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住房养老保险模式

中国住房养老保险模式（精选八篇）

中国住房养老保险模式 篇1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起源于荷兰,旨在解决住房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大量的“房子富翁,现金穷人”,“以房养老”模式应运而生。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即老年人以拥有产权的住房做抵押,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款消费,同时仍然保留房屋居住权,在去世后用住房还贷。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众多国家引入了住宅反向抵押贷款,其中以美国发展最为成熟、最具代表性,已覆盖该国4%的人群。

国外学者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方面进行了可行性研究。Deokho Cho和Seungryul Ma根据韩国房地产市场和Chonsei价格指数进行研究,认为韩国存在大量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潜在需求者,并结合租金升值率指标采用敏感性方法分析得出在韩国开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完全可行的结论。Mitchell和Piggott采用保险精算方法对日本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进行定价,提出在政府财政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提高老年人消费水平的很好选择。Ngee-choon chia和Albert K C Tsui采用所得替代率指标,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研究了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在新加坡的可行性。相关研究表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虽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但其实际市场规模一直较小,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是高额的交易费用和遗产动机。

国内相关研究认为,从需求角度,随着中国老年人口绝对数的增加、住房自有率的提高,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潜在市场规模巨大;从供给角度,开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是增加商业银行收益的有效途径;从运行环境角度,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作为“住宅期货”,发展成熟的金融机构是其购买者,遵循市场发展规律的房地产经营者是其最终消化者,大规模拥有住宅的老年人是其最重要的基础。由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对现有资源在个人、家庭、经营机构和政府之间的调配和优化,必然引起各主体之间利益的调整,传统观念束缚、土地制度、房地产市场权威数据缺失等将成为发展的主要障碍。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定性分析中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需求与供给,普遍认为中国已具备上述条件并具有极强的可行性,但由于缺乏数据支持降低了其结论的说服力。

通过对美国反向住房抵押贷款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中国情境,选取13个影响“以房养老”需求的重要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设计中国推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的路径选择,有助于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二、美国反向抵押贷款市场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因素

1. 年龄与需求量呈正相关。

借款者年龄是反向住房抵押贷款中的重要影响因素。80岁以下老年人年龄越大,借款者越多;参加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的老年群体平均年龄明显下降,数量日趋增加(见图1)。

2. 独居老人需求较大,性别结构变化不显著。

将家庭结构分为独居女性、独居男性、夫妻双方后统计表明,美国反向住房抵押借款者中独居老人的需求较大,2009年达63%;独居女性所占比重最大,近年来略有下降;独居男性的比例始终较小(见图2)。

3. 低收入、低储蓄者需求较大。

1993年到2004年间,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者年收入的中位数为18240美元,比美国老年家庭收入的中位数25336美元低了39%。低资产人群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需求较高。

4. 目的不同,贷款需求程度不同。

大部分借款者出于对疾病护理、日常花费、财产税/保险、紧急情况备用的目的来关注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直接决定了贷款所使用的方向,从而反映了根本的需求所在。

(二)启示

美国反向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现状表明,对反向住房抵押贷款的需求程度受几个关键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年龄较大、收入水平低和财产较少的寡居老人出于对疾病护理、日常花费、财产税/保险、紧急情况备用等情况考虑,特别关注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因此,中国在推行“以房养老”模式,选择试点城市时需要有针对性,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三、中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潜在需求评估

通过对美国反向住房抵押贷款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选取了13个影响“以房养老”需求的重要因素(表1中A1~A13),对中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潜在需求进行评估。在选取影响因素时,需要说明以下两点:

一是,由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目前仅在少数几个城市进行试点,而贴现因子和交易费用等经济因素的指标需在业务正式开展后才能获得,研究未考虑此类因素。

二是,各个地区的社会观念和诚信程度可能存在差异,但在同一文化背景和同一市场环境长期存在的国家内,假设地区观念差异对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需求的影响不显著。

(一)评估方法和评价过程

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是利用降维思想,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把多指标转化成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原有指标大部分信息(80%~85%以上)的综合指标多元统计方法。其优点是基于数据分析而得到的指标权重,不受主观因素影响,而综合评价指标(主成分)之间彼此独立,减少信息交叉,评价结果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

注:特征值大于1的前3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7.8%,能基本反映大部分指标信息,因此提取3个主成分因子,分别记为F1、F2、F3。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市场的潜在需求。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A1~A13转化为无量纲数据;利用SPSS11.4软件分析得到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表(见表1)。

根据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见表2),第一主成分有较高载荷的变量包括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社会平均家庭规模、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城镇人均全年家庭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独立居住老年家庭比例、住宅平均销售价格;第二主成分有较高载荷的变量包括老年人口数、城市居民自有住房比例;第三主成分有较高载荷的变量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老年人口抚养比。三个主成分基本可以反映所有评估指标的信息。

根据主成分综合模型计算得到综合主成分值,并对其按综合主成分值进行排序,对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市场的潜在需求进行比较(见表3)。

(二)中国反向住房抵押贷款养老模式的发展路径

从三个主成分指标看,第一主成分的排名与综合主成分的排名非常相近,而第一主成分包含的指标信息最多,说明第一主成分载荷量大的指标较好的在最终排名中得到了体现。第二主成分基本和综合排名呈正相关关系。比较特殊的是综合排名很高的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这项排名很低。主要由于上海、北京作为直辖市,人口总量相较其他各省少许多,老年人口绝对量自然少,而这三地房价较高,自有房屋比例低。第三主成分与综合排名的相关度不高,主要是由于消费价格指数是一个环比统计量,不能很好反映出各省消费物价水平之间的对比情况。从总体看,模型构造的主成分评估体系较好地反映了选取指标的信息,据此得出的排名能够较好地反映出各省“以房养老”市场的需求大小。

根据综合评估结果,中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模式总体上可采用由东及西、由南及北的推广路径,粗略分为五个梯度。

第一梯度,在上海、北京、浙江等地进行试点。这些地区经济发达,人们观念比较前卫,容易接受新事物。

第二梯度,向江苏、广东、山东、天津等地辐射。这些地区处于第一批试点地区较近,且都处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水平也较为发达。

第三梯度,向福建、四川、辽宁、湖南、安徽、湖北、河北、重庆等地推广。这些地区普遍老年人口较多,尤其以四川省的老年人口占全国首位,具有较大的需求。

第四梯度,向河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广西、陕西、江西、山西、海南普及,这些地区市场经济环境尚未成熟,但将“以房养老”业务逐步渗入这些省份,则将基本实现对中东部地区的覆盖、覆盖人口面积将达到90%左右。

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模式选择 篇2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模式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是近40年来国际金融领域中最重大的创新之一，它的产生是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互竞争和相互补充发展过程中彼此融合的结果，它将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有机地结合，使住房产业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动力，提高了金融效率，分散了金融风险，扩大了银行的融资手段。

一、住房私押贷款证券化概述

(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含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全球金融创新的浪潮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资产证券化，而资产证券化最核心的内容即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MBS)。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把自己所持有的流动性较差。但具有较稳定的未来现金收入的住房抵押贷款汇集重组为抵押贷款池，由金融机构或其他特定机构以现金方式购入，经过政府担保或其他形式的信用增级后，以证券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的融资过程。它使房地产业由传统的融资模式“贷款一贷款收回一再贷款”，变为“贷款一贷款出售一再贷款”模式。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将原先不易为投资者接受，缺乏流动性伹能够产生可预见现金流人的资产，转换成可以在市场上流通、容易为投资者接受的证券。它本质上就是将住房抵押贷款转换为可转让工具的过程，也就是将已经存在的信贷资产集中起来，并重新分割为证券进而转卖给投资者。

(二)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流程

1确定资产证券化目标，组成资产池。发起人首先分析自身的证券化融资需求，确定其证券化的目标，然后对自己拥有的能够产生未来现金流的资产进行清理、估算和考核，根据证券化目标确定资产数，最后将这些资产汇集形成一个资产池。这里需要的是原始权益人(发起人)对资产中的每项资产都必须有完整的所有权。

2组建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PurposeVehiele简称SPV)，实现真实出售。SPV是证券交易中的一项关键制度建设。设立了SPV后，发起人要将基础资产出售给特设机构SPV。这一交易必须以真实销售的方式进行，买卖合同中必须明确规定，一旦发起人发生破产清算，资产也不列入清算范围，从而达到“破产隔离”的目的。破产隔离使基础资产与原始权益人自身的信用水平分离开。投资者就不会再受到原始权益人的信用风险影响。破产隔离是证券化交易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交易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

3信用增级。在进行信用评级之前，特设机构要聘请评级机构对所设计的证券化结构进行考核，以确定为了达到发行所希望的信用等级而需要进行的信用增加的程度。然后特设机构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信用增级途径，实行信用增强。信用增强的手段有：内部增级，包括过度担保，优先／次级参与结构；外部增级，包括银行担保或信用证担保公司提供的担保和保险公司的担保。

4进行发行评级，并发行、销售证券。在特设信托机构对资产组合进行必要的信用增级后，将再次聘请信用评级机构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正式的发行评级，并将评级结果向投资者发布公告。特设信托机构选定承销商。由证券承销商负责向投资者销售资产支持证券。

5获得证券发行收入，向发起人(资产原所有人)支付购买价款。特设信托机构从证券承销商处获取证券发行收入，再按资产出售合同规定的交易价格向发起人即证券化基础资产的原所有人支付价款，同时向聘用的各类机构支付专业服务费。

6积累现金流，实施资产管理。指定的服务机构或由资产原所有人本身对所出售的资产组合进行管理，收取、记录由资产组合产生的现金收入，将所有收入存入以特设信托机构为权益人的信托账户，并由指定的受托人(资产管理公司)在没有偿还给证券投资者之前，进行资金的再投资管理，确保在到期对投资者支付本金和利息。

7按期还本付息，对最终收益进行分配，在贷款支持证券的本息偿付日，由受托^将资金存入付款账户。向投资者支付本和利息。资产支持证券期满结束后，如由贷款组合产生的收入在付清各类机构专业服务费和证券本息后，还有的剩余，应按协议在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资产原所有人)和特设信托机构之间进行分配。

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模式

根据国际上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成功运作的经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式一般可以分为表外模式和表内模式。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表外模式。就是发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商业银行作为发起人，将原属于银行所有的部分住房贷款组合出售给特设信托机构(SPV)，并经设计、包装后以证券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的资产证券化模式。这一模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住房抵押贷款所有权在发起人与投资者之间的转移，将原列于银行资产负债表内的住房抵押贷款在实施证券化后移出表外，所以称之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表外模式”。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表内模式指的是，商业银行以自己所发放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债权作担保，向投资者发行债券的资产证券化模式。这一模式的显著特征是作为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仍作为银行的信贷资产保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所以称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表内模式”。表内模式与表外模式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主要区别在于：

(一)证券的性质不同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表外模式所发行的证券属所有权凭证，随着表外模式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实施，发起人(商业业银行)将证券化基础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了投资者，同时，基础资产也移出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对作为证券化的发起人——商业银行而言，其资产的总规模不发生变化，而资产的组成结构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流动性较差的住房抵押贷款减少了，流动性最强的现金资产增加了，资产的流动性明显增强。而表内模式所发行的证券则属债权凭证，发起人(商业银行)仍然拥有证券化基础资产——住房抵押贷款的所有权，住房抵押贷款也仍然保留在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中，发起人仅以这些住房抵押贷款作担保发行债券，从而实现相应规模的现金流入。与此同时，发起人的负债结构发生了变化，证券化后由于负债增加导致新进增加和资产总额增加。银行资金来源增加，扩展了融资渠道。

(二)銀行的经营风险不同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表外模式可以实现证券化基础资产的真实销售，对于提高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增强商业银行经营资产的安全性以及提高银行经营的盈利性有着积极作用。并且成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一种新方式。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表内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有担保的融资模式，既增加了银行的资金来源，同时也增加了银行的负债，而对于改善商

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作用要比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表外模式的作用要小很多。

(三)对发女、制度环境要求不同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表外模式涉及到债券的转移，相关主体性质的确认等多个问题，对所处的环境要求要苛刻许多；而表内模式利用的是自身资产抵押发行债券，交易结构相对简单很多，主体性质也单纯很多，没有了债权的转移，对环境要求相对宽松。

三、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模式选择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模式选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诸多利益。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商业银行实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表内模式虽然法律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表外模式要少，但是运作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会更多。

(一)在国际上，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都不高，实行表内运作发行的按揭债券，其最高信用等级不可以超过银行自己的信用等级，如果表外运作，并采取多种信用增级措施，信用等级则可以提升。正如标准普尔公司把澳大利亚的麦格里银行的长期信用评为A级，而对麦格里按揭证券公司发行的按揭证券，由于实行表外运作，并采用了多种信用增级措施，则评为AAA级。

(二)按揭证券的风险可能加大银行的风险，进而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按揭是由商业银行自己发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证券化之前，如果按揭有问题，银行不良资产率会提高，但是这些都是不公开的。证券化后，按揭贤产质量等信息必须公开透明，如果遇到按揭逾期率升高的情况，并且此风险仍然由银行承担，会加大存款人對银行体系的不安全感。另一种情况是，如果按揭是从其他机构购买的仍做表内运作，其他贷款机构的风险将转移由国有商业银行来承担。

(三)从商业银行的角度看，表内运作的好处是保留了优质资产，但问题是增加了发债引起的债务、按揭和证券化的风险都没有转移出去、按揭的利益反而被投资者分享、回流的现金还需寻求效益。

(四)各家发放抵押贷款的银行都在表内进行证券化，不利于贷款合约和证券化操作的标准化，不利于抵押贷款二级市场的建立和证券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实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表外运作模式将是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方向。

四、结论

中国住房养老保险模式 篇3

一、影响美国反向抵押贷款市场需求的因素

研究美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市场借款者的特征发现, 借款者年龄、家庭结构、收入储蓄水平等是影响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重要因素。借款者年龄与需求量呈正相关, 80岁以下老年人年龄越大, 借款者越多;借款者平均年龄趋于年轻化, 且数量日趋增加。独居老人的需求较大, 2009年达63%, 其中独居女性所占比重最大, 独居男性的比例始终较小, 性别结构变化不显著。低收入、低储蓄者需求较大。在1993年到2004年间, 美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者年收入的中位数为18240美元, 比老年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了39%。大部分借款者出于对疾病护理、日常花费、财产税、保险、紧急情况备用等目的关注住房反向抵押贷款, 直接决定了贷款所使用的方向。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属于“未富先老”。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P) 达1万美元的占36%, 0.3~1万美元的占28%。中国2008年人均GNP刚刚突破1000美元, 经济水平尚处于世界中下游阶段, 老龄化程度却已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发达国家经历至少几十年 (法国115年、英国80年、美国60年) 的时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而中国只用了18年 (1981-1999年) 。根据预测, 未来50年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为10.3%, 高于经济发展的假设速度9%。

中国现有养老模式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模式为主。家庭养老模式采用子代依赖父代建家, 父代依赖子代养老的模式, 普遍存在于我国广大农村, 其基础是农村经济和多子女家庭。但“4-2-1”倒金字塔式的家庭格局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 较高的人口流动性导致大量“空巢”出现, 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不堪重负, 埋下了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隐患。社会养老模式是由社会提供老年人经济来源和生活服务的集中养老模式。目前, 我国离退休金的增长滞后于物价的上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辐射范围窄, 覆盖面小, 商业保险难以发挥普遍保障作用;收支缺口严重。世界银行测算, 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 2001—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政府和参保者长期承受依靠财政补贴支付养老金和高缴费率的压力。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9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对老人赡养比为13.7%, 2000年为15.6%, 预计到2025年将上升到29.46%, 2050年为48.49%, 人口老龄化使劳动人口的经济负担愈加沉重。社会基本养老保障范围内的离休、退休、退职人员迅速增加, 政府财政负担和养老保障压力显著加大。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往往低于全社会的人均储蓄水平, 我国尚有1000万左右贫困老年人口, 老龄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迈入贫困弱势群体。迅猛的老龄化速度给发展中阶段的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负担, 寻求积极的养老模式成为快速发展经济之外另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三、中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潜在需求评估

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本文遴选了影响中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需求的13个关键因素, 分别表征中国各地区老年人口数量、年龄、家庭、收入、家庭结构等典型特征;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 将13个影响因素转化成3个主成分因素, 对中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潜在需求进行综合评估。从总体看, 模型构造的主成分评估体系较好地反映了选取指标的信息, 据此得出的排名能够较好反映出各省“以房养老”市场的需求大小。

根据综合评估结果, 中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模式总体上可采用由东及西、由南及北的推广路径, 粗略分为五个梯度。上海、北京、浙江等地区经济发达, 人们观念前卫, 容易接受新事物, 可作为试点构筑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第一梯度;向江苏、广东、山东、天津等经济水平较为发达、与第一梯度地区具有地缘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辐射;福建、四川、辽宁、湖南、安徽、湖北、河北、重庆等地老年人口较多 (四川省老年人口数量居全国之首) , 具有较大的需求, 可推广成为第三梯度;河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广西、陕西、江西、山西、海南等地区市场经济环境尚欠成熟, 逐步引入“以房养老”业务后, 基本实现中东部地区普及, 覆盖人口面积将达到90%左右;在大部分地区运作成熟后, 将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推广到云南、贵州、宁夏、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密度较低的西部地区, 最终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覆盖。

中国住房养老保险模式 篇4

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13.26%, 和2000年相比, 上升了2.93个百分点,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 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了1.91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我国老龄化进程正逐步加快。随我国老龄化规模的加大, 城乡生活成本的提高, 传统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已不能满足社会养老的需求, 我国亟需探索出一条新型养老途径, 在国外取得巨大成功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无疑能够解决传统养老保险的种种弊端。

一、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含义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即“以房养老”最早起源于荷兰, 而上世纪自美国推出住房价值可转换抵押贷款后, 反向抵押贷款市场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指拥有房屋产权的老年人将房屋产权抵押给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一次性或定期向借款人发放资金的贷款模式。

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在美国的运作实践

目前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市场在美国发展得最为成熟, 产品种类繁多, 而我国对反向抵押贷款的研究基本还停留在理论上, 还没有建立起市场, 缺少实践经验。美国现行的反向抵押贷款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HECM计划又称房产价值转换抵押贷款, 目前占据了美国反向抵押贷款总额的90%, 是较为成功的运作模式。借款人可以自由选择领取贷款的方式, 如一次性获得贷款总额、每月领取、信用额度领取等, 该模式的特点是政府为HECM计划中的借贷双方都提供担保。

Home Keeper计划是美国联邦抵押协会在1995年推出的, 该计划主要针对拥有较高的房屋价值的借款人, 该计划的贷款额度不受最高贷款额的限制, 同时贷款额还可以随着房屋价值的上升而增长。

Financial Freedom计划, 该计划目前在美国只由老年财务自由基金公司一家运作。该计划贷款额最高可达70万美金, 主要面向拥有高档住宅的借款人, 在该计划中的贷款公司经常和保险公司合作经营分散风险。由于该计划由私营公司运作, 因而没有联邦政府提供保险。

三、政府、银行和保险公司开办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模式的优劣势分析

(一) 政府

政府参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运作便于加强统一管理, 有利于进行资源的统一调配, 减少交易成本以及提供政策支持。但由政府完全主导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市场存在明显不足, 首先, 政府的垄断经营会让缺乏竞争的反向抵押贷款市场失去效率, 美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私营公司目前只剩下一家, 这不利于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的发展壮大。其次, 在贷款额度的限定方面, 政府部门缺乏金融人才的引进, 这会增加借贷双方的负担, 政府承保的风险增大, 最终造成难以为继的被动局面。

(二) 银行

银行主办住房反向抵押业务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银行雄厚的资金支持方面, 由于银行有大量长期且稳定的现金流入, 而且长期从事房地产方面的金融投资活动, 因而银行承办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银行的储蓄存款多数是活期或短期固定存款, 这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要求的长期资金支持不匹配, 势必会导致“短存长贷”问题的出现。

(三) 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资产规模和流动性方面的优势可以保障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良好运作,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期限长, 而且需要长期大量的资金支持, 保险公司的资金实力能够满足其要求, 而且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和定价方面的优势也和反向抵押贷款相得益彰。

但我国保险公司承办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面临着一些障碍, 其中最大的阻碍就是我国的保险公司尚不具备发放贷款的功能, 这会阻碍其反向贷款业务的拓展。而且保险公司制定贷款条目时会考虑盈利因素, 因而成本较高, 业务规模较小, 这也不利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发展。

四、构建我国“以房养老”模式的新思路

目前我国不具备大规模推行“以房养老”的社会条件, 但社会各方已积极投入到反向抵押贷款的建设当中。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以政府为主导, 金融机构为运作主体的模式应当是我国政府的适当选择。

政府可以尝试和商业银行及保险公司合作, 开展“以房养老”新试点。政府一方面在政策、法规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 一方面政府也加大宣传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方面的相关知识, 让居民全面认识“以房养老”的内涵, 这有利于兼顾效率和公平, 提高贷款水平和质量, 更好地实现服务于民的目标。与此同时, 金融机构的加入拓展了其业务的新空间, 金融机构作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运作的主体, 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储备, 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

开展“以房养老”是我国养老新模式的探索, 反向抵押贷款制度在我国试点的过程中, 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 适当地进行改良, 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反向抵押贷款市场。

摘要：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一种以房养老的模式, 这种模式在国外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已经非常成熟。本文从我国养老的现状出发, 阐述了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含义, 分析政府和金融机构开办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优劣势, 最终提出我国“以房养老”的新模式。

关键词：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以房养老,运作模式

参考文献

[1]柴效武, 孟晓苏.反向抵押贷款制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2]朱劲松, 陈欣.保险公司开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可行性简析[J].上海保险, 2008 (2)

[3]张芳, 李炜.反向抵押贷款制度研究——以美国经验为借鉴[J].湖北社会科学, 2013 (4)

中国保障性住房项目融资模式探析 篇5

项目融资是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广泛兴起的一种新的融资方式。由于项目融资方式与传统的融资方式相比, 能更有效地解决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资金问题, 因此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应用。P.K.NEVIT (皮特·内维特) 所著的《项目融资》1996年第六版中对项目融资的定义是:项目融资就是在向一个经济实体提供贷款时, 贷款方查看该经济实体的现金流和收益, 将其视为偿还债务的资金来源, 并将该经济实体的资产视为这笔贷款的担保物, 若对这两点感到满意, 则贷款方同意贷款。国际上常用的项目融资的基本模式有:项目直接融资模式、设施使用协议融资模式、生产支付协议融资模式、杠杆租赁融资融资模式、BOT项目融资模式、ABS项目融资模式等。

PPP (Private-Public-Partnership) 项目融资模式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融资模式, 即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 是指政府、营利性企业基于某个项目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的形式。这是一种以各参与方的双赢为合作理念的现代融资模式, 通过这种合作形式, 合作各方可以获得比预期单独行动更有利的结果。合作各方参与某个项目时, 政府并不把项目的责任全部转移给私人企业, 而是由参与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PPP项目融资模式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应用的显著特点在于通过引入私人企业, 将市场中的竞争机制引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 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而且, 在PPP项目融资模式下,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采用多种形式, 主要有八种典型方式:服务协议 (Service Contract) 、经营和维护协议、租赁—建设—经营 (LBO) 、建设—移交—经营 (BTO) 、建设—经营—移交 (BOT) 、扩建后经营整体工程并转移 (Wraparound Addition) 、购买—建设—经营 (BBO) 、建设—拥有—经营 (BOO) 。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RE-ITs) 从国际范围看, 是一种以发行收益凭证的方式汇集特定多数投资者的资金, 由专门投资机构进行房地产投资经营管理, 并将投资综合收益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的一种信托基金。与我国信托纯粹属于私募性质有所不同的是, 国际意义上的REITs在性质上等同于基金, 少数属于私募, 但绝大多数属于公募。R EITs既可以封闭运行, 也可以上市交易流通, 类似于我国的开放式基金与封闭式基金。

二、保障性住房融资模式分析

从目前来看, 我国保障性住房的资金主要来自以下渠道:财政、住房公积金、土地出让净收益、银行贷款等。而要扩大融资规模, 可采用“PPP+REITS”模式, 过程如图1所示。

首先, 政府城建部与房地产企业针对保障房建设组建项目公司问题, 政府主要提供土地及部分股本金, 房地产企业通过招标选择。目前, 政府财政投资保障房建设主要是土地出让金和住房公积金。国家规定, 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利润率不超过3%, 但实际操作中一般项目的利润率能达到4%~8%, 与一般房地产开发30%甚至以上的利率相比是非常低的。但事实上承建保障房之后, 开发商可以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信贷、土地、税收等多种优惠条件, 潜在的附加利润非常可观。所以, 组建项目公司可行, 房地产商负责公司的运营与管理。此外, 项目公司可采用BOT或BOO的融资模式, 即先由房地产商组织建设保障房, 然后由其运营一段时间直到收回成本和一定收益后, 再转移给政府或者归房地产商拥有。而在实际运用中, 由于保障房主要是针对低收入群体, 对于房地产商经营, 可规定一定的限制条件, 比如设定最高租金等。

其次, 当项目公司组建后, 可以通过债务融资充实资金, 资金来源主要是银团贷款、保险基金和社保基金等。2010年9月,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为该市民心家园授信16亿元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并发放国内银行首笔公共租赁住房贷款6377万元。2010年9月到11月, 该行向重庆公租房公司先后发放7笔贷款, 累计金额超过5亿元。但是到了2011年, 由于信贷政策紧缩等原因, 贷款进度出现停滞, 国开行由此加入, 继续为该项目提供贷款。同时, 尽管交行重庆分行也授信19.88亿元, 但截至2011年2月, 实际仅发放4亿元。2011年“两会”期间, 同济大学副校长郑惠强指出, 保险资金有巨额、长线、稳定等特点, 可通过完善法律、政策引导、税收优惠等途径, 推进保险资金参与公共租赁房建设和运营。2011年3月, 全国社保基金投资南京保障房30亿元信托贷款项目落户南京, 成为全国社保基金以信托产品形式投资保障性住房在国内启动的第一个项目。其实社保基金对收益要求并不太高, 对南京政府来说, 此番融资成本仅为年利率的6.05%, 甚至略低于三年期限贷款利率的6.10%, 十分符合保障房的低成本融资要求。但社保基金是国家重要的长期战略储备, 是普通老百姓的“保命钱”, 更在意投资的风险。由于投资公共租赁住房的风险尚不得知, 这便成为社保基金进入保障房的一个难点。

再次, 项目公司在利用现有的筹集资金建设保障房的基础上, 为了持续建设足够的保障房还需向社会公众融资。项目公司通过把已建设的保障房及相关配套设施打包委托给信托公司, 由其公开发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基金可采用封闭式管理, 并且上市交易, 从而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 筹集的资金由专业机构管理和运营, 所得资金用于保障房建设, 然后用保障房未来的租金以派息方式分配给基金持有人。此模式借鉴了香港的“领汇模式”, 就是政府把名下适宜的商业地产分拆上市, 设立类似领汇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 由专业机构管理和运营, 所得资金用于建设公屋 (相当于内地廉租房) 之类的保障房。香港领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由香港房屋委员会 (房委会) 分拆出售其名下180个商场和停车场而成立, 2005年11月25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现阶段100%由机构投资者及私人投资者拥有。

最后, 相比商业地产REITs, 公共租赁住房REITs在政策的稳定性上更具有优势, 如果能够保证公共租赁住房的出租率和稳定的政府补贴, 那么公共租赁住房REITs的收益将得到保证, 市场的认筹也将更加积极地吸引社保基金、保险资金进入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领域。同时由政府提供担保, 保证基金的最低收益率和红利分配, 按《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守则》规定, 香港REITs每年必须将不低于90%的净利润以红利形式分配给信托单位持有人。

三、关于完善中国保障性住房项目融资模式的建议

信托基金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 鉴于基金主要面向中低收入阶层, 为降低运营成本, 保证信托基金试点项目的成功, 政府可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在信托基金运营中按照国际惯例免缴信托基金层面的企业所得税, 对租金收入计征的营业税和房产税等统一按综合税率的5%收取, 对信托基金首次购买住房作为经济租赁房过户的契税、印花税予以免缴等政策优惠。

另外, 加快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美国REITs的设立主要由《证券投资法》和有关的税法决定。REITs像其他金融产品一样, 必须符合美国1933年的《证券投资法》和各州的相关法律, 而税法则规定了REITs能够享受税收优惠的一些主要条件。2003年7月, 香港证券和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香港证监会) 颁布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守则》, 对REITs的设立条件、组织结构、从业人员资格、投资范围、利润分配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REITs的结构, 以信托计划 (或房地产地产公司) 为投资实体, 由房地产地产管理公司和信托管理人提供专业服务。而我国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只有《公司法》、《信托法》和《投资基金法》, 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法》或制定专门针对投资基金发展的《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等。

四、结语

保障性住房因其具有福利性的特点, 所以依托市场化融资困难。目前我国的保障性住房融资渠道相对单一, 政府财政压力较大, 住房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存在一定的制约。展望未来, 我国保障性住房需要积极探索融资新路, 获得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本文把保障房建设归于基础设施建设, 利用项目融资模式, 通过政府与房地产商共同组建项目公司, 利用银团贷款、保险基金和社保基金等融资手段, 再把保障房和相关配套设施资产证券化, 发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公开上市发行, 吸引更多社会资金, 以期发展更多融资渠道为保障房建设筹集持续发展资金。

参考文献

[1]蒋先玲:项目融资 (第三版) [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0.

存款保险制度的中国模式研究 篇6

所谓存款保险制度其实是一种储户保障制度。它是指当吸收存款的银行机构无力偿还债务时, 为保护全部或部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而借用保险组织形式制定的保护性安排。它包括显性和隐形两种, 它们都是应对金融动荡、银行破产的有效措施。

鉴于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性, 大量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 研究成果异常丰硕。Klueh (2005) 认为, 应该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因为采用有限额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帮助政府减少财政成本。Goodhart (2008) 认为, 在广泛的金融监管实践和金融安全网安排中, 应该重新审视全球背景下金融市场与政策行为的国际溢出效应。进入监管严格的国家的银行有可能把风险转移回自己的国家 (Buch和De Long, 2008) , 因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协作十分重要。

在吸收了国外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国内学者对存款保险制度的“中国化”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张洪菲 (2011) 在对美国和日本的存款保险制度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 结合本国国情, 提出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应首先设立存款保险法律法规, 并确立合适的存款保险费率模式。赵保国 (2010) 针对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提出了建立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路径选择。耿同劲 (2010) 更是在他的研究中指出, “显性化”是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未来演进方向。但是, 上述研究成果大多是就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 鲜有将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发展过程中条件、障碍以及趋势进行整体把握, 本文将对此做一研究。

2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发展条件及障碍

2.1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条件

2.1.1 良好的制度环境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前提条件是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良好的制度环境的内容主要包括:健全的法律体系、会计制度、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有效的监管。良好的制度环境提高了存款保险制度发展的透明度, 能够有效地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1.2 设计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

即使是在有利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制度环境下, 由于存款保险制度自身的制度设计不够合理, 同样会导致道德风险问题频发。因此, 建立切实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保证其制度安排设计合理。

2.2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障碍

2.2.1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选择问题

笔者认为, 要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 时机选择是首要问题。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存在一定的前提和条件, 在这些前提和条件尚未达到或成熟时就盲目构建存款保险制度, 那么结局将注定会是失败的。因此, 正如颜海波 (2004) 在他的研究中指出的一样,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 只有这样建立起来的存款保险制度运行效果方能达到最佳。

2.2.2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定位问题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其目标选择问题。要想存款保险制度能有效运行, 目标首先要明确。笔者认为, 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目标与银行监管的目标应当是一致的, 按照《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立法目的、监管目标的表述, 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目标应当是: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 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建运行, 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

2.2.3 自愿保险和强制保险的确定问题

目前世界上设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中, 其投保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强制保险;二是自愿保险;三是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但就目前各国实践情况来看, 无论是自愿保险还是强制保险, 都无法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而且会因强调解决一个问题而导致另一个问题更加突出。因此, 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 政策制定者们应该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权衡。

2.2.4 保险费率的定价机制问题

目前关于保险费率的定价问题主要有两种方案, 即固定费率和浮动费率。固定费率机制虽然操作简单、效率较高, 但是其缴纳的保费无法反映机构的财务状态、业务经营水平以及承担的风险程度等, 极容易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因而, 从长期来看, 保费费率的确定应以风险为基础, 兼顾系统内的风险分摊要求, 进而保证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银行体系稳定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之间平衡的基本要求。

3 构建存款保险制度中国模式的路径选择

3.1 循序渐进地构建存款保险制度

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必须是在其前提条件得到全部满足或是部分满足的情况下, 且时机的选择要恰当。因此, 在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的过程中, 国家的隐性担保并不能全部迅速撤除, 要循序渐进。我们可以采取先试点再逐步推进的方案, 将国有的四大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同普通的商业银行、信贷机构等区分开来, 选取部分地区的部分金融机构作为试点, 试点成功并得到公众信任认可后再逐步推向全国实施。

3.2 充分吸收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先于我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 借鉴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应该把别国在构建存款保险制度中暴露出的问题综合起来, 结合我国的国情实际, 充分做好响应措施以应对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 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3.3 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存款保险公司之间既分工又合作的机制

我国存款保险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有央行、银监会以及保监会等, 它们之间应该分工合作, 确保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成功构建并有效实施。央行可以专司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并对存在流动性困难的银行体系补充流动性;银监会则负责对银行系统的监管职能, 并负责做出银行的市场退出决定;而存款保险公司的职责在于实施银行的市场退出运作过程。当对破产银行进行清算时, 存款保险公司将会对银行进行破产处置, 并实施一系列处理手段, 这样可以使央行和银监会从复杂的处置程序中摆脱出来。

摘要：阐述了存款保险制度的相关理论基础, 在对我国特殊国情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 指出了我国践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过程中存在的条件及障碍, 认为有必要借鉴国外成熟经验, 结合我国实际, 构建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中国模式。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中国模式,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何德旭, 史晓琳, 赵静怡.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践行路径探析[J].财贸经济, 2010, (10) :19-28.

[2]赵保国.关于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0, (1) :45-48.

[3]陆爱琴.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和中国模式的思考[J].世界经济研究, 2010, (6) :22-27.

[4]耿同劲.显性化: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未来演进[J].商业研究, 2010, (7) :138-141.

中国住房养老保险模式 篇7

1.1 养老地产内涵

养老地产是一种将养老与地产相结合的复合型地产,是基于适老化和为老化设计,以养老住宅为基础,辅以餐饮、文体、养生、护理、保健、医疗及购物等商业配套设施,并通过金融产品创新和运营模式探索,实现整个链条运作的新的地产模式。养老地产具有特殊消费群体、适老化设计、养老集约化和深度金融产品开发等特点,能够满足居住、生活休闲、文化娱乐、医疗护理、服务、商业等综合功能。

1.2 中国养老地产资金需求估算

本文将尝试对“十三五”期间养老地产开发资金需求量现值进行估算,具体如下。

养老住宅面积:《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规定,老年住宅卧室使用面积不宜小于10平方米,起居室使用面积不宜小于14平方米,厨房使用面积不宜小于6平方米,卫生间面积不宜小于5平方米,另外,老年人居住建筑的起居室或卧室应设阳台,阳台净深度不宜小于1.50米。由于规范并未对每套住宅居住人数进行规定,本文假定1.5人/套,故人均面积最少约为24平方米。“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的养老床位数为30.3张(根据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1.4386亿。),根据民政部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每千名老年人拥有的床位数达35-40张。根据不同专家学者的高中低方案估算,预计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1.8亿左右,因此,“十三五”期间新增床位数约为194.1万-284.1万张。另外,据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分层养老,公办占七成,为低收入老年人口服务,民办占三成,为中高收入老年人服务。养老地产服务的对象多为中高层收入老年人口,因此养老地产需要提供的床位数约为58.23万-85.23万张。由此推算,新增养老住宅面积约1397.52万-2045.52万平方米。

养老建筑面积:《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规定,配套设施面积与住宅面积比例最低为20%。因此新增养老住宅建筑面积1677.024万-2454.624万平方米。

养老地产土地面积:根据我国养老地产项目和已有文献研究,养老住宅的容积率约为1.3。因此推算新增养老地产土地面积约为1290.018万-1888.172万平方米。

土地出让金:根据目前我国养老地产主要分布城市和地区,以及以中高收入阶层为服务对象的特征,在土地出让金估算上,本文选取了典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武汉、西安、成都和重庆。)土地成交均价作为估算基础,据公开数据测算,2015年典型城市土地出让金均价4000元/平方米左右。因此,新增养老地产土地出让金成本516.007亿-755.269亿元。

建安成本:根据《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养老地产建筑成本与小高层住宅接近。2015年我国小高层住宅建安成本约为2000元/平方米。由此推算新增养老住宅建安成本335.405亿-490.925亿元。

配套工程建设成本:2015年我国配套工程建设费约为570元/平方米。故新增养老地产配套工程建设成本95.590亿-139.914亿元。

养老地产开发资金需求量=土地出让金+建安成本+配套工程建设成本。因此,“十三五”期间,我国养老地产开发资金需求量现值为947.002亿-1386.108亿元。

以上估算仅包含了土地出让金、建安成本和配套工程建设成本,未考虑拆迁费、前期工程费、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税费及其他不可预见费用。另外,也未对通货膨胀进行估计。

2 中国养老地产主要融资方式及存在的问题

2.1 中国养老地产主要融资方式

养老地产融资方式与传统房地产并无太大差异,主要包括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其中,内源融资是来自企业内部的自有资金,外源融资是来自企业外部的资金。在企业自身资本雄厚且现金流充裕的情况下,内源融资能够大幅降低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但房地产行业作为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内部资金往往很难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外源融资成为了企业获取资金的重要方式。目前,房地产企业主要的外源融资方式有银行贷款、股票(首次公开募股、买壳上市、配股和增发)、债券、产业基金、典当、房地产信托等。房地产开发商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项目需求、融资工具特点和所处的金融环境,选择有效的外源融资方式,以保证资本结构最优。

2.2 中国养老地产融资方式存在的问题

2.2.1 融资渠道单一,融资规模难以满足养老地产资金需求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融资渠道不断拓宽,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但在房地产行业中,仍存在大部分资金最终来自银行贷款的问题,养老地产也不例外。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一方面,我国金融体系虽已初步建立,但金融创新仍显滞后,新的金融工具的推广和使用仍旧不足;另一方面,银行贷款渠道多,融资便利,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房地产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

另外,根据上文的推算,“十三五”期间,我国养老地产还面临着巨大的资金需求,这种需求在目前的资金供给下可能面临着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的局面。

2.2.2 资本结构不合理,财务风险高

房地产企业和项目的运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为了保证现金流充足,开发商和运营商通常选择借新还旧或使用购房者预售款来解决资金问题。这不仅加重企业债务负担,同时通过多重杠杆叠加,还增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根据统计年鉴,2014年,我国房地产企业总体资产负债率达77%,接近80%红线水平。根据上市公司年报,2015年十强企业资产负债率也在80%左右徘徊。

2.2.3 社会资本参与度低

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居民的个人财富不断积累增加,亟需各类创新型投资渠道完成财产的保值、增值。成熟的商业地产,如养老地产,是满足这种需求的有效途径。但是由于房地产投资渠道往往掌握在房地产商或金融机构手中,及目前我国类似REITs的允许社会公众直接参与投资房地产的金融产品较少,且受到法律不完善的发展限制,大量社会闲散资金被房地产行业“拒之门外”。这不仅阻断了公众多元化投资之路,也减少了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并导致资本有效利用率下降。

2.2.4 企业参与养老地产建设积极性不高

养老地产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这就导致了养老地产建设中,不仅存在传统房地产开发运营所面临的资金投入大、开发周期长、投资回报慢的特点,还可能存在经营风险高、盈利能力不稳定等问题。虽然我国政府连续出台文件支持养老地产建设,但多数文件停留在顶层设计的指导性意见上,具体措施及落实均不到位,养老地产项目收益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明显不足,因此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

3 中国养老地产与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的引入

3.1 中国REITs发展现状

中国REITs仍处于起步试行阶段。在法律制度、投资者认可程度、产品设计等方面均存在不足。现有的REITs法律、法规、文件有《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央四条”)》《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物业评估指引(试行)》,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而在税法上的优惠政策则完全空白。投资者对REITs的了解程度也不高,相对来说,机构投资者由于业务优势更熟知REITs,但个人投资者则对其含义的认识模糊不清。法律框架的缺失和社会公众的认可程度不高,给REITs的产品设计和发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中国REITs仍在现有的国内外法律、税收、会计等制度框架下,不断寻求发展契机,并已有多个成功案例。

3.2 中国养老地产引入REITs的优势

养老地产不同于普通商业住宅产品,可以通过预售款提前融资、通过产品销售迅速完成资金回笼。养老地产长期持有的经营模式加重了房地产企业的财务负担,同时收益能力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现金流断裂的风险。因此,融资之于养老地产更显重要。但如前所述,目前我国房地产融资存在一系列问题。REITs的引入,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3.2.1 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财务风险,解决养老地产企业资金需求

养老地产REITs通过吸引民间资本,能够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解决企业巨大的资金需求,同时,由于REITs持有人是以投资入股的形式参与到养老地产运营中,因此所注入的资金属于资产,不计负债,这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而且权益性融资作为企业最基本的资金来源、作为企业经济实力的象征和保障,能够为企业继续进行其他类型融资提供基础,增强企业再融资能力。

3.2.2 为中小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渠道

我国居民手中拥有大量闲置资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5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住户存款余额超过55万亿元,其中活期存款余额逾20万亿元。但金融市场不完善,投资渠道单一,导致该笔资金无法有效利用。养老地产REITs的引入,一方面,可以为中小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渠道;另一方面,由于REITs的诸多法律法规,如限制所有权过度集中、大部分收益需分配给投资者等,还可以有效地保护中小投资权益,为之提供较其他金融产品更稳定的投资收入来源。

3.2.3 吸引企业积极参与

虽然养老地产可以通过出售的方式运营,但由于养老地产的复合特性,它不再是简单的住宅提供者,同时还是餐饮、文体、养生、护理、保健、医疗等综合服务的“出租”者,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持有经营,但这将占用大量企业资本。REITs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退出机制,开发商可以在养老地产的前期资本运作、设计建设后,将部分或全部所有权以REITs形式出售,从而完成资金回笼,同时开发商还拥有是否继续经营养老地产的选择权,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灵活性,使养老地产更具吸引力。另外,企业完成资金回笼,就可以继续寻找下一个养老地产项目,重新配置资产,待项目建成,再通过同样的REITs运作,回笼资金,如此循环,养老产业即可迅速铺开发展。

4 中国养老地产REITs运作模式设计

4.1 组织形式

REITs有公司型和契约型两种组织形式选择,相对而言,契约型REITs比公司型REITs更灵活,公司型REITs比契约型REITs法律关系更明晰、监督约束机制更完善。在我国,上述优缺点并不明显,因为目前我国REITs运作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主体法缺位,无论是公司模式所依托的《公司法》,还是契约模式所依据的《信托法》,以及两者需要共同遵守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均未对REITs运作形成规范性法律文本。根据最新修订出台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契约型基金是证券投资基金唯一或主要的组织形态,实践中,我国目前的基金也主要集中在证券业,且只有契约型基金。因此在当前的法律条件下,契约型养老地产REITs是唯一选择。

4.2 运作方式

开放型和封闭型REITs的主要区别在于基金规模是否恒定、受益凭证是否可以赎回。基于这种差异,两者在实践中各具优劣。相对于封闭型REITs,开放型REITs基金规模可变,能够随时满足基金投资和运作的各项需求;投资者可以赎回,自由度更高;另外,开放型REITs的交易价格完全取决于基金的资产净值,稳定性较好,而封闭型REITs的价格则不完全取决于资产净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较大;但开放型基金对法律制度完善程度和市场规范、成熟程度的要求较高。从各国基金发展经验来看,多选择以封闭型基金起步,经过探索,逐步发展开放型基金的演进道路。因此,鉴于我国目前法律制度、资本市场发展程度、养老地产发展阶段等情况以及现有成功案例,建立封闭型养老地产REITs是更稳妥的选择。

4.3 募集方式

公募REITs的优点有:(1)以社会公众为筹集对象,筹集资金潜力大;(2)可上市交易,增强流动性;(3)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三权分立;(4)资金持有人众多,风险分担;(5)法律监管严格,信息披露要求高,不易被操纵。缺点有:发行程序复杂,登记核准时间长,发行费用高。私募REITs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弥补公募REITs的缺点,同时为了吸引投资人由公募转向私募,一般而言,私募基金的投资回报率更高。另外,公募REITs的部分优点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实现,如三权分立。事实上,基金持有人参与与基金运作和管理相关的基金大会将产生很高的交易成本,因此参与度非常低,最终三权实际为两权,公募基金的信息披露也可能滞后。相比之下,私募基金的持有人反而可以随时要求了解基金运作情况,并对基金的运用产生影响。因此,在养老地产REITs公募和私募的选择上,发起人可根据自身情况以及两者的优缺点进行择优选择。

4.4 资金运用方式

权益型REITs和抵押型REITs各具优缺点。对于投资者而言,权益型REITs能够获得更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市场价格也更稳定;抵押型REITs则受利率波动影响较大,收益稳定性较差,但它的优势在于能够同时持有多个房地产项目的债权,这就降低了单一房地产项目实体投资带来的风险。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权益型REITs能够形成企业自有资本,完成开发商的资金回笼和退出,保证开发商现金流充足,但这可能存在企业控制权转移问题;抵押型REITs则没有控制权转移的困扰,但企业负债增加,财务风险加大,资金链易断裂等将是其所要面对的问题。混合型REITs的收益和风险介于权益型与抵押型REITs两者中间。从国际经验上看,三种类型REITs中,权益型REITs所占比重最大,无论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具有绝对优势。

养老地产REITs在资金运用方式的选择上,可以先了解投资者对养老地产及REITs的认可程度,如投资者处于了解初期,则可以参考国内首只上市REITs产品——鹏华前海万科REITs的混合型模式,以增强投资者信心,如投资者已经深入了解并认可,则可以根据企业自身的运营情况和对资金的需求情况,进行权衡,做出最优决策。

4.5 运作流程

本文将以上市、公募、封闭、契约型养老地产REITs为例,进行运作流程分析。选择公募并上市,是考虑到REITs要解决的是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单一、为中小投资者提供房地产领域投资机会等的问题。

4.5.1 基本结构

养老地产投资基金运作的基本结构包括基金管理人、基金持有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本身、基金所投资的养老地产资产和运营商等,另外,基金运作还应包括监管机构及交易所、基金承销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投资顾问等。

基金管理人的主要职责有:(1)养老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的设立和募集;(2)投资方案的制定和实施;(3)基金成立后,基金的日常管理、运营;(4)投资收益分配方案确定等。基金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用。

基金持有人即基金的投资者,通过投资养老地产REITs,取得受益凭证,并据此获得收益分配。投资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机构。

基金托管人是养老地产REITs资产的保管人和名义持有者,一般由商业银行或其他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担任,主要负责资产保管,确保其安全、完整,具体职责有按照募集方案划拨资金、按照投资方案支付价款、按照收益方案发放收益等。基金托管人收取托管费用。

运营商是养老地产的实际运营者,提供实现养老地产功能的服务,收取运营费用。

养老地产REITs拥有的可以是养老地产资产的所有权,也可以是债权。它将获得相关所有权或债权所取得的租金、升值、利息等相关收益。

4.5.2 运作流程

养老地产REITs运作的基本流程如下:(1)发起基金设立;(2)委托合格机构担任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法律、会计等顾问;(3)向证券监管机构申请并获得审批许可;(4)向投资者公开发行基金份额,发放受益凭证,筹集资金;(5)对养老地产项目进行评估,制定投资方案;(6)购买养老地产资产所有权或债权;(7)上市交易;(8)运营商经营养老地产,获得相关收入;(9)制定收益分配方案,发放收益。

4.6 投资对象及主要收入来源

养老地产REITs的投资对象无疑是成熟的商业养老住宅,并以其产生的租金、服务收入、增值收益和其他相关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但这仍需满足两个条件:(1)养老地产产权明晰;(2)能够获得稳定、持续的现金流收入。这是REITs得以成功运行、保障投资者权益的基础。

4.7 收益分配

各国对养老地产收益分配比例的规定并不统一,但总体来说,均要求绝大部分收入用于投资者回报,以保证投资者利益。我国法律尚未形成REITs收益分配比例的详细规定,但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及国内成功案例,也应考虑将大部分收益用以回馈投资者。

4.8 风险控制

无论是养老地产,还是REITs,在中国都属于新兴事物,社会公众投资者对其了解程度都不高,这就要求养老地产REITs这种作为两者结合的新型产品在风险控制上做到更严格、更有保障。根据国内现有制度框架并借鉴成功案例,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做有益的尝试:(1)提高相关主体信誉度,如由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牵头设计,由知名度较高的金融机构担任基金管理人,由品牌房地产企业担任运营商,则可以有效地提高基金的公信力;(2)采取混合型资金运用方式以保障资金收益;(3)在REITs推行初期,投资者部分由固定投资人构成且有转让限制,这能够将投资者的利益进行捆绑,从而增强市场信心;(4)制定合理的业绩补偿机制和业绩激励机制,以保障投资者权益,推动REITs发展。

5 中国现阶段发展养老地产REITs的制约因素及政策建议

5.1 加快成熟养老地产建设,为REITs提供稳定收益

我国养老地产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企业定位、规划设计、配套设施和服务、运营模式、政策扶持及公众认识上均存在不足,风险控制能力较弱,收益稳定性较差。这与REITs要求的稳定的现金流收入相违背。因此,积极加快成熟养老社区建设,是吸引REITs投资的必备条件。

5.2 弥补REITs主体立法空白,完善法律制度

我国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是主体立法缺位。目前,不仅没有专门的REITs立法,即使是在现有法律法规中,也很少提及REITs运作相关规范。因此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在REITs组织形式、所有权要求、资产结构、收入来源、收益分配、资产负债和监督管理等方面出台操作细则,以规范市场秩序,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拓展养老地产企业融资渠道。

5.3 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REITs发展,服务养老产业

REITs运作中将绝大部分收益分配给投资者,这就在税收上形成了双重课税,一是作为基金资产的运营商获得运营收入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二是投资者取得收益应缴纳的所得税。目前,我国针对此双重征税情况,并无相关法律文件说明,也没有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大量国际经验表明,REITs的迅猛发展得益于税收优惠制度的驱动。在这点上,我国不妨有所借鉴,制定适合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本和基金管理者进入,推动REITs发展,并最终服务于养老地产等商业地产的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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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智利王熊.REITs在我国养老地产建设中的运作模式研究.武汉金融.2013.09

中国住房养老保险模式 篇8

国内的大多数保险集团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 仍在采取分散式的运营模式:即核保、核赔、客户服务、财务、IT支持、人力资源管理等支持性的后台职能 (back-office) 分散在分公司、中心支公司甚至营销服务部等各级分支机构。分散式的内部运作模式及快速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 给保险机构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分散式运作模式导致“大企业病”日益严重

所谓“大企业病”是指:企业规模扩大、产业类型和管理层次增多后, 可能产生的信息阻隔、信息传递速度衰减或内容失真、决策得不到不折不扣贯彻、指令执行出现严重偏差、企业成本增加、制度繁杂等, 使企业响应市场的能力降低, 生存质量不断弱化, 逐步走向低劣甚至衰败的一种慢性综合病症。“大企业病”带来的弊端体现在保险行业, 一般可以分为:

1. 规模大、机构分散导致作业不标准。

集团的各分支机构在运营和管理上具有较大的自主权, 加上各地机构往往过分强调地域相关的差异性, 往往导致集团或者企业力图推广的统一规范的制度和流程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各分支机构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对政策、制度、作业标准的执行情况也有好有坏。

2. 分支机构扩张的同时, 成本居高不下。

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 分支机构的网络扩张加快, 传统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往往是按区域在各地都要建立分支机构, 每个分支机构都有自己的办公职场, 根据不同的职能需求设置人事、行政、财务、业务、营销等部门, 可以说“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办公职场、设备、人力等重复投入, 人员冗杂、工作负荷程度不高、设备闲置率高。重复建设的支持性职能部门不仅浪费了大量投资, 也阻碍保险企业运营中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 成本曲线难以降低。

3. 内控风险加大, 无法保持独立性。

对于保险业而言, 分支机构的工作重点和考核重点是以销售业绩为绝对导向, 面临销售业绩的压力, 分支机构容易对核保、核赔及财务等后台辅助部门施加影响, 可能要求其违反公司的统一规章制度, 难以有效控制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

4. 后台服务效率低。

过于分散的运营模式也造成相对稀缺的财务等专业人员得不到合理有效的利用, 他们的时间往往被大量技术含量低的重复性工作所占据。加上核保、核赔及财务等支持性部门作为后台辅助部门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支持性部门的积极性难以得到调动, 随着业务量的增加, 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受到影响。

5. 并购导致没有协同效应。

近几年来, 金融集团的并购逐渐增多。但并购之后的金融企业并没有进行很好的资源整合, 主要体现在没有对产品、客户资源、作业流程等进行重新的整合。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的浪费, 缺乏协同效应。

二、保险客户的成熟导致服务水平相对下降

客户的日趋成熟, 造成现有的服务水平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如果不在服务上加大投入, 进行保险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和提高, 那么, 相对而言, 现有保险企业的服务水平是在逐渐下降。

三、目前保险行业竞争加剧, 各保险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减少

综上所述, 以上种种问题都使得保险集团对自身成本的降低、服务水平的改进和财务风险的控制倍感压力, 从而不得不重新评估后台功能在企业中的角色, 探求运营模式优化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 能够体现共享服务 (Share Service Center) 理念的后援集中这一新的组织模式应运而生。

后援集中模式是对企业内部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的业务单位的后台服务职能进行重新整合, 建立统一的后台服务中心, 向各业务单位提供后台服务以降低企业的后台服务运行成本, 提高运作效率和风险集中控制的组织形式。后援集中模式实际上意味着组织上的集成、人员上的集成、信息的集成和财务集成。

其实后援集中模式早已在国外, 尤其是跨国公司运行, 各大公司纷纷采用后援集中的现象绝非偶然, 这与后援集中所能给企业带来的众多利益是分不开的。

1. 管理加强, 控制风险。

在很多亚洲国家的企业里, 后援集中的意义已远超过了单纯的成本节约, 在后援集中平台处理一些繁琐、重复性强的业务时, 各个业务单元能够更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 而且后援中心提供了统一、标准的工作程序, 可避免地区和业务部门之间出现标准执行的偏差和内部管理的“黑洞”现象, 这无疑是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取信于股东的利好因素。

2. 最明显的利益就是成本的降低。

事实上, 很多企业建立后援集中的最初驱动力便是为了降低成本。根据2001年Anderson公司和akris.com共同进行的研究表明, 有29%的企业在第二年末就收回了启动建立后援集中的成本的投资;48%的企业在第三年或第四年末收回投资;由于员工人数减少而带来的直接成本节约就占到20%到40%。美国运通公司最初有46个业务处理站, 且网点分布不均匀, 各站点的系统重叠不统一, 效率低下, 成本很高。当时处理业务的人员有4200人, 费用高达4亿多美元。通过推行后援集中达到共享服务, 美国运通将全球业务处理部门合并为三个财务中心, 通过标准化的流程管理, 提高规模经济效益, 降低了成本。单单旅行服务业务的操作流程的合并, 使全球员工减少1000人, 节省成本8000万美元。此后业务量每年上涨, 人员数量却逐年在减少。摩托罗拉将其在亚洲地区14个国家的财务服务, 包括总账、应付、应收账款的处理都集中在中国的天津开发区, 同时亚洲的财务中心为全球摩托罗拉提供帐务支付, 而服务人员仅有180人, 这些看上去不可想象的事情, 后援集中都为他们做到了, 成本也随之大幅降低。

3. 服务质量与效率提高。

通过集中规模把复杂的工作变得更简单、更标准、分工更细, 工作效率和质量将进一步提高。比如后援集中能把传统的会计记账变成了“会计工厂”的运营;把人事服务变成“人事管理工厂”。世界上最大的企业软件供应商Oracle经过6年时间在全球建立了三个区域化的共享集中服务中心。Oracle只通过9天时间就可以完成全球65家子公司的年末结帐和合并。这个数字可能是许多的中国上市公司所无法想象的。Oracle的财务报告流程之所以有如此效率, 共享集中服务中心在其中功不可没。

4. 企业营运重心的保证。

由于集团的各个企业单位都将自己的非核心业务 (后台业务) 交由后援共享中心来运作, 而后援中心又能提供足够需要的后台支持, 使得各业务单位可以将自己的重心完全放在它们的核心业务和顾客上。根据太平洋贝尔公司的研究, 该公司在1991年建立了7个地区后援中心, 仅在五年内, 不仅它的后台营运成本降低了54%, 而且顾客满意率从70%上升到95%左右。

5. 加速企业的标准化进程。

后援集中为企业的工作流程, 特别是内部服务工作流程的标准化以及各种管理数据的统一、综合提供了平台, 否则, 每个业务单位, 或是地理上, 或是由于业务的不同会各有各的行为方式。以渣打银行为例, 在建立服务共享中心之前, 每一个国家的银行系统都采用不同的电脑管理软件, 每个银行根据自己的需求增加新的应用软件, 造成提交的管理报表无法及时汇总。而在建立服务共享中心时, 为了使所有的银行前台输入的数据能立即为服务共享中心所用, 渣打银行重新对各银行的计算机系统进行检查和整合, 并在涉及服务共享中心的技术支持系统时, 将其作为整个银行系统技术标准化的第一步。

6. 有利并购。

后援集中模式的建立可以使企业在收购和兼并其它企业时操作更为容易, 其一是企业已经有了整合的经验;其二是由于已经有了后援集中这个共享平台, 企业所要整合的主要是核心业务, 而后台服务的提供并不需要再增加新的费用。Philip Morris公司在收购Wilkes-Barre公司时, 由于不需要再整合其后台部门, 因此将主要精力放在它的主营业务上, 从而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吸纳了它的主营业务, 而且提高了原来的工作效率, 使Wilkes-Barre在员工人数减少了15%的情况下, 营业收入提高了30%。

7. 员工技能的提高。

后援集中将企业各个单位的后台功能集中在一起, 使得企业各个单位在这一领域的专家可以在一起共事, 直接交流。通过各种有针对性的培训, 使后援服务中心员工技能水平不断提高。

国际上相关研究表明, 采用后援集中模式的平均投资回报率和人员精简率均可达到25%。众多跨国公司已从自建后援集中后获利丰厚。后援集中模式对实现服务标准化、客户资源共享、后台运作统一标准, 有效地降低成本、控制风险, 提升企业集团核心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四、中国保险业后援集中模式的发展现状

虽然后援集中管理模式在国内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 但它已被中国企业接受并得到发展。事实上, 很多中国企业目前建立的一些客户服务中心, 已经具有服务共享中心的雏形。

比如落户中国的拜耳共享服务事业部、惠普在大连建成的后援中心, 以及中国本土企业中像海尔一样的先行者也不在少数, 它们在尝试中总结了一些后援集中服务中心中国化的经验, 享受到初步的成果, 进一步激起集中共享服务理论探讨与实际运用的热潮。

目前, 中国平安、太平洋保险、中国人寿三家国内保险集团均已建立或正在建立自己的后援中心。中国平安保险集团作为国内最早采用后援集中管理模式的金融机构, 早在2003年就启动了后援管理中心的立项工作, 平安后援管理中心依托整合集中的IT平台, 目前逐步已形成涵盖契约录入、保全作业、核保、理赔、费用核算、资金结算、信用卡作业、文档作业与全国热线支持等功能的整体运营与服务中心, 并于2008年末转型为一个独立盈亏的公司化运作模式;太平洋保险集团于2007年4月建立了会计核算中心和IT运营中心, 会计核算中心以财务系统为平台, 通过制定统一的核算办法与核算流程, 实施集中的财务系统维护, 实现了总部的集中资金结算、会计信息加工、标准化统计及财务报表的制作, 提供了支持型的会计共享服务。IT运营中心则基本实现了网络、系统、存储、安全、灾备及热线支持的集中, 执行严格的作业流程和SLA服务目录与承诺, 达到全集团IT资源的统筹安排与调配;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在前几年地市级集中的基础上于2007年基本实现了业务处理与会计核算省级集中, 并正在加强数据中心、研发中心和灾备中心两个中心的建设, 与此同时提出了“形成国际顶级IT能力”的信息化建设目标, 以满足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实践证明, 三家保险集团公司通过实施后援中心, 实现了业务流程整合与标准化, 加强了风险控制, 提高了资源使用率, 合理地降低了运营成本。

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模式, 后援集中模式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的缺点和局限性, 比如在后期控制、文化变迁的必要性和初始成本等方面表现不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存在公司最小规模的限制。

后援集中模式不适合小公司采用。公司规模越大, 业务越分散, 重复的操作性劳动量越多越大, 后援集中模式越可能被采用。

2. 高额的启动成本。

建立一个后援集中中心的造价可能相当昂贵。国外调查表明, 多数组织实施后援集中的过程都花费了1到2年的时间, 全球最大的企业管理软件供应商德国SAP建立亚太区后援中心竟用了6年。启动成本高低取决于组织和业务单元的关系、合同的期限和所提供服务的范围。

3. 达到盈亏平衡点耗时较长。

因为创建一个后援服务中心非常类似创办一个企业, 它通常要花费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达到盈亏平衡点或者取得利润。

4. 要建立一条基准线。

为了判定后援集中管理模式是否有效, 我们必须在现行成本、客户服务和效率, 以及目前所作工作和需要达成的结果的详细说明方面建立一条基准线, 但国内几乎没有保险公司具备这样的资料。

5. 造成企业文化的冲击。

虽然设置后援服务中心的目的是为了支持母公司的业务活动, 但创建一个独立经营实体仍有可能建立一种消极、敌对的关系, 可能形成一种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心态, 与此同时缩减编制所引起的员工流失、新的报酬和报告体系, 都会破坏原来的企业文化, 因而在一开始会降低运营效率。

五、中国保险业推行后援集中模式的建议

1. 明确推行后援集中的可行性与适用性。

虽然推进后援集中模式的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 但后援集中模式其实是很灵活的框架, 诞生之初只适合业务多元、实力雄厚而又组织臃肿需要“瘦身”的大型企业, 共享集中的也基本上只是如记账、应付工资等非核心、大批量的操作业务。但是发展到现在, 很多国外的中型企业通过将其变型最终也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型。比如在财务方面, 后援集中的共享业务可扩展到资金管理、财务分析、改进建议等战略支持领域。所以有关后援集中模式的适应性, 凡具备以下条件均可考虑建立: (1) 集团内部共性机构重复建设且运行成本与效率失衡; (2) 母公司拥有“统一安排”的控制权; (3) 有实力支持到盈亏平衡; (4) 集团内部有一定信息化基础。

后援集中模式本身是一个可以变型、升级的共享平台。也就是说, 针对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 它可以吸收别的有益模式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正因为这一非固化的兼容特性让我们相信, 后援集中完全可以推动业务 (财务) 组织设计、管理流程、控制模式和管理效率提升到一个新的平台。因此在中国保险业集团组织中推行后援集中模式是必要的, 同时也是可行的。只要企业变通出适合自己的类型, 后援集中模式或者说其体现的服务共享理念在我国保险业就有广泛推行的可能。

2. 需有所取舍、循序渐进地推行后援集中。

(1) 有所取舍:“不为集中而集中”。关于如何选择进行后援集中的业务, 根据Oracle和汇丰的实践经验总结, 一般来说越具有同质性的流程, 越应该成为集中共享的目标业务, 而越关系外部客户的及时反馈程度和市场竞争力的流程就越需要留在机构端完成。这是因为对于本身标准化程度较低, 对机构端的工作依赖程度较高的业务, 自然无法避免和机构端的反复沟通及涉及到的道德风险, 后援集中的优势可能无法体现, 因此不适合转移至后援集中。总之, 推行集中的范围和步骤应以成本效益来评定, 不能为集中而集中。

(2) 循序渐进:减少运作风险。后援集中管理模式实质上是对保险企业运营模式的一种优化。运营模式优化的最初阶段, 往往是由各业务单元自行进行内部优化开始。业务单元梳理内部流程, 达到内部的精简、优化, 提高效率。到了第二阶段, 同一职能下跨业务条线的业务模式优化开始出现。保险集团逐步把相同、相似的流程整合到后援部门, 以共享服务的方式提供给各个业务单元。最后, 基于内部的优化实践, 保险企业通过进一步地将各项运营职能分拆成业务组件, 把发展自身核心竞争力与借助于外部合作伙伴相结合, 以内外部专业化的方式达到企业级运营模式的整体优化。

(3) 用渐进、管理层承诺、沟通应对组织变革引起的抵制。后援集中模式将内部关系市场化, 由此带来一系列转变:由“经营上级”到“经营客户”, 由“完成任务”到“追求效率”, 由“铁饭碗”变成与第三方竞争……不可避免地可能会导致裁员、分权、改变业绩考评方式等等, 各种显性、隐性的抵制都带来巨大阻力、降低效率。这种风险不太可能完全避免, 但通过以下几个关键控制可以有效降低。第一, 控制速度、逐渐渗透。第二, 高层承诺、领导变革。第三, 展现前景, 反复沟通, 决策、执行透明化。

3. 监管部门政策支持。

目前中国的保险集团大都已具备或逐渐具备建立后援中心条件。保险业的监管部门应大力支持、鼓励有条件的保险集团采用后援集中管理模式来增强自己的风险控制能力与成本控制能力, 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在后援中心的创办初期, 更需要政府与监管部门的政策性指引与支持, 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 创造出有利于后援中心快速发展成熟的外部环境。比如目前后援管理中心、技术服务中心与物业管理公司等集团内部共享, 单位提供内部服务所收取的收入需缴纳营业税, 这增加了集团总体税收负担, 削减了保险集团的盈利。加之建立后援中心有着较长的盈亏平衡期, 无疑会对后援中心的后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笔者建议监管部门可考虑免征集团内部后援中心等共享单位内部提供服务收入的营业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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