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缺陷（精选十篇）
机制缺陷 篇1
诚信机制职业经理人机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契约关系, 这种契约关系是以诚信为伦理基础的。契约关系表面上看是法律关系, 它在法律基础上订立, 通过法律裁定来制约, 依靠法律关系来调节。但伦理的包容性远大于法律, 大量的评估系统和定量结论并不能全然依靠法律的力量, 而需要依靠更为基础的伦理力量和社会诚信机制。
从职业经理人角度来讲, 在诚信机制完善的一些西方国家, 如果职业经理人未履行职责而导致企业受损, 他就可能个人信誉扫地, 经济受惩罚, 甚至彻底断送自己的事业前途。而在中国, 现实状况是缺乏商业道德和商业规则, 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缺乏契约意识, 整个社会信用关系缺乏刚性。在这种环境下, 有些职业经理人把企业搞垮了, 自己照拿年薪或换一家企业照样当老总。至于经济制约, 几乎是奖盈而不惩亏。
合作机制信任是一种默契, 是对他人行为的一种预期, 有了这种默契和预期, 合作才有可能。在经济领域, 出资人与职业经理人的合作, 就是融资、融智、融胆的过程, 合作的成功, 不仅有赖于资金和技术的合力, 更有赖于人的能力与心的合力。出资人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合作机制就是明确责权利, 避免权力重叠和指令重复, 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做双方默契的事, 通过目标管理与阶段考核求同存异。这是聘任双方合作规范所决定的, 也是最起码的行为默契。但是对于信任的规范, 在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机制中并不清晰, 有的企业甚至发生信用危机, 致使双方走进“双输”的境地而难以合作。
激励机制在我国,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 出资人都认为承认了职业经理人的地位, 并支付给职业经理人高额的报酬, 但在他们心中这些人仍然是雇员, 是一种必要的生产要素投入, 而不是一种可以与他们的货币资本相提并论的资本。承认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企业拥有所有权即企业的股票期权, 才是对职业经理人最大的激励。现实是, 一些企业作为出资人拿走了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新增价值。正是因为出资人和职业经理人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地位的不对等, 导致两者之间的契约存在不公平性, 也使职业经理人产生了不遵守契约或者是消极对待的动因。有的职业经理人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利, 通过吃回扣等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那部分利益。
约束机制出资人和职业经理人所面对的风险是不对称的。对于出资人来说, 当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时, 职业经理人可以选择跳槽的方式逃避风险, 而出资人却必须承担由于职业经理人经营不善而带来的损失。我国企业的现状是对于职业经理人的约束机制漏洞较大, 企业内部的约束, 仅仅是些简单的公司章程和合同约定, 而且这些约束中很少有直接涉及职业经理人经济利益的, 对其约束力不强, 职业经理人往往很容易回避。企业外部的约束, 如法律约束、市场约束、媒体约束等也很不完善, 这就使得职业经理人缺乏约束, 可以任意所为。
文化机制中国的出资人和职业经理人, 无论是占有心态、控制心态, 还是专家心态、优越感心态, 都是缘于文化问题。我国传统文化缺少契约信用, 普遍的是血缘、亲缘、地缘的信用关系, 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仍然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 市场经济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被人们所接受。这种文化观念的不适应, 体现在如何看待职业经理人的价值问题上, 就是圈内信任高于圈外信任, 人情信任高于理性信任, 血亲信任高于契约信任, 这也是我国企业难以发展壮大的影响因素之一。从职业经理人的角度看, 如果出资人不愿在企业效益提高的前提下提高职业经理人的收入 (包括股票期权) , 就可能要承受企业大量亏损甚至倒闭的后果;如果劳动者不愿在职业经理人高收入的前提下保障自己的收入提高, 就可能要承受下岗、失业的后果。这并不是心理承受能力问题, 而是比较利益的观念没有转变。
评价机制。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 是因为我们对于职业经理人的评价缺乏一套客观的可比标准, 难以准确、有效分辨职业经理人水平的高低。这其中有体制性障碍, 也有职业经理人形成机制中的问题。建设职业经理人评价体系, 是职业经理人市场存在和运行的基础。有了这个评价体系, 市场就可以对职业经理人产生激励和约束, 从而节省出资人和职业经理人许多不必要的管理成本。
现行的公务员晋升机制缺陷 篇2
一、制度规定死板《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的职务应逐级晋升。得到晋职的公务员,必须符合公务员法规定的资格条件:在近两年年度考核中定为优秀或近三年年度考核中定为称职以上;晋升科、处、司(厅)级正职,应分别任下一级职务两年以上;晋升科、处、司(厅)、部级副职和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职务,应分别任下一级职务三年以上;晋升助理调研员、调研员职务,应分别任下一级职务四年以上;晋升助理巡视员、巡视员职务,应分别任下一职务五年以上;另外,还有对工作经验的要求:晋升处级副职以上的领导职务,一般应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历;晋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副职和国务院各工作部门司级副职,应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对学历的要求:晋升科级正副职和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职务,应具有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晋升处、司(厅)级正副职和助理调研员、调研员、助理巡视员、巡视员职务,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晋升部级副职,一般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参见《国家公务员职务升降暂行规定》)。这导致了公务员的线性发展路径,即公务员只能一步一步、一级一级的向上发展,以获得晋升的资格和年限要求。根据这些条款规定,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从加入公务员队伍到成为一名处级干部至少要十年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公务员，使其晋升空间狭小。
二、是传统文化烙印较深，“官木位”观念比较严重。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当公务员就是为了当官，当官的追求一旦实现，可以取得个人及家庭在经济上的最大收益和社会上的崇高地位。我国传统文化就有“学而优则们”等思想，“士农工商”、“二教九流”的等级排列几千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人民群众的观念.“权力中心”的观点在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受传统仕官文化的影响，“官本位”成为了相当一部分公务员评判人生价值的坐标，许多公务员都把“为官”视为最大追求。晋升对于公务员来说确实是最好的奖赏，既荣耀又实惠，职位或级别的提升就意味着待遇的改善以及更大的责任和成就，带来的不仅是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巨大的荣耀，同时还有许多其它的实际利益。现行制度中职务与经济利益(如薪酬、用车、住房、通信费等)直接挂钩，加上关键岗位往往有掌控人权、责权和物权的利益含量，因此，晋升成了公务员最重要的激励手段。尽管改革开放拓宽了可供个人追求的利益途径，价值多元化的倾向也日益明显，但传统文化在个体心理上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尽管晋升对大多数公务员来说是最具吸引力、最具激励效果的管理手段，但如果制度安排不当，晋升的激励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产生负效应。如果公务员晋升机会多、缺乏竞争压力，公务员努力工作的动力就不足，激励效果就不明显;反之，如果晋升机会过少，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得到升迁，激励的功能就得不到体现。在公务员的晋升制度中，领导职务少于非领导职务，高级职务少于低级职务，而每个公务员都有追求较高级职务的需要，因此，这种职务设置的有限性和个人需要形成了矛盾，泞致公务员的期望大于现实，容易产生较多的目标受挫，影响公务员晋升制度激励功能的发挥。
三、是传统晋升制度惯性依然，实践中潜规则仍大有市场。潜规则是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一种隐藏式的办事规则，运行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卜，形成了“人治大于法治”，“人情、而子大于法”的习俗。我国在公务员晋升方而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归因于“潜规则”的泛滥、官场生态严重恶化，扭曲了红头文件和规范制度的执行，使得不规范晋升成为一种习惯。虽然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晋升有一系列的程序
保障，但是在程序运行中仍可以人为操控，似乎合乎程序规则，但实际上出现了用人过程中的“潜规则”。行贿者通过金钱拨动权杖，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某些领导的“职权范围内”、无懈可击的“正常程序”下实现晋升目标，不显山不，水地完成了一笔笔肮脏的权钱交易。公务员提拔晋升的标准为德、能、勤、绩、廉五个方而，以德为第一考量标准，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以上级领导的好恶为评判标准，缺少明确的客观标准和统一的具体细则，这样，公务员晋升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就难以避免，于是潜规则大行其道，暗箱操作、裙带之风日盛，帮派主义严重。据笔者了解，在各级党政机关中，最终能给(或摘)乌纱帽的只有四人，就是书记、分管组织的副书记、组织部长和分管人事的组织部副部长，而权力往往最后集中到书记一人手中。现在有的省、市书记直接兼人大主任、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察权被党委权力兼掉了，起不到什么监察作用。权力的高度集中，就很容易产生人事制度上的腐败现象。加之政绩的考核不是以替民众办实事、好事为政绩，以民众的满意程度为评价标准，而是以完成上级党政部门卜达的各种高指标为政绩，以上级部门的检查结果为判断标准，于是浮夸、虚报、弄虚作假的现象随之而起，“礼尚往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人情关系很容易侵入组织人事领域，导致向无序晋升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私人关系就不可避免地侵入到组织人事领域，一方而，下级升迁完全取决于上级主管个人的意志，故下属官员为求升迁，就会很自然地揣摩上而的喜好行事，善于奉迎者可以轻松获得上级赐子的权力地位;另一方而，上级官员往往倾向于选拔自己信任的人，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与私利，并通过下级官员的回报来获得对自己的支持。当这种上下级之间约定俗成的恩赐回报关系在官场上反复出现，并且由各级官员在自己势力范围内不断向下延伸与复制，就会形成越来越庞大的关系网络。通过这套潜规则约定俗成，不断模式化，形成私人关系上的利益与共的关系，在官员内部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庇护网”，双方都可以在这一比护网络确定的不成文的游戏潜规则内，互相提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各得其所，这也就是现在晋升中腐败“窝案不断”的关键所在了。
四、是考评机制缺乏科学性，个人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考察是公务员晋升工作的第一个关键环节，知人才能做到善任。在我国公务员晋升制度中，对考察的内容、程序、范围、方式都作了相关的规定，但从实践来看，考察工作机制还不够科学。一方而标准不够系统、明确、具体，难以准确把握，考察材料往往是千人一面，个性特点不突出;另一方而范围还不够宽，一般仅限于工作范围内，基本是公务员在工作方而的表现以及在工作中的群众认可度，对公务员在工作范围以外的表现情况、交友情况则了解不多，由此得出的考察结论也不够全而，在实践中容易出现漏洞，成克杰、胡长青、工宝森、工怀忠之流“边腐边升”的现象就足以说明问题。除了考察之外，在晋升工作中，还存在人际关系浓重和非正当竞争的问题。在人事行政工作中，个人指定接班人，或因人设制，或因人改制，这些虽然是非常时期的产物，但是即使在今天，领导者的意志也可以产生相当大的作用。“由少数人来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怪现象时有发生。有些领导不按程序办事，搞神秘化，搞临时动议，决定人选在前，授意考核在后，使干部考核流于形式;在选拔任用问题上不是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私利出发，选拔自己的人;在公务员晋升问题上搞交易，你提拔我的人，我提拔你的人，收受贿赂，买官，卖官，等等。即使是正在全力推行的“竞争上岗”制度，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什么样的岗位应该拿出来竞争，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竞争，约束太多，操作不规范，有时也会沦为领导排斥异己的“正当”手段，在这种氛围下，与领导关系的好坏往往成为了竞争成功的关键。
五、是问责制执行问题颇多，监督惩罚手段乏力。在公务员晋升制度中，山于法制观念淡薄，人治问题存在，使得监督和惩罚机制被忽略。监督机关缺乏足够的权力，在用人失察产生严重后果后，惩罚制度又显得不够规范，缺乏问责制作为后盾，故而在公务员晋升过程中产生了诸多流弊。在我国传统的行政体制之下，政府及官员中存在着一些不良作风和陋习，一方而是历史上传统的“官本位”阴魂不散，不少官员对权力和贡任的理解错位，行使权力、享受待遇人经地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则是放之一旁，被质询、弹幼、甚至公开道歉、引咎辞职更是天方夜谈，除非是违法犯罪而受到法律惩处，否则不会也无需因失责而承担贡任，因此责任意识淡薄，太平官、混事官仍大量存在，“功劳大家抢、过失人人推”成为普遍现象，职责不清、考核评估机制不健全，领导责任制往往是打官腔的“空话”;另一方而是行政体制内的干部能上不能下、官员任用主观性强、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等陋习仍未绝根，干部任用实践中和制度设置上，标准不明确，方法不科学，可操作性不强。此外还存在着实际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一般都不愿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即使自己不胜任工作，只要不触犯法律，就一直坚持到退休。而一些领导同志“在解决干部‘下’的问题上，有的还存在‘官’贵民贱’等封建落后观念，在调整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干部上，迈不开步子，怕得罪人，怕伤感情，怕丢选票，怕影响工作，怕影响稳定。”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公务员的正常晋升，影响了公务员晋升机制应有的正激励和负激励的作用，也影响了公务员队伍的生机与活力。缺乏有效的贡任制约机制和官员淘汰机制，就会导致无能庸才、腐败分子爬到领导高层岗位上，损害公务员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整体形象，削弱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感召力、凝聚力。
医疗缺陷应对机制的探讨 篇3
[关键词] 医疗缺陷；应对机制；医患关系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3-1792-02
由于目前医学技术尚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诊疗需求，在实际诊疗工作当中会出现各种情况的医疗缺陷。医疗缺陷的发生会引起患者不满，少数患者甚至会采取极端手段，发生暴力伤医事件，进一步恶化医患关系。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医疗缺陷的内涵，医疗缺陷的成因，有针对性的加强对医疗缺陷的管理，持续不断改进医疗质量，不断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1 医疗缺陷的概述
1.1 医疗缺陷的概念 医疗缺陷是指在医疗活动中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医疗事故及其他医疗差错或缺点。研究医疗缺陷成因的目的在于减少医疗缺陷的发生，提高医疗质量。医疗过失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都属于医疗缺陷。医疗缺陷多发生在检诊、抢救、用药、手术、护理等环节上[1]。医疗缺陷是医疗过程中不符合医疗行为规范及技术标准的一种特殊表现，主要是指由于医疗、护理、服务中的失误、失职及管理过程中的不完善而形成的质量不足或服务不满意，其范围包括日常医疗工作中发生的医疗事故、医疗护理差错、医疗问题及医疗护理缺点等。
1.1.1 国外医疗缺陷的现状 在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等国，10%的患者每年都要遭受一次医疗缺陷事件；美国每年有9.8万名患者因医疗过失死在医院；全世界每年有140万患者住院期间发生院内感染。据美国医学会1999年11月发布的官方报告，在美国，每年约100万例医疗缺陷发生，其中约4.4-9.8万人死亡，远高于乳腺癌、AIDS和交通意外死亡的人数，造成170-299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些医疗缺陷半数以上是可以避免的[2]。
1.1.2 國内医疗缺陷现状 与发达国家相比，同类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严重。在我国，据有关医疗质量调研结果显示，医护人员在医疗中常犯的错误：技术方面占35%，忽略必要的信息占16%，不小心占11%，没有依照规则占9%[3]。因此，在医疗过程中，要将医疗的缺陷降低到最小程度，医院开展医疗缺陷管理显得尤为重要。缺陷管理不是完全杜绝工作中出现“缺陷”，而是要以“零缺陷”作为工作的最终目标，即通过制定相关医疗管理方法来约束医疗活动，然后进行检查督促、发现和处理缺陷，达到改善医疗质量的目的[4]。
1.2 医疗缺陷的成因 人总会犯错，我们不能期望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不犯错。医疗缺陷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主要包括：医务人员的本身因素、医院的管理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
1.2.1 医务人员个人素质 主要与医务人员的职业态度、职业道德，如与病人的沟通不到位、未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未及时落实会诊意见及设计的治疗方案、检验结果错贴或登记错误。知识技能缺乏，如抢救决策失误、治疗原则、措施、方法失误，未发现阳性体征、药物使用不当及滥用等等。医疗缺陷的医方原因主要表现在服务态度差、医疗护理不规范和医患沟通不够等[5]。
1.2.2 医院管理因素 医院管理不严，监督检查机制不健全。部门之间协调不力、流程不畅、组织设计和结构缺陷。医疗安全制度不全与措施不到位，如无健全的医疗纠纷报告制度、无合理的医疗费用管理等，医疗资源（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状况不佳，如培训不利、无经验而又缺乏上级指导、仪器配备不足等。安全预防措施不到位，如无质量控制手段、试剂变质、药品未按规定要求保管等。
1.2.3 外部因素 病人个体特征不典型，配合程度较低，医疗保健制度不健全，医疗机构行政执法不严等。
1.3 医疗缺陷应对机制
1.3.1 全面质量管理 全面质量管理是管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即TQC（Total Quality Control）就是指一个组织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顾客满意和本组织所有成员及社会受益而达到长期成功途径。其特点是“三全一多样”，即全面的医疗质量管理、全过程医护服务工作质量管理和全员参与质量管理的体系，采用的管理方式是多样的，通过多样化管理来实现全面护理质量管理方式[6]
1.3.2 构建医疗安全管理系统 医院不发生医患纠纷，不出现医疗事故是不可能的。医疗安全系统化管理旨在把医疗安全作为系统工程进行分工管理，实行高层决策，整体安排，逐级负责，防范为主，“监、管、建”并举，全方位强化。在质量至上的新时代，医院的经营方向就是质量经营，重视医疗缺陷的研究，可促进医院医疗质量的提高，使医院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使医院安全管理向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1.3.3 建立减少或免于惩罚的医疗缺陷报告制度 对于如何完善和健全相关制度，多数国外学者认为应该建立一种不带惩罚措施的医疗缺陷报告机制。有调查显示，当去除惩罚机制，医疗缺陷的报告率显著上升达10倍甚至20倍。防范医疗缺陷，Leape认为至关重要的事是要认识到医学如同其它领域，缺陷也是由于人类所建立的系统和组织的失误所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医疗缺陷通常是由于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所致，是系统和组织的问题，几乎很少是由于个体的疏忽或行为不当所致[7]。
1.3.4 加大监督考核力度 为了加大监督考核力度，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服务质量，要注意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案、准确操作、合理用药；要对医务人员进行有关的法律规章制度教育，结合具体案件进行医疗过失警示教育，以引起医务人员对医疗过失的重视，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1.4 提高医疗安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疗安全（medical safety）是指通过积极的手段、方式的设计和运用以防止医疗错误及其带来的不良后果的行动[8]。医疗安全是医疗服务的基础，是实现病人权利的重要条件，也是患者选择医院的重要标准。目前医护人员及医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提高患者满意度、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完善管理上的不足，尽可能满足患者的医疗需求，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而努力。
2 结 论
综上所述，世界各国对医疗缺陷的防患均予以高度重视，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然而，由于国情不同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东西方国家之间在医疗缺陷的研究视角、形成原因、防患措施等方面所达成的认识也有所不同。这对我国在当前形势下，积极应对医疗缺陷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积极研究应对医疗缺陷的长效机制，持续改进医疗质量，不断提高患者满意度，对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现状，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杨新潮.加强医疗缺陷管理.确保医疗安全[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6，5：277.
[2] Rosenbloom M.Medical error reduction and PDAs.International Pediatrics，2003，8（2）：69-77.
[3] 孟普.医疗不良事件已成世界性问题[J].医院管理论坛，2007，24（11）：28-30.
[4] 李珩.医疗缺陷管理体系的运行与效果[J].医院管理论坛，2009，27（5）：32-34.
[5] 李平.医患纠纷引发的原因分析和预防对策[J].淮海医药，2008（1）：88-89.
[6] 程光丽.医院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方式与作用的思路[J].中国医院管理，2009，29（12）：79.
[7] Leape LL.Can we make health care safe.Accelerating change today for America's health，2000，2：2-3.
缺陷汽车召回物流机制及模型分析 篇4
丰田“召回门”受到广泛关注, 据估算, 这次丰田召回的汽车已近1000万辆, 这是汽车工业史上从未有过的召回规模。因此有人质疑了:全世界的汽车企业都在学习的丰田精益生产方式失灵了吗?但是笔者以为质疑过后还是要面对现实, 如何把召回损失减到最小以及如何让公司重回轨道。
2 汽车召回程序
2.1 汽车召回的概念
汽车召回, 指按照《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要求的程序, 由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商进行的消除其产品可能引起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缺陷的过程, 包括制造商以有效方式通知销售商、修理商、车主等有关方面关于缺陷的具体情况及消除缺陷的方法等事项, 并由制造商组织销售商、修理商等通过修理、更换、收回等具体措施有效消除其汽车产品缺陷的过程。
召回物流在初始阶段对时效性要求较高, 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将缺陷产品召回, 并对正在销售的该系列的产品及时撤下停止销售, 充分体现了其应急特性。
2.2 汽车召回程序类型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指出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按照制造商主动召回和主管部门指令召回两种程序的规定进行。
作为以追求收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汽车制造商, 且召回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必然要衡量召回活动的预期收益成本, 既有收益:避免了因质量缺陷导致更多的安全事故支付的赔偿, 并且为制造商树立了重视产品质量的声誉;也有成本:需要耗费高额成本, 特别是数量大、维修费用高的召回活动。当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 选择主动召回, 制造商自行发现, 或者通过企业内部的信息系统, 或者通过销售商、修理商和车主等相关各方关于其汽车产品缺陷的报告和投诉, 或者通过主管部门的有关通知等方式获知缺陷存在, 可以将召回计划在主管部门备案后, 按照本规定中主动召回程序的规定, 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反之就缺乏召回的积极性, 后者极有可能面临主管部门指令召回, 即制造商获知缺陷存在而未采取主动召回行动的, 或者制造商故意隐瞒产品缺陷的, 或者以不当方式处理产品缺陷的, 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制造商按照指令召回程序的规定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2.3 汽车召回程序示意图
根据汽车召回程序类型, 有责令召回和主动召回, 但是在汽车召回程序里 (图1) , 政府部门和制造商之间就召回产品的质量缺陷严重性、召回产品的数量、召回产品的费用以及召回产品投入市场的时间长短等存在着静态博弈。比如由于技术检测要消耗一定的费用, 因此制造商期望政府部门承担这部分费用, 即由政府管理机构组织技术检测, 确认产品缺陷后再实施召回;关于产品质量, 制造商相对政府管理机构具备一定的信息优势 (对自身产品更了解, 更容易确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 , 因此为了逃避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 制造商可能会利用政府管理机构资源有限的弱点, 减少召回的数量, 缩小召回范围, 降低产品缺陷危害标准, 甚至逃避召回, 最终降低召回成本。主动向监管机构报告并自愿实施召回, 将缺陷产品对消费者的损害降到最低程度, 企业也由此进入产品召回特殊程序。企业与监管机构密切配合, 保证召回程序迅速完成。
3 汽车召回物流模型
一般召回物流过程包括缺陷产品发现和鉴定、信息处理、逆向运输、缺陷产品加工处理和修复产品正向物流等五个阶段。在召回产品逆向运输阶段, 将缺陷产品从消费渠道下游各环节向上游生产厂家、产品处理场所或指定物流场所返回运输。这个阶段的处理对象包括从消费者环节收集的缺陷产品, 也包括流通环节中处于销售状态和储存状态的缺陷产品。结合以上五个阶段, 可以建立汽车召回物流模型, 如图2所示。
4 丰田RAV4型号召回实施策略
天津一汽丰田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 决定自2010年2月28日开始, 对2009年3月19日至2010年1月25日生产的75552辆RAV4车辆进行召回。
4.1 召回原因及解决对策
原因:车辆加速踏板的踏板臂和摩擦杆的滑动面经过长时间使用, 在低温的条件下使用暖风时, 滑动面发生结霜, 使摩擦增大, 使用加速踏板时有阻滞, 可能影响车辆的加减速。
对策:通过嵌入采用精密切割工艺的钢制强化垫板, 减轻滑动面不必要的摩擦, 消除导致加速踏板发生卡滞的阻力, 此项措施是在针对有产生不良倾向的加速踏板零部件, 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基础上确认为行之有效的对应措施。
4.2 召回实施步骤
Step1:零部件调配和维修技师安排等准备工作, 预测各个维修点所需垫板数量和所需维修技师数, 制订维修计划;
Step2:预约车主, 指定维修点和时间, 可实行“属店负责制”, 即由汽车的销售公司负责对本公司销售车辆的车主进行告知, 系统库内的车辆和车主信息每天都会进行更新, 以确保及时将已经召回过的车辆信息进行剔除;
Step3:维修技师在测量间隙后依照间隙挑选合适的新垫片, 将车辆旧垫片取出进行更换。随后, 维修技师对车辆油门、刹车等性能进行检测。在核准了检测仪上显示的检测数据与相关要求相符合后, 维修工作结束。更换下来的垫片回收再利用。
4.3 召回成本控制策略
如此大批量的召回, 必然产生高昂的召回成本, 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缺陷产品。首先, 树立成本系统管理观念, 强调成本全员管理, 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完备的服务体系;其次, 必须提高回收产品的再利用率, 以及开发召回产品的价值。厂商往往比维修商具有更优的技术和检测手段来缺陷产品的价值, 所以对于某些缺陷零部件可以召回到厂商做深度处理。最后, 必须对外部价值链进行分析, 即与供应商、顾客、合作联盟之间的关系分析。如供应商零部件的质量直接影响召回成本的发生, 企业应该及时更新消费者信息, 向消费者解释原因以获得理解, 保住声誉。
5 结 论
机制缺陷 篇5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大多数市场主体选择不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方式退出市场，严重影响了市场交易安全。本文分析了我国市场主体无序退出的原因，认为应建立企业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分离的制度，确立注销登记为市场主体唯一的退出方式，以建立起正常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
关键词：市场主体 退出机制 吊销营业执照 注销登记
市场主体是以营利为目的提供商品或服务，合法进入市场的法人组织。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是指市场经营者因为出现阻碍继续经营的特定事项而主动终止经营或者依法被强制终止经营，经清算后由行政主管机关核准注销，从而终止市场主体经营资格和法人资格的法律程序和制度。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竞争经济和效率经济，实力较弱的市场主体在优胜劣汰的规律作用下将不再成为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者而退出交易领域。因此，市场主体退出是市场经济中的常态行为。
我国市场主体退出现状
完善的市场机制既鼓励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又要求及时有效地将不合格的市场主体淘汰出局，以确保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市场主体能够顺畅退出应是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标志之一。目前，在市场主体退出方面，由于注销登记、吊销营业执照被我国工商部门视为企业法人资格消灭的两种方式，大多数市场主体选择不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方式退出市场，这是一种未经清算非正常退出的方式，严重侵害了债权人合法权益，影响了市场交易安全，扰乱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
据统计，北京、沈阳、西安等地吊销的企业数远大于注销的企业数，占企业退出市场总数的80%以上;河南省某市近年统计结果显示，注销登记的只有580余户，占退市企业总数的3。64%。在这些市场主体当中，80%以上市场主体的退出是因逾期不参加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由此可见，我国市场主体绝大多数是通过被吊销营业执照这种非正常方式退出市场的。
我国市场主体无序退出原因分析
(一)市场主体的逐利性
企业等市场主体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要退出市场，必然会选择一种成本最少的方式，吊销无疑是一种最便捷、最经济的方式。与吊销方式相比，注销登记方式退出程序复杂，退出成本高。
但是，股东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如果预期企业的继续存在对其没有任何意义时，就会选择最廉价和最简便的故意不参加年度检验、让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方式退出。因为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繁琐、费用高、时间长;而通过被吊销营业执照强制退出市场的方式，不但可以减少费用、节省时间，而且由于企业法人主体资格已经消亡，法院会因无诉讼主体而驳回债权人的请求，市场主体的经营者就可以达到逃避所欠员工工资、劳动保险费用、税款和债权的不良企图。因此，从实际效果看，吊销营业执照这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所能采取的最为严厉的行政处罚，实际上失去了应有的威慑作用，反而成为市场主体非正常退出市场的“主要渠道”和“最佳选择”。
(二)把吊销营业执照作为企业法人资格消亡的一种方式
有学者认为，吊销营业执照“是对法人人格的绝对否定，即法人人格被全面的、永久的被剥夺，法人之存在也因之而全面的、永久的被否认”;认为吊销营业执照的后果是自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公司的法律人格便不复存在，不得再以公司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我国的实务部门也持此观点，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企业登记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工商企字[1999]第173号)和《关于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法人资格问题的答复》(工商企字[2002]第106号)均这样规定。受该观点的影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直把吊销营业执照和注销登记一起作为企业法人资格消亡的两种方式。
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吊销营业执照只是取消企业的营业资格，其法人资格依然存在，只有在企业注销之后，其法人资格才丧失。”也就是说，只有经过注销登记，企业的法人资格才告消灭。我国的法律法规实际上也是这样规定的。《民法通则》第46条规定，“企业法人终止，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公司法》第1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45条也都这样规定。
(三)注销、吊销的性质不分是市场主体无序退出的根源所在
注销登记与吊销营业执照有着本质的区别。注销登记是一种登记程序，属于一般的行政管理行为。注销后，市场主体的法人资格终止。吊销营业执照则是行政执法机关对市场主体施加的一种最严厉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后，市场主体的法人资格继续存在，只不过不能继续营业，并没有剥夺企业法人的民事主体资格，而只是剥夺了其生产经营资格，是对企业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一种限制，即限制其在清算范围内进行活动。当被处罚企业法人依法经过清算，进行注销登记并经公告后，企业的法人资格才归于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函》(法经[2000]24号)也肯定了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市场主体的法人资格的存在。
完善我国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对策
(一)强化制度约束
建立企业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分离的制度、确立注销登记为市场主体唯一的退出方式。在企业法人资格的取得和终止方面，《民法通则》的态度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第41条、46条和51条规定以登记机关核准注册登记日为企业法人主体资格的取得日期，以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日为企业法人主体资格消灭的日期。引起混乱的是《民法通则》之后颁布的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66条规定：“设立企业必须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报请政府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企业获得法人资格”。类似的规定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5条、《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39条等。然而，关于企业法人的消灭，如前所述，修改后的《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均没有把吊销营业执照作为企业法人资格终止的一种方式。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正在制定的《商事登记法》中，统一《民法通则》、《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关于市场主体进出的规定，建立企业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分离的制度，把核准登记、注销登记作为取得和终止企业法人资格的唯一标准;把颁发营业执照、缴销或吊销营业执照作为企业法人经营资格取得和终止的唯一依据和标准，统一规定市场主体进出的条件、责任、规则和程序。
(二)追究无限连带责任
对吊销后不经清算就退出市场的，强制注销后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追究股东的无限连带责任。对于故意不参加年检的市场主体，仍然应给予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对于处罚后仍不进行清算、不主动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的，二年后视情况由登记机关决定是否强制注销。对于故意不参加年检遗弃市场主体的股东，对企业法人给予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后仍不清算注销的，损害的是债权人的利益。为充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维护市场的交易安全，应允许债权人通过法院追究股东的无限连带责任，也即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所谓公司人格否认，是指当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达到一定条件时，由法院在个案中依法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直接追究公司股东的责任。我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唯有如此，才会使遗弃市场主体的股东或投资者不会从不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中受益，让其在无限连带责任的压力下选择清算后注销这种正常的退出市场的方式。
参考文献：
1邬关荣。影响我国市场主体有序退出的成因与制度创新[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4(4)
2刘兴善。商法专论集[M]。三民书局(台)，1982
机制缺陷 篇6
关键词 有限责任 股东 退出机制
一、公司章程的指引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允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运用公司章程对公司内部私人秩序进行约定，这是公司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由于我国大多数股东缺乏商事经验，往往意识不到在章程中对股东退出进行约定的必要，即便有的股东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也会由于公司法在契约标准范本这一功能上的严重缺位，导致股东并不知道应该在公司章程中做出怎样的约定。因而，在公司法赋予股东极大自治空间的基础上，应该为股东提供一些有关于退出公司的规范选择，加强规范的指引作用。
二、股权收买请求权制度存在不足
我国《公司法》在 2005 年修订后，规定了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但该制度在构建上显然还存在许多不足。首先，《公司法》第 75 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股东可以行使股权收买请求权的三种情形，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并且没有为股东留出充足的自治空间。这一情况使其在面对千变万化的经济现实时，由于缺乏适应性品格而导致无从适用。其次，我国的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是借鉴美国评估权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但美国评估权制度设立的理论基础是利益衡平理论，因而其适用的情形仅限于公司依据法律做出重大决策或公司发生重大改变。而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也是针对当公司做出合法决策或发生重大变化而使部分股东期待利益落空时对其进行救济，但问题在于我国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的情形包括了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这一情形，该情形发生的原因基础与其他两种情形发生的原因基础不同，且该项情形往往会被规避适用，大股东可以在三到四年不分配利润之后，在第五年以少许分红或者利用控股优势将当年利润以薪金方式大量派发出去。这样该项规定将被架空，失去了立法初衷所要达到的救济目的。再次，对于公司用来收买异议股东所持股权的资金来源没有予以限定。由于我国严格奉行资本维持原则，所以公司不该用维持公司资本所必需的财产来收买异议股东的股权。最后，我国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行使的程序规定不明确。《公司法》第 75 条第 2 款中规定：“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我国公司法对于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仅规定了行使的期限，对其行使的具体程序以及行使时其他应当受限制的情形也没有进行规定。从某种意义讲，权利的行使同权利的赋予一样重要，权利的行使程序如果欠缺那么权利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
三、股权转让制度仍有待完善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在其他股东同意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没有对该权利行使的期限予以规定；第二，股权转让中提出异议的股东享有提出异议的权利而没有与该权利对应的义务。即便有异议的股东做出要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意思表示，这个意思表示的效力也是无法确定的，如果该股东最终也没有购买的话则视为其同意股权转让，除此，不再要求该股东承担其他任何责任。显然，这对欲转让股权而退出公司的股东利益的保护是极其不利的；第三，在股权对外转让时，没有对股权的受让人范围予以限定。而有限责任公司又具有较强的人合性，股东彼此间建立在信赖关系基础上，所以，为防止公司的人合性受到破坏，必然要求对加入公司的新股东予以一定的限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并没有这方面的限制规定，这显然对留存股东的利益保护不利。第四，“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该条款对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在购买转让的出资时，对出资购买价格的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没有加以规定。在此情形下就会出现欲转让股东故意抬高转让的价格，导致不同意转让的股东由于价格不合理而无法购买其转让的股权，促成“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这一规定的适用。这一结果能够轻易地规避《公司法》有关股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将受到破坏。可见，当不同意转让的股东欲购买转让的出资，对该出资的转让价格的计算标准或计算方式加以明确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四、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规定过于笼统
我国《公司法》关于司法解散的规定几乎都是原则性的，对于司法解散的适用条件规定得过于模糊，更缺乏对具体权利行使程序的规定。此外，确定股权价格的依据没有予以明确，公司解散与公司清算在衔接上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再者，在美国有解散公司的代替措施，解散公司只是小股东与大股东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而在德国适用较多的也是退股权，解散公司极少被法院所适用。我国并没有关于解散公司的替代措施的规定，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 5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注重调解”，那么“注重”调解就意味着法院调解并不是固定的程序，调解的法律效力也是有限的，因而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措施方面立法上仍存在很大不足。
针对以上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机制存在的不足，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立法例的同时应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对我国现有的股东退出机制加以完善并寻求创新，从而建立起适合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具体情况的股东退出机制。
农村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的缺陷与完善 篇7
人力资本理论从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 因此, 我国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关注较早, 但对人力资本概念的定义还处于发散阶段。王金营从价值角度定义人力资本, 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凝结在人体内的知识、能力和健康等;王建民从生产要素角度界定人力资本, 认为人力资本是生产于经济过程之中, 并用于进一步生产, 由人的使用产生的力量推动生产进行, 以实现产出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关于人力资本形成, 从现实国情出发, 国内学者高度关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形成。汤光平认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主体有三类, 即国家 (政府) 、个人 (家庭) 、组织 (企业) ;谢欣露认为人力资本形成受各种制度环境和产业特征制约, 传统产业的牵制、二元体制的存在决定我国农村整体人力资本较低;李勋来认为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形成存在区域性失衡现象, 具有“贫困恶性循环”特性。从整体看, 我国关于农村人力资本形成的研究还处于较零散阶段, 为使问题的研究更系统、更能接近其内在规律性, 同时又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力支持和智力支撑, 我们有必要从机制层面探究农村人力资本形成。
一、我国农村人力资本供给严重不足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的农村地域广、人口众、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人的因素, 特别是人的素质决定新农村建设能否顺畅进行。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呈现明显的供给严重不足, 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整体、全面推进。
1.农村劳动力数量巨大, 但受教育程度低。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总量表现为数量过大。据测算, 1996年,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达1.4亿多人, 且呈增多之势;2005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超过1.6亿人, 2010年将达到1.74亿人左右。[2]这表明,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从供给数量看是远远超过了农村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然而, 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却很低。据统计, 2004年, 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94年, 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合计占36.66%, 初中文化程度占50.38%,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2.96% (见表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农村, 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多数就业于农村的非农产业领域, 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更低。
注:本表由作者依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83～2005) 有关数据整理而得。
2.农村劳动力缺乏专业技能和职业培训
一般的农业科技培训的内容多是农业适用技术, 掌握了这些技术, 农民可以提高种植和养殖水平, 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 从而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然而, 目前我国对农村劳动力的专业技术培训十分薄弱。据统计, 目前农村劳动力中, 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 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只占3.4%, 接受过中等技术教育的仅占0.13%, 而从未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农民中参加过绿色证书、青年农民培训和其他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的人数为2000万, 相对于4.8亿农村劳动力的庞大基数来说, 仅占4.17%。对于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 我国也未形成良好的机制。由于自身素质低, 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选择到非正规部门就业, 他们的收入低、劳动条件差、劳动雇用关系不规范、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3.农村劳动力身体素质较差, 享受的公共医疗卫生水平低
劳动力的身体素质是参加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在农村地区, 劳动者的健康状况 (体质好坏和体力强弱) 是谋取收入多少的重要制约因素, 也是衡量人力资本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 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状况改善不大, 有些指标甚至出现恶化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 与1985年相比, 2003年, 我国农民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因病休工天数、因病卧床天数等指标都有明显增加, 分别从69.0%提高到128.2%、从86.0%提高到130.7%、从5.4d提高到6.8d、从2.4d提高到3.2d;农村居民需要住院而未住院率提高了42%, 比城市高35%;因经济困难, 农民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未住院率提高了60%以上。广大农村居民享受的公共医疗卫生水平低, 个人医疗卫生费用增幅大大超过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幅度 (见表2、3) 。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普遍存在。据青海省卫生厅的一份报告显示, 2006年, 青海参加合作医疗试点县的农牧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达到40%。[3]
资料来源:根据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
注:本表取自于卫生部的《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
4.我国不仅人力资本总体水平偏低, 更为严重的是现实中农村人力资本的质量呈现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一方面, 我国农业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总体变化趋势是递减的, 人员的年均增长率为-3.54%。“七五”、“八五”、“九五”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为-0.78%、-6.8%和-2.28%。另一方面, 我国培养的大量高质量的农业科技人员大量流失, 没有融入到农村人力资本之中。据农业部教育司调查, “八五”期间, 我国18万高校毕业生中有64.9%未进入农业系统。2000年, 在10个一级学科中, 农业毕业生的就业率最低, 为52.71%。其次, 在农村劳动力中, 文化程度越高, 流动性越强。这些都导致农村人力资本质量呈下降趋势。
二、机制缺陷是农村人力资本不足的症结所在
1.国家不公平的教育制度导致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缺乏
我国长期实行倾向于城市的教育投资制度, 而忽视农村的教育发展。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统计, 2000年, 农村小学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65%, 而全国小学教育经费中农村小学经费仅为57.7%;农村中学生占全国中学生总数的48%, 而全国中学教育经费中农村中学经费仅为29.3%;城镇小学、初中的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分别是农村的3.39倍和3.24倍,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长期不足。此外, 由于我国在农村实行“以县为主”的地方财政“包干式”的教育投资体制, 使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对教育的投入, 越是经济发达地区, 教育水平越高;越是贫困落后地区, 教育水平越低。这样, 贫困地区极易陷入经济发展与教育投入的“贫困恶性循环”当中。由此可见, 不公平的教育制度已严重阻碍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力资本的形成。
2.国家不公平的经济政策造成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剥夺
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快速发展经济,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主要依靠农业提供的积累, 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对农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剥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但另一项对工农业发展和城乡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剥夺”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即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剥夺。这一剥夺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力资本的净流出:一是农村人力资本的显性流失, 大量农村人口 (相对年轻的、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 从西部、中部地区流向东南沿海地区, 从事非农工作;二是隐性流失, 农民和当地政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绝大部分不再回流农村。农村人力资本流失这一态势因城乡隔离的就业政策和不合理的户籍制度而加剧。
3.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缺失导致农村人力资本损失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 合作医疗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 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大大萎缩。全国1985年的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只有5.4%, 1989年下降到4.8%。20世纪90年代初期, 全国仅存的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分布在上海和苏南地区,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90%以上的农村地区成为空白。据2003年卫生部组织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 目前有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基本上靠自费看病。医疗保障体系的缺失, 导致患病农民得不到良好的医治, 劳动能力下降、劳动时间减少、生产率降低, 直接导致人力资本损失。国际上通常用每年每人损失的DALY (由伤残调整的生命年) 值, 即健康生命年价值来衡量由于死亡、生病或受伤而在未来将失去的无生命残疾时间现值。若不考虑智力因素, 则某一国或地区在某一时期的DALY值可被近似地看作该国或该地区在那一时期的人力资本损失;DALY损失值越高, 人力资本损失越严重。参考世界银行上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每年每人损失的DALY值的估计 (178) , 我们粗略估计农村地区的DALY值为267, 表明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损失相当严重。
4.一些落后思想的存在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热情
农村地区, 特别是一些偏远山区的居民, 受特殊地理环境和经济历史条件的影响, 很多人的头脑中还有一些落后思想, 比如“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这些思想影响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村女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远低于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影响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整体存量的增长。而在我国农村留守劳动力中妇女占到了很大比重, 这必将影响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三、完善农村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的对策
1.重建有力的农村人力资本投入机制
一是加大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人力资本形成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品性质, 把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完全商业化发展, 必然导致市场失灵、社会不公。因此,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 (1) 加大农村义务制教育投入力度, 推动农村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使之成为农村人力资本生成的有效媒介。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应该取代县级财政成为农村教育投资主体。中央财政应重点支持那些经济上欠发达的农村地区, 主要是中西部省份;省政府则应该依靠本级财力和中央的转移支付, 在省内进行以各地区基础教育经费均等化为目标的转移支付。 (2) 加大农村职业教育投入力度。在切实执行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以高等农业教育为龙头、以中等农业职业教育为主体、以初等农业职业教育和各类农业技术培训为基础的农村职业技术体系。 (3) 加大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投入力度。据测算, 仅完成《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中的2006～2010年5000万人的引导性培训和3000万人的职业技能培训任务, 就需要资金230亿元以上。对现有1.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所需经费在900亿元以上。因此, 国家要不断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投入, 特别是要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投入, 增加对农民参加培训的补贴数量, 并逐步形成增长机制。二是通过各种优惠政策, 动员各种社会资金, 成立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基金, 并依靠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基金的筹集、运用及绩效评价, 从而使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能落到实处, 并获得预期效果。最后, 还应积极引导农村家庭增加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和文化教育消费。农户既是人力资源承担者, 又是人力资本的载体和直接受益者, 所以更应该成为农村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者。
2.建立有序的农村人力资本流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 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转入乡镇企业, 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区流动。实践证明, 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才能最大限度的拓宽就业渠道;同时, 也只有充分促成农村劳动力流动, 才能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能否成功流动以发挥其能量, 取决于流动所带来的收益以及流动所产生的成本。目前,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 流动成本过高, 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①就业成本偏高。流动劳动者几乎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以牺牲未来利益 (失业、养老、医疗等保障) 为代价换取目前的异地就业权。②生存成本偏高。最突出的是流动劳动力子女的教育费用高于户籍人口许多, 各种费用加重了外来人口的生存负担。③心理成本偏高。他们既要承受一种歧视的非经济的心理压力, 又要忍受不能与家人团聚、没有闲暇时间的心理孤寂。④风险成本偏高。劳动过程风险增大, 劳动条件差、工时长、拖欠克扣工资、工伤事故频发等都加大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流动成本偏高, 将降低流动劳动力净收益现值, 最终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及人力资本能量的充分发挥。
为保障劳动力有序、有度、有效地流动, 应着力降低流动成本。首先, 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与培育。目前, 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还较低, 且呈分割封闭状态。劳动力信息的收集与发布、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与规范、就业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健全、劳动就业法律法规的完善与实施等, 都很难适应劳动力转移的要求。这就要求国家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其次,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要使劳动者不管流动到何处都能及时方便地得到保障, 在户籍制度尚无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 可考虑在流动人口中先推行工伤、医保等。再次, 完善法律法规制度, 从立法的角度保障流动劳动者享有平等的权利, 为劳务输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再建合理的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目前, 我国农村人力资本供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存量不足, 大量地从农村流失。因此, 应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 做到既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又能把这部分人力资本留在农村, 在农村得到充分发挥。一是有必要建立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机制, 重点发展职业教育, 继续扩大农村职业技术学校规模。二是采取广播电视、报刊、因特网等现代化教育手段对农村人口进行适用技术教育。三是发挥农村能人“专业户”、“种田能手”、“养殖大户”牵头形成的各种农村技术协会、学会和研究会, 通过“边干边学”、“边看边学”, 使广大农民在实践中掌握一两门专门技术。四是继续推行“科技文化三下乡”等活动, 发挥城市带动农村的作用。
4.新建适宜的农村医疗卫生保健机制
与农村教育相比, 我国农村卫生保健事业更加落后, 对于农村人力资本形成极为不利。为此, 要重视农村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 建立和完善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 实施不同的农村健康保障。东部地区农村可以实行不同形式的农民医疗保险;中部地区农村加强卫生服务供给体系建设, 对农村卫生人员进行实用技术培训, 以合同形式开展社区卫生服务;西部贫困地区农村, 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扶持建设农村卫生服务设施, 实施贫困人口医疗救助。
摘要：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整体水平不高, 劳动力数量巨大且受教育程度低, 劳动者身体素质较差而享受的公共医疗少, 劳动力缺乏专业技能和职业培训。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农村人力资本形成机制存在明显缺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体是农民, 关键在于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为此, 必须完善人力资本形成机制, 加快农村人口向人力资本转化。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人力资本,机制缺陷,完善对策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9.
[2]翁贞林等.新型农民培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机制缺陷 篇8
1 生猪产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我国这一次猪肉价格飙升的直接原因来看,是由于前一时期的价格低迷、疫病和饲料价格上涨导致生猪存栏量过低而引起的猪肉供应严重不足。进一步分析,实际上是由于生猪产业发展长期存在的矛盾的集中爆发而已。
1.1 市场价格周期性剧烈波动,制约产业稳定发展
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价格波动属于正常现象,这种波动一方面是市场供求变动的反映,另一方面是对生产和消费进行引导,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价格波动毕竟是对市场主体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如果波动幅度过大,尤其是对那些生产调节比较困难(生产周期长或调节成本高)的产业将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当市场价格高的时候,会引导大量的生产投入,并一直持续到价格下降到正常利润为止,由于生产周期长,等到最后的增加投入形成市场供给时,必然会导致过量的市场供给,从而使生产者遭受严重损失,长此以往,必会损害社会对产业的投入积极性。而我国的生猪产业,正是这样一个长期受市场剧烈波动损害的产业。自1985年取消生猪派购、放开肉类市场、实行多渠道经营以后,我国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状态就一直存在[2];而近年来,生猪价格波动更是异常明显。根据农业部网站资料,2005-2006年活猪生猪价格长时间低迷,活猪年平均价分别为7.85元/kg、7.23元/kg,个别地区甚至达到5元/kg,生猪养殖户(场)的养殖热情降到谷底,生猪存栏量大幅下降。这导致了2007年5月到2008年2月生猪价格持续上涨,最高点出现在2008年2月,达到17.56元/kg。此次生猪价格持续上涨也给CPI指数连创新高和人们生活特别是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
1.2 生猪产业链各利益主体利益分配极不合理,制约产业健康发展
我国生猪产业链涉及环节多,利益主体复杂,且分配极不合理。生猪产业链除了养殖者和消费者外,还包括饲料加工企业、生猪贩运商、屠宰加工、批发商与零售商等利益主体。长期以来,市场波动的风险基本上全部由产业链的两个最重要的利益主体,即消费者和养殖者来承担,而众多的中间环节均保持稳定的赢利状态。一般在生猪高价期,消费者必须承担全部的负担。在低价期时,养殖者却必须承担产业的全部亏损。而饲料加工企业、生猪贩运商、屠宰加工、批发商与零售商仍可获得固定利润,甚至利润更丰厚。此外,由于生猪生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我国养殖者除了要承担很大的市场风险外,还要承担全部的生产风险,而产业链上的其它环节不存在这类风险。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不合理,对决定产业发展的两个最重要利益主体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从而制约产业的健康发展。
1.3 生猪产业的现代化程度不高
主要表现在规模养殖比重低、良种化程度不高、产业链条短等。当前我国生猪生产还处在以农户家庭散养为主的模式下,尽管近几年全国各地规模户比重有明显的增长,但规模户的比重仍未占据主要地位。品种改良和技术进步,能从实物形态提高单位投入产出率。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科学评估,在畜牧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家畜遗传育种的贡献率占40%[3]。影响养猪业生产效率的诸多因素中,猪的品种或种群的遗传素质起主导作用。而先进品种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依赖于养殖规模的扩大。规模养殖户和养殖企业更容易推广和应用先进品种和先进技术。而我国由于以散养户为主的养殖结构,在这方面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同时,缺乏品种改良的动力和意识,使得品种改良的速度非常慢,从而我国生猪的良种率低。另外,生猪产业链条短,基本停留在养生猪卖鲜肉的阶段,猪肉深加工量不到猪肉总产量的5%,发达国家的加工肉制品占肉产量的60%~70%。
1.4 生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
我国生猪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生猪存栏数与猪肉产量上均居世界首位。但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猪肉的出口量仅占很小份额,出口地局限于香港这一弹丸之地。近几年,我国猪肉产量占全球产量的比重约为50%左右,且呈上升趋势,是名副其实的猪肉生产大国,但出口情况极不乐观。虽然近年来占世界出口的份额有所增长,但仍然很低。2001年产量占全球的49%,而出口量仅占4.2%;2005年产量占全球的52.7%,出口量仅占6.5%。与美国相比,2005年我国的产量是美国的5.2倍,而出口仅为美国的1/4。这与我国作为生猪第一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2 单纯的生产支持政策难以解决生猪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问题
生猪产业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我国生猪产业长期在低水平的周期性波动中运行。在最近的一个周期中加上疫病和饲料的涨价,生猪存栏严重不足,导致了2007年的猪肉价格飙升。此次猪肉价格由于涨幅历史罕见,引起国家决策层的高度重视。2007年5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陕西调研时明确提出对饲养母猪给予适当补贴。由此开始,国家陆续发布了一系列的扶持生猪生产政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2.1 为缓解生猪供给短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生产支持政策
2007年7月3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提出积极推进能繁母猪保险。8月1日,保监会下发《关于建立生猪保险体系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紧急通知》,明确能繁母猪保险的保险金额为1000元/头,保费为60元/头,其中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负担48元,保户自负12元。9月17日,中央财政决定建立对生猪调出大县的奖励制度,2007年安排15亿专项资金,对全国253个生猪调出大县给予奖励。12月19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扶持发展生猪生产等工作。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扶持生猪生产稳定市场供应的通知》,决定2008年增加能繁母猪补贴,标准从50元提高到100元;2008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25亿元,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场。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继续落实生猪良种补贴和能繁母猪补贴政策,扩大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实施范围。
2.2 单纯生产性扶持政策的局限性
生产性扶持政策其目的在于通过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方式来提升养殖积极性和推动产业现代化的发展。尽管这些政策,可能在短期能够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增加市场供应。但能否保障生猪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国家的扶持政策一般是在市场高价位实施,这是从解决市场供应不足的角度出发的。但高价位时,养殖户本身也会增加投入和生产;而等到这些生猪上市时,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市场过剩。在市场价格低迷时,国家一般不会重视对生产的扶持,因为生产本身过剩。而价格低迷时养殖户本身也会减少投入和生产;等到减少的投入和生产经过一段时间最终反映到市场供应时,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市场短缺。因此单纯的生产扶持政策可能会加剧市场波动风险。有人在对1992年以来我国生猪生产扶持政策的价格调控效应的研究也表明,生猪价格上涨时,政府支持政策可能加剧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4]。自2007年5月猪肉价格开始攀升后,经过近1年左右的生猪发展,2008年2月生猪价格开始下降,并一路走低。据农业部统计,2008年各地能繁母猪增加较多,产能明显过剩。截至2008年11月份,猪肉平均价格已经连续9个月下降,比2月份最高价下降25.4%,并预计2009年上半年生猪出栏将明显增加,猪价进一步下降的压力很大。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紧急联合制定了《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这说明,生产性扶持政策的问题已经初步显现。
3 生猪产业的市场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影响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
3.1 生猪产业的发展应当首先通过市场机制来引导
从生猪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来看,生猪产业的问题表现在生产环节,但原因不完全在生产环节。根据现代经济学原理,公共品和外部效应很强的产品,由于私人成本高,社会效益大,单纯由市场调节会导致供给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需要进行生产补贴以增加供给。除此以外的产品,只要有完善的市场机制,一般通过市场就能够实现有效的调节。生猪既不是公共品,也不是外部效应很强的产品,而且,在价格波动的高峰期生猪养殖有较高的利润,这一点可从高峰期引起生猪存栏的大量增加,并导致严重过剩可以发现。这也说明生猪产业通过市场机制就完全可以盈利。从而生猪产业的问题不能单纯从生产环节去找原因,市场机制是否完善也需要认真考虑。事实上我国生猪产业的确是运行在一个功能存在严重缺陷的市场机制上,市场没有很好的发挥对生猪产业的引导和调节作用。
3.2 当前生猪产业市场机制的构建基础是场地分散、环节多、信息不畅通的落后交易模式
大量的生产者和需求者在相对集中的市场进行充分竞争,同时双方能够准确及时地获得相关信息是功能完善的市场的基本特征。但目前我国生猪产业运行的市场根本不具备这两个特征。当前我国生猪产业的市场机制是构建在一个落后的交易模式之上的。我国各地现行的生猪交易模式基本上都是基于定点屠宰制度而建立起来的由生猪贩运商和猪肉批发商在屠宰场内进行批发交易的模式,与之相适应的还包括生猪贩运商同养殖者在养殖地的分散交易和猪肉批发商同猪肉零售商在定点屠宰场的交易。由于各个地区,尤其是较大城市和大都市存在多个定点屠宰场,使得现行生猪交易呈现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1)批发交易场地分散。由于没有专门的交易场所,生猪贩运商一般都是直接将生猪运至各个屠宰场与猪肉批发商进行交易。(2)交易环节多,利益主体复杂。由于定点屠宰场一般都远离养殖地,基于运输成本和对屠宰场复杂交易状况的担心,养殖者一般都是在养殖地将生猪卖给生猪贩运商,而生猪贩运商要在短时间内收购到一定数量的生猪,就需要一些介于养殖者和贩运商之间的联系人。同时,贩运商为了保证能够卖掉收购来的生猪,猪肉批发商为了保证能够获得稳定的生猪,在生猪贩运商和猪肉批发商之间也存在各种联系人。这样,在养殖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一支庞大而复杂的需要分享利益,但本身又不创造社会财富的利益主体。这样势必会剥夺掉大量本属于养殖者或消费者的利益。(3)信息不畅通。由于生猪交易最重要的价格———批发价格是由各个分散屠宰场内的生猪贩运商和猪肉批发商根据各自所处的屠宰场的即时供求状况而议价确定的,并出于利益保护的原因,这些价格信息很难迅速准确地被生猪贩运商和猪肉批发商以外的人知道。从而导致从养殖户到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全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3.3 构建于落后交易模式之上的生猪产业市场机制存在严重功能缺陷
由于当前生猪产业的市场机制建立在落后的交易模式上,使得其存在严重的功能缺陷,从而阻碍了市场机制对生猪产业的有效引导和调节。(1)当前的市场机制难以满足交易的公平性和竞争的充分性。由于没有集中的专门的生猪交易场所,作为生猪交易场所的各个分散的屠宰场待宰圈,其控制权往往掌握在猪肉批发商手里,使得生猪贩运商和猪肉批发商之间的交易难以公平。同时,由于生猪贩运商和猪肉批发商都无法即时改变交易场地,使得每个屠宰场的生猪批发价格完全由具有较大偶然性的即时生猪供求状况决定,加上多个分散的屠宰场内的买卖双方的数量都不大,这就很难保证竞争的充分性。(2)养殖者和消费者两个最重要利益主体没有话语权,制约产业的持续发展。现行分散交易模式中,作为交易始端和终端的养殖者和消费者,基本被屏蔽掉最重要的价格信息,价格基本操纵在生猪贩运户、猪肉批发商和猪肉零售商手里。生猪产业两个最重要的利益主体的话语权在现行交易模式中无法得到保障,最后他们就只能用消极的方式要表达他们的诉求:养殖者少养或不养猪,消费者少吃或不吃猪肉,如此,生猪产业谈何稳定发展。(3)现行生猪交易模式无法迅速准确地传递交易价格信息,生猪价格周期性剧烈波动不可避免。目前分散的批发交易模式,无法实现信息流通通畅和充分竞争,短期价格不能及时准确反映市场供求变动,从而养殖者不能从短期价格变动中及时准确地获得价格的长期趋势,从而无法正确地指导生产。生猪价格周期性剧烈波动,会制约需要较大投入的规模养殖和猪肉精深加工的发展,从而阻碍生猪产业的现代化。(4)当前的市场机制缺失传递价格以外市场信息的功能,难保市场供求平稳运行,也无法引导产业升级和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现行由生猪贩运商和猪肉批发商在各个分散屠宰场所操控的生猪批发交易除了滞后地传递不太准确的价格信息外,不能向养殖者提供任何其它信息,养殖者实难做出科学的生产决策。另外,尽管不同品种和品质的生猪在屠宰场交易时价格有较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往往在贩运商和养殖者的交易中被大大缩小,甚至被抹煞,这样,存在短期较高成本的良种和先进饲养技术很难被养殖户接受,从而制约生猪产业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升。
4 落后的现货市场阻碍了生猪期货的推出
生猪市场的周期性剧烈波动对生猪的养殖和加工带了极大的风险,从而阻碍了生猪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面对这一问题相关学者和业内人士建议在我国推出生猪期货,并进行了相关推进工作[5,6]。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通过期货交易等措施,稳定发展生猪产业。这意味着,生猪期货将成为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一大重要战略。但是由于当前不完善的现货市场机制导致下面三大问题,从而阻碍了生猪期货的推出和发挥作用。(1)生猪期货需要大型养殖场和大型生猪加工企业作为原始卖方和原始买方的积极参与,但由于当前落后市场的制约,我国大型养殖场和大型生猪加工企业的数量很少,这将严重影响生猪期货的推出。(2)生猪期货的运行需要有充分的畅通的市场信息供期货参与人分析产业发展趋势,从而做出买卖和价格决策。但当前的现货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也无法提供更多的产业信息。混乱无序的现货市场使得投资者无从入手分析产业发展趋势,从而严重制约其投资积极性。(3)生猪期货交割依赖完善发达的现货市场。生猪期货的交割方式分为现金交割和实物交割。但不论哪种方式都需要完善发达的现货市场。现金交割的核心是交割结算基准价的确定,即根据多空双方预先同意的计算方法,计算出一个公认的交割基准结算价,来核算到期合约的盈亏[7]。但现行交易模式下,现货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变化无常、同一地区不同屠宰场,相同屠宰场不同时间的价格都不一样。若采用现金交割,如何科学地计算交割基准结算价将是一个难题。实物交割需要有公平稳定的现货市场为期货卖方提供购买生猪渠道,为期货买方提供销售生猪渠道。现行交易模式下,难保现货市场的公平和稳定。因此,当前落后的现货市场机制使得生猪期货不论是现金交割和实物交割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障碍。
5 设立专门的区域性生猪集中交易市场,完善生猪产业市场机制
完善发达的市场能够迅速准确地向生产者和需求者提供相关信息,以引导生产和需求,而大量供需双方的参与和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是完善发达市场的基本条件。传统的屠宰场交易模式,一方面由于屠宰场待宰圈控制在买方手里,事实上缺乏专门的交易场所,另一方面市场也不集中,从而导致市场竞争功能缺损。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在各个地区根据生产和消费的规模,建立专门的生猪集中交易市场,将区域内需要交易的生猪集中在一个专门的市场,所有的生猪供应商面对所有的生猪需求商,通过完全和充分的竞争,来保障各方面的利益,同时将市场总供求关系通过一个市场来集中迅速反映。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5.1 建设专门的区域性生猪集中交易市场
要解决当前生猪产业市场机制的严重缺陷,需要建设专门的集中交易市场。1必须是专门的交易市场。生猪在由猪肉批发商控制的屠宰场内进行的交易模式,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易,生猪供应者显然处于弱势。设立了专门的交易市场,交易双方情形相对平等,更有利于形成合理的价格。2必须是集中的交易市场。集中的交易市场汇集大量的供应者和需求者,竞争更为充分性,使价格更能反映市场的总体供求状况。考虑到生猪的运输问题,集中只是相对的集中。包括作为消费地的县级以上的城市都应当设立区域性的集中市场。同时在生猪的主产地也可建立区域性集中市场,以便外地客户集中运输采购。
5.2 在各区域市场逐步建立集中竞价的价格形成方式
集中交易市场还存在一个具体的价格形成方式的问题。传统交易是对手交易,弊端在于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在集中交易市场中如果仍采用对手交易方式,尽管竞争相对传统场地分散的交易较充分,但比之拍卖等集中竞价方式来讲,其充分性仍是不够。因此为了更好的使竞争公平和充分,可逐步在集中市场交易中建立拍卖等集中竞价方式。
5.3 以区域性市场为基础构建全国性市场联系机制
区域性市场毕竟只是反映区域内的市场供求。就目前的状况,生猪运输完全可以是全国性的。因此为了更好地使市场价格能够反映全国市场的总体供求状况,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全国性市场联系机制,使分散的区域性实体市场联结为一个整体。
5.4 以区域性市场为基础打造全国生猪产业信息平台
在构建全国性市场联系机制的基础上,可通过打造全国生猪产业信息平台,向生猪养殖者、加工销售企业等生猪产业经营主体提供全方位生猪产业信息,以更好的指导生产和经营决策,从而减少生猪产业的波动,使生猪产业实现良性健康发展和升级。
5.5 在集中交易模式运行成熟后适时推出生猪期货
尽管集中交易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市场波动和生猪经营风险,但从根本上讲,生猪期货才是产业经营者规避风险的最好工具。但现阶段生猪期货的推出主要受制于没有发达的现货市场。随着集中交易模式的运行,成熟和发达的现货市场将逐步建立起来,这将为生猪期货的推出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实践来看,基于传统屠宰场交易模式的弊端,国内部分地区已开始了专门的集中交易市场的探索或实践。早在90年代初,生猪消费大市广州市的生猪供求商就自发的在广州市新市镇嘉禾发展起来了生猪交易市场。后于2001年在广东省和广州市两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建成了现代化的嘉禾生猪批发市场。目前,该市场已吸引来自国内15个省的生猪入场交易,满足广州全市的消费,并辐射到周边城市,年生猪交易量达380多万头,年交易额突破40亿元,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生猪交易市场,被誉为“中国第一猪城”,并被国家农业部确定为定点市场。另外,海南省的三亚市人民政府、海口市人民政府分别于2003年、2004年规定其行政区域内的生猪交易实行集中交易制度[8]。在此基础上,2007年,海南省计划到2010年全省各市县将各建立1个生猪专业批发市场,实行生猪集中交易[9]。还有,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制定的《黑龙江省五千万头生猪规模化养殖战略工程规划》(2008-2012年)中,也明确提出了将实施生猪集中交易制度。
综上,由于交易场地分散,环节多、信息不畅,造成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生猪产业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和引导机制,使得我国生猪产业长期以来价格周期性剧烈波动、产业链利益分配扭曲、消费者利益无法保障、产业升级停滞不前、国际竞争力与生产消费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从生产角度进行扶持,必须通过构建专门的区域性集中交易市场,依靠完善的市场竞争和引导功能,建立起我国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325-327.
[2]綦颖,吕杰,宋连喜.关于中国生猪产业的周期波动问题探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28(5):567-570.
[3]陈诗波,王亚静,李崇光.中国生猪生产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29(1):40-44.
[4]杨朝英,徐学荣.中国生猪生产支持政策对价格调控的有效性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29(5):564-567.
[5]杨枝煌.我国生猪产业风险的金融化综合治理[J].农业经济问题,2008(4):31-34.
[6]明小波,贺盛瑜:生猪期货及其产业链整合与信息化协作联盟[J].农村经济,2008(5):54-56.
[7]段安林.期货——或将改变生猪交易面孔[J].浙江金融,2008(3):63-64.
[8]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政府.三亚市生猪交易管理暂行规定(http://www.sanya.gov.cn/govpub/policy/czjj/data/t2008-04-05_1097.shtml);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口市生猪交易屠宰和销售管理暂行规定(2004修订)(http://www.access-mc.cn/flfg/view.asp id=90075).
中小企业融资机制的缺陷与创新探析 篇9
(一)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进而导致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参与者所占有的信息不对称。在金融市场上，不对称信息是相对资金供给者或债权人与资金需要者而言的，资金需要者总是能够比资金供给者或债权人掌握更多、更真实的企业内部信息，而资金供给者或债权人只有通过有关渠道了解企业信息。由于中小企业具有天生隐瞒信息的偏好，他不会主动去暴露给资金供给者或债权人。
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不对称信息在交易发生前后分别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在信贷市场中逆向选择的含义是指：“潜在的不良贷款来自那些积极寻找贷款的人。因此，最有可能导致与期望相违的结果的人们往往就是希望从事这笔交易的人们。”其实就是在信贷之前发生的信息不对称，即资金需要者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资产负债情况、盈利能力和违约风险大小等，而资金供给者或债权人却只能凭借企业提供的报表、材料等，辨别企业与贷款项目的类型和平均风险，不了解资金需要者所处的市场环境、财务状况和还款意愿，导致在利率较高时最愿意签订借款合同的却是那些还款可能性最低的借款人，出现逆向选择。
梅耶森认为：“由参与人选择错误行为引起的问题”称为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在交易发生之后出现的。信贷市场的道德风险是指信贷发生之后的信息不对称，由于资金需要者拥有资金的控制权和使用权，而资金供给者或债权人只拥有资金的部分收益权，客观上存在着资金需要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即资金需要者借款之后改变投资方向，从事高风险收益的项目，导致资金需要者还款概率变小。道德风险的存在，也会降低资金供给者或债权人向资金需要者发放贷款的意愿,最终导致中小企业融资能力的降低。
（二）直接融资体制尚待完善
直接融资是中小企业直接进入证券市场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无论是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中小企业进入证券市场都面临着重重困难。理论上的分析表明，只有规模巨大、组织完善的公司才能进入证券市场为其经营活动融资;而中小企业则很少能够通过发行可流通证券来融资。这主要是因为公司越大、越成熟、越著名，投资者在市场上获得的有关该公司的信息就越多，从而投资者评价该公司的质量、判断其优劣也就越容易，这样，大的公司、著名的公司就越有可能在证券市场上筹集到资金。很显然，中小企业则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三）中小企业的高风险性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三性原则之间的矛盾
高风险性是中小企业的基本缺陷。面对不可控制的市场风险，自有资金和财力基础十分薄弱的中小企业总是最早的受害者。规模小使它们在市场变动和经济波动中显得异常脆弱，一时的流动性不足就可能带来破产。这一点对获取债权融资是非常不利的，它不光使债权人蒙受巨大的损失，也使企业负担了额外的破产成本和财务困境成本。三性原则是商业银行经营的一般原则，它要求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中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大目标。金融业实行的谨慎原则，客观上排斥风险性较高的中小企业，结果往往会使一些非常有前途的中小企业丧失极好的发展机会。同时，出于有效控制风险的考虑，商业性金融机构普遍实行资产抵押担保贷款制度。而中小企业本身的固定资产少，流动资产变化大，无形资产难以量化，因而无法向银行提供合法并且足够的抵押和担保。
（四）高昂的融资成本限制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
1. 不合理的融资结构。
按现代理财的理论，合理的资金结构能使企业综合资金成本率最低。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性和来源方式简单化，决定了中小企业各种融资方式的组合不可能按预期进行，融资结构无法达到优化，融资成本就无法达到最低化。
2. 民间借贷的高息使中小企业苦不堪言。
在我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管理的成本要高出大型企业5倍以上，且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也高于大型企业，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环境中的中小企业，为获得生存空间和竞争优势，迫切需要资金维持生产运营及规模扩张，中小企业在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困难的情况下，加大了向民间借贷边界拐进。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正规金融不愿涉足或供给不足所形成的资金缺口。民间借贷虽然对资金短缺的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但其较高的借贷利率使得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攀升，从而限制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
3. 无奈的表外筹资致使中小企业不能享有利息的抵税作用。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愈来愈多地采用复杂而巧妙的表外融资方式来融通资金。在我国，银行对抵押品的要求条件较为苛刻。为了取得贷款，许多中小企业主以个人财产向银行抵押贷款或是以个人身份与民间借贷者签订借款协议进行信用贷款。这种个人借款无法计入企业财务账目，形成表外融资，所发生的利息起不到避税作用，从而加大了融资成本。
（五)中小企业融资缺乏信用
信用是企业融资的首要条件。但是，目前不讲信用的现象在中小企业中十分严重。许多中小企业因内部管理制度特别是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而大大降低了自身的信用度和严重削弱了自身的融资能力。中国人民银行对一些中小企业集中地区的调查表明，50%以上的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60%以上的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在3B或3B以下。商业银行为避免贷款决策失误而不愿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现象十分普遍。
二、中小企业融资机制创新的基本思路
中小企业自身的特质与传统融资机制之间固有的客观矛盾决定了它们很难甚至无法通过传统的融资方式解决创业或发展阶段对资金的需求。然而，无论是中小企业本身，还是传统融资机制本身，都是难以改变的，因此，上述矛盾的解决就只能从中小企业融资机制的创新中寻求答案。由于融资主体的特质是先天固有的，很难改变，所以创新势必集中在微观的融资方式和宏观的融资环境上。通过沟通融资主体，创新融资方式，改善融资环境，从而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风险，增加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减少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是中小企业融资机制创新的目标。
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一步增加了中小企业本身的高风险性。而高风险总是要求高收益，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昂就不足为奇了。高风险性、信息不对称和高融资成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小企业融资机制创新的基本思路，即:通过微观的融资方式创新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的高风险性和通过宏观的融资环境创新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的高成本。
金融工程的运用可以为微观的融资方式创新提供独树一帜的解决方案。如前所述，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高风险性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消除资金供求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工程师们运用创新性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使用工程技术方法，对现有金融结构进行重组就能设计出这样一种机制。它对于债权人而言，这种机制使得债务人与自己的利益紧密相关;对于债务人而言，这种机制能够大大减少因为信息流动不畅导致信息可信度受到质疑而额外产生的高额融资成本。中小企业融资机制的创新可考虑把中小企业分类:制造业型、服务业型、高科技型和社区服务型，根据各自的融资特点，设计对口信贷计划。中小企业的高风险性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三性原则之间的矛盾看似无法化解，实则不然。金融工程通过资产证券化就能很好地化解这一矛盾，即:把资产的信用从企业总体的信用等级中分离出来，单独以高质量资产的信用等级为担保进行融资。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工程还可以彻底改变企业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变外源融资为内源融资。
深化商业银行制度改革特别是中小企业信贷专业化是宏观融资环境创新的重点。作为中小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融资环境，对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具有重要甚至决定性的意义。改善现有融资环境必须以实现中小企业信贷专业化为目标，促进现有商业性金融机构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信贷专业化所带来的信息优势能够大大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三、中小企业融资机制创新的选择
(一)利用金融工程技术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方式
1. 直接融资工具的创新。
直接融资工具的创新主要是运用金融工程学的手段，设计出相应的金融工具，最大限度地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金融工程在直接融资方面的运用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借助金融工程解决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工程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解决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基本的方式是设计一个机制，以作“信号显示”，在不违反保密原则的基础上让外部投资者据以了解内部人所掌握的信息涵义。以股权融资为例，由于信息不对称，加之中小企业的高风险性，它们的股票常常难以吸引潜在的投资者。金融工程师通过对风险—收益进行合理的搭配，设计出相应的金融工具，以较低的融资成本成功地实现股票融资的目标。第二，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换成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行为。通过分离高质量的资产和收入流稳定的项目或产品，形成高信用资产，以此为担保进行融资，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三，金融工程改变融资需求。当中小企业面临持续增长的需求时，往往会选择扩大生产能力，这就势必产生巨大的并且风险极高的外源融资需求。而金融工程根据产品的市场供需情况、价格、以及企业自身的生产能力，设计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期权购买计划，并根据实物期权法方便地为期权定价。期权购买计划不再需要中小企业为迎合风云多变的市场进行高风险投资，从而为中小企业免除了外源融资带来的不便。
2. 间接融资工具的创新。
运用金融工程对间接融资工具进行创新，主要是指针对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设计不同的贷款品种。对于出口型中小企业，可通过出口退税质押贷款，为其提供短期融资便利，出口企业将产品出口报关申报退税后,以经国家税务部门审核确定的应退未退出口税款为质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的一种短期融资方式，这样可以为企业取得短期融资。制造业型中小企业拥有较多的固定资产，并且有真实的商品交易作为信用保障，其融资机制的创新应当更多地从增加资产信用方面考虑，以机器设备的融资租赁取代单纯的贷款。这种实物信贷既可以满足中小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缺口，又符合银行信贷的安全性要求。中国的中小企业当中不乏家族式企业，对它们提供自然人贷款比法人贷款更加安全有效，承担无限责任的债务人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总是比有限责任的法人要小得多。对于社区服务型中小企业，其特殊的服务类型与当地政府、社区机构很容易达成共识，可考虑以共同集资的形式组建中小企业投资基金为贷款提供担保。而对于高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妨设计一种具有股权融资特征的风险贷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股权式的风险贷款类似过去的主办银行制，银行作为投资者，主动参与风险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时控制信贷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上述金融工具在特定的条件下还可以组合使用，形成组合贷款。
（二）深化商业银行制度改革--融资环境创新
要改变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状况，必须深化融资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加快改革商业银行制度,建立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关于民间金融和私人银行问题，我国理论界尚有一些争论，从长远看，发展市场经济是不能绕开民间金融和私人银行的，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银行信贷责任制难以落实到位、金融腐败现象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重要办法是使受贷者和放贷者都有硬预算约束。
在发展民间金融和股份制私人银行中，政府的责任是严格依法监管，防范银行资金风险，并通过市场参数调控信贷行为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可以说发展民间金融和股份制私人银行是加入WTO后融资体制改革的一条必由之路。一旦民间金融、私人银行发展起来后，企业就将面临一个真正的竞争性金融领域，无论是银行金融机构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是国有银行还是私人银行都不可能拥有绝对恒久的金融垄断权利，银行之间普遍存在的是竞争，可以为客户提供快捷、高效、优质的服务，这就使得作为资金使用客户的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将面临更多的选择机会，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的现状，特别是金融监管不力的现实决定了短期内不可能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但这并非否定中小企业信贷专业化的思路。根据这一思路，目前，各大商业银行纷纷组建了中小企业信贷部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有针对性地提供“小信贷”。信贷担保专门化是中小企业信贷专业化的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先投入一部分资金，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形成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并不断完善，从而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在筹集担保资金方面;应允许、支持民间的富余资金投入，实现中小企业担保基金筹集渠道的多元化，并实现良性循环。
摘要：实践证明中小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当前的融资机制还不完善,存在着诸如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进而导致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直接融资体制不够完善、中小企业的高风险性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三性原则之间的矛盾、企业融资缺乏信用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这决定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只能从融资机制的创新中寻找答案。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机制,创新
参考文献
[1]林毅夫,等.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1).
机制缺陷 篇10
面对食品安全危机, 面对因缺陷食品身体遭受损害的众多消费者, 笔者尝试对此类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机制的探索, 为维护公众的权益, 改善食品行业的现状, 救济受害者的利益提供更可行、更有效的路径。
二、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的特殊性
(一) 缺陷食品的界定
认定缺陷的标准分为一般标准和法定标准。一般标准即人们有权期望的安全性, 是一个诚信善意之人在正常情况下所应具备的安全性的期望。而法定标准则是指国家和行业制定的保障安全、人体健康的专门标准。 (1)
笔者认为, 不安全食品的认定一般由法律规定, 缺陷食品的范围较之更为宽泛, 更多的采用一般标准认定。法定标准大多参照国家对食品规定的标准和行业标准;一般标准主要以“不合理的危险”为依据。所以, 将本文的讨论对象确定为缺陷食品。
(二) 大规模侵权的界定
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属于缺陷产品造成的大规模侵权, 以往学者在此类中重点探讨药品造成的大规模侵权, 因为与食品相比, 药品的损害后果更严重, 对被侵权人的保护更为迫切。但食品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更为密切, 涉及的范围更大, 同时, 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尖锐, 对由缺陷食品造成的大规模侵权的探讨也实为必要。笔者认为, 大规模侵权的特定主要有:1.受害人的广泛性。2.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和潜伏性。3.受害人举证困难。4.损害赔偿的复杂性。
三、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的救济机制
(一) 责任保险制度
美国的责任保险主要分为个人和商业两大类, 个人保险的保险标的主要有个人房屋及住宅、个人汽车及其责任;商业保险主要是针对企业投保的险种, 及以商业为目的的有关商业责任保险, 如企业投保的综合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董事及管理人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建造商投保的建造工程责任保险、石油公司投保的第三者综合责任保险等。 (2) 德国也用责任保险的形式对社会化责任进行承担。
(二) 赔偿基金救济机制
企业赔偿基金制度是指, 各个有缺陷食品侵权可能的企业从年利润中扣除适当部分, 作为企业赔偿基金储存起来, 当企业出现缺陷食品侵权时用于支付赔偿款项。企业互助基金制度是指, 由各个有缺陷食品侵权可能的企业按照约定分别预先支付一定数额的资金, 从而建立企业互助补偿基金。一旦某一企业因缺陷食品侵权案件而被要求赔付时由基金支付, 然后再由该企业分批支付偿还基金的钱款。
(三) 诉讼程序救济机制
在美国, 解决大规模侵权最典型的方式就是适用集团诉讼。《哥伦比亚法律词典》则将集团诉讼定义为:“在法律上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提起诉讼, 诉讼的判决对所有共同利益人有效。”英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及集团诉讼制度是处理大规模侵权案件在诉讼程序上的途径。在德国团体诉讼广泛运用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中。日本《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了“选定当事人”制度。
四、我国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救济机制的选择与完善
(一) 行政指导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一对一、一对多的侵权行为给予规制, 但涉及到一对大规模人的, 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侵权问题, 无法给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笔者提倡政府指导下的赔偿模式, 在行政权力量强大的境况下, 由政府出面干涉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 有利于问题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确立的费用大致应该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政府主导下进行调解, 达成一个和解协议, 或者一个框架性的一个赔偿协议, 这个框架性赔偿协议就是意味着首先初步确定了的受害人, 按照一个固定的数额进行赔偿。第二部分是政府出面, 组织企业给予赔偿。笔者还认为, 类似事件的发生, 与政府的监管不力有很大的联系, 在日本判例中, 也有政府监管失职国家要进行赔偿。但国家并不是全额赔偿, 更在比较紧急的情况下, 政府可拨出一笔资金, 对受害人给予赔偿。站在政府的角度讲, 更偏向于称其为突发事件应急资金。在此之后, 相关的内部责任追究也应该启动。
(二) 赔偿基金
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的赔偿基金主要用来解决后续的问题, 或者不确定的人身损害的医治费用。张新宝教授提出诉讼替代性救济 (赔偿) 基金与诉讼结果性救济 (赔偿) 基金。从筹集上, 诉讼替代性救济 (赔偿) 基金的筹集主要有3个渠道: (1) 侵权人的捐助; (2) 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紧急拨款; (3) 社会捐助。借鉴史尚宽先生的“赔偿社会化”理论, 赔偿基金的建立有助于建立一个长效的社会化赔偿机制。这种方式在国外有实践和可行性, 在国内的环境下, 资金却难以得到保障。
摘要：不断被爆出的食品安全问题使公众“谈食色变”, 然而随着市场不断扩大, 商品流通的速度加快, 缺陷食品的侵害范围更广。《侵权责任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责任法》等法律, 没有对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这种特殊复杂的情况作明确的规定, 其救济方法也相当有限。国外一些国家采取了多种方式解决此类问题, 国内应采用以行政指导为主要手段的救济机制。
关键词：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救济机制
参考文献
①张新宝:侵权行为法[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