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服务体制构建

对外贸易服务体制构建（精选七篇）

对外贸易服务体制构建 篇1

1995年1月1日建立的以WTO为基础的体制继承了世界贸易旧体制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规则,同时又大大加强了世界贸易体制。世界贸易新体制比旧体制更加完整、具有更强的可行性和持久性,影响力更大。世界贸易新体制组织机构健全、职能明确,实施管理的贸易协定与协议覆盖面大。

在世界贸易新体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日趋加快。随着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以及它在各国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步提升,服务贸易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也将进一步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基于各自的竞争优势形成了相应的服务分工。发达国家占据国际服务贸易的主导地位,服务贸易结构日益优化和高级化,服务贸易发展知识化、高科技化特征凸显,服务贸易发展地区间、部门间不平衡性增强。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壁垒日趋隐蔽化。各国国际贸易政策具有二重性特点。

二、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务贸易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服务贸易总额由1982年的46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1917.5亿美元,增长了41.7倍,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7%,高于同期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服务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在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国中的排位也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8位,成为服务贸易出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我国服务贸易起点低、基础差,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服务贸易整体水平差

我国服务业总量不足,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偏低,服务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2006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超过1.7万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额仅为1917.5亿美元,服务贸易占整个贸易额的比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与货物贸易顺差近年来居高不下的情形相反,我国服务贸易从1992年以来一直处于逆差,2006年逆差仍维持在89.1亿美元。我国服务贸易的总体TC指数(贸易竞争指数)呈逐年下降之势,近年来保持在-0.1左右。发达国家如欧盟的TC指数一直保持在0.8左右,美国的TC指数为0.2左右。另外,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评价,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很弱,对大部分反映服务业竞争力的指标评价都偏低,尤其是金融服务业。

此外,我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较低,开放程度远远落后于制造业。据不完全统计,服务产业利用外资约占全国外资流入总额的1/5左右。由于服务领域总体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影响了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制度的引进。另外,我国大部分服务领域(如电信、运输、金融和保险等)缺少必要的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我国服务产业的发展速度,造成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非均衡发展。

(二)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市场过于集中

我国服务贸易不仅发展相对滞后,而且结构也欠合理。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较快的项目集中在旅游、运输、转口贸易、经营租赁等劳动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的低附加值项目上,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专有权利和特许、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项目,受制度、技术、知识和文化等基础因素的制约,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行业结构中,所占份额最大的前3项依次是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我国服务出口总额中,旅游服务一直居于首位,所占的比例过大。2005年、2006年分别占到39.6%和37.1%。我国旅游及运输业之和已经占服务贸易总出口的60%以上,其他服务贸易出口所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如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利服务等的出口比重与世界相比明显偏低。从服务贸易进口的行业结构看,运输和旅游依然占总进口的60%以上,其各自所占份额大致相当,分别为30%左右,而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服务业则是明显的弱项。

目前,我国服务贸易收支伙伴也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国内地区发展情况看,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地区服务贸易规模较大,而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所占份额极小。服务贸易交易项目和地区分布的不均衡,形成了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水平偏低、短期内难以有所突破的格局。

(三)服务贸易管理滞后,服务贸易立法不健全

由于服务业是由许多相关行业组成的产业群,国际服务贸易涉及的行业范围极广,国际社会要求一国对其国内的服务业进行整体协调和管理。目前,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许多缺陷,如服务业多头管理或统得过死、甚至相互掣肘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还存在地方性的管理互相矛盾的现象。长期以来,我国服务贸易立法严重滞后,有些服务行业和贸易基本上还是无法可依,已有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文件,不仅立法层次较低,而且缺乏协调。中央与地方在服务业对外贸易政策和规章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别。

三、加入WTO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

(一)加强我国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发言权,改善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的环境

我国加入WTO,就可以参与该组织举办的各次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谈判,在谈判中充分阐明我国的立场,并力图使我国的观点能在达成的国际协议中有所反映,而不再像GATS那样仅作为旁观者和被动的接受者。另外,加入WTO后,我国就可以根据WTO所管辖的GATS及其附属的有关服务贸易协议要求外国对我国的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开放其市场。在遇到一些国家对我国的服务及服务提供者采取限制做法时,我国也可以寻求WTO的裁决。我国能够根据GATS规定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合法地对我国的一些服务部门采取某种保护措施,减轻其他国家要求我国开放国内服务业的压力,从而避免由于国内服务业过快、过度的开放造成的不利影响。

(二)进一步加快放宽限制、开放市场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

加入WTO,部分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将不再仅仅受国内有关部门的控制,而是要执行我国政府对世贸组织的承诺,要求我国的服务业体制尽快向国际惯例靠拢。例如要加强有关服务业的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此外,加入WTO还要求我国减少目前对本国服务业的保护,这将有利于打破国内部分行业的垄断局面,有利于国内行业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使其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推动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三)有利于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不仅仅体现于公路、通信、电力供应等硬件的好坏,越来越多地体现于金融、分销、专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的完备与质量等方面。我国服务业总体上落后,而生产性服务更为落后。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我国服务业,这将有力地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改善我国投资的软环境,进而带动国内整个经济的发展。

(四)有利于在更深层次上参与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全球服务业也在酝酿着世界范围的调整。加入WTO,有利于我国借发达国家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之机,吸引外国投资,改善我国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也有利于我国服务提供者进入国际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服务贸易出口。

四、进一步增强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若干对策

P.W.Daniels认为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来源于一个同家现有的发展模式和水平,包括教育投资的程度、研究开发与技术的发展和政府对于服务业规制的范围等。

(一)积极促进国内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产业竞争力

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化,在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地促进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为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1. 国家应加强对服务业的扶持力度,适当调整产业结构政策。

从1978年以来,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23—31%,而工业生产则始终占有50%左右。因此,要加快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重要因素是国家必须加强对服务业的扶持;并且,要多渠道增加服务业投入。除了国家对服务业应增加投入外,还应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发展服务业,要打破某些服务部门的国家垄断和地区封锁,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公正竞争、规范有序的服务市场体系。

2.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服务业的技术创新。

加快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引进新的经营方式、新的服务理念和新的服务产品,促进服务业经营方式的现代化。

3. 在加强发展传统服务产业的同时,加快发展新兴服务产业。

以我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来说,我国的服务业总量显然不足,即使是传统服务产业,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不论是交通设施、电信、教育和医疗服务、文化娱乐等都严重不足,商业和对外贸易也大有发展潜力。因而当前一方面应进一步发展自然和劳动资源占优势的服务业,另一方面还应积极开拓技术、知识型占优势的新兴服务业。为此,要加大教育力度,提高服务业研究投入并促进科技成果在服务业中的推广与应用。

4. 配套发展服务业相关及辅助行业。

为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必须继续完善交通、电讯、文教、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另外还要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以及与服务业直接相关的制造业。

(二)积极适度地开放服务业市场

服务贸易自由化趋势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但也应该看到,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各国为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对服务贸易都实行了程度不同的保护政策。因此,我国应有重点、有步骤、分阶段地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在既考虑国际惯例,又考虑国情的基础上来确定服务业的开放度,制定适度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

1. 完善服务业的市场体系和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

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部门如电信、银行、保险等,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这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公平竞争秩序,而且导致服务业创新不足、效率低下。未来高端服务产业的改革发展更加注重制度环境改善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为了提高服务业的竞争力,必须实行对内开放,降低国内市场的垄断程度,适当放宽部分行业市场准入的资质条件和审批标准。按市场主体资质和服务标准,逐步形成公开透明、管理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快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服务行业的进程。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来提高行业中的竞争程度,鼓励创新,提高国内企业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2. 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加大对国际服务贸易的支持与保护。

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国际服务贸易企业尤其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完善财政、信贷等优惠措施,辅之以积极的产业政策,努力提高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另外,我们应加快建立国际服务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同时要深入研究并合理利用WTO的“保障措施协议”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多方寻求法律、法规的支持,有理、有利、有节地保护中国弱势服务行业。

3. 在积极发展我国服务业的同时,还必须大力鼓励我国的服务企业走向世界,培育我国的服务业跨国公司。

服务产品的消费往往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接触,加之服务贸易存在着许多非关税壁垒,这些约束使得FDI成为了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通过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包括商贸和金融等服务企业,可及时获取国际市场的信息,还可得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

(三)积极促进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优化升级

继续强化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传统优势,并不断创造新的优势。提出运用竞争优势理论来发展我国本不具备优势的金融、信息等发展迅速的服务项目,并不意味着否定比较优势和不顾我国的国情。我国应继续强化传统优势,大力开展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及对外运输服务。

(四)建立系统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

1. 加快服务贸易立法,建立系统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

应逐步完善服务贸易领域的基本法律,加强对GATT、GATS、WTO等有关条款的研究,尽快建立健全既符合本国经济发展要求,又不违背国际规则的法律制度。

2. 加强宏观管理,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

确定国际服务贸易管理范畴,建立国际服务贸易管理的组织机构和协调机制,为服务业在竞争中有序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3. 积极组织、参与服务贸易的双边与多边合作,为服务贸易发展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我国应继续在互惠原则基础上进行服务贸易谈判。同时,我国还应参与地区或双边层次的自由贸易协定(FTA),通过参与地区协调,可以发挥我国政治经济大国的作用,进而促进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完善,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余道先,刘海云.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与贸易竞争力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10).

[2]李琳.当代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发展思路[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10).

[3]王晓璐.发展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几点思考[J].对外经贸实务,2006,(3).

[4]潘菁.国际服务贸易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及对策研究[J].当代财经,2005,(4).

对外贸易服务体制构建 篇2

□作者：盐城师范学院魏崇辉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取得了初步发展。公共服务的覆盖面还比较低，体制还不健全，不能很好地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在和谐社会构建中，要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而又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本文转载自-http:///--一

站在手，写作无忧！]

关键词：和谐社会构建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政府主体非政府主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正经历着利益关系深刻变化、公共需求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实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本质是公共服务。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督，还是社会管理，都是公共服务，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但这不是要政府包揽一切，而是要求政府与社会和谐互动，创造公共服务政府供给主体与非政府供给主体之间、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和谐互动的平台。

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是指提供给大众的具有以下特性的任何一种服务：在这些服务的提供过程方面存在着潜在的严重市场失灵（被宽泛地解释为公平与效率原因），这说明了政府介入的合理性，政府介入的方式包括生产、资助和监管（Grout&Stevens，2003）。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着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完全以及社会公平得不到足够重视等一系列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提供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必须适度介入和积极干预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干预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提供公共服务、付费购买公共服务和对多种服务供给主体进行监管。

公共服务从功能方面可以分为三大类：维护公共服务，如国家安全、行政管理和国防外交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公共服务，如政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等；社会性公共服务，如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科技、环保等。公共服务也可以从性质上分成三大类：监督型公共服务，如国家行政管理；纯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环境保护；准公共服务，如发展非义务教育、新闻出版等。通过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出，由于种类不同，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也有不同。英法等国主要由政府直接开办医疗机构提供；美国、荷兰等国也有政府开办的医院，但更多依靠政府、商业保险机构和个人提供资金，向盈利和非盈利的医院购买服务，同时由政府监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对服务价格、质量等进行监管。对传统的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由政府开办的机构直接提供。

新中国建立后，公共物品供给由政府垄断，在城市，社会成员则依附于所在单位，公共服务供给转变为单位集体福利；在农村，随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进程深入，互助组一初级社一高级社的发展也是行政权力延伸的轨迹。1958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推广标志政府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全权全能政府”包揽公共物品供给存在诸多弊端，并且在实践中举步维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的改革陆续展开，主要体现为：向地方分权，鼓励地方政府参与；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服务供给的改革是为了解决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和使用效率低下的双重难题。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完全由政府和公有制企业为主体的单一性的公有公益供给方式，转化为公有私益（公共所有，私人获益）、私有公益（私人所有，公众获益）和公有公益（公共所有，公众获益）三者并存、共同负担的多元化格局，供给主体分为公有、私有与合作等多种模式，消费方式分为有偿消费和无偿消费方式。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并不就是指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只能是政府，而是着眼于多个方面，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准确定位，不能缺位，不能越位。总体的要求应该是：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高水平的政府公共服务监管能力；适应我国实际的公共服务模式。

和谐社会构建与公共服务供给

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行政改革给人们的启迪之一是：随着社会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上，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将发生变化，政府会把更多职能以多种形式下放给社会中那些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承担。这些组织不仅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且要承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对外贸易服务体制构建 篇3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国际贸易；战略调整；国际化资本账户；监督制度

国际贸易战略的制定和调整要考虑到本国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特征和生产阶段、全球贸易发展趋势、国际贸易最终实现方式和经济管理体制等众多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新的发展形势使我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这也对我国经济体制和国际贸易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重大举措。本文所探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国际贸易新战略是在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对经济体制框架、国际贸易战略和国际贸易管理体制进行相应的构建和调整，最终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部署。

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国际贸易新战略的背景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国际贸易新战略有着其深刻的国内外背景。准确把握全球经济趋势和发展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保障，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框架的构建离不开全球贸易链的推动。以国际形势来讲，区域贸易安排和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前经济全球化贸易体制正在进行新一代的国际建构。

（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国际贸易新战略的国际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进入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新阶段。国际生产体系、商业业态与贸易投资格局与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也造就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趋势。在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全球贸易中中间产品贸易份额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远远高于最终产品贸易份额。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全球经济的生产、贸易投资体系都随着经济发展的趋势发生新的转变，生产与投资之间由传统的替代关系转为互补关系，国际贸易之间日益融洽，跨越国界的贸易、投资之间的最大障碍也由关税转变为“边境内”的监管、非关税壁垒和贸易服务的行政管理。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议为主的WTO贸易规则和贸易政策已经不适用当前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新贸易模式，难以满足跨国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发展要求，于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迫切需要制定新的贸易投资国际规则，实现与全球价值链的无缝结合，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保持本国经济贸易的领先竞争力。

自2001年11月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以来，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因利益、需求点的差异导致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之间的合作加速了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与巩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据统计，到2015年4月为止全球已签署了449个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其中近十年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大国纷纷签署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推动着区域经济集团的扩展，进一步引导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签署的规模庞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全球经贸格局和国际经贸规则随之转变，使得各发展中国家倍感压力，不得不调整本国的贸易策略，以适应更高水平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国际贸易环境。当前全新的区域贸易协定不仅包含了贸易自由化所涉及的关税及非关税贸易行政管理，而且包含了贸易生产、服务、投资自由化争端保护标准、解决机制、环境标准、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

（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国际贸易新战略的的国内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资本净输出大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也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产业配套能力强、市场广阔、资源丰富、国际化经营能力和企业创新力也在不断地提高，这为中国扩大经济开放，在经济全球化中提高我国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构建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体制为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提供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又为更加自由、便利的贸易体制的构成提供了市场基础。因此，这些因素都要求我国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国际贸易新战略，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多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为以我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的构建提供行政基础，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2010年以来我国传统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难以适应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出口导向驱动，所以中国需要在巩固国际贸易优势的同时，还要引进研发先进技术创造更加高级的生产要素来升级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促进中国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加大服务业与农业等领域贸易经济开放，调整生产性服务业的经济结构。随着新一轮开放型经济的到来，我国必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国际贸易新战略，妥善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带来的挑战，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抢占先机。

二、新形势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开放型经济体制指的是以自由贸易理论为指导，以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为基础，按照市场经济机制和规则进行管理活动的经济体系、运行机制和法律制度。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自由分配，达到全球资源最优化的配置是开放型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因此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目标是在满足中国对外开放和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式的前提下，建立全方位、立體化、网络状的经济贸易机制，推动全球生产要素、商品和服务的多向流动，最终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高度融合，优化升级我国经济的转型。根据分析开放型经济体制特征和目标，我们可以得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自由化与便利化的贸易制度。开放型经济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贸易的自由化与便利化，WTO为市场经济的开放做了重大贡献，但因WTO规则制定于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协议，其涉及的内容仅仅停留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制度安排上，在账户开放、要素、服务、商品等领域涉入宽度与广度都已无法满足当前各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价值链发展日益常态化，国际贸易之间的最大障碍现已成为边境监管、贸易壁垒以及繁文缛节的行政管理，贸易自由化与开放化的政策实现了将终端产品转为全球价值链、将产品贸易转为服务贸易、将生产要素转为要素整合。因此，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增加贸易机会，减少生产成本，破除贸易壁垒，并以此为依据调整国内经济体制、规制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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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建立开放的国际化资本账户。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已逐步取消国外金融机构进驻中国的业务与地域制约，且放宽了国外证券金融公司的股权与业务限制，可谓是为金融国际化迈出坚实的步伐。但由于开放型经济在运营过程中的诸多限制，严重制约着金融市场化和开放经营，我国迫切需求通过国际化的金融发展理念来为资本机构注入新的活力。因此，建立开放的国际化资本账户必须要积极探索国际化、市场化金融发展理念以及金融监管，打破制约金融发展的体制，让市场在金融配置中发挥其决定性作用。我国要建设具有良好品牌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开放型金融机构，必须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秩序规则的规划与制定，推行全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人民币国家化的进程加快，實施“走出去”引导战略，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建设能力，确立利率、汇率与信贷等金融机构的改革方向。

第三，建立安全高效的监管制度。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为我国监管制度和监管能力带来更多的挑战，我国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时要坚持政治底线，在防范风险、做好风险评估、最大化排除风险的同时，还要对新的经济体制进行科学求证，构建健全完善综合的监管制度，提高我国政府的监管能力，使我国经济在国际贸易中处于相对安全地位。这就要求我们要对产业开放的程度做好预测，将产业开放后面临的风险做到心中有数。另外，中国传统的监管制度使重视前期的审批，但后期的监管及风险监控却没有受到完全的重视。我国要建立安全高效的监管制度，就必须对发生在我国境内的任何股权投资和并购进行依法严格审查，将国民经济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开放国际化资本账户后，政府要建立资本数据共享与分析检测体制，以防止资本的大出大进，筑立好监管的防火隔离墙。

三、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国际贸易新战略的调整

国际贸易新战略是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框架与对外开放贸易的结合，以促进经济改革的发展广度与深度。国际贸易新战略要求我国要将“引进来”与“走出去”有力结合，全力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促进国际生产要素、商品与服务的自由流动，达到全球资源最优化的配置，引领国际竞争经济合作的新优势。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国际贸易新战略的调整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贸易中角色的调整。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已逐步融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之中，成为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参与者，这也是我国参与多边贸易以来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角色。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上崛起，并且这些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地位强化，由此引发了全球贸易主导角色的变动以及治理结构的调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价值观和利益冲突，迫切需求对全球贸易治理结构的调整。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需要在全球经济贸易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因此，中国需要调整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由参与者向主导者转变，代表各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多边、双边、区域等层面争取更多的利益，稳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

第二，国际贸易中发展战略的调整。在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生产模式下，已改变了国际生产与分工的基本形态，使商品生产产业链中原料、加工、制造等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整合，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中国贸易发展战略正向着全球价值链导向调整。中国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及发展程度是以附加值贸易统计为基础的，国与国之间产品、产业优化分工的新型贸易模式将不同要素集中调整，将传统的产业政策向着以价值链为基础的产业政策逐步调整。商品、投资、服务等诸多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转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损害实施国的正当权益，而且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因此，必须顺应价值链的形成和升级需要来安排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我国要实施国际贸易新战略必须在新的视角下调整贸易保护以及关税，充分利用贸易保护政策与使用需要，深化研究全球价值链，提升商品贸易相关的服务水准，构建国际贸易的新型生产网络。

第三，国际贸易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是促进一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重大改革措施，能够有效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国际贸易地位。我国自十八大以来一直在强调要将促进经济发展的立脚点转移到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上，全面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将传统的数量扩张转变为提升质量。这就要求要加快优化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要由低技术产业向着高技术产业、低附加值产业向着高附加值产业优化升级。对于一些纺织品、皮革之类的低技术制造业，要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将比较低端的生产环节转移到非洲、东盟等地区。对于一些化学品、非金属矿物质产品和基本金属制造等终极制造业，要提升技术革新水平，将其发展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对于一些电子电器、光学设备等高级制造业，要深入研发生产技术，掌握核心科技，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合作，努力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使产品在国际贸易具有核心竞争力，促进国际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

四、结语

国际贸易战略是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开放型经济体制下贸易制度的必要制定。区域贸易安排和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由流动，并且以市场为导向达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我国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国际贸易新战略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市场的需要，建立自由化与便利化的贸易制度、国际化的资本账户以及安全高效的监管制度，并合理调整国际贸易中的产业结构、参与角色和发展战略，将我国转变为国际贸易中的主导者，充分发挥我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

参考文献

[1]崔凡，屠新泉，樊瑛.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5）.

[2]马章良.中国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2，（4）.

[3]李文锋.全球供应链运营模式对提升我国外贸核心竞争力的启示及思考[J].国际贸易，2011，（11）.

[4]宝旭.试论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现代经济信息，2011，（19）.

[5]钱树静，徐洁等，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理论与现实[J].经济问题，2011，（11）.

作者简介：吕吉春（1990-），男，贵州威宁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贸易。

对外贸易服务体制构建 篇4

1.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入世”以来,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2003年达到1000亿美元;2007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比上年下降6%, 但仍达到了2868亿美元, 出口和进口分别位居世界第五位和第四位。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面临着诸多挑战。金融危机阴影犹在,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 国际竞争力不强。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偏低, 服务贸易行业发展不平衡, 与发达国家和世界整体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2. 我国服务业入世承诺

在我国入世谈判中, 服务贸易是相当关键的内容, 服务业在复关谈判的后期被列入谈判议程。从谈判结果来看, 中国在WTO《服务贸易总协定》 (简称GATS) 的承诺表中承诺在入世后的几年内取消对外资进入和所有权的限制, 以及大多数的对外服务企业的歧视, 这代表了在WTO中最激进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计划。中国对149个服务分部门作了约束承诺, 承诺比例达55%, 从总体水平上看, 中国的承诺水平与转型国家接近, 是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 只是略低于发达国家, 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大国的水平。在部门层次上, 中国在分销服务、银行服务、保险服务、电信服务、专业服务等敏感部门作出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承诺, 甚至超过了许多外国观察者和企业的预期。

二、我国在GATS法律体制中的定位

1. 我国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

2001年12月, 中国正式加入WTO, 至今已近9年, 然而, 中国在WTO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始终没有得到全面确认。实际上,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无法改变的。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一度成为焦点, 主要是美国出于谈判的目的而挑起的。

(1) 我国不能完全享有WTO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中国在入世谈判时曾提出“入世三原则”, 其中第一条就是“以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为前提”。但谈判结果却是对于WTO下的不同协议, 中国可能具有不同的身份。从整体上看, 中国没有能够享受到多少WTO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和灵活性, 而在市场准入水平上却已经接近于甚至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

(2) 我国在WTO有着不同于其他大多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

由于中国的特殊的国情和经济地位, 在一些协议上, 中国的利益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一致。就多哈回合谈判来说, 中国乐于看到多哈回合的成功以及多边贸易自由化取得进展, 并且, 中国的利益主要集中在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方面, 而不像非洲、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非常关注农产品的市场准如和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问题。在服务贸易方面亦是如此, 中国也已作出了非常高水平的市场准入承诺。这意味着中国在这些领域已经没有更多的可以出价的筹码。

2. 我国在GATS法律体制中的定位

(1) 我国的发展中国家立场

我国一直以来坚持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 这不仅是我国对自身发展现状的清醒认识, 也是我国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立足点。首先, 我国主要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参与WTO新一轮的多边谈判的。第一次以成员身份参加2003年WTO部长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吕福源明确指出:“WTO成员中, 绝大多数是发展中成员, 使发展中成员真正从谈判中受益, 是多哈发展议程取得成功的基本保障”。其次, 中国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发展中国家, 在对待贸易自由化的态度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而且, 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坚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 致力于为第三世界国家主持公道, 最后, 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还有着一定的政治意味。中国并不放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 这显示出了中国对当前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经济秩序的一种观念和态度, 即在WTO存在利益冲突的两方中, 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一方。

(2) 中国应寻求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桥梁

中国是一个开放中的发展中大国, 既要坚持适合自身发展水平的市场开放进度, 也要借助稳定的多边贸易自由化来实现自身的工业化。这就决定了中国WTO中既要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 要求WTO更多的体现公正公平, 同时, 中国在保持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和发展方面也有和发达国家相同的利益。所以, 对于WTO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 它们都需要中国在WTO发挥积极的作用, 而对于中国来说, 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中国同样需要分别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支持。正式由于中国在WTO中的这样一种特殊身份, 赋予了中国在WTO中担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桥梁的角色和作用。这种强梁作用的发挥在新一轮的服务贸易谈判中十分重要。

三、我国对新一轮服务贸易谈判的参与及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1. 我国对新一轮服务贸易谈判的参与状况

2001年11月的多哈会议发表《部长宣言》决定在2003年正式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 并把服务贸易列为谈判议题之首。我国积极参与了WTO新一轮服务贸易谈判。2002年6月底我国向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提出服务贸易要价;2003年8月底又提交了初步出价, 并于2005年香港部长会议前, 提交了修改后的出价。同时, 我国也收到了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等成员在内的几十份服务贸易要价单。要价涉及的服务部门相当广泛, 包括了一些是我国没有开放的敏感部门, 如法律服务中的中国法业务等。要价总体上很高, 多数要求取消对外资的所有限制等。

由于在入世之初, 我国已作出了非常高水平的市场准入承诺, 因此在新一轮的服务贸易谈判中我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余地不大。我国主张市场准入和规则谈判的平行与平衡, 在规则制定方面, 我国参与了包括紧急保障措施、服务补贴、服务的政府采购及国内监管等议题的谈判, 对其他一些具体议题, 如自主自由化待遇、服务部门的分类、最惠国待遇的豁免以及GATS条款的技术性审议等, 我国也提出了若干建议。

由于GATS新一轮谈判保留了“要价—出价”的谈判方式和程序, 所以我国重点在“要价”和“出价”两个方面做好策略准备。我国目前服务要价的总体策略和原则是:对发达国家成员的重点部门高要价, 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广泛部门适度要价, 对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有限要价。在此原则下, 我国提出的对外要价主要集中在六大部门:商务服务、建筑和相关工程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旅游服务和运输服务。提出有限要价的部门包括通信、分销和金融服务。没有进行要价的部门包括与健康的服务、社会服务及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等。

2. 我国在新一论服务贸易谈判中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1) 发展中国家地位原则。中国目前经济上仍属于发展中阶段, 服务业还比较落后, 因此, 继续坚持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十分重要。一方面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享受现有的部分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另一方面, 对今后新的谈判成果中的有关优惠也有争取的资格和权利。

(2) 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这是我国在入世谈判中就坚持的原则, 在新一轮的服务贸易谈判中应继续坚持这个基本原则。任何成员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权利与义务基本平衡。履行的义务应与享受的权利相适应, 中国不应接受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要价, 一定要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平衡。

(3) 积极、稳健的原则。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开放会使国内的服务业面临挑战和压力;另一方面, 开放带来的竞争可以提升我国的产业效率和社会福利, 并从长远上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效率和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正因为此, 我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既要积极应对, 又要保持慎重、稳妥的态度。对于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的开放步骤、措施等要持有非常稳健的态度, 防止服务贸易自由化给我国服务业及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等带来不利的影响。

(4) 地区均衡发展原则。由于一些历史的或地理的原因, 中国在实行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有明显的“重沿海, 轻内陆”的现象, 很多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或推行都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为了促进内陆地区经济发展, 配合国家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部署, 中国有必要本着本地公平和均衡发展的原则, 给予内陆地区同等的、甚至更多的对外开放的机会。

摘要：“入世”近九年以来,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面对服务贸易自由化不断加强的国际趋势, 我国应该找准自己在GATS法律体制中的定位, 积极参与新一轮的WTO服务贸易谈判, 以争取更加有利的服务贸易发展环境。

关键词：GATS服务贸易,定位

参考文献

[1]Mattoo Aaditya.China's Accession to WTO:The Services Dimension Paper presented to conference on China's Accession to WTO[J].Policy Reform and Poverty Reduction, 2002, (6) :28-29

[2][美]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融入全球经济[M].隆国强等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3]屠新泉:中国在WTO中的定位、作用和策略[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5

[4]吕福源:两年历程不平凡、前进道路不平坦——写在中国加入WTO两周年之际[J], WTO经济导报, 2003, (10) :32

[5][美]伊丽莎白·埃克诺米,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M].华宏勋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对外贸易服务体制构建 篇5

一、坚持以服务为核心, 积极当好政府助手和企业帮手

2012年, 泰安市行业管理办公室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 努力探索新时期行业管理新思路新措施, 创新行业管理模式, 构建行业管理新秩序, 从企业的发展要求出发, 努力提升服务水平, 通过协调与服务, 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一) 加强调研, 外出取经, 为营造政策环境打基础

2012年, 配合省联社领导深入我市行业企业进行了三次调研活动。开展了《传统手工业发展情况》专题调研。8月份, 我们组织成立了2个调研组, 对全市行业企业发展情况及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通过调研, 对我市的行业布局、产业优势和影响发展的制约因素等有了深入的了解。在调研过程中, 为企业提出了合理化建议100余条, 对企业应对金融危机、欧债危机, 逐步走出困境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9月底, 我们组成学习考察组, 赴济宁、枣庄、潍坊等地学习考察行业管理和企业党建工作经验。在调查研究和外出学习的基础上, 提出了加快市行业企业发展的措施建议, 形成专题报告报市政府。下一步, 将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 研究制定《关于加快行业企业发展的意见》, 提出具体的政策措施。

(二) 各方沟通, 争取支持, 积极参与上级组织的各项活动

一是加强与上级沟通联系。加强与国家各工业联合会、省经信委、省联社、省行业协会等部门联系, 积极争取我市企业参与行业会议, 进行信息交流的机会。共争取3个全国性、6个全省性行业会议在我市召开。二是积极参与上级活动。认真组织我市行业企业积极参加国家、省行业管理部门组织的各项活动, 争取国家、省级荣誉, 提升我市行业企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通过我办组织申报, 共争取国家级、省级荣誉达300余项。其中:推荐上报2012年度山东省轻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奖2项, 推荐全国轻工行业先进集体2个、先进工作者1名, 推荐山东省工艺美术名人10名。

(三) 创新管理理念, 优化发展环境

一是创造舆论环境。开展行业领军企业和领军人物的宣传活动。4月份, 由行办牵头, 联合市委宣传部、泰安日报社等九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行业领军企业和领军人物宣传, 推动工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意见》、《行业领军企业和领军人物评选办法》, 利用新闻媒体对行业领军企业、领军人物进行宣传, 通过宣传, 推广先进经验, 打造先进企业文化, 树立良好形象, 提高行业企业和企业家地位, 营造一个全社会尊重企业家, 支持行业企业发展的氛围。经自下而上推荐筛选, 共推荐行业领军企业候选单位100个、行业领军人物候选人100名, 自7月24日起, 在泰安日报、《泰安行业行情网》开辟了《岱银杯行业领军企业领军人物宣传专栏》, 每期刊登一个领军企业和一个领军人物先进事迹, 全年共刊登8期,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二是联合市直部门为企业办实事。我们借助市质监、工商、宣传部门及科研机构的优势, 联合开展质量品牌建设、商标品牌建设、科技攻关、技术推广、企业宣传等活动, 促进行业企业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2012年初, 与市质监局签订了合作协议, 联合开展质量品牌建设服务活动。6月份, 我们组织30家行业企业参加了省质监局在泰安举办的《卓越绩效考核标准》宣贯会, 引导企业采用新版标准进行质量品牌建设。下一步我们还将与市质监局联合, 在全市行业企业中宣传贯彻新版《卓越绩效考核标准》, 推动我市行业企业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

三是加大协调力度, 缓解行业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与山东盛鼎投资担保公司、山东基金投资担保公司达成协议, 由我办推荐的企业, 实行担保费用降低50%的优惠;与市商业银行、建设银行等五家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从融资方面支持行业企业的发展。

四是打造创新环境。组织行业企业与国家、省行业科研院所、驻泰大专院校联合进行科研开发、成果转化、开放实验室、共享科技资源, 提升了行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四) 加强行业协会建设, 推进行业交流协作和规范自律

通过建立完善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 扩大交流与协作, 形成以企业为主体、行业协会为基础、行办代表政府服务、协调的行业管理架构和体系, 发挥协会联系政府、服务企业、促进行业自律的功能和作用, 协调解决行业发展中的问题。新组建了五金机电协会, 正在筹建泰山特产协会等三个协会。截止目前, 已经建成和正在筹建的行业协会达12家。同时, 我们积极指导各行业协会开展业务交流、咨询服务、管理培训等活动, 各协会累计举办各类活动50余项, 对促进行业企业的交流, 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 创建服务平台, 打造服务体系

一是创新服务组织。成立市行办再就业服务办公室, 为行业企业下岗职工创业、再就业提供服务;与市民管局联合, 建立行业协会发展服务中心。将目前处在初创时期且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行业协会集中在一个地点办公, 为其提供统一的支持和服务, 培育其发展壮大, 确保发挥重要作用。

二是创建服务平台。2012年上半年, 我办与山东盛鼎投资担保公司等17家担保公司、银行、科研和信息服务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组建泰安市行业企业发展服务平台, 为我市行业企业提供融资咨询、担保服务、信息查询、技术创新、质量检测、法规标准、管理咨询、创业辅导、市场开拓、人员培训、设备共享等服务。该平台自启动以来, 积极开展对外服务,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共为87户行业企业提供3.5亿元融资担保, 为198户个人提供4800万元公积金担保;开展技术合作和业务交流活动, 组织企业家沙龙、聚会、考察观摩和业务对接活动10余次, 达成合作意向20余项。

三是创新信息交流服务。与盛鼎公司合作, 创建了《泰安行业行情》网站。该网站于2012年9月30日开通, 可以同时容纳500家企业单位建立子网站, 实行统一维护, 服务资源共享, 大幅度降低企业建站成本。网站设立十六个栏目, 重点宣传国家、省、市产业政策、法律法规, 发布行业发展信息, 及时反映行业工作动态和行业经济运行情况。扩大行办与企业交流互动, 促进行业管理各项工作的开展。另外, 进一步办好《泰安行业行情》简报, 重点刊登行业经济运行动态和市场经济信息, 提高简报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实用性, 全年共出版20期。通过网站、简报及新闻媒体等形式, 共为企业提供各类信息1000余条, 较好的发挥了指导工作、交流信息的作用。

二、坚持以稳定为基石,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一)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我们认真把握政策, 制定措施, 集中清理, 逐个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等问题, 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认真做好军转干部管理和涉军人员待遇落实工作, 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同时, 对重点稳控人员积极落实责任人。经过努力, 全系统信访稳定工作呈现平稳态势, 全年累计接待各类信访人员145人次, 无越级到市、省上访, 确保了全系统的稳定。

(二)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确保安全无事故

年初行办与七家所属单位签订了责任书, 强化落实责任制, 重新修订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消防演练。全年开展了6次大检查, 共查出安全隐患80条, 全部进行了整改, 确保了安全生产无事故发生。

三、坚持以关注民生为保障, 积极做好困难职工帮扶工作

加强与市总工会、人社、财政、民政等部门的联系, 积极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 做好下岗失业职工和特困家庭救助。积极筹集救助资金48.8万元, 对我系统特困群体进行帮扶救助。

一是做好入户走访, 为困难职工办理特困证和医疗优惠证。二是做好困难下岗职工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办工作。为60名困难下岗职工办理了社会保险返还手续, 累计已办理411人。三是办理高龄老年人生活补贴认证工作。配合社区办理养老保险年度登记, 为30名高龄老年人办理生活补贴认证。四是协调有关部门积极争取各类救助资金。五是开展节日送温暖活动。春节期间, 对我系统对口帮扶的13户困难职工家庭进行了走访慰问, 并送去慰问金及节日物品。通过以上各类救助金的发放, 使困难职工切实感受到了政府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增强他们渡过难关的信心。

四、坚持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 加强党的建设和机关自身建设

(一) 完善工作制度

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规范工作程序, 实行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全面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引进市场化机制, 公开处置资产, 防治腐败问题发生。

(二) 开展廉政教育活动

积极开展“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文化建设, 开展警示教育、主题教育和经常性思想教育, 切实纯洁干部思想, 筑牢思想防线。

(三) 以“创建”活动为载体, 凝心聚力, 推进机关作风转变

以打造政令畅通、执行有力、廉洁高效的“五型机关”为目标, 以“转变机关作风, 提高工作效能, 促进工作落实”为主题, 认真组织开展“富民强市做表率”、“争创文明机关”、“评先树优”等活动, 以活动促进机关建设。

构建国际服务贸易保障措施法律制度 篇6

《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第10条“紧急保障措施” (ESM) 规定:“应就紧急保障措施问题在非歧视原则基础上进行多边谈判。”从乌拉圭回合到多哈回合, 十余年的谈判虽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结果, 但谈判的内容还是在不断地深入, 由最初的基础或前提性问题逐步过渡到更为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谈判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从1995年持续到1998年。在这一时间段内, 谈判焦点主要集中于一些基础或前提问题。例如, ESM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启动?保障措施的行使是为了保护何种利益?行使这一措施的目的何在?很多成员态度积极, 就ESM相关问题提交了正式的书面意见。

第二阶段大约从1999年持续至今。此阶段的焦点集中于一些更为具体的操作问题, 主要包括采取保障措施时需要遵守哪些基本准则?比如, 最惠国待遇、预先通知、既得权的保护等, 还包括采取保障措施的时限如何限制, 如何确保自由化的目标不被改变等。虽然没有就基础问题达成一致, 但对于推进整个谈判的过程是有益的。

二、服务贸易领域中制定紧急保障措施制度的必要性

(一) 例外条款不能否认紧急保障措施存在的必要性。

GATS所设置的例外性条款与紧急保障措施尽管在本质上都是“背离性质条款”, 都具有某种形式的“安全阀”作用, 但他们所适用的情况、条件和程序是完全不同的, 不能因为有了例外条款就否认紧急保障措施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同例外性条款援用条件的苛刻性和程序的复杂性相比, 紧急保障措施运用起来更方便灵活, 实施效果也更直接显著。

(二) 尚无实例并不能说明紧急保障措施是不必要的。

目前, 没有援用保障措施的实例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有援用的可能, 随着服务领域自由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各成员方在服务贸易市场上的冲突和摩擦必然增多, 援用紧急保障措施的可能性必然会越来越多;没有援用紧急保障措施的实例恰有可能是因为目前的紧急保障措施没有具体规则, 缺乏可实际操作性造成的, 因此紧急保障措施具体规则的制定就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

(三) 可作为紧急救济手段。

在各成员方对服务贸易开放的具体承诺谈判中, 由于服务贸易涉及面广而且具有无形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对本国的服务贸易缺乏准确可靠的统计数据, 有可能使他们对各自的承诺所带来的影响无法加以恰当地评估, 对本国服务市场有可能遭受到外来损害或者威胁的紧急情况无法加以预见, 因此可能出现国内市场发生急剧的不利变化。此时, 如果没有必要的保障措施作为紧急救济手段, 可能会导致该成员方遭受巨大的国内压力、甚至发生社会动荡和秩序失衡。

(四) 有利于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

紧急保障措施制度的设立赋予了成员方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及时救济措施的权利, 从而免除了在谈判中因担心做出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承诺的后顾之忧, 必然促进各成员方在更高程度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承诺谈判中更为积极和主动, 从而会更放心地做出更大程度的减让承诺。因此, 紧急保障措施制度的制定将会对新一轮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的顺利进行起着促进作用, 其结果是更有利于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而不是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机会。

三、构建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 实体规范应符合的条件

1、服务进口增加。

所谓服务进口增加是指该服务进口数量的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进口增长应有程度上的要求。进口增长的确定标准要求在整体上进口趋势是增长的, 且这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增加是足够迫切的、足够急剧的和足够显著的。不同的服务贸易提供方式, 确定服务产品的进口数量的方式应有所不同。

2、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

服务产业“严重损害”应被理解为对一国国内服务产业状况的重大全面减损。在确定损害标准时, 应根据具体服务特征审查下列相关因素: (1)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服务提供者向本国提供服务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 (2) 向本国提供服务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服务提供者总数及其增长变化情况; (3)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服务提供者增加的服务产品总量在国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 (4) 增加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服务提供者向本国提供的服务对国内产业的影响, 包括对国内产业在服务产品总量、国内商业存在或服务提供者总量、服务产品销售水平、市场份额、利润与亏损、就业等方面的影响; (5) 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在确定其他国家或地区服务提供者向本国提供的服务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 不得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服务提供者向本国提供的服务增加以外的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归因于其增加。对严重损害威胁的确定, 应当依据事实, 不能仅依据指控、推测或者极小的可能性。

3、因果关系。

对服务贸易实施紧急保障措施的第三个条件应该是服务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 否则不得做出实施紧急保障措施的决定。在这一因果关系中包含了两层因果关系:第一层因果关系即承担GATS义务后的未预见发展与服务进口增加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层因果关系即服务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服务进口增长之外的因素也正在造成国内服务产业的损害, 则该损害不得归因于服务进口的增长。

(二) 程序规范应涵盖的内容

1、调查。

调查是实施保障措施的必要步骤。为了确保正当和公正的调查程序, 《保障措施协议》第3条专门就调查程序做了规定, 要求各成员的调查必须遵照确定的程序进行, 遵守GATT1994第10条有关透明度的规定。为此, 调查主管机构应该向所有利害关系方做出合理的公告, 为他们提供陈述意见和抗辩的适当机会, 同时考虑各方对实施保障措施的看法, 调查结束后, 主管机构应当公布调查结果, 并做出合理的结论。服务贸易的保障措施也必须在调查确认的前提下才能实施。因此, 实施调查是服务保障措施的第一步。由于主管部门更能从全局把握服务行业是否受损以及受损程度, 因此调查应当既可以依国内产业申请进行, 也可以由主管部门依职权主动发起。

2、通知。

为了加强WTO保障措施委员会对各成员保障措施立法和司法实践活动的监督, 《保障措施协议》要求各成员就一些重要事项向保障措施委员会通报, 包括现行涉及保障措施的法律、法规、行政程序;发起调查的原因和调查的结论。成员应在一项拟采取的保障措施生效前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当然并不要求成员披露损害其法律实施、公共利益或影响商业秘密的机密数据。服务贸易保障措施, 完全可以参照上述标准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 当然也包括了给利益关系方的通知。

3、磋商与仲裁。

《保障措施协议》要求拟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与有实质利益关系的成员进行磋商。毕竟保障措施是对已生效的规则和承诺的违背, 磋商是必要的尊重;通过磋商还有望使各方达成谅解, 避免贸易摩擦;涉及到的补偿问题也需要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协商以寻求解决方案。服务贸易保障措施的磋商程序当然可以借鉴《保障措施协议》的规定。能以磋商解决矛盾固然最好, 但由于服务贸易领域补偿形式比较复杂, 因此关于补偿的磋商往往难以达成统一意见, 这时就需要引入仲裁。保障措施下的补偿与GATS第21条项下的补偿性质相同, 都是因修改或撤销承诺对其他成员造成不利影响而给予相应补偿, 因此服务贸易的保障措施规范中应当纳入仲裁的规定。

4、保障措施的期限与复审。

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一般不应超过4年。如果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延长, 例如保障措施对于防止或者补救严重损害仍然有必要, 有证据表明相关国内产业正在进行调整等, 则全部实施期限不得超过10年。如果某一保障措施适用期预计超过1年, 应在适用期内按固定的时间逐渐放宽该措施;如果实施期超过3年, 必须进行中期审查, 并根据审查结果撤销或加快放宽措施。中期审查的内容包括保障措施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国内产业调整情况等。

5、争端解决。

WTO《争端解决谅解》适用于因实施服务贸易保障措施引起的争端。根据GATS第23条规定, 成员方可在两种情况下就服务贸易的争端提交DSB解决。首先, 一成员为其他成员未能履行GATS项下的义务和具体承诺时, 该成员可以寻求争端解决机构就该事项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其次, 如果任何成员认为其根据另一成员的具体承诺可合理预期获得的任何利益, 由于另一成员事实与本协议规定并无抵触的任何措施而丧失或减损, 则可援用《争端解决谅解》寻求争端解决机制。

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大势所趋, 尽管在这一趋势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 并由此导致二者在建构国际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制度中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紧急保障措施制度仍在一定程度上是平衡其利益的工具。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应在国际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制度的构建中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GATS规则谈判中积极支持ESM机制的建立。

摘要：本文在回顾GATS规则工作组关于紧急保障措施谈判进程的基础上, 阐明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制定紧急保障措施制度的必要性, 提出完善国际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立法的建议。

关键词：GATS,ESM,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

参考文献

[1]陶林.国际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法律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

[2]房东.服务贸易总协定法律约束力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对外贸易服务体制构建 篇7

一、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 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 通过法定程序和民主公开的方式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这一概念是从两个角度提出:一是政府职能, 二是管理方式。从形式上看, 服务型政府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分别是理念、制度和行为。从理念层面看, 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 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从制度层面看, 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产生于对公民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政府必须依法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 实现公共服务行为的规范化, 实现公共服务的低成本、高效能, 实现社会公众和政府的协商与合作;从行为层面看, 无论是行为范围、行为方式, 还是行为效果都要从社会公众需要出发, 以获得社会和公众的最大满意度为依归。也就是说, 建立服务型政府模式就是要把“服务于社会, 服务于人民”纳入政府职能的轨道, 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行政体制。总之, 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就是实现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向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转变、实现由政府本位、官本位体制向社会本位、民本位体制转变。这种转变既是一种政府职能重心的转变, 也是一种治理模式的转变。

二、当前政府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 政府服务意识淡薄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这体现在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但由于现在政府的服务意识淡薄, 越来越多的管理者习惯于重管理、轻服务, 他们将政府服务宗旨化、抽象化, 只喊口号, 不做实事。政府管理的实质应在于为人民服务, 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加强对自身的管理。然而, 在现实中却被理解为管理过程本身就是服务, 甚至被倒过来理解为服务就是管理, 这使得政府的服务意识逐渐淡化。

(二) 服务形式逐利化

服务是政府机关权力与义务的本质特征, 服务的本质要求是“情为民所系, 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但在现实生活中, 不少政府机关的服务却走了样, 变了味, 服务有偿化, 服务逐利化。有的把无偿服务变成收费服务, 搞成服务就是管理, 管理就是收费;有的不给好处不办事, 给了好处乱办事, 钱多多服务, 钱少少服务, 无钱不服务;有的见利就争, 无利就躲。

(三) 服务过程形式化

政府服务必须求真务实, 但有些政府机关搞虚假服务, 服务过程求形式, 走过场, 表面上轰轰烈烈, 实际上毫无效果。有的单位和地方, 服务文件下了不少, 真正落实的不多;服务规定不少, 切合实际的不多;服务承诺应许了不少, 真正兑现的不多;服务次数不少, 解决问题的不多。

(四) 服务导向扭曲化

政府服务的效果不应由政府机关本身决定, 而是应以人民群众的需求、利益为导向, 以公众认同满意为标准, 政府从而确认要不要服务、服务多少、何如服务。而现实中不少政府机关提供服务多是以自我方便为导向, 较少顾及公众需求, 甚至只图让上级领导高兴, 而不求让公众满意。有些群众急需的服务不去服务, 而有些群众不需要的服务却打着“服务群众”的旗号强制服务。

三、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措施

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在保持廉洁高效的前提下为公民提供优质的服务。它要求“政府是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 是一个为所当为、为所必为的政府”。它要求政府改进机关作风、优化政务环境、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提高政府人员的办事效率。从现在做起, 抓住关键环节, 采取必要的措施, 努力建设依法规范、高效优质、民主透明、清正廉洁和人民满意的政府。

(一) 深化体制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 基础是理顺行政管理体制, 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合理界定和调整政府职能, 解决好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问题, 让政府职能“归位”。解决政府管理“越位”问题, 应改变过去政府包揽一切的管理体制,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解决政府管理“错位”问题是要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关系,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及其内部各部门的权限, 明确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职责范围;解决政府管理“缺位”问题, 就是切实履行政府的职责, 避免管理出现“断档”, 公共服务出现“真空”的现象。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让政府管理“归位”。在新形势下, 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切实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发展环境上来, 把与政府性质和职能不相符的事情剥离出来, 交给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市场中介组织, 真正做到政企、政事、政资和政企分开。

(二) 提高政府提供服务的效率

社会和公民需要高效率的政府, 希望政府能够简化办事程序, 提高办事效率, 用最迅捷、最经济的方法来完成行政工作。政府自身要强化效率意识, 坚决克服办事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的不良习气, 以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一般来说, 政府总是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的, 一个政府部门即使只有个别人在为民众服务时, 办事拖拉, 效率低下, 民众也会把这种形象扣在整个部门身上, 而不仅仅是算在这个人身上, 甚至根本没有必要知道这个人是谁。因此, 应提倡政府服务的人性化、高效性, 改变以往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政府形象, 改变以往的机构臃肿、浪费严重, 效率低下的情况。

(三) 提高公务员能力

服务型政府, 必须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所谓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不仅指公务员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 更是指公务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强烈的服务意识。公务员队伍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质量, 直接影响着党和国家机关在社会中的形象。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可以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 为顺利完成政府承担的管理目标任务提供人才保证。提高公务员的能力, 必须强化公务员的职业道德、责任意识、敬业精神。公务员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 公务员不仅要对其行动的过程负责, 更要对其结果负责, 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高效和优质的服务, 进而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四) 确立现代政府执政理念

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 总是以思想进步和观念更新为先导,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同样离不开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建设服务型政府, 政府必须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管制”理念和“官本位”思想, 积极为社会发展、企业发展和个人发展服务, 大力推进民本政府、有限政府、廉洁政府、民主参与政府和创新政府等现代政府理念的传播和落实。同时, 要在政府执政过程中引入相应的行政文化。行政文化起到稳定或变革行政体系, 规范、引导和调整行政行为的作用。与服务型政府相适应的行政文化应是摈弃原有的推委责任、反应迟钝、麻木不仁、自我保护的政府权威心态的状况, 而在政府及其公务员中树立起民主行政精神, 培养“一切为人民着想、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服务行政文化。因此, 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坚持以民为本、以服务为本的原则,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不断增强求真务实的自觉性和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性, 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改善和扩大政府的执政基础。

摘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 是需要认真研究、探讨和不断实践的课题。针对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应当深化体制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政府提供服务的效率, 提高公务员能力, 确立现代政府执政理念, 从而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高效廉洁,政府职能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07-10-15.

[2]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 2002, (7) :25—28.

[3]吴知论.中国地方政府管理创新[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