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保险与税收筹划

科技保险与税收筹划（精选四篇）

科技保险与税收筹划 篇1

一、遵循现行会计准则引起的保险行业税务与会计之间的差异

《通知》要求，所有保险公司均应执行三大现行会计政策：保费收入的确认和计量引入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和分拆处理;保单获取成本不递延，计入当期损益;新的基于最佳估计原则下的准备金评估标准。通知还要求，其他报表项目有差异的，原则上也应按解释第2号的要求调整。对照税法规定，现行会计准则下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等相关税种纳税基础和企业所得税的税前可列支项目均发生了变化，保险行业税务处理与会计计量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保费收入确认和计量的应用引起的差异

根据《规定》，在确认和计量保费收入时，引入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和分拆处理。即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的合同，使保险人既承担保险风险又承担其他风险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进行处理：1.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能够区分、且能够单独计量的，应当将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进行分拆。保险风险部分，确定为保险合同;其他风险部分，不确定为保险合同。2.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不能够区分，或者虽能够区分但不能够单独计量的，如果保险风险重大，应当将整个合同确定为保险合同;如果保险风险不重大，不应当将整个合同确定为保险合同。

此项规定意味着投资型业务将被分拆，其主要受到波及的领域是万能寿险与投连险，这对于近年来大力推广万能寿险与投连寿险产品的寿险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根据《规定》，对于投连险和万能险投资部分的经济利益流入，应记入负债中的“保户储金及投资款”(万能险)或“独立账户负债”(投连险)科目，不再计入利润表中的保费收入，同时不再计提账户价值准备金，对净利润以及所有者权益均没有影响。因这一变化导致的税务与会计处理的分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营业税方面的分歧。

(1)在缴纳营业税方面，保险公司是否应因保费确认原则发生变化而改变计税基础。《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按照营业额和规定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第五条规定，纳税人的营业额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国税发[2003]9号规定：办理初保业务向保户收取的保费营业额为纳税人经营保险业务向对方收取的全部价款。所以，尽管现行准则将保费收入计入了不同的会计科目，但是税法认为不应该影响营业税的纳税基数。也就是说，在缴纳营业税时税法认为应该对“保费收入”进行调整，将记入独立账户负债、保户储金及投资款等科目的属于保费性质的收入金额都调整为保费收入缴纳营业税。

(2)计入保户储金及投资款的万能险合同客户保险费，是否应缴纳营业税。税法规定，储金业务应按照平均储金余额及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的乘积计算应纳营业税额。但保险公司记入“保户储金及投资款”科目的保险费收入是否属于保户储金?客户万能险保险费收入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承担保险风险，另一部分用来投资，承担保险风险的这部分保费在保费收入中占极小比例，投资部分的风险是由保户个人承担的，并不会在期满时确定返还本金及支付增值部分。因此，税法认为，万能险保费收入应属于保户投资款，不属于储金。所以，保险公司出售万能险取得的收入不应属于营业税的纳税范围，可以根据相关的规定申请免征营业税。而根据现行准则下分拆处理的要求，由于保险风险能够单独区分，所以万能险保费收入应确认为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

2. 所得税方面的分歧。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规定，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第六条规定，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而现行会计准则规定，投连险及万能险保险产品收入除风险保费、初始费用及保单管理费部分外，均不再确认为收入。

由于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很多抵扣项目的税前扣除标准均以收入额为基数计算，因此，现行会计准则下保险公司的收入额如何确认，对保险公司，尤其是万能险及投连险产品为主要销售产品的保险公司影响甚大。

以“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为例，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的合同，确认为保险合同的，支付的手续费及佣金记入“手续费及佣金”科目，不确认为保险合同的，支付的手续费及佣金记入“其他业务支出”科目。财税[2009]29号文规定：“企业发生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不超过以下规定计算限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财产保险企业按当年全部保费收入扣除退保金等后余额的15%(含本数，下同)计算限额;人身保险企业按当年全部保费收入扣除退保金等后余额的10%计算限额”。由于现行会计准则下保费收入的确认原则发生了变化，保险公司在做纳税调整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一是仍按照旧准则确认的保费收入计算手续费及佣金的税前扣除数，因为万能险和投连险的佣金支付比例低，扣除限额比准则变化之前有所减少。二是按照现行准则确认的保费收入，计算手续费及佣金的税前扣除数。这就产生了一个不尽合理的现象：无论哪种计算方法，手续费及佣金的扣除限额都比准则变化之前小，企业要多缴所得税。

此外，还有企业发生的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均是以保费收入为基数计算税前扣除限额的，保费收入的口径究竟是按照旧准则还是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目前没有明确。

（二）保单获取成本收付实现制引起的差异

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要求，保险公司财务报表中的保单获取成本不能递延，应计入当期损益。即现行会计准则采用了收付实现制来确认保单获取成本，这必将减少当期的会计利润。而税收是按照利润的一定比例来缴纳的，在保单获取成本费用化的情况下，将导致保险公司当期费用增加，利润偏低，实际上造成了税收递延。

（三）准备金评估标准变化引起的差异

1. 现行会计准则对准备金计提的规定过于宽松，缺少统一标准，违背了税法的公平性。解释第2号和《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首次详细规范了保险精算师在评估不同类型责任准备金时的方法与假设，要求保险公司应当以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各项准备金的计量。用于计算未来经济利益流出现值的折现率，应当根据与现金流出期限和风险相当的市场利率确定或根据对应资产组合预期产生的未来投资收益率确定。但由于《规定》对各项准备金的计提只作了原则上的规定，因此准备金的计提涉及大量的会计估计，针对同一经济事项，保险公司有若干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从而作出不同的估计，这样一方面为保险公司调节利润留下了很大的可操纵空间，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同公司会因为采用不同的准备金评估方法导致不同的会计利润，使得保险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的程度大为降低。这显然与税法的公平性原则相违背，为税收的征管带来很大难度。

2. 确认首日损失，不确认首日利得是否合理。《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规定保险人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应当确认首日利得，发生首日损失的，应当予以确认并计入当期损益，避免了由于采用《规定》引起的利润虚增。它虽然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投资人的利益，但是显然违背了税法的公平性原则，而且，确认首日损失不确认首日利得，使得前期企业利润虚增，纳税义务提前，也给企业增加了一定的税务负担，因此，在税法上是否按照此规定对首日利得和首日损失进行确认，还应进一步商榷。

3. 是否应追溯调整企业历年的会计利润存在争议。部分学者和实务界人士认为应该根据新的准备金评估标准追溯调整企业会计利润，重新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并根据国税总局公告2010年第20号的规定确定补税额;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因会计准则变化引起补税或退税没有先例，不应当追溯调整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四）投资资产的分类方法和计量原则的变化引起的差异

根据财税[2007]80号规定：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公允价值的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应在实际处置或结算时，以处置取得的价款扣除其历史成本后的差额计入处置或结算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而税法规定，公允价值变动不得税前抵扣，在旧准则下，计算纳税调整的公允价值变动时，需将投连账户公允价值变动及万能险影子调整准备金从公允价值变动额中扣除;现行会计准则下，投连账户所有损益已调整记入独立账户负债，而且不再计提影子调整准备金，在计算公允价值变动纳税调整数时，直接根据报表金额填列即可。

因此，从调整金额上看，准则变动对税务没有影响，从调整计算方法上看，有所变动。

（五）金融资产减值计提方法的变化引起的税会差异

现行会计准则针对不同的金融资产采取不同的减值方法，尤其是贷款及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减值引入了折现现金流的方法，即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计提后如有证据表明其价值已恢复，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可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从理论上说，对占银行资产重要部分的贷款改为按未来现金流量折现计提，可能会导致当期业绩大幅波动，因为未来现金流量折现较五级分类更能体现贷款质量，不良贷款必须提取更高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这将对当年利润形成较大的冲击。

在税务处理上，税收规定对除坏账准备以外的其他减值准备不允许进行税前扣除，应作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按照公允价值变动的纳税调整方法进行调整，在递延税款中进行列示，发生减值的当年将金融资产减值作为扣除项目调减项列示，金融资产出售当年，调整以前年度计提的减值，作为扣除项目的调增项列示。

二、保险行业税务与会计差异的应对策略

（一）监管层应实现税收政策与会计准则适度分离

1. 税收法规应该根据自身的原则自成体系。

现行会计准则的变化导致企业产生了大量的纳税调整事项，这是由于税务会计并没有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自成体系造成的。会计准则迅速发展，而税收法规没有与之相协调，纳税调整便成为企业财务人员的一大难题。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逐步分离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应当时机成熟时考虑实施。

2. 加强对会计准则变化的跟踪和调研。

在税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要充分深入研究会计准则。在既定会计准则下，在遵循税法基本原则的同时，应使税法的设计尽可能与会计准则相互协调，减少税会的差异，达到简化税制、提高征管效率的目标。税收制度与会计准则的协调，应以分析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之间的差异作为切入点。总结会计与税务信息需求之间的差异, 并寻求能够满足两方面需求的信息披露体系，使相关会计信息得到全面、充分、准确的披露, 将为税收监管部门提供可靠、真实的参考依据, 从而实现会计对税收的支持。

3. 提高税务部门的征管和服务质量。

(1)提高税务部门的执法能力。在税收征管制度建设上，应结合纳税的评估工作，确保采集到的企业纳税方面的信息能够剔除会计和税法差异因素，反映企业涉税业务的准确信息;在税收稽查工作方面，针对会计准则的变化及会计和税法差异的变化，调整稽查工作的程序和方法;要本着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及时地为纳税人进行相关的信息咨询服务和纳税辅导。(2)在具体业务的处理上，税务部门应严格监管，对于企业采取的合法但不合理的避税行为及时纠正, 避免这种行为扩大化。

（二）保险行业层面，应及时更新观念、迎接挑战

1. 管理层应把对会计和税务工作的重视提高到公司战略层面。

此次会计准则的变化，表面上看是会计计量标准和方法的变化，但实际上它已经更深层次地影响到了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公司管理层应该把税务工作和会计工作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财务部门的岗位设置上应该有专门的岗位负责对会计准则、税收法规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出台新的会计及税收规定之后，尽快地研究对本公司的影响，从而给管理层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规避监管风险，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

2. 财务部门应加强会计、税务人才培养和储备。

保险行业的税收业务和会计核算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这对保险会计理论研究人员及实务操作人员提出了较高要求。保险行业的财务人员应熟悉保险公司的运作，有全面的知识体系，特别是要掌握精算和投资专业知识。

3. 加强同业交流，学习行业先进经验。

由于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同时在香港和内地上市，因此无论是在会计准则还是在税务处理问题上，一定都有先进的、现成的经验可循。行业内应该加强交流，互通有无，分享在会计和税务处理方面的经验，从而提高行业整体水平。

4. 与税务机关保持沟通，降低税务监管风险。

税务机关承担着征收税款的政府职能，也同时有责任与企业一起应对由于会计准则变化带来的税会差异。面对现行会计准则下的税收和会计差异，企业应主动与税务监管部门进行探讨。对于政策不明朗、尚未明确的问题，提出企业自己的见解以及行业通行的做法，取得税务机关的理解和认可，从而降低监管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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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保险与税收筹划 篇2

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 税收机理主要从提高技术创新收益预期, 减轻技术创新投资风险以及对资金供给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1 税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收益预期

税收对技术创新项目报酬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降低技术创新投入成本, 由于技术创新成本包括科技研究设备成本、资金、人工成本等, 政府可以通过对科技投入的要素提供税收优惠方式, 从个人起到降低技术创新投入成本。二是影响技术创新成果的收入, 政府可以通过对技术创新成果收入的减税或免税措施, 来提高技术创新的预期收入。税收政策通过对需激励对象的优惠措施, 改变技术创新的收益预期, 从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决策, 促进企业技术进步。

1.2 税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风险

高风险是技术创新的主要特征, 也是制约企业对技术创新投入的一个主要因素。税收可能在两方面影响风险承担, 它会通过作用于企业或个人的资产组合决策来影响风险资金的可获得量, 也可能影响企业的实际投资决策。对于技术创新投入而言, 后者是直接相关的, 前者虽然只是处在一个中间阶段却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1.3 税收激励政策影响企业资金供给

技术投入的资金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积累, 二是通过外部融资, 包括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税收对技术创新投入资金供应的影响, 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3.1 对内部积累资金的影响。

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等于税后利润加折旧及无形资产摊销等非付现成本。通过减免税、加速折旧、缩短无形资产摊销年限等税收激励方式的运用, 就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用于技术创新投入的现金流量。

1.3.2 对外部融资的影响。

相对于税收对内部积累资金的直接影响, 其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是间接的。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特征, 税收可以通过对外部资金供给者的激励, 改变其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率, 从而为技术创新企业创造有利的融资环境。

2 我国科技创新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 税收日益成为我国政府重要的调控手段。在促进科技发展方面, 早在1958年公布实施的《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中》中就有所体现。税制改革和“利改税”的实施, 使税收在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促进科技发展的税收措施也逐渐丰富。但在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2.1 税法不规范

我国现行税制中针对科技创新的税收法规主要是以暂行条例、通知、补充说明方式出现的, 缺乏规范、统一、全面、科学的法律法规。一是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更多的是表现为各项税收优惠措施的简单罗列, 部分税收法规因临时性需要而仓促出台, 缺乏总体上的规划;二是多散见于各类税收单行法规和文件中, 不够系统、规范和透明, 指导性差, 而且很多优惠政策也缺乏长期稳定性。三是现行优惠政策多原则性的简单规定, 政策弹性空间较大, 加大了税收法规的主观随意性, 使得税收优惠效应大打折扣, 影响了税收优惠政策的发挥。

2.2“特惠制”的税收政策不利于鼓励内资企业科技创新

我国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大都是以“特惠制”为特征的。即针对某一性质的企业、某一行业或某一区域内的企业等, 给予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 表现为“区域特惠”、“行业特惠”、“企业规模特惠”, 不能惠及所有科技创新企业。一是从企业来看, 有些政策只有高新技术企业才可以享受, 不同类型企业所从事的科技创新活动不能得到同样的税收优惠和扶持, 如传统企业的科技创新得不到国家科技创新优惠政策扶持。二是从产品和行业来看, 只对软件和集成电路行业享受增值税等优惠, 而其他高科技行业则不享受该税收优惠, 这会影响高科技企业产品之间的互动。三是从区域来看, 税收政策存在东中西部的差别、园区内外以及高新区与开发区的政策差别等, 以区域优惠为主, 缺乏全国性的产业政策优惠, 科技创新的政策受到弱化。

2.3 税收优惠环节和税收优惠方式选择不合理

目前税收优惠主要集中于对已形成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的引进以及已享有科研成果的技术性收入实施优惠, 侧重于研发创新成功企业的终端环节。而对正在进行科技开发活动, 特别是对研究与开发、设备更新、风险投资和孵化器等重点环节的税收支持力度不够大, 优惠政策格局不合理, 重点不突出。与此相应的是, 我国税收优惠方式的选择也不够合理。根据税收的减免性质划分, 有税额式减免和税基式减免两种方式。前者包括直接减免、优惠税率等方式;后者包括加速折旧、投资抵免、投资扣除等方式等。前者偏重于让利, 强调事后优惠;后者更偏重于引导, 强调事先优惠。经济发达国家往往很注意两种手段的搭配使用。我国目前主要采取税率优惠和税额优惠相结合的政策, 优惠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已经和能够获得技术开发收益的企业, 对那些尚处于技术研发阶段以及需要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则起不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不利于更多企业加入到创新队伍中来。

2.4 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作用效果有限

如允许企业按照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政策, 有的企业因处于合资企业的免税期, 无法享受;政策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 其项目所需的国产设备投资的40%从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 该项政策因对技术改造的认定及项目立项审批程序繁琐等原因, 使很多企业难以享受到。

2.5 在对待内外资问题上存在税负不公现象

主要表现为对内资企业自主开发和创新技术的税收政策鼓励不够。从税收政策层面上看, 激励外商投资的税收政策较多, 而鼓励内资企业科技创新的具体政策较少。比如:引进的机器设备可以免税, 自行研制的机器设备却必须上税;企业研发资金难以在税前列支, 研发人员的激励性薪酬不能计入成本;首次采用新设备和新工艺没有激励措施, 风险难以分散等。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鼓励引进技术和装备, 而对本国民族企业的发展及科技创新重视不够。

2.6 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体系不健全

主要表现为优惠政策的税种及其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以企业所得税优惠为主, 流转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较少。现行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企业所得税的减免、以前年度亏损的弥补等方面, 而对其投资如固定资产的投资、无形资产的开发与研究费用的处理, 没有给予流转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流转环节除进口科研、教学用的先进仪器和设备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 农业技术服务、科研单位的技术转让收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外, 其他流转税方面的优惠政策几乎为空白, 这与目前在我国税收的价值构成中流转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达70%以上的事实有些不匹配。

2.7 缺少对风险投资的税收支持

据最近美国国家经济局的分析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30年中, 美国的创业投资资本的投入额虽然仅占GDP的1%, 但创业投资所创造出的产出却占GDP的11%。据发改委统计, 目前全国400多家创投公司, 资本金约600亿元。据发改委调研的行业发展报告显示, 全国三分之二的创投公司都在炒房地产和股票。业内人士指出, 中国创投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 尤其是税收政策。风险投资者的重复课税问题、风险投资者再投资退税问题、个人投资者的所得税优惠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3 完善企业科技创新税收政策主要措施

基于科技创新的理论分析及我国企业科技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科技创新税收政策的完善需要税收法律、制度和政策的全面系统性设计。

3.1 完善税收法律法规

一是加快有关科技创新税法的整体设计, 以法律法规的形式颁布, 形成促进科技创新税收政策的系统性、全面性、科学性和规范性, 做到透明、公开。二是改变以往政策制定的原则性和简单性, 细化政策, 科学设计, 增加可操作性, 避免税法执行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

3.2 从市场公平角度出发, 逐步以“普惠制”取代“特惠制”税收优惠政策

一是打破区域界限, 突出产业优惠。经税务机关认定审核, 只要企业所从事的产业项目符合科技创新要求, 无论是东中西部还是园区内外, 都可享受统一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待遇。

二是扩大受惠行业的范围, 建议由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针对的软件、集成电路、医药三大行业扩展到其他高科技行业和一些传统行业, 只要进行科技创新, 就有权利享受统一的科技税收优惠待遇。

三是增加对小企业的科技税收优惠, 制定出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 而不仅仅是针对有实力的大企业。因为小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生力军, 体现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社会性和内生成长性, 是未来的大企业和大企业发展的合作伙伴。

四是打破内外资界限, 进一步给内资企业以国民待遇。首先, 对于引进的机器设备和自行研制的机器设备享受同等税收优惠, 根据国内产业发展的需要, 把一些国内已经能够制造且性能达标的设备及时取消免税优惠, 实现《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的动态化管理。允许内资企业研发资金的税前列支和研发人员的激励性薪酬计入成本, 并对首次采用新设备和新工艺采取激励措施, 分担投资风险。其次, 对于外资企业在我国境内的研发, 应考虑研发成果要为我所用, 如果其研发成果应用于本国的生产而不是在我国境内应用, 则不予研发优惠。

3.3 完善税收优惠方式, 将税收优惠遍及科技创新的每个重要环节

改变“税额式”为主的税收优惠方式, 实行“税额式”与“税基式”相结合的税收优惠方式, 增加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及提取准备金等优惠方式, 使税收优惠遍及科技创新的研发、设备更新、风险投资、产业化等各个环节, 促进科技创新的顺利进行。

3.4 建立并完善促进风险投资的税收政策

一是对风险投资公司应免征营业税, 并长期实行较低的所得税税率;二是对法人投资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所得减半征收所得税, 对居民投资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三是对风险投资公司获得利润再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的, 不论其经济性质如何, 实行再投资退税。

3.5 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增强企业赢利能力

2009年以前, 我国税收收入连续10年超GDP增长, 若考虑社会保障因素,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达到30%左右, 与发达国家持平, 远高于发展中国家16%~20%的平均水平。如果再加上非税负担, 宏观税负水平则超过发达国家。据《福布斯》2002年对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税负的调查, 中国仅次于法国和比利时排第三, 高于美、英、德等发达国家。大量的研究表明, 我国宏观税负高、企业税费负担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投资是需要很多条件的, 除了加强法制建设、保护知识产权外, 资金是否充裕至关重要。根据有关调查研究,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各主要障碍因素中, 认为缺乏资金的企业的比例最高, 占36.8%。当前, 我国大中型企业R&D来源构成中, 财政拨款日益减少 (国有大中型企业) , 银行因为自主创新风险较大而信贷支持力度逐渐下降, 企业自筹比重占70%左右, 而企业稳定和可靠的自筹资金来源主要来自税后利润。因此, 只有税后利润增加, 企业才有可能产生投资需求, 包括R&D投资需求。

3.6 制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中小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 能为新技术的试用提供便利条件, 又由于经营灵活、高效, 可以大大缩短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所耗费的时间;特别是在计算机、半导体和通讯等领域的一些多品种、少批量的尖端技术产品或零部件, 不大适合大企业开发, 这就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的良机。从国际上看, 美国以人均技术创新成果比较, 中小企业的雇员平均技术创新是大企业的2.5倍, 美国高新技术企业中97%是中小企业, 美国高科技产品中一半是直接由中小企业提供的, 另一半的1/3是与中小企业的协作配套有关;德国有2/3以上的专利技术是由中小企业研究发明并申请注册的;日本发表的《1998年度中小企业白皮书》中指出, 日本技术革新的58%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

3.7 健全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税收征管制度

税务部门应逐步建立起税收政策的申请、登记、调查、核实制度, 加强对享受税收政策的单位和个人的创新成果和行为的认定。结合税收的精细化管理, 建立享受税收支持政策的单位特别是企业的档案, 对纳税人享受税收政策的条件、范围、税种、金额、期限、批准机关及文号进行登记备案, 对纳税人享受税收政策的情况进行全程管理。同时, 实行税收政策分析制度, 调查研究各种税收政策的实施情况, 提高税收政策管理的方法和水平。

同时, 税务部门应努力提高对创新个体相关税收政策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使支持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能够得到及时和充分的应用。既可以通过将相关信息汇编成册、网上公布以及设立税收服务热线等方式, 向纳税人提供相应信息。同时, 税务部门也应该提高服务的科技含量和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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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保险与税收筹划 篇3

1 我国科技保险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1.1 科技保险开展现状

2007年3月,科技部和保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科技保险创新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科技保险试点工作,北京、天津、重庆、深圳、武汉和苏州高新区等6个城市成为第一批开展科技保险试点工作的城市,并指定了六类险种首批推行。2008年9月上海、成都、沈阳、无锡及西安国家高新区、合肥国家高新区被批准为第二批科技保险创新试点城市(区),对高新技术企业开展保险服务。截至2008年底,科技保险试点已覆盖12个省市地区,2010年3月保监会颁布《关于关于进一步做好科技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至此,科技保险推广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大部分省市开始启动科技保险。全国范围内共有四家保险机构和一家保险中介机构获得保险中介试点资格,分别是华泰财险、中国信保、人保财险、平安人寿、中金经纪,开展的险种有15种。科技保险开展以来,在保障高科技企业技术研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江苏省为例, 2007年试点至2010年底,江苏省实现科技保险保费收入1.6亿元,为800多家科技企业提供了700多亿元各类风险保障,支付科技保险赔款4000万元,10多家高科技企业从中获益[1]。。从全国范围看,截至2009年底,我国科技保险保费已突破13亿元,已决赔款7.2亿元,地方财政补贴4187万元[2],较好支持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1.2 科技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2.1 品种有限,科技保险业务有待拓展。

目前科技保险的险种仍以传统的财产保险为主,涉及科技创新过程的险种较少。虽然已有针对性的研发了15种科技保险新产品,如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研发责任保险和关键研发设备保险,但仍然满足不了科技企业的需求,部分科技风险仍然没有保障。与传统的保险险种相比,其特点优势不突出,不能充分反映出科技创新过程中的风险保障。相应在保险公司的业务中,科技保险中的财产险比重较大。以人保财产保险武汉分公司为例,其财产险占到公司科技保险业务的75%[3],而真正涉及科技创新过程的保险业务量较少,有待进一步拓展。

1.2.2 市场需求有限。

高新技术企业投保的意愿不强,据有关调查显示,高新技术企业参保的比率不足3%。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宣传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导致企业对科技保险了解不够;二是部分企业认为科技保险与传统的财产险区别不大,投保的意义不强。这也源于科技保险险种缺乏创新。三是科技保险保费过高,许多中小科技型企业尚处于创业阶段,资金匮乏,缺少闲余资金投保。

1.2.3 配套措施有待完善。

科技保险在国内外都属于新事物,发展时间短,没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可取。开展初期,保险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险种设计、费率厘定、损耗断定以及理赔方面,经营成本较大,但往往收效甚微,业务拓展与期望存在一定差距,以致保险公司开展科技保险业务的积极性不强。政府的补贴及税收优惠能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截至2011年,开展科技保险的地方政府均出台了鼓励发展科技保险的政策,但缺乏补贴细则,可操作性不强[4],同时由于补贴资金来自财政资金,部分地区存在惜补现象。

2 科技保险供需双冷的经济学分析

科技保险存在严重的供需不足问题,限制其支持高科技研究作用的发挥。要找出导致科技保险供需不足的原因,就要分析科技保险主体包括保险公司和科技企业参与科技保险的动机、条件与现实约束。下面分别从保险公司和科技企业的角度,利用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理论分析导致供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为相关决策建议提供依据。

2.1 科技保险供给乏力

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公司会根据各险种的收益以及后续开发相关险种的投入决定其供给量。将保险公司的险种分为两类,一类是科技保险,一类是非科技保险。科技保险的供给量和价格分别为Q1、P1,非科技保险的供给量和价格分别为Q2、P2,保险公司的收益函数为R=P1*Q1+P2*Q2,成本函数C=C(Q1,Q2),设保险公司总成本一定,为C=C0;保险公司的利润f=R-C

在总成本和产品价格一定的条件下,保险公司将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有效分配资源。下面求保险公司利润最大化的条件。 设目标函数 u=P1Q1+P2Q2-C(Q1,Q2)+λ(C0-C(Q1,Q2))

令 u=0,对目标函数u求导,得到目标函数最大化的条件,即是保险公司利润最大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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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1)和(2)整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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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3)即是保险公司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其含义为科技保险与非科技保险产品的价格之比等于二者的边际成本之比,即保险公司每种产品的边际收益相等。就科技保险而言,作为一种特殊的险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一种新产品,承保的风险大,收益低;由于保险经营要遵循大数法则,在其业务量有限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的风险和成本就会增加,使得保险公司的边际收益下降。因而,从保险公司角度,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原理,保险公司在初始阶段不太情愿提供科技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会把有限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发展其他相对成熟的险种,提高保险的边际收益。目前科技保险处于初始阶段,各方面准备工作有待完善,保险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开展工作,如设计新险种,宣传拓展业务,开展理赔等,保险公司开展科技保险的动力不足。

2.2 科技保险需求有限

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高费率是制约科技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高新技术企业处于创业阶段,资金缺乏,虽然有保险需求但限于资金问题,往往选择不投保。特别是对于和传统保险区别不大的科技保险险种,投保的意愿更不强。下面从高新技术企业效用角度来分析。

设企业效益函数为y(x)=y(x1,x2)

x1代表科技保险数量,x2代表其他与经营有关的消费量。

企业目前的资金总量为f,消费品的价格分别为p1,p2,该企业的预算约束为x1*p1+x2*p2=f。

企业的决策是在既定的资金量下确定科技保险的数量以最大化目标函数h,

h=y(x1,x2)+λ(f-x1*p1+x2*p2)。λ是拉格朗日乘数 企业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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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undefined

等式(6)是企业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每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与单位费用的比值相等,即企业在每一方面的支出的最后一元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对高科技企业而言,有限的资金主要用于技术研究、市场开发方面,较少用于科技保险支出。对企业而言,在资金、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技术研究和市场开发费用支出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更大,即,保险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不必要的支出,如果科技保险与传统保险相比优势不明显,企业的需求更少,从而导致科技保险有效需求不足。

3 科技保险的外部性

外部性效应是指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体经济行为的外在影响,表现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换言之,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外部影响,而施加这种影响的主体却没有为此付出代价或因此获得补偿[4]。科技保险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外部性特征。当企业购买科技保险时,费用由企业独自承担,而技术研究成功带来的收益全社会都能享有,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而边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同样,当保险公司提供科技保险时,保障了企业研发的正常进行,科研成功会导致新产品价格的下降和更优质的服务,给社会带来收益,但保险公司承担了较大的经营成本和科研失败的风险,在现阶段保险公司获得的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图1表示企业购买科技保险的外部效应。

假设企业技术研究成功会导致产品W的成本下降。在没有购买科技保险时,w的供给曲线是S1,需求曲线是D1,此时的消费者剩余是P1AP0,生产者剩余是P1AO。在企业购买了科技保险之后,降低了企业科技研发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技术研发的成功,导致产品W供给增加,使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至S2,相应产品W的价格出现下降,均衡价格下降至P2,消费者剩余为P0BP2,净增加P1P2BA;生产者剩余为P2BO;社会的总福利增加了,从P0AO增为P0BO,净增加量为ABO。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企业购买科技保险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而购买成本由企业独自承担,说明科技保险的消费具有正的外部性,导致企业投保的意愿不强。

外部效应会导致资源配置失调。图2表示了科技保险外部性引起有效需求变化的过程。企业购买科技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为MPR,边际社会收益为MSR,外部经济效应使得MPR

4 科技保险发展的对策

要增加科技保险的有效需求和供给,促进科技保险的的健康发展,重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使得科技供需主体在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的情况下,得到一定的补偿,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特别是对于科技企业,还应辅以提供更好的保险服务,增强对企业的吸引力,从而增大科技保险有效需求。

4.1 多种方式降低科技保险供需成本

第一,政府对科技企业和保险公司进行财政补贴。公共物品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种外部性特征使得市场提供的公共物品的需求量通常低于最优需求量,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不佳,社会福利水平不能实现最优。政府可以采用财政补贴措施,向高科技企业或科研机构购买科技保险实行补贴,直接降低企业的购买成本,使得其购买科技保险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对保险公司开展保险业务提供经营补贴、科技保险业务支出税收减免等,降低其费用开支,使得保险公司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增强其开展科技保险业务的意愿,促其降低科技保险费率,同时也提高科技企业的有效需求。实际上,政府的财政支持已经在实施,但是存在一些问题,如受惠企业范围窄,地方政府优惠政策未完全到位,没有制定细则,财政支持力度小等。因此应增大财政支持力度,试点地方政府抓紧制定财政补贴细则,及时将补贴发放到相关企业和保险公司;将企业的科技保险费用支出纳入税收优惠中。第二,努力降低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科技保险的风险评估、费率厘定等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导致固定成本居高不下。保险公司之间可以合作,在确定各行业科技保险相关信息时相互协作,实现信息共享,降低经营成本。第三,建立科技保险的再保险机制,进一步转嫁商业保险公司的风险。

4.2 不断创新科技保险,突出其保障科技的优势

科技保险需要大胆创新险种,突出其与传统保险的区别与优势,增强对科技企业的吸引力。这要求科技保险供需主体之间要加强交流,保险公司充分了解科技企业的需求,不断挖掘其潜在的需求,创新保险险种,把科技保险的标的范围扩大,贯彻科技活动的前、中、后每个环节,涉及人力资源保障、科技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设备的正常运作、产品研发后的市场拓展等;尤其是面对全新的科技风险,需要保险公司不断创新,满足企业全方位、多角度的保险需求。如科技保险的行业特征明显,不同的行业面临的风险不同,保险公司可根据不同的行业设计具体产品,在投保条件、保障范围、费率上体现差别。或者设计一揽子保险方案,将科技保险纳入其中,降低科技保险的推广难度[4]。

4.3 加大宣传力度

很多企业对科技保险缺乏正确认识,认为其与传统保险区别不大,这是导致科技保险需求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科技部、地方政府和保险公司应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多种渠道,包括交流会、编制宣传册、媒体、网站等,提高企业对科技保险的认识度;着重利用试点地区成功案例,凸显科技保险的对科技企业的重要性,增强科技企业投保的意愿。

4.4 完善保险中介服务

保险中介机构是科技保险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保险经纪公司可以针对客户的具体需求,运用专业优势,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保险计划和风险管理方案,以及为客户选择适合的保险公司,搭好企业和保险公司之间桥梁,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保险咨询、代理服务,提高了风险管理的效率。保险中介公司应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尤其是对于老客户,可以在代理传统保险的同时,不失时机的推介科技保险,努力提高企业对科技保险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拓展市场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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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研.科技保险发展问题探析—基于江苏苏锡两地的调研[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0(6):7-8

科技保险与税收筹划 篇4

科技进步的高速发展在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全新的高科技风险,为保险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随着保险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宽,保险公司开始为更多的高科技领域和巨灾行业提供风险管理服务。保险是科技发展与创新的有力保障,大力发展科技保险,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是保险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加快保险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加强和改善对科技企业的保险服务,既是做大做强保险业的重要途径,也是保险业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

关于科技进步与保险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论界做的研究不是很多。谭启俭等(2001)认为,高科技发展隐藏着的许多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是保险业面临的新课题,它不仅关系到高科技的继续发展,也对保险业本身有一定的影响。保险人可以通过提供多种高科技保险来化解高科技发展的风险,使高科技得到更大的发展,也同时更好地为保险业服务。吴祥佑(2007)认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技风险日益增多、高新技术产业转移风险的需要推动了近年来保险业的迅猛发展。高新技术成果在保险经营中的应用提高了保险人的风险管理水平,增强了盈利能力,通过提供保险,转移分散科技风险,保险业也支持了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保险业与科技产业之间形成了科技促进保险发展,保险又加速科技发展的格局。刘波(2008)认为科技进步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源泉与动力,科技的高速发展在增进人类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风险,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高新技术产业转移风险的需要驱动了保险业的迅猛发展。保险业也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成果来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使得保险业盈利能力显著增强。就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都是从科技进步与保险业发展关系的理论层面上去探究其间的关系,本文拟在以上学者对科技进步与保险业发展关系分析的基础上,从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率的角度出发,研究科技进步与保险公司发展的关系。

二、 样本收集与实证分析

(一) 变量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为研究科技进步与保险公司发展的关系,本文选用研究与实验内部经费支出增长率(R&D)和有效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率(EIPN)作为衡量科技进步的指标,保险公司发展则选用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率(PGR)为指标。自1995年以来,中国对研究与实验内部经费支出的力度不断加强,全社会研究与实验内部经费支出总量和投入强度逐年上升,因此,鉴于经济意义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1995-2009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探究科技进步与保险公司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文采用的各指标增长率数据均自《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原始数据基础上计算得出。其具体走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R&D经费内部支出、有效专利申请数量与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三个指标的增长率在样本期内波动较大,且三个指标的波动区间大致相同,说明科技进步与保险公司发展之间存在较大影响。具体看来,R&D经费内部支出增长率与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率之间呈现反向波动,有效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率与保险公司保费增长率之间波动方向基本相同。从图1中的走势可以看出科技进步与保险公司发展之间关系,据此,运用软件EVIEWS 6.0进行更一步的分析,探究科技进步与保险公司发展之间的隐性关系。

(二) 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基于残差的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检验方法对199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对各变量走势的观察,我们发现各变量无明显的时间趋势,但均值非零,故其数据生成应只有截距项。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注:DR&D、DEIPN、DPGR表示R&D、EIPN、PGR的一阶差分。

由表1看出,R&D、EIPN、PGR均是非平稳时间序列,经一阶差分后均显平稳性,为一阶单整序列。R&D、EIPN、PGR均通过平稳性检验,满足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条件。

(三) 变量的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基于模型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即Johansen协整检验)来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建立VAR模型之前,首先要确定滞后阶数,它的确定可以避免由于误差项产生自相关而导致的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本文主要依据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来确定,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最优滞后阶数为2。

注:表中*表示临界值标准选择的变量滞后阶数。

进一步,本文利用多种检验滞后阶数为2的VAR模型,发现其拟合优度良好,是具有平稳性的残差序列,符合Johansen协整检验条件,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注:**表示在5%条件下拒绝原假设。

由表3可知,第一行检验原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拒绝,说明三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第二行检验原假设“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接受,说明三个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第三行检验原假设“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拒绝。因此,表3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本文的三个变量之间只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经过比较分析,本文选取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协整空间有常数项、无固定时间趋势项时的协整向量作为本文所选三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运用EVIEWS6.0软件得出协整方程:

由(1)式可以看出,1995—2009年本文选取的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率(PGR)同研究与实验发展投入增长率(R&D)之间为负相关关系,即研究与实验发展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就下降0.242 793个单位;有效专利申请数量(EIPN)增长率同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率(PGR)之间为正相关关系,即有效专利申请数量每增加1个单位,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就增加0.236 393个单位。

(四) 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于R&D、EIPN、PGR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利用Eviews6.0对R&D、EIPN、PGR三个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清楚地表示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此需要构建如下的检验回归方程:

其中ct为常数项,ut和νt为随机误差项,n为最大滞后期数。根据上述方程组,其相关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的分析结果可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在各个滞后期内,PGR都不是R&D的格兰杰原因,而R&D都是PGR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研究与实验发展内部支出增长率是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率增加的原因,而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率的增长没有促进研究与实验发展内部支出增长率的增加。同时,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接受了有效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率的增加不是保险公司保费增长率增加的格兰杰原因,而保险公司保费增长率的增加在前两个滞后期内对有效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率增加有拉动作用,而在后两个滞后期内保险公司保费增长率的增加对有效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率的增加没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五) 基于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上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已经证实了科技进步的发展是保险公司收入增长的原因。因此,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进行冲击响应分析(见图2、图3),以细化两者之间的关系。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某个内生变量的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VAR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是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

从图2可以看出,研究与实验发展内部支出增长率的增加立即对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率的增加作出了响应,第1期的响应大约为-0.25,直到2.5期左右响应才由负向转为正向,并且在第3期左右正向响应达到最大,随后在第4.5期左右响应由正向转为负向,且在第6期左右下降为0并一直持续,说明研究与实验发展内部支出增长率的增加对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率的增加的响应稳定地趋于0。

从图3可以看出,有效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率的增加立即对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率的增加作出了响应,第1期的响应大约为-0.3,且在第2期达到最大(1.0左右)且为正向。从第3期到第5.5期左右,有效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率的增加对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率的响应为负向,并且达到最大值。之后到第8期左右,其响应由负向转为正向,且略显平稳,第8期以后,有效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率的增加对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率的响应为负向,且缓慢增加,直至第10期趋于0。从总体趋势上看,有效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率的增加对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率增加的影响有较大波动,但后期其影响趋于平稳。

三、 结论

从研究与实验经费内部支出增长率和有效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率与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率的角度出发,探究科技进步与保险公司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证实:科技进步对保险公司的发展有较为明显的冲击影响,且长期的影响将趋于稳定;保险公司的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科技的进步。科技进步的发展一方面为社会、为人类带来了福利,另一方面带来了高科技风险,为保险公司的发展带来了挑战,这同时也是保险公司发展的机遇。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保险公司提高防灾减损能力、降低赔付率、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稳定经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保险公司的发展,为科技进步分散风险,给科技进步提供保障,化解了科技进步带来的高科技风险,使科学技术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地为保险公司服务,提高了保险公司的经济效益,促进了保险公司的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应该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重点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加大政府科技资源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应增强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创新动力,鼓励大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鼓励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提高服务企业的能力。随着中国政府对科技进步的高度重视,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的制定,中国的保险公司应该抓住国家对研究与实验经费投入的增加与国家有效专利申请数量逐年上升这一机遇,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自身发展规律的科研、开发、生产、市场紧密结合的机制,充分利用科技进步的益处,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支持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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