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权滥用

专利权滥用（精选八篇）

专利权滥用 篇1

一、权利滥用行为与垄断行为的关系

国外对于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往往与反垄断法联系在一起, 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大多围绕反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规制展开。可见, 私法中的权利滥用行为与公法中的垄断行为有着紧密的联系。弄清权利滥用行为与垄断行为的关系, 对于正确运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反垄断法都有重要意义。

权利滥用是伴随着权利的产生而产生的, 是民事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的必然选择。而垄断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垄断状态的产生是市场选择、竞争的结果, 并不属于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但是, 垄断行为是已经处于垄断地位的经营者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 在行使权利过程中, 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 这就被反垄断法所禁止。因为, 只要有正常竞争的存在, 单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状态不可能永远持续, 市场自身可以调节;如果经营者利用垄断地位限制竞争, 市场平衡就可能被打破, 这时反垄断法就要进行规制。

由此可见, 权利滥用行为是违背权利设立的目的、损害公共利益行使权利的行为;垄断行为同样也是与权利设立的初衷背道而驰、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只不过它的成立以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成为前提, 它的判断标准更加具体——排斥、限制竞争。有权利的人就可能滥用权利, 形成垄断地位的企业才有可能有垄断行为;垄断行为一定是滥用权利的行为, 而滥用权利不一定就是垄断行为。具体到专利权领域, 专利权人可能已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垄断地位, 其滥用专利权行为有可能限制、排斥了竞争, 触犯了反垄断法。但是, “技术”垄断并不等于“市场”垄断。因此, 也有并不占市场优势地位的专利权人滥用权利的情况存在, 他的行为没有损害竞争的公共利益, 但却可能损害他人合法权利或其他公共政策, 那么他的行为就应该受到专利法或其他私法的关注。

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与反垄断法的关系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反垄断法, 都是19世纪中后期,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 在法权观念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的过程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本位的权利观要求, 个人利益要合乎社会利益, 单个企业的利益要服从国家经济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个人有行使权利的自由, 但不能损害他人或社会的公共利益, 企业有竞争的自由, 但不能妨碍他人的竞争自由, 如果垄断行为限制或排斥了他人的竞争, 就要限制其权利的行使。可见, 反垄断法维护竞争自由的法哲学基础正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1]

权利本身包含义务, 权利应当为社会目的而行使, 在承认和保障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权利行使的自由性的前提下, 以公法的措施适当限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 以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限制权利行使的自由权, 这对知识产权滥用也是适用的。[2]反垄断法对专利权滥用进行规制的基本前提和特点在于维护有效竞争, 即通过维护有效竞争来使得社会个体的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不至于破坏了社会整体利益——实质公正和社会整体效率。由此可见, 将专利权滥用行为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视野, 是随着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的法哲学基础——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与反垄断法关系明确的必然选择。

另外, 反垄断法主要调整三类行为, 即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营者联合限制或排斥他人竞争行为, 通过企业合并达到限制或排斥他人竞争的目的的行为。[3]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从私法对权利行使的“度”的要求出发, 判断标准相对来说不如反垄断法严格, 调整范围也更加宽泛。因此, 就滥用知识产权而言, 反垄断法只能调整其中一部分行为。

三、专利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4]因此, 在私法内部, 特别是专利法中应该包含对专利权滥用的限制体系。

同时, 无论是专利法自身的规范还是民法基本原则的限制都是在民法体系内部解决专利权滥用的问题, 都要受到私法自身性质和手段的制约。在我国, 民法一般原则过于抽象, 缺乏可操作性, 对于法官来说很难发挥实际作用。在此基础上由属于经济法范畴的反垄断法对滥用专利权达到垄断程度的行为进行更高层次的规范和制裁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规制专利权滥用的法律适用的选择上, 从公法和私法的功能出发, 结合实践中出现的滥用专利权的具体案例, 本文认为:

一般说来, 当专利权人行使权利超过私法可以容忍的限度, 与反垄断法保护竞争所要实现的社会整体目标 (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率) 相冲突时, 反垄断法应当优先适用。这是符合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法的性质和宗旨的。因为, 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一切竞争法的调整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动用各种调整手段来弥补传统民商法调整中的缺陷, 以不断解决个体的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之间的矛盾, 进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动和协调发展。[5]

也就是说, 如果专利权滥用没有触及反垄断法所保护的竞争秩序的公共利益, 只是导致私人利益的不合理分配, 那么对此类专利权滥用就应适用以专利法为主的私法规范;如果专利权滥用行为已经危及有效竞争的公共利益, 进入到反垄断法关注的范围, 私法规范无论从立法目的还是从救济手段上都不足以对它进行规制, 那么就应适用以反垄断法为主的公法规范进行规制。

在美国著名案例USM Corp. V. SPS Technologice, Inc 一案中, 法院的判决对两者的关系可能有一个清晰的表述。美国法院认为, “专利权滥用制度其实在联邦反托拉斯法存在以前就已经产生, 且在该法获得广泛认可之前就已经成熟。但目前反托拉斯法已发展到可以规范所有严重妨碍竞争的行为, 因此要它与同样起到防止妨碍竞争的专利权滥用制度进行明确的划分是很困难的。一种可能的区别是专利权滥用制度针对程度轻微的反竞争行为。”[6]

关于权利滥用的话题, 既是一个古老的命题, 又是一个新兴的课题。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 必然促使新规则、新权利的不断产生;人类精神文明的繁荣, 又促使对权利本质、权利行使方式认识的不断深化。

摘要：权利滥用与垄断都是违背权利设立目的、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专利权人可能滥用专利权, 而只有形成市场支配地位的主体, 其滥用专利权行为才有可能形成垄断。虽然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将专利权滥用划归到了反垄断法规制范围, 但事实上可以选择的对专利权滥用进行规制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即运用私法的专利法和作为公法的垄断法。专利权人行使权利超过私法容忍的限度, 危害了反垄断法所保护的正常的竞争秩序时, 就适用反垄断法;反之, 则应适用以专利法为主的私法规范。

关键词：专利权利滥用,反垄断法,法律选择

参考文献

[1]郭禾, 等.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规制[G]//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次修改专题研究报告 (下卷)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1188.

[2]梁彗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6:251-252.

[3]王先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80.

[4]冯晓青, 扬利华, 等.知识产权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204.

[5]周华, 许焕.论知识产权领域中垄断行为的立法规制[J].平原大学学报, 2001 (3) .

专利权滥用 篇2

一、特点

在通常情况下，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案件主要有五个特点：

（一）对象的特定性。从公安机关来讲，“三项案件”所涉及的对象大都是犯罪嫌疑人，由于他们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法规，心存侥幸，既惧怕法律的惩处又想逃避法律的惩处，在审讯过程中存在狡辩、抵赖的现象，甚至会口出恶语、伤及审讯人员，以此来抗拒审讯，这种现象是犯罪嫌疑人惯用的一道心理防线，而对办案人员则是审讯中的一个心理障碍，是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重要诱因。

（二）主体的确定性。大凡产生“三项案件”，无不涉及身份特定、职务特定、事由确定的人员，这种人员就是具有公安司法人员特定身份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且是在司警过程中的一种职务违法行为。

（三）产生的突发性。在众多“三项案件”的产生过程中，大都没有预谋过程，没有准备阶段，往往都是由工作人员心情急躁、心胸狭窄，缺乏沉着、冷静应战的心理素质，没有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经验，缺乏工作常识和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三项案件”的产生一般都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

（四）目的的“正当性”。在“三项案件”中，特别是刑讯逼供和滥用强制措施尽管是违法的，但在个别民警看来，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为了更好是打击违法犯罪，认为对犯罪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犯罪分子不打不老实，不打不招供，对犯罪分子不能心慈手软等。

（五）行为的效果性。在实际工作中，常能听到民警反映：“某某案犯罪嫌疑人，现场抓获，证据确凿，就是拒不认罪，不给点颜色就是不认罪”。“有的犯罪嫌疑人，审了几天几夜，就是只字不吐，稍加拳脚，便供认不讳。”普遍错误认为审讯犯罪嫌疑人靠单纯的思想工作、政策攻心不能奏效，施以拳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原因

客观地讲，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案件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样的，要公正、科学地进行分析和探讨，笔者认为，既有公安机关制度管理、人员管理方面的弊端，又有执法环境方面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队伍的整体素质差，民警的执法水平低，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需要。从队伍的现状看，一是政治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不少民警缺乏大局意识，自私自利，沽名钓誉，争功邀赏心切，责任心不强。二是业务素质明显偏低，不少民警不学无术，整天沉浸在无聊的时空中，得过且过，敷衍度日，忙于应酬交往，对跳舞打牌蹲发廊感兴趣，对公安工作的大政方针、法律法规不闻不问。造成办案程序不规范、不合法、违法行政，滥用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二）荣辱心、自尊心作崇。在实践中，违法违纪主体的心理特点与案件发生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是造成“三项案件”顽症的重要因素。许多基层民警缘于荣辱心理、自尊心理，看到其他单位、其他同志案件破了，自己负责的案件久攻不下，觉得脸上无光。或者是在办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拒不交待，甚至故意挑衅激怒民警，如果办案民警稍有冲动，最易动手动脚。

（三）执法环境的影响。一是取证难度太大，在实践中发现，有的群众认为公安机关是服务部门，专政职能是在服务的前提下实施。甚至看不到人家的长处，更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凭直觉、凭意气行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不愿意为公安机关作证，不支持公安工作；二是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有前科的人员，专门进行研究法律和反侦查、反审讯的伎俩，钻法律的空子，拣审讯人员的弱点，反戈一击，侥幸逃罪，侦查人员一旦忍耐不住，极易造成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三是法定羁押期限太短，客观上制约了公安机关侦查办案的时间，增加了办案期限上的压力。《人民警察法》规定，盘问留置的时间必须在24小时以内，最长不超过48小时，在实际的工作中，犯罪嫌疑人完全能在48小时以内不开口，故意拖延时间。而侦查人员又必须在48小时内把问题搞清楚，如果在48小时以内搞不清楚，特别是一些疑难案件，民警久攻不下，容易感情用事，急于求成，容易超出法定办案原则违法乱纪。

（四）查禁的力度不够。首先是思想重视程度和采取措施力度不够。一些业务单位片面强调业务，对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带倾向性、苗头性的行为不加重视，缺乏“真抓、早抓、主动抓”的认识和行动，不想动真格；其次是缺乏有效的诫勉性制度。公安机关原有的一些制约性措施，比较原则化，缺乏操作性，导致审讯人员职责分工不清；第三是督察的力度不够，往往流于开会强调、发文要求，没能将监督机制运用于事前要求，事中介入，事后监督之中，“关口”没能有效前移。

（五）有的领导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位，规章制度不落实。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问题的发生主要还是治警不严、管理不严。如果我们每个警种、每个部门、每个基层科所队都能做到严格管理，真正把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绝大多数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的发生，虽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突发性，但偶然性中有必然性，认真分析一下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都与治警不严、管理不严、纪律松驰有直接联系。

三、对策

公安部治理“三项案件”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健全执法规范、执法监督和违法惩处的规定制度，初步形成防范、监督和惩处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的制度体系，在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上迈出一大步；要通过治理整顿，使三类案件明显减少，力争不再发生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件，把滥用枪支致人死亡案件遏制到最低限度，有效遏制办理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中滥用强制措施问题，对发生的三类案件，给予严肃处理，并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实现上述目标，应着手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部门责任，齐心协力抓好治理工作。“三项治理”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在领导。领导干部务必从讲政治的高度，从公安工作、公安队伍建设全局的高度，认识“三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到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工作锲而不舍。要充分认识到“三项治理”工作的长期性和紧迫性，克服满足现状和急功近利情绪，树立长期作战思想、重视预防工作，严要严在平时，在日常工作中对民警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制度，做好经常性的思想工作，防患于未然。县局与基层科所队，建立责任制，层层签定责任书，明确责任，严格进行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确保责任制的落实。

（二）突出重点，强化措施，在求实效上下功夫。“三类案件”的治理，重点应摆在派出所、刑警队、看守所等基层执法单位。要从基层执法办案抓起。要在加大对刑讯逼供问题治理力度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的治理力度。要着重解决在办案中动手动脚，枪支管理混乱，违反规定采取拘传留置、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保外就医措施、超时留置和超期关押等问题，对滥用枪支问题的治理，重点抓好使用和管理的两个环节。把“三项治理”工作同创建人民满意活动结合起来，对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严重、被群众不满意的基层执法单位的主要领导就地免职。

（三）把“三项治理”同公安改革措施有机结合，加大治本力度。

一是同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大多发生在基层派出所和科所队。因此，在加强派出所工作的同时，要着力提高队伍的执法水平和战斗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特别是要管好配强基层领导班子，健全基层党组织，强化经常性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要同公安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对那些有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民警，不能聘任、聘用到执法、办案岗位；对那些“三项治理”抓得不好，队伍中问题比较严重、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基层单位领导，要坚决予以调整。还要同民警低分培训、末位调整、辞退制度结合起来，把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纳入记分考核范围，严格进行考核。

三是严格按照公安部的规定，对联防队、治安队等进行清理整顿，坚决防止非执法人员参与执法办案活动。

（四）建立长效防范机制，将“三项治理”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公安纪检、督察部门不仅要在当前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开展集中治理，而且要从源头上、制度上下大力气，建立长效机制，把治理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和经常化的轨道，和执法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同步发展、良性互动。

一是要建立健全能够有效防范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制度，从自身实际出发，从执法办案、枪支管理使用和严格强制措施应用的各个环节上完善执法程序和监督制度，从制度上堵塞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漏洞。建立健全执法查询和对犯罪嫌疑人跟踪访查的制度，看守所、拘留所和强制戒毒所对收押人员体表检查制度和执法质量评估、考核制度，受理、立案、传唤、留置、采取强制措施等办案活动的审批、登记和检查等制度。

二是建立健全规范化、经常化的内部监督检查机制。纪检监察部门和警务督察部门应经常深入到执法办案单位中去，形成对执法办案活动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有权威、有力度的监督检查机制。

三是努力形成畅通的外部渠道。要结合警务公开工作，把办案纪律、办案程序、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手续、期限等规定全部公开，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加强同检察机关、县纪委监察部门的交流沟通和协作配合，主动接受监督。

浅谈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篇3

关键词 专利权滥用 专利纠纷 法律规制 专利权

当今，在全社会强化专利权保护的大背景下，人们已充分认识到尊重和保护专利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一些专利权利人未能正确的了解自己权利的性质和边界，而盲目的行使权利，对被指控的“侵权人”的正当权益造成损害，并给专利权保护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严重妨碍了市场竞争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专利权滥用概述

（一）专利权滥用的概念

权利本质决定了任何权利都可能被滥用，专利权也不例外。从社会的角度看，专利权人行使权利的行为多少会对市场竞争秩序造成一定的限制与影响，但专利制度本身是一种成本高昂的激励机制，专利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以一定的社会成本为代价来促进社会的整体技术进步，对此在原则上是予以容忍的。

（二）权利人滥用专利权的认定

通过考察专利权滥用的构成要件，深入研究专利权滥用的判定标准，可以对实践中的专利权滥用进行准确的判断，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一般认为，构成权利滥用有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四个要素。在专利权领域， 一般认为滥用专利权的成立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主体是正在行使权利的权利人，即形式上的专利权人；客体是社会的、国家的、集体的或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即公有领域中的现有技术；主观上行为人必须有专利权滥用的故意，这也是认定专利权滥用的最重要的因素；专利权滥用行为必须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权利正当使用人的权益的后果；从因果关系上看专利权滥用行为必须是直接或间接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

（三）专利权滥用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并不是越强的专利权保护越能促进技术创新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过度的专利保护必然导致垄断扭曲，其结果必然是制度的崩溃。专利权保护的最终目的在于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非个人权利的最大满足。

而专利权滥用问题极大程度上降低了专利制度的积极作用，严重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专利权滥用，不仅损害个体的合法权益，更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为防止专利权滥用，专利权的行使就要有一定的界线予以限制。因此，对专利权滥用进行法律规制具有必要性。

二、我国专利权滥用立法现状的不足

（一）专利权滥用的概念没有明确界定

目前我国对规制专利权滥用的相关规定散见于《专利法》、《合同法》、《反垄断法》、《民法通则》、《对外贸易法》等法律法规中。我国的反垄断法中虽然提到了滥用知识产权，但并没有针对专利权滥用进行法律界定，有关专利权滥用概念的使用仅仅是学理上的，并且由于没有将专利权滥用进行归纳、定性，相关法律制度显得散乱、零碎，不利于对专利权滥用进行准确判断。

（二）法律法规缺乏统一的体系

《专利法》、《合同法》、《反垄断法》、《民法通则》、《对外贸易法》等法律法规虽然或多或少对知识产权行使作了直接或间接的规定，提供了某些规制方法，但总体来说显得十分散乱，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要么失之原则要么过于灵活，在适用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难操作性。

（三）缺乏可操作性的救济措施

对于如何对专利权滥用进行规制，除在专利法和合同法中的少量规定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由此看来，我国现有法律对如何规制专利权滥用的规定，不利于执法、守法和维护法制的统一，不足以达到有效地规制专利权滥用行为的效果，尤其是反垄断法律制度在我国还处于起步状态，离现实需要还相差甚远，有必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三、完善专利权滥用规制的法律对策

（一）完善反垄断法在规制专利权滥用的方面的相关规定

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由于各国自身的情况各不相同，各发达国家和地区依据的规制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规范并不一致。但反垄断法在规制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是一样的，笔者认为，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国完善专利权滥用规制的法律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充分发挥反垄断法规制专利权滥用的作用。

（二） 完善专利权立法

笔者认为应当在专利法中增加有关专利权滥用构成要件的条款，规定专利权滥用的判断原则。实践中专利权人可以通过参考专利权滥用的构成要件，从而对专利权的行使是否属于滥用行为进行准确的判断，而避免专利权滥用的发生。专利管理机构也可以依据专利权滥用的判断原则和构成要件，处理有关专利权滥用的有问题。

（三） 增强现有法规的可操作性完善专利执法制度

专利权滥用常会涉及到一些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这个特点往往会给实际认定专利权是否构成滥用增加难度。对此，专利法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设置一些具体的、可直接应用的操作办法和制度。同时加强专利权管理机构的自主调节功能，充分利用专利权管理机构的专业优势灵活的解决问题，将专利权滥用的损害降到最低。

四、结语

对专利权滥用行为需要采取司法与行政相结合，立法，司法，执法相结合的多种法律手段综合予以监管。对我国来说，应以反垄断法为核心，尽快制定相关配套法规限制专利权滥用行为，加强规制专利权滥用的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刘熔炉.对建立有效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体系之思考[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7-39.

[2]姜绍卿.论专利权的滥用及其法律规制[D].南京：复旦大学，2009.

[3]张冬.解析美国滥用专利权认定的发展原则[J].知识产权.2008，18（4）：88-92.

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合理性探究 篇4

专利权滥用是权利滥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属于权利滥用的一个下位概念, 假如以此类推, 那么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则属于民法中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专利案件中的应用这一观点便是合理的。但是事实并非这样,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属于民法法系确定下来的基本原则, 可是并未从相关文献或资料中发现该原则应用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方面的实践。与此相反, 英美法系没有明确规定权力滥用原则, 可是却拥有许多禁止权利滥用的判例, 尤其在美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中, 形成了特殊的专利滥用抗辩体系。因此对于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定义解释并未形成一个明确的观点。目前, 我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 禁止专利权滥用的法律基础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二、适用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合理性分析

与其他权利不同, 专利权有较高的技术性、难复制性以及与大多数利益息息相关等特性, 从而过分地强调专利保护反而不利于公众利益。在现行的反垄断法体系下, 仍要坚持禁止专利滥用原则的理由如下:

(一) 专利权自身的属性为适用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提供合理性前提

专利权滥用是被禁止的, 该基本原则是从专利自身角度来出发对专利权滥用的行为做出限制, 与其他民事私权利相比来看, 专利权有被滥用的极大可能。下面将对其进行逐一分析:

其一, 专利权的独占性。专利权的独占性是指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他人在未经自己许可的情况下使用自己所拥有的专利技术, 具体体现在下面几点: (1) 专利权在成立上表现为一个发明独占一个权利。 (2) 在权利的内容上表现为在没有经过本人同意而使用专利权, 专利权人享有禁止其使用的权利。首先体现在适用的程序上, 专利权拥有者可以禁止他人制造使用销售专利物品, 这样专利权人的利益可以与生产的各个环节发生紧密联系;其次在专利产品类别上, 专利一方面包括专利产品, 同时也包括专利技术, 这样专利权所控制的范围就进一步扩大。 (3) 滥用专利权的救济方式也不是同的, 专利权被滥用以后, 专利权所有人可以请求政府行政机关保护自己专利权的实施, 这种救济方式的专利权因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得到固化, 这样专利权的独占性在使用范围, 内容上都得到充分的扩充。同时也由于国家公权力的强势保护, 造成专利权高高在上, 更容易被权利人滥用。

其二, 专利权界定的独特性。与物权法中的物相比, 专利权保护的客体主要为智力成果, 其保护对象具有天然的不可视性。这样就没有办法通过语言来定义专利权的范围, 明确专利权的权利义务范围。当前许多国家都采取折衷主义原则, 即通过说明书和一些图文来具体说明专利权的主要内容。这一原则决定了专利权的范围是和主观因素紧密联系的。这样很容易造成专利权定范围的模糊性, 不能客观合理地确定专利权范围的大小, 此外该原则还造成了滥用行为的不确定性, 造成了侵犯专利权的认定的模糊性, 进而也为专利权的滥用提供了可能。

其三, 专利权认定的笼统性。确定专利侵犯的认定标准主要依据等同原则。但是现实中, 规则所要求的“基本相同”没有明确的量化考核。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与变化都会在功能和效果方面产生较大的差异和区别。即使这样, 权利人也会做出比较笼统的解决, 试图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做出狭窄的解释。由于认定的模糊性导致原被告上解决方式的僵化, 这样诉讼的过程就越持久, 诉讼成本就会越高。由于诉讼过程时间太长, 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面临暂停企业生产, 改变销售计划等情况的出现。但是这种方式对权利人来讲是有利的, 可以打击竞争对手, 维护自己专利权所带来的独占利益。专利权的实现是以他人不擅自使用为前提的, 如果滥用行为涉及到个体利益、集体利益, 甚至是整个社会利益, 其造成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因此, 面对专利权的滥用, 法律就必须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显现自己的权威与威慑力, 给予权利相对人充分的抗辩权, 因为当权利相对人拥有了抗辩权以后, 可以制约专利权人更加合理合法地行使自己的专利权, 从而有效地约束滥用行为的发生。

(二) 反垄断法的不完善为适用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提供合理性空间

专利权滥用理论和反垄断法本身并不存在一定的联系, 这需要我们明确专利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客观联系, 并运用理论和实践想结合的方法, 找出专利权法与反垄断法二者相同的地方与不同的地方, 进而从中发现专利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的潜在关系。

第一, 从二者的相同点出发, 两者追求的目的是相同的, 专利法律法规是通过赋予专利权人的独占垄断权, 这样有利于经行技术上的创新和吸收, 从而推动内部的发展和进步, 这样整个社会的科学、政治经济文化都会受到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是积极向前的, 那么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中的一个制度, 该制度是从外因规范不合法的竞争, 形成垄断的行为, 这样可以维护经济市场的稳定发展, 促进社会公平交易, 从社会角度来讲, 反垄断法和权利滥用原则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 维护社会大众利益。所以从共性角度来看, 二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二者不会发生冲突。

第二, 两者的差异性也在程度上提升了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适用的合理范围。具体表现在:

其一, 与反垄断法的切入点不同。在针对专利是否违法使用的情况下, 反垄断法规注重的是该行为对于市场竞争是否有不利影响, 是否阻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而专利权滥用原则则是从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着重于专利权的使用对是否符合于促进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反垄断法只能在专利权的使用扰乱的市场秩序时才能发挥作用, 却对于专利权人对于专利的滥用问题无能为力。而此时, 就需要发挥禁止专利滥用原则, 从内部规范专利权人对专利的合法合理使用。

其二, 审查标准相异。专利权人只有在其行为达到操控市场, 对市场秩序产生现实、紧迫的威胁时, 反垄断的审查才能启动。而反观之禁止专利滥用原则, 其启动的程序就简单得多, 只要专权的使用违反了专利法的立法目的, 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 即可启动对专利权人的抗辩。从逻辑上说, 触犯反垄断法的专利使用行为是触犯禁止专利滥用原则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因而, 对于专利权的滥用抗辩的制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是符合现有专利法律保护体系的。

其三, 启动的程序不同。第一, 禁止专利滥用原则只是被告在诉讼中的防御权, 只有当事人充当被告时, 才能利用该原则对原告进行抗辩, 但是禁止专利原则是不能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的, 而一旦滥用行为构成反垄断法中规定的情形时, 当事人可以以之提起独立的诉讼。第二, 法律后果不同, 法院在审查专利垄断案件中, 如果专利使用行为经审查后确认为垄断行为, 原告不仅拿不到被告的赔偿金, 而且还要承担赔偿被告损失及相关费用, 并且专利权的使用也将受到限制。但是, 在审查专利权滥用的案件中, 如果法院在审查后认为被告提出的专利滥用抗辩事由成立, 则仅会裁判专利权的专利权在该案件中无效, 其法律后果只存在于个案当中, 专利权的使用并不会受到限制, 除非其滥用行为特别严重, 无法制止。

三、结语

专利权是每一个公民享都能够行使的私权利, 可是其本身也蕴含着垄断性的特点。当合理行使专利权时形成的垄断并不需要反垄断法进行规制或控制, 但如果出现专利权滥用的情形, 则必然会受到反垄断法的调整。另外, 通过对比分析反垄断法与专利法的共性与差异, 更加证明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具有广泛且不可或缺的适用基础, 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摘要：每一项权利都存在滥用的可能, 专利权也不例外。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有效弥补了具体法律规范的不足, 并且促进了专利权保护与追求科技创新二者冲突问题的解决,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但是, 随着很多国家不断增强反垄断方面的执法力度, 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适用也面临着一定的质疑。文章主要对适用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合理性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反垄断法,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专利权,合理性

参考文献

[1]陈玮.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规制[J].东南学术, 201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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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评价与反思[J].中国法学, 2012 (1) .

家长一定不要滥用表扬 篇5

受一些最新的教育理念的影响，许多家长都经常把表扬孩子的话挂在嘴边，这对于树立孩子的自信心非常有帮助。但我在带班过程中也发现，经常被家长表扬的孩子，在集体中承受挫折的能力要差一些。比如我去年带过的`一个小朋友，由于家长很注重孩子的早期智力开发，因此他能言善辩，见多识广，家长也经常在人前人后夸孩子聪明，所以他在小朋友面前很是骄傲，游戏时总是自己一个人玩，因为没人能和他玩到一起去。一次，他在回答问题时无意中说错一句话，我们大家都没听出来，可他却怎么也接受不了，认为自己这么聪明这么棒，怎么能说错话呢，因此难过得要命。后来经过我的不断劝导，他才渐渐放下了思想包袱。

我还发现被赞美包围的孩子有些自以为是。有一个小朋友，她的父母受国外教育的影响，认为孩子是需要不断夸奖的，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有自信，才会有满足感。因此她的家人无时无刻不在夸奖她，诸如“小公主你真漂亮真聪明”“哇，宝宝你想得太好了”。结果呢，造成了孩子从上小班就不适应，升入大班还是不能参加正常的集体活动。做操她不做，说是怕把裙子弄皱了；跳舞她不跳，怕把裤子跪脏了；吃饭时她的手里永远攥着一块手绢，边吃边擦嘴，她告诉我“妈妈说这样才像淑女”。她每天吃饭都到最后一个，老师好心提醒她别把饭吃凉了，她立刻反驳说：“妈妈说了吃饭是需要过程的。”每次她回答问题时，都不忘说一句：“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答对吗？是因为你们都太笨了。”因此虽然她每次回答问题都正确，可是几乎没有小朋友主动给她鼓掌。

所以，家长一定不要滥用表扬，如果把孩子每天正常该做的事(像自己收拾玩具之类)都拿来表扬，久之，孩子很可能就会把它当做谋取利益的交换条件，或是要挟家长的资本。

专利权滥用 篇6

关键词：技术标准；专利滥用行为；反垄断；规制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竞争从封闭性、地域性向开放性、全球性转变，世界竞争的核心将会围绕控制信息和知识而展开。而技术与标准的结合、技术标准的出现体现了这一趋势，并宣告着“专利标准化”时代的到来。通过对技术标准的控制和垄断取得优势地位，已经成为了国內企业之间的竞争利器，同时也为国际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的“技术壁垒”提供了便利之门。本文从反垄断视角入手，着力分析技术标准所涉的典型专利滥用行为。本文主要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技术标准和专利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阐述技术标准和专利具体冲突表现形式（即专利滥用行为）。

一、技术标准与专利

（一）标准与技术标准概述

所谓“标准”，根据ISO与IEC发布《标准化与相关活动的基本术语及其定义（1991 年第六版）》所称，是由一个公认的机构制定和批准的文件，它对活动或活动的结果规定了规则、导则或特性值，供共同和反复使用，以实现在预定结果领域内的最佳秩序和效益。而“技术标准”，是指对一个或几个生产技术设立的必须要符合要求的门坎以及能达到此标准的实施技术。技术标准化则是指将技术、专利纳入所指定的标准中的动态过程。

（二）技术标准与专利关系

早期标准与专利的融合程度较低，标准的公开普适性与专利的使用许可制度存在天然的矛盾，二者本来是互相排斥的。然而，随着“标准专利化时代”的到来，标准与专利之间开始由分离走向结合，而且“二者正是处于一种彼此推动的良性循环之中”。

二者由分离走向结合，其关系发展过程即说明二者存在既冲突又融合的辩证关系。如刘淑华学者有经典论述，“标准与专利的结合一方面使专利权能够借助技术标准的特殊地位得到更广泛的实现；另一方面使某些技术标准借助专利权的保护实现了事实上的垄断”。

首先，二者存在冲突性。根本原因表现如下。①专利为私权，具有私益性，而技术标准体现社会公益；“专利权属于民事权利，也就是私权”，而标准在法律上常被定义为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主要是为达成降低交易成本、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稳定交易秩序等公共利益。②专利具有封闭垄断性，而技术标准具有普适公开性；“专有性表现为有条件的独占排他权，即专利权专属于权利人所有”，“而技术标准的目的在于使社会广泛接受和使用，其推广也是完全公开的”。正是由于二者性质上的对立，导致专利权人在突破专利时间性、地域性限制的前提下享受专利权利益，并滥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实行滥用专利权的行为。

其次，二者具有融合性。其理论基础如下。①二者设计目标具有一致性，专利权以国家保障其专利利益的对价换取专利使用的公众化，而技术标准是通过规范技术指标来实现降低成本、便利交易的目的，二者共同着眼于社会公益和集体进步。②二者能够实现共赢。一方面技术标准中采用大量的先进技术，有利于提升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满意度，从而直接提升了标准的社会满意度和适用普遍性；另一方面，技术标准的普适性和稳定性使得所载的权利突破了实践性、地域性的限制，能够使专利权人最大限度地获得专利利益。

二者既冲突又融合的关系，要求我们适应“技术标准化时代”的特征，并树立正确的“技术标准观”。对待冲突，我们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架构，来应对国际上新兴的技术标准贸易壁垒和国内技术标准中的专利滥用行为。对待融合，我们要树立积极的“专利标准战略”，因为“世界级领先企业是通过标准的推出控制着市场竞争结构的游戏规则”。

二、技术标准与专利冲突表现——技术标准中专利滥用行为

技术标准与专利的冲突表现为技术标准中的专利滥用行为，而滥用行为以标准的成立时间点为分水岭应当划分为：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专利权滥用行为和技术标准实施过程中的专利权滥用行为。

（一）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专利滥用行为

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专利滥用行为主要表现为：不披露专利权信息，联合抵制等。

1.不披露专利权信息

披露专利权信息，是指标准化组织或标准的发起人为了便于将来推广标准和豁免自己的责任，要求标准提案人在将专利权纳入标准之前必须披露该技术有关知识产权，甚至要求必须有知识产权权利人愿意在标准建立后在合理的条件下进行知识产权许可或无偿许可的声明。而专利权人往往会对自己享有的专利权予以沉默或明示标准中不包括其专利权，从而在标准形成之后主张专利权使用费，属于典型的专利权滥用行为。

要求披露专利权信息具有理论背景。一方面，能够反映知识产权标准化管理要求。专利标准化的过程涉及到对专利进行管理，要求专利权人进行披露既可以保证标准以后的可执行性，同时也能避免标准组织陷入与专利权人的专利权诉讼。另一方面，能够有效防止权利人滥用专利权、限制竞争。

2.联合抵制

联合抵制，即标准组织或者主要成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拒绝其他新技术的加入，从而阻碍技术标准中的技术更新。因为“在高新技术行业，控制了一个技术标准往往就是控制了整个行业”，因而很容易诱使标准组织或主要成员滥用支配地位，滥用知识产权限制竞争。

（二）标准实施过程中的专利权滥用行为

专利权滥用更为典型地则表现于标准实施过程中，既包括一些典型的滥用行为如歧视性许可、拒绝许可、捆绑销售、交叉许可、回授条款、专利联营等，同时也包括一些特殊的行为如乱发专利侵权警告和国际贸易技术壁垒等等。

1.典型专利滥用行为

歧视性许可，是指对处于同等条件的标准实施申请人予以不同对待，不按照RAND原则进行许可——排斥竞争性对手进入相关市场领域。拒绝许可，是指专利权人拒绝授予其竞争对手的使用许可，从而排除其他人竞争，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捆绑销售，是指标准专利权人在许可相对人使用必要专利的同时强制性搭售一些非必要性、可替代性（下转第157页）（上接第155页）的专利技术。交叉许可，是指标准专利权人内部之间相互许可，从而保证市场控制力。回授条款，是指在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被许可人同意将其对许可人的技术所做的改进再许可给许可人使用。许可人可以借助回授条款强化自身的市场力量，被许可人也可能丧失发明的动力，也会时许可人减少竞争者。专利联营，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利权人协议向对方或第三方许可一项或者多项他们的专利。专利联营行为本身为企业联合行为，又有扩大市场支配力、强制推销技术标准的嫌疑，因此往往会导致限制竞争的后果。

2.特殊专利滥用行为

专利侵权警告，亦称“以侵权诉讼相威胁”，是指向其认为擅自使用了其专利技术的竞争对手发出侵权警告或声称采取诉讼行动、但迟迟不付诸行动，从而使被警告者进退两难退出市場或者支付额外的费用的行为。国际贸易技术壁垒，是指发达国家将专利技术纳入进口商品的标准体系，以法规的形式阻挡他国的出口。而专利通过标准的形式已经成为贸易技术壁垒的手段。

（三）规制必要性

专利滥用行为必须进行规制，具有一定的法理支持。

其一，权利不得滥用理论。“禁止权利滥用”作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是指禁止权利人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行使权利，行使权利时违背了权利的主旨、并造成了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或损害威胁。当标准组织或者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实质上造成阻碍技术进步、限制竞争等损害或者损害威胁时，处于公序良俗之考量，应当对该种行为进行规制。

其二，利益平衡理论。“利益平衡理论”，是指通过法律来协调相关各方的利益冲突，优化利益各方的相容并存状态。利益平衡理论要求将争议所涉之诸多利益置于一定的格局之中，并通过选择、比较、权衡等方式，来实现各种利益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包容且基本对等的一种架构关系。而标准中专利权滥用行为无疑打破了这种原本和谐的架构关系，其自觉地以自身个体利益为本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就应当对之进行矫正，实现利益的“矫正平衡”。

参考文献：

[1]张平， 马骁：《标准化与知识产权战略》[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

[2]刘淑华：《限制标准专利权滥用的法律问题研究》[J].《知识产权论丛》，2008年，第14卷

[3]王先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张平：《专利联营之反垄断规制》，《全球化与知识产权保护》[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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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武长海：《知识产权滥用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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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冬《专利权滥用认定专论》[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作者简介：

专利权滥用 篇7

2008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点除了要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培育知识产权文化以外,还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界定知识产权的界限,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公众合法权益”,而且在专项任务部分还强调要“制定和完善与标准有关的政策,规范将专利纳入标准的行为”。可见,防止知识产权滥用、规范将专利纳入标准的行为已成为我国的一项战略任务,刻不容缓。

但是,目前学界对标准专利权滥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体领域,学者们大多针对传统的滥用行为,主张适用反垄断法进行规制。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研究路径的正确性,因为绝大部分专利权滥用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对这类行为直接适用反垄断法的救济,既符合反垄断法的调整目的,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标准专利权的滥用并不必然违反反垄断法,应该说“滥用专利权”行为的范围较之触犯反垄断法的行为要更宽泛一些,标准中的专利权滥用行为既包括客观上具有限制竞争效果,需要用反垄断法规制的专利权滥用行为,同时也包括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但客观上不具有限制竞争效果的专利权滥用行为,对于后一种专利权滥用,并不能适用反垄断法进行规制。

因此,要实现对滥用行为全方位规制的目标,就必须对其进行分类,对造成限制或者排除竞争后果的专利权滥用行为,用反垄断法规制;对那些客观上不具有限制竞争效果的滥用行为,则用反垄断法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对滥用行为进行全方位的规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专利权人利用程序手段滥用标准专利权的行为予以探讨,对当下学界主要从实体方面展开的研究能够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进而使得对标准专利权滥用行为的规制更具全面性、科学性、合理性。

2 利用程序滥用标准专利权的主要形式

标准专利权的滥用行为一般出现在标准的形成和实施两个阶段,传统上讲,表现为“故意不披露专利信息、联合抵制必要专利的流入或流出、拒绝许可、交叉许可或专利联营、利用标准所获得的市场支配地位在技术许可中实施搭售、拒绝交易等形式”。利用程序滥用专利权的行为,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2.1 滥发侵权警告函

所谓侵权警告函,是指“专利权人在发现市场上存在侵犯其专利权的现象时,通过律师或自己以律师函或发布广告的方式向侵权人或侵权人的交易方发出侵权警告,指出侵权对象和后果等”。一般合理发布侵权警告函应当具备以下几个要件:(1)主体要件,发布警告函的主体必须是专利权人或独占许可人;(2)前提要件,即必须在专利权遭到侵害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发布侵权警告函;(3)对象要件,发布警告函的对象只能是专利侵权嫌疑人;(4)方式要件,警告函既可以采用口头方式,也可以采用书面方式,即可以直接发函,或通过报纸等媒体发函。只有上述要件齐备,才可以说是合理发布侵权警告函的行为,否则便属于滥发警告函。

因为侵权警告函简便迅捷,现实生活中权利人运用警告函向侵权者或其客户发布侵权警告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并且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许多侵权者在收到警告函以后都停止了侵权行为。但由于利益的驱使和诚信原则的缺失,侵权警告函目前有逐渐被异化的危险,许多专利权人在不符合上述要件的情况下,为了挤垮竞争对手,抢占市场份额,滥发侵权警告函,无正当理由指控他人侵犯其专利权。

2.2 恶意诉讼

所谓恶意诉讼,是指权利人明知自己不享有诉权而提起诉讼,或者以侵害他人合法利益为目的而恶意行使诉权的行为。一般而言,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包括“主观过错要件(并且是主观上的故意)、行使诉权没有合法合理依据、损害事实要件和因果关系要件”。“通常,恶意诉讼的提起更多时候并不是针对案件本身,而是借助非法行为或手段提出恶意诉讼以达到诉讼之外的非法目的,并造成被诉人的相应损害后果,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侵权行为。”在专利领域,最典型的表现是行为人利用专利法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不进行实质审查的规定,故意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在不满足专利权实质性条件下取得专利权授权并以该专利权为基础滥用诉权,对他人恶意提起侵权诉讼。这种行为同样是标准中常见的专利权滥用行为,其目的在于扰乱竞争对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以达到限制竞争对手的目的。

我国加入WTO后,不少跨国公司以打压中国竞争对手为目的,在中国恶意申请问题专利,或者设置专利陷阱,甚至将本国专利直接拿来进行恶意诉讼。由于专利诉讼周期较长,在诉讼期间,跨国公司利用媒体进行宣传,制造舆论,误导消费者,凭借品牌效应使被诉公司背上“侵权”的恶名,市场大受影响,虽然最后恶意诉讼的跨国公司可能会败诉,但其不正当竞争的非法目的已经达到。

3 利用程序滥用标准专利权的法律应对

目前我国对标准专利权的滥用总体上是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但如前所述,标准专利权的滥用并不必然导致垄断,对非垄断的滥用行为用反垄断法规制是于事无补的。因此,如何判断滥用行为是否违反了反垄断法即成为选择不同规制手段的关键。

反垄断法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它倾向于关注行为所带来的竞争效果,判断的标准是行为是否对竞争构成阻碍或者限制。因此,只有当具体行为产生或者可能产生阻碍或者限制竞争的后果时,才构成对反垄断法的违反。对此,我国《反垄断法》第3、17、18、55条已作出了明确规定。所以,在判断利用程序滥用标准专利权的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时,首先应当看该行为是否违反了反垄断法具体条文的规定,如果没有则再看其是否造成了限制或者排除竞争的结果,若有限制或者排除竞争的结果发生,则当然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若没有,则要采用反垄断法以外的方式来予以救济。就我国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具有可行性的两种应对方案是:提起确认不侵权诉讼和引入滥诉反赔责任制度。

3.1 提起确认不侵权诉讼

确认不侵权诉讼是近年来发端于我国审判实践的一种新型诉讼,指的是当行为人的利益受到特定的知识产权(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等)影响时,行为人以该特定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为被告提起的,请求法院确认其行为并没有侵犯该特定知识产权的一种民事诉讼。它的产生直接源于权利人滥发侵权警告函。在欧美国家,确认不侵权诉讼由来已久而且相当普遍,通常是由被指控侵权人请求法院作出“宣告式判决”。例如:美国的宣告式判决法就是被控侵权人提出确认不侵权诉讼的主要法律依据。

2002年以前,我国并没有关于确认不侵权诉讼的任何规定。2002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江苏高院的请示所作的《关于苏州龙宝生物工程实业公司与苏州朗力福公司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纠纷案的批复》首次明文规定了确认不侵权诉讼。2004年6月24日,又在《关于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与石家庄双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旭阳恒兴经贸有限公司专利纠纷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中明确规定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属于侵权类纠纷,应当依照侵权诉讼来确定地域管辖。2008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其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将“确认不侵权纠纷”列为第152个案由。2009年12月21日,又颁布了《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18条对不侵犯专利权纠纷的立案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即权利人已向涉嫌侵权人或其利害关系人发出了侵权警告,但又未在合理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或向有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投诉,在此情况下,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

可见,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在我国已经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获得了认可,虽然有关确认不侵权诉讼的性质、管辖、诉的合并等问题还存在许多争议,但它真实地存在于司法实践当中,而且越来越成为涉嫌侵权人早日摆脱侵权警告威胁,取得自身市场发展主动权的有力武器。

3.2 引入滥诉反赔责任制度

所谓滥诉反赔责任制度,是指当恶意诉讼被法院驳回后,受到恶意诉讼侵害的当事人可以提起反赔诉讼,要求恶意诉讼人赔偿因其滥诉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对于滥诉反赔制度的法律依据,相关国际条约及法律均对其有所规定,如:Trips协议第48条第1款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所要求的措施已经采取,但该方滥用了知识产权的执法程序,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当事人向误受禁止或限制的另一方当事人对因滥用而造成的损害提供适当赔偿。司法当局还应有权责令原告为被告支付开支,其中包括适当的律师费”。但是,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对这一救济手段进行专门规定。司法实践中,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审理的“袁利中诉扬中市通发气动阀门执行器厂、扬中市通发实业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一案”开辟了知识产权领域滥诉反赔的先河。此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到要“依法受理和审查确认不侵权之诉和滥诉反赔之诉,规制滥用知识产权和诉讼程序打击竞争对手、排除和限制竞争、阻碍创新的行为”。但对滥诉反赔的具体实施细则未作进一步的规定。

有学者对滥诉反赔之诉的相关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认为反赔之诉是当事人因恶意诉讼遭受损害提出的赔偿之诉,其实质仍然是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因此,可以从侵权损害赔偿之诉的一般原则出发来界定它。其中,要注意的几点是:(1)反赔之诉的提出应当以恶意诉讼被认定或基本可以被认定为前提,如恶意诉讼的提出者已经败诉;(2)管辖法院应当是审理恶意诉讼的法院,这样便于法院查明事实,节省司法资源;(3)赔偿范围应当与恶意诉讼造成的损害后果相适应,当事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请求适用不同的民事责任方式。财产方面的损失,既包括恶意诉讼给当事人造成的生产经营损失,也包括为应对恶意诉讼所支付的一切合理费用,人身权利方面的损害,如恶意诉讼对于当事人造成的声誉和市场评价方面的降低,则可适用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方式。如果恶意诉讼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受侵害的当事人还可以根据案件情况,申请法院对行为人依照妨害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除此之外,滥诉反赔的范围不宜扩大,在实践中,应当严格区分权利人的正当维权行为和恶意诉讼的界限,原告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权利无效以及具有故意侵害他人的主观意图是“滥诉反赔”的前提,在缺乏这种主观故意的情况下,即使原告的诉讼可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但仍不足以支持反赔之诉的提出。

4 结语

在今天,标准与专利的融合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但随着标准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被纳入标准的专利技术的权利人借助标准的影响力滥用权利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针对传统滥用行为的规制,学界已经形成了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主流意见,但权利人利用程序手段实施的滥用行为,则尚未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具体如何规制,目前我国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而实践中,我国企业又频频遭遇外国企业利用程序手段实施的滥用行为。因此,有必要从程序视角出发,对滥用行为进行分析,以实现对标准专利权滥用的全方位规制。

摘要：标准和专利的结合加大了专利权滥用的风险。但权利人利用程序手段实施的滥用行为则尚未引起广泛关注。文章分析了从程序视角研究标准专利权滥用的意义,介绍了利用程序手段滥用标准专利权的主要形式,最后提出了法律应对措施。

关键词：标准专利权,确认不侵权,滥诉反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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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中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篇8

(一) 技术标准的涵义及特征

技术标准是标准中的一种, 也是目前数量最多, 具有重要意义和广泛影响的一类标准。技术标准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中的定义是指, 一种或一系列具有一定强制性要求或指导性功能, 内容含有细节性技术要求和有关技术方案的文件, 其目的是让相关的产品或服务达到一定的安全要求或市场准入的要求。按照标准的产生过程, 可将其分为法定标准和事实标准。法定标准是指政府标准化组织或政府授权的标准化组织建立的标准。事实标准是指没有任何官方或准官方标准设定机构批准的情况下成功地使产业界接受它而形成的标准。

首先, 技术标准应具有统一性。正是这种统一性才保证了产品之间的交流、兼容与比较。其次, 技术标准应具有广泛接受性。技术标准须在一定行业内获得大多数认可, 其认可度与关注度越高, 该技术标准的社会价值就越大。第三, 技术标准应具有公益性。技术标准为某类产品或服务建立了统一的技术规范, 以便更好地造福于社会, 使大众生产生活更便捷, 因此具有鲜明的公益性。

(二) 专利与专利权

“专利”一词主要有三层涵义:指专利权的简称、专利权的客体、记载发明创造的专利文献, 其中第一种应用最为广泛。专利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下位概念, 其也具有私权的法律属性。专利权首先具有独占性, 即专利权人因其发明创造而享有的生产、使用、销售和进口的权利, 这种权利具有排他性。其次, 专利权具有地域性, 依法取得后, 专利权人的独占适用权只在一定地域中享有。最后, 专利权具有时效性, 法律明文规定了专利技术享有保护的法定时间。

(三) 技术标准与专利的结合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专利与技术标准也逐渐由分离走向结合, 技术专利化, 专利标准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二者又同时具备促进技术创新与推广之效用。同时, 专利权人也意图通过专利标准化来突破自身专利权的时间、地域限制, 追求利益最大化, 以上种种造成了二者结合的必然。一般情况下, 专利通过隐性纳入、直接纳入、部分纳入、专利池纳入等方式与技术标准结合。

(四) 技术标准与专利的冲突

在性质上, 技术标准的公共性与专利的私权性存在冲突。技术标准作为一种可以重复使用的规则, 具有强烈的公益色彩, 其旨在保证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以公共利益的大局为重。而专利权作为一种私权, 是法律赋予专利权人的合法垄断权, 是以保护专利权人的私利为出发点。二者结合后, 公私界线开始混淆, 产生冲突。

技术标准与专利在性质上的冲突也导致了二者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技术标准是一种公共产品, 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专利权作为一项财产性权利, 其核心是收益权, 因此专利权人在利益的驱使下, 纷纷想将自己的私权利搭上公权力的便车。二者结合后, 极有可能滋生专利权人的不法垄断行为, 必然会降低技术标准的公益性质, 进而影响技术标准的普及, 最终将会阻碍技术产业化进程, 使消费者、社会乃至国家利益受损。

二、技术标准中的专利权滥用

(一) 专利权人拒绝披露专利信息

专利权人拒绝披露专利信息一般出现在技术标准的制定环节, 因为在同等条件下, 标准化组织为了便于技术标准的推广与实施以及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更倾向采纳不含有专利的技术, 因而当专利权人试图将自己拥有的专利权纳入技术标准中时, 往往故意隐瞒其享有专利权的事实, 待该技术标准实施后, 才向标准的使用人主张专利权, 以此获得丰厚许可费用以及市场优势地位。专利权人这种恶意隐瞒专利信息的行为构成了技术标准中专利权的滥用, 其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被技术标准的“广泛接受度”所吸引, 进而产生“专利劫持”现象, 严重损害标准使用人的利益并阻碍了标准的推广。

(二) 专利权人拒绝许可与歧视性许可

拒绝许可是专利权人拒绝授予其竞争对手以合理条件提出的专利使用申请, 以此限制排除自己的竞争对手, 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技术标准中的专利拒绝许可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是当一项专利是技术标准中的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撑时, 必要专利权人却拒绝其专利技术的纳入;二是技术标准形成后, 其中的专利权人拒绝让其竞争者使用该标准, 即无形中成为了技术标准的实际控制者。前者常见于事实标准, 专利权人可以通过市场中现有的龙头地位获取足够利益, 不想形成技术标准后增加过多的竞争者;于后者则常出现于网络效应明显、兼容性强的高端技术领域, 在此领域中, 专利与技术标准结合后, 用户数量、产品价值及其影响力均会大大增强, 甚至整个行业都产生对该技术标准的依赖, 因此, 技术标准的专利权人可以通过拒绝许可实现市场、行业垄断的效果。

歧视许可是在技术标准实施后, 专利权人给予处于相同地位的被许可一方不同许可条件的行为, 主要包括价格歧视以及许可合同中的限制性条款。不能将价格不差异等同于价格歧视, 根据时间、地域等情况的不同, 一定程度内的价格差异是合理的, 但是超出一定限度, 已经造成被许可人市场中的不利地位时, 就构成价格歧视;许可合同中的限制条款主要包括搭售行为、不竞争条款、回授条款、限制技术改进、限制被许可方的产品种类、价格以及出售渠道和出口市场等行为。这些不合理的要求是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 试图垄断市场的手段, 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三) 专利权人利用共享协议限制竞争

此种专利权滥用行为多见于企业联盟中在“专利池”基础上形成的技术标准。企业联盟中的专利池内部, 一般是由多个专利技术构成, 而专利权人之间会相互签订专利共享协议, 通过交叉许可等方式约定方之间可以互相使用专利池内的专利技术。这种共享协议可以加强技术交流, 起到促进竞争及技术进步的作用,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会产生阻碍竞争的恶果。例如两个原本存在横向竞争关系的企业, 通过共享协议划分各自的销售、供应市场, 如此二者就不会基于竞争压力而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及提高质量, 而是对各自的区域内垄断利润坐享其成, 同时也使消费者的利益受损。共享协议内部也存在对新技术研发的阻碍, 鉴于成员之间可以互相共享各自的新技术成果, 谁又会放弃免费的顺风车, 耗时耗力地去钻研新技术呢?因此共享协议也存在降低技术创新积极性的风险。

三、域外对技术标准中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一)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专利政策

1. 必要专利纳入原则

标准化组织对专利技术的态度经历了排斥向接受的转变, 传统观念中, 标准化组织为了减少标准在推广实施中的阻碍, 避免专利权人主张权利等不必要的麻烦, 往往不考虑将含有专利的技术纳入标准中。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 技术标准自身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 技术标准中出现专利技术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因此标准化组织才逐渐转变了对专利技术的态度。不过尽管标准化组织的大门已经向专利技术敞开, 但是这种接受并不是无条件的, 只有当一项专利技术构成了技术标准中的“必要专利”时, 其才可以被接受。一般来讲, “必要专利”的判定要参考三方面因素:首先, 该专利技术在技术层面具有无可替代性, 即此技术对标准的构成无可或缺且没有其他的普通技术可以替代。其次, 该专利技术在法律层面必须是有效的, 即考虑专利技术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专利技术是否在法律规定的地域以及时间限制内。否则无效专利的使用就构成了对知识产权的滥用;最后, 还要从商业层面进行考察, 即即使存在一个技术可以替代专利技术, 但是采用该普通技术的成本甚至高于专利技术时, 那么该普通技术在商业层面就是行不通的。

2. 专利信息披露原则

专利信息披露原则要求专利权人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对其专利信息要提前进行披露, 标准化组织据此也确立了事前披露制度, 该原则既可以满足技术标准与专利技术的公开性要求, 又可以增强技术标准内部专利的透明度, 一定程度地避免出现“专利挟持”现象。主观上, 专利权人公开其专利技术, 可以避免其他人免费使用, 侵害其专利权, 标准化组织也可以据此免除自己的责任。客观上, 信息公开已成为信息化社会的必然要求, 也是技术标准推广实施的基础, 更是专利领域内以公开换取合理垄断的具体体现。实践中, 标准化组织实际并不参与标准的具体制定, 技术标准实际上是标准化组织的内部成员共同协商的结果, 因此标准化组织, 甚至包括非提案的组织成员对技术标准中蕴含的专利技术并不知情, 因此专利信息披露是非常必要的, 该制度也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欧盟标准化委员会等标准化组织的专利政策中予以确立。

3. 专利许可RAND原则

专利许可RAND原则也被称为“合理非歧视原则”, 是标准化领域内最为普遍使用的专利许可原则, 国际标准化组织、欧盟标准化组织等均以采用。其规定标准中的专利权人仍享有专利权, 但对所有的标准使用人必须一视同仁, 在许可范围及费用上应同等对待。尽管各标准化组织的具体政策存在些许差异, 但是基本上在专利权人接受该原则后, 才会将其专利技术纳入标准, 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专利权人通过标准谋取垄断利益的行为。但是在实践中, 由于该原则本身的模糊性及不确定性, 往往会导致专利权人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表示接受, 但是标准推广实施后专利权人随之变脸, 仍然进行限制许可、拒绝许可等种种滥用专利权的行为。对此情况, 标准化组织又不存在完善的救济措施, 因此导致该原则难以突破自身的局限性而被迫架空。

(二) 美欧日的立法实践

1. 美国的立法实践

美国对技术标准中专利权的滥用主要有两种规制模式:一是利用民法中的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 而是采用《反垄断法》中的合理原则进行审查, 而目前反垄断领域的规制成为主导。《谢尔曼法》中确立了合理原则以及本身违法原则, 在美国的反垄断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合理原则要求在每个个案中都要对其是否限制了竞争进行具体分析, 这对法院来说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因此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继而总结出一些垄断行为的一般特征, 只要当事人的行为满足了这一般特征, 即可确定该行为的违法性, 而免去了对个案的大量详细调查。当本身违法原则不能判定其违法时, 再采用合理原则进行分析。《克莱顿法》中对谢尔曼法进行了一定补充, 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权利滥用行为, 如禁止价格歧视或其他方式的歧视行为, 禁止搭售行为等。此外, 美国国会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监管发托拉斯的行政执法机关。

2. 欧盟的立法实践

欧盟关于安全、健康、环保等标准制定在《技术协调和标准化新方法》中, 其作为法律文件, 需要保持较强的稳定性, 因此只涉及这些关系到国泰民安的基本方面, 强制性要是最高的, 而欧盟的大量先进的技术标准则受到技术法规的规制, 这种技术文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可以保证与技术水平的发展相适应, 二者的结合在实践中操作性很强, 取得良好成效。同时《罗马条约》、《技术转让条例》等又在反垄断范围进行规制, 分别列举了五种禁止行为以及“白、黑、灰”三种清单的具体情形。

3. 日本的立法实践

日本的做法大部分借鉴了美国和欧盟, 其也将限制条款分为“白、黑、灰”三类, 同时在考察特定行为是否构成反竞争时, 采用合理原则。此外, 日本在《关于技术标准语竞争政策的研究报告书》中分别列举了标准形成过程中的三种反竞争问题以及标准形成之后的五类反竞争问题。

综上, 美、欧、日虽然都不存在专门规制技术标准中专利权滥用现象的专门法规, 但是其均通过判例、指南等形式予以规制, 通过专利法内部规制专利权滥用, 同时利用反垄断法从外部规制技术标准中利用专利限制竞争的行为。

四、我国对技术标准中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规制现状及完善

(一) 我国的立法现状及不足

1. 专利信息披露制度缺失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技术标准中专利信息的公开制度, 而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专利权人同意将其专利纳入技术标准是否相当于同意了标准实施人使用其专利技术, 不同的法院甚至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 可见不稳定性极强, 因此应尽快构建专利信息披露制度。

2.《专利法》中强制许可范围狭窄

我国《专利法》发展至今, 对专利权的产生、行使及保护等各方面的规定都逐渐趋于完备。专利制度中的专利强制许可对技术标准中的专利权滥用进行有效规制。我国《专利法》第六章对其做了专门规定, 不过仅规定了以下三种情况:不实施专利的强制许可、为了公共利益的国家强制许可、依存专利的强制许可, 而且并不存在兜底条款, 同时还赋予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强制许可请求的权力, 也是对强制许可的范围进一步控制。此外, 对强制许可的申请人条件, 我国也将其限定于“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及个人”。可见, 我国专利强制许可范围过于狭窄。

3.《反垄断法》可操作性不强

反垄断法是从外部对技术标准中的专利权滥用现象进行有效规制, 这也是发达国家运用最为普遍、有效的法律。我国《反垄断法》第一章第三条中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受本法规制的反垄断行为: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经营者集中, 随后的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这三种行为进行了具体规定。同时在附则五十五条中对滥用知识产权, 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可见尽管反垄断法可以对经营者垄断行为限制竞争起到规制作用, 但是针对滥用专利权限制竞争这一徘徊在专利权的合法垄断边缘的问题, 反垄断法的规定就过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 造成了司法实践过多的不确定因素, 难以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二) 对我国立法的完善建议

1. 构建专利信息披露制度

清晰地确定技术标准中的专利情况, 是解决技术标准中专利权滥用的前提, 这也正是专利信息披露制度的意义所在。在制度的具体构建时, 应注意以下两点:首先, 标准制定的参与人应履行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 对于任何隐瞒行为, 都将被视为对诚信原则的违背而承担一定责任。同时, 对于仍处于申请阶段的专利技术也在披露的范围之中。其次, 可以在技术标准制定后公布前增加一个确认期间, 便于非标准制定参与人积极披露其所掌握的该技术标准中的自己或他人的专利情况, 尽可能保证所有专利权人都可以参与到专利许可的谈判中来。对于未申报专利又拒绝许可其专利技术的专利权人, 标准制定组织等相关部门则可申请强制许可其专利技术。

2. 放宽强制许可申请条件

相比TRIPS协议, 我国的强制许可条件更为严格, 对国家、公共利益的保护力度有限, 因此应在不TRIPS协议相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下, 适当放宽其条件。首先, 应放宽强制许可的适用范围。目前我国强制许可的适用范围在法条中明确列举, 且无兜底条款, 不能很好地适应实践的发展, 可以适当增加适用条件, 例如出于对专利产品需求考虑, 当公众对专利产品的合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公众对过高的专利产品价格无力承担时, 也可申请强制许可。同时, 也可以用强制许可作为反垄断的方式之一, 规制专利权的滥用。其次, 应放宽强制许可的主体范围。针对已纳入技术标准的专利的专利权人拒绝许可等情况下, 应赋予标准化组织、机构、行业协会性质的社会组织等申请强制许可的资格。

3. 制定反垄断专门规章并设定专门机构

基于专利专业性、复杂性以及更新快等特点, 仅仅依靠反垄断法的一般性规定来规制专利权的滥用明显不合适, 因此应在原有基础上制定专门规章, 以此增加法律适用的灵活性, 同时, 由专利、技术标准等主管部门制定规章会提升规章的专业性、可操作性。此外, 我国目前一般是通过提起反垄断诉讼或向商务部提出反垄断调查的方式启动程序, 诉讼成本较高, 相比之下, 美欧日均存在专门反垄断审查机构, 如美国司法部、欧盟委员会等, 因此我国也应设置该专门机构对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滥用产生的反垄断行为及时审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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