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机构（精选十篇）
信用评级机构 篇1
一、基本假设
(1) 人民银行和评级机构都是理性的, 博弈的目标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2) 人民银行可以采取的策略是监管和不监管, 评级机构可以采取的策略是公正评级和假评级。 (3) 人民银行的监管成本C。 (4) 评级机构公正评级成本T, 获得收入R—担保公司支付给评级机构的评审费;评级机构假评级获得额外收益E, 给社会造成损失为L。 (5) 对评级机构的假评级惩罚力度为P。 (6) 人民银行不监管就不会获得惩罚收益。 (7) 惩罚力度P大于监管成本C, 同时大于公正评级成本T。 (8) 人民银行与评级机构都清晰了解各种策略组合下的收益情况。
二、博弈矩阵的构建及求解
在上述基本假设前提下, 构建关于人民银行与评级机构两者的博弈模型。博弈收益矩阵中的各种策略组合如下表所示
矩阵中每组策略组合的第一个代数式代表人民银行的收益, 第二个代数式代表评级机构的收益。当人民银行监管时, 评级机构公正评级与假评级, 获得收益分别是R-T和R-P, 因为惩罚力度P大于公正评级成本T, 在收入相同的情况下评级机构最优策略是公正评级;当评级机构公正评级时, 给出的评级可以真实反应担保公司的情况, 人民银行的最优策略是不监管;当评级机构在人民银行不监管时, 此时评级机构的最优策略是假评级, 此种策略下评级机构既可以节省成本T, 又可以获得额外收入E;当评级机构假评级时, 人民银行的最优策略是监管, 此时人民银行的收益 (P-C) 大于人民银行不监管的收益 (-L) 。通过分析, 上面四种策略组合均不能使双方的利益达到均衡状态, 即不能使双方的博弈形成纯战略纳什均衡。那么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混合战略的纳什均衡?
在前面假设的基础之上, 假设人民银行监管的概率为α (0≤α≤1) , 不监管的概率就为1-α;信用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为β (0≤β≤1) , 假评级的概率就为1-β。我们Ub来表示人民银行的期望收益函数, 在给定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β时, 人民银行完全监管的期望收益函数为Ub (1, β) =-Cβ+ (P-C) × (1-β) = (P-C) -Pβ, 完全不监管的期望收益函数为Ub (0, β) =0×β+ (1-β) × (-L) =-L (1-β) 。当Ub (1, β) =Ub (0, β) 时, β*= (L+P-C) / (L+P)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民银行采取哪种策略取决于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β的值, 如果评级机构的公正评级的概率大于β*, 人民银行的最优策略是不监管;如果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等于β*, 则人民银行的即可以采取监管策略也可以采取不监管策略;如果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小于β*, 人民银行的最优策略是监管。我们用Ug表示评级机构的期望收益函数。在给定人民银行进行监管的概率α时, 评级机构完全公正评级策略期望收益函数为Ug (α, 1) = (R-T) α+ (R-T) (1-α) =R-T, 完全假评级策略的期望收益函数为U g (α, 0) = (R-P) α+ (R+E) (1-α) = (R+E) - (E+P) α, 当g (α, 1) =Up (α, 0) 时, α*= (E+T) / (E+P) ,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评级机构采取的策略取决于人民银行的监管概率α的值, 即如果人民银行进行监管的概率大于α*, 则评级机构选择的最优策略为公正评级;如果人民银行进行监管的概率等于α*, 则评级机构既可以采取公正评级策略也可以采取假评级策略;如果人民银行进行监管的概率小于α*, 则评级机构选择的最优策略为假评级。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发现人民银行和评级机构之间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当博弈双方达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时α*= (E+T) / (E+P) , β*= (L+P-C) / (L+P) , 即人民银行监管的概率为α*, 而评级机构公证评级的概率为β*。
三、博弈均衡分析
第一, 人民银行监管概率影响因素分析:评级机构公正评级成本T、评级机构假评级获得的额外收入E、人民银行对评级机构假评级惩罚力度P。α*的值随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成本T增加而增加, 表明评级机构公正评级成本越高, 公正评级动机减弱, 假评级现象越多, 人民银行监管的概率越大;α*的值随评级机构假评级获得的收入E增加而增加, 因为假评级获得的额外收益越多, 评级机构越倾向与假评级, 人民银行监管的力度就会增加;α*的值随人民银行对评级机构假评级惩罚力度P的增加而减小, 因为惩罚力度越重, 评级机构可能的成本就会越高, 评级时就会越谨慎, 人民银行监管的动机就越弱。
第二, 评级机构公正评级概率影响因素分析:人民银行对评级机构假评级惩罚力度P、假评级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为L和人民银行监管成本C。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β*的值随着人民银行对评级机构假评级惩罚力度P增加而增加, 因为惩罚力度越重, 评级机构可能的成本就会越高, 评级时就会越谨慎;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β*的值随着假评级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为L的增加而增加, 因为评级机构假评级对社会造成的损失越大, 人民银行监管的积极性越高, 评级机构提高公正评级概率;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β*的值随着人民银行监管成本上升而下降, 因为人民银行的监管成本越高, 人民银行的监管行为就越弱, 评级机构的假评级的侥幸心理就越强。
四、政策建议
在对担保公司评级监管中, 为了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应该既要使人民银行监管的概率尽量低, 还要使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尽量高。通过混合战略的纳什均衡分析, 在以上五个因素中, 人民银行对评级机构假评级惩罚力度P可同时满足上面两个条件。因此在对担保公司评级过程中, 人民银行应该加大对评级机构假评级的惩罚力度, 以督促评级机构对担保公司进行公正的评级, 促使评级市场的健康发展, 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中国国内信用评级机构2011 篇2
7月15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正式批准东方金诚开展非上市企业（公司）债券评级业务。截至目前，公司已取得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市场两大债券市场，三个国家政府部门认定的中国全部债务工具类信用评级资质，即：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全国性企业债券及银行间债券信用评级机构、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信用评级机构、国家发改委认定的企业债券信用评级机构，成为国内全部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评级资质的评级机构。这是人民银行继1997年之后、发改委自2008年批准鹏元资信企业债券评级资格之后、证监会自2008年批准中诚信资信证券市场资信评级资质之后，三家监管部门首次通过国内新评级机构的准入审批。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景耀表示：“在国内信用评级业参与主体严重失衡、民族评级业尚嗷嗷待哺的情况下，东方金诚作为国有控股的公司及时地参与国内信用评级市场，对于完善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他表示，东方金诚将努力做好各项评级业务，逐步构筑起核心竞争力，努力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不低价竞争，不承诺级别，更不随意进行等级迁移。
东方金诚获得三家监管机构准入之后，证券市场评级机构将变成6家，银行间债券市场评级机构将增加到5家。而获得全牌照的公司则仅为3家，即东方金诚、大公国际和新世纪。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是经财政部批准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以资本金投资控股的全国性、专业化信用评级机构。公司先后获批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发改委三个国家政府部门认定的证券市场及银行间债券市场两大债券市场国内全部债务工具类信用评级资质，以及各地人民银行批准的信贷市场评级资质。公司注册资本1.25亿元人民币，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6家分公司，并全资控股一家专业数据公司－北京东方金诚数据咨询有限公司，是中国境内经营资本实力最雄厚的信用评级机构之一。
作为第一家获批证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业务资质的国有控股信用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涉及国家秘密的军工、航空、航天企业及相关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敏感行业和核心企业的信用评级领域具有独特的地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通过积极参与各地方政府的信用数据信息平台建设及区域、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开拓了多元化的信息收集渠道，建立了庞大的行业和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同时，公司全资控股的专业数据公司拥有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最大、最全的贷款违约损失LossMetrics 数据库。基于行业和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公司对影响企业和债务工具信用风险的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和模型化处理，开发了 “信用评级管理系统”和“信息支撑管理系统”，为公司信用评级业务的开展，以及评级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司自主研发的“实现可扩展的数据存储方法”获得了国家专利，“信用评级管理系统”荣获2010中国金融博览会金融创新奖。
公司与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联合成立了“金诚中科信用风险与数据分析实验室”；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紧密协作，开展了与信用评级相关课题的研究和开发。自2003年开始，共完成了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及地方政府委托的多项重大课题研究。
信用评级机构 篇3
关键词：熊猫债 信用评级 全球评级序列 外币级别 行业风险
随着我国债券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2015年以来又有多家境外机构在我国发行了熊猫债。由于熊猫债的发行主体为境外机构，国内评级机构在评级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以往未曾遇到的问题。如何准确识别熊猫债的信用风险特征，制定差异化的信用评级标准，成为国内评级机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熊猫债评级的相关情况
（一）评级方面的主要监管政策
2005年2月，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主管部门联合发布了《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从熊猫债发行主体资质要求、信用评级、募集资金使用、会计准则等方面进行了规范。2010年9月，人民银行等主管部门修订了《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并公布实施。根据修订后的办法，国际开发机构申请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应符合“财务稳健，资信良好，经两家以上（含两家）评级公司评级，其中至少应有一家评级公司在中国境内注册且具备人民币债券评级能力，人民币债券信用级别为AA级（或相当于AA级）以上”的要求，将熊猫债的评级改为双评级制度，促进了熊猫债评级与国际市场接轨。此外，熊猫债在信息披露方面已开始接受国际会计准则，境外发行主体可以采用经财政部认定已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实现了等效的财务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发行主体的信息披露成本。
（二）国内评级开展情况
从实践来看，由于熊猫债发行前期我国国内评级机构还未与国际接轨，国际评级机构也未在中国开展实际业务，因此2005年发行熊猫债的国际金融公司和亚洲开发银行均向我国政府申请了信用评级豁免权。2010年，修订后的《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国内评级机构开始更多地参与到熊猫债的评级工作。此后发行的熊猫债均由不同的国内评级机构承接了相应项目。
（三）境外发行人信用资质状况
从2005年我国首次发行熊猫债至今，熊猫债发行主体的信用资质普遍较高，其中国际金融公司等机构均属于国际AAA品质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而戴姆勒股份公司以及汇丰银行等发行主体也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信用资质，国际评级机构均给予了较高的信用等级，这样的发行主体资质分布实际上与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外国债券市场在发展初期比较相似。
熊猫债的主要风险特征
与国内发行主体相比，熊猫债发行主体的信用风险差异主要来自于以下三方面。
一是面临国家层面的风险。与国内发行主体均处于同一主权国家有所不同，熊猫债的发行主体可能来自于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宏观经济环境、汇兑制度等国家层面的风险因素。这种国家风险具有系统性特征，不仅对于发行主体的信用状况存在普遍影响，而且发行主体自身也往往难以消除。而其中的一些风险，比如政治风险等具有典型的“尾部风险”特征，一旦爆发将对发行人的信用资质产生巨大冲击。尤其是在军事冲突、政变等极端政治风险事件爆发的情况下，国家风险往往成为其境内企业信用状况的决定性因素。
二是面临转移转换风险。熊猫债为人民币债务，而其发行主体为境外机构，当这些发行主体未来偿还人民币债务时，会受到发行主体经营活动所在国政府对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外汇自由兑换限制等因素的影响，而这种限制往往会对发行主体偿还外币债务产生决定性影响。比如200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爆发后，面对巨大的资本外逃和本币贬值压力，阿根廷政府多次收紧外汇管制政策，对其境内企业的外币债务偿付构成不利影响。
三是面临差异化的行业风险。熊猫债发行主体所处行业或许与国内类似，但这些发行主体所面临的却是全球行业风险或特定区域的行业风险，这样的行业风险特征与国内市场相比可能会有很大差异。比如戴姆勒股份公司处于欧美汽车市场，与国内汽车市场相比，两者在行业结构、竞争格局、产业政策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别，两者的内在信用风险特征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国内评级机构在熊猫债的评级过程中进行差异化处理。
外国债券信用评级的国际经验
国际评级机构的全球化业务一般开展得较早，其对于外国债券的评级方式可以为国内评级机构开展熊猫债信用评级提供一些参考，本文在此以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评价体系为例进行分析。首先需要厘清两个概念：一是全球评级序列与区域评级序列的差异；二是本币级别与外币级别的差异。
（一）全球评级序列与区域评级序列
全球评级序列是评级机构按照全球统一的评级标准进行的信用评级，其评级结果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可比性。国际评级机构在评级时采用的评价方法就是基于全球评级序列下的标准，与国内评级机构所使用的区域评级序列有较大区别。
区域评级序列是评级机构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对于特定区域级别区分度的需要，对该区域内的评级对象采用特定的评级标准进行的信用评级，评级结果只在相应区域范围内具有可比性。
如果将全球评级序列与区域评级序列进行比较，区域评级序列的区分度更大，但适用范围较窄。比如一般中国评级机构采用的都是区域评级序列的标准，该序列下的评级方法未考虑来自不同国家（地区）风险方面的差异，因此也只能将同一地区内或同一标准下评价出的企业级别进行比较，难以与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按照另一套区域标准评价出的企业级别进行比较。而从国际评级机构的全球评级序列来看，各机构在评级方法中会考虑不同国家（地区）的风险特征差异，设定相应的评价方法以达到评级结果在全球可比的目的。此外，两套评级序列之间实际上也可以相互转换。国际评级机构通过制定的级别映射关系，可将两套评级序列下的级别进行对应，比如穆迪评级序列对应关系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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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币级别与外币级别
国际评级机构对于发债主体级别的评价也有本外币之分。其中，本币级别衡量的是发债主体足额偿付其经营活动所在国货币债务的可能性，因此并不考虑货币兑换以及辖区间转移的风险。而外币级别衡量的是发债主体足额偿付其外币债务的可能性，会额外考虑发债主体将本国货币转换为外币，或转移至国外的能力和限制。一般对于存在外币债务的主体，国际评级机构均会给出外币级别。由此可见，本币级别与外币级别可能会由于转移转换风险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国际评级机构在对外国债券发行主体评级时，由于这些债务对于发债主体而言都是外币债务，三大评级机构均会考察其偿还外币债务的能力或外币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因此熊猫债的评价也会主要分析发债主体外币级别的高低。
对于债项评级，国际评级机构会按照具体债务的币种情况进行分析，由于外国债券是外币债务，因此债项评级也是外币债项信用等级。
（三）国家风险与转移转换风险
为了区分因发债主体所处国家（地区）不同可能带来的信用风险差异，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对发债主体本币级别的评价中，均将国家风险这一因素纳入到整体评级体系中。其中标普和惠誉将来自于一国经济、制度、法律等层面的因素作为基础分析要素纳入信用评级方法框架进行分析，而穆迪则对不同国家的信用等级设定了上限，通过对发债主体经营活动所在国的本币风险上限进行评估，得到发债主体本币级别可能获取信用等级的上限。
对于外币级别的评价，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共同的做法是在得出本币级别的基础上，通过评价发债主体经营活动所在国的转移转换风险水平，设定外币风险上限，进而确定发债主体所能获取外币级别的上限和最终级别。本币或外币的级别上限是指发债主体所能获取的最高信用等级，对于任何主要经营活动来自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发债主体而言，其所能获得的本币级别或外币级别都不能超过该国的国家风险上限级别。各评级机构对于本外币风险上限级别的评价都有一套特定的方法（不同评级机构对国家风险及转移转换风险的主要分析因素见表2）。
（四）全球行业风险评价
由于发债主体可能来自不同国家的细分行业，因此国际评级机构在对行业风险进行评价或制定行业标准时，也是基于全球视角进行分析，考虑特定行业全球共同的风险特征及行业间的风险水平，而对于企业的行业竞争力的评价也是在同一行业内进行全球比较和排序。
国内开展熊猫债评级的建议
（一）全球评级序列条件下
国际评级机构对于熊猫债等外国债券的评价基于全球评级序列标准进行。首先在考虑全球行业风险及发债主体经营活动所在国的国家风险（或本币风险上限）的基础上，先得到本币级别，再根据其外币风险上限，得到发债主体的外币等级，并将该外币等级作为外国债券发债主体的最终信用等级。对于国内评级机构而言，为准确评价熊猫债及其发债主体的信用风险水平，建议根据其风险特征差异，对其面临的国家风险、转移转换风险等因素进行分析，并差异化地考虑其行业风险。因此，国内评级机构可以积极构建一套全球可比评级体系，将上述风险因素纳入该体系中。但建立这样的体系在数据样本、技术储备等方面都会有较为严格的要求。
（二）区域评级序列条件下
从满足监管需要或评级体系一致性的角度考虑，国内评级机构也可以在目前采用的区域评级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对熊猫债的额外风险考量因素，将熊猫债纳入中国评级体系的级别序列中。
一是对于熊猫债发债主体进行的风险评价应主要反映其偿还外币债务的能力和意愿。因此，对熊猫债发行人的主体评级级别应区分本币级别与外币级别。同时，评级机构或投资人在将熊猫债的信用风险与国内其他债券进行比较时，也应主要参考其外币级别。
二是在对外币级别评价时，建议国内评级机构建立一套针对不同国家转移转换风险的评价方法。在评级中，先评出发债主体的本币级别，并根据前述建立的不同国家转移转换风险的评价方法，评价出熊猫债发行主体所在国或地区的外币风险上限，并将这一外币风险上限等级与其本币级别相加，从而得到熊猫债发行主体的最终外币级别。
三是在对熊猫债本币级别的评价中，建议考虑因国家风险不同可能带来的影响，可以针对熊猫债发行主体经营活动的集中情况进行判断。如果该发行主体的经营活动集中在某一特定国家（地区），则按照该国家（地区）的政治稳定性、宏观经济、制度法律的具体情况，设定其所能获取的相对于中国评级序列以及国家风险的本币级别上限。如果其国家风险与中国相等或低于国内水平，则熊猫债发行人在中国序列下信用等级就不存在具体等级限制。反之，如果其国家风险水平高于中国水平，则按照具体差异的大小，制定出其在中国体系下所能获得的本币级别上限，从而达到级别可比的目的。
四是在对行业风险进行评价时，建议国内评级机构充分识别熊猫债发行主体经营所在地行业环境与国内行业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进行比较，制定出不同的信用政策或评价标准，力求准确评估其行业风险水平。
中俄联手建信用评级机构 篇4
俄方参与者俄罗斯信用评级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扎伊采夫在采访中表示, 中俄之所以能在评级机构构想上一拍即合, 其原因是:2008年美国出现的次贷危机和像雷曼兄弟这样的机构倒闭, 揭示了金融领域以及世界经济中存在严重的无法量化的风险, 投资者因此需要更多的来自风险管理方面的信息。此外, 这场危机也重新审视了主导全球以及本地市场评级机构的表现是否得当。很显然, 这些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和途径往往是扭曲的, 因为他们对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先入为主的看法, 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世界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因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俄联合建立这样的一个评级机构, 希望发展一种独立、透明、公正的评估标准, 真正地判断和衡量全球和当地经济情况。
早前, 由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三家独立评级机构联合发起成立组建的“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就是一次最初的尝试。“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的基本工作原理采取的是一种更为“包容”的方法, 所采用的是“双评级”系统。但在此次中俄构建的信用评级机构中, 所采用的系统是与当地的合作伙伴机构合作, 借助对当地经济有更深入了解的机构的分析, 得出更为公正的分析。这种做法也避免了评级中存在的过于泛化和出现政治文化偏见等问题。也就是说, 它确保了一个更为公正、独立和透明的评估。这样的评估是值得国际投资者采用的。
信用评级机构 篇5
日本9.0级大地震将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增加通货膨胀压力：一，日本央行实行货币扩张政策；二，汽车和电子产业的供应链中断，生产的中断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削弱日本出口，汽车和电子产业是日本的两大产业是经济的主要发展支柱，日本经济会出现更加严重的低迷期，日本政府为了维持经济的好转，必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日元必然会贬值；三，对石化燃料的需求上升，因为核能已经占到了日本电力供应的30%，30%电力供应的中断使得这种冲击对很多行业的影响时间会更长，日本核灾难将会减缓或严重削弱世界各国核能工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将会推高化石燃料的价格。这样会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日元今年可能会出现大幅贬值，这也将会给其他亚洲货币带来巨大压力。
由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攀升，中国国内输入性通胀压力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需求拉动、流动性总体宽松的货币推动，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今年上半年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较大。
株洲信用评级规范中介机构管理 篇6
目前，该局已建立了信用信息管理组织机构，并制定了信息的征集方式与评级考核标准和相应的奖惩制度。
信息内容全覆盖，征集方式多样化
“信用信息征集涵盖土地、测绘、矿产三大领域，共涉及到15个科室部门，且每个领域所征集的信息都不相同。从地矿科来说，要征集的信息主要是地质勘查、矿山储量动态检测等。”该局地矿科科长刘光辉介绍。
目前，从业单位个的信用信息主要由基础信息、良好信用信息、提示信用信息和警示信用信息构成，包括资质类别、履约、表彰和处罚记录等信用信息。该局行政审批科负责人袁宏透露。
经由相关部门考核评级后，由征信机构负责信息的征集和整理。目前，该局确立了行政审批科为征信机构，负责信息征集，并与信息中心合作建设全市国土资源领域信用信息数据库，提交国土资源局门户网站，并进行公开，供大家查阅。
此外，为保证信用信息征集的广泛性和真实性，该局还规定，与从业单位及主要从业人员有利益相关的单位与个人均可向征信机构提供其信用信息。
评级与奖惩标准细化，可操作性较强
如何通过征集的信用信息来对从业单位及从业人员进行信用评价定级，进而通过评级结果来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是构建国土资源领域信用信息管理平台的关键和目的，关系到信用信息管理制度能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
为确保信用信息管理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株洲市国土资源局在征求多方意见的情况下，综合众多量化考核体系，制定了评价考核体系和奖惩体系，指标细化且可操作性强。
根据各部门考核的评价内容，该局将信用评价基本总分值定为100分，实行良好信用信息加分，提示信用信息和警示信用信息减分。根据得分，该局将从业单位信用等级分为A、B、C、D四级，主要从业人员信用等级分为A、B、C三级。在评价期内企业运行行为规范，履行合同情况良好，无任何不良行为记录，根据信用评价指标得分超过120分，则获得信用A级。“目前我们对从业单位与个人制定了信用级别的分类，经初步统计，已对150多家从业单位进行信用评级。”该局行政审批科负责人袁宏介绍。
在完成对信用信息的征集与评级之后，株洲市国土资源局特别注重对信用评价结果的运用，将从业单位信用信息与用地和探矿、采矿准入等资格审查和诚信评价挂钩。
信用评级中表现优异的从业单位与个人，在评优评先、项目招投标、安排项目和拨付有关补贴资金时予以倾斜，在服务上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便利。
信用级别较低的从业单位与个人，则将其列入监督检查重点，对其不良业务行为，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期间不得承担国土资源领域业务。情节严重的，给予降低资质级别、吊销资质等处罚。
目前，该局拟每年对全市国土资源领域从业单位与人员进行一次考核评级。
由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引发的思考 篇7
一、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国际做法
在主要发达国家中, 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信用评级市场格局, 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也通过不断摸索, 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各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督机制一般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在直接融资发达的国家 (如美国) , 倾向于由证券监督机构统一负责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资质认定和监管。另一类指的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 (如欧洲的主要国家) , 在《巴塞尔协议Ⅱ》的倡导下, 倾向于由银行监管机构负责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督。
(一) 美国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历程
20世纪初的美国, “铁路债券热”催生了现代信用评级业, 评级机构在债券市场上广泛地参与评级, 为投资者服务。起初, 由于准入门槛极低, 自由竞争下的市场约束发挥着对评级机构的监督作用。直到1975年,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为规范评级市场中评级机构的准入标准和执业行为, 确立了“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组织 (NRSRO) ”的认证制度, 于是开启了对评级机构的政府注册制监管。
早期, SEC采用无异议函的方式认可NRSROs1, 因其缺乏法律支持, 没有规范的审批程序, 申请过程不透明, 受到了各方批评。1997年, SEC明确了NRSRO制度确立的基本原则, 并建立认定NRSRO资质的正式程序, 要求申请NRSRO资质的评级机构必须满足全国认可的信誉、相当规模的财力、足够专业的人员、系统健全的评级程序和非公开信息的正当使用保证等五项条件。
2001年12月, 安然事件爆发, 主要评级机构在评级的尽职调查方面令人失望2, 这使得监管部门强化了对评级机构的监管。2006年出台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进一步细化了NRSRO注册程序和信息披露要求, 首次明确SEC对NRSROs的监管权力。随后, SEC发布相关实施细则, 确立NRSROs利益冲突的报告和防范机制, 强调在评级机构内部实施严格的防火墙、独立薪酬等相关程序, 禁止NRSROs以各种方式兜售评级服务, 滥用优势地位从事不公平竞争等。但法案规定了SEC不涉足NRSROs评级方法和决定评级的模型构造。
次贷危机中评级机构的拙劣表现引发了对改革评级机构监管的强烈呼吁。2008年12月, SEC出台了针对《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的修正案, 旨在提高NRSROs评级模型与评级程序的透明度, 增强市场敏感性, 以提高评级责任约束和评级机构内部管理机制效率, 加大评级结果的可比性。其中, 要求NRSROs对其评级结果中随机抽取的10%进行公开披露。2009年6月17日, 美国政府正式公布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 要求评级机构建立健全的利益冲突管理政策, 并强化跟踪评级程序以提升评级程序的完整性, 区别对待结构化金融产品的信用评级等。同时, SEC也在讨论逐步消除监管条款中对NRSROs评级结果的依赖, 加速批准了一些申请NRSRO资质的评级机构3。
(二) 欧洲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历程
与美国市场不同, 长期以来, 欧洲信用评级的需求非常低。1980年前的欧洲, 只有英国和瑞典建立或试图建立评级制度。历史上, 欧洲各国对评级市场的准入都未进行过专门的限制。虽然部分国家陆续开始实施对评级机构资质的认可制度, 但其申请程序和审批标准均不透明。最早涉及评级机构监管的欧盟法规是2003/125/EC指令, 它鼓励评级机构建立政策和程序来保证评级的公正性和披露利益冲突。
进入21世纪, 尤其是《巴塞尔协议Ⅱ》的实施, 极大地推动了欧洲评级市场的发展和统一评级监管制度的建立。2005年12月, 欧盟委员宣布, 沿用基于国际证监会组织 (IOSCO) 行为准则的金融服务业直接和自律监管模式, 其对信用评级行业适用的主要监管纲领性文件是“资本要求指引” (theCapital Require m e ntsDire ctive) , 并授权欧洲银行监管机构委员会制定统一的外部信用评级机构 (ECAI) 的认证标准和程序, 在欧盟成员国实施。
2006年1月, 欧洲银行监管机构委员会颁布了《ECAI认证指南》, 阐明了E-CAI的认证标准和程序, 规定了对申请人进行评估的技术标准, 要求监管机构必须确认申请人的信用评级方法是严格、系统而连续的, 申请人必须提供过去信用评级的历史记录, 保证其评级结果不受外部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的影响。此外, 该指南还要求监管机构持续对ECAI的质量进行监控, 并以五年为时间单位对各ECAI的资质进行深度分析。至此, ECAI认证制度成为了欧洲信用评级市场确认信用评级机构资质的实际标准。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也给欧洲金融业造成了重创, 次贷危机后的欧洲成了全球对信用评级机构最严厉的监管者。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于2009年4月23日通过了“信用评级机构一揽子规章”, 要求在欧洲运营的评级机构须在欧洲证券监管委员会登记注册, 并要遵守欧洲严格的规章制度, 包括评级机构不得提供咨询服务;必须披露信用评级模型、方法以及关键假设;必须要以特定的符号将复杂产品的信用评级结果区别开来;必须出具年度透明度报告;以及在董事会成员设立中, 必须至少要有两名其薪酬不取决于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表现的董事等等。可以看出, 欧洲的监管规章直接干预了评级机构的内部制度、经营管理、评级方法和程序, 通过进一步抬高了评级行业的进入门槛, 加强对评级机构执业行为的控制。
二、对评级机构监管的争论
纵观主要发达国家对评级机构监管的演变, 政府通过明确统一的监管机构, 逐渐确立透明公正的资质认可制度, 并在市场机制失控时, 逐步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改善信用评级业的监管体制。但由监管必然产生的问题能否有效地得到解决, 社会各界也从未停止过广泛地争论。
(一) 市场对声誉资本的调节
由于评级结果直接面向市场, 公开、直观并且随时接受市场的检验, 投资者不断通过事后考察评级结果与实际违约情况的相关性来判断评级机构的声誉。评级机构在发挥债券发行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中介职能时, 最重要的价值便体现为它的声誉资本。评级机构必须通过发布准确、公正的评级结果不断积累其声誉资本, 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而监管当局通过对评级机构的资质认定, 以及在监管条款中使用评级结果, 使得债券性质的金融产品只有获得特定信用级别后, 才能进入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组合。此时, 即便评级结果不那么准确可靠, 也不影响享有一定监管特许权的评级机构占有市场。这样, 基于声誉资本的市场自律作用大大削弱。
历史的发展肯定了对评级机构的资质认可制度, 它在树立行业规范、提供准入标准等方面发挥了必要的作用, 也为监管条款的使用提供了依据。美国SEC加大对评级结果的披露和可比性要求, 减少评级机构的监管特许权, 便旨在强化市场约束, 营造出声誉资本机制得以有效运作的市场环境。但对于具有专利性质的评级核心模型不能充分披露, 该项举措能在多大程度上方便市场参与者比较评级结果的准确性、改善市场对评级机构的约束还不足定论。
(二) 利益冲突的防范
首先, 评级机构收费模式中隐含着利益诉求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后, 评级机构的收费模式逐渐转变为发行主体付费。发行主体可以依仗其“衣食父母”的地位对评级机构提出评级结果要求, 或者选取能给予更高评级结果的评级机构进行其产品的评级。其次, 近年来评级机构的商业模式中包含了为发行主体提供咨询等增值服务, 以提高其产品的评级。利益冲突之下, 评级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受到了更大的质疑。
评级机构主张其设有严格的内部控制程序和防火墙制度, 保证评审委员会做出的评级决策不受利益干扰, 并表明评级分析师的薪酬不依赖受评企业支付的费用高低。现行的监管政策也着重于督促评级机构完备其内部控制程序, 禁止评级分析师协商收费事宜或接受被评级实体的礼物, 试图在不改变评级机构商业模式的基础上解决利益冲突。美国SEC的新规章要求评级机构将其咨询顾问业务与评级业务相分离, 但这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相比而言, 欧洲的监管法规力度更大, 直接禁止评级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要求董事会制定政策监控评级业务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
(三) 不充分竞争格局
信用评级业本身具有自然垄断的特性, 评级机构在前期必须对专业技术与评级模型进行巨大投资, 同时长期积累其评级声誉。监管当局对评级机构进行资质认可, 增强了评级机构的市场竞争力, 也对新进入者构成了巨大的障碍, 造成信用评级市场中竞争不足。经过百年发展的信用评级市场, 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巨头已享有不可撼动的国际统治地位。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 竞争是规范评级机构业务的正确方法。美国的监管改革思路就是降低进入门槛、提高透明度, 加大行业的竞争性, 激发评级机构提升评级产品准确性、研发评级模型技术的动力。与之相反的是, 欧洲监管当局认为竞争更多地加剧利益冲突的矛盾, 即使取消监管特许权, 也不会明显提高行业的竞争性。因此, 欧洲的监管规章放弃了加强行业竞争的调节, 采用对已取得资质的评级机构强有力的控制, 更严格地把关行业进入门槛。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保证信用评级业的健康风气, 只是采取的方式不同, 美国主要通过机构自律, 而欧洲更着重外部强制执行方式。
三、对我国信用评级业监管的启示
我国信用评级业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 目前, 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从事信贷市场和银行业债券市场评级的机构共有80家, 专业信用评级人员2288人。不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经历了膨胀、清理整顿、竞争整合的过程后, 自身市场化程度和成熟度仍然较低, 评级机构所承载的社会功效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加强和完善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机制, 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教训的同时, 必须结合我国信用评级业的现状。
(一) 明确统一的监管部门
只有充分集权的监管权力才能保证对评级机构各项行为的监控和治理, 对评级机构利益冲突的防范、不合理的竞争秩序加以调节。目前, 人民银行、发改委和证监会分别主管银行间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和公司债券发行市场的评级业务。这不仅容易造成监管盲点, 更加不能形成对评级机构统一有效的监管约束。我国信用结构的特点是以银行信贷为主, 企业主要依靠间接融资, 因此, 应当改变目前多元监管的模式, 集权监管核心于人民银行, 对评级机构实施统一监管。
(二) 完善评级机构的认可机制
各国的经验纷纷指向对市场接受度较高的评级机构给与资质认可, 随着监管体制的变迁, 认可制度也在逐步完善。我国当前实行业务分市场认可的监管机制, 由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保监会在不同的业务上对不同评级机构出具官方认可资质。无论最终核心监管部门是否统一认可权限, 都应建立透明而公正, 并结合市场需求变化的认可制度, 适度保持行业竞争, 切实规范信用评级行业, 配合市场约束作用。
(三) 强化市场的声誉约束作用
在我国, 评级结果主要由银行等金融机构使用, 市场参与者较少, 造成市场对评级产品敏感性极低, 有效需求不足, 评级机构很难建立其声誉资本, 市场约束的作用微乎其微。鉴于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监管的宗旨仍应强调为市场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 而非代替市场做出判断。监管部门可以不断强化市场参与, 形成对评级机构声誉资本的关注, 更应当采用科学的评级违约率指标统计评级结果, 并通过正规的渠道及时揭示和公开披露, 发挥市场对声誉资本的调节作用。
(四) 督促健全评级机构内控程序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整体水平不高, 在有限容量的市场中竞争过度, 恶性收费、以级定价的端倪在评级市场中业已显现, 评级机构在规范与生存的博弈中难以保证评级结果的公正性, 利益冲突的加剧使得评级信息的质量一再降低。监管部门应当加大力度整顿严重不符标准的评级机构, 过滤信用评级市场, 严格督促评级机构健全防范利益冲突的内控制度, 对信用评级机构规范化经营进行检查, 保证咨询顾问与评级业务间的防火墙制度灵敏有效, 从而改善无序竞争的格局。
此外, 立法机关也应尽快修改和整合既成的法规, 系统的建立规范信用评级行业的法律体系。次贷危机后, 各国的监管部门都在调整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措施。我国完善对信用评级的监管机制也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但必然在不断的探索中促进信用评级行业的健康发展。
摘要：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被推向了高潮。本文分析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历史变迁, 及其为解决监管下不可避免的问题而引发的争论, 进而提出当今完善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监管机制的相应建议。
关键词：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市场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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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问题 篇8
一、两次金融危机中信用评级机构的角色
(一) 1997年金融危机中的信用评级机构
1997年4月25日, 穆迪 (Moody's) 降级泰国主权信贷等级, 并随后又降低泰国三家主要银行的信贷等级, 穆迪的降级行动在当时成为投机者攻击泰铢的信号, 最终推倒了金融危机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紧接着, 穆迪和标普公司 (Standard&Poor's, S&P) 一再降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债券信用等级。同年12月10日, 穆迪和标普降低韩国长期外汇债务评级;12月24日, 标普降低日本两大银行信用等级, 引起日本金融市场急剧动荡, 穆迪在1998年3月29日将日本主权信用评为“负面”, 使日元创历史最低价位, 并持续影响到亚洲股市、汇市。1998年2月-8月:穆迪和标普分别降低香港外汇主权和主要银行的评级, 评级展望为负面, 从而加重了市场恐慌;穆迪降低马来西亚主权等级, 迫使马来西亚推迟在欧发行美元债券计划, 导致马来西亚重整银行和刺激经济的一系列计划严重受挫;标普将6家俄罗斯银行长期主权信用等级降为“垃圾”级, 加剧了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1998年9月4日, 穆迪降低巴西和委内瑞拉信用等级, 使拉美股市、汇市联袂重挫, 使之沦为继东亚和俄罗斯之后新的重灾区。
该次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 穆迪、标普等国际主要评级公司相继发布“降级”、“观察”或“负面”公告, 多次下调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泰国、日本、中国、香港、台湾、印度、俄罗斯及部分拉美国家的主权或银行信用等级, 多次引起区域性股市、汇市震荡, 对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严重的负面冲击, 部分国家因而陷入严重信贷危机, 并加剧了经济危机恶性循环。
(二) 次贷危机中的信用评级机构
众所周知, 美国的一些银行盲目发放购房贷款是整个次贷危机的重要源头, 但随着次贷危机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 投资者和监管部门转而将矛头指向信用评级机构。与1997年金融危机不同, 信用评级机构可谓全程“参与”次贷危机:
第一, 危机发生前期, 美国金融市场利率低, 房价高涨, 购房者每月按时付息, 整个住房按揭贷款呈现健康繁荣景象。一些贷款银行认为这样的形势会持续下去, 一方面不断降低按揭贷款者的信用等级, 大量的次级贷款人进入银行;另一方面为了盘活资金, 并减少潜在风险, 将已有的次级按揭贷款进行包装、加工, 变成MBS (Mor tgage-Back ed Secur itization,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信用评级机构将不同风险程度组成的房产抵押贷款进行风险级别评级, 形成不同的等级。这些不同风险等级的证券化产品因为满足了不同风险投资者的需求, 很快就在资本市场上进行出售。
第二, 危机中另一个重要角色—投资银行将上述低等级的MBS进行重组, 形成CDO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担保债务凭证) , CDO为资产证券化的一项信用衍生产品产品, 而这些CDO得以顺利出售的一个重要助推手就是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对不同的CDO进行评级, 提高其出售能力。信用评级机构对MBS、CDO以及CDO衍生产品的拔高评级使得投资者过于乐观, 他们仅仅看到证券化产品的收益和安全性, 而隐藏在基础资产中的风险却被忽视。经过评级的证券化产品就像滚雪球一般, 资产价值不断扩展的同时风险也随之膨胀。次贷危机中的信用评级机构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它有效地连接了次级按揭贷款和二级市场, 这不仅仅是将风险从银行体系转移到证券化产品市场, 而且将这些产品的风险级数不断提高, 最终造成了具有相当广度和深度的金融体系危机。
第三, 穆迪和标普占有信用评级的绝大部分市场, 它们也是次级房地产房贷评级的绝对领先者, 在该领域处于绝对垄断地位。也正因为如此, 标普在其2000年的研究报告中宣布“骑肩房贷”的信用风险并不一定大, 2001年, 标普进一步指出, 只要这种“骑肩房贷”占房贷总量小于20%, 就不会影响标普对整个债券的评级。此后, 房贷公司在市场利好的情况下, 不再局限于20%的限制, 骑肩房贷的高速成长, 使次级房贷迅速成长为一个1.1万亿美元左右的市场。但是, 2006年, 标准普尔重新对这些房贷进行研究却得出如下结论:骑肩房贷违约风险比起传统房贷要高达43%, 鉴于此, 标普和穆迪相继把他们先前评级过的上百只房地产抵押债券进行降级处理。面对次级贷款引发的风险, Fed (Federal Reserve System, 美国联储备委员会) 在风险开始暴露之初 (2007年2月) , 乐观地认为这只是个别机构的非系统性风险。6月底, Fed牵头与其他几个部门就次级贷款共同发表声明 (StatementonSubprimeMortgage Lending) 。但是, 标普于7月上旬调低全球次级抵押债券评级, 由此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震荡。
二、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问题研究
信用评级机构, 譬如穆迪或标普, 最根本的作用是就被评级对象的信用状况独立发表意见。评级机构对被评对象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分析, 得出的评级结果目的在于能缓解债券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成本, 为投资者评估被评级对象风险和区分信用质量高下提供一个工具。如果评级机构在评级作业中, 不能严格保证其评级的独立性, 则评级结论不但显得毫无意义, 且必将埋下风险的隐患。
在1997年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过程中, 信用评级机构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监管方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严厉抨击。这一方面说明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另一方面则暴露了信用评级机构所存在的若干问题:
第一, 非透明性。信用评级机构的最大原则是依靠信誉来获得长期收益, 理论上不会因为客户的评级要求而改变评级的公正性。但是由于评级过程的非透明性, 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并不掌握借款人的信用信息, 且抵押贷款被多次分拆、打包、分层, 借款人信用信息完全掩盖在各种结构性安排之中, 投资者完全依赖信用评级机构对该产品的评级结果。投资者无法辨别评级过程的公正, 信用评级机构出于某种特殊目的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第二, 盈利性。信用评级机构很容易出于自身利益驱动, 主动造成评级误差。信用评级机构原本主要为国家债券、企业债券评级, 但是在2000年左右, 评级机构发现了一块高速成长且获利丰厚的新业务领域———资产抵押债券评级 (房地产抵押债券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 。据有关资料披露, 2006年, 穆迪从这种资产抵押债券评级业务中收入达到8.5亿美元, 占总收入的44%。资产抵押债券评级不仅为穆迪等评级机构带来了大量收入, 还是其最赚钱的业务;
第三, 缺乏竞争性。以信用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 主要采用监管机构对评级机构认可的制度, 被认可的机构称为“国家认可的证券评级机构” (NRSRO) 。实际上主要就是标准普尔、穆迪和菲奇三家。虽然它们当中的穆迪曾受到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 但最后仍不了了之。一些新认可的评级机构在壮大过程中又逐步被以上三大公司合并, 导致评级机构存在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的局面;
第四, 滞后性。信用评级机构在很多时候的评级结论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以次贷危机为例, 当银行在2006年提出次级按揭贷款存在潜在危机时, 信用评级机构仍旧持有乐观的态度, 直到2007年8月, 信用评级机构才对相关的衍生证券提出降低信用等级, 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风险预警作用。如果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故意推迟评级修正, 那么这种评级行为造成的结果对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将更加严重;
信用评级机构坚持独立性原则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无论是对于金融市场、监管者、市场参与者以及信用评级机构自身, 都十分重要。具体体现在:第一, 作为独立的第三方, 信用评级机构实际上是充当信息提供商的角色, 而只有坚持独立性原则, 信用评级机构才可能为金融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信息, 助推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和发展。一旦金融市场充斥着大量失真的信用评级信息, 导致的结果必然是金融市场的程序混乱以及市场参与者蒙受损失。第二, 坚持独立性原则是信用评级机构得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最大原则, 信用评级机构与被评级对象及其所提供信息的使用者 (主要是投资者) 不存在会计师事务所和被审公司及审计报告使用者之间存在的那种委托代理关系, 这客观上也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必修以坚持独立性为第一要务, 只有这样, 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防范声誉风险, 良好的声誉是信用评级机构得以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 无论是提升机构知名度, 还是提升盈利水平, 靠提供虚假评级信息而获得不当利益是短视行为, 得不偿失;第三, 对于监管者而言, 对信用评级机构首要的要求就是独立性, 监管者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应为市场参与者减少信息不对称提供意见, 其评级活动及评级结果应与被评对象保持独立, 评级结论对金融市场具有有效性;第四, 对于市场参与者特别是投资者而言, 最希望获得信用评级机构在独立性原则下给出的评级结论, 以确保评级结果可靠性, 进而在最大程度上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起到正面地、积极的作用;第五, 在特定环境和形势下 (譬如金融市场处于脆弱期) , 信用评级机构更应该坚持独立性原则, 审慎、独立地发表评级意见, 而不是随机应变、投其所好, 结果起到放大、恶化风险的负面作用。
此外, 还包括其他一些问题, 如部分评级方法存在技术缺陷、信用评级机构的短视行为等等。正是由于上面提及的非透明性、盈利性、缺乏竞争性等因素, 信用评级机构面临着严重的独立性问题。信用评级机构理应是为投资者提供独立的、客观的、没有偏见的信用评价和意见的研究机构, 一旦评价标准和评级过程受到外界因素的非正常干扰, 所得出的评级结论必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这也违背了信用评级机构的生存法则。如果这种违背独立性原则进行信用评级的现象长期存在, 很多隐形化的风险就会成集聚形式暴露, 在特定的经济环境和金融形势下, 就会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驱动因素。
三、提升信用评级机构独立性的对策
信用评级机构开展信用评级工作, 其自身必须具有很好的信用, 而维持自身良好信用的前提, 就是坚持独立性原则。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环境、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决定了信用评级机构真正做到坚持独立性原则会面临诸多困难, 这需要金融市场参与者、金融市场监管者、被评级对象以及评级机构自身共同努力:
第一, 进一步规范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业标准和市场秩序, 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业监管力度。对信用评级行业的主体资格、行为规范、业务流程和评级基本标准、评级技术规范等方面进行规范和完善, 建立一套正规的程序以监督信用评级机构;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对具有共性的评级过程 (内容) 进行公开, 以增强评级过程的透明性;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执业范围加以规范, 特别对于直接参与衍生产品的设计并为其提供评级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监督, 防止信用评级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出具非独立性评级意见;应设法增加信用评级体系的竞争性, 避免由于行业垄断而造成评级结果的系统性偏倚;加强行业自律, 建立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综合评估体系, 完善信用评级机构的奖惩、退出机制。
第二, 金融体系中的市场参与者和信用评级结论使用者应当共同努力, 增强自身风险评估能力, 降低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性。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债券发行者都应该反思, 如何在投资中使用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评级结论, 特别对于投资者而言, 评级机构的结论不应取代适当的风险分析和管理。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将次贷危机爆发根源的矛头指向信用评级机构, 原本无可厚非, 但这也从侧面反应了投资者对于信用评级机构过度依赖, 而要提升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 市场参与者特别是投资者也应当提升自己的风险评估和辨别能力。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 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市场上扮演中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毫无疑问, 信用评级机构应以向投资者提供可靠的评级信息为目的, 这就要求其必须坚持独立性原则, 不断提升评级机构自身风险评估能力, 提高评级结论准确性、可靠性, 进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升金融效率、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要达到这个目标, 需要金融市场参与者、监管者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等各方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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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机构 篇9
关键词：利益冲突,信用评级机构,独立性
美国当地时间2011年8月5日晚,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将美国AAA级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级至AA+。标普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意味着美债已经不再拥有低廉的融资成本。由于美债一向以无风险资产身份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扮演投资回报率的基准, 这也就意味着全球风险资产绝对估值的投资回报率上升, 新兴经济体的资产泡沫有可能被刺破, 并引发全球性金融动荡。那么究其根源, 此次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决定是否客观公正?我国在信用评级方面的表现又如何?
1 信用评级简介
信用评级是一种社会中介服务, 用以为社会提供资信信息, 或为单位自身提供决策参考。以标准普尔公司为例, 信用等级一般采用四等十级制或三等九级制, 最高级为AAA级, 每个信用等级可用“+”、“-”进行微调。其等级含义如下:AAA级表明信用极好, 企业或政府信用程度高、资金实力雄厚, 资产质量优良, 各项指标先进, 经济效益明显, 清偿支付能力强, 企业或政府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极小;AA级表明信用优良, 企业或政府信用程度较高, 企业或政府资金实力较强, 资产质量较好, 各项指示先进, 经营管理状况良好, 经济效益稳定, 有较强的清偿与支付能力。
2 信用评级机构简介
2.1 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 (见图1)
2.2 我国主要信用评级机构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公”) 是中国信用评级与风险分析研究的专业机构, 是面向全球的中国信用信息与决策解决方案的主要服务商。1994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批准成立, 作为中国最具规模化、规范化的评级机构, 大公拥有员工500余人, 其中, 硕士和博士分析师200多名, 博士后科研人员50多名;在国内设有6个区域总部、34个分支机构;海外设有2个办事处, 每年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诚信”) 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批准设立, 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的中外合资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自1992年成立以来, 一直引领着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 近年来中诚信在信用评级业务方面完成了数项开创性的评级业务和技术, 新的评级业务和技术创新极大推动了中国评级市场的发展, 提高了中国信用评级业的技术水平。
3 标普宣布对美债降低评级
4 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
4.1 美国态度
从此次标普对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可以看出, 其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存在的。在评价信用对象的整个体系中并没有把政府作为“最终保障”而给予高度评价, 也就不难理解美国政府随后对标普进行“大检查”等一系列事后行为。在被降低信用评级之前, 美国政府虽已对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其负债比率增速仍然以不够乐观的发展态势持续恶化, 因而标普董事总经理大卫·比尔斯虽深知下调评级将给金融市场带来大幅震荡, 但美国国会和政府最近达成的财政紧缩协议不足以稳定政府的中期债务状况, 奥巴马签署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和削减政府开支的最新法案, 决定在未来10年内削减政府开支2.1万亿到2.4万亿美元, 与标普预测的4万亿美元还相差甚远, 因此做出下调评级的决定。由此可见标普对其降低评级的决定是比较客观的, 虽然对美国政府的名誉和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从实际效果来说,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标普的评级起到了督促政府更好的履行削减债务目标的作用。这对于美、法等国长期的经济展望会有正面支撑。短期的“麻烦制造者”或许会成为长期经济复苏中的福音。
4.2 中国态度
相比之下, 中国的大公较全球所有评级机构之前率先下调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与此同时, 在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不久大公给予了铁道部AAA评级。再如, 不久前已经发生的几笔地方主权债务违约事件 (如2010年的云南城市建设债和2011年的云南铁路建设债) 中, 中诚信竟然给予其AA+的评级 (我国政府主权债务评级亦为AA+) 。在提高我国自身评级级别的现象中可以看出, 由于铁道部、地方财政隶属于中央政府, 其利益后台保障极为稳固, 虽然铁道部等机构负债比率逐年攀升, 但中央政府的强大后盾保障依然让大公和中诚信吃了一颗定心丸。诸如此类事件持续发生, 长此以往, 随着税收负担的加重, 最终担任还债职责的仍然是广大老百姓。
4.3 权力机构牵连下的独立性
由此可见, 利益冲突之下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的保持, 中外相差较大。信用评级机制与政府之间的牵连越发紧密。应该认识到, 信用评级机构设立的初衷应当是为客户企业做出投资参考, 提供独立和客观的信用风险观点。其作为一个社会发展存续过程中的“免疫体”, 理应在评级对象出现危险信号时予以及时的警告和制止, 从而维持稳定的金融市场秩序, 其作为市场预警机制的作用应当被逐步放大化。就市场参与者希望从评级中获取的质量而言, 无论是订阅人付费还是发债人付费模式都各有利弊, 关键在于如何确保这些不同模式的评级机构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所以对于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及其应对措施应及时予以披露。
与此同时, 政府应该把评级市场开放, 引入独立的第三方, 让更多的评级机构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形成那个良性的自由竞争环境, 以期能够使更多的“评级机构”成为“自由身”, 防止未来“三大”评级机构可能因为利益因素而出卖自己灵魂的现象发生, 从而客观公允的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4.4 特定收费模式下的独立性
据《华盛顿邮报》称, 一名前穆迪高管曾致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称公司高层向分析师施压干预评级, 以确保穆迪评级交易及收入的稳定。的确, 穆迪存在的利益冲突众所周知:发行人就评级向评级机构支付相关费用。这种利益冲突在穆迪的运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它促使公司中的每一个人, 包括分析师, 给发行人想要的评级, 否则客户就会流失到其他评级机构。其实, 次贷危机中评级机构之所以遭遇谴责, 很大程度是因为一些评级机构实际上间接参与了一些金融衍生品的构建, 比如给一些发行结构性产品的公司做指引, 告诉投行要怎么做甚至直接给出结构性产品框架由发债主体填空就能获得更好的评级。而这也是评级机构现在遭遇指责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么在这种收费模式下评级机构既做裁判又做球员的角色又如何能够体现其真正的独立性?标普大中华区总裁周彬认为就市场参与者希望从评级中获取的质量而言, 无论是订阅人付费还是发债人付费模式都各有利弊, 关键在于如何确保这些不同模式的评级机构的客观性和独立性。评级机构的根本目的应是提供独立和客观的信用风险观点, 所以对于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及其应对措施应及时予以披露。诚然, 对于发债人付费模式, 只要利益冲突管理妥当仍是目前最好的商业模式, 因为它使得评级能够同时免费提供给所有者, 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公众对于评级的监督。在这方面, 标普就曾采取一系列措施预防发债人付费模式中潜在的利益冲突。比如将评级合同的条款谈判业务与进行信用分析和提供评级意见的分析师团队分割开来, 从而确保了信用评级程序完全的客观和独立。
此前, 国内一家同样因此问题遭受非议的评级机构大公, 其常务副总裁金永授也认为虽然这种收费模式有其一定的弊端, 容易导致利益冲突, 影响评级的客观与公正。但行业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 在新的模式还没找到的情况下, 也只能通过业务合同、收费单据报备等措施规范市场行为。当然, 各大评级机构也应该要积极探索不同的收费模式。
5 冲突的应对与独立性的保持
5.1 加强评级独立性
既然在利益冲突之下引用评级机构面临着时而进退两难、时而攻守受阻的尴尬情形, 在权力中心和利益中心的制衡下, 信用评级机构保持其独立性依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 评级机构构建利益冲突的防范机制。评级机构自身更需要对潜在的利益冲突, 采取有效措施, 构建防范机制。这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实际或潜在利益的充分披露, 包括对评级收费统一标准、评级人员的独立性情况, 如是否在以前受评公司任职、评级人员或者家人朋友与受评公司是否有利益冲突、是否持有受评公司的有价证券等;其次加强对现有或潜在利益冲突的有效管理, 包括评级回避制度、评级人员的薪酬确定机制、评级职业守则的执行监督机制等;再次, 需要建立和有效执行防火墙制度。如分析团队和营销部门的严格隔离、评级信息的传递和使用规定、评级信息的公布和披露规定等。
(2) 有效分离评级业务和辅助性业务, 调整限制评级机构股权关系。从我国现有的评级机构来看, 除了提供评级业务之外, 有些还开展投资银行、财务咨询等业务。评级机构的评级结论可能受到发行方购买评级机构提供的其他服务的影响。从国际上的经验看, 可以从完全不允许提供评级之外的其他业务、允许提供但建立有力的信息壁垒或公司防火墙来避免评级与其他业务间的利益冲突。此外, 我国很多评级机构和当地的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以及一些金融机构都有“血缘”关系, 这种股权关联, 随着评级业务的逐步开展, 其本身固有的利益冲突将日益显现, 因此监管机构在资质认定的时候应对申请者的股权结构加以考虑, 并根据这些机构的股权结构对其业务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制。
(3) 落实评级服务的实际委托人。在当前评级关系模式中, 评级服务的委托人为受评企业, 实际选择并支付费用的人变成被评级对象的管理当局。虽然企业为评级的最终受益人, 但由其直接选择评级对象并支付费用的模式, 容易造成评级机构因为受到更换评级机构的要挟而丧失独立公正性。因而可以尝试评级机构不再由债券发行人选择指派, 而是由债券的债权人或者潜在的债权人通过某种机制选举产生, 切断发行人和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链条。
5.2 加大收费透明度
5.2.1 发债人付费模式的改善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评级机构还不是真正意义的独立法人, 大都直接或间接依附于某级政府机构或属于事业单位, 在开展信用评级过程中受到行政干预较多, 缺乏客观独立性。
然而主要评级机构采取的“发债人付费”的商业模式历史悠久, 并已为市场广泛接受。这种模式令评级机构能够将评级信息免费提供给市场, 而且通过市场参与者和我们自身以往业绩的印证, 使得评级的客观性并未受到影响。那么在目前已经采取防护措施的基础上, 为提高评级的独立性, 还应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项:
(1) 新设“申诉办公室”, 专责处理发债人、投资者、雇员和其他市场参与者提出的利益冲突事项和分析、治理流程相关问题。
(2) 聘请外部公司对标准普尔评级的合规性及治理流程进行独立评估。
(3) 实行分析师定期轮换制度, 从而保证他们向评级委员会所作的建议不会受到其与被评者长期工作关系的影响。
(4) 一旦分析师离职后转为发债人工作, 将执行“复核”审查, 以保证其以前对该发债人评级的公正性。
5.2.2 证券类资产评级的改善
与此同时, 为提高结构性证券评级与支持此类证券的资产评级的透明度, 以便投资者更好地对风险做出判断。在实际工作中也应采取下列四项措施:
(1) 对证券化工具的评级增加“标识符”, 令市场明确意识到该评级对象为证券化的证券或新型证券。
(2) 在评级报告中增加“情况假设”, 以解释重要评级假设和突发事件对评级的潜在影响。
(3) 与发债人和投资者合作, 加强结构证券基础资产的信息披露 (针对某些结构化证券, 考虑对发债人适用更严格的最低披露标准以备评级) 。
(4) 收集更多发债人和发起人的自身流程的信息, 以评估其资料的准确度和完整性, 并监测欺诈行为。
5.2.3 促进评级机构自由竞争
信用评级机构, 贵在评价之客观公允, 而这一切均有赖于其立场中立。然而, 美国的一些评级机构允许被评级的公司向其购买有关如何完善本公司治理结构的信息。有些信用评级机构会接受某些公司的请求, 将其评级标准出售给公司, 以便后者能够自行“预习”这些标准, 从而能够赶在向其客户发布评级报告之前完善本公司的治理结构。对于这种“既提供考卷, 又提供答案”的做法, 引起业界广泛质疑:公司只要愿意花钱, 就可以投机取巧地去“赢得”良好的治理评级。然而, 如果评估机构作出的评级结论不准确, 投资者受到误导而作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评估机构是否要承担责任?对于虚假的评级, 评级者无疑责任在身。
因此, 近年来国际上也曾不断呼吁对世界主要信用评级机构, 特别是对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改革、加强监管、引进新的竞争者, 反观我国, 也应当顺应潮流开放评级市场, 建立起金融市场的“预警机制”。应该认识到, 一个不公正、造假、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信用评级机构, 对一个国家的伤害最大。与此同时, 国际社会也应致力于形成一个权威的组织来监督这些评级机构, 从而制止其错误的判断一再被原封不动地转嫁到投资者身上的现象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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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机构 篇10
信用评级又称资信评级,其基本方法是运用概率理论计算出某种资产或某个经济体的违约概率并以专门的符号来表明其信用可靠度。信用品及按照评级对象不同可分为企业信用评级,证券信用评级,项目信用评级和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信用评级的目的是揭示金融产品发行商能否按合同约定如期履行债务或其他义务的能力和意愿,同时也揭示了经济体获取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经济增长要素之一是经济体有能力通过资本市场取得流动性高,低成本,高效的融资。而融资成本则取决于经济体的信用等级。
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公正、客观的信息,从而起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在金融产品不断创新,金融资产定价日益复杂的今天,信用评级的最直接作用就是为投资者提供最为直接简单的参考信息,有效降低市场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带来的风险。同时,信用评级机构出示的信用评级报告可作为资本市场管理部门审查监管的依据,保证资本市场有序、稳定和安全地运行。
然而,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升级暴露出当前信用评级体系的缺陷,严重质疑了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公信力是实现信用评级对资本市场意义的根本,是信用评级体系存在的灵魂。目前,我国的信用评级行业正处在发展阶段的初期,公信力不足已成为响应信用评级结果并且阻碍了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因此如何提高我国信用评级公信力,建立符合我国国情且科学完善的现代信用评级体系已成为目前最为关注的焦点。
二、提高信用评级机构公信力所要面临的问题
1. 信用评级机构缺乏核心竞争力
一是人才资源匮乏。随着现代金融创新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产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极大挑战了信用评级从业者的能力。美国三大评级公司之所以拥有全球性的公信力,正是因为美国储备着强大的金融人才,且引领金融创新技术的发展。换言之,美国信用评级从业人员不仅熟悉各种金融资产风险定价模型及风险原理并制定了与其配备的信用评级数量分析机制,还掌握政经济、金融、财务、管理及被评级对象所处行业知识,不仅要具备信息收集、整理等多元化的知识结构,还应具备较强的专业分析能力。然而,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作为新兴产业,对其从业人员素质要求尚未建立全国统一标准及一系列考试和资格认证方法,这使得我国信用评级从业人员缺乏专业性和权威性。
二是研发水平偏低。由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信用评级机构的整体研发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偏低。评级方法局限于定量分析,风险揭示方法及能力严重不足。这些不足严重制约了评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无法满足满足金融市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对信用风险评判和相关风险管理服务的需求。
三是数据采集困难。信息透明及信息有效共享是促进信用评级数量模型分析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我国信息不透明问题严重阻碍了数据的采集。比如,企业资信数据基本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使得企业信用评级缺乏公信力。另外,掌握信息的各部门基于安全和部门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主观上对自己拥有的信用信息采取垄断式保护,造成不同部门、行业和区域间的信息壁垒,信息全面采集无从谈起。此外,由于资金短缺,技术力量不足,人员待遇和设备条件跟不上等原因,商业数据库存在数据库建设缺乏连续性严重问题。这些数据库建设中的短期行为不利于信用评级报告公信力的长远发展。
2. 收费经营模式存在缺陷
目前,评级机构向评级对象收费是国际通行的信用评级收费方式,这种评级机构与金融产品发行商之间利益关系,极容易使评级机构摒弃公正性和客观性的原则。信用评级机构的收入与债券发行规模正比,但与评级产品的表现无关。这种制度无法激励评级机构提高评级质量和积极履行其社会责任,反而导致评级机构利益导向问题严重。美国次级债务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国的信用评级正处在发展阶段,为了生存发展和获取更多收益,评级级机构更容易降低信用评级等级标准,特别是用此来招揽信用等级较低的客户。这类客户想通过购买评级而获得成本较低的融资。购买评级现象最终损害信用评级的公信力,阻碍信用评级行业的健康发展。
3. 信用评级机构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
目前,我国主要的融资方式还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且比重是企业债券融资的近10倍。与债券市场相比,信贷融资的多是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一对一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较轻。同时,“银行贷款歧视”问题揭示出银行更愿意为国有企业或大型民营企业借贷。这种“银行求企业”的放贷行为,使这类企业认为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报告没有任何价值反而是没必要的费用支出。因此,降低了外部信用评级在信贷市场的作用,极大地限制了评级机构的业务发展和客户的选择。此外,在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中,控制信贷风险和债券发行的手段还是依赖于抵押担保,无法体现出信用等级高低对企业融资成本的直接影响,抑制企业参与信用评级的积极性。在债券发行的等级上,流动交易的基本是A级以上的债券,较低信用等级的债券无法通过信用风险溢价来进入债券市场,相应的债券评级市场的业务规模发展就受到很大制约。
另外,2008年颁布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监管指引》要求授信条件和风险控制等内部管理程序都应基于内部评级结果。各大银行开始积极展开内部评级业务,外部评级难以运用到这些大型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流程中,这样专业评级机构就失去广阔的信贷评级市场。同时,2007年的《保险机构债券投资信用评级指引(试行)》也开始要求保险要求保险机构建立内部信用评级系统来加强债券投资信用风险管理。这使得金融机构对参考外部评级的积极性不高,企业也对评级产品的可用性持怀疑态度,自愿评级意愿不强,导致外部信用评级需求严重不足,限制了信用评级报告的应用,严重制约了信用机构公信力的建立和发展。
4. 监管和规范评级机构行业的法律法规滞后
我国信用评级立法和监管相对滞后,缺乏行业基础性法规,也缺乏有效的统一监管体系。目前,我国信用评级机构是由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证监会统一监管。这种多头监管极易出现监管责权不清和真空监管等问题。在缺乏制度保障和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评级机构的私利和社会公益容易发生错位,无法监管评级机构是否真正保持独立、公正、客观的工作立场。另外,由于缺乏统一的评级机构评级标准、内控制度,人员管理规范和对评级机构有效的评价、检验及惩罚机制,监管部门无法及时有效地监管并查处信用评级机构在发展初期存在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使得评级机构在利益的驱使下无法自律地发展并提高其公信力。
三、提高信用机构评级公信力的对策
1. 提高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
首先,加强对信用评级从业人员的统一培养。我国应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评级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和考试制度,对信用评级人员进行资格认定,实施资格认证管理,提升评级业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其次,建议高校创建信用评级专业或是开设相关课程,为信用评级行业储备人才资源。同时建议信用评级机构应与高校合作提高信用评级技术水平,并且结合国际评级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弊端,与高校合作研发更为合理的信用评级数量模型。最后,加大信用评级数据库建设的投资力度。这不光需要信用评级机构的投入,也需要相关部门制定关于信息披露和收集法律法规,不仅有效去除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信息壁垒,还规定了信用评级机构获取信息数据的合法性。
2. 加速改造目前存在利益冲突的商业模式
目前提出替代发行人付费的商业模式有集中清算平台作为中间人的模式、投资者付费模式和结合发行方与投资方付费的多方付费模式。然而每种商业模式都有其自身的问题,无法避免利益冲突的缺陷。集中清算平台的中间人模式存在一旦监管制度失灵,发行放、中间人和评级机构三者之间仍有可能产生虚高评级的问题。投资者付费模式也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只是以损害发行方和其他投资的利益为代价。多方付费模式也存在发行方付费和投资人付费模式的缺陷。因此,加速打造降低利益冲突的商业模式是重塑信用评级机构公信力的重要方式之一。
3. 建立规范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制度和法律法规
首先,必须明确信用评级机构的唯一监管部门,统一信用评级机构各种行为的监管标准。其次,出台信用评级专门的监管法律法规和规范信用评级机构经营行为的信用评级机构公司法。这样不仅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包括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从业、惩罚和退出机制,还规范了信用评级机构内部管理等一系列公司行为,从而促进评级机构规范运作,提高评级结果的公信力,真正发挥其在信贷风险防范中的作用。
4. 从制度上引导内外评级相结合刺激市场需求
建议从制度上积极推进金融机构采用内部信用评级和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相结合的信贷风险防范双评级制度,明确外部评级结果作为确定授信额度、贷款利率和担保措施等信贷决策的重要依据,为信贷决策多设一道“防火墙”,发挥评级机构的第三方独立作用,对可能造成金融机构重大风险影响的贷款项目进行把关。同时,制度上需监管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客观性,使其与审计报告一样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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