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监督部门

2024-07-24

侦查监督部门(精选十篇)

侦查监督部门 篇1

关键词: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刑事和解,司法政策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实施, 对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做出了指导性的要求, 各地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由于各地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解和规定不统一, 以致于各地检察机关在运用刑事和解处理案件时存在一些问题, 影响了刑事和解工作的开展。本文试对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需要注意的问题浅谈几点看法。

一、要准确把握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

各地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适用刑事和解的范围和条件的理解不一致, 导致了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不一致, 从而使得在审查逮捕司法实践中存在难题。201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和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因此, 侦监部门必须加强学习刑事和解相关制度、准确把握刑事和解的范围和条件, 严格按照规定, 规范办理刑事和解案件。

除此之外, 侦监部门还应准确区分刑事和解与民事和解的区别。刑事和解的当事人可以处分的权益范围是有限的, 比如当事人不能自由处分加害人应受的刑罚制裁事项, 加害人因刑事和解是否应免除、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是根据犯罪情节和和解状态综合考虑的。而民事和解的当事人几乎可以自由处分所有的权益。因此, 不能误认为对达成民事和解的案件作出不捕决定就是适用刑事和解, 混淆刑事和解与民事和解的界限。

二、要加强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 确保刑事和解工作的合法性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 依据公安部2006年2月1日颁布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 公安机关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然而, 权力不被制约必然导致腐败, 因此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必须要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监督, 以确保刑事和解工作的合法性。检察机关侦监部门主要通过严格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 制作检察建议书或者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方式, 对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和解案件时作出不予立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决定的合法性进行监督。

(一) 达成刑事和解后不予立案的轻微刑事案件

对于此类案件, 若双方当事人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已达成和解, 且没有导致后续纠纷, 则检察机关侦监部门无需对此类案件采取任何措施。但是若当事人对和解有异议, 要求公安机关立案而公安机关不予立案, 进而控告或者申诉至检察机关, 或者检察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应当立案而公安机关没有立案或没有移送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 侦监部门在调查和核实有关的证据材料后, 应当进行立案监督。

(二) 达成刑事和解且已经立案的轻微刑事案件

已经立案的轻微刑事案件, 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后应当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侦监部门或者直接移送审查起诉。移送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 侦监部门在调查和核实案件材料的基础上, 严格审查和解协议的合法性, 对适用刑事和解处理不会产生后续纠纷或者上访等办案风险的轻微刑事案件, 认可公安机关的刑事和解工作, 并依法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 同时填写《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书》, 建议侦查机关及时移送审查起诉。若侦监部门发现并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可能存在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或者其他违法立案情形, 通过制作“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要公安机关书面说明立案的情况、理由和依据。立案理由不成立的, 制作“通知撤销案件书”送至公安机关, 要求撤销违法立案案件, 以此来对公安机关进行立案监督。

三、明确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在刑事和解工作中的法律定位

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在刑事和解工作中不是案件的当事人, 而是处于第三者位置的参与者、促成者和审核者。是以平衡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的法益, 弥补受害方的损失和惩教加害方的违法行为为出发点, 从而达到弱化双方矛盾, 维护社会和谐的目的。能够达成刑事和解, 加害方能够在定罪量刑时得到从轻处罚, 受害方也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二者之间受损害的法益得到平衡。不能达成刑事和解, 加害方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判处相应的刑罚, 受害方也能获得心灵的抚慰, 双方法益亦能得到平衡。因此, 是否达成刑事和解, 对侦监部门的检察工作来说, 意义是相同的, 只是前者比后者更加人性化, 更能体现刑罚的终极目的是预防犯罪而非惩治犯罪。

因此, 侦监部门受理公安机关移送的轻微刑事案件后, 若双方当事人愿意和解, 提出了和解申请, 则在对案件进行风险评估, 制定好风险防范与化解方案后, 可以积极开展刑事和解工作。基于当事人对检察官的信任, 由熟悉案情的检察官将和解方式、和解原则、允许和解的内容及参考标准、和解的法律后果等事项以书面形式告知双方当事人。并找准当事双方矛盾的根源, 对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进行双向说理, 开展心理疏导, 引导和帮助当事人化解积怨, 加强当事人与检察机关之间的沟通理解, 促成双方刑事和解。

然而, 检察官是否应当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检察官无须在和解协议上签字, 原因之一是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 检察官无权约束和解协议内容的履行。原因之二是虽然检察官介入案件和解, 但是不代表检察权就以国家名义审理、裁决案件并执行处理结果, 检察官只是负责将适合刑事和解的案件引入到刑事和解轨道中, 促成刑事和解。原因之三是和解协议不具有行政效力, 检察官代表着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 其在协议上签字则意味着和解协议含有行政效力, 若和解协议没有得到切实履行, 极有可能引发行政不作为的风险。鉴于此, 检察官无需在和解协议上签字, 即使日后因和解协议产生后续纠纷, 也可通过其他司法途径得到和平解决。

四、要注重刑事和解执法效果, 延伸职能, 拓宽和解途径

刑法的最终目的是预防犯罪, 因此适用刑事和解办理案件要注重刑事和解执法效果, 做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 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 以有利于维护稳定, 化解矛盾, 减少对抗, 促进和谐。

侦监部门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 通过释法说理、教育感化, 帮助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 引导和帮助当事人化解积怨, 并在此基础上积极促成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对部分拟适用刑事和解不捕的案件邀请人民监督员和社会评议员进行公开评议, 听取多方意见, 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对抗中的积极作用, 积极邀请律师、人民调解员或第三人推进刑事和解工作, 拓宽和解途径, 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

五、结语

综上所述, 适用刑事和解处理刑事案件不但可以降低被害人受害的程度, 使被害人真诚谅解被告人, 身心得到安慰, 又可使矛盾得到化解, 关系得到修复, 具有司法意义和法律使用价值。

各级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应当准确把握适用刑事和解的范围和条件, 严格审查和解协议, 加强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监督, 拓宽和解渠道, 规范办理刑事和解案件, 把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结合起来, 不断增强惩治犯罪、保护人民、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 .

[2]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 (公通字[2005]98号) .

[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 (高检发研字[2011]2号) .

[4]马静华.刑事和解制度论纲[J].政治与法律, 2003, (4) :113.

[5]傅文魁.刑事和解的实证分析[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6, (6) :60.

[6]向朝阳, 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J].中国法学, 2003, (6) :113.

[7]莫晓宇.和谐社会视野下刑事和解机制的构建[J].人民检察, 2006, (23) :11.

[8]向显松.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定位[J].法学杂志, 2001, (5) :51.

侦查监督部门 篇2

一、侦查监督部门的三项职责

1.审查逮捕

2.刑事立案监督

3.刑事侦查活动监督

二、审查批捕、不批捕的条件、标准

1.人民检察院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

2.对于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逮捕条件的,应当批捕或者决定逮捕。

3.对不符合逮捕条件或具有下列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或者不予逮捕: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4.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批准的决定或者不予逮捕。

三、刑事立案监督

1.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对认为侦查机关(部门)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侦查、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案件,或者被害人、举报人认为侦查机关(部门)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案件,实施立案监督。

2.对于由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立案侦查。

四、侦查活动监督

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依法实施监督。侦查监督主要发现和纠正以下违法行为:

1.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诱供的。

2.对被害人、证人以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

3.伪造、隐匿、销毁、调换或者私自涂改证据的。

4.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分子的。

5.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

6.在侦查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

7.在侦查过程中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

8.贪污、挪用、调换所扣押、冻结的款物及其孳息的。

9.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规定的。

10.违反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的。

11.在侦查中有其他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行为的。逮捕案件审查终结后,办案人员应当对侦查机关执行审查批捕决定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发现以下情况的应予纠正:

(1)收到审查批捕决定后不立即执行的;

(2)执行审查批捕决定后不回复的;

(3)变更强制措施后不通知的;

(4)变更强制措施不当的。

五、受理和处理律师投诉规定

律师对人民检察院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违法阻碍律师依法会见的投诉,侦查监督部门受理之后,应当在五日内向投诉人书面告知处理情况;投诉人不服书面处理意见的,告知其可以向办案部门所在的人民检察院监察部门或上一及人民检察院反映。

侦查监督部门 篇3

2010年1月23日,公安机关以王某涉嫌非法经营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010年1月29日,王某被依法逮捕。2009年11月2日,公安机关以李某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2009年11月21日对其取保候审,但一直未移送审查起诉,且未对涉案人员邱某、杨某、刘某采取任何措施。

检察机关对王某非法经营案审查起诉过程中,有关涉案人员经传唤拒不到案。该院随即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要求追捕李某,追诉邱某、杨某、刘某。公安机关采纳了该建议。2010年5月11日,李某被依法逮捕。2010年7月23日,邱某、杨某、刘某被依法逮捕。

同时,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讯问邱某、杨某、刘某过程中,发现公安机关原法制科长钟某可能有挪用涉案赃款的行为,便将该案件线索移送该院侦查部门,并协同侦查部门一举侦破了钟某挪用公款案件。经查,钟某在办理李某等人非法经营案时,收取李某退赃款120万元自己保管,在保管过程中挪用了部分款项。2009年11月2日至2010年7月2日案发时,钟某先后挪用退赃款98万元归个人使用,其中73万元用于营利性活动。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该案过程中,成功追捕漏犯1人,追诉漏犯3人,发现并移送职务犯罪线索1条,并协同该院反贪部门立案1件,充分拓展了公诉部门侦查监督能力。

一、公诉部门拓展侦查监督能力的实践做法

(一)察微析疑,充分发挥追加诉讼职能

对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没有追究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依法进行追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中,发现遗漏依法应当移送审查起诉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补充移送审查起诉;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直接提起公诉”。该案中,邱某、杨某、刘某合伙开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金分公司提供非法黄金期货业务,非法经营数额已远远超过非法经营30万元的追诉标准。该院公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公安机关将邱某等人作为“另案处理”,未将其一并移送起诉。公诉部门调阅相关案卷及法律文书后,又发现公安机关并未对三人刑事立案,因而建议公安机关对其补充移送审查起诉。公诉部门对“另案处理”人员的仔细审查,对追加诉讼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提前介入,充分发挥纠正漏捕职能

对于应当依法逮捕而未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依法进行追捕。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且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按照“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对可能毁灭、伪造、转移、隐匿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以及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可能有碍案件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居无定所、流窜作案、异地作案、在本地无固定场所等不能保证随传随到的,均应当逮捕。公诉部门在审查王某非法经营案时,发现另案嫌疑人李某非法经营数额更大,便抽调几名干警提前介入,进而发现李某非法经营数额巨大,到案时已毁灭部分证据,很可能再次实施串供等妨碍案件侦查的行为,且在本地无固定住所,很可能负案逃跑,不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相比之下,同案人王某涉案金额相对较少,却被采取了逮捕措施。公安机关对同案犯之间采取强制措施既不符合比例原则、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强制措施的有关规定。于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当机立断提前介入,对遗漏的李某依法批准逮捕,有效防止了李某实施妨碍诉讼的行为,对于该案的顺利侦查、顺利诉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部门联动,充分发挥打击职务犯罪职能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9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门、审查起诉部门发现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本院侦查部门审查,并报告检察长”。职务犯罪线索的发现和移送是公诉部门侦查监督能力的集中体现,对检察人员的审查能力、侦查能力和法律监督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该院在审查该非法经营案件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李某、邱某、杨某、刘某都进行了多次提审,详细讯问。四名嫌疑人均讲到李某归案后向公安机关退赃了120万元的情况,邱某、杨某、刘某声称已从公安机关领回了其中98万元,准备退回给被害人。公安局原法制科长钟某也强调邱荣华等三人领回了98万元退赃款,并提供邱某等三人亲笔签名的领条为证。

公诉部门办案人员在讯问中发现了以下疑点:邱某、杨某、刘某三人对于领回退赃款的方式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一次性领回,有的说是分多次领回;三人对于领回的退赃款处理情况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已经还给被害人了,有的说是仍存放在自己银行账户内。办案人员马上又对二十多名被害人进行了详细询问,并查询了三名嫌疑人账户,发现被害人并没有领回退赃款项,三名嫌疑人账户内也没有该笔款项。公诉部门掌握此线索后,立即与该院自侦部门联系,将案件线索移送反贪部门侦查,并报告了检察长。该院随即启动侦查一体化机制,调派该院侦监、公诉部门提前介入侦查,协同自侦部门人员分三组搜集证据。第一组负责外围调查,固定犯罪嫌疑人银行账户资料,防止相关证据灭失;第二组负责讯问邱某等三名嫌疑人,进行各个击破;第三组负责审讯钟某,查清事实真相。

经过办案人员多次的思想工作,邱某等三名嫌疑人最终交待如下事实:公安机关法制科长钟某以不对邱某等三人刑事立案为条件,指使三人书写了虚假的领条,谎称已领回98万元退赃款,而事实上这笔款项仍在钟某个人账户中保管。钟某在邱某等人指证后,也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经调取钟某的账户明细,办案人员又发现98万元退赃款已被挪用三个月以上,钟某已涉嫌挪用公款犯罪。公诉部门与反贪部门的衔接配合,为最终侦破钟某挪用公款案件、追回退赃款项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公诉部门拓展侦查监督能力的机制探索

(一)探索建立信息网络机制

信息来源是侦查监督的基础,可以充分利用群众反映、案件检查、档案调查等方式获取信息。一是深化检务公开,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提供侦查监督线索,也可以专门聘请各基层组织、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作为侦查监督信息员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二是定期开展案件检查或不定期地开展专项检查,对侦查机关所做出的刑事拘留、取保候审、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劳动教养等情况进行调查,查看是否存在降格处理的案件,从中发现监督线索。三是公诉部门应重点审查批捕在逃、负案在逃和另案处理人员的真实性,检查相关的档案和法律文书,必要时设立专门登记薄,以供办理案件时查找核对,从中寻求侦查监督特别是追捕追诉线索。本案中对邱某、杨某、刘某的追诉线索,就是在审查“另案处理人员”中发现的。

(二)探索建立提前介入机制

对于重特大、疑难复杂案件,公诉部门可以充分发挥公诉引导侦查的作用,提前介入该案,预防和纠正侦查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可以组成提前介入突击组,突击组的干警首先应熟悉案情证据,才能保证办案的质量,正确履行侦查活动监督职能。如本文案件中对李某非法经营案件的提前介入,从中发现了公安机关对李某取保候审不当的问题,正确履行了纠正漏捕职能。

(三)探索建立部门联动机制

拓展公诉部门监督能力,还应加强同自侦、侦查监督、监所检察等部门的衔接配合,确保形成监督合力。一是对于建议立案侦查而侦查机关未予以采纳的,公诉部门可以将线索移交侦查监督部门实施立案监督;二是发现办案部门超期羁押的,应当及时通报监所检察部门予以纠正;三是公诉部门审查发现侦查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可以报检察长批准后将有关线索移送本院侦查部门处理,也可以提前介入自侦过程,协同侦查部门快速侦破案件、固定证据。如本案中公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了钟某职务犯罪的线索,移送并协同侦查人员侦破此案,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侦查监督部门 篇4

一、侦查监督释义及其意义

侦查监督是指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依法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此处的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和行使侦查权的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以及检察院自侦部门。2.侦查监督内容主要包括刑事立案监督、审查批捕监督、侦查活动监督。侦查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 侦查监督是检察院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其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 侦查监督有利于保证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侦查监督可以及时发现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 并促使其予以纠正, 保证侦查活动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第二, 侦查监督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享有各种强制性权力, 任何偏离法定程序的侦查行为, 都会损害到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检察院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可以及时发现、纠正违法行为, 从而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第三, 侦查监督有利于提高侦查人员的执法水平。检察院通过侦查监督, 及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 促使侦查人员提高对严格依法办案的认识和办案质量。

二、新《国家赔偿法》概述

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国家赔偿法》修订程序, 历经4审, 于2010年4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正案>》。新《国家赔偿法》对行政赔偿、刑事赔偿、赔偿程序、方式和计算标准等方面作出了很多新的规定, 在赔偿范围、赔偿标准上取得了重大进步, 降低了赔偿门槛、拓展了申请渠道、扩大了赔偿范围、完善了赔偿程序、明确了费用支付。新《国家赔偿法》充分体现了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精神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有利于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同时在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新《国家赔偿法》的重要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赔偿归责原则的变化。修订前的《国家赔偿法》实行“违法”赔偿原则, 即只有在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造成损害后果时, 国家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新《国家赔偿法》取消了“违法”的限制, 实行“结果原则”, 其第2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 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 造成损害的, 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即只要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造成损害后果, 就可以要求赔偿。

第二, 理顺赔偿渠道。修订前的《国家赔偿法》规定, 公民在申请国家赔偿时先由赔偿义务机关进行确认, 待确认符合赔偿法的规定后才能进入国家赔偿程序。新《国家赔偿法》取消了“确认”的程序规定, 明确规定赔偿请求人应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请求, 义务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决定, 如果没有按照法定期限作出赔偿决定或者请求人对作出的赔偿决定有异议, 可以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如果对复议结果不服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这样从程序上简化了赔偿环节, 理顺了赔偿渠道。

第三, 赔偿义务机关承担举证责任。修订前的《国家赔偿法》对举证责任没有明确规定。在实际情况中, 公民申请国家赔偿时一般要由自己承担举证责任。新《国家赔偿法》明确了赔偿义务机关的举证责任, 第26条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 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应当提供证据。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羁押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第四, 细化赔偿方式, 提高赔偿标准, 加强经费保障。新《国家赔偿法》规定, 造成身体伤害的, 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减少收入的赔偿金标准、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赔偿金标准以及其他因国家机关行使职权造成损害的赔偿方式等均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 并明确规定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支付赔偿金申请之日起七日内, 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的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财政部门应当收到支付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赔偿金。

第五, 引入赔偿协商机制, 首次将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新《国家赔偿法》第23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 应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 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协商。该规定促成赔偿义务机关在作出赔偿决定时, 可以选择最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的方式执法。另外, 新《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致人精神损害的, 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 为受害人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新《国家赔偿法》首次将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

第六, 加强了赔偿法律监督职能。新《国家赔偿法》第30条明确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发现违反本法规定的, 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意见, 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在两个月内重新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新《国家赔偿法》由此建立了对赔偿的监督制约机制。

三、侦查监督部门如何适应新《国家赔偿法》按照刑事诉讼法和新《国家赔偿法》

按照刑事诉讼法和新《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刑事赔偿涉及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主要在审查批捕环节, 侦查监督部门的其他工作, 如刑事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等一般不涉及国家赔偿事宜。针对审查批捕工作, 新《国家赔偿法》的主要变化和影响表现如下:第一, 赔偿原则不再强调“违法”, 只要存在损害结果就可以主张国家赔偿权利。修订前的《国家赔偿法》规定, 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在“违法行使职权”的情况下, 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 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新《国家赔偿法》取消了“违法”二字, 刑事赔偿从“违法归责”改变为以“结果归责”为主。这一变化同时带来国家赔偿范围的扩展, 例如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 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 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受害人都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也就是说, 无论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 羁押是否有判决依据, 只要最终作出无罪处理, 都应当对公民给予国家赔偿。修订前的《国家赔偿法》实行的“违法确认”赔偿原则主要是考虑到违法责任标准易于掌握, 赔偿范围适度。但其弊端是违法责任范围过于狭窄, 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虽不违法但却明显不当行为的赔偿责任排除在外, 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得赔偿的权利, 这种归责原则过于限制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条件, 成为受害人难以得到赔偿的主要原因之一。新《国家赔偿法》在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方面实行结果归责原则, 对症下药, 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拓展了赔偿范围, 突出体现了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是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重大进步。第二, 强化赔偿义务机关的举证责任。修订前的《国家赔偿法》没有举证责任具体规定, 一般情况下, 都是申请国家赔偿的公民自己承担举证责任。新《国家赔偿法》对证据制度做了规定。新《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 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应当提供证据。同时对于特殊情况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羁押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这些规定对于查明案件事实, 确定赔偿责任, 化解赔偿纠纷将起到积极作用。

笔者认为, 侦查监督部门既要依法行使职权, 又要切实预防赔偿案件的发生, 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针对上述变化, 侦查监督部门需要积极作出应对, 如果不加以注意, 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侦查监督工作就有可能会导致国家赔偿案件, 从而损害国家和法律的权威, 不能很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只有正确行使职权, 依法审查批捕, 才能切实预防赔偿案件的发生, 笔者认为具体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研究、应对:

第一, 侦查监督部门行使职权不仅要坚持合法性标准, 更要强调合理性标准。新《国家赔偿法》对逮捕实行无罪结果赔偿, 对审查批捕行为的评价更加全面客观, 相应审查批捕的赔偿风险也进一步增大。这要求我们在审查批捕工作中不仅仅要注意行为是否合法, 更要强调行为是否合适、是否不当, 即坚持合理性标准。侦查监督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应牢固树立正确的审查逮捕观念, 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依法行使逮捕权, 既不能滥用逮捕措施, 又不能因为怕赔偿而该捕不捕。

第二, 侦查监督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新《国家赔偿法》对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侦查监督工作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相关办案程序规定开展工作, 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 进一步规范执法办案行为, 强化业务素质, 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赔偿案件的发生。

摘要:新《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对于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 都具有重要意义, 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成果。新的《国家赔偿法》进行了相关内容的修改与补充, 需要检察机关尤其是侦查监督部门认真研究, 积极应对, 以期更好发挥侦查监督的职能作用。本文结合侦查监督实际工作, 对侦查监督部门如何适应新的《国家赔偿法》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国家赔偿,检察机关,侦查监督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6条。

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职能 篇5

侦查监督部门的职责和任务,概括起来为“三项职责八大任务”,它贯穿了从刑事立案到侦查终结的全过程,既包括了对适用法律、定性等实体公正方面的监督,也包括了对收集证据、执行逮捕等程序公正方面的监督,工作方面主要是针对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工作的重心要放在引导侦查取证工作,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上。

一、三项职责

“三项职责“,是指侦查监督部门担负着审查逮捕、刑事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三项职责。

审查逮捕包括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决定逮捕。审查批准逮捕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的一种诉讼活动。审查决定逮捕是指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对于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决定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的一种诉讼活动。

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或者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对于本院侦查部门的立案活动所实施的制约。具体来说,包括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案件的监督;对于公安机关不应立案而立案案件的监督;以及侦查监督部门对于本 院侦查部门应当报请立案侦查而部报请立案侦查案件的制约。

侦查活动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的监督。具体包括:对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监督,对收集证据的监督,对强制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等等。

二、八大任务

“八大任务”,是对三项职责的具体化,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侦查监督部门要定期分析社会治安形势,研究打击刑事犯罪政策,积极参与各项专项斗争,确定一个时期打击犯罪的重点,提出任务和要求,经常向检察委员会汇报。基层院每月都要研究一次当地的社会治安形势,分市院每季度研究一次,高检院每半年研究一次,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更符合实际,使维护稳定工作落在实处。

二是刑事立案监督。就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对于侦查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案件依法开展立案监督,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必要时经省级以上检察院决定直接立案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案件,尤其是越权插手经济纠纷的案件,依法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三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对于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应当立案侦查而不报请立案侦查的案件,建议侦查部门报请立案侦查。

三是适时介入侦查,参与重大案件的讨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参加侦查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出席重大刑事案件的现场勘查,提出侦查建议,协助侦查机关确定侦查方向,完善侦查方案,促使其及时全面地手机和固定证据。

四是审查批准和决定逮捕。就是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审查逮捕的规定,对于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对于检察机关直接立案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

五是要求侦查机关开展补充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对于不批准逮捕需要补充侦查的,列出明确、具体的补充侦查提纲,由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

六是要求侦查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需的证据材料。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批准逮捕后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制作《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督促侦查机关按照提起公诉的要求提供有关证据。

如何完善侦查监督机制 篇6

1.侦查监督的概念和范围

1.1侦查监督的概念

侦查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处于刑事诉讼程序起始的重要环节,它关系到整个刑事诉讼的进程和结果,所以对侦查权的监督也显得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权。关于侦查监督的概念,笔者认为,侦查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案件的审查以及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的监督。

1.2侦查监督的范围

侦查监督包括审查批捕、对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的监督等三项内容。因为立案是对侦查权的发动和侦查程序的开启,它与侦查过程紧密相联,而且实践中确实存在刑事立案的违法操作现象。对刑事立案进行监督,不仅是程序上的必然,也是司法实践的要求。另外,对侦查机关移送的提请批捕的案件进行审查,不但是检察机关的职责范围,而且是进行侦查监督的有效载体和途径,两者是相互联系的。

2.我国现行侦查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

2.1刑事诉讼环节规定的不足

2.1.1对侦查监督的内容、范围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都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可以进行监督,但这只是原则性的规定,监督的阶段范围、具体内容都没有明确,导致进行监督时缺乏可操作性,继而出现监督的程度、宽严把握不一,监督的方式不规范、难以统一的情况。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以下問题:(1)监督与不监督的随意性。由于法律对侦查监督的情形规定得不明确,只有一些大的框架,导致检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能时比较模糊,不知道是否属于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2)监督方式的随意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侦查活动监督的方法有口头通知纠正和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两种,两者的区别在于情节的轻重。但哪些情况属于情节较轻,哪些情况属于情节较重又未作规定,所以在侦查监督方式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3)监督期限的不确定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刑事立案监督的程序和期限作了较简单的规定,但对侦查活动监督却未作出任何期限上的规定。以上情况的存在,影响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和及时性。只有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侦查监督的具体操作规程和具体内容,才能为侦查监督提供有力的依据和保障,才能保证侦查监督的顺利实施,达到监督的目的和效果。

2.1.2法律规定公检两家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机制使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难以充分发挥

尽管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但公检两家处于相互制约的关系,监督的职能具有逆向性和交错性(如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具有决定逮捕的权力,同时又赋予了公安机关可以变更逮捕决定的权力),这大大削弱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从而导致侦查权力在某些方面的失控,使侦查监督工作步履维艰。如批准逮捕权虽然在检察机关,而对检察机关已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可以在不征得检察机关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变更强制措施(只是事后告知),检察机关发现情况后,即使对公安机关的行为采取监督,也只是一种事后的、不具有强制性的监督。

2.2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2.1监督方式滞后、被动,难以预防和及时纠正侦查中的违法行为

目前,实践中侦查监督的做法主要表现为事后监督的形式,即在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中出现了违法情况后,才予以口头或书面的监督,而且监督的渠道主要是从侦查机关报送的案件材料中发现线索,但侦查中的违法情况一般很少反映在案件材料中,即使有所反映,待检察机关审查发现时,有的也是时过境迁,监督难以达到实效。

2.2.2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知情权不够

鉴于现有的法律制度和工作机制,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很少也很难针对侦查活动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监督,知情渠道不畅通是侦查监督不力的一大障碍。

3.完善我国刑事侦查监督的机制的思考

3.1完善刑事诉讼环节的立法

要切实履行好刑事侦查监督职能,首先要解决好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完善问题。一是要从立法上进一步完善检察监督的法律体系。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侦查监督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76条、第87条、第137条。另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1条至390条规定了刑事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的内容、方式和程序等。但实践中仍然存在应当监督的情形没有法律依据或者监督达不到效果的被动局面,所以,笔者建议增加侦查监督的程序性保障规定。完善法律监督体系,通过立法尽快补充完善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关于侦查监督的程序性保障规定。监督措施的效果不理想,主要是法律没有明确检察机关的具体操作程序,也没有规定具体的义务和职责。对检察机关发出的《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没有具体规定公安机关不及时纠正的处罚程序和责任,缺乏执行力,导致实践中个别公安机关置若罔闻,久拖不决,使侦查监督流于形式,得不到纠正违法的效果。

3.2与公安机关建立“互相配合、引导侦查”机制

侦查监督制度研究 篇7

关键词:侦查监督,监督途径,同步监督

一、侦查监督的概念与价值

( 一) 侦查监督的概念

要想充分掌握侦查监督的概念问题, 我们需要从我国的具体的国情和法律实施规定现状考虑, 还要从学理的角度了解、领悟侦查、侦查权监督制度的理论层面, 通过这么一种实务与理论结合的方式对侦查监督制度进行一番剖析。

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侦查是一种“专门工作”, 而从法条的角度, 刑诉法第106 条: “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我们可以看出侦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纵观国内各派学说, 用百家争鸣来形容其对侦查的定义都不为过。翟丰学者认为: 其是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办理具体刑事案件的时候, 利用公开以及秘密的方法, 收集证据并审查核实, 最终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一种专门活动。

陈永生学者则认为: 享有侦查权的国家法定机关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 致力于查获犯罪嫌疑人和收集犯罪证据, 基于此而进行的调查工作和相关强制活动。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论述我们可以看出, 关于侦查的内容并无多大异议, 都认为是一种性质上属于刑事侦查的法定活动。而在侦查主体这个问题上, 有着不小的争议, 在这个问题上, 我综合我国的国情法情以及实务操作上, 认为侦查是国家法定机关 (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和海关缉私部门以及军队保卫部门) 所依法采用的特殊的方法进行有关的强制性活动和调查工作。

《辞海》: “监督, 即对现场或某一特定环节﹑过程进行监视﹑督促和管理, 使其结果能达到预定的目标。”而从法律的层面上看监督, 则分为两个层面看, 一是特定的国家机关经过授权而对其他国家机关的活动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监督, 二是特定的社会组织或公民对相关的国家机关活动以及社会个体行为进行督察。因此, 一套完整健全的监督体系不仅是国家机关活动有序进行的保障, 更是体现了我国致力于建设一个法治社会的美好蓝图。监督之事不可谓不重!

权力的行使如果没有得到一定限制和规制就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因此, 宪法和刑诉法均规定: “人民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这直接以法条规定的形式赋予了检察机关享有侦查监督权。因此可以看出检察机关不仅起到了一个维护公平正义的义务, 更为具体现实的任务是履行监督的职权, 其存在的意义使得人民检察院可以发现公安机关和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的不当行为和刑讯逼供、敲诈勒索贪赃枉法等违法犯罪活动, 从而采取预防和纠正措施, 进而有利于保障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 进一步提高刑事安监办案的准确度, 保证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公正有序进行。[1]侦查活动在检察机关的强有力的监督下, 有助于方便快速并且相对公正地收集证据、侦破案件, 如此一来, 既是犯罪嫌疑人的福音, 也不会损坏诉讼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 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最终达到社会和谐, 达到刑法的目的, 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根据我国的现状,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刑事立案的监督和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刑事立案监督是在立案阶段开启的监督, 而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则是立案后开启的监督活动。[2]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侦查监督制度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 广义的侦查监督包括: 刑事立案阶段的监督、侦查活动阶段的监督以及侦查机关对移送案件的审查。而狭义的侦查监督则指在公安机关立案后对其进行的一系列诸如刑讯逼供收受财物等行为的监督工作。鉴于当今司法界的日新月异以及现实的实务需要, 我们需要对侦查监督进行一个全局性的了解和梳理, 考虑到《刑事诉讼法》将律师和个人将在检查监督活动中起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作用, 所以本文采广义的侦查监督说, 既有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 又有公民个人履行侦查监督权利。

( 二) 侦查监督制度的诉讼价值

首先, 侦查监督制度能够维护程序正义。在我国, 侦查监督制度与程序正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善可以促进程序更为正义, 而保持程序的正义性正是侦查监督制度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的有力保障。因此, 二者不可偏废。我们知道, 侦查监督制度的目的在于限制侦查机关的侦查权, 而完备的监督机制正是程序正义之路上的指路明灯, 最终达到程序正义, 也达到了诉讼正义。前面也提到, 在侦查行为中, 侦查人员往往会为了追求一个快速的侦查过程以及追求办案速率而忽略了侦查的质量和程序合法性, 因而影响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正义得以保证, 同时也可以从新闻舆论、公民心理上树立起一个法治社会的概念, 有利于顺利推行法治社会的建设, 如果程序正义都难以保证, 那么结果正义又从何得以渴求呢。那么整个诉讼乃至法治都会处于混乱与摇荡中。程序正义还是公民用以维权, 衡量侦查机关是否违法的有力工具, 作为一种可视性的制度, 侦查监督制度是普通公民慢慢接近机关, 维护自己权利是有极大促进意义的。

其次, 侦查监督制度也是对人权的有力维护。众所周知, 在我国的执行实务中, 享有侦查权的一方通常拥有国家暴力, 是有着强制执行力的存在, 现今在微博上热点的聂树斌案、念斌案, 无不缘起公安机关在侦查、审问过程中的刑讯逼供、录音录像断层导致的证据力不足却又强制结案, 这只是被人们所熟知的案子, 那么那些不为人所知的, 真的做到公正了吗。是, 我们是希望犯罪分子得到严惩, 但我们也不希望有一个清白人因为刑讯逼供, 为了结案率而受迫于强制力而屈从, 这不是犯罪嫌疑人的问题, 这是体制问题。侦查监督制度正是为了这一现状而应运而生, 可以促使公安机关在侦查行为中认真搜集证据, 严肃对待案情, 这么一来, 让侦查权的行使在压力下进行, 既可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又可以保护各方诉讼当事人的人权, 最大化人权保护, 人权保护也是21 世纪一个大课题, 想必侦查监督制度会是这一课题的强有力的保障。

二、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途径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的从无到有, 到目前的正式确立, 其主要依据为我国的宪法相关规定以及刑事诉讼法。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 它从最权威的角度规定了我国的特定法律监督机关是检察机关。随着2012 年新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颁布、高检规则以及六机关规定等相应法条、司法解释的及时更新,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健全, 因此现在主要以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主梳理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主要内容。以下将对《刑事诉讼法》侦查监督制度的大力修改进行一个梳理和归纳总结。

( 一) 完善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制度

新增刑诉法第93 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 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通过这样一种对逮捕后仍然进行审查羁押必要性的做法, 一是可以促使公安机关在逮捕时更为细致的侦查, 更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人身权益, 二来可以为实务中出现的羁押率过高等问题提供一剂良药, 同时也促使我国检察机关羁押监督制度的逐步成熟与规范化。

( 二) 健全讯问、同步监督制度

刑诉法第212 条规定对审问犯人的整个过程需要全程同步进行录音和录像。这是基于一种当今社会公民甚至律师对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一种不信任以及防止冤假错案的趋势所引发的一种法条修正, 2014 年的“念斌案”不正是因为当年的录音录像断节而导致审判力缺失而引发媒体, 公民, 检方, 院方的各执一词吗。这么一种制度的规定, 不仅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同时也保障了受害人的诉权以及诉讼程序的公平正义。诸如此类的规定还有第83条以及第117 条的规定, 都是对侦查行为进行了一个程序上的规制。

(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程序的规定

在2012 年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基础上, 结合2014 年《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我们可以得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 (1) 非法手段和非法证据: 通过刑讯逼供得来的供述的言词证据; 通过暴力、威胁得来的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 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被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实物证据。 (2) 排除非法证据的诉讼阶段及结果: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 ( 公安机关) 、起诉决定 ( 检察机关) 和判决 ( 法院) 的依据。 (3) 监督非法取证行为: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监督的不是非法证据而是非法取证行为, 体现了对非法取证由事后监督延伸至事前监督, 实质上是扩大了检察院权利。)

三、我国侦查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 侦查监督的主体主要是检察机关, 它享有广泛的刑事侦查权, 但随之而来的是国家权力和公民自由的愈演愈烈的冲突和矛盾, 更因为相关的侦查监督制度又不够完善和健全, 也就产生了当今社会上诸如新闻媒体所报道的那般“冤假错案横行”“躲猫猫死洗脸死”“警察无故搜身”等令我们法律人十分痛心的现象。

( 一) 侦查监督缺乏及时性

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多为书面监督, 而现场监督和群众举报则有着十分不完善的一面。就书面监督而言, 这是一种被动性的、事后性的监督方式, 首先, 在侦查活动中, 检察机关没有很好地参与到侦查活动的监督中, 也没有那个机会, 也就导致了侦查机关可能在侦查活动中做出一些违法侦查行为例如暴力取证、逼供、篡改事实证据等而无法得到及时的纠正, 检察机关只能通过事后公安机关递交而来的书面报告以及案件的卷宗就侦察行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判断, 试问, 有谁会把自己的把柄写进报告里面呢, 这也就导致了现行侦查行为虽有法条规制却难有实质性作用的主要原因。再者, 对于群众的举报监督而言, 存在着两个明显的漏洞, 第一是公民大多数都不太了解法律的关于举报的具体规定, 无法做到提交有效有价值性的信息, 第二, 公民普遍的畏惧国家机关的一种心态导致了公民在没有侵犯到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并不会积极地去举报国家机关的一些违法行为甚至在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时也会以一种算了的心态去“淡然处之”。以上两种监督方式, 无论是书面的监督还是群众举报制度, 都无法做到真正是侦查行为置于权力的监督之下, 具有很大的不及时性和被动性。从实务的角度出发, 这种监督方式不仅无法及时发现, 无法及时解决, 就算发现了, 违法事宜也已经产生, 并且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至于检察机关所有的一种现场监督方式, 考虑到中国的监察侦查现状, 要想做到每一次侦查都有检方人员的监督, 一方面是极为不现实的, 二也因为法律并无对现场监督作出相对应的具体的规定, 导致这样的监督是以一种什么样子什么力度什么形式的监督进行的都无从得知, 并且向来公安机关办案都是能简则简, 也不希望其他机关进行干预, 必定会以各种理由推脱。而检察机关就算有心介入, 却是无力监督。总而言之,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目前而言还具有不及时性、被动性、无现实操作性等弊端, 这也直接导致了监督效果的不理想, 实务中仍然存在违法侦查行为, 公民权利受损的情形。

( 二) 侦查监督范围有待于具体深化

首当其冲的是强制措施的监督方面, 我们知道, 传统的强制措施有: 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 而强制措施是一种合法的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限制, 但是如果强制措施稍有偏失, 则是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极大破坏, 因此对于强制措施的监督的相关制度规定则显得尤为重要, 但在实务操作中相关的法条规定极为欠缺, 并无起到实质上的规制作用。在我国, 实际上侦查机关既是侦查活动的执行者, 又是侦查活动的决定者[7], 这种两权一体的决策执行形态是极为不科学的, 这么一来, 其权力被无限地放大, 再缺乏具体的制约, 那么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从何而谈? 老百姓作为弱势一方如何能够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权力滥用之日何时是个尽头? 公民的合法权益何时不是人心惶惶? 因此, 要想实施有效的监督就必须从侦查行为出发, 制定具体的监督方式加以规制, 才能最大化保证诉讼的正常公平进行。

四、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善建议

( 一) 细化完善各个侦查行为的实时监督方式

上文已经提到,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和无力性, 正是由于侦查机关在执行侦查活动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拥有自主决定权以及执行权, 而导致监督活动无从实施或者收效甚微, 因此, 应该出台相对应的司法解释来完善细化到每个侦查行为的监督方式。例如说搜查扣押查封冻结时, 应当有互相独立的两个机关部门 ( 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的人在场, 例如在运用技术侦查, 秘密侦查中所收集到的公民信息通过法律升格为机密级别, 防止侦察机关通过诸如窃听监听等渠道获取到的公民隐私信息进行不良处理甚至泄出[8], 需要立法者更为用心的立法才可。

( 二) 健全监督机关的监督部门机制

笔者大胆对检察院内部系统提出一点自己的臆想: 从内部监督而言, 可以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分析, 横向角度中, 成立专门的监督委员会, 独立于各个检察院主要工作部门, 直属于检察委员会, 不受其他各个部门的干预, 遇到疑难案件以及大型案件, 可直接将案件上报检察委员会; 纵向角度中, 从检察长到科长到检察员, 从上级检察院到下级检察院, 各司其职, 配合监督委员会进行工作[9], 形成一套立体的工作体制。外部监督而言, 从法律上确立人民检察监督员这一职位, 赋予其法律地位以及法律权力, 在侦查机关实施侦查活动时敢于指出不足并责令改正, 具有权威性。另外, 加强人民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 总所周知, 政协和人大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 也是几种民主方式中较为亲民的路线之一, 建立检察官乃至检察院的阳光体制, 也更能促进检察机关人员对侦查活动更为用心的监督, 从而响应法律上新增的律师和当事人的侦查监督制度, 这对于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长远考虑, 是大有益处的。

( 三) 就被关押嫌犯的情况建立全程同步制度

众所周知, 近年来, 报纸、互联网等媒体经常曝出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严刑逼供, 躲猫猫死等丑闻。实际上, 在实务中, 不可避免地存在犯罪嫌疑人被逼供的行为, 那么这种非法行为究竟该如何完全避免呢。是, 同步录音 ( 录像) 制度的推行曾经一度让人看到了希望, 但是, 这种录音录像由公安机关提供, 其资料的完整性以及真实性常常受到律师和当事人的质疑, 而公安机关却无法做出合理解释, 尽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此进行了规定, 可是考虑到结案率, 谁会轻易就否定掉一个视频录像的真实性呢, 至少在现在的中国司法界, 还没有妥善解决。事实上, 犯罪嫌疑人在监狱中面对着公方人员, 难免屈服于“正义的审问”之下, 极易做出与案件真实情况相悖的供述。因此, 建议一套完善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是十分必要且急迫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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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光中.诉讼理论与实践 (上)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侦查监督问题及对策分析 篇8

1 当前侦查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1 侦查监督的范围和内容不明确、不完整

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都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但这些规定整体上过于原则, 没有形成完整的监督体系, 且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现有的法律条文所规定的侦查监督, 强调更多的是对侦查活动合法性的监督, 而没有明确将审查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纳入侦查监督的范围。由于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监督的范围、具体情形都没有明确规定, 使得检察机关对侦查监督把握不一, 对相关情形是否进行监督, 往往取决于检察人员的认识和责任心, 造成监督与不监督的随意性, 难以通过侦查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一些违法的侦查行为。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 但只是规定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 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现象却并未纳入监督的范围, 致使立案监督存在着监督上的空白。并且, 由于检察机关无法对侦查机关撤销案件的行为进行监督, 致使有些侦查机关在立案后, 却立而不侦, 再以撤销案件的方式规避检察机关的监督, 则立案监督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

1.2 侦查监督的事后性与书面性

一方面, 侦查监督程序的启动来源于案件线索。侦查监督部门一般通过审查其他案件的材料或者控告、申诉发现线索, 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发现线索, 不当立案侦查行为的发生已经经过较长时间。由于缺乏全程性监控机制, 进入侦查监督视线之中的, 仅是全部应监督案件的一小部分;事后性监督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 可能证明侦查违法性证据大量流失, 侦查监督可资利用的信息较为有限。另一方面, 检察机关的事后性监督主要通过阅卷方式实施, 当侦查监督部门认为可能存在监督线索时, 除了要审查在手的案卷, 不少情况也要调查侦查案卷, 以进一步地审查判断。现行法没有就此赋予侦查监督人员的调查取证权。因此, 侦查监督不得不依赖于案卷本身。实践中, 侦查监督一般也不会去调查相关人员, 调卷时偶尔也会遭遇侦查机关不配合的情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侦查监督就无法进行。案卷审查的特点是间接性、依赖性, 侦查监督人员不可能获得全面、准确的案件信息。正如斯迪沃特菲尔德等人指出的“由于档案材料的重要性, 那么警方卷宗的可靠性是首先必须的。在英格兰和威尔士, 警方形成卷宗的过程是如何隐瞒警方的行为过失以及案件的弱点, 已经是被大量文件所证明了的。那些根据这些材料来监控警察工作的人, 因这种卷宗的形成过程而变得无能为力。”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发生在对侦查违法的监督过程中。对于刑讯或采用其他方式的审讯行为, 侦查人员是不大可能将其记录其中的。侦查监督也往往以“没有发现确实的证据”而草草结束。

1.3 制裁机制缺乏, 没有监督权威性

侦查监督权力的实质是对侦查权力的控制。在权力结构上, 权力控制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权力主体的权威性, 而后者又取决于权力控制的方式。在刑事司法领域, 权力控制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行政权力控制, 另一种是司法权力控制。前者表现为积极、主动的形式特点与上令下从的实质内涵, 后者则以消极、被动的中立裁判为主要内容。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 通过制裁权力与责任担当的方式将对象的行为控制在合法的轨道之中。

在我国, 检察机关承担着法律监督的宪法性权力, 对侦查程序的合法性监督是违法侦查责任的主要实现途径。在一个事关公民重大权力的制度设计上, 将侦查监督权力赋予检察机关独占, 旨在通过侦查监督智能的充分发挥, 有效抑制违法侦查行为, 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实现。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从“审查批捕”到“侦查监督”的智能转型, 表明侦查监督智能意义重大。然而, 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 对违法侦查行为, 侦查监督权基本不具有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制裁性功能, 因而权威性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侦查机关只承担纠正义务, 而无惩罚担当。按现行法律规定, 检察机关向侦查机关提出的违法纠正意见, 侦查机关应当及时纠正。所谓纠正, 对立案监督就是立案或者撤销案件, 对侦查违法行为监督而言就是完善手续、重新取证、中止行为等等。但这些纠正形式本质上并不是责任担当方式, 如果侦查机关坚持不纠正, 侦查机关坚持己见, 侦查监督部门也缺乏相应的制裁手段。另一方面, 侦查监督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借助侦查机关的“配合”方能实现。强制性与单方性是制裁的特征, 但侦查监督的实施很多时候却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监督效果如何部分取决于侦查机关的理解和支持。实践中, 很多检察官在侦查监督之前都会以电话或者口头的方式和侦查人员沟通, 而且侦查监督的次数不能太多, 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由于缺乏侦查监督责任机制的配套, 相对侦查机关而言侦查监督权实质上既非上位的行政权, 也非终局性的司法权, 而是柔性较大的指导性权力。

2 对策及设想

2.1 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侦查监督的范围和内容, 尽量细化与侦查监督配套的操作规则, 完善侦查监督体系

立法应明确侦查监督是贯穿立案、侦查活动和审查起诉活动的全过程, 既包括对刑事立案 (涉及该立案而不立案和不该立案而立案) 、撤案以及侦查活动和程序的监督, 也包括对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的监督。同时, 加强侦查监督中的人权保障, 将侦查机关采取逮捕以外的其他强制措施及搜查、查封、冻结、扣押等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侦查行为也纳入侦查监督的范围, 尤其是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监听等重大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实施, 侦查机关必须报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并且, 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申诉和控告, 监督和纠正违法实施强制措施的行为, 同时, 为避免变更强制措施的随意性, 要求侦查机关须事先向检察机关说明理由。

2.2 将侦查监督机制从事后性、书面性程序改造为全程性、立体性程序

具体的制度设计可包括:建立与侦查机关内部信息网络的共享机制, 侦查监督部门有权了解所有报案、立案、采取的强制措施、侦查结果等信息, 通过日常化监控机制促进执法行为的正当化, 预防非法行为的产生;赋予侦查监督部门的调卷权和调查权, 侦查监督人员有权通过阅卷、调查相关人员的方式检查、发现侦查违法行为;设定警察机关应当承担侦查监督告知义务。

2.3 将侦查监督机制从柔性程序改为刚性程序

这意味着, 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违法行为的制裁权力。从行政管理的角度, 应确立对违法侦查人员进行惩戒的建议权, 检察机关有权启动对违法侦查人员的行政弹劾程序。尽管这不是直接制裁权力, 但对于阻吓违法侦查应具有相当效果。从司法程序角度, 应确立检察机关因侦查违法行为而排除证据或终止程序的权力与责任。

上述机制的完善, 其核心目标是塑造侦查监督的权威地位, 提高侦查监督的能动性, 打破侦查权与侦查监督权地位平等的权力格局, 使前者演变为侦查监督权力制约下的下位权力, 从而最大限度实现侦查监督权的运行效能。

参考文献

[1]周作学, 等.刑事侦查监督问题研究[J].检察研究参考, 2001, (7) :27.

[2]斯迪沃特菲尔德, 皮特艾尔瑞吉, 尼克金格.检察官、预审法官及其对警察调查的控制[A].郭立新译, 江礼华, 杨诚.外国刑事诉讼制度探微[C].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3]陈卫东.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241.

试论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 篇9

关键词:侦查监督制度,侦查机关,检查机关,监督

一、侦查监督制度的概述

(一) 侦查监督的涵义

关于侦查监督的定义, 理论界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侦查权控制说”, 一种是“司法监督说”。“侦查控制说”认为侦查监督是指基于控制犯罪及保障人权的需要, 由拥有独立司法监督权的司法机关运用其手中的司法监督权, 以言辞或书面的方式, 独立审查侦查程序的始末及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实施。“司法监督说”认为侦查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 (包括国家安全机关) 的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及正当性所进行的专门法律监督。笔者认为侦查监督制度是指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监督机关及刑事诉讼的其他参与人通过法定方式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制度。

(二) 侦查监督的理论基础

1. 权力制衡理论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认为权力必须相互制约, 不能将国家的权力集中于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手中, 他的学说旨在防止权力的扩张和滥用。现在国家的政治体制, 大部分都采用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思想, 将行政权, 司法权, 立法权相互分离制约, 保障国家权力高效廉洁运行。侦查权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权力, 而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 侦查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代表, 有着天然的强势地位, 侦查权历来都是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的对抗、冲突最激烈的地方, 因此, 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必须对侦查权进行监督和制约。

2. 程序正义理论

在刑事诉讼中, 为了保证作为侦查对象的犯罪嫌疑人或是被告人接受公正的追诉和审判, 必须要求侦查机关的侦查程序正当合法。也就是说, 为了避免由于违法侦查导致刑事诉讼程序的违法而造成最终判决的不正义, 我们发明了侦查监督制度。

二、我国侦查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人权保障观念的缺失

原因有两点:其一, 我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以刑罚为主, 再加上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我国对待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的态度, 是以惩治打击为主线, 直到近代才发展引入人权保障的思想。也就是说人权保障思想在我国没有扎根生长的天然环境。其二, 侦查机关的重要职能就是维护社会稳定, 尤其在强调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严打”期间, 侦查人员很容易只注重打击犯罪的效率, 忽视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保障。

(二) 侦查监督主体职能不明

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定的侦查监督机关, 承担着监督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职能, 强调保障人权, 但同时, 检察机关又承担着刑事案件的公诉职能, 强调对犯罪分子的打击, 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无疑会极大的削弱法律监督的力度。

(三) 监督手段缺乏刚性

根据法律的规定, 检察院对违法侦查活动的纠正手段主要是纠正通知书, 只有在重大违法犯罪的情形下才会立案查处。所以, 经常由于《纠正通知书》没有法律效力, 使侦查机关对检察机关的通知书不做出任何回应, 监督制度形同虚设。

三、解决途径

(一) 树立保障人权的理念

人权的观念作为现代社会正义与否的标准, 理应受到各级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重视, 各机关尤其是作为一线工作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应该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法治的宣传培训, 使人权保障的思想深入到工作人员的内心, 进而走进他们的工作当中, 使人民切实感受到司法对自身人权的保障。

(二) 确立侦查监督主体独立的监督职能———检察引导侦查制度

理论界一般认为确立检察引导侦查制度的法律依据:一个是检察机关是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 另一个是法律确立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但这两个规定都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所具有的具体的监督职能和地位, 以致检察机关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举步维艰。“检察引导侦查制度”有三层含义, 一个是关于对证据的引导;第二是关于侦查方向的引导;最后一个就是监督。在这项制度中, 强化了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和中立地位, 使它能够在现状下作为替代性司法审查机关接受公民申诉控告, 对违法侦查行为实现实质性审查。

(三) 加强监督手段的硬性化

首先, 可以仿效西方社会设立检察令状制度, 除遇有紧急情况, 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性侦查措施, 须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 经过审查批准发布令状方能实施。这样, 就很好的把决定权和执行权分开, 起到权力制约的效果。其次, 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权、监督处分权, 另外, 要赋予监督文书以法律强制力。只有这样, 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才不会有名无实。

参考文献

[1]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277-351.

[2]左卫民.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187-202.

[3]伦朝平.刑事诉讼监督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61-86.

[4]张智辉.检察权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院出版社, 2007:329-354.

论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 篇10

( 一) 防止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权力膨胀的必然要求

检察机关和执法机关公安部门以及司法机关法院是保障我国法律正常运行的三个重要机关部门, 三者各司其职, 但并非互不干涉, 检察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有权对公安部门和法院进行侦查监督, 而这一侦查监督职能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

对于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等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 检察机关如若发现可疑案件, 检察机关有权对可疑案件进行审查, 然后决定是否逮捕, 是否起诉或者不起诉, 并有权监督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因此, 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是防止执法机关滥用职权, 保障法律的正确性和统一性, 保证人民利益的基本方式和必然要求。

为了保障我国法律机制的正常运行, 检察机关有权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 并有权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 以保证法院判决的合法性。

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是防止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权力膨胀的必然要求, 也是保障我国法律正常运行的有效手段。

( 二) 完善法制社会建设和建设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障

法律, 是一个国家维持基本秩序、保护人民基本权益的强制性的手段。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一个国家若没有法律的约束必将陷入混乱。由此看来, 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责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国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我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 为了更快更好地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的社会, 就要不断加强我国的法制建设。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也属于法制建设的一部分, 而且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和监督职责是完善法制社会建设和建设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障。

二、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的主要措施

( 一) 对内措施

1. 端正态度, 加强队伍建设

作为检察机关中与违法、犯罪长期斗争并处于斗争第一线的侦查监督队伍, 是检察机关中最鲜活的血液, 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责任和义务。要使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得到强化, 就必须重视这支侦查监督队伍, 加强这支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法律基础建设, 培养侦查监督队伍公平公正的行为品质, 端正侦查监督队伍的工作态度和自我认识态度, 对于违法犯罪行为, 及时立案, 深入了解, 提高侦查监督队伍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这是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最基本的、不容忽视的一点。只有侦查监督队伍不断强大,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2. 更新观念, 强化侦查监督职能

对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 许多工作人员甚至法律知识基础深厚的人都存在认识误区, 例如在公安机关立案过程中, 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只能行使监督职能, 而不能行使侦查职能, 也无权逮捕。甚至还有人将检察机关和法院混为一谈, 认为二者是一体的。也有人认为检察机关是法院的下属机构, 检察院对于法院的判决没有监督权。这样往往导致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弱化, 无法发挥它的强大作用。因此, 作为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更新自己落后的思想观念, 认识到自己的职能所在, 将自己的工作落实到位, 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发挥到最大化状态。

( 二) 对外措施

1. 加强侦查监督力度

检察机关在行使侦查监督职能时,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挫折和阻扰, 但这不能成为检察机关放弃侦查监督职能的理由, 相反, 检察机关更应该加强侦查监督力度, 与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同时, 检察机关要适当地改变自己侦查监督的方式和方法, 积极行使自己的侦查监督权, 要敢于监督, 更要善于监督, 使自己处于主动的状态, 而不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 落入被动的地位。

2. 抓住立法契机, 完善侦查监督依据

法律具有强制性特征, 我国各种法律一直在不断的修改与完善, 检察机关应该抓住这个契机, 通过司法立法程序, 规范完善侦查监督的具体内容和途径, 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提供具有权威性的法律依据, 同时, 也可以规范检察机关内部的不称职行为, 并对这些行为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 使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得到双向的强化。

三、总结

建立和谐民主社会是我们大众的共同目标, 法律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保障, 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是完善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从这些关系中, 我们可以看出,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强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但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并不能一蹴而就, 检察机关需要与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共同努力, 与二者建立和谐的关系, 共同致力于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和谐民主建设。

参考文献

[1]闫亚军, 陈力东.贯彻科学发展观强化侦查监督职能促进人权保障[V].第五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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