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

五四新文化（精选五篇）

五四新文化 篇1

关键词：庐隐,新女性,同情,罪恶感

五四运动后, 大学开女禁, 实现了男女同校, 紧接着社交公开得到大力提倡。但在开放的社交空间中, 男女的处境差别很大, 导致许多关系复杂化。当时形成了一股离婚热潮, 社会上就此展开了大讨论, 自由恋爱、离婚、弃妻、人道主义等词在报纸杂志上频繁出现, 各种观念纠缠不清。表现爱情的痛苦是当时数量巨大的爱情小说的共同主题。庐隐从女性角度, 直面新旧女性的冲突, 展现了新女性在这种关系中的矛盾与挣扎, 在当时的爱情小说中别有深度。从她对这种关系的处理, 可以看出当时新女性的生存困境, 也可以看出庐隐被压抑的女性意识。

庐隐笔下的新女性对旧式女子都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在庐隐的早期作品《海滨故人》里, 面对表露要离婚的梓青, 露沙劝解“生为女子, 已经不幸!若再被人离弃, 还有生路吗?况且因为我的缘故, 我更何心?所谓我虽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 不但我自己的良心无以自容, 就是你也有些过不去, ……”这些话与当时舆论话语很相近, 《妇女杂志》离婚问题专号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其中一篇《离婚与弃妻》有:“倘若因为得着新交的女友, 从此弃旧怜新, 像这种行为, 那是更加荒谬绝伦, 不特违背了自由恋爱的真谛, 并且轻蔑了自己的人格, 是绝对不相宜的。这种离婚, 只顾一己的利益, 不顾对面的厉害, 一意的孤行, 没有双方的同意, 尤其违反离婚的要素, 不可以称正式的离婚, 只可叫弃妻。”将离婚与人道主义联系到一起, 是反对离婚者的最大理由, 不管是旧派还是新派都无法驳斥。

在提倡人道, 反对弃妻这点上, 新女性和男性及舆论界是一致的, 人道主义的声音很响亮。在表达爱情苦闷, 提倡离婚上, 男性的声音是激烈的, 舆论也有很多支持, 但是女性的声音却很微弱。在《离婚问题专号》中, 各种意见云集, 但支持离婚考虑到女子方面的, 只是要打破女子从一而终, 提倡女子独立, 主动离婚, 脱离旧式家庭束缚等。女性提倡离婚, 只是从反对封建礼教等大道理出发。没有一篇是从新女性的角度出发, 为新女性的爱情而支持离婚。相反, 新女性在讨论中是以引诱男青年的“女学生”形象出现的, 一笔带过, 无人正视, 也丝毫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如《离婚与弃妻》中所举例子, 胡某“于去年在沪上读书的时候, 忽然认识了一位女学生, 他就钟情于她, 并私自订了终身之约。在暑假回家后, 他更千方百计地苛待婚妻, 必欲强迫她离婚。”

面对青年男子已有的家庭, 新女性往往产生罪恶感。在《象牙戒指》中, 沁珠知道伍念秋有妻有子后, 便决定“跳出这个是非窝, 免得他们夫妻不和。”伍的妻子来信谴责时, 她很伤心, 但没有作任何的回复, 只是跟伍断绝了关系。伍妻推出了孩子, 摆出了道德与情义, 处处击中念珠。后来接到曹为她离婚的长信时, 她也不能回复, 只是说:“……不过我心里很抱愧, 我竟成了你们家庭的罪人了。”“我不愿意因为一个不幸的沁珠而破坏了你们的家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相对于旧女性, 她们看似处于强势, 实际上更弱。旧女性有支持者, 有旧道德的的庇护, 也有人道主义者的同情。新女性是传统道德的叛逆者, 是旧势力批判的对象。而所谓新思潮一方面鼓励她们跳出旧道德, 另一方面却不能保护她们, 即使是新派对她们的行为也毫不宽容。庐隐小说中爱情的发生总是伴随着谣言的产生, 女主人公常常成为众矢之的。小说《沦落》描写了一个女子因为不合道德的恋爱在流言中饱受折磨, 被同学冷嘲热骂, 连她的朋友都跟着受凌辱, 最后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 性命难保。这些同学可以算是新派的代表, 但他们把她叫“害群之马”, 讽刺她“给妇女解放露脸”。当时社会一面提倡女子解放, 同时也提倡所谓新道德, 胡适在《女子问题》的演讲中就指出, “做先锋的责任, 在谈女子问题中是很重要的。我们一举一动在社会中极受影响。先锋者的责任, 只要知道公德, 不要过问私德, 一人如此, 可以波及全体的。不要使我们个人的行为, 在女子运动上加了一个污点。” (8) 3在新旧道德的双重压力下, 新女性无所依托, 破坏者的意识使她们产生强烈的罪恶感, 只好压抑自己的追求。

面对旧式女子, 新女性陷入了困境。她们不愿成为他人家庭的破坏者, 不能实现理想幸福, 内心也很难接受传统给她们的位置———妾。她们怀着同情与罪恶感, 压抑自己感情与追求。反抗的声音隐藏在当时共同的反对封建礼教中。她们不能表达自己真正的情感及欲望, 无法发出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女性被压抑太久了, 当这种压抑的外在部分稍放松时, 她们一时找不到自己, 也无法准确表达自己。

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造就了一批新女性, 但这种女子教育并没有摆脱传统对女子的要求, 依然强调女德, 家政, 如《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中所载, 1916年教育部为整肃女校风纪, 通令全国, 定惩戒规则五条:“不准剪发……不准缠足……不准无故请假, 结伴游行……痛校女生不得超过十四岁……不准自由结婚, 违者斥退, 罪及校长……”, 4女校对女子的成长与觉醒起了很大作用, 但也是束缚女子的新途径。庐隐在中学时就常常感到学校的压迫。

女性在已有的文化资源里也找不到可以真正可以利用的的东西, 传统的文化资源大多数属于男性, 女性对自己的表达也只能借助于男性历史。如庐隐在中学时与五个朋友自命为明季六君子, 大学时有与几个好朋友自称四公子, “我们四个人, 悄悄地传着条子, 不知怎么谈论起战国时的四公子来, 其中有一个人, 便提议:我们恰巧是四个人, 一样就自称四公子吧, 她们封我作孟尝君, 其余三人, 各占一份。”5属于女性的文化资源非常贫乏, 她们只能在男性文化中寻找寄托。而女性正是在这种资源里被养育, 很难摆脱这种定势的影响。这使很多女性意识实际上变成出现在女性身上的男性意识。庐隐多次自称自己是一个富于男性色调的人物, “我是个畸形发展的人物, 也是一个富于男性色调的人物。我从小就不喜欢女孩子所喜欢的东西, 我也更讨厌机械型的东西与生活。”6这是庐隐的局限所在, 也是她的特色, 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精神处境。庐隐的小说塑造了各种各样的新女性形象, 描绘了她们的反叛姿态, 这正是她的小说区别于当时众多爱情小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八卷第四号离婚问题专号P159

[2]《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八卷第四号离婚问题专号P159

[3]《妇女杂志》第八卷第五号1922年5月, P9

[4]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2月

[5]庐隐选集 (上) P579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年5月

青春五四新青年朗诵稿 篇2

在日常过程学习中，说到朗诵稿，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朗诵者需具备一定的政治思想修养、社会知识修养，这是朗诵表情达意的基础。你知道什么样的朗诵稿才经典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青春五四新青年朗诵稿（精选5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青春五四新青年朗诵稿1

《青春无与伦比的美》

很多年前，我问自己

青春是什么

作为一名学生，我觉得

青春是大把的时光

青春是恋爱的甜蜜

青春是我爱听的流行歌曲

青春是你侬我侬的偶像剧

前几天，我又问自己

青春是什么，我的青春还在么

我想了很久，我终于确定

她还在青春是我每天醒来告诉自己

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呵护安康是我的天职

致力于护士事业的我青春是忙碌一夜后的黑眼圈

青春是面对焦虑的患者给出一个安慰的微笑

青春是想起白衣天使这个称号，就动力满满

我也终于明白

五月的花海，璀璨在于一瞬

五月的青春也很短暂

每个人的青春不能永驻

但作为一名医护人员

我们的青春可以永驻

而且，我们的青春必须永驻

面对患者，我们是依靠，我们必须青春永驻，无怨无悔

面对疾病和伤痛，我们是战士

我们必须青春永驻，拼搏到底

面对刚出生的小孩，我们是妈妈

我们必须青春永驻，温暖如春

面对逝去的老人，我们就是儿女

我们必须青春永驻，温柔坚强

所以，我们能接受鲜花和掌声

我们也得面对不解和责难

我们也得接受无能为力和酸楚

但我们也能创造生命的奇迹

我们很普通，走入人流我们是一滴水

我们又很特别，来到医院我们是守护生命的天使

我们会变老，这是谁都无法逃避的现实

但我们又会永远年轻，因为我们的身上有万千生命的重量

五月的旗帜永远火红，五四激情永远热血涌动

啊，难忘啊，九十九年之前，中国的青年为了民族的危亡挺身而出。

如今，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于世界之林。

但，五四精神我们要永远传承。

战争的年代里，我们要抗争

和平的年代里，我们要守护

我们是新时期和平年代的生命守卫者

我们不忘抗争，我们坚持守护，我们无怨无悔，我们青春永驻!

青春五四新青年朗诵稿2

《青春的火焰》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九十九年的历史沉淀

今天的青年怀念起

那民主，科学的萌动

那爱国，进步的呐喊

五四的火焰

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火焰

是新时代青年用热忱和希望点燃

作揖打千的之乎者在火焰中灭亡

由此产生的新文化，把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的起点

五四的火焰

星火燃烧在青年人的心间

又燃遍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赵家楼被烧毁-连同列强的屈辱和涂炭

五四的火焰，是青春的火焰

我们奋斗，我们求索

我们吹奏着时代的号角向前、向前

只为着谱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明天

五四，是青春的火焰

在寒冷中给中国青年带来光明与温暖

在中国旧文化走到尽头时呐喊着，阔步迈向科学，文明，民主的曙光彼岸

五四，是青春的火焰

在铁蹄蹂躏，民族危亡的时刻

千万的有志青年自强不息，英勇战斗

在民族解放事业中经受着

火的洗礼，血的考验

五四，是青春的火焰

五四的呐喊，是中华民族灵魂的震颤

新的中国，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经历着九十九年火的煎熬

一直走到今天

五四，是新时代年轻人心中跳动的火焰

是青春灵动的强音

是青年人永恒的怀念

我们拥有青春，我们激情无限

我们拥抱青春，共同走向

和谐，美好的明天

春风吹入我梦乡

春雨滋润我脸庞

我在努力，努力地生长

给春天一个灿烂的.怒放

生命勇敢地流淌

理想坚定地飞翔

你要问我，问我去何方

我不断奔跑的是思想

青春爱流浪

青春会彷徨

青春有梦想

青春有力量

青春，成熟的深海

翻卷着深层的无奈

栀子花开，信步闲庭在花落的尘埃

如烟往事中，轻松走来的摇摇摆摆

似雨后彩虹七色，消失在万丈光芒的阳光之外

风冉冉的飘飞在，童年记忆的小窗台

川流不息的理想，奔流在不停东去的欲望江海

流失了永不回来的青春，自由自在鲜花开满了五月

阳光下我们呼吸新鲜空气，自由享受和谐安静的时刻

美好的今天来自于99年前的“五四运动”

因为胜利的开始铸就了这一切

放下所有无奈与愁苦与青春的微笑相约

伸出我们爱的双手，帮助应该帮助的人

在灰暗角隅留下我们年轻一代的身影

我们应心存感恩

我们更应发愤图强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

青春五四新青年朗诵稿3

五四,青春的火焰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

九十二年的历史沉淀

今天的青年怀念起

那民主,科学的萌动

那爱国,进步的呐喊

五四的火焰

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火焰

是新时代青年用热忱和希望点燃

作揖打千的之乎者在火焰中灭亡

由此产生的新文化

把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的起点

五四的火焰

星火燃烧在青年人的心间

又燃遍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赵家楼被烧毁灭——

连同列强的屈辱和涂炭

五四的火焰,是青春的火焰

我们奋斗,我们求索

我们吹奏着时代的号角向前

向前 只为着

谱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明天

青春五四新青年朗诵稿4

致五四青年节

把希望做成苍鹰，拉紧手中的线

在阳光明媚里，放飞

于是，那粉紫色的翱翔，永远牵动了我的心

也许，一颗并不年轻的心，装下的不只是沮丧和惆怅

还有，对青春的回忆，对曾经的留恋和欣赏

时间的脚步早已把我置后

可我并不因走在年轻人的后面

就自暴自弃，如迷途的羔羊

踏青的小路上，萋萋芳草旁

有笑声拽回了青春的靓丽和张扬

公园的水面上，飞驰的赛艇里

有豪言随水花飞溅，在空中飘洒出芬芳

双人奋力踩蹬的四轮两座自行车

有巧笑倩兮的影子让路人羡慕，回望

不再年轻，并不代表不纪念青年节

不再年轻，并不代表生活没有色彩

不再年轻，并不代表生命没有光亮

不再年轻，并不代表心底没有阳光

夏风的手如此轻柔，曼妙

秀发上的香气熏染了青青菜的脸庞

那么多那么多淡紫色的小花儿

在青青菜上站立，翘望

一个浪漫的傍晚，在绿叶沙沙中登场

幸福的涟漪如湖中的水，一圈又一圈

向外荡漾

青春五四新青年朗诵稿5

《舞动青春》

青春似水

留下我们奋进的脚步；

青春如烟

留下我们美好的记忆；

青春如画

记载我们动人的笑容；

青春如歌

唱出我们波动的心弦；

青春如光

映射我们无穷的魅力；

青春如风

催动我们自由的飞翔；

青春的思绪

牵出我们缠绵的情窦；

青春的誓言

谱写我们无悔的进取；

青春的激情

让我们尽情的放飞；

青春的脚步

映证我们的理想和奋斗

让我们用青春

五四新思潮100年随想 篇3

事实上，远在五四新思潮发生之前，晚清“旧学”与“新学”的分化就预示了后来“传统”与“现代”对峙。就在晚清思潮汹涌不断输入之际，章太炎在日本就提倡中国固有的学问。这种学问有另一个词曰“国粹”。章太炎之倡言“国粹”当然是左右开弓的：一面指向光复，“扫除腥羶，建立民国”；另一面未始不是怀有“国学”失坠而“新学”滔滔的担忧。章太炎对革命的胆识无与伦比，可是他通过讲习“国学”而激发“种性”，从而挽救危亡时局的想法，在新思潮兴起之后越发显得脱离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说他的老师“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用自己所手造和别人所帮造的墻，与时代社会隔绝了。”《新青年》创刊之后，舆论思想界新与旧的对峙上升到了二者必居其一的零和博弈的程度。因为新思潮的摧枯拉朽之势，更引发了不惧潮流的有识之士对“传统文化”沦亡的忧虑。这一次轮到《学衡》的同人扮演站在新思潮对立面的角色了。然而，《学衡》诸人的命运同样是悲剧性的。他们的志向本来就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怎奈当时“国粹”与“新知”实际上被感知为截然对峙的两物，不存在相互融化的余地。以他们绵薄之力，所融化的也实在有限。尽管《学衡》同人多是留学西洋的饱学之士，无奈亦被新思潮视作冥顽不化的守旧者。既然与浩浩荡荡的中国社会潮流相逆而行，其结局之惨淡，也就可想而知。现代史上数得出来的类似的“守旧者”还有一些，也许还应该提到1936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他们宣言的第一句就是感叹“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虽然笔者不能断定他们想看见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但既然焦虑当时文化的“非中国化”，那当然就是意指滔滔的现代潮流淹没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时间又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到了80年代，近似的声音再次浮上舆论的水面。这次是以“文化断裂”和“寻根”的面目出现，带上了回顾与反思的色彩。至于90年代到如今，“国学”重光，读经的呼声时弱时强，总的趋势是“传统文化”逐渐改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塑造的负面形象转而成为正面形象走上舆论思想的舞台；与此同时，五四新思潮的形象亦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乃至没有以前那么高大了。只要提起“国学”或“传统文化”百年来的“不幸遭遇”，五四新思潮大有成为众矢之的可能。一个世纪的世道沧桑，匆匆走过，时势迁移，攻守之位却正好反转。这个事实依然昭示当今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对峙虽然已有缓和而龃龉依旧。随着“传统文化”的归来和五四新思潮的远去，笔者想起世间健忘的人多，故乐意在此为新思潮辩护一二。

晚清“旧学”与“新学”的分化，是否意味着日后中国思想文化上的争论必然要演变为《新青年》横空出世那样与“传统文化”不共戴天的局面，事或未必然。然而《新青年》的一鸣惊人却是对民初政治、文化走入死胡同的合理反应，舍此并无第二条可走之路。五四先驱们的“过激”实在是居功至伟。中国经此一役走出政治、文化的泥潭，前途重新可待。不要忘记，1915年正是袁氏当国，准备重新披上龙袍的时候。当然他的选择亦为民初党争恶质化有以致之——此是后话。无论如何，辛亥革命所开创的共和政治、民主中国的前途，至此一笔勾销，彻底破局。1915年12月上旬，1993名国大代表，全票通过“一致赞成（改变共和）为君主立宪国体”。不要忘记，1916年在当时的中国有另一个叫法，曰洪宪元年。正是因为洪宪带来的耻辱，陈独秀才会痛心疾首，写作《一九一六年》一文，以“新年献词”的口吻正告国人：“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民国四至五年的洪宪闹剧，固然是小丑登场，但更深长的意味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穷途末路。之前的中国，革也改过，宪也立过，命也革过，最终召唤来的，还是帝制的亡灵。当时的有识之士一定有此沉重一问：这样的国家是什么国家？这样的国民是什么国民？所有的改革，所有的立宪，所有的革命，竟然结出此种冤孽？这就是为什么《新青年》讲到历史，讲到传统，讲到文化，皆是如此沉痛，如此为之见不得开化文明而倍觉羞辱的原因。他们不是要历史、要传统、要文化来为现实的失败而“背锅”，而是要从历史，从传统，从文化开新未来。此种苦心孤诣，我们作为后人不可时过境迁，弃诸脑后，而纷然指陈《新青年》的“过激”。笔者以为，没有当年的“过激”，就没有中国日后的未来。君不见，洪宪之后打响第一枪的，并非共产党人——其时它还未出世，而是辛亥党人蔡锷将军。这个事件亦同样意味深长，它预示着以武力重新塑造中国政治和社会成为对中国未来有不同期待的政治势力的唯一可能的出路。日后的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如此。章太炎于辛亥之际为新国家取名的“中华民国”所蕴含的中国政治前途的意味，已经为洪宪称帝所扼杀。“民国”已死，此后留在中国现代史历程里的“民国”，只不过一个纯粹纪年符号而已。要想从已死的“民国”发掘所谓“光明”，所谓“宪政”，所谓“民主”，纯粹白花了力气。《新青年》以激进的姿态回应了民初政治、文化的死局，创出了“传统”与“现代”的极端对峙，固然有它日后衍生的弊端。然而，即使有不幸，那也是中国的命。正所谓命该如此，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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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笔者想起钱穆1939年《国史大纲》所讲的话。他开篇即劝读其书的读者，应当具有对本国已往历史抱“温情与敬意”。钱穆教诲无疑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笔者亦想在此补充一句，五四新思潮百年后的今天，比之钱穆当年所云“本国已往历史”，其含义又有所延续。我们今天面对的不仅有中国古代史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亦有五四所开创的新传统文化。如前者称为“老传统”，后者则可称为“新传统”。我们不仅应当对古代历史与文化秉持“温情与敬意”，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化抱持“温情与敬意”。我们所抱持的“温情与敬意”既是理解古代传统文化的前提，也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前提。如果说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化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们在时间长度上的差异和总量上的差异，并不是我们可以对任何一方采取虚无主义姿态的理由。笔者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促成舆论思想领域依然存在龃龉的“传统”与“现代”的和解。今天国家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国家政治所步上的途径，仅仅意味着历经新文化运动“传统”与“现代”形成的对峙有了和解的可能，至于真正和解的实现，还是漫长征途，还有待于数代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正如当年两者不幸演变成对峙而无所逃避一样，今天它们的和解亦是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无所逃避的责任。那种继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轻重彼此，肆意雌黄，皆非历史主义的态度。

其实，今天的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和对立已经没有可能再像一个世纪之前那样相互对峙冲突了，它们只是并立、在内在于我们的精神生活里而已。因为一个世纪前的对峙是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产物，那种“国将不国”的社会历史情境已经一去不返了。与那时救亡图存的危急形势恰好相反，经过先辈们的奋斗，一个国势强盛的中国正出现于世人面前。笔者觉得，我们追求的“传统”与“现代”和解最重要的国势的基础已经具备了。只是囿于惯性观念和知识利益，偏好于将它们人为地处理成彼此不相容的对立罢了。在诸种惯性观念和知识利益之中，笔者以为有害而顽固的，是追求“本位地位”的奢望。无论“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不应该追求在国家生活中占有“本位地位”。在现代国家中能够和应该占有国家生活“本位地位”的，只能是国民对国家深挚的情感和认同。如果任何一种学说或教诲侥幸占有了国家生活中的“本位地位”，它一定使国家生活走向原教旨倾向的极端化。这是我们的不幸而不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人的历史如漫漫长河，各种关于应该如何生活才是至善的学说和教诲，有的早些，有的迟些，出现并流布于人世间。而历代先贤圣哲，沉思默想，启真见性，提出各种学说和教诲，化导众生。这些学说和教诲，或出于古代，或出于现代；或出于中国，或出于外国。它们如涓涓细流，汇入到人类生活中来。那些出现得早的，我们叫作传统文化；那些出现得晚的，也加上从国外东渐而来的，我们叫它做现代文化。它们都是滋润我们人生和生活的。缺乏它们，我们的精神生活将显苍白贫乏。然而人受限于成长的地域、风俗，也受限于天性与经验，会接受和认同不同的学说与教诲，由此而形成人类生活各个不同的圈子。如果每一种学说和教诲皆以自身天然足具而奋求占有国家生活的“本位地位”，那社会生活则陷无休无止的争议和对立。各种学说和教诲，无论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它们之间至少应该达成一种“基本同意”，即互不谋求国家生活中的“本位地位”。

放眼中华五千年历史，它不但是各部族、民族交流、融合、混血的历史，而且因此也是精神生活领域各种不同学说和教诲相互影响而汇流、丰富的历史。若是以原初的一点为“正统”，姑且不论到底是哪一点难以确定，即便能够一锤定音，那也一定是贫乏和单调的。古人最明白这个道理，故曰有容乃大。例如佛教本是印度所产，东汉明帝公元1世纪传入中原，经历五个多世纪至隋唐之际，终于出现天台宗与禅宗。佛教之中国化终于结出适应这片大地的果子。此后的佛教谁又谓它是印度佛教而不是中国佛教？盖佛学已经融入中国思想的传统，而佛教成了中国的宗教。由此笔者想到，“国学泰斗”章太炎讲“国学”亦非尽善，也有缺陷。他将佛学摒除出“国学”，他讲的“国学”不及于佛学。“国学”而不及于佛学，这不是“半部国学”是什么？一个自6世纪已经形成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大地流传了14个世纪而尚不算“中国的”，那岂非不是“国学”的标准大成问题吗？佛教的例子对我们理解今日中国社会的“现代文化”当有启示。佛教之后，又有伊斯兰教、基督教传入中土，晚清而至于今，东渐而来的学说和教诲流传于中国的，不知凡几而难以罗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外来文化要素，其适应于百姓众生的，则一定也同样经历一个在地化的过程。其实这个在地化过程有的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有的则开始进行。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当然可以冠以“外来”或“东渐”这样的帽子，然而这顶帽子早晚有摘去的一天。在“外来”与“本土”之间，没有永恒不变的界线。例如我们不能把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原理、思想、学说永远都看成是西方的。它们在中国的大地扎根，天长日久，也就成了中国的。就像“洋芋”有一天也变成了“土豆”；就像开封的犹太人当年东徙而来，聚族而居，数个世代过去，他们就成了中国人，也去考科举一样。这个物种在全球迁移，人类在各处迁徙，最终都会在地化的例子，也一样适用于观察学说、思想、观念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最可令人骄傲的地方，是它一直就是一个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这令它在历史长河里由涓涓细流而成为浩瀚的巨流。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中发生了古今的阻隔，中西的藩篱，但幸而这一页可以翻过去了。对于至今犹存的龃龉，我们最应记取的就是古人的教诲：有容乃大。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篇4

新文化运动是沿着两条战线展开的，一条是思想战线，一条是文学战线。两条战线交织进行，因而它既是一场思想革命，又是一场文学革命。作为思想革命，它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作为文学革命，它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性。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弘扬，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后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到了宣传动员作用，也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

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以当时的文学革命而论，虽然提出建设“国民文学”，但当时的文学活动也只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味批判具有片面性。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吴宓日记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篇5

我常常喜欢先从结尾看作品或者文章，所以这次也是倒着看吴宓日记的，其中和“五四”有关的记载确实不少，首先被我看到的是1969年那一次。那时，文革浩劫已持续数年，但暂时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吴宓也和无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继续在经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而他数十年来最为佩服也最为尊重的老友陈寅恪，就在这一年死了。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岁月里，吴宓尽管无比担心陈寅恪的情况，却无法得到任何陈寅恪的消息。这一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十周年。虽然是非常时期，当时的所谓“两报一刊”还是发表了纪念性的社论。

也许是这个特殊的日子激起吴宓的思绪，在1969年5月4日的日记中，他不仅记下了“两报一刊”发表纪念性社论的消息，还阅读了毛泽东有关五四运动的著作两种，即《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新民主主义论》。此外，为表示自己的政治热情和坦白罪行的决心，吴宓还打算“撰交代材料一篇，述说宓1919年在美国对五四运动之误解（不合于毛主席之思想）及反对‘打倒孔家店’之顽固态度，而未成”。

那么，这个材料何时写成的？据吴宓日记，其实是直到5月22日才开始写，中间还中断了几天，到6月1日完成。开始仅有三页，最后6月2日上交时为七页，内容还算丰富。可惜，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这个材料的具体内容。不过，既然是吴宓对自己1919年在美国留学时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言行的自我批判，自然可以从其当年的日记中，先看看1919年的吴宓，对当时尚在进行的五四运动说了些什么。

可惜吴宓1919年5月日记已经缺失，故只能从５月之后的日记中发现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意见，其比较重要者有下列几条：

8月31日：今国中之妄谈白话文学，或鼓吹女子参政者，彼非不知西国亦轻视此等事。特自欲得名利，而遂悍然无所顾耳。

9月7日：吾国人情势隔阂，其自命新学通人，所见适得其反。

9月19日：林君（林语堂）人极聪敏，惟沉溺于白话文学一流，未能为同志也。

11月12日：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扰。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美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

12月14日：今之盛倡白话文学者，其流毒甚大，而其实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见，即知其谬鄙，无待喋喋辞辟，而中国举世风靡。哀哉，吾民之无学也！

12月30日：新文学之非是，不待词说。一言以蔽之，曰：凡读得几本中国书者，皆不赞成。兼通中西学者，最不赞成。惟中西文之书，皆未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则趋附“新文学”焉。……夫“新文学”者，乱国之文学也。其所主张，其所描摹，凡国之衰亡时，皆必有之。……“新文学”者，土匪文学也，……今中国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为土匪。

以下为1920年中比较重要的几条，因在内容上与上年有连贯性，故也摘引如下：

2月12日：陈君寅恪来，谈中国白话文学及全国教育会等事。倒行逆施，贻毒召乱，益用惊心。

3月28日：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状，劝宓等早归，捐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成此志。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张君鑫海谓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盖胡、陈之学说，本不值识者一笑。凡稍读书者，均知其非。乃其势炙手可热，举世风靡，至于如此，实属怪异。然亦足见今日中国人心反常，诸凡破坏之情形。……

4月6日：我侪以文学为专治之业，尚未升堂入室，而中国流毒已遍布。“白话文学”也，“写实主义”也，“易卜生”也，“解放”也，以及种种牛鬼蛇神，怪象必呈。

显而易见，吴宓与陈寅恪以及当时留学哈佛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对于新文化运动确实有异议乃至反对意见。由于是私人记录，吴宓的语言有些甚至近于谩骂。至于吴宓的行动，自然是当时就撰写了一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以及回国后与梅光迪等创办《学衡》，正式与新文化运动唱对台戏，其反对态度应该是自始至终没有改变。

对此，可从其之后的日记中找到“证据”，看每年的“五四”前后这个敏感时间，其日记中是否有些相关记载。为此我把时间段限定为每年的5月1日至5月7日，也即吴宓最有可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表感想和回忆往事的时间。尽管其日记残缺，还是发现有九个年份的5月4日前后，其日记中有关于五四运动的内容。其中1949年之前为三次，之后为六次：

1940年5月4日：是日五四运动纪念，放假。上午精神动员会，庆祝五四。宓未往。读沈从文等之文，益增感痛矣。

1944年5月4日：今日五四，联大放假。昨晚今宵，更事演讲庆祝。宓思胡适等白话文之倡，罪重未惩，举国昏瞀。心厌若辈所为，故终日深居简出。……早寝。

1945年5月5日：燕大上课。讲封建帝国之定义，以斥叶绍钧等五四之谬说。

上述三条内容，显然可以说明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不过有一点要指出，吴宓尽管反对新文化运动，但与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倡导者和代表性人物的私交还算不错，这在其日记中有记载可证。此外，吴宓对新文化运动也不是一概反对，比如对于新文学的一些创作成果，他一样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对徐志摩的新诗、茅盾的小说等，他还特意撰文给予赞美。

不过，吴宓的这种态度在1949年后发生了微妙变化，这自然是由于五四运动在1949年之后已经被定为伟大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运动和伟大的爱国运动，吴宓自然不会再公然发表什么反对意见。只是，既然是日记，则吴宓还是可以说一些在我看来已是“俗语套话”的不敬之词。例如1958年的那个5月4日，吴宓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操场学生举行五四运动纪念会，按如五四运动等之意义，今已全改。今后之人，无人能知历史之真相。以身历五四运动之人，而不许谈，不能谈，不敢谈五四运动。历史何在？真理何存？……”

这吴宓也确实“顽固”，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反右运动后，他还是如此“执迷不悟”！我于是想看看在1952年，那个知识分子改造运动高潮中，吴宓对五四的看法是否有些不同？结果是看到他那年5月5日日记中有这样的文字：“晚，赴庆祝五四青年节大会，由新青团主办。……某一年级女士述党团对其教育，（简言之，使成为无人性之坚强工具而已。）而终于对伊父（金城银行经理之类）之检举及斗争。彼韶秀其貌而虺蜴其心，是新教育最上之出产品也。后来为游艺节目，如朗诵诗、短剧、合唱等，千篇一律，并其腔调亦今昔不异。”看来那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还没有触及吴宓的灵魂，尽管他十分不情愿地写了长篇检讨并在报刊上发表〔1〕。

至于吴宓在1955年5月7日之日记中，则不仅依然坚持对胡适及其美国老师杜威的攻击，而且他还“狗胆包天”地攻击当时的苏联专家，说苏联专家的学术著作不过是政治宣传品而已，说在苏联指使下开展的批判胡适，其实不过是为了反对美国，并非真正的学术批评。

至此，我们可以说，吴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耿耿于怀”、“腹诽”不断的，也就难怪他一直居于学术界和文化界的边缘，且常常遭受批判。在1949年之前，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敌人，在1949年之后，他的角色自然不会变，但其当年的对手之一胡适，竟然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人，不知不觉中，他们站在了一起——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其实，吴宓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有过正面评价的，不过不是在日记里，而是在他所亲自撰写的个人年谱中。仅将有关文字引用如下：

本年，为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之年。……五四运动初起，北京学生殴打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毁其住宅，又逼劝商人抵制日货，宓以为此系反对日本之爱国运动而已。虽其后得见五四运动成为提倡新诗、白话文、国语、打倒“孔家店”、攻击旧礼教之新文化运动，兼及新教育、聘请杜威与罗素赴中国讲学。而终不知五四运动急转直下，六月三日已变成“六三运动”，此时即有《向导周报》杂众刊物中出现，但显然为共产主义者之机关报。演变至1949三十年后。遂有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解放了全中国，统治着全中国，且进而指导世界人民革命。如此丰功伟烈，岂宓当年在美国所能梦见者哉！〔2〕

可惜的是，吴宓此段中对五四运动的赞美有些言不由衷，显然是以后修改过的，这从其语句的前后不连贯看得十分清楚。特别是最后一句，明显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关于吴宓修改自己的自编年谱事，已有人写过文章，不赘。

最后，我忽然想到，该看看胡适在五四这样的纪念日有些什么回忆。于是打开《胡适的日记》，见其1937年5月4日这一天是这样写的：“今日为五四十八周年纪念，北大同学今开会欢迎蔡先生，地点在老万全，我去稍晚，同学签到簿上已满二百人。狄君武致开会辞，蔡先生演说完即辞去。我有演说，颇带感情，最后竟哽咽不能说完。”看来，这胜利者终究是胜利者，即便是哽咽，心中恐怕也多的是高兴和激动。只是不知道那时的胡适，是否预料到十几年后，他会和吴宓一起，被置于受批判的境遇？历史老人开起玩笑来，有时确实是不知轻重也不懂是非的，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会怪罪他也无法怪罪他的。而且，谁让我们自己主动上台表演的？吴宓曾经和陈寅恪相约，实在无处可去，连书也不能教时，就辞职经商去，也许中国确实少了两个成功的企业家也说不定呢。

注释：

〔1〕拙作《国谁之国？》，载《随笔》2008年第三期，对此事有详细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