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教授（精选七篇）
终身教授 篇1
一、终身教授制度概述
终身教授制度作为一种人事管理制度并非天然存在于美国大学之中, 它的产生和确立有着历史依据, 也有自己独特的原因。
(一) 美国终身教授制度产生的渊源
终身教授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1158年, 腓特烈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Frederiek Barbarossa) 颁布一条法令, 许诺学者在其疆域内安全旅游, 不受国内的攻击, 并对非法伤害进行补偿。 (1) 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教师聘任制度却形成于20世纪初期。终身教职制度是关于教师聘任和职称晋升的制度, 它建立在学术自由的理论基础之上, 充分彰显了美国大学教师管理制度的特色。
(二) 终身教授制度在美国的确立
1. 终身教授制度在美国产生的原因。
首先是大学教师的职业危机。美国大学的学术事务管理方式很独特, 实行的是外行董事会管理体制, 董事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 掌握了大学几乎所有的权力, 而教师和学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缺乏成为学术管理的重要力量, 从而导致董事会与教师之间形成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大学教师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 这就严重威胁到教师这一群体的职业安全。因此, 就需要寻求一种保障大学教师职业安全的途径。
其次是大学教师群体为学术自由进行的抗争。19世纪从德国大学传入的“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理念, 对美国大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世纪90年代以来, 一些教师常因发表批评现存经济制度或主流经济学观点的言论而被大学董事会解雇。这类事件当中, 最典型的是1900年斯坦福大学解雇爱德华·罗斯教授事件。1900年, 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爱德华·罗斯。由于发言批评了政府对东方移民的津贴政策, 触怒了斯坦福夫人而遭解雇。该事件轰动了美国学术界, 被当作美国历史上董事会出于政治目的干预学术事务的典型事例。诸如此类事件的频繁发生让学者们认识到, 必须寻求一种途径来捍卫自己的学术自由和职业安全。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 为了保护大学教学和科研活动不受各种政治与经济利益困扰, 为社会保留一块可以抨击时弊的“净土”, 美国各所大学开始制定一些措施。终身教授制于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
2. 终身教授制度在美国的产生和确立。
在美国大学和学院中, 虽然在19世纪终身教授制度的前身就在大学教师中存在, 但是终身教授制作为一种制度直到20世纪早期才开始逐步确立。
1915年,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正式成立, 杜威成为第一任主席, 声明该组织的目的是要确保教师的学术自由, 同时, 发表了《委员会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教授制的声明》, 规定协会的使命是“提升学术自由, 界定高等教育的基本职业价值和标准, 确保高等教育对公众利益的贡献”, 并提出了终身教授制的原则, 宣布:教授作为教师和学者有权自由发表言论;除非不称职或有道德缺陷, 教师的职位必须得到保证;教授受处分前有申诉的权利。宣言还特别指出:“教授、副教授和所有讲师以上职位的专业人员任职10年以上者均应终身聘用。”由此, 学术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终身教授制度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院校得以实施。
如果说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成立发表的宣言是美国高校终身教授制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的话, 那么, 1940年的宣言则是终身教授制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1915年发表的宣言虽然阐明了学术权利的基础、学术机构的职能, 提出了学术自由的思想和原则, 但是, 这些主张并没有马上被普遍接受, 特别是随着一战的爆发和战后经济的大萧条, 学术自由原则的脆弱性暴露出来, 如在对美国战争政策的讨论中, 许多倾向德国的教授因政见与官方不同而被解雇。在此情形下,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与美国大学协会于1940年联合发表了《关于学术自由与终身教授制的原则宣言》, 表明这一原则声明的目的是“促进公众对学术自由和终身教授制度的理解和支持, 确保大学在实施这两个程序上达成共识”。这一宣言成为确立终身教授制度的纲领性文件, 并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 从而保证学术自由和终身教授制度的原则在美国高等院校中得以确定。通常, 学术界将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等组织联合发表《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教授制的宣言》视为终身教授制度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确立的标志。
二、终身教授制度和学术自由关系的思考
终身教授制度从1940年正式确立起来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 但是其发展的道路并非平坦。其自从确立之初就备受争议, 到了90年代人们对终身教职的批评就愈来愈激烈。现在也有很多人主张改革甚至废除终身教授制度。归根究底, 关于终身教授制度最大的争议是其是否真的同学术自由存在必然的联系, 是否是维护学术自由的必要措施, 以及能否真正有利于大学里学术自由的实现。
在反对终身教授制度的人看来, 虽然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核心之所在, 是绝对必要的, 但是并非一定要和终身教授制度捆绑在一起;且终身教授制度仅仅是一种雇佣状态, 它和学术自由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对于对学术自由的保护而言, 终身教授制度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特权。
终身教授制度虽然表面上是使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拥有工作到退休的聘任期, 给高校教师提供相对长期稳定的教学研究机会、相对永久的就业保障和稳定的经济收入, 但是背后蕴藏的是学术自由的理念, 和学术自由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一) 学术自由是终身教授制度得以产生和确立的根本原因
大学教师的职业危机和大学教师群体为学术自由所进行的抗争是终身教授制度得以产生的两大原因。其实, 归结起来讲, 使终身教授制度得以产生乃至最后确立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对于大学学术自由维护的需要。大学教师之所以会有被董事会解雇的危险, 是因为教师们没有学术事务上的管理权力, 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从事学术活动;他们的学术行为一旦不符合董事会的意愿, 就会遭遇被解雇的危险。解聘这些致力于维护学术自由的教师就意味着对学术自由的扼杀, 这就对学术自由构成了最普遍的威胁。虽然, 从表面上看, 确立终身教授制度是为了保证教师的职业安全, 使教师们能有一个稳定的职业环境, 但是从深层次上来讲, 终身教职制度最根本的目的是使教师们自由地从事学术活动, 是为了维护学术自由。前文提到终身教授制度产生的第二个原因:大学教师群体为学术自由所进行的抗争。这就说明, 终身教授制度是大学教师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学术自由进行抗争的结果。所以说, 终身教授制度得以产生和确立的最根本原因是为了保障学术自由。
(二) 终身教授制度促使学术自由思想的制度化
美国大学中的学术自由是移植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理念的结果。但是德国继承了中世纪大学行会自治的传统, 大学一般实行“教授治校”的学术管理模式, 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为学术自由提供了制度上和组织上的保障。与之相反的是, 美国大学实行的是外行董事会的管理体制。因此, 美国大学的教授受到外行董事会的统治, 大学教授处于被雇佣者的位置, 没有学术事务的管理权, 董事会可以随意解聘大学教授。因此, 虽然从德国传进来一些学术自由的理念, 可是因为大学并不是实行像德国那样的“内行管理方式”, 大学教师几乎沦为企业的雇员, 只要教师的言行招致了董事会里的企业家的不满, 随时都可能被解雇, 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遭到了粗暴的践踏。为了维护教师们的学术自由, 1915年成立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 (AAUP) 。它的成立是美国学术自由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标志着美国学术自由思想得以制度化, 美国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其中, 美国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获得了制度性保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把建立教授终身聘任制度作为必要的补充, 防止董事会随意解聘教师, 导致发生侵害学术自由的情况。
因此毫无疑问, 终身教授制度促进了学术自由思想的制度化。
(三) 学术自由需要终身教授制度作为保障
虽然美国是一个政治上比较讲求民主自由的国家, 但是极大发展的公民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并不完全相等。终身教授制度要保障的是教师的学术自由, 而学术自由所涵盖的许多活动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像课程设计, 教科书的遴选, 教学大纲的制订学生的成绩评分等都是教师的经常性活动, 法院是不可能将教师的这些活动与公民的言论相提并论的。
除此之外, 学术自由还需要职业上的安全、经济利益上的独立等方面的保障, 而终身教授制度恰恰能为学术自由提供这种保障, 它能使获得终身教席的教授在不受外在环境干扰的情况之下独立地从事学术活动, 同时也为教授安心地工作提供一定经济上的保障, 这就有利于教师这一群体的安全与稳定。这样看似是为了保障教授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的权利, 其实深层次上是为了保障学术自由。所以从此可以看出, 学术自由需要终身教职制度作为保障。
(四) 终身教授制度确实有利于维护学术自由
评价终身教授制度, 不可绕开的一个问题是其是否达到了其产生和存在的初衷———维护学术自由。
19世纪90年代, 美国院校里常常发生教授因为发表与董事会不同的言论而遭解雇的事件, 也正是在此情况之下, 美国的学者们提出终身教授制度, 以此来保护教师免遭无辜的解雇。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 给予教授终身教授席位虽然看似是保障教师们的职业安全, 其实质是为了保护学者的学术自由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涉。终身教授制度的确立为学术自由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并先后通过1915年和1940年发表的相关声明, 对于教师的任用提出了一些规定, 例如“学校不能随意终止教授的聘任”, 这就使解聘教师的情况大大减少, 且一般很少出现教授因为发表了不同的见解而遭解聘的情况。这样毫无疑问是保护了教授学者们的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 当然也就维护了学术自由。
近几年来, 对于终身教授制度能否维护学术自由的看法不一致, 部分人认为美国社会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公民享有很大的言论自由, 根本不需要终身教授制度来对学术自由进行保护, 且他们认为, 相对于终身教授制度对学术自由的保护作用而言, 终身教授制度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特权。但是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 学术自由并不等同于言论自由, 学术自由的某些方面用法律中规定的言论自由并不能加以保护。学术自由的发展需要经济、利益上的安全和独立作保障, 而终身教授制度恰好能为学术自由提供这种安全和独立的保障。别忘了, 在名牌大学里, 每一个终身教授的“王冠”上都镶有两颗“宝石”———独立和安全。 (2)
所以不论是从历史现实来看, 还是从终身教授制度本身的潜在能力来看, 终身教授制度都有利于维护学术自由, 也即终身教授制度能够实现当初之所以确立它的目的———维护学术自由。
三、终身教授制度的优点和不足
凡事都有优缺点, 终身教授制度也是如此。为了更好地认清终身教授制度, 我们有必要对终身教授制度的优点和缺点进行全面认识。
(一) 终身教授制度的优点
1. 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制通过保障学术自由, 有力地推动了大学的发展。
终身教职制是一项以经济安全和职业安全来保障学术自由的制度。它的存在使大学教师能享有行使学术自由的权利, 能对人们广泛接受和认同的理论或观点进行质疑;能对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弊端, 以及政府部门实施的政策进行批评和建议;能对学术自由权利受到侵害的同事进行声援。大凡重大原创性的科研成果都需经历长期的研究过程, 宽松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有利于产出重大的学术研究成果。美国大学通过长达7年的试用期对教师进行严格遴选, 给予那些有学术发展潜力的高水平学者终身聘用的资格, 为他们创造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 有助于留住高水平学者并推动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问世。这也是美国大学近几十年来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取得举世瞩的目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
2. 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制是相对公平的制度, 有利于推动大学的发展。
在美国大学中, 教师获得终身聘用资格是非常困难的, 主要决策权掌握在教师群体手中。教师试用期结束后, 要经学科主任或学科教授会、系主任、学院院长、副校长、校长与大学理事会层层许可后, 才能获得终身聘任资格。这种多层审批, 且主要决策权掌握在教师群体手中的制度, 能尽可能地杜绝终身教职授予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教师能否获得终身教职, 主要在于他是否拥有丰厚的教学科研业绩。另外, AAUP的历次声明中, 对大学解聘终身教职教师规定了明确的条件和严格的法定程序。这些条件和程序的制定, 有效杜绝了大学以任何不合理的理由解聘教师的情况, 尽可能地减少了教师解聘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以学术工作业绩作为终身教职授予的标准, 将决策权赋予大学教师群体, 并辅之以先进的学术成果质量评价体系和严格的校内层层审查制度, 保障了美国大学教师终身教职授予过程中的公平。同时, AAUP声明中所规定的严格的解聘教师的法定程序, 又防止了校方不公平地解聘终身教职教师的行为。这些条件、制度和法律程序, 使美国大学形成了较为公平的终身教职制。终身教职制的制度公平, 有利于增强教师群体的心理公平感, 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推动大学的发展。
(二) 终身教授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1. 终身教职制可能导致大学教师群体学术生产力下降。
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制施行的最主要目的是保障学术自由, 通过给予那些通过试用期严格遴选, 获得终身聘用资格的教师充分的职业安全保障, 以保障学术自由, 促进学术工作的发展。这种遵循学术职业特点的制度, 成功地催生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 但也带来了部分终身任职教师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要保障终身任职教师群体的学术自由, 势必使大学蓄养一批“死木头”教授。这些工作懈怠者的存在, 会淡化教授间竞争, 降低教授群体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并可能压制许多有潜力的年轻教师的发展, 带来大学教师群体学术生产力的下降。
2. 终身教职制对一些大学教师有失公平。
大学一般都是以教师试用期内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作为其能否获得终身教职的依据。在一些大学所施行的“非升即走”制度的影响下, 没有足够的研究成果或没有空缺的职位都可能导致许多资质很高的教师在成为杰出学者之前遭到解雇。校方在没有获得足够且精准的信息的情况下就决定教师的未来学术生涯, 这对一些“大器晚成”的教师是有失公平的, 也可能会损害到大学的长远发展。
3. 终身教职制可能导致学术工作中的急功近利现象。
能否在试用期内产生足够的研究成果, 是决定教师能否获得终身教职的关键因素。这可能诱导试用期内的教师在研究工作中, 选择那些比较有把握出成果的研究课题, 而不敢去尝试真正有价值的原创性基础研究课题, 影响这类研究的发展。另外, 教师获得终身教职的主要依据是他们的研究能力, 这将使许多青年学者为获得终身教职过于重视研究而忽视教学, 带来大学教学质量的下滑。
针对终身教授制度的以上一些缺点, 很多人就认为终身教授制度不行了, 需要改革甚至废除它。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没有客观地看待终身教授制度。虽然终身教授制度在人为的操作上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纰漏, 但我们不能否认近70年来它在保护学术自由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一制度仍然是保证学术自由和教育质量, 保证整个教师队伍长期致力于科研和教学的最有效的办法。有无终身制, 不会影响一些有志教育的优秀人才的献身精神, 但有了终身制, 高校会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年轻人。在目前情况下, 如果任何一个高校放弃终身制, 就等于把自己推向了人才竞争的不利地位。罗杰·G.鲍德温等学者对终身教授制度是否变革作了较为公允的评论。他们曾就终身教职与铁路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做了生动比较, 发现在美国这二者的演变史存在惊人的相似。铁路一度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 汽车和卡车问世以后, 虽凭借经济、灵活、方便等优点逐渐从铁路那儿分得一部分运输市场, 但至今并没有替代铁路。所以, 像铁路一样, 终身教授制度不可能消失, 它仍会在美国教育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纵观美国大学终身教授制度的发展,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 该制度表面上是使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拥有工作到退休的聘任期, 给高校教师提供了相对长期稳定的教学研究机会、相对永久的就业保障和稳定的经济收入, 但其背后蕴藏的是学术自由的理念, 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的理想, 需要政治上的宽容、经济上的独立、职业上的特殊保证、智力上的开发创新等多重保障, 这些都是终身教授制度产生的前提。终身教授制度基于学术自由而产生, 也必将会为维护学术自由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美国的终身教授制度这里, 我们受到的最大启示是:大学有大学内部规律, 对大学的教师进行管理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大学内部的规律来, 大学的教师管理制度一定要考虑到高校教师生产知识的特殊性, 要有利于大学的责任和使命的实现, 要有利于学术自由的发展。
摘要：美国大学中存在的终身教授制度是基于学术自由的理念而产生的一项大学人事管理制度, 它同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三块基石。本文先后论述了终身教授制度的缘起发展、与学术自由的关系及其优缺点, 最后对终身教授制度的未来作了简要的概括。本文认为, 终身教授制度是维护学术自由、推动大学发展的重要手段, 并且永远不会过时。
关键词：美国终身教授制度,学术自由,优点,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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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授 篇2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1983年获中南矿冶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 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顶级经济学和金融学杂志撰稿人，多次获得美国重大学术奖项。
上个月，旅行中的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温和理性的陈志武，发了一次火。内蒙古呼和浩特饭店门口，他和爱人、两个女儿的座车刚刚停下，车后响起持续的警笛和高音喇叭，让开、让开。他以为是饭店着了火，或者是什么特别追捕行动。等他们让道下车后才发现，什么都没发生，警车需要一个更好的停靠车位，仅此而已。
陈教授压制住怒火，掏出随身相机，拍了车牌号，找他们的头头去了──凭什么呀。头头的回答很直接：不凭什么，这是中国！教授更火了，无法接受这理直气壮的羞辱，一定要为这别人习以为常、浑然不觉的侵犯论个理，最后差点打起来。
陈志武1962年出生于湖南茶陵的一个小山村，父母没什么文化，家中兄弟6个，他排行第5。后来，六兄弟中，离家最远的，到了湘潭，还有两个在茶陵县城，四哥和弟弟仍在老家务农。漂洋过海的老五，成了耶鲁的正教授。
1979年，陈志武考取中南矿冶大学计算机系。第一次到了长沙，世界算是打开了。但他随即发现了差别。他的同学，已经开始侃政治、侃文化，甚至已经有了口头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了，而他除了正规的教科书外，没有任何课外书刊，借不到，也没钱买。
宿舍同学的父亲，是中科院长沙某研究所的翻译，陈志武从他那儿借到了《中国日报》。《中国日报》8个版，他每天至少看完6个版。有了这段经历，他和英文之间便是直接、紧密的了，不再被中文挡在中间。还听美国之音。大学毕业时，英文阅读和听力都已经没有问题。
研究生二年级，与崔之元合作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上发了两篇文章，其中之一，谈的是民主政治理论，从数理上分析民主的规则与设计，根据的则是经济学大师阿罗的理论。不是说民主要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吗，他们便试图从数理上看清楚这基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还和崔之元翻译了阿罗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列入“走向未来”丛书。
这时候，他才发现他学的“系统工程”专业其实挺空的，无非是工科上的输入量、输出量，还有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工科有那么多人研究，却没有多少人研究政治制度，他觉得这种失衡是危险的。他的好奇和疑问却是典型的工科式的：为什么同样的呱呱坠地，在不同的制度中，就会有不同的人生输出呢？什么是决定人生精彩与否的最重要变量？
他也开始理性思考自己身上时常的愤怒。“愤怒是敏感在粗砺现实前的正当防卫”，但“仅有愤怒是不够的”，要先搞清楚，这个粗砺的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他希望自己看问题时能“击中要害”。1986年初，拿到硕士学位后，他不想再学工科了，但是学校不让他走，要他留校任教，分配到政治教研室。他是进入政治教研室的第一个工科生。半年后，申请留学。
陈志武并没有参加托福或GRE考试，因为考试需要美元，而当时外汇管制严，他一美元都搞不到。没办法，直接给耶鲁负责招生的教授写信，说明缘由。他很幸运地被录取了，而且有奖学金。按当时政策，一有工作，二有奖学金，算自费公派出国，国家只允许换取80美元外汇。1986年8月，身揣70美元的陈志武，从北京坐上了去往美国的飞机。在中转站上海的休息厅里，认识了一位回耶鲁的同学，他有个朋友开车到机场接他，这趟顺风车为陈志武节省了40多美元。
4年后，博士毕业，先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5年，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作4年，回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超脱、富足的中产学者生活开始了。他的研究方向是“股票定价、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学术成果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金融学期刊》、《金融研究评论》等世界顶尖经济学和金融学期刊上。他已经在美国生活，用中文写文章有点困难了，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要从高深的象牙塔里走出来，掉过头来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和现实问题。
但关注还是一如既往。1990年代初，经常读到的国内出版物，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免费派发给留学生的。一段时间后，痛苦地发现，国内讨论问题的角度让他很难理解。上个月，从内蒙回到耶鲁后，最深的感触，是“中国其实还是在世界主流之外”。在内蒙牧民家里，他听到了祖辈流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的故事，和他在教科书、成吉思汗王陵碑文上看到的不一样，这随意组装、拼接的历史又让他愤怒了。
又和耶鲁的同事辩论开了。同事的观点，“专制带来效率”，让他气不打一处来，“有个善良、没有私心的君主当然是好的，他不需要花费时间考虑国会的意见、老百姓的立场，不需要照顾方方面面的不同看法，效率肯定高得多，但这么长的人类历史，并没有出现过一位这样的君主，你还在指望他的出现吗？”
总之，开始，这位永不知足的学者，已经成了一名坚定的“厚脸皮的思想推销员”了，非议和辱骂已经不能让他停下来。从证券市场，到财富创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财富是怎样产生的”、“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新重农主义’大可不必”，无所不谈。他一踏进公共领域，便引来围观。他的思考已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了这样的习惯，当他们面对现象困惑不解时，会打开陈志武的博客，或者在百度搜索这位思想导师的言论，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确切地说，5年前，他已经转入自己的第二职业，那个在象牙塔里搭建模型、建构理论的陈志武已经隐退了。这让他又能每天都有新认识、新发现。现在，再让他去做纯学术的金融研究、发表纯学术的金融学文章，虽然很容易，但已经缺少了冲动和兴趣。他的幸福感，已经多半来自自己思想契合中国现实的深与浅了。现在，这位整个青春期都在摇晃的中国长大的中年学者的最大担心，是现实中国缺少对社会情绪的消化能力。
陈志武的情绪极少写到他的文章里，这是长时间阅读历史和理性思考得来的习惯，他把尖锐、沉稳的思想，理性、从容地写在他的文章里，驳斥自以为是的“真理”。脸上却总是笑眯眯，平和、不动声色。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再过4年，在美国的生活时间就和中国的`一样长了”。每年，他都要带他的爱人、女儿在中国旅游一次，隔年，带他们回一次老家，他的老母亲还生活在湖南茶陵乡下。
还乡之旅最温馨、最苦涩的，是13岁和11岁的两个女儿围着老母亲说个不停，这两个个体意识极强的美国公民会和他年迈的老母亲说些什么呢？这些时候，这个中年学者总是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总在担心，他们身边的一些人还在“自我陶醉、自圆其说”之中。国内能提出真命题、在历史里找真素材的学者，太少了。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您在中国历史里有些什么重要发现？
陈志武：我对万历十五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不感兴趣。我不喜欢攀爬史料之山。我的分析方式是经济学和金融学，史料便是在这一视角下为我所用。要有的放矢，让历史回答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论史料证明了还是证伪了我的观点，都是让人欣喜的，一个学者能体验到的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国内能提出真命题、在历史里找真素材的学者，真是太少了。
我反感的一个说法是：中国儒家文化维系了几千年，它该有强大的生命力，它该有多强的战胜各种挑战的能力。这个看法是荒唐的、蒙昧的。持这种看法的人不理解两百多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和四五百年前开始的跨洲、跨地区贸易，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制度和人际关系带来的根本性的冲击。
人物周刊：您认为从四书五经里我们能学到什么？
陈志武：儒学研究者说，中国社会强调中庸，以和为贵，不声张利润，不主张暴力。如果他们稍微去了解一下社会现实，包括历史的和当下的，就会发现，现实中并没有他们臆想的祥和、以和为贵。他们不做实地调查，不收集数据，不派发问卷，没有向真实世界发问的传统，也丧失了向真实世界发问的能力。从四书五经里看到的中国，像是从《圣经》里看到的西方，不是真实世界。
不能忽视人的本性去虚构你的学术。一个有趣的现象，武打在中国大众文化里分量非常重，小说、电影、电视、民间传说里比比皆是。这大概能说明中国人的现实世界并没有那么温情脉脉吧。在中国人的印象里，美国人是非常暴力的，但实际上，暴力在他们的大众文化中占有的比例非常小。
儒学研究者总是强调，人要怎么样，人应该怎么样，并武断地认为真实世界里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可怕的推理。在明白人应该怎样之前，是不是要先了解真实世界的人可能是怎样的，他们受到什么样的真实局限约束，局限约束下又有什么样的行为选择呢？通过了解“是什么样的”，再调整那个一厢情愿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也理解他们的美好愿望。
人物周刊：您和儒学学者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陈志武：我把他们称为传统的学者，坐在社科院或者北大的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喝喝茶，说儒学要变成显学、儒教要变成国教。他们的学问是许愿式的学问。做学问不是参加朋友的生日Party，谁许下的愿望最美，谁的学问就最高。中国文化对真理的热情不如西方人。19世纪末期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学术传统，发现我们既没有实证传统，也没有逻辑传统。中国的学术传统和中国的现实社会脱节得太厉害了。
文化不是自上而下、凭空而来的。举例说，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没有股票，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贷款，他们是怎么去规避未来风险、安排不同年龄时的生活需要的呢？他们靠的是后代，靠的是家族、宗族。或者说，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和信贷，后代是这些金融证券的具体替代。后代作为父母养老金、保险金、信贷的替身，是隐形的金融合约，它们的执行机制不是靠法官、检察院、警察，也不靠县太爷，而是靠文化。就是说，社会与家庭文化的内容必须作相应的发展，来保证这些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
人物周刊：如何理解你说的“从金融角度看，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一辈子是不幸福的”？
陈志武：小时候必须无条件地听父母亲的话；年轻时最能花钱却没钱花；等到真正有钱的中年，又四世同堂，要负担父母、孩子的生活；老了以后也是很不幸的，如果有两三个孩子，在赡养父母上，可能会互相推诿。做父母的，可能会想：我怎么还不死？我怎么要靠他们的施舍来生存呢？觉得自己是累赘，是负担，更不幸福。我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家庭都不幸福，而是说，要有勇气正视并非小面积的不幸福，然后再探究不幸福的原因何在。也不是说不鼓励孝敬，孝敬应该是一种自愿的选择，是一种美德，但不应该是老年人的惟一养老途径。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在很多美国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往往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关系，是一种以感情交流为主线的关系。因为，美国的父母亲自己已经有了很多的经济保障，他们不需要把孩子看作他们未来的保障，他们已经通过金融产品的组合安排好了自己未来的方方面面，没必要把孩子培养得对自己言听计从。中国的一些传统家庭观念，是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而逼出来的。
当初倡导和今天继续研究、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一直没有意识到，没有外部发达的保险、证券、借贷这些金融品种，他们再大声呼吁打倒“孔家店”，寻求国人个性，保障国人权利，结果也是难以实现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了“孔家店”维系的那些隐形的金融合约，他们的未来怎么办呢？他们如何规避未来的风险呢？之所以那么多的传统社会都推崇集体主义文化，是没得选择之举。
只有推崇集体主义文化让每个人都忘了自我，才能让那些人格化了的隐形金融合约有得以实现的基础。发展发达的金融品种，可能是打倒“孔家店”的更好途径。我想强调的是，文化不是你想提倡什么、你要倡导什么，而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而不是那样的文化。
人物周刊：为什么伪善是普遍的？
陈志武：如果把学术世界里的中国和现实世界的中国做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哪个更离谱，哪个更伪善。从时间上看，学术的虚伪造成了现实中国的虚伪，最后没有人站出来捅破它，告诉人们真正的虚伪何在。大众识别能力的不足实际上也和此有关系。
我绝对反对，国内有些学者，以研究受到某个领导的赞成、批示为最高学术成就。参加学术活动时，在大屏幕上打出某某领导做了何批示，真是好笑。都是好消息，都是好现象，都是乐观的、积极的、向上的。这是对当下、对未来可笑的虚荣感。不愿意承认事实、面对问题。不愿意告诉大家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下次如何避免出这样的事。引用一句话，谁愿意生活在小康的猪圈里呢？
人物周刊：国有大企业上市是否是合格的创业故事？
陈志武：本来，这些大公司的上市应该给我们带来许多传奇式的个人创业故事、个人或团队的创新精神，带来一个个活生生的财富故事，然后通过媒体激发整个中国的创新激情和创业文化。但是，中行、工行、中石化的上市不会带来这些。相比之下，盛大、分众传媒、百度等这些私人起家的上市企业，不只是一些成功的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而且是代表中国未来的真实个人。
当国内股市主要针对国有企业开放时，中石化、中行、工行上市当然也轰动，但背后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创业故事，不会带动任何创业精神、或是创新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国股市产生的不是像分众传媒、百度这样的民营财富故事，更多是靠坐庄致富的故事。
人物周刊：西部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他们的希望何在？他们如何从改革中受益？
陈志武：上个礼拜，我去了内蒙，跟草原上的一些孩子聊天。他们没受什么教育，他们所追求的，和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目标，不是今天到北京，明天去海外，而是今天能吃饱，明天还能吃饱。这些循环的、周期化的悲剧，一代又一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的两个小孩，在美国，一个礼拜看两三本书，一年大概看100本。可以预期，他们和内蒙草原上的那些小孩有完全两样的未来。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平等？
在人类文明史上，哪个国家是靠政府管制做起来的？几乎没有。政府管制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举例说，国家银行、总部设在北京的各种商业银行、发改委，把老百姓的存款从各地集中到北京，再集中调配。就像我们看到的，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发展得前所未有地好，但在更多的农村，农民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金融存款，却不能用于本地的经济发展，而是相当程度地被调配到那些大城市。长远地看，每个中国人都能从民营经济发展中受益。
人物周刊：当下中国的危机何在？
陈志武：我们的教科书，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基本上没有变化。我们脑袋里分析问题的框架，还是政治经济学里的劳动价值、剥削这些理论。最后发现，用这些理论分析出来的结论和实际看到的完全两回事。我的看法是，如果教科书不从根本上改变，危险便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我们要勇于承认，我们经常被教科书上的那些错误分析框架、错误理论蒙蔽了。
“终身副教授”辞职了 篇3
12月25日，星期三，是谌洪果本学期教学计划中倒数第二堂课。学生们送来了鲜花，告别的气息扑面而来。12月26日还有学生很应景儿地赠言：您就是我心中的红太阳。
按照教学计划，12月27日讲授的《拷问死刑》和结语，才会是谌洪果的最后一课，但在12月26日，课程被校方紧急叫停。
“对不起了，各位同学，刚接学校通知，明天的最后一节课不上了，看来我站不成最后一岗了。”谌洪果在微博上跟自己的学生告别，伤感之余，他还不忘安抚情绪激动的学生，“请同学们保持冷静，这是正常的学校规定，毕竟我已经离职，不属于学校教师，再上课不大合适。”
痛苦的抉择
对于39岁的谌洪果来说，从西北政法辞职还真是个痛苦的抉择。他的本科、硕士以及从教都在这所学校，夫人亦是该校的老师，他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
谌洪果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导致了他与校方的摩擦，近几年来尤为频繁。主要的原因是他邀请过一些带有“敏感”标签的学者进入课堂，还坚持指导学生开展“读书会”活动。
导火索是他最近不顾校方阻拦，坚持去香港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他坚持认为这是自己的基本权利，但却激怒了校方，后者以他在办理证件时出现的一些瑕疵为由，配合有关方面吊销了他的港澳通行证。
为了此事，谌洪果到校方的各级部门申诉，但几十天下来，不但港澳通行证无法恢复，他因私的护照申请也搁浅了。
谌洪果与所在学院，包括校方的不少领导都是多年的老同事，甚至是好哥们。但谌无法容忍这些行政干部对学术自由的麻木甚至打压，而对方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如此执着，屡屡谈崩。
谌洪果告诉记者，其实在公开信上网之后，他还妥协过一次。他来自四川凉山，西法大四川校友会一直把他视为四川校友的翘楚，同时把母校的荣誉看得很重，得知此事后，极力斡旋，希望他能留下。
他听了劝：“我本来就是个委曲求全、优柔寡断的人。”他又找到了校长，想让院方在辞职信上批示，例如他还有教学任务没完成，辞职时机不当等。这样双方各让一步，都留了面子。
但院方和校方均不同意。学院领导希望他把辞职信收回，“当这事儿没发生过。”
这让谌洪果非常失望，他觉得已经公开的辞职的意向又主动收回，是愚弄公众，“我的人格会彻底破产”。
谈判破裂后，谌希望把善后工作做好，比如安排好自己的学生，上好最后一堂课。
但在12月26日，他的最后一堂课被校方叫停了。他更为担忧的是，那些选修了他本学期课的同学，其学分很有可能作废。
师门传承
“刚得知老师辞职的消息时非常震惊。”申文说。她现在是深圳一名刑事律师，是众多赶回西安看望老师的弟子中的一员。
她给谌洪果的导师、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打电话，通报了这一消息。老贺很惊讶，马上给谌打电话了解情况，甚至找到西法大的校长，希望能博得一点转机。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也劝谌慎重，要他保住讲台这块“阵地”。
而谌洪果对阵地的说法存异议，“至少这样坚持，出发点是不纯粹的。”他告诉自己的学生，凭什么要听老贺的？“他是他，我是我，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记得老师在第一堂课上说：大学是传播人类文明和精神的地方。”申文回忆，本来低头在干别的事儿，一听这话，感觉有点意思。“政法大学这样的专业院校，课程就跟流水线一样，突然有老师说出这样的话，感觉很新奇。”
另一位同学说，谌洪果的课从来不点名，“没碰到过如此民主、如此自信的老师。”
作为法学副教授，谌洪果曾在两年前公开宣称永远不会申请教授，原因是他受不了评选过程中的弄虚作假，以及学术教职的行政化等。他也因此有了“终身副教授”的头衔。
让弟子们津津乐道的是，谌洪果每堂课后都要请学生吃饭。“没有一个老师像他一样。十几个学生跟着他去学校外面的苍蝇小馆。从来都是他付钱。”申文说。
谌洪果解释说，自己的老师贺卫方以前就有这个习惯，算是师门传承。但不少师生都见证了谌老师的清贫。于鹏记得去老师家里，偶然听到师母感叹，谌老师的工资大部分都随学生而去，留给家里的不足十分之一。
“宅男型屌丝”的未来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一飞则用“公知”这个充满贬损意味的标签形容谌洪果，他在微博上评论谌在毫无逻辑地向脑残网友撒娇、贪名，“绑架单纯无辜学生。要辞职悄悄走就行了，何必动不动就发什么公开信”。
谌的学生、执业律师黄兴超则反驳：“我倒认为这不是小事，有些人学问很高，但他们的精神气质是感受不到个体权益受侵害是多么大的一件事。”
黄兴超在老师赴港后代过课，校方在一份公开声明里提到了这违反了校规。多位师生证明，这次代课是谌执教10年来唯一的一次，他们为“果果”抱不平。
而谌洪果试图去化解这些愤懑。他告诉记者，这次事件后，他在网络上遭到了类似五毛的系统性的攻击。他坚持的一个理念是：大学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多元，不是所谓观点正确与否。
他请过茅于轼、郭宇宽等学者，因此有人诟病他老请一些右派学者到课堂。谌辩解说，其实他一直想邀请司马南等左派人士到课堂，“课堂或讲座上不讲什么派别，重要的是对话展开的这个过程。”
他不赞同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定义，“教师更应该是助产士，刺激催生出学生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灌输式的教育。”
谌是基督徒，但他的学生里没有一个基督徒，“这恰恰证明了我的教育理念的成功。”说出这番话时，又引起了弟子们一片笑声。
谌现在处境比较艰难，他清楚现在没有高校能接纳他，虽然还有周泽、李金星这样知名的律师力邀加盟，但自己是“宅男型屌丝”，不适合当律师。他现在初步决定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做整理，准备写一本关于自己教育理念的书。
虽然有舆论有把他政治化的倾向，但他反复表示自己对政治毫无兴趣，“我最大的理想是当 president，不是总统，而是大学校长。”
终身教授 篇4
殖民时期,美国大学学术自由先承袭了英国学院的自治传统,后于19世纪,吸收德国大学的教学与研究自由。然而到了20世纪初,美国各大学和学院并没有形成“学术自由”的制度。当教师与董事会在政治与信仰观点上不一致时,容易出现教师们被拒绝的事件。
1900年,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罗斯(Edward A.Ross)因发表劳工移民问题的相关文章而激怒了斯坦福夫人(Mrs.Leland Stanford),被迫离开了斯坦福大学,而这就是轰动全国的“罗斯事件”。鉴于此,斯坦福大学的七位教授采取集体辞职的方式来表示不满与抗议,其中哲学教授亚瑟·洛夫乔伊(Arthor O·lovejoy)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全行业、跨学科的组织来捍卫大学教授们的学术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13年,洛夫乔伊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他劝说该校的17名教授给其他9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们写信,征求其意见。于是,在收到积极响应后,18位教授在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筹备委员会,会上选举哲学家约翰·杜威为筹委会主席。于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又译作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于1915年1月在纽约正式成立,会上选举杜威为第一任主席,并发表了著名的《原则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二、AAUP与教授终身制
在1915年的《原则宣言》中,AAUP提出了有关学术自由的原则声明:(1)除非出现不称职或严重的道德过错,教师职位必须有充分的保障;(2)教授作为学者和教师享有言论自由;(3)教授、副教授、讲师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任期超过十年应享受终身聘用;(4)在进行教师辞退与惩罚时,应首先通过由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团体审议,接受处罚的教师有权提出申诉。
在发表《原则宣言》后,AAUP积极宣传终身教职与学术自由的内在联系,并积极调查大学教师学术自由事件,经过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以终身教职为核心的学术自由保障制度。教授终身制在保障大学教师经济与职业安全、吸引高层次人才,尤其是保护学术自由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布鲁贝克认为“如果教授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还要担心经济与职业安全,他们就可能胆怯,以至于会完全放弃学术活动,这对社会是明显有害的。”[1]
在1940年的《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的原则声明》中陈述到,“终身教职是大学教师教学、科研和自由活动的保障;终身教职所提供的经济安全感,使得学术职业对学术人才具有吸引力。”另外,还规定,“试用期结束后,除非由于正常的因年龄退休或非常规下的金融危机,终止终身教职必须有充分理由。”[2]
《声明》接着解释:“(1)聘任是从全职的讲师或更高学衔的教师开始的,试用期最长不超过7年,如果教师未被续聘至少提前一年通知;(2)在试用期内,教师享有与其他教师一样的学术自由;(3)只要不是因为严重的道德过错而被解聘的教师应该获得自解聘通知之后至少一年的薪水补偿。”[3]该项《原则声明》于1941年为AAUP与AAC美国学院协会(即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签署认可,从此成为确立教师终身教职的纲领性文件。
三、教授终身制面临的质疑与出路
(一)教授终身制面临的质疑与批评
AAUP所确立的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的内在联系这一认识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和教师学术自由的安全保障。到2001年底,宣布接受1940年的《原则申明》专业学术团体或组织已达到173。然而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之时,终身教职的诸多弊端再次引起公众的指责和质疑,对其改革和废除的声音则是不绝于耳。
1.学术自由是否还需要终身教职的保护?
美国赠地学院与州立大学协会主席穆克格拉斯(C.Peter Mcgrath)于1997年2月28日在《高等教育记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撰文提出:“依靠教授终身制来保护学术自由已是过去式,宪法第一修正案一直在保护教师的言论自由,因此不再需要教授终身制来保护。”[3]学术自由并没有过时,只不过是对于教授们学术自由的侵害已改变其形式。尽管对所谓具有“红”色嫌疑的教授们进行批判以及“麦卡锡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于反恐主义、女性主义、反战运动、民权运动等研究还需要进行捍卫。缺乏终身教职的保护,大学教师对于探索伟大的真理将会受到束缚,很难在多元文化社会中进行相关利益问题与社会研究时保持明确的立场。
2.终身教职是否庇护了不思进取者?
批评者指出,教师获得终身教职往往会变得自满,终身教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教师对学术事务冷漠及缺乏学术责任的保护伞。另外,一些“朽木”的存在导致公众认为教师们有太多的特权和保护,而有太少的工作。
大学骚乱问题总统委员会(The President Commission on Campus Unrest)也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提出:对于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保护,终身教职以其强大的作用,为他们的生存赢得了成分的根据。但终身教职保护那些偏离大学教育基本功能的行为,这对于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而终身教职同时也给予教师逃避责任的自由,这在其他专业领域则是不可接受的。其实在1940年,《声明》对于学术自由给予了明确解释,“学术自由是基于大学为公共利益而存在,而不是个别教师追求个人利益。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取决于对于真理的自由探索,学术自由不是一个学者的个人言论自由,或者大学教师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而是基于学术自由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3]不仅如此,如果没有终身教职为教师们带来保障与保护,教师们如何做到全身心地投入于研究。当然,或许有些教师不免存在于“朽木”行列,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个问题的存在与终身教职有着内在的联系,终身教职也不能成为低水平教学与科研成果不佳的罪魁祸首。此外,由于高校为终身教职制度设立了严格的选择标准,为终身教授的质量提供了保障。
3.终身教职是否保护了全体教师的学术自由?
批评者指出,教授终身制仅仅是保护了那些终身教授的学术自由,而对于一般教师的学术自由并没有保护。例如,助理教授在试用期后如果没有获得终身教授职位,他们则不得不到其他学院或者大学找另一份工作,甚至是退出学术专业而另谋他生,这种“非升即走”的制度实在是太过于残酷。
1970年,AAUP对《原则声明》进行了补充说明与解释:“除了终身教职,非终身教职以及包括助教在内的一般教师也同样享有学术自由的权利;对于是否给予终身教职的决定应在试用期满一年以前作出;如果决定授予教师终身教职,那么自决定之日起,教师的试用期结束;如果决定不授予教师终身教职,那么决定后的一年即为教师聘用的最后一年。”[3]
(二)教授终身制出路之聘后评议(Post-Tenure Review简称PTR)
为了解决终身教职所引发的相关问题,美国高等教育界提出了要对终身教职进行某种形式的聘后评议。评议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每年评议一次,并根据评议结果作出是否加薪的决定;第二,定期评议,比如每三年评议一次;第三,仅仅对那些被认为没有成果的教师进行评议。
实施终身教职的聘后评议制度旨在鼓励大学教师们朝着更高的发展目标努力,从而促进教师们的可持续性发展。例如,对于副教授的评议是为了让其向正教授晋升而努力。
1998年6月,AAUP在《后终身教职评估: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反应》中撰文提出:“终身教授聘后评议制度的实施应着眼于教师的发展,不以搜集依据从而对教师实施惩罚与制裁为目的;另外,评估不是对终身教职的评估,而是对其教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业绩的评估,旨在帮助教师的自我发展以及明确努力的方向。”[7]因此,终身教授聘后评议制度的建立使终身教授聘任制不断完善,同时也保障了学术自由,促进了教师们教学与科研能力不断提高。
学术自由是学术制度与机构的根基和命脉,在找到新的保护机制之前,终身教职仍具有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改进和完善,终身教职在美国遭遇的重大挑战更是意味着对此的改革势在必行。终身教授聘后评议制应该着眼于教师的发展及教学与科研能力的不断提高,应该使其成为教师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没有AAUP的确立以及对于终身教职的保障和维护,所谓的学术自由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美国学术界的公认法则及学者们的永恒理想。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
[2]生云龙.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与终身教职[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01:76-82.
[3][4][5][6]王保星.美国大学教师终身教职与学术自由的关系[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01:81-86.
终身教授 篇5
我们何以生而为人？这一近乎哲学意义的人类的终极命题，正是龙漫远近些年来关注的新领域。龙漫远现在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主要从事生物信息学领域的研究，并受聘于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世纪90年代，他开创了“新基因的起源和演化”领域，并在接下来20余年里始终领导着该领域的研究。他以中国典籍《山海经》中的“精卫”来命名他所发现的第一个新基因，从而让来自中国的古老神话登上了《科学》杂志。他从分子层面上对于演化理论的论证，尤其是揭示演化机理的研究，诸如宏观的自然力量如何作用于微观的遗传物质，DNA序列在演化中如何变化，新基因如何起源等问题，使得演化生物学的主要教科书里增添了新的章节。
龙漫远1987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攻读博士学位。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终于有机会以分子生物手段研究演化，探究基因起源之谜，而龙漫远偶然之中叩开了这扇大门，自1990年起，他以出色的、极富勇气的研究成为“新基因起源”这一领域的开创者。 1993年获得遗传学博士学位后，龙漫远来到哈佛大学沃尔特·吉尔伯特的实验室继续接受挑战，1997年，他完成了对“精卫”基因起源所代表的机制从特殊到普遍意义的证明。龙漫远现在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
“在芝加哥大学我的实验室里，聚集着一批来自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优秀的博士后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在共同研究一个叫做‘精卫’或类似的基因。这个基因与我们所知的四百多万个分子序列的基因不同之处，是它极其年轻的生命和奇异的结构。生命的进化，常以百万年为基本的年龄单位（一岁）。此前发现的基因，年龄都在一千岁到三千岁之间，而‘精卫’的年龄大约只有两岁。因此，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考察一个基因的起源状况。这就像研究人的早期胚胎以推断个体发育产生过程一样。一位美国同事打了个比方，说‘精卫’基因是宇宙之超新星爆炸的产物。”龙漫远回忆道。
何为“进化”？词典告诉我们：“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变化”，紧接着下一条：“进化论：关于生物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认为现在的生物有着共同的祖先，它们在进化过程中，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种类少到种类多逐渐变化发展。” 然而，致力于演化科学研究30多年的龙漫远告诉我们：包含进步意义的演化绝不是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百年的误读。
今天，人类已经知道许多有关自身存在的环境各个层次单位的起源过程。在宇宙水平上，英国剑桥大学的斯蒂芬·霍金所著的《时间简史》，描述了扣人心弦的宇宙起源图景。对地球的起源及演化，从19世纪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到今天的地球物理学家已对其40亿年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生命的层次上，自19世纪中叶查尔斯·达尔文到现在，人类已经知道物种起源的许许多多奥秘。然而，直到1990年，人类却一直没有机会探究基因这一生命的最基本单位的起源之谜。龙漫远说：“因为20世纪的生命科学还处在发现和调查基因的性质、回答‘基因是什么’的阶段，对‘基因从何而来’这样的问题，还无暇顾及。”
留学生：本科时你学习农学专业，为什么后来去美国研究演化生物学了？
龙漫远：我在而立之年才来到美国，寻求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当时我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戴维斯校区，最初给我安排的导师是做果树育种的。他随手拎起个袋子，领我来到果园，边聊边走，看见地上落了桃子就捡起放进口袋。最后递给我满满一袋，说你跟我做，五年桃子敞开吃。当年国内物资匮乏，免费桃子听上去确实不错。我问他：“桃树种下去多久能结果？”他说六年。我寻思这可不行，博士五年毕业还看不到自己的一次实验结果呢。
后来我就在校园里闲逛，看到一个讲座就去听，一个教授恰好在讲分子演化。我立即被迷住了，因为我学过概率论和统计学，那些猜测千万年以前的分子演化过程的模型听起来还真像有那么一回事。我就跟那个教授说能不能加入他的实验室。教授在遗传领域里蹬打了大半辈子，据说他的理论领域太难，学生们望而生畏，所以只带过两个博士生。我的出现让他很高兴，马上收我为徒。几天后，我们一帮中国学生聚会，他们问我选实验室了没有，我跟他们说做分子演化，他们都说我疯了。这专业都没人听说过。他们说，难道我打算学完了就回国？他们这么说很正常，那是1987年，科学家才测出了300个基因的序列，全美研究分子演化的实验室不超过一打。我跟他们说，终于轮到我自己决定自己想干的事了，我只考虑这五年的研究是不是有趣。
留学生：从加州大学博士毕业后，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选择了哈佛继续深造？
龙漫远：1993年，《科学》发表我关于“精卫”基因的论文，然后我在加州大学以最优秀博士荣誉毕业，同年我收到8封来自美国一流大学的博士后邀请。其中包括来自哈佛大学细胞生物系主任、诺贝尔奖得主沃尔特·吉尔伯特的信：“我很高兴邀请您来我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员。您可以继续做‘精卫’新基因的研究和其他与新基因结构有关的研究。”
又是一次选择，而且可能是一次对事业关键性的选择。按我周围美国同事的看法，就我的情况而言，去哈佛是冒险。因为他们认为，我在博士生期间已经作出了第一流的工作。无论我去其他7个实验室中的哪一个，都会顺利做完博士后研究并找到教授职位。去听听智者的声音，是多么有诱惑力的一件事啊！更何况，在那里可以继续“精卫”基因的进化研究。于是，带着一箱子研究“精卫”的资料，我登上了去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的飞机。
留学生：你如今把基因演化做成热门领域了？
龙漫远：当年好玩，也没想到学科这样出乎预料的发展。去年组织国际分子演化学大会，光参会的科学家就有1300人。我很高兴许多人加入到这个新的科学领域中来。在这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东西和先前的观点是不一样的，甚至是以前非常大牛的结论。于是我该说的还得说，该做的还得做。朋友们问我哪来的勇气？因为我对我的逻辑和数学有自信。数学的好处，就在于它能为你的推理提供严密的证据。有了数学上的分析，我不光坚定了自己的方向，而且是越走越有自信。我从来不“推销”自己的理论，而是靠后续的更好的工作和证据来证明它的正确性。
留学生：你接触到的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有什么不同？
龙漫远：中国学生确实可以学得很深，但是论知识面的宽度，美国学生更好。我们国内对本科生的培养，从一开始就上很专的课程。我们学得很深，但是到头来会有不少东西用不上。说个好玩的美国人用来教育他们学生的话：Try to 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before you know everything of something. 什么都知道点，别只是局限在老师讲的事情里。眼界宽一点，找到了研究的方向，再去深入钻研。而我们似乎很强调后者，却忽略了前者，觉得蜻蜓点水一样学是不好的事情。我们教育系统的另一个不足就是普遍的不允许犯错误，就导致了学生不敢犯错误，继而不敢提出反对意见。而美国学生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像我的课上，总会有不少美国学生来和我辩论。即使他错了也没关系，关键是要有这个意识去讲出来。
留学生：对有志于从事科研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龙漫远：科学研究者总是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问题。科学就是这样发展的，这是好事情。困惑越来越多，在解决它们的途中，我们对自然的了解也就越来越多。而且伴随着人类视野的改变，许多非自然科学范畴的观念也将受到影响，得到更新。
况且，寻找问题的答案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呢。青年学生在开始接触一个领域的时候，都是奔着答案而去的。导师是提问者，做学生的努力去回答。可是要成为一个出色的研究者，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找到问题才是关键。还是那个哈佛的威尔逊，他跟学生聊天，说告诉他们在学术界出名的三个方法。第一，发明一种新技术，比如PCR，然后大家都来使用，你就出名了;第二，发现一个新物种，你也出名了;第三个方法就是“找到一个新问题，然后解决它”。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提出问题可能比解决问题更有挑战性。
终身教授 篇6
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富足;另一方面是人民身体素质的不断下降,尤其是青少年的体质堪忧。据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公布的2010年国民体质监测结果表明“:大学生身体素质25年来一直在下降。与1985年相比,肺活量下降近10%;大学女生800m跑、男生1000m跑的成绩分别下降10.3%和10.9%。”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忽视体育锻炼,不注意锻炼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作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马约翰教授在其52年的体育执教生涯中,多次阐述了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及科学运动的方法,并且以其80岁高龄仍坚持锻炼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体育运动对健康的重要作用及终身体育锻炼的可行性。
1体育锻炼的重要性
早在60多年前,马约翰教授就提出:动是健康的泉源,也是长寿的秘诀。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体育锻炼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改善人体骨骼、肌肉的生长,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机能状况,而且可以提高抗病能力,增强有机体的适应能力。除了对身体的好处以外,马约翰教授在其《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中, 还特别强调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在完善青年人格,促进青年智力发育等方面的作用。
1 . 1体育运动有助于促进智力的发展, 保障智力活动的可持续性进行
首先,马约翰认为,智力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学习,体育运动也能够促进智力的发展。他认为人的大脑和身体是统一的,一个方面的发展必然影响另一方面。理解力是才智的基础,智力的训练和体力的活动是不可分离地互相交织在一起,并行发展的。人的部分理解力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感官感受丰富多采的运动实践而获得的,运动使感官更加敏锐。其次“,身体是1,其它是0”,经过锻炼的健康强壮的身体才能够保证一个人有足够的精力去从事脑力工作,近年来许多年轻白领的“过劳死”很大程度上就是缺乏体育锻炼的恶果,而马约翰教授以80岁高龄仍然活跃在体育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生动地表明体育运动能够为智力活动提供保障。
1 . 2体育运动有利于良好习惯及优秀品德的培养
通过比赛和运动能够培养青年人健康的道德品质和习惯。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在运动场上总是会无意识地显现出他们的自然本能和特性,运动为他们矫正不良习惯和培养正确的习惯提供了最多的机会。同时,体育运动讲究协作,尤其是竞技体育。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中,马约翰教授以篮球运动为例,阐述了体育运动有利于培养青年人的主动性、协作性、决断性、大局意识及自我控制能力。
1 . 3体育运动有利于意志品质的培养和良好性格的形成
马约翰教授认为体育运动要求青年人每天进行持续而细心的练习和训练,以使技能更加完美,这种要求和因此获得的进步使青年人确信,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会获得成功,这种意识深深地映在他们的脑海里,从而养成他们坚忍不拔和持之以恒的优秀品质。而且,马约翰观察到经常进行体育运动的学生应付突发事件更为果断和沉稳,这些就是运动对性格产生的积极影响。人们常把那些性格木讷、不爱运动的人称为“书呆子”,也说明运动对于人性格的形成具有密切关系。经常参加群体性体育活动的青年人,性格上更加容易亲近、容易合作,更为勇敢顽强,更为自信果断,更加宽容和活泼,具有更强的沟通能力和适应能力。
1 . 4体育运动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优良的社会品质是一个人拥有良好社会关系的基石。社会品质是包含在个人与别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的内心态度的各种不同形式,包括公正的比赛、胸怀坦白、诚实、善良、大公无私,还包括忠实、合作和自由。而马约翰教授认为,体育运动和比赛可以赋予和培养青年人的这些社会品质,帮助青年人成为和谐社会整体中的一部分。
2进行科学的体育锻炼
虽然青年人体质在下降,但其实高校里运动的人并不少,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台都能看到很多人在运动。运动方式多样,不同的运动形式效果不一样。要想实现体育运动健身强体的目的,必须采取科学的锻炼方式,最好的锻炼是多种运动方式结合,光打篮球、踢足球并不够。
马约翰教授在其撰写的《我的健康是怎样得来的》一文中指出,要坚持天天动,但要科学运动,不能盲目乱来。科学的锻炼方法应该是“:一是有适当的运动量,不怕累;二是锻炼经常化,要持久; 三是锻炼要全面,多样化,以培养自己的体能和高度的劳动效能; 四是要经常进行体力劳动,藉以测验自己的体力;五是不盲目锻炼,以免妨害健康。”另外在生活上还要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有规律地工作和休息以及适当的营养。遵循自己总结的锻炼方法,马约翰教授自己编制了各种不同内容的徒手操近百套,改进了自己神经系统的机能,动作的反应速度、机体的新陈代谢和血管的伸缩力, 增加了身体的健康和对疾病的抵抗力。直到70几岁,血压还很正常,经常骑车和快步行走。80岁高龄还鹤发童颜、步履矫健、精神奕奕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3坚持终身锻炼的必要性和基本方针
马约翰教授一直提倡并身体力行终身坚持体育锻炼,率先提出“积极锻炼身体,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坚持终身锻炼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是保证身体长久健康的必要途径。因为“健康不但是说身体没有毛病,内部各器官发育正常,还要蕴藏有生产劳动的丰富力量,工作持久而不感疲”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认为身体没有不适、医学检查也没有疾病就可认为身体是健康的。因此,他们只在身体状况不良时才可能会去锻炼,导致他们的体育锻炼间断且缺乏系统性,这是与终身体育的要求相违背的。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就必须坚持终身进行长期和系统的体育锻炼, 这样才能获得长久的健康。
要坚持终身锻炼,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健康,马约翰认为必须遵循如下的锻炼方针:一是全面发展性的:不要过度专练一类的运动;二是要多方面的:如速度、力气、活泼、长力等运动;三是要平均发展性的:不要过度地局部锻炼而使身体有畸形的发展;四是要有锻炼性的:运动量要够,要出汗,才能启发生理作用,增强体质;五是要从易至难、简单至复杂:先学会基本动作,而后再求提高。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终身锻炼并不等于坚持锻炼一成不变,而是一定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年纪的增长,根据自身的体质情况不断地调整健身时间和健身方式,使体育锻炼更好地达到促进健康的功效和目的。
作为一名优秀的体育家,马约翰通过自己丰富的体育实践经验和深刻的体育理论研究,在体育理论、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等方面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被誉为“提倡体育运动的活榜样”;他毕生在清华大学这片沃土上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地耕耘,脚踏实地,与时俱进,为清华大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毕业生做出了卓越贡献。让我们在这面“我国体育界的旗帜”的指引下,坚持科学锻炼和终身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摘要：本文结合目前社会对体育锻炼的忽视及误区,通过对马约翰思想的回顾,阐述了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及科学锻炼的方法,对马约翰教授提出的终身锻炼的指导方针进行了回顾,明确了坚持终身锻炼的可行性和注意事项。
终身教授 篇7
前段时间,电视剧《大国医》热播。这部电视剧是以河南洛阳平乐中医正骨的传奇历史为素材,以影视艺术展现了中医骨科的一段独特发展史。王宏坤教授60年的从医之路,就是从在洛阳平乐正骨学院求学开始的……
初涉医道,名师带出大医者
1959年,时年23岁的王宏坤考上了河南洛阳平乐正骨学院,开始了为期4年的大学生活。
尚未入学时,王宏坤就听说过有关“平乐正骨”的种种传奇,他知道“平乐正骨”也叫“郭氏正骨”,历经郭贯田、郭聘三、郭灿若等郭家族人代代相传,终使平乐郭氏高明而神奇的正骨医术早在民国时期就成为名震中华的一大中医学术流派,享誉中外;尤其是平乐郭氏正骨代表性传承人高云峰,更是一位有着诸多传奇故事的女性。她是平乐正骨第五代传人郭灿若的妻子。电视剧《大国医》的女主人公“云鹤鸣”,就是以她为原型塑造的。
当时,身为洛阳平乐正骨学院院长的高云峰,与郭宗正、郭维淮被誉为“正骨三杰”。王宏坤入学后,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逐渐意识到,要想当一名“苍生大医”、“神医”,就必须从基础做起,不但要研习中医经典著作,还要涉猎更广泛的国学知识。那时,郭宗正老师常以药王孙思邈《千金方》中的一段话教育他们。“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郭宗正老师还强调,大医首先是一个有极高人格修养和文化修养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等,然后才能成为一位医学家。
在老师们的影响下,王宏坤和同学们开始狂热地研读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千金方》《伤寒论》《本草纲目》等博大精深的中医经典,王宏坤都是在大学时熟读并领会的。
三年的理论学习结束后,王宏坤带着被中医基础知识和典籍学养滋养后的身心,在洛阳正骨医院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临床实习。
王宏坤教授回忆说:“临床实习与在校读书不同,跟着带教老师,每天都要接触患者。虽然自少年时起,我就梦想成为一名医生,但当这一天终于来临时,我才知道要想做一名称职的医生是多么艰难、多么不易。刚开始实习的日子,我的心里整天充满了不安,担心万一治不好病人怎么办?但没过多久,我就平静下来了,因为正骨医院的大夫都是平乐郭氏正骨的名医。有他们作为自己的实习带教老师,我觉得无论遇到什么疑难杂症都不怕!为了真正掌握郭氏正骨手法,我几乎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为了真正领会老师示范的治疗陈旧性关节脱位如何用手法活筋、剥离粘连,旋转伸曲、松解挛缩,摆动摇晃、研磨盂臼的那一整套整复方法,一天到晚,不管是走着、坐着,甚至到了晚上睡觉时,只要手闲下来,就在自己身上扯、拉、点、按,练习各种手法。经过一年的努力,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终于掌握了郭氏正骨手法的基本技法。”
王宏坤教授还说:“平乐郭氏正骨由平乐郭氏私家专有技术彻底成为国家宝贵的医学财富,由民间知识完全上升为独特的学科体系,已经成为中医骨伤科十分重要的学术流派。我和我们那些同学是十分幸运的。因为我们既是第一批大学院校培养的外姓传人,可以说也是‘洛阳正骨学院’最后一批院校学生。”因为到了1962年7月,根据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洛阳正骨学院下马,更名为洛阳正骨医院。截至这一年,洛阳正骨医院共毕业了三个班的专科生和四个班的本科生,为全国各地培养中医骨科大夫235人。他们大部分成了新中国中医骨伤科的杏林翘楚,在各自的岗位上传承着平乐郭氏正骨的宝贵医术,为无数的骨伤患者解除着痛苦……
术道并重,临床砥砺一甲子
经过三年理论和一年实践的学习,王宏坤从河南平乐正骨学院毕业了,随后被分配到开封中医院,成了一名真正的中医骨科医生。
“当时的开封中医院,只有六七十个医生,全院只有一个显微镜,根本就没有大型医疗器械。”王宏坤回忆说,初报到时,因为人才匮乏,开封中医院还没有开设骨科。他和一同分去的大学同学时兴武,便开始白手起家,共同创建骨科诊室。从此,开封中医院才算告别了没有骨科的历史。
开封中医院骨科初创之时,只有两个年轻大夫、两张桌子,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更没有X光机等骨科必须的检查设备,所以,每次遇到行动不便的骨伤病人,王宏坤都要领着病人或抬着病人到其他医院拍片;有时因病情需要,他还经常在X光线下随时正骨。就这样,在科室初创阶段,王宏坤硬是和同学时兴武凭着一个听诊器、叩击锤,两双手,一把用来削竹片的刀具,自治的固定骨伤的架板,开始艰苦创业,逐渐使开封中医院的骨科诊室有了名气,吸引了更多的骨病患者前来就诊。
在此期间,最令王宏坤难忘的是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震灾过后,很多伤员转到开封救治。当时,王宏坤生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病,莫名其妙地发烧,最后居然瘦得皮包骨头,面容憔悴,四处求医一年了,病因也没找到,病情却一天天恶化。被疾病折磨了一年多的王宏坤,连他的家人都认为他“可能活不长了”。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王宏坤不顾自己也是垂危的病人,硬撑着从郑州家里返回开封中医院,投入了抢救工作。那时的王宏坤发着烧,大便带血,每天只能喝点儿稀汤维持生命。就这样,他本着要为唐山人民尽最后一点儿力的初衷,几乎是拼着性命履行着一名医生的职责。那段时间里,不知道曾经有多少人经他的正骨手法得以整复。一门心思扑在救治唐山伤病患者的工作中忙碌了一个月后,他在每天只能喝三次稀汤的情况下,在无数患者得到康复的同时,自己所患的那场“无名疾病”竟渐渐减轻,最终居然奇迹般地痊愈了!
王宏坤说;“人类的骨骼出了问题,一般都深藏在皮肉里。对于患者的骨伤病情,哪怕是在大白天,也相当于‘在漆黑的夜里寻找亮点’,这就要求骨科大夫不仅要细心,还要谨慎,不能有丁点儿的马虎。对于病人来说,却是伤在骨头、疼痛的折磨深在肌肉,而且,患者的病情每时每刻都在变化。鉴于许多病情的复杂性,中医骨科大夫在诊治病情时,不仅需要望闻问切,还要借助片子来进一步找准伤处,尤其是大夫使用正骨手法时,更要稳、准、狠,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治疗目的,使患者尽早康复。”
时光荏苒,岁月更迭。凭着这样的深刻认识,王宏坤已经记不清经他的正骨手法治愈了多少骨伤患者了。20多年过去,到了1985年,河南省中医院(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开始创建;1989年10月,该院开始创建骨伤科诊室,急需一位学科带头人,王宏坤从开封中医院调回了省城郑州,出任河南省中医院的骨科副主任。自此之后,他才算结束了长达27年与家人两地分居的漂泊生活。事实上,这已经是他接到的第五次调令了。由于开封中医院骨科的工作离不开他,前四次调令都被他瞒着家人偷偷压下了。然而,五次调令背后,却意味着长达27年的两地分居的坚守。但是,人生短暂,能有几个27年?
王宏坤在河南省中医院初任骨科副主任时,每天忙忙碌碌地带着十几名青年大夫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经过近半年的辛劳,河南省中医院骨科诊室正式建立;但在科室初创时,为迎接外宾参观访问,他们搞卫生搞到深夜10点,王宏坤差点儿把命搭进去。那天夜里,在医院劳累了一天的他心脏跳动开始不太规律,感觉非常难受,上吐下泻,一检查才知道,原来他患有陈旧性心肌梗死。情况危急,他当即住进了医院,直到一个多月后,他的身体才慢慢得以康复。
就这样,王宏坤凭着一颗大医之心,一直在临床一线工作到退休。他医术、医道并重,修身、修业兼济,为中医骨科的发展,奉献了大半生的光阴。
传道授业,让中医正骨薪火绵延
在近60年的杏林生涯中,王宏坤在继承郭氏正骨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融汇诸家,并结合自身临床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着中医正骨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中医正骨诊疗方法和方剂。在治疗筋伤时,王宏坤强调局部病变要结合全身变化;临床上,他采用伤科用药三法即“破、和、补”及手法整复,四诊合参、手摸心会、内治与外治相结合,中药与手法相结合,将推拿手法作为治疗筋伤的主要方法。诊余时间,他还著书立说,在全国和省医学刊物,以及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40余篇,著书两部,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想;他还获得了两项省科研奖项;他研制的“脊得舒”、“熏蒸一号”、“熏蒸二号”方剂,专治颈肩腰腿痛;“栀黄止疼散”专治软组织损伤,热性关节炎,临床疗效显著。
60年间,王宏坤教授医治过数万名患者,他自己也从青年、中年,迈向老年。如今,年届八十高龄的他,仍然行走在医院与家庭之间,仍然奔赴在传承与创新中医骨科的路途上。然而,业内同道都知道,中医不同于西医。学习中医,要想全面继承老中医的一招、一式、一方、一法,靠的还是师傅带徒弟这种绵延了数千年的教学方式。仅仅自1969年至1988年,王宏坤教授就带徒十几名,共计四批。如今,这些学生均已成为河南省的中医骨科主力、学科领头人,正服务于临床一线。
1997年1月,退休后的王宏坤教授被国家人事部、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第二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此后,他首先确立了邓素玲、王霞此两位学术继承人,带领她们学习经典,深入钻研、领悟和发掘古典医籍的精华。在指导过程中,他要求她们做好读书笔记,写出学习体会;做临床时,必须积极参加医院门诊或病房工作,参加会诊及疑难病例讨论,广泛开展临床研究,并进行创造性的临床实践;着重提高解决本学科危急重症及疑难病症的临床能力与服务总量,同步提高中医临床科研能力,逐步形成中医临床科研思维方式,掌握中医临床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如今,这两位学术传承人已经成为主任、科室学术带头人,成为骨科的骨干力量。
王宏坤教授自第二批名老中医带徒工作结束后,又结合带徒经验,提出要全方位认真总结师承教学临床经验,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立合理的人才队伍,发扬中医正骨特色,针对骨伤科常见的疑难病症,在理论及诊疗技能方面加以总结推广。
2012年,河南省中医院“王宏坤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成立,并建立了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王宏坤名医工作室网络资源共享平台,整理、收集名老中医典型医案和影像资料等相关资料,形成电子版资料库;建立临床经验示教诊室、示教观摩室、名老中医资料室(阅览室)。其目的在于继承和发扬王宏坤教授的中医学术思想,并进一步应用于中医药理论研究、教材建设及教学之中。工作室建立后,王宏坤教授招收弟子及学生十余人,通过跟师坐诊、收集典型病案、录音录像、专题讲座、访谈等文字、电子形式,开展名老中医经验整理、运用推广及网络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等任务,完成研究型相关论著出版,院内制剂研制成功并投入临床应用及继续教育项目、人员进修培训等工作,以求最大限度、尽可能完善地保留保存王宏坤教授的专家经验,建立一支能够传承名老中医经验的中医骨科队伍。
自建立工作室后,王宏坤教授的第一批徒弟有董良、王勤俭;第二批有董良、毛开颜(已故)、史栋梁、孟庆良;第三批有王艳召、李文涛;第四批有杜绪召、王龙飞、郭会卿、苑媛媛等人。近期,又收了年已五十多岁的刘永良大夫为徒。
在带教工作中,王宏坤教授教育学生的第一节课是医德。在他的工作室里有这样几句诗:“以忠为基、教为本,技艺精湛、心血汗。医德高尚为人贤,功德无量乐尔康。”他时常教育学生,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孝敬父母,刻苦学习,不怕苦和累;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明白为啥而学,为谁而习。他强调先要学习老师的技术,再学老师的经验。
如今,看着弟子的成长与发展,看着自己一生所学、所获在弟子们身上开枝散叶、更广泛地服务于患者,王宏坤教授便由衷地感到喜悦和自豪……
专家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