城市规模的结论,而且最优城市规模还取决于农产品的贸易成本。[18]肖文等在新地理经济学的框架下研究了外部规模经济、拥挤效应与城市规模的关系。[19]

综上所述,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研究城市问题是一种微观且局限的方法,不能反映城市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组织结构的整体机理。 新地理经济学则主要强调地理空间在城市演化中的影响,重点分析城市最优规模的微观基础。 将拥挤效应、城市规模和经济增长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相对较少, 如Esteban和Mark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分析尝试;[20]张应武从城市经济增长的角度估计了中国城市的最优规模,认为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非线性关系, 存在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城市规模;[21]王家庭从生态约束的角度构建内生增长模型来分析最优城市规模。[22]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拓展了拥挤效应的概念,认为拥挤效应不仅体现在生态环境约束和交通拥挤上,也体现在导致资源配置下降的各种因素上,如投资的边际效率的降低、城市治理成本的上升、房价等生活成本的上升等等。 通过构造拥挤效应函数,将其纳入生产函数,建立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最优规模的演化路径及其影响因素,为不同条件下的城市最优规模估算提供一个理论参考。

三、最优城市规模模型的构建

(一)城市规模与拥挤效应

城市规模是衡量城市大小的数量概念,包括城市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经济规模、基础设施规模, 这四方面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 通常将人口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决定性指标,但由于人口数量与实物资本存量可以视为按一定的比例匹配,因此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城市规模(G)的大小用城市的实物资本存量(K)来代表,一般而言,城市规模越大资本存量越大, 当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城市的集聚效应降低,而城市的拥挤效应增强,所以假设城市拥挤效应的产生函数为:

其中Bk>0、Bkk>0,这表示拥挤效应对实物资本的一阶二阶导数均大于零,意味着拥挤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加速增加。 假设拥挤效应会因为城市的集聚效应而减弱,以a的速度下降,则城市拥挤效应的运动方程为:

其中当城市达到最优规模时,拥挤效应和集聚效应相互抵消, 即经济系统达到长期稳定的状态, 则,此时,根据式(2)可以得到:

在式(3)中d Z /d K=Bk/a>0、d2Z /d2K=Bkk/a>0, 可以得到当长期均衡时, 曲线的形式如图1所示,当B(K)<a Z时,,Z位于曲线的上面,此时Z必定下降;反之,当B(K)>a Z时,,Z位于曲线的下面,此时Z必定上升。

(二)生产函数与经济增长

为了简化分析,不考虑城市规模产生的拥挤效应对于生产函数的影响,假设产出是关于资本存量的函数,也不考虑人口和技术的影响,这里假设人口的影响隐含在实物资本存量中,技术进步不仅影响产出,也降低拥挤效应,这里暂不作考虑,则生产函数可以设为:

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有Fk>0,Fkk<0。 为了简化分析, 假设人口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均为零, 则净资本存量的积累等于储蓄减去折旧,即

其中s为储蓄率,δ 为折旧率。 当经济系统达到长期均衡时,,此时s F(K)=δK,对应着经济稳态时最优的资本存量,曲线的形式如图1所示。 当s F(K)>δK时,,K位于曲线左侧, 此时K必定向右移动至;反之,当s F(K)<δK时,,K位于曲线的右侧,此时K必定向左移动至。

如果考虑拥挤效应对生产函数的负作用,则生产函数改写为:

其中d Q /d Z<0,d2Q /d2Z<0, 因为城市的拥挤效应对生产有负的作用,并且产量随着拥挤效应的增加而加速下降,生产函数中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出与拥挤效应无关。

当时达到均衡,可由F(K,Z)=δK得到,且得到:

曲线如图2所示, 在曲线的上方,表示,即s F(K,Z)<δK, 因为拥挤效应对产出和资本形成具有负的效应,资本存量会下降,即向左移动,反之,在曲线的下方,表示,即s F(K,Z) >δK,因为较少的拥挤效应可以形成较大的资本,即向右移动。

(三)演化路径与均衡

分析模型的动态均衡须考虑上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当拥挤效应不影响经济增长时,联立方程式(2)和(5),且两方程同时满足和,从图1上可以看出均衡点位两条曲线的交点。 方程B(K) =a Z和方程s F(K)=δK同时满足,可以求解得到稳态时的和Z*。 当时, 根据前面的分析,非均衡的位置叠加运动方向,会沿着箭头的方向沿虚线收敛于均衡时的状态,因为拥挤效应和资本存量相互影响。

第二种情况是考虑拥挤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时,联立方程式(2)和(7),且两方程同时满足, 从图2可以看出均衡点位两条曲线的交点。 方程B(K)=a Z和s F(K,Z)=δK同时满足,可以求解得到稳态时的K*和Z*。 根据两个方程的路径叠加后可以将图2分为8个区域, 即用水平线和垂直线将两条线分的4个区域再分别分成2个区域, 区域1357可以直接根据虚线的路径收敛于稳态,但是区域2468的位置不能直接收敛于稳态, 而是分别移动到对应的3571区域内,然后再沿虚线收敛。 以区域2为例,在此区域内,因为城市规模较大,导致拥挤效应增加, 即向上移动, 但是此时拥挤效应已经高于稳态的拥挤效应,所以不可能直接收敛于稳态,另外,又因为, 此时因为挤出效应使得储蓄低于折旧,导致实物资本减少,城市规模减小,即向左移动,综合起来在2区域内的点会向左上方移动至3区域, 在3区域内,根据前面分析的原理会向左下方移动,沿虚线收敛于稳态。

比较两种情况的稳态水平可以发现,当考虑拥挤效应对生产函数的影响时,均衡时的实物资本存量和拥挤效应均低于不考虑拥挤效应的情况,因此最优的城市规模也相对小一些,居民的生活也更舒适,并且两种情况都收敛于稳态,说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同,所以将拥挤效应纳入生产函数更为合理和有效。 综上所述可得到:

命题1:长期来看,无论城市的拥挤效应是否影响生产函数,实物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均收敛于稳态,城市规模均收敛于最优城市规模。 稳态时, 城市聚集产生的正效应等于拥挤产生的负效应。

四、最优城市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

(一)影响因素与均衡

根据式(2),影响曲线最重要的因素是城市集聚对拥挤效应的减少系数a, 影响a的因素有很多,如基础设施的改善、绿化面积的增加、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一些其他的引导政策均可以提高a, 反之则减少。 城市规模在不同的阶段,a的大小也不同, 因此a是一个动态的变量,城市规模过小时,城市集聚效应非常明显,拥挤效应几乎可以忽略,随着城市规模不断增大,a有一个先递增后递减的过程。

当城市集聚产生正效应时a增加,拥挤效应下降,曲线往右下方转动,如图3所示,如果移到曲线,重新达到均衡,则在初始的均衡点Q1位置,, 如图2中的区域5 , 因此会沿着区域5中间的虚线收敛于图3中新的均衡点Q2, 此时K*增大,最优的城市规模扩大。 反之,当城市集聚产生负效应,a逐渐减少,则会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稳态时, 城市最优规模下降。 因此,可以得到:

命题2:短期的外生冲击(基础设施的改善、绿化面积的增加、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一些其他的引导政策)会影响长期经济均衡的位置,改变城市的最优规模,减少拥挤效应的措施会扩大城市最优规模。

根据公式(7),影响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主要是储蓄率s和折旧率 δ,s的下降或 δ 的增加都会使资本存量减少、经济规模缩小,在图3中可以理解为向左下方移动至, 初始均衡点Q1移至Q3, 参数变化后在Q1的位置出现图2中区域3的情况, 即沿虚线收敛于新的均衡位置Q3,反之,s的增加或 δ 的下降都会使得资本存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

不同大小或不同区域的城市由于生活习惯、文化差异、收入水平、地理位置等差异,储蓄率s和折旧率 δ 是不一致的,因此这些条件的改变都会影响到最优城市规模的改变,并且稳态的城市拥挤程度和经济增长速度都会发生改变。

经济系统中,影响上述两个均衡方程的参数可能同时发生变化, 当城市集聚产生正效应时,a增加,拥挤效应下降,曲线往右下方转动,同时, 的下降或 δ 的增加都会使得资本存量减少,经济规模缩小,在图3中可以理解为向左下方移动至,均衡位置从Q1移至Q4,表现为最优城市规模的缩小。 Q1相对于Q4而言,相当于图2中3或4的位置,收敛路径分别为图2中的虚线所示。 其他的参数变化可以按同样的原理进行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命题2中的短期外生冲击对拥挤效应的影响以及内生或外生的影响因素会使得储蓄率s和折旧率 δ 产生改变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这些参数会因为不同城市规模和不同时期而改变, 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所以最优城市规模也会随之改变。 因此可以总结得到:

命题3:横向而言,不存在统一的最优城市规模, 不同等级的城市都有其不同的最优城市规模;纵向而言,城市的最优规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间变化和不同的外部条件而改变。

(二)均衡模型的简单设定

为了能够量化分析,可以对前面分析框架的经济函数和参数进行设定,考虑函数的便捷性,这里设定的每个函数仅满足最基本要求的简单形式。

假设城市规模和大部分的分析保持一致,用人口数量N来替代城市规模G,根据经验,人口数量和资本存量并不是线形关系,因为资本存量可以无限增加而人口数量却不能,所以设定两者之间为线形对数关系,具体为:

其中h为人口数量对资本存量的弹性系数,且1>h>0,它也可以理解为资本增量和人口数量的变动率之间的匹配关系。 拥挤效应因为人口的聚集而产生,也可以设定为:

其中i为拥挤效应对于人口数量的弹性系数, 且1>i>0,将公式(9)和(10)代入公式(2)可以得到城市拥挤效应增加函数为:

Z觶=Khi-a Z(11)

当城市规模达到均衡时,城市资本存量与拥挤效应的关系为:

另外,根据公式(6)的假设条件,拥挤效应对产出表现出负的效应,可以设定生产函数为:

其中1>α>0,β>0。 将公式代入(7)式可以得到:

当城市经济增长处于长期均衡时,即,拥挤效应与资本存量的关系为:

联立式(12)和(15)可以求得均衡的最优城市规模的资本存量和拥挤程度分别为:

此时,根据式(9),均衡时最优城市规模为:

为了方便分析,可以对(18)式取对数得到:

对(19)式变换可以得到:

从(20)式可知,最优城市规模与集聚效应的增长率和储蓄率的增长率正相关,和折旧率的增长率负相关,但是后两者在现实经济中短期内可以假设是不变的,因此当城市达到最优规模后,其增长关键仍取决于集聚效应增长。 从模型分析中我们知道集聚效应可以降低拥挤效应,拥挤效应的降低促进产出的增长,产出增长会增加资本存量,资本存量增加导致人口的集聚,城市最优规模增长,所以最优城市规模的增长率与其集聚效应增长率正相关的结论完全符合模型的设定。

从均衡的结论可以看到,参数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满足模型框架的分析结论,因此也可以用此结论对我国城市规模进行简单的估算。 如果要分析更多的城市问题,对上述函数和参数进行重新设定依然可以进行。 因为数据获取的困难,这里暂不进行估算,仅提供一个估算的理论方法,不同等级的城市规模其模型中参数是不一致的,所以最终估算出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最优规模也将不一致,这是符合实际的。 城市化进程应该与工业化进程匹配,城市化超前将出现所谓的“鬼城”,城市化滞后将出现城市过度拥挤,都不是资源的最优配置,所以城市化进程要适度且有序地展开。

五、结论

城市规模的扩大会产生较强的集聚效应,如规模经济、关联效应、技术创新、知识溢出等外部经济,但是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则会出现边际收益的递减,而拥挤效应则出现边际负收益的递增,最终当拥挤带来的损失超过规模扩大带来的收益时,经济就缺乏效率,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城市规模的扩张是不可能持续的。 本文在新古典经济的框架下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型,系统分析了拥挤效应、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的关系,为分析最优城市规模的估算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

首先,模型的建立在于构建一个城市拥挤效应函数, 城市拥挤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城市规模扩大产生的集聚效应的正效应反映为拥挤效应的减少,形成一个拥挤效应增量与城市规模的函数。 其次,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构造一个生产函数,将城市规模用实物资本存量表示,可以认为产出是相对于城市规模的增函数;并分析了经济增长收敛的稳态过程, 而且将拥挤效应也纳入生产函数,分析其稳态的收敛过程,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即无论拥挤效应是否被纳入生产函数,经济增长都会收敛于稳态,因此城市的最优规模是存在的。 再次,通过对模型参数的变化分析了其对于经济稳态的影响,得到城市最优规模是可变的结论,不仅反映在不同经济规模的最优城市规模不同,也反映在不同时期的最优城市规模的变动。 最后,本文还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最优城市规模的估算模型,得出最优城市规模的增长率取决于其集聚效应的增长率。 所以,政府在促进城镇化过程中应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控制城市规模,主要通过增加集聚效应或降低拥挤效应来扩大城市规模。

福建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篇2

福建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投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改革开放2 0多年来福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的变迁过程中,福建省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投资结构急剧改变,投资体制改革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大大提升了福建经济在全国的地位,人均生产总值进入全国前列,整体生产力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本文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和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作 者：徐斌 作者单位：福建省统计局刊 名：发展研究英文刊名：DEVELOPMENT RESEARCH年，卷(期)：“”(8)分类号：F2关键词：

经济增长效应 篇3

更让人担心的是地产复苏势头在年初以来明显减弱，除销量大幅低于去年12月之外，房价跌幅也在今年1月重新扩大。由于今年基建投资的增速会明显受到地方融资平台清理的约束，难以有太好的表现，所以地产投资的复苏就是今年稳增长的关键。而今年年初地产销售的走弱给接下来的经济走势蒙上了阴影。

此外，通缩压力还在加剧，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压力。从春节期间的物价走势来看，在1月CPI跌破1%之后，2月CPI数字难以明显回升。而PPI深度通缩的状态还将延续。这样一来，真实利率进一步上升，给实体经济带来紧缩效应。

我们看到，货币政策在宏观数据空窗期进一步放松，这反映出决策者对经济增长的忧虑。春节前后，央行进行了全面的降准和降息，而并没有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观望。很显然，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已经引起了政府高度的警惕，因而在1-2月数据尚未发布的时候就推出了宽松的举措。降准和降息，再加上信贷投放的加速（1月信贷增长迅猛，超出预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企稳。从2月PMI数据来看，经济增长下滑的风险已经受到一定程度控制。

当前，政策正处在“走一步、看一步”的宽松通道中。增长和通胀数字的疲弱意味着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仍然处在放松过程中。不过，政策放松的迟疑态势也非常明显。接下来政策的放松节奏仍然会高度依赖于经济数据的变化。在央行2月末再次降息之后，今年剩下的时间内利率很可能保持相对稳定。

根据以往的经验，经济低迷的时候通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托底增长，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惯常做法。次贷危机以来，我国曾数次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同发力带动经济增长复苏（“四万亿”是其中最有力的一次）。

要判断财政和货币政策宽松与否，不要看其基调究竟定的是“积极”还是“稳健”，而要看财政赤字和信贷的数据。财政赤字的放大，以及信贷投放的加快，分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宽松的证据。

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这段时间，偏紧的财政和宽松的货币极不协调。一方面，财政赤字增长明显放缓，甚至出现了同比减少——月度财政赤字小于前一年同月数值——表明财政政策其实相当不积极。另一方面，信贷投放明显加快，显示货币政策实质上放松。这一局面为过去几年所未见，与次贷危机以来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放同收的局面形成很大反差。本应同步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变成了跛脚而行，自然在稳增长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今年财政赤字预算数是很重要的看点。当前，地方政府融资正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而受到挤压，急需要财政扩大支出来加以对冲。这样一来，财政政策宽松与否就变得更加重要。

如果今年财政赤字目标定得较低，将会弱化经济增长前景，并让货币政策面临更大放松压力。这显然会利好债券市场，并给股票市场带来更强的流动性推动。较低的财政赤字还意味着基建投资增长会更乏力，从而提升地产投资在稳增长方面的重要性。相应的，地产政策就会更加宽松。

2014年我国财政赤字目标是1.35万亿元。从财政收支的实际数来看，最后全年实际完成财政赤字1.13万亿元，占去年GDP的比重为1.8%。2015年财政赤字预算至少要达到1.7万亿元，占GDP比重上升至2.5%。这是观察今年财政政策的基准。

国泰君安表示，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主题是稳增长和促改革。主要看点是下调GDP增速目标，上调赤字率，稳增长。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改革关键之年落地攻坚。

2015年目标设定：GDP为7%左右，比2014年下调0.5个百分点；CPI为3%左右，比2014年下调0.5个百分点（预计实际为2%左右，定高旨在稳定预期）；M2为12%，比2014年下调1个百分点（有定语，强调“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也可以略高些”，货币政策取向中性偏松）；赤字率为2.3%，比2014年上调0.2个百分点。

预计2015年房地产投资将下滑到5%左右，因此基建投资将继续保持高增长以对冲。预计2015年底到2016年前后随着房地产投资探底，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中长期底部可能接近探明，剔除水分后大致5%-6%，能否在新增长平台上稳得住，关键取决于改革放活和降低融资成本能否取得实效。

此外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2015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700亿元，赤字率从上年的2.1%提高到2.3%。铁路投资要保持在8000亿元以上，在建重大水利工程投资规模超过8000亿元。核电重启。预计“两会”前后将财政政策加码宽松，以应对稳增长和通缩。

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左右，强调“在实际执行中，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也可以略高些”。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预计2015年至少还有1次降息，2次降准。

改革关键之年落地攻坚，主要表现在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扩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健全节能环保价格政策。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推动财税体制改革，调整完善消费税政策，扩大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成熟一家，批准一家，不设限额。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有序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推动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推进一路一带、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战略。

川财证券表示，宏观经济有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超出市场预期。

首先，政策高估经济下行压力，存“超调”的可能。在通缩担忧加剧的背景下，政策已经舍弃去年定向调控的方针，转而全面放松，发改委不断加快基建项目审批，货币政策三个月二次降息和一次降准力度可见一斑。反观经济数据2月汇丰PMI回升幅度较大，虽有春节存货扰动，有一定程度失真，但确没有继续恶化；中观商品期货先行指标甲醇、PVC等已经出现了为期1个多月的反弹；我们认为虽然增长下行压力仍然很大，但经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受益“低利率，低油价，低汇率”的“三低”红利。如果政策按当前的节奏继续加码，叠加上述红利延续，经济运行有可能从现在二阶拐点演变为一阶拐点，即经济在二季度轻微反弹的概率加大。

其次，水利投资超预期的概率上升。水利有望接替高铁、核电成为新的基建投资增长点。从之前政策对水利行业的重视程度看，预期政府工作报告亦会对水利有所提及，结合“水十条”政策发布处在窗口期，政策利好助推实际投资超预期的可能性加大。

最后，房地产投资悲观预期或将修正。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已做好相关政策储备应对房地产投资下滑，同时地产投资也受益低利率环境，总之政府对通缩环境的担忧会减轻刺破地产泡沫的决心。预计在销量回暖和价格止跌下，投资下滑幅度也会减轻。

华泰证券指出，从供给角度入手，“新常态”经济描绘了一个新的增长图景，围绕全要素生产率的改革将对传统增长要素进行渗透。

第一，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契合点大概率将被关注，具体来看区域协同化发展、户籍制度改革、环保以及三农等问题将成为重点讨论对象。调结构与保增长的契合点将是短期经济的新动力，以应对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转型的需要。

第二，关乎到生产效率和投融资效率提升的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关政策也有可能在两会期间被提及，即使不被提及，在会议之后也会以独立的重大政策逐渐落地，这些政策将重构中国经济的增长效率。

第三，面对国际经济的纷繁复杂形势，短期经济在下跌的压力中逐渐推进宽松，降准和降息操作均已在2月份实现，为应对通缩压力、投资下滑和流动性缺口的压力，未来政策仍有继续宽松的空间，预计三月末仍有降准的需要；同时财政政策将会逐渐发力，力度值得期待。

经济增长效应 篇4

绿色公共投资, 亦被称为自然资源环境公共投资, 是与绿色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投资中有关于绿色项目建设的政府 (包括中央与地方) 投资。在公共投资及其效率方面, Aschauer (1985) 提出的生产函数法把公共投资作为一种投入, 加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再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 从而分析公共投资存量是否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投资研究上, 国外学者Douglas Trevor Kuzmiak (1995) 在其文章中提到现在发展的环境问题, 探讨重视环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研究美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主要是其影响力和方向探讨。对于绿色公共投资, 国外系统研究较少。

对于公共投资及其效应、绿色投资及其效应的研究, 我国学者也做了不少的努力。马拴友 (2000) 把公共投资作为一种投入, 加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再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 从而分析公共投资存量是否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于长革 (2006) 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 并以中国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实证检验得出结果:公共投资与产出正相关;并且, 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运用计量经济模型, 估计出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投资的最优规模。殷强 (2007) 实证分析了我国公共投资的宏观产出效率、配置效率、微观X效率, 并用制度变迁、制度分析来诠释我国公共投资宏微观效率的损失。孟耀、张启阳 (2005) 在解析了绿色投资含义的基础上, 分析了绿色投资与循环经济的关系, 提出了绿色投资的方向和发展思路, 以及构建绿色投资制度, 发展绿色投资, 实现循环经济的建议。邢秀凤、刘颖宇 (2006) 选取1988-2002年的山东省环境与经济数据, 建立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和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 对山东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蔡珞珈、黄蔚 (2006) 选取1985-2004年湖北省的环境与经济数据, 建立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 对湖北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证明了湖北省的环境曲线不符合典型的EKC特征, 而呈显著的三次曲线特点。肖蓉蓉 (2007) 利用湖南省1988-2004年的数据, 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 证明了受众多因素影响,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只是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一种。对于绿色公共投资的研究, 国内的研究很少, 较为完备的是郭涛、朱永杰的相关研究。郭涛、朱永杰 (2010) 研究了我国绿色公共投资宏观效率, 实证分析了我国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效率、规模效率和结构效率, 并对宏观效率缺失情况和增减变化做出初步评价。

目前, 国内外对于公共投资及其效应的研究比较多, 都较为系统、全面的阐述了公共投资的宏观效率、规模效率、结构效率等。但是, 对于绿色公共投资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还很少。我国学者还没有集中突出对绿色公共投资领域研究, 没有聚焦绿色公共投资的核心问题———绿色公共投资的效率, 还缺乏对该理论框架的系统和专门的论述。

本文将基于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 (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以及西藏自治区的特殊情况, 故不作考虑) 的地方绿色公共投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政府绿色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 特别是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政府绿色公共投资的宏观产出效应;其次, 本文将运用统计分析软件, 将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的相对量和绝对量与其他27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绿色公共投资的相对量和绝对量进行对比分析。

二、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效应实证分析

近年来, 江西省通过优化支出结构, 努力压缩一般性支出, 重点支持以民生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 从2005年起, 省财政每年安排约10亿元支持林权制度改革, 促进生态公益林建设;2012年江西将再安排90亿元, 实施50项公共政策, 涉及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农业农村等7个方面。

江西省不断加大绿色公共投资, 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本研究将从以下方面讨论。

(一) 绿色公共投资产出效应计量分析

1.绿色公共投资产出效应分析的理论方法

根据对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 主要是国内研究文献来看, 绿色公共投资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 以绿色公共投资和国民经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来测算。而且, 产出效率的衡量主要有以下有三种不同思路:

(1) 可以用生产函数法, 把绿色公共投资作为一种投入, 按时间序列拟合回归分析法直接测算;

(2) 把人均GDP的增长率分解为资本一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

(3) 用绿色公共投资生产率来测度, 经济增长率可近似分解为绿色公共投资生产率增长率与绿色公共投资增长率之和。

2.本文采用的绿色公共投资的理论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的生产函数法对绿色公共投资的宏观产出效应进行度量分析。利用2004-2010年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从而分析绿色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多大贡献。

本研究主体采用的也是此类方法, 部分根据本研究所采用数据的具体情况进行变更, 但不影响其主体结构。本文的生产函数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 GDPRit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Ai常数项, 代表广义技术水平;GGIit代表绿色公共投资额, ln表示对其取对数;Lit为就业人数, ln表示对其取对数;TIMEt为定义的时间变量, TIMEt=1, 2, 3, 4, 5, 6, 7;EASTt、MIDDLEi、WESTi为定义地区变量 (根据中经网上地区分布来区分东、中、西部) ;α、β、γ、δ、θ分别代表, GGImit、Lit、TIMEt、WESTi、MIDDLEi的边际产出系数;μit为误差项。

3.样本数据

(1)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DPR) 数据。采用2004—2010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 (现价) 以及2004—2010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2004年=100) 计算各省、市、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2) 就业人数 (L) 的数据。采用2004—2010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28个省、市、自治区的年末从业人员数。

(3) 绿色公共投资 (GGI) 的数据。根据前人的研究, 本文采样时主要包括环境污染治理公共投资和森林营林国家投资这两大项。绿色共投资额=环境污染治理公共投资额+工业污染源治理公共投资额+森林营林公共投资额, 绿色公共投资额利用CPI指数 (2004年=100) 进行指数化处理。

其中,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又分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三项。

(1)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 包括燃气、集中供热、排水、园林绿化、市容环境卫生;利用2004—201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 其计算公式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投资额=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中的国债资金+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中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2) 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投资额, 包括治理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其他;2004—2010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 其计算公式为工业污染源治理公共投资额=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总额—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中的自筹资金。

(3) 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额, 包括新建、扩建、技改中的“三同时”环保投资额。根据本文查找数据过程来看, 本文认为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额是已经被纳入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中, 故不作重复计算。

森林营林投资额源自2004—2010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共投资数据。其计算公式为森林营林公共投资=森林营林投资额中的国家预算内资金=森林营林投资额中的国债资金+森林营林投资额中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4.计量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 拟合优度R方和调整后的R方分别高达0.972450和0.971725, 残差平方和为较小数值15.0918, 可见模型的拟合程度比较高;F统计量为1341.312远大于临界值F0.05=2.21, 线性关系非常明显。在T检验中, LNGGI、LNL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T0.05的值, 而且, LNGGI、LNL、T、C的P值都很小, 在接受的范围之内。

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括号内为T统计量) :

总体来看, 回归效果比较好。其中, 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462, 对GDP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但其产出弹性小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1.48。可以看出, 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效率低于劳动力, 绿色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小于劳动力投入。

(二) 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效应对比分析

至此, 本研究已经证实:绿色公共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成正相关关系, 并且, 基于本研究数据, 其产出弹性为0.462。但是, 对于中国每个省份的具体情况, 我们还不是很了解, 下面, 根据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 (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以及西藏自治区的特殊情况, 故不作考虑) 的具体情况, 江西省与其他27个省、市、自治区进行比较。

近年来, 江西省的绿色公共投资的相对量与绝对量变化的情况如下:

以上三个图显示, 江西省从2004—2010年期间, 绿色公共投资额和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的变化趋于一致, 都是总体呈现上涨趋势, 绝对量有所增加:绿色公共投资额在39.5-42.5亿元之间波动, 而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则在92-100元之间波动, 2004-2008年呈明显上涨趋势, 但是2009年有大的下降, 2010年有所增加。但是, 从图1可以看到, 三大比重没有显现上升趋势, 反而有弱微的下降趋势, 相对量下降。根据人均GDP、人均GI、人均GGI、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聚类分析将28个省、市、自治区分为3类, 江西省处于第2类, 与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云南、陕西、青海省归于一类。

三、结论与相关建议

(一) 实证分析结论

1. 从回归结果可以得出, 我国绿色公共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显著影响, 其产出弹性可观。

2. 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和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绝对量呈上升趋势, 而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相对量没有增加, 反而有轻微下降。

3. 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和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相对于其他省份而言处于低位。2010年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和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在研究的28个省、市、自治区中分别以41.035亿元和95.790元排名13、18位, 处于中、后阶段。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与第一名江苏省144.255亿元相差100亿元, 是其28.44%, 不到三分之一;江西省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与第一名北京市433.152元相差337.360元, 是其22.11%。

4. 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占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其他省份也低。从表2 (按绿色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降序排列) 可以看出江西省排在第9位, 而在绿色公共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 江西省却只高于少数几个省份, 位于倒数。

(二) 可行建议

加快生态江西建设、实现绿色崛起, 鉴于绿色公共投资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江西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政府就应转变公共投资结构, 增加绿色公共投资支出。江西省从绿色公共投资方面应该尽量做到:

1.不断健全和完善环境保护体系和政府绿色投资监管评价体系, 加强技术创新, 引进先进生产模式, 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量, 创建以生态文明为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

2.扩大造林面积, 增加植树造林投资额, 不仅是绝对量上, 还要在相对量上有所增加。森林植被是经济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护经济、社会、自然的生态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 因此, 切实保护森林植被、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是根治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 森林营林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和权力, 政府加大森林营林支出, 为实现绿色经济发展奠定绿色基础。

3.引进能源科学发展技术, 不断发展清洁能源, 加强节能减排工作, 增加财政支出用于激励企业减少排放、降低污染。

4.加大污染治理的强度, 增加污染治理经费, 特别是要大幅增加农村环境整治投资。以往的政府的绿色投资多倾向城市, 农村的环保问题严重, 资金少, 环境整治工作难以开展, 农村垃圾随处堆放, 造成环境严重破坏, 加大农村环境整治投资有利于农村的绿色发展。

摘要：文章基于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绿色公共投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政府绿色公共投资的宏观产出效应, 证明了政府绿色公共投资的经济正效应;其次, 文章将运用统计分析软件, 将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的相对量和绝对量与其他27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绿色公共投资的相对量和绝对量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的相对量和绝对量在28个省份中处于中低位置, 需要加大投入。进一步探讨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为生态江西建设提供可行建议意义重大。

关键词：绿色公共投资,经济增长,实证分析,比较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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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栓友.中国公共资本与私人部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 2000, (6) .

[5]于长革.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J].财经研究, 2006, (2) .

[6]殷强.我国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家, 2007, (5) .

[7]孟耀, 张启阳.循环经济发展中绿色投资问题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 2005,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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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肖蓉蓉.湖南省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D].湖南大学, 2007.

经济增长效应 篇5

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联动效应的实证研究

经济的快速增长最为明显的就是三次产业之间配比关系,即产业结构的变化.反过来产业结构的变动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累积性的作用.因此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累积性的、双向循环式的.作用机制.深入分析和把握这种联动关系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且对于国家宏观产业结构的调整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作 者：胡晓鹏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上海,20 刊 名：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年，卷(期)： 18(4) 分类号：F121.3 关键词：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   联动效应  

经济增长效应 篇6

关键词:政府物质资本投资;政府人力资本投资;效用增强型服务;经济增长

一、 引言

近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地利用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便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提供政策建议,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仍未达成统一的共识。如,郭庆旺、吕冰洋、张德勇(2003)利用我国1978年~2001年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总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财政科研支出和人力资本支出比物质资本支出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孙长清等(2004)在将财政支出分为财政投资、生产性财政消费和非生产性财政消费的基础上,运用1978年~2000年全国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财政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生产性财政消费支出和非生产性财政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并且指出财政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原因在于我国的财政投资过多而产生的低效率所致。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呈现出粗放型增长模式的特点,增长主要表现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推动,而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相对较低。因此,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同样也越来越大,贫富差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样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能够通过影响社会因素,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如何利用财政支出政策这个再分配工具,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 实证分析

下面,我们将利用我国1978年~2006年的财政支出数据, 对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地,我们构建如下的长期均衡关系计量模型:

?酌t=?琢0+?琢?子t+?琢1vI,t+?琢2vH,t+?琢3vE,t+?着t(1)

其中:?酌t为经济增长率指标,本文采用历年真实GDP增长率(先利用各年份GDP平减指数对相应年份的名义GDP进行缩减,得到1978年价GDP,再计算真实GDP增长率)来度量;?子t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指标,采用历年预算内财政支出总额占当年名义GDP的百分比来度量;vI,t、vH,t、vE,t为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及效用增强型服务的占比,分别采用历年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社会保障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百分比来度量;?着t为随机干扰项,反映除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之外的所有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上述各指标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7》。

1. 模型的估计与检验。由协整理论可知,只有当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时,依据这些变量建立的长期均衡关系在统计学上才是可靠的,而各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则对各变量的单整阶数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首先需要对上述各变量的单整阶数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采用迪基—富勒(1981)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的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度量经济增长率和度量政府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变量表现为平稳序列,而用来度量财政支出结构的三个变量都表现为一阶单整序列。这说明,我国的政府总支出和经济总产出总体上是同步增长的;而由于用来度量财政支出结构的三个变量都表现为一阶单整序列,这表明在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究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下面,我们将通过估计经济增长率对财政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的长期均衡关系给出回答。具体估计结果如下:

?酌t=-47.99+1.42?子t-0.24vI,t+2.03vH,t-1.32vE,t+0.44AR(1)(2)

R2=0.45 DW=1.65

在估计上述长期均衡关系时,为了校正序列相关,在回归估计中加入了AR(1)项。然而,由于上述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并不全是平稳序列,因此,还必须检验上述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依据恩格尔—格兰杰(1987)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对上述回归估计的残差序列?着t进行AEG检验,经检验可得AEG统计量的值为-4.26,依据麦金农(1991)提供的计算临界值的响应面函数,可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为-4.06。由于AEG=-4.26<-4.06,所以上述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式(2)即为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2. 回归结果的分析与应用。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20世纪90年中后期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使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处于低迷的状态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然而,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切地说是扩大公共物质资本投资的财政政策,这在我国投资需求过大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机抉择的“急救”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与此同时,政府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大必将挤占财政支出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效用增强型服务的份额。那么,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现状究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优化?下面,我们将根据上述(2)式给出的经济增长率对财政支出的规模及结构的长期均衡关系,对这一问题作出解释。

(1)支出总量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由长期均衡关系的估计结果可知,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上升1.42个百分点,这表明目前在我国增加财政支出仍能够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在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方面,Karras(1993)对发达国家的估计结果为政府支出占GDP的20%。但是,从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经验数据来看,除改革初的前10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超过20%外,其余年份均未达到此数值。这说明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还存在总量不足的问题,在现阶段扩大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仍能够继续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2)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负效应。由回归估计结果可知,经济建设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24个百分点。虽然这一结果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但负的系数至少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增加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在我国现阶段增加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利影响?我们认为,这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靠高投资拉动的,投资率一直高居世界前列。张军(2002)通过对我国的资本—产出比进行测算后指出,我国存在过度的资本深化现象,并已导致物质资本的生产力递减。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施的扩大公共物质资本投资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加深了我国的资本深化过程,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增加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3)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本文采用的广义人力资本指标,社会文教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提高2.03个百分点,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增加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将大大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上文的分析已经指出,由于我国已经存在过度资本深化现象,并已导致物质资本的生产力递减,因此,要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必须把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变到人力资本上来。虽然近年来为改善人力资本状况,国家一直在提高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支出,但就我国目前来看这方面的支出仍然不够,距离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因此,国家还必须继续加大财政支出中用于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真正从外延向内涵转变。

(4)效用增强型服务支出的增加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负面效应。依据本文采用的衡量效用增强型服务的指标,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下降1.32个百分点。从Devarajan、Swaroop、 Zou(1996)的观点来看,则反映了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使用效率的低下,并不能说明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相对于其它支出的比重较高,因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还很小。究其原因,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目前这种体制下,面向低收入群体和困难家庭的扶贫资金的使用仍以“救济式扶贫”为主,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并没有使这部分人群真正走上脱贫致富的路子,反而使其对政府产生了某种依赖性,导致他们努力工作的意愿下降,这样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然而,李永友、沈坤荣(2007)的研究表明,相对贫困程度的加深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能够通过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也进一步表明了,我国政府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使用效率,以使之更好地促进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5)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能够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现在我们根据本文经验分析的结果,简单分析一下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假定维持支出的规模不变,而令政府经济建设费支出减少1个百分点,社会文教费支出和社会保障费支出分别增加0.7和0.3个百分点。在支出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边际影响恒定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率将因此而提高1.26个百分点(即:?驻?酌=-0.24*(-1)+2.03*0.7-1.32*0.3=1.26)。应该看到的是,如果我们考虑社会保障支出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增长效应,那么结构的调整将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率。由此可见,通过对支出结构进行微调(适当压缩政府物质资本投资的比重,相应提高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效用增强型服务的比重),完全有可能既兼顾到社会的全面发展,又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三、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1978年~2006年的经验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支出规模还未达到最优水平,财政支出结构配置也不尽合理。具体表现为:经济建设费支出过高,不利于经济增长;社会文教费支出明显偏低,因而提高其比重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社会保障费支出严重不足,但由于其使用效率低下,同样不利于经济增长。运用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我们进一步证实了,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适当压缩政府物质资本投资的比重,相应提高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效用增强型服务的比重),完全可以既兼顾到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又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上述实证分析结论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和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1)由于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还远未达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水平,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仍需要继续加大财政支出的规模。(2) 由于我国存在的过度资本深化现象导致了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下降,而过去的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又大多投向竞争性的生产领域,这导致经济建设费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因此,政府投资必须从竞争性的生产领域退出,进而转向公共基础设施领域或人力资本投资和效用增强型服务领域。(3)我国经济增长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现象非常突出,而对人力资本投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则重视不够,这种粗放型增长模式是难以为继的。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必须加大财政支出中用于人力资本方面的支出。(4)虽然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不利的影响,但是在我国经济增长迅速而社会发展却比较滞后的情况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以及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我们认为适当提高财政支出中用于缓解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占比,是值得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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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经济研究,2002,(7):3-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TJ014)。

作者简介:夏祥谦,天津财经大学统计系博士生。

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篇7

1 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统计性分析

1.1对Moran’s I指数的分析

利用Moran’s I指数可以在农业经济产出空间分布的整体上进行刻画。其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Yi表示某一地区的观测值, Y表示观测的平均值, n表示地区的总值。

本文选取了1997 年到2010 年间国内31 个省的农业总产值为研究对象, 下图为国内农业经济的总产值。

从上表的结果中可以看出, 在1997 至2010 年的14年里, 中国31 个省的农业经济产值Moran’s I指数均为正, 这说明了我国农业经济产出有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 在空间上则呈现随机性, 说明了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存在空间集群现象[2]。

1.2对我国的局域空间相关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地对我国各个省份在农业经济上的局域空间相关特点进行刻画, 本文采用了Moran’s I指数散点图分析, 下面分别是1997 年和2010 年的国内农业经济产值Moran’s I指数散点图。

通过两个图标的对比可以发现, 中国的省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呈空间聚集现象, 在农业经济增长的探索上, 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是对农业经济增长空间效应分析的有效手段。

2 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2.1基本模型设定

在现代经济学中, 资本、劳动力和技术3 个方面决定了经济的增长, 农业经济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3 大产业之一, 也同样的符合了这样的规律。本文就利用这3个方面, 结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数[3], 对国内农业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研究, 公式如下:

其中, y代表农业经济生产总值, A代表技术的革新, k代表成本的投入、l代表劳动力的投入, s代表土地投入, e代表不定因素。

在具体的变量选择上, 本文采用的是使用农业的化肥、机械使用量代表了成本的投入, 在劳动力的统计上使用了整个的农林牧渔劳动人数进行分析, 另外不定因素则为自然灾害对农业土地面积的破坏程度。考虑到这些条件后, 再带入上个公式, 就可以得到下面的具体函数表现形式:

其中k1表示机械投入、K2表示化肥投入、l代表了全体的农林牧渔人员数量、s为农业土地面积, disa为受自然灾害破坏的土地面积、μ为空间效应、λ为时间效应、ε 为其他效应。

2.2空间模板选取

之前的叙述已经证明了空间对于农业经济产出的重要性, 那么空间模板的计算就十分有必要, 下面是空间模板的主要表现公式:

其中, X为各类控制变量和投入因素, δ为空间单元溢出和扩散的平均值。

考虑到一些其他的不定因素情况, 将误差控制在最小, 则可以对上面的公式进行一定的变动[4]:

其中, ρ 为空间依赖作用参数, 即相邻地区对该地区的影响程度。

2.3模本计算结果分析

在通过对上述的一系列模板设计后, 对计算的结果结合农业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的经济增长及受到了土地、肥料、机械等资源的影响, 同时受到空间效应的显著影响, 具体的结果分析如下:

在空间滞后影响的回归系数上, 1% 以上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证明了农业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对于距离较近的农业区域, 在农业经济增长上受到相似的地形、气候等条件的影响, 这使得农业的发展在区在较近距离的区域上可以形成一种互动的联系。

当然对于相邻地区, 如果受到不同的农业机械和肥料作用, 在设计的经济增长上也有一定的不同, 不过这样的区别并不明显。结合以上的分析, 因为在相邻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上存在复杂的空间经济联系, 受到相互影响和传播的关系, 这些区域或多或少都有着一定的协同合作关系, 由此可以更加进一步证明在研究农业经济增长的时候对空间效应环节的分析十分必要。

除了这些之外, 通过上述的研究还对其他的条件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肥料的投入情况对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影响最大, 每增加1% 的肥料投入可以得到0.735% 的经济增长;而现阶段对于农业机械的投入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与农业经济的增长成反比;劳动力的投入对农业经济增加效果同样十分显著, 在1% 劳动力的增加后可以带来0.320% 的经济增长;土地面积的增加是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最小的, 平均每1% 的土地面积增加, 只会带来0.15% 的经济增长;最后自然环境带来的破坏并不太大, 每出现1% 自然灾害的增加会造成0.08% 的经济损失。

3 对农业发展在政策上提出的建议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的经济发展在国家的经济项目中占据了很大比重, 所以在农业的发展上, 国家需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对于在农业发展上的建议, 笔者也规划了以下几点:

3.1中西部地区的加大力度开发开发

国家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发展还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在高效的发展高东部地区农业经济的同时也必须顾及中西部的农业建设, 可以将高东部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和设施向中西部地区投入, 从而促进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

3.2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的变化

在农业经济增长上, 国家正逐渐将传统的人工劳动力转化为肥料以及机械的共同作业, 在这一过程上需要加大力度, 让更多的人工劳动力投入到二、三产业中, 让我国的农业不再是仅仅是农产品数量上的高产, 对于农产品的质量也需要有效提高。

3.3空间溢出效益的加强

对于相邻区域的农业发展需要更加深层度的结合, 为了避免空间挤出效益, 让农业经济增长可以由分开的小区域逐渐向整体大范围空间农业经济共同增长靠拢。

4 结束语

国家的建设离不开农业的发展, 农业经济不断快速增长是使国家强大的基础, 在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上, 国家需要全面的把握和分析, 在将来的农业发展建设中不断探寻更好的方法。

参考文献

[1]邓宗兵.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影响因素研究[D].西南大学, 2010, 23 (4) :56.

[2]郑文, 张建华.空间经济视角下中国农业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 2013, 36 (1) :25-30.

[3]吕勇斌, 纪倩倩.中国农村金融排斥区域差异的空间效应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 2014, 53 (19) :4745-4750.

经济增长效应 篇8

1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做了大量研究。克罗茨 ( Crochane) 利用时间序列及横截面数据,建立了以股票溢价和消费为基础的模型。该模型属于一种一般均衡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得出了金融市场的回报率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结论。雅各布森 ( Jacobson) 等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研究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得知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具有联动效应的关系,宏观经济政策变动会对金融市场造成直接影响,而金融市场的深入发展对实体经济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冲击效应。哈德森 ( Hudson)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国际性金融组织快速发展,全球虚拟经济也迅速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要与实体经济保持在一定的水平范围内,只有在该范围内,虚拟经济才可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刘骏民等人通过构建货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三部门关系的宏观经济模型,推导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实体经济增长率和虚拟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并分析了虚拟资产收益率和实物资产收益率的差异,得出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经常性背离关系的结论。吴德礼等人通过相关实证分析,认为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长期的发展中不存在协整关系,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发展影响显著,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周莹莹、刘传哲通过实证检验认为,我国虚拟经济的主要部分有两方面,即资本市场与金融衍生品市场,而这两部分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之间是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的,虚拟经济系统与实体经济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或单向的格兰杰原因; 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虽在短期内对实体经济发展存在负向冲击,但长期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作为虚拟经济的基础,可进一步促进虚拟经济的衍化发展。

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经济控制论这一分析工具来分析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是否有促进作用,并就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2 基于经济控制论下的虚拟资本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研究

2. 1 对于经济控制论的解释

伴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各种变量衡量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规模都急剧扩大。为了深入分析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我们要进行实证分析,在方法选择上,我们选用较为不常用的经济控制论来研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控制论即将控制论运用到经济学的范畴中来,将某一块经济领域看作一个系统来研究,它是从系统的角度来研究经济的。对于经济控制系统,可以用下面的结构图1来表示。

图1显示的是一个控制系统的结构图。由图1我们能看到在经济控制系统中,系统最终要得到的结果通常用数学式子来表达,该数学式子就是这个经济控制系统的目标函数,在给定某个系统的目标函数之后,就可以根据目标函数来设计具体的控制系统了,控制系统包含两部分,即控制器和受控部分。所谓控制器,实际上就是一个算法,它根据该经济系统的内部状态和输出来决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控制输入才能实现目标函数所想要表达的结果。

2.2 基于经济控制论下的模型构建

经济学中从支出角度看,四部门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主要包含: 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和净出口X ,目的是在经济控制论的理论前提下根据经济循环系统求解出控制系统,为了简化计算,我们将净出口看作外国居民在我国的消费,从而将四部门的经济循环体系化简成三部门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包含: 消费C ,投资I和政府购买G这三部分,

此时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表示为:

其中: Y为国民生产总值或者GDP( 1)

我们将整个经济体系看作一个系统,由于系统中普遍存在反馈,我们会发现公式中的消费C和投资I都与Y之间存在反馈。

对于消费C与国民生产总值Y之间的反馈情况表示为:

对于投资I与国民生产总值Y之间的反馈情况表示为:

其中B为虚拟资本存量,我们将虚拟资本存量定义为广义货币M2与广义货币M1的差值加上债券余额和股市的市价,即B = M2 - M1 + 债券余额 + 股市市价; M2 =M1 + 定期存款 + 储蓄存款,M1 = 社会流通货币总量 + 活期存款。

根据经济控制论的原理,我们将整个经济循环看作一个系统,可以得出图2显示的一个基于经济控制论下的国民经济系统结构图。

由上述式 ( 1) 、( 2) 、( 3) 和图1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线性回归方程模型:

2.3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主要股市市价和债券余额及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总和作为虚拟资本存量,以GDP来衡量实体经济。数据来源为2013年中国统 计年鉴,数据选取 范围为1996—2012年,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其中: I为固定投资,消费*C为国内居民消费和净出口总和,为了简化计算,减少参数,我们将净出口理解为国外居民在中国的消费,G为政府支出,B为虚拟资本存量 ( M2 - M1 + 债券余额 + 股市市价,M2 = M1 + 定期存款 + 储蓄存款,M1 = 社会流通货币总量加上活期存款) 。

对于上述方程 ( 4) 的系数a,b,c,d,e求解,笔者运用Excel运算得出: a = 15307. 699、b = 0. 4076、c =- 51360. 506、d = 0. 94218、e = - 0. 028064;

由此我们求解出的式 ( 4) 的结果如下:

为解出虚拟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关系,我们要解出虚拟资本与GDP的相关关系,对应式 ( 5) ,即参数Bt -1与参数Yt的关系; 将上述经济系统结构图运用MATLAB得出仿真图形。

第一,我们模拟出在未对政府支出和虚拟资本进行调控情况下GDP的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

第二,我们模拟出在未对政府支出和虚拟资本进行调控情况下固定投资变化情况,如图4所示。

第三,我们模拟出在不对虚拟资产进行调控,逐渐增加政府支出的情况下GDP的变化。增加比例由低到高依次为: 1倍黄色,1. 2倍粉色,1. 3倍蓝色,1. 4倍红色,1. 5倍绿色,如图5所示。

第四,我们模拟出在不对虚拟资产进行调控,增加政府支出的情况下固定投资的变化,增加比例由低到高依次为: 1倍黄色,1. 2倍粉色,1. 3倍蓝色,1. 4倍红色,1. 5倍绿色,如图6所示。

第五,不对政府支出进行调控,增加虚拟资产数量的情况下GDP的变化,增加比例由低到高依次为: 1倍黄色,1. 2倍粉色,1. 3倍蓝色,1. 4倍红色,1. 5倍绿色,如图7所示。

第六,不对政府支出进行调控,增加虚拟资产数量的情况下固定投资的变化,增加比例由低到高依次为: 1倍黄色,1. 2倍粉色,1. 3倍蓝色,1. 4倍红色,1. 5倍绿色,如图8所示。

3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图中我们看出,目前我国经济数据下的GDP和固定投资逐渐增长; 在不对虚拟资产进行调控,逐渐增加政府支出的情况下,GDP增长幅度会随着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增加; 在不对虚拟资产进行调控,增加政府支出的情况下,固定投资增长幅度会随着政府支出增加而增加; 在不对政府支出进行调控的前提下,不同比例的增加虚拟资产的数量,从图中可以看出GDP的变化情况并不明显; 在不对政府支出进行调控,不同比例的增加虚拟资产的数量,可以看出固定投资的变化情况也不是很明显。因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我国政府购买对GDP的促进作用较大; 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的背离,虚拟资本的过度增加对于GDP的增长是有一定的抑制效应存在的,而且对于实体经济的投资也存在抑制效应。

参考文献

[1]Crochane J..Financial Markets and Real Economy[J].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Financial,2005.

[2]Tor Jacobson,Jesper Lindé,Kasper Roszbach.Explor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Real Activity and the Financial St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2005(1):308-341.

[3]Bonnie Faulkner.The Fictitious Economy:An Interview with Dr.Michael Hudson[R].A Guns And Butter Interview:Broadcast on KPFA Radio,2008.

[4]刘骏民,伍超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模型——对我国当前股市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一种解释[J].经济研究,2004(4):60-69.

[5]吴德礼,李惠彬,徐仕政.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问题研究[J].南方金融,2009(8):16-20,30.

全域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效应 篇9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而全域旅游与这五大发展理念高度融合,同时也是旅游业全面贯彻这五大发展理念的载体:全域旅游为实现社会开放,共建美好生活搭建平台。旅游业发展到目前,已经成为一项全民活动。据2015年旅游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内出游人次高达40亿人均出游接近三次,旅游目前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出游方式的选择上,跟团游,个人游,自驾游等成为新的大中型的旅游和出行方式,据调查结果显示,仅自助游所占比例都超过85%,自驾游比例超过60%。在现代高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下,传统的旅游景点模式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新时期的旅游出行模式逐渐凸显,成为现代大众旅游发展的新模式。

2 全域旅游及协同效应相关概念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和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

协同效应,简单地说,就是“1+1>2”的效应。协同效应可分外部和内部两种情况,外部协同是指一个集群中的企业由于相互协作共享业务行为和特定资源,因而将其比作为一个单独运作的企业取得更高的赢利能力;内部协同则指企业生产、营销、管理的不同环节,不同阶段,不同方面共同利用同一资源而产生的整体效应。一个企业可以是一个协同系统,协同是经营者有效利用资源的一种方式。

全域旅游的核心在于整体区域的发展,它是以顾客的需求为基准,促进当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及其配套设施和服务发展的一种方式。全域旅游不仅仅只是一个基准点,而是一个面,其中所需要包含的是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由于这六项基本要素涉及各个行业,因此,对于促进各个行业的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明显的带动作用。

3 全域旅游与经济增长间的发展效果

3.1 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全域旅游是一个大的范围领域的发展,因此需要各行各业相互融入进去,当然各行各业也是支持者,也是受益人。全域旅游能给当地旅游带来大量的游客资源,是这一方式的发展优势。游客成为潜在的消费者,同时带动当地其他行业的消费,刺激周边产业发展,带动当地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

3.2 提升城市形象,增加社会效益

全域旅游的发展,对于提高公民的个人素质,拓宽眼界,增长见识,形成全面看问题的视角都有着极强的指导作用。实行全域旅游,对内而言提高了公民的基本素质;对外而言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以及影响力。因此,实施全域旅游,对于发展当地的经济和提升当地的公众形象,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3 打造全面发展的全域旅游

全域旅游包含四个方面:全要素、全行业、全时空、全游客。全要素是指一个区域内所有的能够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旅游资源都被充分利用,然后打造出区域景区。全行业指的是以旅游业为核心,将其他行业和旅游业相互融会贯通,以旅游业带动其他行业附加值的提升,通过产业渗透和融合,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其他产业反过来也可以给旅游业提供相应的支持保证,提升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全时空指的是摆脱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为旅游者提供相应的旅游产品。同时还借助了现代的高科技网络技术,把旅游方便地延伸到网络上,开展近距离的分享和体验。所谓全游客,指的是游客可能是旅游目的地的居民,当然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也有可能是游客。随着旅游大规模的开展,外出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因此,旅游是全方位的。对于当地居民而言,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资源服务的同时自身的生活环境质量也在改善,并有着明显的提高。

4 全域旅游经济建设路径

4.1 做好各个环节间的协同工作

以旅游为龙头,打造产业集群。在旅游业发展定位的选择过程当中,通过旅游业作为核心产业,带动当地交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酒店住宿业、休闲娱乐业等行业的发展,以此带来经济收入,提高当地的经济效益。就国家层面而言,全域旅游需要整体把握项目的实施和规划;就地方而言,需要统筹布局,加强考核,调动各个管理部门整合资源,达到合理分配的一个能力和专业素养;就各地旅游文化和主管部门,需要加强后期跟进,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提出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探索出因地制宜的符合本地发展的战略。

4.2 旅游区开发模式需要坚持点、线、面三者相互结合

所谓点,就是要抓好景点、乡镇和村寨之间的打造,在选取点的建设突破的基础之上,注重当地旅游道路的修建,打通点线面相结合的合作模式,依托当地的主要交通干线发展当地的旅游,或者可以把道路沿线建设成为一大片的景观带,规划出一批旅游风景区和城乡旅游规范地。所谓面,就是在点和线已经结合的基础之上,把该地区乃至该领域或者该景点所在的省份作为一个大的景区进行打造,使得打造的区域内,处处都是优美的旅游景点,为人们的旅游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体验处。

4.3 完善旅游公共设施体系建设

公共设施和服务体系所包含的内容有交通设施建设,交通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到自驾游团体的一个需求方式。因此,对于当地的交通和道路的建设,需要考虑到地标建设,标志系统的建设,观景台的建设和信息服务系统的建设。首先对于那些较大的影响深远的旅游节点城市、重要的旅游城市或者交通集散地和中转中心,需要为游客提供相关的信息咨询服务,住宿预定系统,交通集散系统以及游客咨询服务中心等配套的设施服务。其次,提升旅游公众化以及高水准的国际形象,需要大力推进一些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构建,给游客提供良好的体验功能和感知效果,对于一个城市的旅游形象构建是极为有利的。

4.4 促进旅游业从单一型向多样化转变

全域旅游是融合多种行业,促进多个行业发展的一种旅游方式,对于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比如,想要推进全域旅游和现代农业旅游进行结合,需要使旅游和农业深度融合,融合的结果是旅游收益大于原本单方面进行营业的收益,而农业的收益也大于原来单一产业的收益,实现“1+1>2”的产业发展模式,整合多方面的旅游资源,带动全域旅游发展,以此带动当地经济的飞速增长。

5 结论

综上所述,推进全域旅游,带动相关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该地的经济影响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旅游业提高质量,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是保证和改善民生生活,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有效保证。全域旅游代表着新时期旅游业发展的一个大致方向,是我国旅游发展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场变革,可以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协同效应,促使旅游业在当地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厉新建,张凌云,崔莉.全域旅游: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的理念创新---以北京为例[J].人文地理,2013(3).

[2]吕俊芳.辽宁沿海经济带“全域旅游”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3(29).

[3]汤和银,王维.坚持问题导向发展全域旅游[J].今日海南,2016(4).

[4]李坤.为全域旅游作示范[J].当代贵州,2016(15).

经济增长效应 篇10

国防支出从理论上讲是指一切与军事行动相关的开支。经济增长则一般是指以GDP衡量的经济总量的变化。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如何在“牛奶与大炮”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以达到国家的利益最大化是决策者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研究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就是要对于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层次分析,以更有利于权衡取舍,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外部性通常指一种经济活动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不一致的现象,规模效应是指某种产品随着生产数量的增加导致的平均单位成本的减少。用此两个概念可以分析国防部门支出对于经济整体产生的影响。

1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两部门外部性理论模型

1.1 条件假定

假设中国的经济体是抽象为国防部门和民用部门两个部门,分别按照古典生产函数进行经济的运行,国防部门对于民用部门有外部性作用,同时国防部门对于整个经济体有规模效应。具体来讲这两种渠道是:国防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边际外部影响,这被定义为外部性;国防部门具有较高的投入生产率,因此作为投入的既定资源总产出的增加就被转移到更具有生产率的国防部门了,该机理称为规模效应。

1.2 数学模型(1)

国防支出通过外部性效应和规模效应两个机制影响经济增长,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出发,引入两部门的生产函数,总的经济体即是两部门经济的总和。在民用部门的生产函数中引入了除了要素之外的国防支出的外部性影响,再联立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

假定:(1)两个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不同,假设差值为δ,并用国防要素生产率差额的函数表达式来反映规模效应。(2)用民用部门产出对国防开支的弹性系数来反映外部性,并记该弹性为θ。(3)民用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出和总系统中的劳动的单位产出成正比,比值常数记为β。民用部门的资本边际产量为常数,记为α。(4)投资是资本的变化。在这四个假设下建立了国防部门可能影响总产出和经济增长的两种合理机制的模型,并由此衍生出从数量上估算这些影响的方法。引入扰动项和常数项,可以反映随机扰动因素和中性的技术变化,得到以下的计量模型。

模型中,第一项是常数项,即截距项,经济含义是反映中性的技术变化。第二项的系数表示的是其他量都不变的前提下,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项的系数反映的是劳动力的变化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项反映的是国防开支的直接要素挤出效应。第五项的系数反映的是国防开支对于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影响。通过最后两项的经验研究,可以求得代表外部性的参数θ和要素生产率差额的参数δ。

2 检验与结果

2.1 检验结果

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统计显著性比较满意。调整后的整体拟合优度接近70%,说明该模型在70%的概率下解释了实际的经济数据之间的关系。F检验的P值近似等于零,说明各变量间表现出很强的线性关系,解释变量整体上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各变量的t检验结果在5%显著性下非常显著,表明了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解释效果明显。

对于H1和H2的假说统计检验结果:进一步分析模型系数的正负是否与之前的假说一致。整体上来看是一致的,投资有一个正的系数,劳动力的系数为一个更大的正的系数,反映了资本,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正的,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直觉,也符合实际经济含义,与假说是一致的。验证了假说的正确性。

对于H3,H4的假说统计检验结果:当考量国防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与外部性效应的时候,发现模型的结果与开始的假说不一致,而是与假说的后半部分相一致。模型实证分析的结果是规模效应为负,外部性效应为正。规模效应为绝对值较大的负值,外部性效应为绝对值较小的正值。国防开支似乎有一个很强的负的规模效应,而有一个较弱的正的外部性效应。二者都显著的不等于0,在95%置信区间内不包括0在内,说明二者与经济增长率的线性相关的程度较高。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中国的经济在一个较为平稳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增长,国防开支由于没有经受备战或战时状态的影响,波动较为平缓,使得模型的适用性较为可信。国防开支的外部性的参数为绝对值较小的正值,说明民用部门产出对于国防开支的弹性为正的0.789,即在其他所有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国防开支变化1%,那么民用部门的产出就同方向变化0.789%,说明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国防科研生产体系的改革两部门之间的制度性障碍在逐渐的降低,国防开支可以拉动民用部门的生产。国防开支的规模效应为较大的负值说明国防开支规模变化相对于GDP的比值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即该比值变化一个单位,经济增长反方向变化13.6个单位,说明国防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低于民用部门的要素生产率,规模效应为负。对于H5的假说统计检验结果:利用估计参数求解得出δ=-0.92804。该参数的值的经济含义是国防部门的生产率相对民用部门较低,与假说4的结推论是一致的。

2.2 实证分析

对比研究中各参数变化的经济含义及原因解释。(1)资本: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明显的提升,是1.6607倍。说明国防科研生产体系的改革,制度性障碍逐步减低,资本要素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得以发挥,使得系数提高。(2)劳动力: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38615倍。劳动力要素的经济作用得以发挥,体现为制度性障碍逐步减低和以人力资本为表现的劳动力质量的逐步提升两个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提升的倍数比资本要高的原因所在。(3)规模效应及要素生产率:1960-2000为正的规模效应;1978-2008为负的规模效应。要素生产率皆为负值。国防部门的要素生产率总是低于民用部门但是有好转趋势。1960-2000年,国防开支规模效应较大的正的系数说明国防开支的规模变化相对于GDP的增长而言处于十分克制状态;1978-2008年的规模效应说明中国国防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低于民用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以及后来国防开支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的“克制”了,由于国防开支规模的增大而产生的“挤出”效应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现象是存在的,所以导致规模效应无法发出正的效应,而是负的效应。要素生产率差值的变化可以看出,随着经济转型,民用部门和国防部门的要素生产率都在提高,但是国防部门提高的速度更快,所以导致差距的减小,但是仍然处于落后于民用部门的状态。(4)外部性:外部性效应正好相反。计划经济体制下两部门严格分开,国防开支对于民用部门的拉动作用为负,说明挤出了民用资源,而非拉动了民用资源。随着国防科研生产体制的改革,经济的军民融合度提高,国防支出拉动了民用部门的产出。可见在制度的作用下拉动效果与挤出效应可以转化。

3 结论与政策含义

3.1 中国国防开支的规模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负向”模

型拟合结果二者为明显的负的系数,说明虽然国防开支属于政府消费,政府购买可以创造总需求,国防系统的经济也是经济体的一部分,国防部门的生产本身属于社会总生产的一部分。但是,国防开支导致生产要素从民用部门向国防部门转移,由于国防开支规模增大而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对于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的现象是存在的。这说明国防开支相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来讲,应该注重效率,注重二者的平衡,不应该一味的追求国防开支的增长空间。当然应该看到1978年至90年代中国一直削减军费,导致的国防空虚的现象,数据表明的“挤出”可能是由于之前的“太克制”导致近几年需要“补偿之前的克制”,本来长期才能达到的过程现在要在短期“补偿”就要达到,“挤出”效应就可能表现的明显,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如果按照客观规律分散到长期去发展,那么达到同样的结果可能就不会产生“负规模效应”。国防开支稍微的增加是为了达到补偿之前“克制”导致的空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要“填补空缺”,但是也应该考虑到“国防开支的增加可能对于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从本文的研究来看,这种学术界的“担心”在目前已经成为考虑的必要。

3.2 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外部性

按照胡鞍钢的1960-2000年的实证研究,长期以来中国国防部门和民用部门之间壁垒深严,以至于国防部门在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对民用部门几乎没有副产品,甚至是反向的效应,导致更多的民用部门的要素流向国防部门。然而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外部性为显著的正效应。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及国防科研生产体系的改革降低了部门之间的制度性障碍,使得基础设施,技术溢出,人才溢出,需求拉动的阻碍性因素得以逐步的减低乃至消除。因此,国防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的外部性。本文研究的结果与同样方法下得出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情况相似。说明我们在处理国防部门和民用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改革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进步与成就。然而应该看到正的外部性的系数的绝对值要比负的规模效应的绝对值小很多。

3.3 两部门外部性模型对于新世纪中国国情的适应性已经比上世纪有了很大的提高,从理论上讲,是可以严格的给予证明的

然而也应该看到本文引用的理论界结论的准确性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研究,该阶段国防开支受国际国内许多特殊因素的影响,波动较大。本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鉴前人的思想,研究了改革开放以后直到08年的情况,该阶段国内外环境较为稳定,经济转型,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数据可以经过严格的平稳性检验,使得本文的两部门实证分析宏观结论是比较可靠的。

3.4 对于解释部分,应用了动态经济学及生命周期的思想,定性的给予宏观的说明

然而进一步对于不同产业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应用多部门多行业的模型进行研究,另外除了线性拟合之外还应该应用非线性关系、生命周期、动态经济系统的思想加以定量的研究。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