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来了年轻人（精选三篇）
小区来了年轻人 篇1
一、二十二岁但生命“好像还是白纸”的林震, 共和国成立之初就读于北京师范学校, 自小接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工作, 几乎不曾遇过大的挑战和历练, 来到组织部的时候还像“孩子般单纯”, 对全新的工作和生活充满“神圣的憧憬”。当他安顿下来, 发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后, 一度陷入了惶惑但是热情如故, 始终相信“要在斗争中使自己变正确”。
在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高潮里, 每一声鞭炮、每一响锣鼓都刺激着像林震、赵慧文这样的年轻人。他们豪情壮志满怀, 在种种激动人心的气象面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和热情, 赵慧文甚至“在复写批准新党员通知的时候, 手激动得发抖”, 她也在林震到来之前与组织部的缺点作过一番斗争, 尽管“力不胜任”后不再提什么意见, 但“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初出茅庐的林震更是“天不怕地不怕, 敢于和一切坏现象作斗争”, 公然抵制韩常新、刘世吾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表达对他们的不满和质疑, 在组织部掀起“一场风波”。林震和赵慧文这两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 身上闪烁着那个时代青年人特有的可贵的品质, 两人也一度因志同道合而互生好感, 但性格上还是有相当的区别: “尽管同样怀着革命浪漫主义, 赵慧文更多显示的是人性化的纯情与浪漫, 一种植根于平民化诗意生活的审美情调”[1], 而“林震的浪漫与激情骨子眼里是政治性的, 而非平民化、人性化的, 他的一切感情冲动本质上都是对建功立业的渴望”[1]。两人共赏乐曲的时候, 赵慧文“用和音乐一样的声音”诉说自己“想到南国, 想到海”, 而林震的感受则是“他的青春, 他的追求, 他的碰壁, 似乎都能与这乐曲相通”, 人性化的诗意和政治家的追求可谓大相径庭。更多时候, 林震对生活的追求都是基于政治的, 他“订规划, 学这学那, 作这作那”的直接动因是“没有功勋, 没有创造”, “和青年积极分子们比较, 和生活的飞奔比较”不能安慰自己; 他始终热爱和依恋着小学教育工作, 却又出于对外界热潮的追随, 服从调动安排来到了组织部。当领导们的行为言论有悖于自己的政治观时, 林震都能大胆质疑, 但当韩常新返还《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一书、取笑自己精神导引的时候, 他却并未与之辩驳, 只是“接过书, 赶快拉开抽屉, 把它压在最底下”, 反倒是刘世吾“刻薄地”回击了韩常新。“除了政治, 林震几乎丧失了对生活中一切具体内容的感受力”[1], 他的优点同样是和缺点联系着的, 单纯心灵的内里其实苍白而无力, 缺乏品味生活的憬悟和丰富细腻的感情, 因而他欣赏不到“美好的夜色”, 嗅不到“槐花的香气”, 也感受不到赵慧文的爱意。
而谈起这个年轻人, 王蒙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作为同样的青年, 作者对林震二十四个同情, 作为干部, 作为已经执政的共产党党员, 如果是在工作中生活中, 作者只能把林震看做小儿科, 爱莫能助, 却又为之长太息以掩涕”[2]。可是在文本里, 我们似乎看不到这种复杂情绪的表露, 反而看到自然流露出的对林震的欣赏。作者深谙他们的惶惑, 但没有“从尊敬和爱护出发, 真诚地帮助他们, 告诉他们———这样可爱的年轻人, 究竟应该怎样地去生活和战斗”[3], 却让他们把出路和希望寄托在小说里最高级领导 ( 区委书记周润祥) 的指引上, 这是林震、赵慧文这些年轻人的寄托, 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时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本人的寄托。而且尽管区委书记的态度一度让自己“不满甚至有点失望”, 林震也还“要尽一切力量去争取领导的指引”。对直属副部长刘世吾真诚的劝诫充耳不闻, 却对更高级领导未知的指引奉若神明, 如此, 无论是从林震的个人选择还是作者的写作倾向来看, 都是值得怀疑的。
二、小说里描写得最为出彩的人物要数时任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的刘世吾。身为党的干部, 他清楚明白“组织部的工作是给党管家的”; 对工作事务烂熟于心, 看也不看就能从一大叠文件中抽出林震的党员登记表; 他恪守己责, “解放以来从来没有睡过八小时的觉”; 而又精明能干, “向来就专门能在一定的关头起扭转局面的作用”; 在扎堆的工作里还能挤出时间学习和阅读, 一会就看完了林震的书, 学会月前才公布的拼音文字草案……但同时, 他身上“好像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冷漠”, “看透了一切, 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 容忍韩常新、王清泉这样的干部, 圆滑而世故, 这是林震、赵慧文对他最为不满之所在, 也是刘世吾历来为人诟病之处。
小说是从林震的角度展开叙述的, 也以林震的眼光去引导读者审视和评判刘世吾, 而事实上无论是林震还是赵慧文对他都有所误解, 自然也给读者带来了误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对国际和国内社会来说都是多事之秋。受苏共二十大的影响, 1956 年举世震惊的波匈事件爆发, 也促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核心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在1957 年发生了从正确到‘左’倾错误的逆转”[4]。国内, 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 急躁冒进的左倾情绪也随之滋生蔓延。事实上, 早在1949 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最高领导人就曾乐观地预计: “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 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5]。而在这风云变幻的政治大潮里, 刘世吾这个有着多年斗争经验和一定学识的干部, “对这一潮高过一潮的空想冒进行为产生了困惑、彷徨进而反思、思考; 但又在不能公开反对 ( 因身份、工作环境所限) 的情况下最终用‘一切就那么回事’、‘条件成熟论’等来曲线抵制。”[6]
再看林震一直颇有微词的麻袋厂事件, 刘世吾曾明确指出, “不能用手工业的方法去解决, 那是事倍功半的”。一方面是时机的确不成熟, 难以彻底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 王清泉“工作不努力是事实, 但还没有发展到消极怠工的地步; 作风有些生硬, 也不是什么违法乱纪”, 而且作为厂长, 他也还是关心产品的质量问题的, 并非全然不顾, 这些刘世吾都了解。作为组织部长, 他更明白组织部的一大工作是管理和建设干部队伍, 更多时候需要充当医生的角色“给人治病”, 帮助有问题的同志改正缺点, 而不是一竿子把人打死。因而在这个问题上, 刘所持的态度始终是“这不是组织处理问题而是经常教育的问题”, 他是在用“时机成熟论”来挽救王清泉。往深处说, 多年政治斗争的经验也令刘世吾心知肚明, 在中国当时特定的环境中, 一旦放开手处理王清泉, 王的政治生涯必定就此结束, 尽管他其实是个英勇的老同志, 等待他的也会是来自各方面的无休止的冷遇, 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权利都会丧失。作为知识分子, 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对每一个个体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使得刘世吾心情沉重, 不愿轻易触碰这样的问题。但他还是有着坚定的立场和原则, 得到处理这件事情的“尚方宝剑”后便马上雷厉风行地处理了。只是纵然事情顺利解决, 刘世吾自己却并不轻松———“人道主义与组织部长的关系有时是矛盾的甚至是不兼容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干部, 他有对社会的独立认识和批判能力, 但作为一个组织部长, 他是党的‘管家’, 这一位置就使他不得不时常掩饰甚至消解自己的个性与独立思考来听从党———某些具体领导的安排”[7]。温情的人道与严酷的政治总是难以共存, 既是一个出色的党的干部、又是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刘世吾, 他的这两种身份在党政要务、政治现实面前持续地发生对立和冲突, 长此以往不能不使他麻木、冷漠、人格分裂, 明知“党的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 还是频繁阅读来“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 用小说的单纯抵御现实的复杂, 纵使“看完了又觉得没什么”。
刘世吾“不再爱也不再恨”的表面下如此痛苦、煎熬的心路历程, “漂浮在生活上边”的韩常新不可能懂得, 就算冷眼旁观似乎洞若观火的赵慧文也不知悉, 更别说初出茅庐的林震了。洞悉了一切的刘世吾却是孤独、落寞的, 人们只看到他的冷漠和木然, 看不到隐藏在这之下的一颗依旧纯粹、热忱的心。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其实是刘世吾的另一种幸运。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 恰恰是这样的一种“麻木”、“冷漠”和某种程度上的“圆滑”, 让他守住了一个党务工作者的本心和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虽然在“左”的思潮面前无力抗争但是也不至于沦为帮凶加剧它对党的事业的危害, 虽然不能左右上级的决定但是也已经尽过最大的努力来挽救, 这是一个“奋力适应环境并善于在‘左’的环境中工作的睿智者”[6], 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 一个真正的优秀的布尔什维克。
只是很遗憾, 这样一个成熟的党务工作者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认同, 而尽管韩常新的浅薄人人皆知, 却被提升为组织部副部长, 赵慧文那“染上了一种油条劲儿”的丈夫也是身居高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干部选择的择劣机制展露无遗。可以想见, 假以时日, 刘世吾也不免会被“少壮有为”的韩常新之流所取代, 真正的杰出之才被淘汰, 平庸之辈却青云直上, 劣质淘汰优质, 小人淘汰君子, 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官场上普遍存在的逆淘汰现象, 触及人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共同关注的思考和困惑, 从而给刘世吾这一人物形象乃至整部作品都增加了历史和社会深度, 尽管王蒙本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三、诚如作者在《冬雨》后记里所言: “我对于小说中两个年轻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机关工作以后心灵的变化, 他们的幻想、追求、真诚、失望、苦恼和自责的描写, 远远超过了对于官僚主义的揭露和解剖”, [8]小说更多是在揭示中国青年人学习“娜斯嘉”不顺利的心理困惑。或许今人都已对那个时代感到陌生, 但小说确实还存有某些至今都不会过时的东西: 理想的缥缈和美好, 生活的复杂和艰辛, 纯洁而又热烈的青春气息……行文朴素真诚, 不枝不蔓, 再现了年轻人和过来人曲折多姿的心路历程, 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就。
在当代文学史上, 该小说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并不只这些, 更因为它曾引起其时最高领导人的多番评论, 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阳谋”的牺牲品。作者王蒙本人的命运也因此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先被划为右派分子, “流放”边疆多年, 复出后又担任要职。当年他以检讨的心理说: “我是抱着一种提出若干问题, 同时惭愧地承认自己未能将这些问题很好地解决的心情的”, 殊不知正是这样一种矛盾、疑惑甚至自认有罪的创作心态, 使作品获得了独特的长久的艺术魅力。多年后接受采访, 王蒙对昔日的是是非非却表现出令人费解的“理解”和“担待”: “他 ( 最高领导人) 对我的唯一的一次具体关注, 是对我的一篇小说给予了信心, 对我来说真是三生有幸……幸亏他老人家说过那些话, 虽然我定为右派, 讲老实话对我还是比较客气……”[9]
应该说, 纵使当时对小说有着不同评论, 最后也都由一个人一锤定音。所谓的文艺批评只是“一言堂”, 一个人的思想独行其是, 文艺上的是非、作家的前途、知识分子的命运都与某一个人的想法喜好密切相连。很多时候, 不少当事者等到时移世易了还是浑然不知, 依旧“前仆后继”、“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理想和热忱。然而在当年, 无论是这满腔热血还是每一个热情澎湃的个体本身, 终究都只是任人摆布的玩偶, 不管上头是欣赏还是厌恶、珍视还是糟蹋, 你都必须全盘接受, 打落牙齿和血吞, 最后还要喜笑颜开地鼓掌致谢。这真的是最残酷、最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方。让后来人看到这种残酷, 摒弃这种容忍, 或许就是这部小说最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胡焕龙.一个被历史性误读的艺术典型——重读王蒙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7, 4 (9) :14-15.
[2]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9.59.
[3]王恩.林震值得同情吗?[A].宋炳辉, 张毅.王蒙研究资料 (上) [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276.
[4]王干厚.1956年波匈事件对中国政局的影响[D].河南大学, 2002.01.
[5]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1323-1324.
[6]崔银河.“官僚主义者”与社会主义——重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刘世吾[J].渤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1) :64-65.
[7]刘丽.文化人格逐步蜕变的典型——解读刘世吾[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1 (1) :21.
[8]王蒙, 冬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320.
年轻人的皇冠来了 篇2
池田先生 丰田汽车公司设计师，负责新皇冠外观内饰设计
《风尚志》：新皇冠的开发理念是挑战革新。设计上要更年轻，迎合30多岁年轻精英人士的喜好，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池田：皇冠有一个固有印象比较保守、沉稳。这一次我们在外观设计上增加了很多动感的元素。在内饰上中控台有一个13.0英寸TFT双屏多媒体信息显示系统。这种尖端的科技配置与内饰中高级感的材质相融合，是传承与革新的体现。
《风尚志》：对全新皇冠你印象最深的设计有哪些？
池田：印象特别深的是前大灯。开发是以龙的眼睛作为参照，英气、锐利、有神，如美男子。皇冠的犀利感和冲击力通过它立刻就体现出来了。水晶格栅也是我们在设计上重点挑战的地方。这个位置有一个毫米波雷达，兼顾功效的同时，前格栅既体现了横线的形状，又以水晶材质赋予它面的感觉，付出了很多努力才获得现在的效果。另外，前格栅两侧各有一个很深的进气孔，主要是为了体现前脸的立体感。这在设计和生产上都是非常难以实现的。
《风尚志》：设计是对细节的苛求，新皇冠的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山东邹平：广电局来了对年轻人 篇3
这对“80后”的异乡人第一次经历邹平式婚礼，以前没有见识过，不知鲁西北婚俗中暗藏哪些招数。
大伙儿突然安静下来，似在酝酿着什么。
“墩她!”随着一声令下，刚才彬彬有礼的宾朋，动作麻利地把新娘扣在新郎胳膊上的手解开了。
新娘拔腿就跑，但只有一只大红的高跟鞋得以窜到门口。满屋子的捉新娘游戏一拍即合，守门的守门，拿椅子的拿椅子，韩乐星很快就擒。
几个小伙和姑娘，抬胳膊抬腿，分别抓住四肢，把新媳妇抬上椅子。在“一二三”的号子中，齐用力把新娘子抬起来，又齐刷刷地弯腰，让她的屁股重重地砸在椅子上。
这是邹平的“墩新娘”习俗。墩得越重，情分越重，不被“墩”的新娘没面子，会觉得自己在本地没人缘。
小两口从此知道自己在邹平倍儿有面子——因为新娘被“墩”了之后，新郎也被“墩”了，最后还来了一个“合墩”。
后来，宴会厅里“墩”成一片。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刹不住车了，见人就“墩”，除了局长，都被“墩”了。办公室主任的一肚子好酒也没保住。
“墩一墩，两口子过日子就踏实了。”主任揉着肚子解释。
从2005年韩乐星和黄磊初到邹平，到在这座县城落户，夯实根基，这个“墩”的过程用了4年。
你是灯光，我是音响
黄磊和韩乐星都生于1983年，男方比女方大两个月，男方老家在河北张家口，女方老家是河南洛阳。
七年前，他们考入浙江传媒学院大专班，黄磊学灯光，韩乐星学音响。
从大一下学期谈恋爱起，他们就确定找工作的准则是去招一对的单位，就是“灯光加音响”的标准配置。
转眼到大三下学期，2005年的第一场招聘会进了校园了。在七八十家单位中，顺德和泰州的两家对黄磊有意。韩乐星的父母则希望女儿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专升本。
一个月后，第二场招聘会来了。同学大多有了归宿，这对情侣档还因为方向问题搁浅着。小黄有些心神不宁，“都想着要离开广电行业了。”
在稀稀拉拉的十几家单位的招聘台上，韩乐星先看到“招灯光师、音响师各一名”，再往上读，看到抬头是“山东邹平县广播电视局”。
并不清楚邹平的具体位置，她赶紧掏出电话打给男友。小黄捏着简历就过来了。不问薪酬、户口，小黄直接提出“1+1”的要求，“这是我对象，我们俩要一起去。”“行!山东人就讲究个情分。”广电局袁书记一口答应。
“不行!”得知女儿要去一个小县城，韩妈妈一口回绝。她已经在郑州电视台为女儿安排好了工作。
韩乐星买了张去山东的站票，偷偷掖在背包里，临行前才跟父母说。她从小到大乘火车一律卧铺，这次宁愿站一路，由横着到竖着，说明决心很大，父母不再拦着。
8月15日，韩乐星在广电局办了入职手续，与黄磊登记在一个花名册上，名字紧挨着。
9月15日，韩乐星领了第一个月工资，一番犹豫之后，她向人力资源部请了个长假，说去北京学习。同时，她还向黄磊请了一个一辈子的“长假”——分手——父母电令她必须去北京考专升本。
说好执手同往，黄磊却一个人被留在山上——當时，邹平县广电局还在城南近郊的“黄山”上。
小黄电话劝说无用，后来小韩连电话也不接了，短信不回。没办法，黄磊也请假去北京寻人。走出北京站发了条短信：“我在车站等你，等到天黑我就走了。”
一无所获回到邹平，黄磊兜里只剩下十几元，实习期工资每月只有200。这次失败之旅后，小黄找到活他就干，扫地、打水、录像，不让自己闲着，实在没事可干，就拿起大笤帚扫院子。只是一端起碗就眼泪哗哗的。
此时，住在北京学生公寓里的韩乐星也泪眼朦胧。她在室友的光盘里发现一张画很像男友，就打印出来贴在书橱上，望着望着就哭了。她祈祷自己不要考上。
10月15日，韩乐星从考场直接去了北京站，而黄磊也提前三个小时在济南站等着了。
多村爱情
黄磊把韩乐星接回了山上。在红瓦青砖的院落里，两人回忆着一路上的曲折，忆苦思甜。
原来，黄磊在北京站焦急等待的时候，韩乐星也在四处打电话给亲友征询意见。更重要的，是黄磊一通通地打电话给韩家父母，介绍邹平这边的情况，还有当地领导如何重视人才，给小韩父母背诵了许多邹平对人才的优惠政策，终于打通了父母关。
小两口在大学恋爱时就规划了无数遍的生活，这才算正式开始。
当时，广电局新址正在建设。每天上班，要从山北绕到山南。公交车不准点，为了掌控时间，小两口骑车上下班。车子一摆一摆地行走在山间，像《甜蜜蜜》里黎明载着张曼玉的经典镜头。
有一次黑夜，他们走了50分钟山路才到家。来往的车灯照来照去的，把黑夜捅了一个又一个大窟窿，他们觉得自己特像是拓荒者。
2006年，邹平的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城市空间发展控制性规划》编制完成，开工城建项目55个。新城初具雏形前，小两口上演的还像是乡村爱情故事。
“在‘黄山’上的一年，是我有生以来享受的最差住宿条件。”小韩直言不讳。苍蝇、蚊子、跳蚤、虱子、蟑螂、老鼠、壁虎……凡是能让女人尖叫的东西，除了钻石和鲜花，小平房里一样不少。
冬天早晨水龙头冻成了冰坨坨；晚上解手也成问题，得走出院子才找得到厕所。
也有快乐时光。小黄院子里有两棵核桃树，每年十月，果实落地，剥开来吃青的，“不抢可就没了。”小黄吃得满嘴流汁，还没忘了在窗台上摆一排晒着，那是留给女朋友的。把小韩从北京接回来的时候，就是用新核桃接风。
“如果说爱情剧需要一个舞台布景的话，西湖有西湖的浪漫，山里人家也有自家的浪漫。”与舞台打交道的一个灯光师、一个音响师，在邹平的一座小山丘布置了一个新舞台。
搬新家
新婚，最重要的是布置一个家。小黄和小韩搬了三次家。
一次是2007年1月1日单位搬到新落成的广播电视大厦。尤其令他们有成就感的是，1000平米演播大剧院配有国内最为先进的灯光系统、世界知名音响系统。
目前，黄磊是台里唯一的灯光师，韩乐星是唯一的音响师。
另一次搬家是2008年10月，小两口买的新房子交钥匙了。他们已于当年2月领证结婚。
第三次搬家是给他们家的小狗。黄磊从电视台工地里“顺”了几块塑料泡沫的边角料，搭起了一个童话般的狗舍，小狗一看就知道是给它的，钻进去再也不肯出来了。
这是他们养的第三只狗，也是过得最舒坦的一只。狗粮、玩具、咬胶，应有尽有。相比第三只狗的伙食，第一只狗吃的是馒头球，黄磊一边吃着山东的白面大馒头，一边会掰一点搓成球喂小狗。相比第三只狗的住房，第二只狗住的是黄磊的大头军鞋。这种厚实的棉鞋是对抗鲁
中山区天寒地冻的必备品。
三代小狗改善生活条件的过程中，小黄和小韩的工资由实习期的200元到见习期的1000元再到转正后的2000多元。这个数字很令当地的普通公务员羡慕——老师等教科文卫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在邹平是超过公务员的。
当然，最令人踏实的是房价能“够得到”，两人的工资每月能买两平米。他们住的山南，由开发前的几百块涨到了现在的三四千。
2006年是邹平县城迅速长大长高的一年，城建完成投入14.3亿元，县城建成区面积45平方公里、人口34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54％，县城面貌明显改观。
“刚来邹平，从汽车站出来，一路都是平房，街上跑的是小面包。”黄磊回忆，“现在山南全是高层，街上跑的都是亮闪闪的小车。”
邹平是从2001年开始大发展的，以前很多寄到邹城电视台的信，被误投到邹平电视台，现在这种信越来越少了，邹平打响了自己的知名度。
因为城貌在周边城市中鹤立雞群，很多出租车司机从淄博或济南火车站开过来，都以为邹平已是山东省的省管县。
2006年底肯德基开进了邹平，仿佛给小县城做了一个“洋认证”。黄磊排队半小时，为女朋友买了一个“全家桶”。
“两岸三地”的婚礼
小黄小韩举办了一个“两岸三地”的婚礼。两岸是指黄河两岸，河北、河南；三地是指张家口、洛阳和邹平。
主会场放在新郎老家张家口，邹平电视台专门派员前往。
好日子定在2009年9月29日，取其“长久”之意。
黄磊指派自己的哥们儿晚上9点去贴井盖。按照当地风俗，新人路过的有孔洞的井盖都要用红纸贴好。寓意是新人不要掉在“苦井”里。
黄磊不想留一点漏洞，这个新娘子是他历尽艰辛才追到的。“坐在车里，一幕一幕就像电影般在脑海里闪回，从在西子湖畔谈恋爱到去北京劝她回心转意，最终安家邹平，想着想着，我就哭了。”
想到这里，小黄紧紧地抱着小韩。他感觉有什么东西扎着自己了，新娘在大声冲他喊。但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盖住了新娘的声音。也不去管它了，小黄望住新娘，任她去喊，任它去扎。
后来才弄明白，丈母娘在女儿袖子上，左右各别了三根针，这是洛阳婚俗。
在邹平，他们还要履行山东风俗。县广电局局长赵敬源跟他们约好了，把广电中心的剧场拨出来给他们举行仪式。
“他们是为了爱情理想而来到邹平的，爱情就是幸福，我就要服务好，他们觉得幸福就不走了。”赵敬源说。
“邹平人就是热情实在!”小黄被小韩搀着敬酒时的心里话还没说完，就被双双“墩”了，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时的一幕。
盛筵之后，小县城的闲适生活开始了。下班后，小韩与小黄经常手拉着手去山后走梧桐道。邹平是山东梧桐原木资源基地。“梧桐是爱情树。”古代传说梧是雄树，桐是雌树，梧桐同长同老，同生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