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与宗教的关系

体育与宗教的关系（精选十篇）

体育与宗教的关系 篇1

就西方历史而言,法律与宗教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法是法律、宗教和道德三者的集合,认为法是上帝耶和华的意志,先知、国王是代天立法、治理世人,法律惩罚犯罪称为神罚。古希腊的法被视为是由诸神颁布,通过神意的启示为人类所知。(3)古罗马时期,宗教仪式和习俗的地位十分重要。Romulus创罗马城时,最早便是设立占卜官,并规定国家大事均要占卜。而后,Constantine皇帝归信基督教和法律确认基督教为罗马国教,最终使罗马法与基督教融为一体。基督教涵盖了罗马帝国所有的人和物。皇帝既是教皇,又是国王,罗马法也被认为是自然法,基督教道德的工具。11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成为独立自主的法律和政治团体。近代西方最早的大学其主要教员分属神学,法学,医学。12至15世纪,教会要求大量新的管辖权,教会的权力扩张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教皇派遣使节以教皇名义行使司法行政权力,教会官员发展成庞大网络,教会法成为了进行的世俗法,法律成了教会统治的工具。法律是国家的地盘而非教会的地盘,是行政官员而非牧师的职责。新教改革实际上只是削弱了教会对世俗法的控制,但本质上,没有削弱宗教思想与法律的关联度。

中国发展的宗教,有不同于西方的种种特征。中国民间信奉的鬼神队伍庞杂,从神佛到活久的精灵。行业有不同的供奉的神,比如做工匠的拜鲁班,出海的拜水神龙王。神灵之间各有分据点,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按功能分,想生儿育女的求送子观音,想发财的拜财神。在这种泛神崇拜下,信仰就无所谓虔诚。人们敬神灵,不是向西方那样,因为原罪说或者因为神给人的终极关爱而单纯的信服,更多的是畏惧心和功利心的遮羞布。中国民间的鬼神信仰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人们对鬼神烧香磕头,大多带着目的。费孝通形象地描绘道:“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供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对本行业的贡献,而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权力和神通。人们供奉鬼神是为了请求关照,寺庙许愿和还愿行为更是直接的利益交换。百姓因为不同的利益或情感需求,创造了各样的神灵。宗教信仰的功利化、世俗化,证明了宗教信仰的没落。

法律与宗教都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成分,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现代法律被看成是用以解决纠纷和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来创造合作纽带的程序,宗教则被界定为对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目的的集体关切和献身。他们代表了人类生活中两个基本的方面”,(4)两者的社会功能具有互补性。宗教约束人的内心,法律约束人的外在行为。宗教宣扬因果报应,劝人向善,解释苦难,释放个体的怨恨,从而约束和协调社群行为,法律告知人的外在行为正确与否,从而调控社群关系。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认同化为信念,从而实现心理平衡,法律则通过立法对社会利益给予肯定或否定,对于社会纷争以司法方式化解而实现平衡。宗教与法律社会功能的多方面互补,说明宗教与法律精神内核的高度一致性,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它特有一套信条和仪式,使人们确立一些基本的真善美价值和信念。法律吸纳了宗教中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思想认为,法律与正义紧密相连,而正义观念往往受宗教的影响。(5)宗教是法律的渊源之一。真正的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其教义包含着人类对真善美追求的思想,并与现代法律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相通。我国的宗教在事实上是为了巩固法律,巩固王权的统治而存在,甚至法律本身也是工具,也为巩固君权。

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宗教式的政权统治,宗教的地位也一直是从属于世俗政权统治的。可以说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独立发展的宗教,求助于宗教以保全法律,就好比求盲人指路,无济于事。因为宗教信仰本身也面临危机、面临如何恢复其活力的问题。如何恢复宗教与法律的积极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难题。笔者认为,首先应明确政教分离原则,保障宗教与法律的和谐共处,宗教信仰呈现个体化和自愿色彩,法律的管理范围以世俗生活为限,而精神领域的信仰应当自由。再者,必须引导宗教的健康发展,当代宗教圣地,无一例外在回归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弘扬宗教的积极向善精神,利用政策法规宣传宗教中积极的思想,解释宗教中晦涩的部分,注重宗教对自身修为的提高,以宗教滋养、促进法律生长升华,宗教为法律提供其获得权威和尊重所必需的神圣性和正义性,并据此提升法律的品质,增加法律与宗教的互动。在法科教育内部,加强对自然法思想的一个传承,从了解,接受,认同,再到热爱,令法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慢慢淡化。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结合当今实情,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而非照抄,加入中国元素,使法律与宗教产生新的发展力。在内在和外在上促进法律与宗教的回归,相互提高。

摘要：若无宗教,法律易成僵死的信条;若无法律,宗教易变为狂信。随着法律和宗教的日渐分割,法律在信仰方面呈现弱势,宗教也日渐衰败,本文旨在研究中西方法律与宗教的历史关系,分析双方分离的原因,并得出对策。

关键词：法律与宗教,政宗合一,法律信仰,宗教信仰

注释

1陈林林.对古代鬼神信仰的一种法文化观察[J].法律科学,1999(05):19.

2肖海英,吴青山.从<唐律疏议>看唐代法律与宗教的关系[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

3郭义贵.论西方法律与宗教的互动关系[J].中西传统法律,2001(00).

4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法律与宗教规范关系的冲突与协调 篇2

关键词：法律与宗教 宗教自由 规范关系

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因为人类需要在精神上寻找其寄托，从自身之外寻找更高的超越者，因此宗教从人类诞生起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了一个文明区别于人类其他文明的标志。同时，宗教作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必然通过相应的规范约束教徒或信众的信仰和行为，这本身也是宗教作为有组织活动的特点之一。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前提是宗教活动包括宗教规范的内容，必须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活跃，各类信教的人群也日益增多。应当说，这对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繁荣文化事业是有益的。但也有少数地方和部分信教的群众在从事宗教活动过程中，不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有的甚至以所谓教规和信条为依据，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号，对抗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如近期浙江的一些地方在“三改一拆”清理违法违规搭建建筑时，部分群众就以“三改一拆”妨害信教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为理由，反抗政府拆除违规建筑的行为。〔1 〕更有甚者，一些邪教组织打着宗教的旗号，基于他们所谓的“信仰”，肆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全能神”邪教组织成员在山东招远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杀人血案被抓捕后，记者问他们在实施犯罪时“你们心里不考虑法律吗，也不害怕法律吗”，犯罪嫌疑人的回答竟然是“不考虑”，也“不害怕，我们相信神”。就在审判他们的法庭上，被告人还拒绝认罪，认为他们杀的是恶魔，自己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2 〕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宗教规范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充分依法行使宗教信仰的权利和自由，是今天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规范宗教活动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西方法律与宗教规范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当代中国，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更多的是文化方面（包括法律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因素所造成的。严格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宗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来的，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另一类是本土的，包括道教、佛教（佛教虽然也是外来的，但经过两千年的演化，已经完全本土化了）等。就宗教形态而言，本土的宗教与外来的宗教是有着很大差异的，它更倾向于帕森斯所提出的“弥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即教会缺乏组织度，而且有关的宗教信条与规约完全渗透入民众生活中，是与从饮食起居到生产贸易等种种活动相联系的宗教社会形态。〔3 〕这种宗教文化更多地是属于人生哲学意义上的，并且基本上已经世俗化。而外来的宗教情况相对就较为复杂，它们基本上有着一套比较完整的教义和严密的教规，它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国家法律二元并行、相互影响，并且在这种不断冲突的过程中相互协调与融合，形成了今天的宗教文化与法律文化。因此，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了解西方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发展历程。

法国学者杜尔干曾指出：“每当我们着手说明一件发生在一定时间的人类事物——不管它是一个宗教信仰、一项道德准则、一条法律原则、一种审美方法还是一套经济制度时，我们都应从追溯其最原始、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尽力阐明它在那个时代获得的特征，然后使大家看到它怎样发展并逐渐复杂化，又怎样变为被考察的状态的。” 〔4 〕从西方法律史的视角而言，法律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伯尔曼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法律以其稳定性制约着未来;宗教则以其神圣观念向所有既存社会结构挑战。然而，它们同时又相互渗透。”“即便在那些严格区分法律与宗教的社会，它们也是相辅相成的——法律赋予宗教以其社会性，宗教则给予法律以其精神、方向和法律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 〔5 〕

当然，西方社会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进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时间约为公元4世纪至公元11世纪。在这一阶段，其基本特点是：教权服从皇权，教皇更多强调的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即教皇和国王互不干涉。第二阶段，以“教皇革命”为标志，时间从公元12世纪至公元16世纪。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皇权服从教权，依据是所谓“太阳和月亮”理论，教皇是太阳，国王是月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无权，他的权力同样是因教皇加冕而产生，因此必须无条件服从教皇。罗马教会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完成了教法体系的建设，确立教权统治的。第三阶段，时间大约是16世纪初至今。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路德教会改革后，形成了新教国家与罗马教廷全面对立、对抗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法国政治理论家让·布丹首先提出了国家主权理论。布丹认为，国家主权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性，它高于其他政治权力，不受其他政治权力的约束。法律仅仅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律源于主权。国家主权在整个国家范围内都是不受限制的，它在本国范围内可以绝对支配一切。〔6 〕这一理论对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体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此后的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年至1648年）则论证了确认“主权国家”的重要性。通过三十年战争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肯定国家主义的国际体系，从法理上确认国家的主权特征，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国家在边界内拥有最高（绝对）权力，废除了教会对国家具有的高于主权的政治权威，否定了天主教超越国家主权的“世界主权”。由此，国家“主权”原则也成了国际法的基石。

从西方法律与宗教关系发展的进程，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虽然宗教对法律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支配性的作用，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法律的主导性日益增强，“宗教则逐渐失去其公共性格，丧失其政治性和法律性”，〔7 〕新型的由“世俗法”支配宗教活动、规范宗教行为的关系逐步形成了。

现代社会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其基本要义是法律保障宗教自由，宗教在法律规制的范围之外有着极大的自治权，但前提是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正如伯尔曼所说：“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的教会本身，其内部要有一种新的法律来指导它与上帝的关系，以及基督徒相互间的关系;在世俗法方面，也要有新的态度和新的政策。单个的基督徒在其世俗活动中要服从世俗法，教会作为整体在它与‘世俗’的关系方面也要受世俗法的支配。” 〔8 〕

可以说，这一原则也基本上反映在现代国家的法律中。美国宪法和法律对宗教自由的保护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涉及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活动。”但宗教自由的内涵是什么？宗教活动是否可以超越法律的规定？对于这一点，似乎有不同的解释。其实，正如美国宪法学者肯特·格里纳沃尔特在《宗教与美国宪法：自由活动与公正》一书中所指出的，对宪法宗教活动自由条款含义最有价值且具有法律意义的指导资料，是那些在独立战争爆发后、权利法案通过前制定的州宪的内容。以1776年《马里兰权利宣言》的规定为例：

“因为每个人都有义务以其自认为最可接受的方式礼拜上帝;所有以基督教为信仰的人，都平等地享有保护其宗教自由的权利;因此无人可被任何法律，基于对其宗教观点或信仰的考虑，或因为其宗教实践，而在人身或财产上受到恶意干涉;除非，在宗教表象之下，任何人将破坏州的公共秩序、安宁或安全，或将侵犯合乎道德的法律，或是在自然、民事，或宗教权利上，伤害他人。” 〔9 〕

显然，美国宪法所保护的宗教自由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不得因宗教行为违反法律、危害公共安全或是侵犯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而宗教行为却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违反法律原则的宗教规范不被承认。在后来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原则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法律保障宗教自由，但宗教规范与宗教行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不得与国家法律相冲突，违反国家法律的宗教规范将不被认可。这些都是长期以来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上升为法律制度的理念，也是我们今天处理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二、法律与宗教规范的法理思考

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现代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但在现实中，对于宗教的法律规制，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并看待国家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的关系。

宗教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必然有自身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其教徒和信众的行为，但前提是这种规范不得与国家法律相冲突;同样，在此前提之下，国家法律对这种规范一般是不加干预的。但如何准确把握好两者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教徒也好，信众也好，实际上具有双重身份：就其所信仰的宗教而言，他们是教徒或信众，按照宗教规范具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就他们所在的国家而言，他们又是国家的公民，依照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承担和履行义务。但如果两者的规范要求发生冲突怎么办？美国宪法学者肯特·格里纳沃尔特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立法机构或法院是否应当直接基于某人的宗教信念或根据其他标准——比如“良知”，它包含宗教信念但是并没有在它们自身与其他类似的非宗教信念间进行区分——创造豁免性例外。他还举例说，政府应当允许宗教和平主义者或是所有的和平主义者免于入伍，还是拒绝为任何和平主义者提供例外？假设一条普适规定要求所有的孩子都应当在学校待到十六岁，那么政府官员是否应当允许某宗教组织在此之前就将让他们的孩子辍学，从而为这些孩子的社会生活进行职业训练？一个州禁止食用佩奥特（peyote）（一种产于西南得克萨斯及墨西哥沙漠中的仙人掌，具有致幻作用），它是否应当允许某个教会的成员食用该仙人掌以作为他们礼拜活动的中心仪式？一项禁止在雇佣合同中进行性别歧视的法律是否应当对只允许男人担任神职人员的宗教组织听之任之？〔10 〕显然，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还必须从法理上厘清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

宗教信仰自由就其内涵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仰自由，二是行为自由。就信仰自由而言，是指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个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从本质上讲，宗教信仰自由是信仰者的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没有界限的，因此国家公权力对这种纯粹属于内心的信仰是无需加以限制的。因为听命谁，服从谁作为一种思想活动，完全是个人精神生活层面的问题，法律不得干预个人内心上的自由，不得干涉个人的内心活动。同样，他人也不得干预别人的精神自由，强迫别人信教或者不信教。一旦发生这样的行为，法律就应当进行干预，其目的还是保障公民个人的精神自由。因此，就这个层面的宗教信仰自由而言，属于一种绝对的自由。

但我们知道，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并不仅仅停留于内心的信仰，通常还伴随着一定的活动，通过一定的外部行为，如具体的仪式和活动表现出来的;同时，信仰本身也伴随着各种戒律，因此形成了相应的宗教规范，并通过这些规范约束教徒和信众的行为。这些行为和规范的内容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与他人的权利或者利益发生冲突或者是对社会构成具体危害，就成为国家权力限制的对象，有可能受到法律的规制。那么如何来界定其中的界限呢？肯特·格里纳沃尔特对此提出了“利益说”。他认为：“如果个人根据宗教权利要求免受政府规定的普遍要求的限制，那么就存在两个显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即该宗教权利和与之对立的政府利益的说服力（无论该利益是属于政府自己还是政府试图保护的某个群体或个人的利益）。这时存在两种利益，第一种利益是该普适法律带来的利益，第二种利益是不为那些提出宗教权利的人提供豁免，从而不会与其他该法律限制的个人区别对待，前面提到的第二个因素中的政府利益并不只简单地是第一种利益，而是第二种利益。另一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这一有可能存在的豁免在执行中的可行性。” 〔11 〕也就是说，宗教行为和宗教规范应当服从于公共利益或社会公众利益，而这种利益冲突的界限应当是由法律来进行界定的。

对于这一点，即便是主张宗教与法律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伯尔曼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需要保全法律，使它免遭不相干的并且可能是有害的宗教上考虑的干预。毕竟，无论它可能还是别的什么，法律是一种制定、解释和适用规则的高度错综复杂的程序和技术体系。这种体系未必因专注于个人的道德问题而受惠（更不必说个人精神性问题了），却可能因此受到重大伤害。” 〔12 〕

从司法实践而言，这方面较为典型的，就是美国1879年的雷诺德（又译雷诺兹）诉美国案了。〔13 〕摩门教是美国犹他州的一个宗教团体，实行一夫多妻制，而那时联邦法律并无反对重婚或一夫多妻制的规定。到了1862年，《莫里尔反重婚法案》通过，规定在整个美国，一夫多妻制为非法。187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普兰法》强化了《莫里尔反重婚法案》的规定，但引起了摩门教的不满。1874年10月，雷诺德因涉嫌重婚罪被政府起诉。然而，第一次审判以政府失败告终。1875年10月，雷诺德再次被诉。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摩门教徒雷诺德被地方法院判为重婚罪。雷诺德对此不服，他以宗教信仰自由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并称此制度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能建立和培养家庭与精神环境，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注重家庭和道德观一致为理由，上诉至最高法院。摩门教徒们认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美国最高法院一定会推翻原先的有罪判决。然而此案的结局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败诉了。最高法院的判词指出：“美国宪法保证公民的信仰自由，这和在法律上对公民的行为加以限制并不冲突。信仰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的心灵、灵魂的生活状态，是人的本能。法律保护人在精神生活上的自由，不于涉人的内心活动。另一方面，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则没有权利用精神上的自由来代替行为上的自由，或打着精神上的自由的旗号在现实中不受约束肆意妄为。当信仰或者说宗教教义从单纯的教条变成具体的人的行为，在社会上实现的时候，它就必须承担起这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否则，任何人都可以在信仰或宗教的名义下作恶。如果有人相信，以人殉葬也是一种宗教仪式，难道也要真的允许他们这样做吗？将信仰的自由和行为的自由混淆起来的个人难免要触犯法律。在合众国绝对主权下的社会结构法不允许重婚。一个人可以以宗教信仰为由而反其道行之吗？允许这样做将使那一宗教信仰高于国家法律，从而等于允许每个人自成法律。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徒有其名。”

雷诺德诉美国案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宗教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宗教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任何宗教、任何人都不得利用宗教信仰进行破坏国家法律秩序的活动。实际上是划清了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的边界。

三、法律和宗教规范冲突与协调的中国实践

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样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享有的确信某一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以一定方式对其表示崇拜的自由，是公民的一种精神自由。其基本含义包括三个方面：（1）内心信仰的自由，包括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选择或变更所信仰的宗教的自由等。内心的信仰纯粹属于内心的精神作用，是宗教信仰的起点与归宿。（2）宗教的行为自由，包括礼拜、祷告以及举行或参加宗教典礼、宗教仪式等形形色色宗教上的行为自由。此外，还包括宣教或布教的自由。（3）宗教的结社自由，即宣传特定宗教，以及以共同实行宗教行为为目的，来结合成团体的自由，包括设立宗教团体（如教会、教派）并举行团体活动、加入特定的宗教团体以及不加入特定的宗教团体等方面的自由。

从我国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在法律和宗教规范关系问题上，相关界限是比较清晰的。但现实生活中，由于我国公民对宗教信仰的问题比较复杂，信众的文化素养参差不齐，加上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人生哲学方面的、宗教信仰方面的、乃至迷信的问题掺杂在一起，从而使得不少人很难区分其中的界限。有的依据所谓的宗教规范作为不遵守法律、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理由，有的甚至打着宗教的旗号对抗国家的法律，干扰和破坏正当的执法行为。因此，从法律上厘清相关关系，明确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的界限，依法规范宗教活动，是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与关键。从当代中国的实践来看，对法律与宗教规范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有关宗教行为规范的宪法原则

目前我国对宗教行为规则的基本依据是宪法，而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宪法序言部分最后一个自然段：“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以及宪法第5条：“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从原则上明确了宪法和法律规范的最高性，明确了包括宗教组织和教徒、信众在内的所有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宗教规范当然不得同国家法律相抵触。

二是宪法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其中也包括了所有人在行使宗教信仰自由和权利时候的边界，这里所说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的内涵是由法律法规界定的、并且受到国家法律法规保护的。这也就明确了宗教自由与法律规范的关系。

三是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这一规定主要保护了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作为精神自由的一部分，属于绝对领域，不受任何人的干涉，禁止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其次，宗教信仰不可能仅仅停留于内心，通常还伴随着一定的活动，通过一定的外部行为表现出来。当这种行为与他人的权利或者利益发生冲突或者是对社会构成具体危害时，就成为国家权力限制的对象。也就是说，当宗教信仰外化成为一种宗教行为时，它就受到法律的限制。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而如果宗教活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权利、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就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最后，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公民依照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所以任何宗教组织的活动，包括与国外、境外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等，都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不能受到外国势力的支配，更不能依仗外国宗教势力和宗教规范对抗国家的法律，这也是国家法律主权在宗教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二）规范宗教活动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目前有关宗教活动的法律规范包括了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四个层级。法律层级的有《民法通则》、《刑法》、《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等，分别涉及了宗教行为民事、刑事以及自治机关宗教事务等领域的问题;行政法规层级的有《宗教事务条例》、《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等，分别是政府处理境内和境外宗教事务的基本规范;地方性法规层级的包括了一些民族自治地方颁布的涉及宗教事务的法规、条例和一些地方制定的条例，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1995年制定、2005年修正的《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等;政府规章层级的有国务院各部委以及省级地方政府发布的行政规章，如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等。这些法律规范对于依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规范各类宗教组织开展活动，依法协调相关的利益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规范意义，也是协调和处理政府、宗教组织和公民之间相关关系的法律准则。

（三）宗教组织的活动规范及权利义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烧香、礼拜、祈祷、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都由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我国《刑法》也设立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对国家公职人员在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下设定了刑事处罚措施。宗教组织及其职业人员自主管理宗教活动场所，在这些场所信教者具有相当大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应当到宗教场所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或者在信教群众中发动有神还是无神的辩论。但是根据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原则，任何宗教组织和教徒也不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布道、传教，宣传有神论，或者散发宗教传单，和其他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出版发行的宗教书刊。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变通处理。如一些地方的殡葬法规根据一些宗教的实际情况，规定宗教教职人员及部分信众死后可以不实行火葬，而是按照宗教习俗处置遗体;一些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区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变通实行权，颁布对某部法律的实施办法时，也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采取宽容对待。

当然，由于现实生活中的宗教问题是相当复杂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但依法协调和处理宗教活动则是一个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在此前提之下，在处理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关系时，应当把握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在涉及一些带有法律原则的根本性的问题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例如，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某人以其所信仰的教派反对堕胎为由，而实施了违反计划生育法的行为，这种情况是应当按照教义教规来处理，还是应当根据国家的法律来处理呢？笔者认为，当然是应当依据国家的法律进行处理。因为基于宗教信仰而拒绝堕胎，承担的是宗教义务;但实行计划生育，是公民依照我国宪法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所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当这两种义务产生冲突的时候，当然是法律义务优先于宗教义务。

二是在法律无明确规定、但宗教规范有具体要求的，应当遵守宗教规范的规定。例如有的宗教教义教规要求佛教僧人必须独身，出家无家;天主教神职人员不得结婚，这是否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公民虽然有结婚的自由，但如果选择了出家或者成为神职人员，按照其教义教规规定其不能结婚，这种选择是公民基于宗教信仰而承担的宗教义务，况且基于历史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这些教义教规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因此公民基于宗教信仰选择放弃法律上的权利，法律对此应当予以尊重，不会进行干预。

多浪木卡姆与宗教的关系 篇3

关键词：维吾尔族,多浪木卡姆,宗教

多浪木卡姆是维吾尔族文化的一种古老形式, 它是由新疆多浪区域的人们从历史以来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现象。它反映了原始多浪人民的社会生活、爱情、风俗习惯、精神世界, 宗教等各方面的百科全书。多浪木卡姆自古以来就融入到了维吾尔族人民精神世界, 社会生活, 同时, 它也启到了教育人们讲礼貌讲道德的作用。同时它还影响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揭露和批判了不良的社会风气和丑恶现象, 鼓舞人们忠于爱情, 忠诚于生活, 为实现美好的理想和愿望而努力奋斗;它以自己在民众中的崇高地位, 活泼多样的表现形式, 独特的艺术风格, 及其科学性, 群众性, 真实性, 灵活性, 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享有很大的声誉。

多浪木卡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宗教。公元9世纪之前, 新疆是以崇拜萨满教和佛教为主, 道教, 摩尼教等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宗教直接影响了多浪木卡姆文化, 此时多浪人们的生产力非常低下, 因而无法用科学思想去认识自然现象, 为此在人们的心里形成了害怕自然现象, 崇拜天神, 狼崇拜, 火崇拜等多种观念。多浪人民在古代部落联盟时期和后来, 甚至在伊斯兰教以前各种宗教并存时期, 在这时期萨满教对木卡姆的影响较大, 其表现在崇拜光明, 认为日, 月, 火神圣, 人生病时, 就行“火祭”, 引火驱病, 为免除灾难和驱除疾病要点火诵经祈祷;为驱鬼, 驱邪进行“披热”活动。“披热”活动 (为从魔鬼手中拯救病人的一种跳神活动) 的人称为“巴克西” (意为巫师) 。在多浪木卡姆活动中这种习惯至今还存在。

14世纪伊斯兰教逐渐被传入新疆, 到16世纪新疆维吾尔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格局逐渐形成。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全面普遍, 多浪木卡姆也受到了巨大影响。多浪人们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很强烈, 在这种强烈的宗教信仰直接影响了多浪人们的文化, 这种现象在多浪木卡姆上表现得很明显, 在多浪木卡姆的歌词中时常会有赞美安拉 (真主) 的语句。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以安拉为中心的, 他们认为安拉道路是天堂道路, 在一生中做善事是对安拉的忠诚, 做坏事是对安拉的背叛, 因此这种对安拉的赤胆忠心的维族人们出生时就融入了他们的血液, 可以说多浪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安拉最真实感情的流露。

多浪木卡姆内容里的融入了爱情, 高尚的道德, 对安拉的赤胆忠心等等。这种真实的感情和多浪木卡姆独特的曲调增添了多浪木卡姆的艺术魅力, 自古以来在多浪人民改变社会的劳动生产过程中, 用多郎木卡姆来表现自己的精神愿望。因此 (七岁至七十岁) 的人们没有不喜欢多浪木卡姆的, 他们还认为木卡姆中麦西来甫场合是赞美善人善事, 鞭打坏人坏事的道德场合。因此自古以来维吾尔族人们有这么一句话:“要么把孩子送入学校, 要么学习麦西来甫”。他们的意思是孩子在学校里学习知识, 而在麦西来甫场合里学习的是道德及怎样做人。

世界是充满矛盾的, 有了矛盾与激烈的竞争这世界才有发展, 音乐也不例外。多浪木卡姆从古代流传到至今的历史过程与宗教是紧密相连的, 它们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历史。在这曲折的历史过程当中一些教派的人们认为多郎木卡姆是一种艺术现象它与伊斯兰教相互矛盾, 因为伊斯兰教上音乐是根本不存在的, 因此要禁止木卡姆, 音乐之类的东西, 要全心全意地为安拉祈祷;他们还认为, 音乐是转变人的思想与信仰, 把人们带到邪道, 骄奢淫逸。但是他们在孤苦或喜悦的日子里向往有一种精神方面把人们带到天堂的优美曲调, 他们在木卡姆麦西来甫场合中和大家一起享受欢乐, 不知不觉的欣赏木卡姆音乐, 甚至那些阿訇在念经的时候用啭喉的声音哼着自己都不知道的调式来诵经,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不想离开优美音乐, 但是提到音乐坚持自己错误的观点。

木卡姆作为一种音乐文化现象, 我们在查阅伊斯兰历史以及宗教和音乐历史的时候, 有理由说无论多浪木卡姆还是各种体裁的音乐都和宗教没有排斥。如果伊斯兰教和音乐确实相互对立的话, 这个观点应该首先在伊斯兰教的摇篮沙特阿拉伯出现, 但是这种音乐和伊斯兰教的对立问题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从来没曾发生过。例如在岸边成雄所著的《伊斯兰音乐》一书中关于伊斯兰教对待音乐问题有这样的论述:在《古兰经》上没有看到一句批判音乐的语言, 对伊斯兰人的社会生活, 音乐几乎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和其继承者对于民俗音乐和正当的音乐活动, 相反是积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在伊斯兰教的经典著作中, 对正当的音乐活动非但从来不加以禁止, 反而积极提倡用美好的音乐和声音来赞美真主、传播教义。所以, “伊斯兰教禁乐之说”实为以偏概全, 其误在于视禁止奢靡音乐为全面禁乐。

在历史上的许多宗教学者都曾从事过木卡姆艺术的研究。比如, 艾布·纳斯尔·法拉比在其《音乐家手册》一书中, 认为木卡姆艺术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食粮, 还说“萨玛乐曲没有忧伤是点燃人类精神之火的一种手段。如果再给其加入文学诗歌的话, 就能听出其中的忧伤”“百年祈祷不曾获得的乐趣, 你们将会从我木卡姆与卡龙琴的琴弦中得到”, 从而说明没有音乐的生活就是没有意义的黑暗生活。

总之, 多浪母卡木和宗教对立的观点是一种文化现象, 直至21世纪还未完全消失, 但是无论哪个民族, 哪种教派, 有文化修养, 音乐修养的人在多浪木卡姆和宗教的关系上绝不轻易下两者对立的结论, 而且他们能够体会到多浪木卡姆音乐富有的思维性美感, 同时, 也认为把音乐和生活隔离, 世界就会暗无天日。依公孙子的《乐记》中所说的:“君子乐得其道, 小人乐得其欲。”有些人认为音乐能熏陶人的人品, 意志, 启发思维, 有些人认为音乐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 这是普遍现象。不同性格, 不同人品, 不同文化素质的人们对喜欢的音乐成度有所不同。音乐是培养人的性格和人品的重要因素, 就像花草给大自然留下美感一样, 多浪木卡姆不仅丰富了维吾尔族人民生活, 而且还是维吾尔族人洗涤心灵, 启发思维和灵感的的灵丹妙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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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宗教音乐.田青著.宗教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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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西方复调音乐与宗教音乐的关系.王茕.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2-12

[6].思想家艾卜·奈斯尔·法拉比.玉苏甫将·艾麦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4-1.

试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篇4

宗教与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是最具普遍性的观念形态,都具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性质,同属精神性的.文化.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试图解决的往往都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人生中的根本性问题,如:生与死,祸与福,善与恶,今生与来世,现世与彼岸,世界上各种事物以至世界本身究竟如何形成,个人以至社会历史的命运为何种力量所支配和主宰等等,宗教和哲学都曾对此做出了自己的答案.正是由于关注的问题有着这种一致和重合的关系,宗教和哲学便在人类历史上结下了不解之缘.宗教里有哲学,哲学里也有宗教.宗教常使用哲学思维的方式和哲学的语言来论证其教义、确立其信仰;哲学则常把宗教视为神圣的教义信仰和哲学思考的对象,把它们放在理性审视台前进行考察和批判.

作 者：吕大吉 魏琪 Lu Daji Wei Qi  作者单位：吕大吉,Lu Daji(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魏琪,Wei Qi(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

刊 名：世界宗教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年，卷(期)： “”(2) 分类号：B91 关键词：哲学   宗教   神话   天人关系  

浅析宗教与少数民族社区生活的关系 篇5

关键词：宗教；基督教；少数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12-0130-03

一、调研地点的基本情况介绍

大箐是位于云南楚雄州禄丰县仁兴镇的一个纯苗族的村寨，地处滇中北部的乌蒙山区西部，是典型的高寒山区。大箐村有9个自然村，共有村户400户，共1274人，其中男性613人，女性661人。大箐村以传统农业种植和饲养牲畜家禽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常年在外务工人员156人，2013年，大箐村人均年收入3781元。

大箐村民大多信仰基督教，基督教传入到这个村的历史有百年之久，村里共建有10座大小不等的基督教堂，基本每个村小组都有一座教堂作为宗教活动的聚会场所。信教人数占全村总人数的70%，经过洗礼仪式的信徒就有600左右，信教人群以中老人为主，年轻人和小孩也不乏信众，信教群众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总的来说，大箐村作为一个纯苗族的村寨，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人口和社区结构也是比较简单和纯粹的，在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等方面保留了较多的传统模式，而基督教较早的传入，它其实是伴随着大箐村的社会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兴盛，并成为大箐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基督教与大箐苗族社区生活的关系

宗教对于社区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影响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在大箐我们既能看到宗教在社区生活的良好适应，也会发现其中出现冲突和矛盾的方面。

（一）经济生活上的协调和奉献。

在大箐宗教活动的开展和村民的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协调的。一方面宗教不干预村民的生产生活，宗教活动的进行一般选择在村民劳作之余的时间，安息日教会的信徒，教会虽然规定不能食用猪肉，但是并不限制教徒饲养和销售牲猪。不影响村民正常的经济生产活动。比如教会组织的唱诗活动安排在每周一、周三、周五的晚上举行，每周一次的最重要的礼拜日活动，也是设在星期天的中午举行，礼拜活动一般在两个小时左右。但星期天也是村民每周下到镇里赶集的日子，对于礼拜日的活动，教会没有硬性要求每个信徒每次都必须参与，信徒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此外，教会往往还会根据农忙的具体情况来调整礼拜活动的时间。另一方面，教会的运转资金大部分都是从信徒的捐献中获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直接减少了村民的收入，但是信徒对教会的捐献都是自愿的，捐献的多少也是信徒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奉献，不存在硬性摊派的情况。捐献资金的管理面向信徒进行透明公开，教会运用信徒捐献的钱物主要作为教会活动的开展资金。经济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宗教活动开展的基础，所以在村民的經济生产活动中，教会更多的表现出积极的协调配合，以期信徒能有更大的奉献。

（二）教育卫生事业的开创和继承。

百年之前，苗族一直作为彝族的奴仆和佃户，经济水平十分低下，卫生条件和意识都很差，基督教传入这些地方之后，为了更有效地宣教扩大福音，教会在此设立教堂的同时也开办学校和医院，而这些公共事业的兴设，在客观上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的文卫事业的发展。医院在为村民看病治疗的同时也开展了一些卫生知识的教育和普及行动，从个人卫生的习惯养成到社区环境的净化保护，教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解放之前，大箐最早的学校就是由教会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设立的，由于学校的开设，使原来处在社会底层的苗族同胞的文化知识水平有了巨大的提升，甚至超过了附近坝子上的汉族同胞。在解放后，教会小学由政府承接公办了，教学资源和水平都有了更大的提升，教会在学生的教育方面仍有自己的作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教会对苗文和苗语的保护作用，甚至比政府和学校的作用还要大些。苗族的文字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制的，教会在大箐开展的活动都是用苗语和汉语同时进行的。虽然政府也对苗文苗语的保护也较为重视，投入了很多资金，但是学校的苗文教育只推行到三年级，之后就不再教授，学校短短三年的苗文学习其实是很有限的，教会则承担了后续苗文教育的工作，因为教会有自己印行的苗文圣经，传道员在讲道时，也全程使用苗语，信徒每天都要看、都要读、都要讲，教会组织的唱诗活动，也使用苗语演唱，这些都极大的保护了苗语和苗文的传承与保护。不管教会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其采取的办学设医的传教方式，在历史上确实对大箐苗族村的现代文化的开启起了巨大作用，即使到现在仍然积极的起到传承和促进的作用。

（三）文化生活上的兴废和特色。

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的传入必然会与苗族传统的文化发生碰撞和博弈，而在大箐，基督教确实导致了村民文化生活的许多兴废，同时也促进形成了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

1.关于芦笙乐器。芦笙在苗族中是一个很标志的承载传统文化的器物，但是大箐村现在会吹奏芦笙的几乎没有了。教会也把芦笙作为一个关乎信仰纯洁行的东西，并加以禁绝，因为芦笙原来一般都是在丧事上演奏，是作为一个沟通死人灵魂、祖宗和鬼神的桥梁，芦笙其实已经隐含了关于鬼神信仰的内容，这当然是与强调上帝是唯一救世主的信仰相冲突的。而我们访谈中也听到说，他们之所以支持芦笙的禁绝，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于过去苦难历史的一种解脱，因为芦笙盛行的年代正是苗家人最苦难的年月，芦笙中记载着更多的苦与泪，所以放弃芦笙是对于苦难的解脱。教会无疑在大箐村芦笙衰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

2.基督教对于传统婚丧嫁娶的影响。现在大箐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嫁娶和丧葬仪式，一是传统的丧葬嫁娶习俗，还有一种是教会影响下的丧葬嫁娶的习俗。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婚丧嫁娶方面是有差异的，教徒按照教会的要求来严格进行活动的礼仪，不管是婚嫁还是丧葬，教会的仪式都更趋向于从简，而传统的则更加繁杂和耗费钱财一些，所以基督教倡导的这种简化的礼仪形式对于当时普遍不富裕的人来说，确实减轻了许多压力。但是在节庆仪式上，难免会有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一起参加，此时两方都抱有极大的宽容，即各自分开举行属于各自的仪式活动，而不指责和干涉教会对苗族传统丧葬嫁娶习俗的影响。

3.歌舞艺术方面的影响。苗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大箐更是云南有名的歌舞之乡，教会不干涉信徒唱歌跳舞的活动，而且教会会组织信徒一起举行唱诗活动，大箐小有名气的金芦笙合唱团也是以唱诗班的人员为主体，这与教会的鼓励和培训是分不开的。另外圣经提倡人要做文明人，圣经要求信教者文明向上，抵触低俗淫秽，所以村民在进行苗族歌舞时的穿着打扮，不能穿着暴露，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苗族歌舞文化向纯洁和高雅发展，并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和宗教情怀的特色歌舞文化。

（四）政治生活上的规范和竞争。

在这样一个几乎全民信教的社区中，基层政权如何与教会以及信教群众互动和联系，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大箐可以感觉到基层政权和教会之间基本是保持独立的，并没看到十分严格的领导关系，也没有看到剧烈的矛盾冲突。教会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规范而自由的开展自己的教务活动，基层政权对于教会的活动基本是不干涉的，而教会表示他们是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只要有需要教会处理帮忙的地方，教会是很愿意提供支援和协助的。

但是，在大箐基督教会与基层政权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对人才吸收的竞争关系。许多信教的青年拥有较高的知识和文化水平，但是由于信仰的关系，就不能被吸收到村委班子和工作里面来，这其实使基层政权的公信力及参与度和动员力量受到了削减，而教会的动员力则似乎要比村委大得多。一个家庭父母长辈信教，这个家庭中的子女也会跟着父母长辈信教，而这个家庭的子女文化知识和思想品德都较好，但因为信教了，就不愿参与党团组织，也就不愿参加基层政权组织，基层政权组织人才就流失了。比如说，在大箐广地山村小组里，龙先生曾担任村支书，他们一家自然是不信教的，但是龙老人的二哥和四弟是信教的，所以他们的子女也都跟着他们信教，现在龙老人二哥家的大儿子，是村里屈指可数的大学生，但因为随父母信教后，到大学后就不入党，也不愿意参加党团活动，自然而然也就不愿意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了。现在大箐基层政权组织的干部，知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一定程度上是受教会竞争的影响。

三、大箐基督教信仰产生的原因和一些变化动向

大箐村民绝大多数是信仰基督教的，具体比重和数值，教会和村委给出的说法是有出入的，村委说是有60%的村民是信仰基督教的，但是教会说经过了洗礼的信徒就有60%，这部分加上其他没受洗的信徒后估计是要占到90%了，我们从教堂的数量和规模上也能看到宗教在这个社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和作用。

（一）大箐村村民信仰宗教的原因。

1.历史机缘。苗族在以前是个备受其他民族压迫和剥削的民族，百年之前苗族的日子可谓是悲惨痛苦的，当时的传教士来到苗族聚居的村落里传教，这些深受打压的人们听说还有一位至尊的上帝在爱着苗族的同胞，并且不放弃对这些底層的人民的救赎，在心理上就给苗族巨大的安慰，激起了他们慕道和皈依的信心。

2.社会事业的带动。基督教之所以在苗族中能够得到广泛传播，更多的是得益于基督教在这些地区所开展的社会公益事业的推动和鼓励。基督教在最贫困落后的地方建起医院、学校、教堂，给这些人科教文卫事业提供实实在在的建设和帮助，福泽后代，也是这些收益的民众心悦诚服。比如大箐小学，也快有近百年的历史，当初也是传教士在这边筹划建立的，在民国时期，大箐小学对于提高大箐人的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是巨大的，据说由于这个学校的存在，使得这个穷山沟里的人的知识水平一度超过了山下坝子里的地主富人家的孩子。而从大箐小学走出山村的人更是数量众多的。

3.传承的惯性。基督教信仰在这个村寨已经形成一种传统的习惯和力量，家庭的信教传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下一辈中。现在村里许多年轻的信教群众往往都是从小随长辈进出于教堂，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会的熏陶，长大以后自然而然的归信的。教堂里的年轻传道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小时候跟着担任教会传道员的父亲去教堂，慢慢这变成一种习惯，长大后自己更是钻研教义，并得到教会的培养去到了外省和外国参与神学院的进修，后来回村又继任了父亲的教职，他自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家庭的影响。基督教信仰这种宗教文化已经成为大箐村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二）宗教信仰的一些变化。

从星期天教堂的礼拜活动中发现信教的群众还是以妇女居多，而且是以中老年人为多数，年轻人信教的是比较少的。经调查了解，许多青年人小时候是信教的，但是等他读书了解了更多的知识，或者是外出升学和打工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之后，他们会出现对于自己信仰的一个重新的审视，这种审视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放弃自己的信仰，另一个是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那种放弃信仰者，更多是因为小时候的信教行为更多是出于一种家庭文化的传承和习惯而去坚持的，而且当时也没能接触到更多的文化和信仰形式，所以他不会有怀疑和思考，但是等到有外界新的信息传入，他开始主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就有了选择，因此，年轻人在面对科学教育、大众传媒、信息开放等等这些因素会导致一部分人在信仰问题上重新进行选择。

四、小结

浅谈宗教与人的关系 篇6

一、戒律的光辉:血的禁忌和性禁忌

有了宗教, 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宗教规范, 这种宗教规范是世俗道德的神圣化。

血的禁忌。血液禁忌的原因至少应从三个方面探寻, 即与月经相关的失血禁忌、食物造成的不良后果和原始灵魂观。原始人或更靠后的时期, 妇女的月经和较高的生育死亡现象使得他们把动物死亡时流血及其它不利因素, 如月经期妇女体质下降, 身体虚弱和产生异味等等联系到了一起, 这一切使他们经验到血液不是好征兆。另外, 血液易携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是不洁的。在茹毛饮血、食不果腹的年代, 因食用不明死因的动物而患病甚至死亡可能不少。恐惧过后他们经验到了原因, 禁止食用不明死因的动物和动物血液便代代相传。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原始的神灵观, 原始人认为人的灵魂存在于血液中, 把受伤失血的死亡归咎为灵魂随血液而去, 因此在朴素的神鬼观基础上, 他们把死去的家人或族人埋在部落中或房屋的下面以期人神不离不弃。对“神灵”的这种认知使他们把灵魂存在于血液推广到了所有动物的身上。

性禁忌, 对乱伦的恐惧。对乱伦的恐惧是宗教或图腾崇拜产生的一个动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告诉我们, 男孩最早选择爱的对象是他的母亲和姐妹, 而这恰恰是乱伦性的和被禁止的。这种潜意识的乱伦欲望和家长权威激烈的碰撞以至产生了对父亲或母亲的敌视心理, 族内性交禁忌的出现使族外婚的产生成了必然, 然而这其中仍存乱伦可能。但图腾族外婚, 即同一氏族成员之间的性交禁忌, 是避免群体乱伦的最恰当方式。同一图腾的集团内禁止发生性关系及通婚, 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防止乱伦的发生, 更重要的是导致族外婚的出现, 即内婚制被外婚制取代, 这次飞跃产生的重要意义影响深远。澳洲对于那些和被禁止的氏族的成员发生性关系的人一般的处置便是处死, 无论该女子确属同一群落还是在战争中从其他部落掳掠来的;一个不被允许的男子若与这种女子发生性关系便会被本族成员追捕并杀死, 该女子亦然。这种禁忌后果的一个直观表现就是图腾世代相传不随婚姻关系而变化。

二、宗教的核心关怀:拯救和解脱

由于生活的复杂性, 人们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必定存在极大的落差, 由此便产生了精神痛苦, 这种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导致了宗教的不灭。各种“宗教”全都假定世界是不完善的, 不能令人满意, 同时又认为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它们全都是对这一问题即如何从一种不令人满意的状态转向更美好的状态的种种答复。用基督教的话说, 是追问为了得救, 必须做什么的种种方式。每个信仰都以不同方式要求我们超越自我观, 因为这个自我观是一切自私、贪婪、剥削、残忍和非正义的根源, 也要求我们重新以终极奥秘为中心, 用基督教的语言说就是上帝;用穆斯林的语言说, 我们绝对顺从真主, 依真主的意志行事, 以实现人生的圆成;用犹太教的语言说, 我们遵循《托拉》快乐地生活和负责, 并以此实现圆满人生。各种宗教都具有类似的爱的观念, 都拥有相同的通过灵性修持服务于人的目标以及都有把它们的同胞转变成更好的人的相同效果。我们可以把教义的差异归之于时间、环境和文化影响的差异, 这种对人性的关怀集中到两个词上便是拯救和解脱。

“拯救”不管对哪一派宗教而言都是核心概念, 无论精神还是身体。基督教把“拯救”定义为由于耶稣的赎罪之死, 使我们为上帝所宽恕和接纳, 也即唯有基督教知道并教导拯救真理, 我们必须把耶稣当作救主, 承认他的赎罪之死, 加入教会, 这教会是得救的团体。而要得以拯救, 印度教认为属神的意志必须成为我们的意志, 这就意味着真正的自我必须不再成为私我, 我们必须放弃我们个别的意志, 让我们的自我死去, 通过顺从于自我的整个个性, 其意识与性格也就顺从于神圣者。这种拯救、解脱、觉悟或顿悟的东西就在于人类生存从自我中心转向实在中心。拯救、解脱成了世界各大宗教的核心关怀, 人类从天生的自我中心转向从神圣者、终极者, 拯救成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达到被拯救这一目的, 各大宗教都对自己做了极其深刻的开悟性、解脱性的自我理解。它们包含了大量观念, 思想图景, 故事、概念、教义和修持术, 有些适用于某个信仰者, 其他的则适用于另一个信仰者, 其中有些可能对某个信仰者在其生活某一阶段更适用, 但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构成宗教整体的全部观念、图像、故事、学说、灵性、修持、社会氛围和生活方式仅仅作为通向目的的手段才有了价值, 这目的在不同宗教中被称为拯救, 救赎, 上帝中心, 与上帝和平, 觉悟和顿悟。

这种精神上的解脱是无忧的, 用路德的话说就是:“只要拥有上帝, 就不会再要求天或地”。因为他不是从实在中, 而是从他自己的渴望中获得了上帝, 因为他在天和地中并没有窥见上帝, 而是把上帝确定为他自己两重性之上的一种统一性, 自己苦难之上的一种拯救, 这种拯救因宗教的不同而不同。印度人的拯救意味着一种觉醒, 犹太人的拯救意味着一种转变, 佛教的拯救意味着一心向佛, 心无旁物, 六根清净, 超越尘世。都秉持通过拯救而达到一种心物的超然, 从而达到内心的宁静。拯救的目的就是让人内心宁静, 途径则是在信仰的基础上践行戒律。

三、宗教中的哲学:对实体的思考

各大宗教都把“实体”定义为不可言喻性的, 即超乎我们人类观念体系的, 用东方人的术语说就是“无相”, 在印度教中, 《奥义书》说到梵时是描述为眼不能见, 话不能说, 心思不能明, “梵”在言之先, 甚至不为知性所达。在大乘佛教中, 终极实在被称为“空”, 铃木大拙说“空”是实在超乎定义, 不受种种限制。换言之, 实在是不含心灵在其意识活动中所投射给它的东西, 在另一种表达中, 终极者被称为法身, 它是不可言喻的普遍佛性的真身, 法身展示为天上佛, 即为报身, 展示为历史上的佛则为应身。终极实在是没有一点人为构想性质的, 它与大乘佛教传统中所说的“空”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 即把“空”理解为终极实体完全没有人类心灵在其认知活动中投射给它的任何东西。

实体的存在被定义为超乎我们经验范围之外, 从而就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来自经验的观念体系适用于它。如果我们把世界各大宗教传统看作人类对这样一种实在受制约的回应, 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这种终极实体, 上帝, 佛, 梵, 一, 等等, 有价值、爱、怜悯、力量、喜乐、统一、完美等诸多品质, 所以依据各宗教在人类生活中所作出的成就, 把佛教、信奉不二论的印度教、道教以及有神论的诸宗教视为对终极者的回应, 就必须设定一个“人格—非人格”的二元性概念, 尽管它也无疑通过各种宗教的种种方式为人们所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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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约翰.希克.信仰的彩虹.江苏人民出版社.

[3]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山东大学出版社.

[4]杨俊峰.图腾崇拜文化.大众文艺出版社.

浅论语言、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篇7

除了涂尔干的研究之外,许多人类学家也对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例如威尔 • 赫伯格,其主要研究的是在美国作为“身份的宗教”。他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为个体的生存行为提供了各种相关的参考框架,这种生活方式有一种“泛宗教”的特征。他提议,应当对美国的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做出区别。如此说来,赫尔伯格的意思就是,在社会生活中,与某一种宗教教派建立亲密关系,就能够确立一种与这种宗教生活密切联系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来指导个人与集体的行为,指导个人与集体的相互作用。由于北美社会文化呈现多元混杂的状态,人们的宗教身份胜过其民族身份。 那么,按照赫伯格的意思,在美国人所拥有的生活方式中能够表达其身份的不仅仅是其所拥有的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其因所信仰的宗教而具有的一种宗教身份。人与人之间的区分除了职业、地位、财富以外,还有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宗教身份,无论你是新教徒、天主教徒、或是犹太教徒的,对他们相互彼此而言宗教身份是重要的区别方式之一。 与赫伯格不同的是,人类学家克利福德 •格尔茨将宗教作为一种具有极强的连续性,表现出原创性以及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明的社会——文化现象来研究。他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确定了宗教的“功能性的定义”,具体定义的内容有以下几点;(1)一套象征体系(2)旨在人群中建立强有力的、普遍的、持久的情感动机、其途径是(3)简明的表述那些对一般生存秩序的概括,(4) 并且以事实性结构对这些概括作出说明,(5)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使这些情感和动机看起来是真实的。格尔茨关于宗教的观点是奠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上的,即对于那些信仰神圣象征的人来说,神圣的象征说明了世界结构的一种象征和人类行为的一种程序,这二者是一种直接的相互反映。人们能够很容易的读懂格尔茨的一句话:“当人们转向日常生活时,他们是以日常的用语来了解事物的。如果他们是宗教信徒,那些日常的用语就会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因为根据信仰的性质,要求控制人类的行为的有效统治权,是最具有彼岸性质的,而且又不具有伦理性质。”

人类经常会察觉到自己受到了他所依赖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的困扰,那么人类是如何对这些力量进行反思的,如何询问自己这些力量究竟是什么,是怎样试图用更清晰的观念和更明确的概念来取代他们最原始的模糊感觉。缪勒说:如果没有词语,这些观念和概念是不可能产生的。语言不仅是思想的外套,也是思想的内部框架,不仅可以在思想形成之后来表达思想,还可以促发思想的形成。既然语言有助于构建思想,那么它就不可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对思想施加暴力,使之变形。据说,正是这种变形才最终创造了宗教思想的独特性质。

人类的生活是无法与语言分开的,生活是建立在语言运用的基础之上,同时语言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宗教是人类用语言创造出来的,并且在与其他文化现象的交流中,语言充当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表现形式,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构建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的创造历史,都是该民族文化历史的最好的见证。构成民族文化的诸要素中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就是民族语言,而构成体现这种民族特色语言的各种要素中,宗教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渗入到了民族语言之中。作为一个影响因素,宗教同其他因素一起构成民族语言的整体功能和特征,去表现该民族独特的心理素质和精神风貌。

宗教在人类语言文字的演变历史过程中,有着诸多方面的影响,既有助于特定区域语言的统一,也推动了各地语言文字的交流融合。在中国现存的各种宗教中,佛教对汉语言的形成影响是最大的。在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用于,例如世界、平等、相对、绝对、塔、魔等等,都是来源于佛教的。可以说,现在中国人的语言基本上都包含了佛教的成分。

从历史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强盛的候时,常常会带来语言文化主动的对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区传播。军事征服或宗教传播往往成为语言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以“文明化”为借口把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强加给其它地区和民族,从而控制、统治、掠夺其他民族或地区的资源。 当人类的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产生了宗教,众所周知宗教观念的发展与人类认识程度的发展密切相关。人类文化、意识都离不开表达他们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语言,人类文化,人类的意识想要得意表达,必须通过语言这个媒介。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宗教对人类的语言文字产生重要影响。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欧洲殖民者一贯的统治策略就是,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拿着圣经,一面假装出善意的拯救当地人,实际上却是在实施武力统治。为了便于统治并且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殖民国家往往把宗主国的语言和宗教强加给所谓“欠发达”地区,因此,有人把基督教的传播称作语言帝国主义。殖民者在所谓“欠发达”地区所执行的语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当地语言发生重大变化,例如许多当地的本土语言由于殖民者的语言统治政策而消亡,同时在另一个方面,宗教在语言的发展中也扮演了积极地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新的民族文字的产生,从而使人类加速进入了有文字的历史时代,推动了不同地区的语言与文字的交流。

后殖民时代,宗教仍然在英语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教会知道语言教育仍然是进行殖民统治重要的方法与手段。与殖民时代的传教方式相比,现代社会的宗教传播与语言传播之间的关系,更加隐蔽。过去的传播方式是,传教士深入目的的,亲身传教,而现在的传教方式是,传教士在本土和外地广泛进行,可以说现在的传播方式是一种典型的隐形语言政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更加隐蔽,在容忍中实现同化。

宗教是语言传播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宗教的传播对语言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以促进语言的传播,亦可以导致某种语言或者方言的衰亡。语言随着宗教的传播而传播,随着宗教的传播,语言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不断丰富和发展。

语言和宗教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考察文字的起源、语言系统的发展、语言的使用及语言研究的发展等几个方面,可以看到宗教对语言的影响是巨大深远的。

语言,总的来说,终究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宗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精神产物,其对语言的影响可以用“深刻”来形容。有人说,如果选择一个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又最受语言的影响,那就是宗教。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最早起源于人类早期的图画,其最初的作用是记录各种占卜活动,能够将历史时代人们的生活反映出来。在文字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巫术与作为符号的文字与图画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图画文字最初就是用来施行巫术的。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巫术很容易用来与神交流,所以文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为巫师所拥有,老百姓则很难触及。这就在另一方面说明,文字的产生并非完全是为了方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交流,更为重要的是,是为了与神进行沟通,是人与神之间交流的桥梁。因此可以肯定,最早文字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用于宗教活动,记载宗教传统。

总之,语言和宗教都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都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语言可以反映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不同的宗教也可反应信仰者的不同背景。宗教对语言的产生具有重要的作用,人类最早的语言几乎都是为宗教服务的,它们被巫师所占有进行占卜等活动,但是这些活动的终结,都是为人类社会服务的。宗教的传播不仅可以促进语言的产生,在宗教所到之处都为本地民族带来特殊的词语从而发生借词的现象丰富词汇,但是宗教是为殖民者的殖民扩张服务的,以这个为目的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为了与宗主国保持文化的一致性不得不毁灭被殖民国家的许多原有文字与文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宗教对语言的影响作用依然没有改变,它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能通过最先进的媒体、互联网设备相互交流信息,通过媒体和互联网,更多的语言相互交流,这种交流所导致的结果可以想象,那就是相互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也会受到不同的影响从而发生一些改变,这些改变最多的表现与日常生活之中,也就是表现在人们的不同社会生活之中。这种相互影响所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现象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通过语言可以透视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质。语言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同时语言的形成又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宗教的影响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宗教与语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都起着重要作用,语言与宗教的本质就在于其发展在积极方面可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文首先探讨宗教的发展,其次探讨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后探讨在社会的基础之上,语言与宗教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关键词：语言,宗教,社会

参考文献

[1][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商务印书馆.

[2][意]罗伯托·希普里阿尼(Roberto Ci priani)著,劳拉·费拉罗迪(Laura Ferrarotti),y英译,高师宁译,何光沪校.《宗教社会学》.

[3]布林·莫利斯著,周国黎译.《宗教人类学》.今日中国出版社.

[4]贾儒.《简论宗教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一期.

[5]张志鹏.《宗教语言文字的演变》.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论坛,2011年5月10日,第6版.

[6]李英姿.《宗教在语言传播中的表现及作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9月第十卷第五期.

略论宗教与艺术之关系 篇8

关键词：艺术,宗教,特性

宗教,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它的历史与人力文化史一样久远。考古学发现, 早在石器时代, 人类的宗教观念就已萌芽。为了生存, 对抗自然界不可制服和具有无限威力的力量, 原始人借助一系列臆想的神祗来抵御外界不可知的力量, 自然宗教应运而生。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 (Altamira) 和法国南部的拉斯科 (Lascaux) 洞穴的壁画很难说是单纯为审美创作的艺术品, 更多的是对某种交感巫术的载体, 表达想要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

宗教与艺术如此千丝万缕的关系, 微探研下, 我们就可以了解, 宗教和艺术同属上层建筑, 它们与众不同的特性, 就是对非理性的内心体验和情感的强调, 这使它们区别于其他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宗教, 把内心修养看作是很重要的宗教修行内容, 一些门派甚至把内心体验的获得作为修行的唯一目的。如禅宗明称:“故知万法尽自心, 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而黑格尔这样说:“宗教所涉及的与其说是行动, 毋宁说是人的心情, 是心的天国。”这种内心体验是神秘, 非理性的, 教徒都称其不可言传, 认为语言的表达是牵强的。同宗教类似, 艺术同样讲究内心体验的重要性, 不少艺术家把表达内心体验看作是艺术最本质的特性。罗丹就称:艺术就是感情;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品本质上就是一种表现情感的形式。这种感情就是指理性思维以外的心理体验。这样艺术和宗教就有了本质的共同之处:追求心理世界之真而非物理世界之真。

另一个原因是两者性能的互补:宗教具有神秘, 必须通过某种具象的为人所接受的形式才可以达到它的传播目的;枯燥的教理难以使大众信服, 而艺术可以通过具象直观的视觉表现方式转达出来, 通过潜移默化对人的思想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艺术与宗教的联姻成为必然性, 在历史文化进程中形成了奇特的文化现象。首先, 两者都是运用幻想来把握世界。艺术的创作是在想象和幻想中进行的, 离开了想象, 艺术形象就无从谈起。而宗教中宣扬对神祗的信仰, 其实是臆想中的形象, 教会向教徒宣扬教义, 天堂和上帝, 它没有办法把这种臆想的形象表达出来, 所以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方式, 让信徒们确信上帝时刻与我同在的。宗教的这种幻想, 就是把营造出来的虚幻世界当成一种真实的存在。

再则, 艺术和宗教都注重对人的研究。艺术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 艺术家无法摒弃对人的这一主体性的形象, 无法摆脱对人的依赖和对人的探究。反言之, 离开了人的艺术, 就不是艺术了。相较而言, 宗教则以人的灵魂和人生的终极意义为主要研究对象。恩格斯在评价宗教时, 指出:宗教的价值在于寻求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这和艺术有内在统一性。

最后艺术和宗教都带有感情的特点。艺术通过感情的形象来思维, 西方艺术家把表现情感看得相当重要。对宗教而言, 信仰是产生的条件之一, 即为宗教感情。通过信仰, 信徒们才能从心理上体验到自己同超自然实体的微妙关系, 获得精神的满足和安慰, 使得超自然物变为真实存在的鲜活体。

宗教和艺术的关联性诞生了所谓的宗教艺术, 我们可以在众多的艺术品种, 见证作品的宗教色彩。宗教艺术是相对于世俗艺术而言的, 它是在宗教影响或控制下, 为宗教活动或宣传服务的艺术。其诞生虽是为宗教, 但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包含在内, 使得其带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在中世纪, 由于基督教统治欧洲, 哥特式建筑应运而生, 风靡欧洲大陆。通过哥特式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将宗教的意义表现出来, 达到了为宗教服务的目的。从外观上看, 它那高耸的尖塔直刺青天令人敬畏, 阴冷的墙面和框架式的结构使人震惊。教堂内狭窄的空间, 以及一排排瘦长的柱子形成了以汇总腾空而生的动感, 使人产生超脱尘世向天国的幻觉。

假如说建筑通过实体的艺术形式为宗教提供了崇高, 宏伟的氛围, 那么绘画作为常见的而艺术形式提供了宗教普遍而又广泛的传播方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教堂穹画《创世纪》是艺术史上真正的魁宝, 它蕴含的艺术价值至今是无人可超越。这幅天顶画距地面约有三层楼高, 在800平方米的巨大面积上分布着300多个很大的男女形象, 宏大场面和完美的造型, 体现了画家非凡的创造力。这样, 教堂内墙壁和玻璃窗上的基督教故事绘画, 有力地增强了神秘的宗教情感和色彩, 以一种非独特的艺术形式强化了宗教的氛围。马克思在论述掌握世界的的方式时, 把人对世界的掌握分为四种方式:一是理性的方式;二是艺术方式;三是宗教方式;四是实践-精神的方式, 虽然对艺术和宗教的区别在此语焉不详, 但深入分析, 我们就可以看出:

1.艺术是关于真是世界的形象反映, 宗教是对世界形象的扭曲反映。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说, 人在天国的幻想中所寻找的是关于自身的假象, “国家, 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 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

2.艺术能够认识到自己创作的东西是想象的东西, 而宗教则是把幻想的神和天堂当作现实。关于这一点的经典论述就是出自费尔巴哈。艺术的幻想是要拉近想象的东西和人间日常事物的距离, 而宗教幻想的倾向是使日常事物与人的疏远,

3.艺术的想象和幻想能激发人的积极性, 使人全力以赴地实现其目的, 更好地珍惜生命, 而宗教幻想则使人脱离现实, 变得麻木不仁。艺术是描绘自然社会的美好, 这种美好是具有感召力, 使人不得不产生出美好的想象来。而宗教史宣扬现实是丑恶的, 只有逃避这一现实, 达到圆寂的境界, 才可以顿悟到世界的美好。

由此可知, 艺术之所以为艺术, 异于宗教和哲学, 是艺术用感性形式来表现最崇高的情感, 这种崇高接近自然现象, 更接近我们的感觉和情感;宗教则凌驾于现实事物, 混同主客观界限, 让人们在不可动摇的教条教义中比照人生, 社会。而宗教脱离了现实, 消解了主体, 把人导向神秘, 最终沦为神的奴隶!著名艺术评论家彭吉象一针见血地指出两者最本质的差别: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丧失, 艺术却是对人的自由创造本质的确证;宗教劝人到天国去寻求精神安慰, 艺术却鼓励人热爱并珍惜现实生活;宗教作为鸦片麻痹人的精神, 而艺术却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个性的必要手段。

综上所述, 艺术和宗教这两种意识形态是相互交叉、交融的, 它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界限, 从体验, 情感到艺术的表现方式, 两者的关系就如同一个同胞姐妹一样, 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正因如此, 艺术家创作时更需要宗教光芒的淡淡照耀, 籍以展示人类灵魂共有的深层领域。而在肯定它们的连蒂之处也要肯定它们质的区别,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它们, 把握宗教艺术。了解这两层关系后, 我们只要能辩证地去看待艺术和宗教之间的对立统一矛盾, 就可以很好地在现实中有效处理它们, 为自己所利用。

参考文献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文苑仲.论艺术与宗教之关系.艺术百家, 2008.

浅谈宗教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 篇9

一、宗教文化对旅游业的影响

宗教文化不仅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且是有特色的、有吸引力的人文旅游资源, 极具旅游价值, 宗教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开发, 有利于形成有特色的旅游产品, 开拓新的旅游市场, 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宗教圣地, 如沙特阿拉伯的麦加、耶路撒冷、意大利罗马、梵蒂冈等都成了国际旅游业发达的地方。中国宗教种类齐全, 既有土生土长的宗教, 如道教;也有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更有受外来宗教影响而产生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教如明教、白莲教等。仅国务院公布的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 各种宗教名胜古迹就有150多处,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与宗教有关的名胜古迹共有3000多处。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吸引了海内外信徒、专家学者和一般游客。因此, 宗教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旅游商品, 为增收创汇做出了贡献。宗教文化不仅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也直接的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另外, 宗教文化还可以通过间接的形式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宗教文化中的许多人物、故事和传说非常生动, 被搬上了电影、电视和文学作品并广为传播。从而激起一些潜在旅游者参加旅游活动。

二、旅游业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旅游既是一种经济现象, 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新的旅游市场的开拓, 吸引了更多的客人前来游览、朝圣和学术考察交流, 这些都有利于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 对宗教文物古迹也起着保护、修缮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及有关文物保护法规的颁布执行, 许多宗教文物古迹都得到了恢复和维修。如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敦煌莫高窟等, 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的泉州也被列为中国第一批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 泉州的许多宗教组织恢复了活动, 宗教文化遗产得以整理、传播, 文物古迹也得到保护和修缮, 重现昔日的风采。而旅游业的发展, 也迫切要求对宗教文物古迹进行保护和开发, 经过恢复和修缮的宗教文化遗产, 如寺庙宫观, 使游客可以身临其境, 欣赏各种宗教的文化艺术, 增长各种宗教知识, 使宗教这一人类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传播。而随着海外各种宗教旅游团的到来, 为中外宗教界人士提供了许多加强联系、互相交流的机会, 对宗教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 随着信徒和游客的不断增多, 许多人捐赠钱款, 为宗教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维修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的继承、传播、交流和研究都起到促进的作用。旅游活动是人们需求层次提高的一种表现, 能满足人们求知的需要, 通过旅游可以增长人们的宗教文化知识, 陶冶性情、修心养性。到宗教名胜古迹的人不仅有一般游客, 更有朝圣者、宗教信徒和专家学者。因此, 旅游活动的发展也是人们传播了解、探讨和研究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如古代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佛教, 明代外国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播基督教。现代旅游更是一座沟通各种宗教文化交流、研究的桥梁。如来华的游客中, 就有大量的宗教信徒、朝圣者和专家学者, 他们所到之处, 就提出对宗教名胜考察和学术交流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国际上最新的宗教文化信息。通过游览、考察和研讨等活动, 促进了各国各地宗教文化的交流和研究。

当然, 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不只是起着积极的作用, 同时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由于旅游人数的增多, 带来了一些人为的破坏和环境污染, 如游客在宗教旅游区内乱涂乱刻乱扔东西, 大声喧哗, 破坏了宗教名胜古迹独有的宁静和超凡的气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会给宗教文物古迹造成一定的损害, 如驰名中外的佛教石窟敦煌壁画由于游客人数的大量增多, 游客的呼吸和汗水所起的化学作用引起壁画大量剥落, 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由此可见, 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遗产不只是有着积极的作用, 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 如何防止和消除这些不利的东西, 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三、旅游业与宗教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宗教名胜古迹的开发具有保护传播宗教文化和发展旅游业的双重意义, 宗教文物古迹的修复与重建, 应尽量保持其历史原貌, 人工建造的风景, 也应与周围的宗教文物古迹相协调。如杭州韬光寺一带的茂林修竹, 构成了一种幽雅超然的意境;西湖的保铛塔姿态秀美, 钱塘江边的六和塔风格雄伟, 两者分别与湖、江两种不同的自然景观相辉映。如果当初建造时地点互换, 就难以形成今日两地的美景。目前, 我国一些地方在开发宗教文物古迹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在宗教名山胜地随意架设缆车, 匆匆上下, 既无法领略攀登的特有感受, 削弱了旅游的吸引力, 又破坏了山岳的“神气”。总之, 一是要注意保护宗教文物古迹原有的价值、意境和特点;二是要有利于旅游活动的开展, 两者不可偏废。

宗教文化遗产的开发, 不仅抢救继承人类的传统文化, 而且开辟了人文旅游景观。应该注意的是:宗教文物古迹的保护维修如不与旅游活动的开发相结合, 最终只能是“保”了宗教文物, “丢”了旅游, 宗教文化、“国之瑰宝”也无法为国家创造出新的财富、发挥应有的作用, 宗教文化本身也无法得到广泛的传播和交流。实践证明:宗教文化的继承、保护和传播离不开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宗教文化遗产这一宝贵的资源。

总而言之, 宗教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是密切的, 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摘要：宗教文化和旅游业具有密切的关系, 开发宗教文化资源, 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旅游业的发展, 也有利于宗教文化的传承、交流和研究。所以, 宗教文化与旅游业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 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浅谈宗教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 篇10

【关键词】宗教文化 旅游业 相互影响

作为人类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文化，它渗透到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等领域，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代旅游是一种大规模的各种文化的交流，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对宗教文化所起的作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已越来越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所以，宗教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

一、宗教文化对旅游业的影响

宗教文化不仅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有特色的、有吸引力的人文旅游资源，极具旅游价值，宗教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有利于形成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开拓新的旅游市场，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宗教圣地，如沙特阿拉伯的麦加、耶路撒冷、意大利罗马、梵蒂冈等都成了国际旅游业发达的地方。中国宗教种类齐全，既有土生土长的宗教，如道教；也有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更有受外来宗教影响而产生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教如明教、白莲教等。仅国务院公布的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各种宗教名胜古迹就有150多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与宗教有关的名胜古迹共有3000多处。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吸引了海内外信徒、专家学者和一般游客。因此，宗教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旅游商品，为增收创汇做出了贡献。宗教文化不仅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直接的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另外，宗教文化还可以通过间接的形式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宗教文化中的许多人物、故事和传说非常生动，被搬上了电影、电视和文学作品并广为传播。从而激起一些潜在旅游者参加旅游活动。

二、旅游业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旅游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新的旅游市场的开拓，吸引了更多的客人前来游览、朝圣和学术考察交流，这些都有利于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对宗教文物古迹也起着保护、修缮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及有关文物保护法规的颁布执行，许多宗教文物古迹都得到了恢复和维修。如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敦煌莫高窟等，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的泉州也被列为中国第一批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许多宗教组织恢复了活动，宗教文化遗产得以整理、传播，文物古迹也得到保护和修缮，重现昔日的风采。而旅游业的发展，也迫切要求对宗教文物古迹进行保护和开发，经过恢复和修缮的宗教文化遗产，如寺庙宫观，使游客可以身临其境，欣赏各种宗教的文化艺术，增长各种宗教知识，使宗教这一人类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传播。而随着海外各种宗教旅游团的到来，为中外宗教界人士提供了许多加强联系、互相交流的机会，对宗教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随着信徒和游客的不断增多，许多人捐赠钱款，为宗教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维修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的继承、传播、交流和研究都起到促进的作用。旅游活动是人们需求层次提高的一种表现，能满足人们求知的需要，通过旅游可以增长人们的宗教文化知识，陶冶性情、修心养性。到宗教名胜古迹的人不仅有一般游客，更有朝圣者、宗教信徒和专家学者。因此，旅游活动的发展也是人们传播了解、探讨和研究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如古代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佛教，明代外国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播基督教。现代旅游更是一座沟通各种宗教文化交流、研究的桥梁。如来华的游客中，就有大量的宗教信徒、朝圣者和专家学者，他们所到之处，就提出对宗教名胜考察和学术交流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国际上最新的宗教文化信息。通过游览、考察和研讨等活动，促进了各国各地宗教文化的交流和研究。

当然，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不只是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由于旅游人数的增多，带来了一些人为的破坏和环境污染，如游客在宗教旅游区内乱涂乱刻乱扔东西，大声喧哗，破坏了宗教名胜古迹独有的宁静和超凡的气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会给宗教文物古迹造成一定的损害，如驰名中外的佛教石窟敦煌壁画由于游客人数的大量增多，游客的呼吸和汗水所起的化学作用引起壁画大量剥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由此可见，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遗产不只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如何防止和消除这些不利的东西，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三、旅游业与宗教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宗教名胜古迹的开发具有保护传播宗教文化和发展旅游业的双重意义，宗教文物古迹的修复与重建，应尽量保持其历史原貌，人工建造的风景，也应与周围的宗教文物古迹相协调。如杭州韬光寺一带的茂林修竹，构成了一种幽雅超然的意境；西湖的保铛塔姿态秀美，钱塘江边的六和塔风格雄伟，两者分别与湖、江两种不同的自然景观相辉映。如果当初建造时地点互换，就难以形成今日两地的美景。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在开发宗教文物古迹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宗教名山胜地随意架设缆车，匆匆上下，既无法领略攀登的特有感受，削弱了旅游的吸引力，又破坏了山岳的“神气”。总之，一是要注意保护宗教文物古迹原有的价值、意境和特点；二是要有利于旅游活动的开展，两者不可偏废。

宗教文化遗产的开发，不仅抢救继承人类的传统文化，而且开辟了人文旅游景观。应该注意的是：宗教文物古迹的保护维修如不与旅游活动的开发相结合，最终只能是“保”了宗教文物，“丢”了旅游，宗教文化、“国之瑰宝”也无法为国家创造出新的财富、发挥应有的作用，宗教文化本身也无法得到广泛的传播和交流。实践证明：宗教文化的继承、保护和传播离不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宗教文化遗产这一宝贵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