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深化

问题深化（精选十篇）

问题深化 篇1

一是原有人员对新任总经理刘涛的信任度问题,这是许多的空降领导都要面临的问题。

二是这个老仓库的传统业务曾经以物资经销为主,但是当经销业务下滑和萎缩之后,这一块人员并没有得到调整,还是停留于原有的经销部门,这就等于说,经销不仅没有赢利还养了一些闲人。

三是原有的质押监管业务是一个盈利点,但是因为流程和管理不规范有漏洞而使风险大增。

对于刘涛来讲首要问题不是调整人员,而是应该将各个相关的业务版块进行重新整合,在调整业务版块的过程中将人员进行再分配,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根据能力的不同而进行再组合,对于原有的经销清理债权债务后,根据业务量的多少留出相应人员成立一个贸易公司即可。

将更多的人力和精力和资源放到开展以第三方为主业的储运业务功能上来,将其完善,并逐步发展成为该公司的业务支撑点,并借此向供应链方向延伸。将原有的集装箱、公路运输和加工、配送等功能以总承包的方式与客户谈判,以提高工作效率。

与此同时,将质押监控业务作为第三方物流开展过程中的一个增值服务,在总结原有失败原因的过程中,将原有流程与规范再完善,并明确责任制问题。质押监管对于仓储服务企业既是一个盈利点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服务,因此流程与规范非常重要,对于这个传统的老仓库而言在失败的基础上应该有所总结。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 篇2

新一轮改革大潮，已经行进至一个重要节点。十八届三中全会300多项改革举措，正抓铁有痕地一一落实。对于新的改革举措而言，这是从种子到萌芽的关键阶段，需要破土而出的决心；对于改革者而言，这是持续发力的攻坚阶段，需要有“千斤顶顶万斤”的能量。然而，虽大势已起，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依然存在推不转、落不实、改不动的问题。

为此，2014年3月底至4月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4篇评论员文章《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①：别让能力不足成为阻力》、《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②：放要真放，管要真管》、《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③：促进公平才见水平》、《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④；别让热点成痛点》。

结合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深化改革会遇到的阻力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利益关联者的主观阻碍。改革改革，改到深处是利益。中央反复调研和论证过的改革细则，部长司长都通过了，到处长那里却要再“研究研究”；简政放权的刚性目标已然“约法三章”，但一些含金量高的审批改革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例如：义乌破冰出租车改革，率先打破出租车垄断。出租车现状：乘客说，打车难价格高；的哥说，我们饱受层层盘剥，跑一天活也挣不了几个钱，太辛苦太累，动辄几千上万的份子钱去哪了？义乌这一次出租车改革，首次打破垄断格局，把一个完全可以市场化的行业交还给市场。其次，主动逐步取消营运权有偿使用费，今年将降低到每车5000元，明年全部取消。“份子钱”包含所有成本费用，营运权使用费每年每车1万元由公司交给政府。这个行为引起广泛关注，网友纷纷点赞“还利于民”。

户籍制度改革。2014年7月30日，备受关注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公布。原制度存在几个弊端：

1、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城市关门”现象出现，抑制了劳动力、人才的自由流动。

2、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对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体制性障碍。

3、数千万农村人口在城市打工，处于流动状态。

4、户口管理使中国公民具有不同身份，与住房、消费（如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籍有不同待遇，人为地把本应平等的身份划分为三六九等，加剧了城乡割裂，阻碍了城乡统筹，加剧了社会分化。

5、不能对中国的人口流动进行有效的管理。

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户籍内含各种权利和福利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只是“标”，而对其内含各种权利和福利制度的改革才是“本”。户籍制度改革其目标不是消除户籍制度，而是剥离户籍内含的各种权利和福利，取消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实现公民身份和权利的平等。户籍改革从改革总体进程来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并没有促使户籍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工商营业执照改革。自今年3月1日起停止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年检工作。企业年检的具体流程为：企业提交年检材料——企业登记机关受理审查企业年检材料——企业缴纳年检费——企业登记机关在营业执照副本上加盖年检戳记——发还营业执照副本。

工商营业执照年检，以前是作为工商行政部门的一项重要职权在抓。企业年检，材料繁琐不说，一些地方还经常搞“搭车”收费。按规定，企业的年检费用为50元，外加个体私营协会会费。另外，一些企业年检时，需提供会计审计年审报告。需要几千费用。改为年报制度，在材料准备和流程上都将简省。企业只需按在规定期限内，网上报送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资料的真实性不再审核。这个改革顺利进行，还是靠中央强大的推动力，否则难以想象能这么顺利推进。另外，上次中央报道有个地方个体协会还在强加收费，看来还是有点不舍。

戴“官帽”的事业单位。检测机构改革走向市场，推了很多年，但实际上真正走向市场的没多少。检测机构是行政机关的下属单位，受行政机构的领导，但基本上是戴“官帽”的单位。一方面，行政机关不要割舍这块肉，毕竟检验检测收费不少，另外，检验机构负责人受行政机关领导，得听话。检验机构也不愿推出市场，现在独家经营，受检企业不光要出检验费，还得伺候检验人员。

第二方面的阻力，则来自改革本身的难度所造成的客观阻碍。深水区的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有“破”的决心，还包含着重整、创新、构建等工作，而且往往缺少经验可循。权力放下去了，下面却没接住；新政策出台了，配套改革措施却没跟上。如果不正视改革落实层面的这些困难，终究会使改革效果打折扣，影响改革信心。

例如：机构改革。2014年5月，杭州下面的全部区、县和市工商、质监、药监三合一为市场监督管理局，是为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合并快一年了，食品安全监管是加强了，可体制运作仍然不是很顺畅。对于县级，三局合并，地级市则是工商和药监合并为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质监局食品职能划给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省级，省工商局、质监局、药监局三局都是分开的。我局现在的业务主管局就有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和杭州市质监局两个。纵观全省，除了杭州、舟山两个市，县级质监部门也一起合并为市场监管局，其他基本仍保留县级质监局，只是把食品的职能划出。第三，习惯的惯性。制度惯性在经济学里面又叫路径依赖，就是说老办法习惯了，老的一套适应了，所以人们不想变，也不准备变。

第四，能力的不足。某省一位厅长下基层，问了群众“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等几个简单问题后，就不知如何继续交流下去。对诸如此类不会说话的干部，群众的批评入木三分：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不会说话，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些干部存在“能力不足”的危险。这种状态的背后，是一些人丧失了能力不足的警惕性，失去了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为所学的知识、所积累的经验一辈子够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在信息时代，一年不学习，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就会折旧80%。现在，从“铁八条”到反“四风”，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把一些干部从酒桌拉回到书桌、从“酒精考验”状态切换到思考问题状态。各级干部都应当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以前的时间都去哪了？现在富余下来的时间可以干些什么？

别让能力不足成为阻力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①

某省一位厅长下基层，问了群众“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等几个简单问题后，就不知如何继续交流下去。对诸如此类不会说话的干部，群众的批评入木三分：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不会说话，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些干部存在“能力不足”的危险。

新一轮改革已经起势。要开好局、破好题，形成千帆竞发的好态势，就得解决一些突出问题，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必须看到，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制度优势充分发挥、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相比，各级干部在提高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全面深化改革，提高治理能力既是一大目标，又是推进改革必须着力的问题。当前，尤其需要解决推进改革能力不足的问题。

公众对信息透明期待日益强烈，有的领导仍觉得群众“给点阳光就灿烂”。面对传言流布，有的地方部门手忙脚乱、应对失当，先忙辟谣后忙证实。面对矛盾问题，有的干部首先想的是如何摆平，仍然信奉“用人民币解决”。在治理过程中习惯于老思路老套路，结果，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南辕北辙。“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去年3月，总书记坦言，“我看这种状态，在党内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都是存在的。”以这种状态推进改革如何能攻坚克难？又怎能解决深化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

这种状态的背后，是一些人丧失了能力不足的警惕性，失去了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为所学的知识、所积累的经验一辈子够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在信息时代，一年不学习，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就会折旧80%，各级干部尤需砥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为政态度，强化“入山问樵，入水问渔”的求知精神。不及时吃透中央精神，怎么能向群众讲明白？不坚持调研不断变化的实际，怎么能拿出对症下药的改革决策？每月每年把时间泡在琐屑事务里，掷在觥筹交错中，如何担得起推进改革的重任？现在，从“铁八条”到反“四风”，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把一些干部从酒桌拉回到书桌、从“酒精考验”状态切换到思考问题状态。各级干部都应当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以前的时间都去哪了？现在富余下来的时间可以干些什么？

我们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需要啃硬骨头、涉险滩，因而在各级干部的能力储备上，就不仅要有智慧还要有勇气，充分蓄积那么一股子敢闯敢试、敢作敢当的劲头。有些群众常常疑惑：“为什么中央的好政策，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样了？”造成中央的“好经”念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懒和尚”“歪嘴和尚”的存在。有的人奉行“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观念，对于己有利的改革措施加快推开，对动自己奶酪的决策就阳奉阴违，对捞不着油水而费时费力的政策就犯“拖延症”。一说淘汰落后产能，他用工人失业作挡箭牌；一说简政放权、壮士断腕，他就强调“也不能都不管吧”。说到底，是私心私利消解了一些干部的勇气和担当，使他们失去了与时俱进的治理能力，反而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大阻力。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各级领导干部做到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方能为深化改革增动力、去阻力。

两千多年前，《老子》就讲：“政善治，事善能。”今天，要把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带入现代化，善治的难度与善能的要求，远非治理一个小国可比。我们说各级干部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诚非虚言。惟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以“本领恐慌”的危机感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着力增强推进改革的能力，着力提升现代治理能力，我们才能“乱云飞渡仍从容”，入深水得蛟龙。（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3月31日）

放要真放，管要真管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②

对于政府来说，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简单，也不容易。把该放的权真正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切实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落实改革要求、破除沉疴积弊、释放改革红利

前不久，有中央领导同志到基层调研，了解大学生创业者是否需要增加“营养”。有创业者反映，股权变更登记太复杂，影响了资金引进，把投资者给吓回去了。一番对话，引发思考：政府是不是管得过多过细过死了？是否存在该管的没能完全管住管好，而该放的没有彻底放开放到位，甚至出现明放暗不放、这边减那边增的现象？简政放权要“乘胜追击”，必须时刻回答好这一命题。

作为本届政府的“开门第一件大事”，去年中央政府下放取消了416项审批事项，力度前所未有，变化立竿见影。与之相伴的是，新注册企业增加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创下10多年来最高。企业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简政放权这门“当头炮”，成为“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事实证明，让市场在资源配臵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政放权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点。

继续解决创业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破解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等改革难题，就要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这只手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解决好一些环节“放没有真放、管没能管住”问题，尤为关键。

对于政府来说，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简单，也不容易。现实中存在的种种“肠梗阻”现象，充分体现了这种自我革命的难度。一是放权不对位。给海岛城市下放草原经营许可，向缺煤地区下放煤炭开采类许可事项，看上去权力不少，实际上有权难用。二是放权有水分。一些行政审批事项中央下放了，省市又捡起来；部委取消了，协会又如获至宝；行政审批少了，“红头文件”倒多了。三是放权不彻底。受理权放了，终审权紧攥手中；决定权放了，发证权却不放，于是出现一半环节在上级办、一半环节在县里办的“两头跑”现象。克服这种“没好处的容易放，有油水的死命攥”的苗头，是简政放权的难点，也是深化改革的重点。

今日之改革，啃的是硬骨头，涉的是险滩，戳的是痛处。如果政府部门安于现状不想改，畏首畏尾不敢改，左右观望等待改，怎么能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如果“变相审批”抢滩登陆，“隐性审批”暗流涌动，“灰色地带”依然存在，企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如何激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又如何坚定？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转变职能的实际成效，影响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节奏；而简政放权“向自己开刀”的力度，则直接来自于政府推进改革的勇气担当。

这种担当，既体现在通过大力放权，“让市场更有效”；也表现为通过强化监管，“让政府更有为”。必须看到，放权的过程也是强化监管的过程，我们不仅要撒欢一匹名叫效率的骏马，也要给马套上一副名叫公平的辔头。前者是市场作用，后者是政府作为。从这个角度看，简政放权绝不是让政府当甩手掌柜，玩大撒把游戏。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面对权力下放的过程，如何构建联动机制，让上面放得到位、基层接得住盘，使权能匹配、权责对等、权属清晰？面对简政放权后的市场，有没有事中事后的监管能力，能不能建起横向到底的监管网络和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进而跳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比“真放权、放真权”容易，不仅需要大公无私的勇气，更需要善于学习的智慧。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我国目前政府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管了太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正所谓“少则得、多则惑”，把该放的权真正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切实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改革要求，从而破除沉疴积弊、释放改革红利，积微以成著，行稳而致远。（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4月3日）

促进公平才见水平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③

公平不仅体现在结果上，很多时候更体现在程序和制度上；公平不仅是分到多少蛋糕，也是怎么分蛋糕

同样是挂号就医，“关系户”可以批条子加塞；同样是参加招聘，性别、身高的歧视将人分级分类；同样是市场主体，民营企业在一些领域却难以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社会生活中的这些“不平事”，未必普遍，却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公平感受。

今天，追求公平已是时代的最大潮声，呵护公平则是社会的基础共识。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公平的高考制度，家庭贫困的孩子何以通过寒窗苦读成为大学生？如果没有公平的市场规则，小职员怎能凭借辛苦打拼变身大老板？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曾说，人是为了自己的希望才活着的。公平，就是希望的种子。

在当今中国，公平更成为一把重要的价值标尺，一种凸显的权利诉求，甚至成为衡量幸福的关键指标。为什么生活变好了、物质丰富了，还有那么多牢骚不满？为什么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依然不少？说到底，是因为人们对公平等更高层次的问题有了更多期待。当网友吐槽“我奋斗了18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时，我们应该思考，是否因为起点不公影响了人们奋斗的信心？当民企感叹遭遇“玻璃天花板”时，我们应该重视，是否规则不公阻碍了市场活力的迸发？权利、机会、规则方面的种种不公平，已经成为发展进步的障碍；人们对公平的朴素认知，也已经体现为对改革发展成果普惠于人的期盼。正因此，党和国家才把“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当作推进改革的重要目的；把扫除公平障碍、促进人民福祉，当作推进改革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对于各级干部来说，促进公平是必须具备的能力素养，善于促进公平才见治理水平。我们常说，做大了蛋糕，还要分好蛋糕。所谓“分蛋糕”，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利益诉求多样、权利意识高涨的今天，能不能搞好发展已经不再是评判工作的单一标准，如何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考验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在一些地方，经济发展起来了，但因为处理不好外来群体和本地居民的关系而引发争端；一些地方建设热情很高，但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却触碰到群众利益的红线。如果不公不义引发稳定问题，谈何改革发展？如果发展成果难以福泽大众，我们倾力推进改革发展又是为了什么？

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公平不仅体现在结果上，很多时候更体现在程序和制度上；公平不仅是分到多少蛋糕，也是怎么分蛋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制度出台前有没有征集民意？重大决策有没有经过论证、听证？权益受损群体有没有得到申诉机会？对程序的严格遵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需补上的一课。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用程序编好制度的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保证看得见、有实效的公平。

倡导公平、促进公平，从来不只是口头说说那么简单。冲破各种隐形的制度壁垒和透明的“玻璃门”，常常需要与旧观念进行激烈的较量；而要清除那些吃拿卡要的权力寻租者、徇私枉法的秩序破坏者，维护社会公义，更是要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没有直面矛盾的勇气、没有冲破藩篱的智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损害公平的症结难以破除，改革的深化难以持续。

篮球运动员姚明退役时曾感言，感谢这个伟大、进步的时代，使他有机会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和梦想。我们相信“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正是因为我们对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有信心。这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答题。惟有树立公平的理念，用公平的视野去决策，用公平的行动去实践，用公平的标尺去衡量，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公平上取得突破，每个人才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4月8日）别让热点成痛点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④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那么热点就是改革的重点。善于通过热点把握真实民意，勇于解决问题为改革深化破题，我们就能将社会的热点变为跃升的拐点

从时有耳闻的拆迁纠纷，到多地出现的PX**，近年来频发的社会热点事件，折射出转型期中国的挑战，也反映了深化改革的现实语境。面对日益高涨的发展期待、不断增强的权利意识、愈加复杂的利益纠葛，如何思之长远、调和鼎鼐，使群众关注的热点，成为改革发展的落脚点和突破点，而不是演变成社会痛点？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那么，热点就是改革的重点。今天，无论是“房价低一点”的心声，还是“舌尖更安全”的呼唤；无论是医患纠纷引发的热点事件，还是空气污染等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无不牵涉复杂的经济社会利益，包含更为多元的社会期待。正因如此，擘画新一轮改革蓝图时，中央再三强调，必须“从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入手”。如何从社会热点出发，读懂并回应群众的利益关切，直接关系到群众生活、社会公益、政府公信，决定了改革能否有效推进、是否契合民心。

面对热点问题，回应及时、勇于担当、应对有方，就会使挑战化为机遇，危机变为契机。反之，如果漠视群众利益，缓慢迟滞、畏首畏尾、击鼓传花，就会让问题拖延为更大的历史问题，甚至成为一个地方一个领域长期的社会治理之痛。试想，如果不能建立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就算征地拆迁非常必要，各种纠纷也可能继续上演；如果不能走出“雾霾困境”背后的发展观念误区，经济增长速度再快，老百姓也难说满意。这就是为什么总书记谆谆告诫，“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怎样评判？热点问题就是最好考题。我们说深化改革需要突破口，如何找准？热点问题就是最佳突破口。“积极回应百姓关切，突出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问题”，“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改革就能蹄疾步稳，发展就能柳暗花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八项规定”转变作风到“打虎拍蝇”利剑挥出，从“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到教改医改稳步推进，正是勇于面对矛盾难题，积极解决热点问题，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真正感受到市场环境、创业条件、干部作风在一天天好起来，不断提高着人们对政府治理的满意程度，不断提升着人们对深化改革的信心指数。

今日之中国，各项改革的设计者和参与者，情感相通、血脉相连，十分重要。否则，自上而下的改革红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助力，都无法真实抵达。面对社会热点，是遇见问题绕着走，碰到矛盾躲着走，看见困难低头走，还是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到发展最困难的地方去打开局面？这些选择，不仅影响改革的全面推进，更关系改革的民心向背。可以立竿见影的改革，一刻也不能耽搁，要让群众在“言必信，行必果”中看到决心，增强信心；一时有困难的，也要及时沟通、耐心说明，让群众看得见改革的诚意，理解得了改革的难度。不回避问题、不掩盖矛盾，真诚沟通、迎难而上，才能顺应民心、调动民智，为改革赢得更好未来。

全面深化“三农”问题改革的思考 篇3

当前，“三农”形势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句话是成就非常引人注目。粮食连续十年增长，农民收入也持续稳定增长；取消农业税、实施农业补贴、出台粮食最低收购价，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村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公共服务逐步健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实现了全覆盖；农村低保制度以及社会养老保险，覆盖人口的数量高于城镇；工业化、城镇化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入城镇和二、三产业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给农业扩大经营规模、土地流转集中使用，创造了条件。实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使农民得到了实惠，深受农民欢迎。再一句话是问题也较严峻。尽管粮食连续十年增长，但是需求增长更快；粮食进口量不断增加，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增大；一方面增加了粮食产量，另外一方面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我国三大谷物的价格都已高于国际市场，进口越多，对国内农业生产影响越大；农业人口转移，也导致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现象突出；农民变市民的进程困难重重，等等。因此，不大力深化“三农”问题改革，这些问题就解决不了。我把《决定》中关于“三农”问题改革的内容，归集为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三个问题，与大家一起学习理解。

第一个问题：关于农业经营体系创新

关于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在《决定》里有一句新话：“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这句话跟过去的表述有什么不同呢？过去比较强调的是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现在农村正在发生新变化，多种经济成分比重增大。针对小规模分散经营这样一个局面，我们要求进一步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就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要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其他多种形式的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在这个层面上涉及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流转农户承包土地的经营权。

家庭承包经营八十年代就普及了。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不应低于15年；1993年中央11号文件又明确，15年承包期到后再延长30年。经过这么多年工业化、城镇化推动，一些农户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发生了流转，出现了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形式。但是家庭经营仍然是最主要的农业经营主体，这个问题不能忽视。在这个基础之上，农民有了很多创造。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大约有6000多万农户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都是农民自愿加入的；还有各种各类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约30万个，拉动了近1.2亿户加入。

要创新农业经营主体，有两类主体的问题需要提出来。一类是直接提供农产品的经营主体；还有一类是给生产农产品的农户提供各种服务的经营主体。你要耕地，我开拖拉机给你耕，你要喷药，我开喷雾器来给你喷，你要收割，我开联合收割机来给你收，但产品不是我的，而是被服务对象的。因为有这样的服务主体，提供农产品的农户用不着买农业机械也照样可以获得现代农业各种技术服务。从中国国情看，这样的经营方式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幅员辽阔，南北季节差异大；农民数量太多，耕地有限。用扩大服务规模的方式弥补耕地经营规模的不足，就有了整体经营效益。从实际效果看，一是尽管多数农户没有购买大型农机具，但是也能获得全程的农机具服务，劳动强度降低了，收入提高了。第二个是对于购买了农机具的农民家庭，仅靠一小块承包地一辈子也收不回成本；但是给其他农户提供服务，延长了作业时间，扩大了作业面积，这样回收成本就很快，投资就有效益。农民买农机具的积极性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政府的补贴；再一个是能为他人提供服务，地是你的，你花钱买我的服务。这是中国农民的独创，是针对千家万户小规模生产的农民的独创，很了不起。

农民的创造，已经形成了很多新型的农业经营形式。一种是粮棉油的大田生产，以规模决定效益，我们把它叫土地密集型产品，就是地越多，成本越低，效率越高。以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加上完善的社会化服务，在大田生产中获得了良好的效益。还有一种是高价值的生鲜农产品即瓜果蔬菜等，效益主要靠选择品种、先进的栽培技术和高效的营销，这就要靠农民中的“能人”，通过农民的专业合作社，几个能人就可以把一个村都带起来，甚至几个村都带起来。再一种是现代养殖业，技术含量高，规模大，具有现代化设施、工厂化生产，这一类经营形式需要引入工商企业参与，把当地农民带动起来。

发展现代化的农业经营体系要坚持多样化的目标。要从当地实际出发，从产品生产的实际出发，从技术实际出发。在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还要把握好三个问题，第一是始终不能放松对普通农户的关注，因为他们目前是我国整个农产品生产中最大量的经营主体。第二是规模经营要适度。这个度到底怎么把握？一要看劳动力转移状况，二要看农业技术发展水平，三要看社会化服务跟进能力。公平和效益两者兼顾，规模经营就可以逐步推进。第三是生产农产品的经营主体和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经营主体同等重要，要通过以扩大服务规模来弥补土地经营规模的不足，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

第二个问题：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是《决定》中的一大亮点，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耕地对我国来说极其宝贵。因此，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有些底线绝对不能逾越。一是不能把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改成私有制；二是坚持农地农用，土地尤其是耕地不能随意改变用途；三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再怎么改革，都必须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

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耕地面积所占比重不到13%。庄稼是只能种在耕地上的，耕地只能用来种庄稼。《决定》提出，农村集体性经营建设用地可以具有国有土地的同等权利进入建设用地市场，但是要符合规划，符合土地用途管制，并且只能是农村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也就是取得使用的各类乡镇企业用地。为什么农村小产权房不合法？因为从土地管理制度角度讲，小产权房是建在规划不允许搞建设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规划的是农田，那就决不允许搞建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分为乡镇企业用地、农民住宅用地及乡村公共设施用地。只允许乡镇企业用地进入市场，是因为法律规定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乡镇企业，在特定情况（如破产、兼并等）下可以出让、转让或者出租。乡镇企业用地的使用权农民的宅基地不能进入市场，因为农户宅基地的审批原则，是“以自有土地建自用建筑”。土地制度的核心有两个要点，第一个是产权权利，即这地是谁的，权利人拥有的是什么权能。第二个是按照规划对土地用途进行管制。尽管你是土地所有者或占有者，但必须按规划使用土地。这两点构成了土地制度的基本内容，这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现在一些人过分强调产权人权益，忽视土地利用中的规划限制。过去我们长期不重视土地产权人的权利，但不能因此而变成忽视国家对土地的规划管理，那同样会出大问题。就如私家车的产权是你的，但是上路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一样。城市土地是全民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公民都可以依法占有全民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包括农民在内。但是农村集体土地不一样，每一个集体组织都是具体的，我这个集体就不是你这个集体，每个农民都只能占有本集体组织的土地。

改革征地制度这次也明确了原则，就是要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的多元保障。宪法规定，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可以依法征收土地。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是指什么？到美国、加拿大考察，他们说，只有使用的土地是政府为了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而不赚钱，才叫公共利益需要。我们将来怎么定义需要研究，但改革的方向提出来了。

《决定》中讲到，赋予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及农民住房财产以抵押担保转让权。怎么理解？在法律上，一个完整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大权能。法律已经赋予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占有、使用、收益三项权利；而宅基地是自家占有、使用，因此没有赋予其收益权。处分权是所有者的权利，如果农户有了对土地的处分权，就成为土地的所有者了，那还有什么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现在的情况是人口流动了，有的村庄空心化了，有的房子闲在那里，有的耕地荒芜在那里，把它流转起来发挥效益，这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不能改变所有权的性质，也不能改变耕地承包主体和宅基地占有主体的地位，因为这是法律赋予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成员权当然就不能用以抵押、担保和转让。而能够抵押、担保、转让的只是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民住房的使用权。只有这样，农民才不会失去土地，农村集体组织才不会瓦解。土地私有制绝对不是我们改革追求的目标，耕地非农化绝对不是改革的目标，损害农民权益的事绝对不能做。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有序地推进，各地不能在中央部署之前抢跑，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调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要注重改革的关联性和协调性，把握全局，力争最大的改革综合效益。

第三个问题：关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这个问题在《决定》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农业人口在这四类城镇怎么落户，有关部门正在抓紧制定政策。

农民进城到底怎么办？有两类情况，第一类是农民进城不管落不落户，常住半年以上都有权利获得当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这就需要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的全覆盖。第二类是进城落户的农民要跟当地市民一样，有权申请住房、购房，申请安保房，并且纳入当地城镇的社保体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至少必须解决四大问题。

一是农民进城安家落户必须有就业。据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城镇全部就业人员有3.71亿人，其中在国有单位就业的有6839万，这表明现在城镇中80%以上的就业人员是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所以，你真想农业人口转移进城，就真要下工夫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二是进城落户农业人口的住房问题。2010年有关部门做过调查，有52%的进城农民工住进了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也就是只有一个铺位；有47%的农民工租住在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农房。真正在城镇拥有自己房子的农民工只占0.7%，农民工中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不到3%。所以真要解决进城农民工住房问题，缺口还非常大。

三是解决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据2011年有关部门调查，农民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的比重分别是，养老保险为16.4%、工伤保险为27%、基本医疗保险为18.6%、失业保险为9.4%。许多用人单位都没为民工缴纳保险。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大多数的小微型企业和雇主，没有与农民工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二是不少用人单位的用工是通过劳务公司派遣的，很多就没有缴纳。所以不加强劳动管理，这个事就做不好。

最后一个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根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有1.5亿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农村孩子占1.2亿。农村孩子出来10%，相当于城里增加40%的义务教育阶段孩子；出来30%，农村孩子就会比城里孩子还多。而且你把义务教育问题解决了，孩子还要上高中、考大学。到底怎么解决教育问题？《决定》里有一句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制。这是个原则，怎么落实？需要深入研究具体实施方案。

《决定》规划到2020年，只有七年时间。从基本农产品的供给，到农民的收入，再到农业经营体系和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一直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全面深化“三农”问题改革的每一项任务都极其艰巨。所以，学习贯彻《决定》精神，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推进农村改革，同时，更要首先解决好当前必须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作者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文章据作者在中央国家机关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系列报告会的讲话录音整理节选）

深化农业科技支撑问题研究 篇4

一、重庆农业科技支撑体系现状

(一)农业科技研发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目前,重庆市共有涉农高校7所,中央在渝农业科研机构1个(中国农科院柑橘研究所),市属农业科研院所及研究机构6个(市农科院、畜科院、林科院、园科院、水产所和药物种植所),区属科研机构9个(三峡农科院、万州水产所、涪陵农科所等)。全市有农业科技人员6548人,其中院士1人、长江学者2人。经过“十一五”的农业农村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发展,重庆市形成了家蚕、柑橘、生猪、生物农药、土壤环境、糯玉米、杂交水稻、黄籽油菜等10多个在国内有影响的优秀农业科研创新团队。“十一五”以来,我市育成通过国家和重庆市审定(认定)的农作物新品种151个,畜禽水产新品种9个,有16个品种28次被推荐为主导品种并大面积推广,使重庆市在五年中实现了1次较大规模的品种更新换代,在优质高产杂交水稻、甘蓝型黄籽油菜、加工型辣椒、鲜食糯玉米等新品种培育方面均达到了国内研究的先进水平。

(二)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速度加快。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达到2368个,从业人员21470人,基层农技服务体系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率先纳入了财政保障,每万人农村人口中农业科技人员数在西部处于先进水平。全市有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2个,市级农业科技园区5个,有22个涉农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括市外)与38个区县建立了良好的技术合作关系。“十一五”以来,累计推广粮食、蔬菜良种3.3亿亩,林木良种500多万亩,增产粮食近40亿公斤,为保障农产品稳定供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城乡统筹科技支撑作用明显。

重庆市以农村科技服务机制和模式创新为切入点,把大批科技人员从“主城”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农技推广服务机构导向“两翼”地区基层企业和农村第一线,引导科技、知识、资本、信息、管理等生产要素向农村聚集,让科技人员在基层这一广阔天地开展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努力在全市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建功立业。自科技特派员工作推进以来,共向区县选派科技特派员3809名,大力推广农业专家大院模式,建立科技特派员工作站8个、农业科技专家大院84个,建立县校(院)科研合作基地37个,探索支持专业技术合作社、星火科技12396等多元化的科技服务创新机制,有力助推了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和农户增收。

(四)农业科技服务保障能力提升。

“十一五”以来,重庆市农业科技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七年共计投入科技经费4亿元。此外,重庆市还设立了10亿元的科技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出台了鼓励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发展办法,这是重庆市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的又一重要辅助举措。2009年,《重庆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为全市农业科技创新的工作体制、机制、制度和政策措施提供了有力保障。同年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工作的意见》(渝府发[2009]116号),明确了“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对农业农村的科技支出的比例应不低于30%”等多项支持措施。

二、重庆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科技投入仍然不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具备

科技投资能力或投资积极性不高,农业科技的投资主体一直是公共财政,重庆的企业在农业科研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仅0.1%,低于全国2%的水平,大大低于工业化国家50%的水平。

(二)农业科技研发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创新乏力。

农业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弱,原创新科学成就少,重大突破性成果不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朱玉春教授对中国31个省份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与比较,重庆处于全国26位。

(三)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及应用效率不高。

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不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农业科技装备水平落后,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根据中国农科院研究,“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为41%,陕西大约在40-45%之间,四川和重庆大约在35%-40%之间。

(四)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水平不高。

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机制和效力低下,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化的法律、政策、文化环境不完善,推广机制不活,手段陈旧。

(五)农业科技资源分布不平衡。

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二元经济结构,各区县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对农村的带动效应不强,95%以上的科技资源集中在都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而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分布较少。

(六)农业科技成果应用主体素质不高。

农民是农业科技应用的主体。广大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科技文化素质整体偏低。

三、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及其借鉴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它具有弱质性、外部性和多功能性等的特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对本国农业予以大力支持与保护,逐步建立和完善了适合本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科技支撑保障体系。研究和分析国外先进国家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发展经验,对促进重庆农业科技进步具有较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美国大学模式。

美国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立法下进行。这些法律规定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之间要建立合作计划,由各州的一所或多所州立大学组织和施行推广工作。这一模式通常被称作“大学组织的农技推广”模式。具体做法是由大学与联邦政府和各级政府合作,由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资助,要求大学设立各类相关的教学、科研、推广和行政工作机构,并在所在州的每一个县设立基层分支机构,与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共同开展工作,由此建立一个覆盖到每个县的庞大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由大学农学院统管全州的农业教育、科研、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该体制的主要特点:一是便于将应用研究和推广工作建立在坚实的理论研究基础上。二是可以避免重复研究。三是因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推广工作紧密联系,推广中遇到的问题能迅速反馈,从而使研究选题更具有针对性。四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引导学生去研究和解决一些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五是有助于以更快的速度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美国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立在大学,而且使大学农技推广体系成为农业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国际上公认的美国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制度最为成功的经验之一。

(二)日本农协模式。

日本农协全称为“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包括基层(市、町、村),县级(都、道、府、县)农协,全国农协三级。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对农协进行改革,将原来的三级组织体系改为两级,把都、道、府、县联合合并到中央,基层社也从原来的1万多个精简到目前的1000个左右。其主要特点是:一是农协把农业经营和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提供综合服务。农协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筹措、栽培或饲养技术,农产品销售等每个环节都给予相应指导、信用、购买、销售等一体化服务。二是协会成员协同开展服务。某种物品从超市到消费者手中,是一个买卖过程;而从农协到其协会会员手中,实际上是一种代购过程,即农协采取共同购买的方式,使组合员得到价格较低、质量较高的物品。农协其他各项事业也是通过组合员的各种协同方式开展的。三是农协不以营利为目的。农协经营的目的不是增加盈余。如果降低了对协会成员的服务水平,即使盈余再多也得不到好评;而提高了对组合员的服务水平,即使盈余减少,也不会受到指责。四是农协的服务是指导性的。农协的指导分为农业经营指导和生活指导,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仅仅局限于某一个环节的指导,而是把所有环节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周密的安排和全方位指导。

通过对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了解,有几点值得借鉴:一是重视程度高,起步早。国外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农业科技进步,普遍采取工业反补农业政策,从政策资金扶持、科技投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等措施和手段,加快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农业科技现代化程度普遍非常发达。二是立法保障。通过立法形式实现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发达国家的一条重要经验。三是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多元化投资模式。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把农业科技支撑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到公共品范围,以政府投入为主导,不断加大投入。

四、加快重庆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一)探索多元投资机制,推动农业科技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充分发挥政府在科技投入中的引导作用,不断加大各级政府农业科技投资,切实把中央有关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不断增强政府科技投入的效用。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引导金融部门加大农业科技发展的信贷投入,促进金融资本、知识资本与农业产业资本的融合。要加大重庆市农业对外融资的力度,积极用好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吸引跨国企业投资重庆农业科技创新,多渠道、多形式争取农业科技发展资金,推动农业科技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二)构建新型科技服务体系,增强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活力。

1、完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

实施乡镇推广机构条件建设,启动村级农业科技服务站建设。创新基层农业服务体系管理机制,探索“服务在乡、管理在县”模式,建立县级主管部门、乡镇政府、农民三方考评制度。加强基层农业服务队伍建设,开展农技推广服务特岗计划试点,确保5年内涉农专业技术人员达到60%以上。

2、推进农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

深入实施“双十百千”科技特派员创业服务行动,引导鼓励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一线创新创优、建功立业。鼓励科研、教育、推广单位科技人员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开展农业科技服务。鼓励和支持农业科技人员采取成果转让、技术入股、合作研发、创办科技型企业、有偿技术承包和技术服务等方式创新创业,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3、构建农科教企联合协作推广机制。

积极支持和引导农业科研单位、教育机构、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参与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促进农科教、产学研紧密结合。拓展“送科技下乡、促农民增收”活动内涵,深入开展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开通农业科技服务直通车,构建科技服务“三农”的长效机制。

4、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试点。

以“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试点”为契机,重点打造农村信息化综合云服务平台,结合“三网融合”和“村村通宽带工程”建设,整合构建农村民生、农业生产、科技创业、市场流通4类信息服务资源,提高共享程度,通过电信、互联网、有线电视等网络,形成快速便捷的农业农村信息服务通道,为“三农”服务。

(三)加强农业科技基础平台建设,提高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支持各类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围绕产业发展导向,新建和重组一批市场化运作的市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市级有关专项资金优先扶持企业建设创新载体。鼓励涉农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联合建设区域特色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一批农业类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等平台。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依托农业科技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点学科和重点科研基地,着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农业科研领军人才。围绕粮油、蔬菜、畜牧、柑橘、水产等主导产业,组建多学科跨单位的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加强中青年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支持优秀中青年科技人员承担市级以上科技项目。

(四)大力发展区域特色效益农业。

因地制宜,立足资源优势,选准主导产业,重点发展粮油、柑橘、畜牧、蔬菜、渔业、林果、中药材、茶叶、花卉、蚕桑、烟叶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培育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中小微型农产品加工企业等经营主体,扩大农产品加工转化规模,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农业比较效益。注重产销衔接,拓宽流通渠道,大力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加快区域性农产品要素市场建设和大宗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围绕特色效益农业规划布局,加快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推进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大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增添发展后劲。强化科技支撑,转变增长方式,重点打造柑橘、肉牛等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立特色产业首席专家制度。

(五)继续实施农业科技园区示范工程。

扎实推进国家级、市级农业园区建设。围绕柑橘、生猪、蔬菜、中药材等优势产业,继续创建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优势的市级农业科技园区,通过完善运营机制、加强技术引进和集成,提升园区的科技服务能力和产业带动能力,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的示范推广,加速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建立标准化、规模化的种养植生产基地,提高生产质量,壮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营,产生规模效益,切实提高重庆市农业的竞争能力。

(六)加强村镇建设技术集成与示范。

强化村镇建设管理领域科技支撑,以乡村社区建设和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围绕村镇规划、土地和水资源利用、特色资源开发、环保和社会服务等领域,开展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构建城镇化发展的村镇建设的技术创新和服务体系。

(七)大力培养现代职业农民。

建立政府主导、农科教结合、社会广泛参与的现代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加快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办好一批农业高职、中职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的涉农专业。加快建设农民“田间学校”。深入推进“阳光工程”、星火培训、“绿色证书”培训,高质量地开展农民培训。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努力培育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合作的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促进农民就业创业。

五、完善重庆农业科技支撑体系的建议

(一)加强统筹联动。

建立部门协调、上下联动的工作协调机制,综合解决科技创新驱动效益农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多渠道聚集科技资源,为示范工程实施提供物资、资金、信息、技术、人才和政策等保障,力求取得实效。

(二)深化科技改革。

着力创新农业人才培养方式,不断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健全农业公共服务体系,探索建立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的体制。鼓励涉农科研机构、高校与地方合作,组建农科教产学研联盟。建立鼓励公益性基础性研究的成果评价体系和利益共享机制,形成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新格局。

(三)完善政策体系。

问题深化 篇5

中“土地改革”的阐述及其对征地的影响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以下简称为“决定全文”）中关于土地改革的阐述，包括三个部分，其内容（及其对征地的影响）分别如下：

一、关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11)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分析：

1、虽然该段的标题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但却严格限制了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集体土地的范围，即该类集体土地需要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也必须是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限于乡镇企业用地，且已经办理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由于该类集体土地在新城范围内涉及不多，截至目前我省尚

未有配套政策，同时，也未规定该类土地不允许被征收（尤其涉及到公共利益所需征地），因此，未来可能落实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新城的征地无实质性影响。

2、该段内容中提到的“缩小征地范围”，“决定全文”里未予以明确，因此，需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政策出台后，才能评估对新城征地的影响。

二、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20)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分析：

该段内容阐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改革，并不涉及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因此与征地无关。

三、关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21)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分析：

该段提到“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并未涉及集体土地所有权，因此对征地无影响。

问题引领，深化高中生英语思维 篇6

关键词：高中英语；问题教学；问题引领；英语思维

问题教学法在教学中的意义和作用都很大。以问题为导向，设计与教学、学生生活、学习经验相联系的生活化、趣味性、引发性的问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深化学生思维，提高英语课堂教学效率。

一、创设问题情境。点燃思维火花

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应设在学生“求知点”上，以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目前，生活热点问题、大众化的问题有四个：健康、饮食、手机、上网问题。因此，将这些生活化的话题与教材的话题巧妙融合，并从这些熟悉的生活情境人手设计问题，可以吸引学生对问题的兴趣，提高他们讨论问题的积极性和参与率，为他们点燃思维的火把。

对Healthv Eating的教学，教师可播放热播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让学生观看几个视频短片，引发学生复习短片中已学过的、与实物有关的词汇，再引入本课的话题To learn how to give suggestions about healthv eating.再由這个话题，提出问题What kind of eating style do you have？让学生自主谈论自己、自己家人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通过自由表达，不断引出与本课相关的饮食方面的新词汇，如，energy，fiber，roast等。然后再设计生活情境，如餐厅点餐、菜市场买菜等，实现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学生的思维不受任何阻力，目标也顺利完成。

二、问题贯穿课堂。逐步引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问题教学不是在哪一环节、哪个知识点的学习上运用，而应适时地贯穿教学的始终。如，首先用问题引导学生“预热”。在阅读教学中，问题的提出，除了激发学生兴趣、吸引学生注意力之外，关键作用在于“热身”，为阅读埋下伏笔。

如，在牛津英语必修三Unit 3 Back to the past的教学时，在导入环节，教师先用多媒体呈现The Potala Palace（china）的图片，提出问题：Can you name some other buildings that reprsent ancient civilizations而引发学生思考并自主交流，再呈现The Great Wall，Terra-cotta Warriors，Effiel Tower，The Hanging Gardens等，给学生创设谈论、交流问题的情境，为他们交流打开思维之门。

其次，在课堂中培养学生的质疑、探究、创新思维。以阅读Back to the past的教学为例，在“预热”之后，进入阅读的核心环节。在阅读方法方面，教师提出问题：当你阅读某人的旅游体日记时，你应该关注哪些具体信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想法、文章的题目而自主质疑，如Where are Pompeiiand Loulan？等问题，培养学生质疑能力，再让学生自主阅读课文，相互提问并回答，培养发散思维能力以及语言运用能力。

教师给以关键性的问题，更利于学生阅读策略的形成，如教师给出一张表格，让学生完成表格，培养学生整体把握信心的能力。

看似简单的表格，需要学生在精读课文的基础上，对文章进行深入的思考、归纳、提炼，训练学生的综合能力以及发展思维能力。

三、设计“问题串”。提高思维能力

1.以生活化的“问题串”激发思维动机

杜威曾指出：“思维的开发阶段是实际的经验情境。”因此，上课伊始，应注意“问题串”的设计，所设计的问题易于激发学生兴趣、活跃思维。

如，阅读Boy missing，police puzzled的教学，教师可以从UFO等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然后引出这篇阅读文章的内容：男孩丢失了，估计是外星人带走的，警方介入，可是毫无进展，再提出When，Where，How，What等问题，引发学生尽情想象，创新思维，他们的答案都不可给以否定。

2.有梯度的“问题串”，为学生搭桥架梯主动思维

根据“最近发展XE"原理，问题的给出应让学生通过思考、讨论而有所启发，才起到“问”之目的。如果难度太大，即使问题再新颖、再具挑战性，也失去问题的意义，学生会感到疲倦，谈思维能力的培养也没有意义。

此外，设计“问题串”可以促使学生在问题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此时，错误处设计问题，更利于學生思维的绽放；再者，设计拓展性的问题，可以延伸“问题串”，促使学生主动探究，如，学习Healthv eating的阅读后，设计一个调查报告的探究活动，让学生对班级同学的生活饮食习惯进行调查，写一篇调查报告。这样的活动，是阅读课的延伸，也是思维的拓展，从而提高学生思维能力。

英语学习过程，不是被动接受、机械记忆的过程，应该是主动探究活泼、有个性的知识问题的求解经历，因此，问题教学法应注重启发性、新颖性、生活性、针对性以及层次性的“问题串”，这样的问题教学才能使学生获得知识、提高技能、发展思维能力，实现“少教多学”“勤思多悟”，问题引领的教学，深化课堂改革、学生英语思维之目标。

经济学核心研究问题的深化 篇7

一、文献综述

资源在不同用途或不同使用者之间进行分配。资源配置的前提是资源的稀缺性, 如果资源能充分满足人类的需要, 就不需要配置资源。由于某种资源的稀缺性的存在, 它是用于一个目的, 不能用于一个目的, 所以各种目的是独占资源的使用。合理配置资源是生产要素的各部分按一定比例的结合, 使他们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 并产生最大的效率。对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各种可能的生产用途之间作出选择, 以获得最佳效率的过程。西方经济学认为这是经济学的基本议题。任何的社会制度下都面临着生产什么, 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大基本经济问题。

二、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经济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稀缺的经济资源如何在社会中得到优化的配置, 以生产出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这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美国人均GDP超过50000美元。但它同样面临:家庭希望有更多的消费品、药品和服务, 政府希望解决能源的短缺问题和环境的进一步保护问题等。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是高度敬业的, 即每个资源的使用是通过物理或化学性质的严格规定的, 不存在其他用途的可能性, 有限资源用途的多样性就引出了对有限资源怎样配置才能最优化的问题了。

三、有限资源

有限的资源可进一步分为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两种。其中, 可再生资源主要是指与可更新的和可再生资源, 比如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各类生物资源等。

一般的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后, 消费, 加工, 燃烧, 废物处理, 仍能在一定周期内重复形成的、且具有自我更新、自我复原的特性并且可持续被利用的一类自然资源或非自然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相对应, 是在可持续发展中应该加强建设、推广使用的绿色资源。可再生资源既是生产的投入品又是可贸易商品, 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可再生资源的错误管理最终会影响经济发展、增长和福利。

四、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欲望是人性的组成部分,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无论是生理性或心理性的, 欲望太强烈, 不再仅仅是对自己存在的必须, 而不是将拒绝或取消别人的生活。所以, 在有限的资源下,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我们更应该合理的对有限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

五、有限资源的最优分配

资源最优分配是用运筹学和系统分析方法合理分配各种有限资源, 从而以一定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制订资源最优分配方案的实用方法有线性规划和动态规划等优化方法。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合理地分配给各部门和企业, 一直是一个普遍的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重要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使原材料如越来越多的每个工人平均处理从事生产, 也就是说, 经济发展程度越来越依赖于资源。对资源需求的增加, 但由自然提供给人类的资源总是有限的, 此外, 各种资源往往具有多种用途, 使用相同的资源, 不同的企业可以生产不同的产品。因此, 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如何合理利用资源的问题, 把有限的资源优先进行分配。

六、有限资源的可持续最优分配

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模式与评价指标体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是要建立和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 其核心是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精髓, 包括三个方面, 即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思想, 代际伦理、效率与公平目标的思想。

人们追求的“帕累托最优”, 实际上是管理决策过程。对管理活动的科学管理, 其目的是充分利用有限的人力资源, 物质资源, 财务资源, 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以最小的成本创造最大的效率和有效性。在企业单位, 企业老板必须保证员工的利益不受损害, 保证员工的合法权益受到尊重的基础上追求企业的最大收益。企业管理活动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追求“帕累托最优”的过程。

因此, 可持续是解决欲望的无限和资源有限的最优方法, 它将改写经济学的基本命题。

参考文献

[1]帕累托最优.四川日报.2010-03-31[引用日期2014-01-2].

[2]鲁丹, 肖华荣.银行市场竞争结构、信息生产和中小企业融资[J].金融研究.2008 (05) .

[3]李绍荣.西方经济学最优解概念新思考——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与一般均衡三大最优解透视[J].经济学动态.2000 (09) .

[4]帕累托最优状态[J].安徽决策咨询.2000 (08) .

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问题探究 篇8

一、金融抑制原因及其后果分析

(一) 金融抑制产生的原因

所谓“金融抑制”是麦金农与肖针对发展国家的经济问题提出的, 它是指金融措施使用不当给经济发展带来伤害的情况, 其主要危害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制约了资本的发展;第二、减弱了资金的利用效率。我国金融抑制产生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缺乏完善的金融市场, 使资源配置的有效率较低。

第二、政府干涉影响市场的调节作用。政府干涉受到人为意识的影响, 往往会降低贷款的使用效率, 发挥不了资本的作用。

第三、我国经济通货膨胀现象比较突出。通货膨胀往往造成真实利率为负的问题, 其影响了真实利率的大小, 就会遏制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

第四、资金流动方向失衡。我国拥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但是大本分的资金却控制在少部分人的手中, 他们决定资金的流动方向。一般情况, 为了得到更大、更快的回报, 他们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建造密集型企业, 造成资金流动方向的失衡。

(二) 金融抑制造成的后果

金融抑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它的影响涉及极广、危害众多, 无论是对国家财政、对银行、对企业还是对人民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其表现如下:

第一、对国家财政。银行降低投资利率使申请信贷者增多, 表现出来的市场表象就是资金流动不足, 为了调节政府部门会增发货币发放, 这就造成了通货膨胀。除此之外, 国民购买本国金融资产, 带动对国外金融资产的购买, 导致资金外流, 引发经济体制的不稳定。

第二、对银行。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 银行的实际利率为负, 使信贷资金供求双方严重的不平衡, 带来经济的波动。

第三、对企业。由于实际利率为负, 银行为了保证自己的资金回流, 在信贷借出时, 会要求企业支付补偿余额, 信贷配给与低利率所带来的优惠有所打折。另外, 一部分企业因为得不到银行的低利率信贷, 为了保证自身生存会选择利率较高的场外金融, 成为次贷, 存在严重的威胁。

第四、严重的通货膨胀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 使生活成本不断增加, 就业率不断降低, 威胁人民正常的生活。

二、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早期, 金融措施有利的促进了其快速增长。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内, 较高的实际利率极大地拉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保证了农村经济的稳定。但是从九十年代初期, 由于通货膨胀等诸多原因的影响, 农村经济逐渐出现了金融抑制的现象, 这时金融深化研究、适度控制利率、控制通货膨胀等可以适用于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趋势, 保证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早期金融措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而后期出现金融抑制的原因进行分析, 我们发现传统的金融理论过于注重“量”的投入而忽略了“质”的控制, “量”的投入可以在短时内造成经济增长的表象, 但是“质”的忽略却造成众多的安全隐患。所以在金融深化理论中, 质量的控制、运作效率的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等都是研究的重点。在农村经济实践的过程中, 合理、有效、正确的利用金融深化理论, 才能保证农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三、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 建立农村金融组织, 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现在农村经济发展缺乏有效的途径, 资金配置得不到有效的改善是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所以, 除了保证现在农村合作信用社主导的有利金融市场外, 还要想办法开拓资金来源, 开发农业发展银行的作用, 以缓解农村资金供给紧缺的问题。

(二) 优化农村金融结构,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合理的金融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其可以有效的提高资金利用率, 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现在我国农村金融机制不健全、金融结构不合理, 反映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所以在调整金融结构、改善金融缺陷、使其与实体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是改善我国金融抑制现状的有效途径。

(三) 提高金融体系效率, 保证农村经济稳定

我国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 这种现象掩盖了农村金融中的缺陷, 其实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相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远远不足。也就是说我国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并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 其主要原因就是农村金融效率较低。所以增强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提高金融资金的利用效率、保证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率, 是保证农村经济稳定的基础。

我国农村金融中存在很多问题, 只有建立农村金融组织, 健全农村金融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结构、提高金融体系效率才能保证农村金融的发展。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两者共同发展才能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 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抑制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 其次对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简要分析, 进而探讨了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建立农村金融组织, 健全农村金融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结构,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金融体系效率, 保证农村经济稳定。

关键词：农村金融,抑制,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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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帆.我国农村中的需求型金融抑制及其解除[J].中国农村经济.2002 (12)

[3]郭卫.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问题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2 (11)

[4]应宪, 刘文军.WTO、金融深化与民营资本成长[J].理论观察.2002 (03)

论深化我国旅游市场的法制建设问题 篇9

目前我国旅游市场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 还存在许多问题。从宏观上讲, 主要是: (1) 旅游宏观调控乏力。行政管理部门权威不够, 缺乏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机构。部门所有、各自为政的传统习惯难以改变, 局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 使市场难以实行统一管理。同时, 与管理相应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法律法规、措施仍不全面, 在管理上形成既“权力”不够又欠缺“法力”。 (2) 目前旅游业发展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 但《旅游法》以及与旅游相关的部分法律, 至今未出台, 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制体系。这与我国整体的市场经济的法制体系日趋成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使旅游业发展的许多问题无法确定下来, 主要是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能法定化, 旅游行业管理的范围、旅游管理职能的划分等长期以来有争议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国的《旅游法》从1982年开始起草, 几易其稿, 但始终未列入国家的立法计划, 这其中既有认识上的原因, 也确实存在不少困难:旅游业是综合性行业, 其覆盖社会生活面广, 行业界面模糊, 很难规范。如旅游饭店分属众多的部门, 虽然旅游部门所属的饭店占有一定的比例, 但由于“利益驱动”,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实际上很难对所有饭店进行管理, 数量众多的以销售旅游品为主的商店, 其属性上更多地为商业成分, 更难有一个统一的运行规则, 因此, 制定旅游法的阻力也就比较大。与相关法规的衔接在技术上复杂, 如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风景名胜区和文物景观的管理权分属建设部门和文物部门, 《风景名胜管理条例》、《文物保护法》已经发布实行, 对管理权的归属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如果《旅游法》规定由旅游部门管理风景名胜区等, 必然与现行法律发生冲突, 但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产业部门又不能将这些部门割裂开来。从微观上讲, 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 旅游市场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企业之间利用不正当手段窃取商业秘密, 盗用企业名称, 损害企业利益等不当竞争行为屡屡曝光;推销假冒伪劣产品, 侵犯旅游者合法权益;服务态度恶劣, 故意刁难旅游者, 擅自减少服务项目, 改变旅游日程;导游不导, 擅离职守, 造成旅游者人身、财产损失;餐饮质量低劣, 不符合卫生标准, 甚至出现食物中毒;“黑导”、“黑车”、“黑摄影”扰乱旅游市场秩序;景区商贩尾随兜售, 强买强卖, 致使景区秩序混乱等。

二、法制是实行调控的根本手段

国家对市场经济调控的模式是“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 其核心是对市场的调控, 而法制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主要手段 (另外两个分别是:监督体系、同业之间监督和企业自律) 。法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 对旅游业调控也必须用法律手段。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为我们依法调控旅游业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法制成为调控的根本手段也是我国旅游业20多年来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经济政策、必要的行政手段、经济法规是调控的主要手段。我国对旅游业的调控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1) 以经济政策为主阶段 (1978—1985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建立了机构, 并提出了具体的旅游发展政策。1978年以来, 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 规模日益扩大, 旅游供给严重短缺, 制约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为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国家于1984年提出我国旅游发展的“四个转变”, 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要“五个一起上”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提出, 调动了社会各方面办旅游的积极性, 旅游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政策太概括、太笼统, 对政策理解的偏差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配套政策、措施、管理办法没有同步跟上, 管理机构的权威不够, 没有及时出台一套严密的法规, 旅游管理部门在实践上无法实行强有力的、有效的调控, 效果仍不明显。 (2) 以行政手段为主阶段——行业管理阶段 (1986—1988年) 。从1986年开始, 我国旅游业列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我国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部门和一项产业纳入了全社会统一管理的轨道, 同时也向旅游管理部门提出了加强行业统一管理的要求。为了加强行业管理, 全国强化了管理机构, 国务院成立了国家旅游事业委员会, 各地理顺了机构。这对加强旅游全行业管理, 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产生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行政手段主要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因此在调控中容易陷入“一放就乱, 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 (3) 向法制手段过渡 (1989年至今) 。经过了以前两个手段为主的调控实践后, 两个手段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 旅游管理机构在实践中认识到加强法制建设, 这才是解决旅游业中存在问题的根本所在。1985年5月, 国务院颁布了《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 这是我国第一部旅游行政法规, 标志着我国依法管理旅游业的开始。1989年后, 在旅行社、旅游涉外饭店、导游管理等旅游业的基本环节和重大问题上陆续颁布了许多旅游单项法律、规定和办法。其中经国务院批准颁布的行政规章和国家旅游局制定了近百个行业规章, 各地旅游行政部门也根据各地的实际制定了许多地方性旅游法规。

三、加强法制建设, 依法调控旅游业

旅游立法主要是培育旅游市场机制, 建立旅游市场规则, 维护旅游市场秩序,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即: (1) 市场主体制度, 即关于市场当事人必须具备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规范; (2) 经济合同制度; (3) 市场竞争规则, 即明确市场竞争的性质、范围以及是否正当的法律制度; (4) 市场调控制度, 即旅游行政部门对旅游市场宏观调控的制度化、法律化。旅游法制体系应包括以下四个层次, 即: (1) 旅游法, 是旅游法规体系中的主体法, 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 现在尚未出台。 (2) 条例、规定等, 是由国务院颁发或批准, 由国家旅游局颁布的, 如《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规定》。 (3) 国家旅游局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制定颁发的规章、制度、办法等, 如《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4) 地方政府或地方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制定颁发的地方旅游法规, 如《北京市执行〈旅行社管理条例施行办法〉的处罚细则》等。

从旅游业法制建设的现状来看, 笔者认为, 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法制建设, 尽快形成旅游法制体系, 使旅游业的发展有法可依, 才能保持旅游业良性发展。

1.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出台旅游法。出台旅游法是旅游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1) 我国旅游业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 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行业规模, 亟需将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法定化。 (2) 旅游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 应有本行业的基本法律。近几年旅游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也说明了必须依靠法律, 规范旅游市场, 保护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才能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3) 由于旅游业的综合性, 只有尽快出台《旅游法》才能实现对旅游业的宏观调控, 协调旅游事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 妥善处理与有关行业法规的衔接。 (4) 要建立健全我国的旅游法制体系, 《旅游法》是一个基本法, 应尽先出台。当今的旅游业经过了十几年的大发展, 已造就了出台《旅游法》的社会基础和良好条件。

《旅游法》应主要包括旅游业发展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把国家对旅游业的发展方针、政策、战略法定化, 协调与旅游业发展相关的各方面关系和利益, 如: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旅游业的行业范围, 旅游行政管理机构、职责、管理权限等内容。在体例上, 可分为十章, 即总则 (地位、作用、范围) 、旅游行政管理机构 (机构、职责、权限) 、旅游资源、旅游业发展规划、旅游客源市场、旅游教育、旅游者的投诉与受理、旅游派驻机构、法律责任、附则。

2.抓住旅游业发展的几个主要环节, 没有制定出法规的, 尽快制定;已经出台的法规, 要加以配套和完善。由于旅游法在短期内仍较难出台, 而旅游业的发展又迫切需要法制来规范, 因此, 旅游行政机关可以在自己职权范围以内, 抓住旅游业发展中的几个主要环节, 尽快制定出相应法规。在无旅游“大法”的情况下, 争取做到在旅游活动中的几个主要环节上完全有“小法”可依。如应尽快制定《旅游车船管理条例》等旅游业发展亟需的法规。

3.根据旅游业发展的需要, 适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规定和制度, 及时用法律手段调整旅游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 对外交流的日趋频繁,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出境旅游已经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又出现了社会办“出国游”的现象, 一些不具备条件的单位加入了这一行列, 导致这一市场比较混乱, 但现在还没有法规。因此, 迫切需要加快制定, 对经营出境旅游的企业的资格认定、管理, 对价格的管理, 对服务质量的管理, 对发生纠纷的处理, 对发生事故的处理, 索赔等做出明确规定, 将其纳入旅游法制体系中。

摘要：中国旅游业仍是一个新兴产业, 它虽然起步较晚, 但已在改革开放中,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腾飞而发展起来,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结构, 目前正在以它特有的朝气和潜力向前发展。但是, 我国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毕竟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尤其在法制建设上。文章针对我国旅游业的实际, 就如何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法制体系, 特别是要抓紧颁布基本法——《旅游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若干问题探讨 篇10

一、个税改革势在必行

(一)个税改革事关解决国人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的问题

我国城市人口中的20%富人拥有金融资金的66.4%,而80%的穷人仅拥有金融资产的1.3%。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过于悬殊,造成多数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当今,中国面临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中国贫富的分化。另据财政部发布的报告称,近十多年来,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基尼系数已达到0.448。按照国际惯例,如果基尼系数达到或者超过0.4,说明贫富差距过大。作为调节个人收入差距有效手段之一,个税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减少中低收入者的税赋负担,调节社会公平。

(二)个税改革应改变工薪阶层是纳税主体的现状

一个数据是,在我国目前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贡献率达到55%以上。例如,2008年,甘肃省个人所得税收入达到16.4462亿元,普通工薪阶层工资收入为此贡献了11.376亿元,有论者认为,工薪阶层已经成为当下税负最重的人群,但工薪阶层人数并不多,而且收入不高。这就等于越没钱的人群纳税越多,而越有钱的人群则纳税越少。工薪阶层成为纳税的主体,这与个人所得税促进社会公平、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相违背。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钱晟教授认为,个税管住了工薪阶层,管不住“新生贵族”。个税之所以存在此问题:第一,“新生贵族”他们的分配渠道不规范,很多隐性收入、灰色收入不为人知,更谈不上纳税;第二,现金交易普遍,存款实名制有了征税的前提条件,但是征税机关无权查,这是银行法的规定;第三,权大于法的现象存在。

(三)个税改革必须尽早解决税制上的弊端

目前个税最大的弊端在于现行税制没有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没有起到调节社会公平应有的作用。现行个税机制均针对个人,没有考虑地区差异、家庭差异等因素,人均税负差异很大,违背了个人所得税的公平原则。我国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很大,但个税的起征点标准却未考虑地区差异,比如月收入1万元在中西部地区可能算是高收入,而在东部地区则可能就是刚刚供得起房贷月供,维持日常生活的收入水平,但各地区税收标准却是统一的,并没有考虑各地的收入差距、消费差距等因素,对生活成本高的地区显失公平。另一方面,无论起征点多少,均是针对个人的,没有计算家庭人口,现在成年人供养人口较多,也没有考虑必要的赡养系数,这样一来就导致人均的税收负担差异很大,比如说同样是夫妻双方的一个家庭,A家庭丈夫月收入2100元,妻子无收入,A家庭月收入就为2100元,但A家庭需要缴纳个税,而B家庭丈夫收入1900元、妻子收入1900元,B家庭月收入为3800元,但B家庭不用缴纳个税。显然,这种忽略公民家庭的存在,而仅仅将公民个人作为税收对象,有损于公平公正,也不够人性化。

(四)个税的改革与税收收入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1994年至2008年,中国的税收增长幅度一直高于GDP增幅,更远远超出了居民收入增速,尤其是2004年以来,税收增幅超GDP增幅都在两倍以上。有媒体评论指出,税收这种犹如跨栏的跳跃式增长虽然增加了政府财力,但是却加重了国民的税收负担,如果税收的增长幅度长期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将可能会陷入国富民不强的怪圈。

(五)个税改革已具备一定的时机

个税改革现在如果要做的话,从国家财力上来说是可以承受的,因为个税占全国的税收比例不到7%。但是对于地方来说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地方比较多的话,如果是全盘考虑,应该说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不利影响,中央及时推出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应对方针。与此相适应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08年底应时而出,结构性减税已然成为2009年税收政策的一大亮点。结构性减税将会起到扩大内需、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作用。

二、个税的起征点

媒体常说的个税起征点,准确的表述应为“个税费用扣除额”,即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应纳税所得-扣除标准)×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改革开放以来,个税起征点经两次调整,从800元调到了目前的2000元。那么,在当前形势下,究竟应不应该再度调高个税起征点?起征点应调高到多少?起征点是否还要继续“一刀切”?

第一,要不要调高个税起征点,民意是应该重点参考的风向标。央视调查的结果显示,七成受访者希望个税起征点上调。其中,认为起征点应该在4000元和5000元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18.2%和22.7%,加起来占了四成,反映出民意不但普遍希望个税起征点上调,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对上调幅度的心理预期还不小。民意如此,相关部门就应该积极行动,拿出合情合理、具有可行性的方案来。

第二,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调高起征点是大势所趋。2006年以来,我国物价水平逐年上涨,社会福利体系却远未完善,医疗、住房、教育等多项大宗开支尚需国民个人有较多的负担。调高个税起征点对工薪一族、尤其是对中下收入者而言,可有效减轻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活压力。

第三,从动机上分析,舆论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一是为了民生,二是为了税负公平,而后者正是最重要的税收原则之一。事实证明,在福利完备、相对公平的社会里,纳税人可以容忍较高的税率,因为他们可以公平地享有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反之,若纳税人所负担的社会义务与其经济地位和社会权利不相称,则很难平息民间对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

第四,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二十四字方针”的主调看,个税起征点的调整至少关乎其中的十二个字,即“扩内需、保增长;重民生、促和谐”。我国国内消费有极大潜力可以挖掘,可以充分考虑如何提高民众的消费,实现推动经济增长。为应对金融危机、显示政府决心,个税起征点上调可以说是势所必然。保民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提高个税起征点,无疑是近期的一大民生焦点,而在金融危机的笼罩下,减轻百姓负担,增加民众收入,对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也是密切相关的。

关于调整的幅度,根据中央电视台曾经公布的调查结果,30%的受访者认为个税起征点应该为2000元,而25.7%的受访者认为起征点应该为3000元,认为起征点应该在4000元和5000元的分别为18.2%和22.7%。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看,2500元是最有可能的。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个税起征点的规定并非一次性动作,而是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个税起征点大都处于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中。这就要求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个税起征点调整机制。比如设立税收参数,将消费品价格、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房价指数、通胀率等因素列入个税起征点的计算公式中,据此定期进行起征点调整。

三、个税的扣除单位

可以肯定地说,以家庭为单位扣除个税远比现在的个税要公平的多。目前在多数国家,个税都是家庭税。个税到底交多少,是和纳税人的家庭状况密切相关的。在日本,政府实施“所得税控除制度”,就是将纳税者本人生活所需的最低费用、抚养家属所需的最低费用以及社会保险费用等,免征所得税;在法国,他们将家庭人数变成纳税的参数,每个成年人家庭参数为1,每个孩子家庭参数为0.5,参数越高,纳税时减免的数额就越高。而对于以家庭为单位扣除个税的做法,许多专家早就在呼吁了。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认为,将目前个税征收以个人为单位,改为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目的是基本保证一个家庭最基本的消费、生活需求。因此,应尽快研究按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模式,否则将导致一人养三个人或五个人(带父母)的家庭与通常两人养三人的家庭的严重不公平。造成人均收入少的纳税比例高,而人均收入高的却纳税比例小的不合理状况。

确定以家庭为单位扣除个税是我们的目标,但实施起来则需要有一整套完整的信息系统及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对纳税人信息掌控要求非常高。目前,税务机关掌控这方面的信息有难度。一方面是税务部门对公民的收入掌握得不够。个税的征收是一种高成本的税种,它需要跟踪每个人和每笔交易的信息,需要健全的金融、公司、财会等配套体系,才能低成本地反映和监控个人收入。不靠良好的配套体制来降低征税的成本,完全靠税务部门来投入,根本不可能解决个人所得税税收问题。同时,税务部门在实际操作方面就有诸多困难。另一方面,我们公民的纳税意识并不很强。90%的美国人在纳税方面都很诚实,绝不弄虚作假,极少有变着法儿想逃税的,可我们则是有机会逃税就逃税。

四、个税的税率

现行个税在税率设置方面同样存在着不公平问题,突出表现在:第一,工薪所得适用9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级次有9级,最高边际税率达45%,在这种高边际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税率结构中某些级次的税率形同虚设,并无实际意义。第二,工薪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同为纳税人的劳动报酬所得,但两者适用的税率形式和实际的税收负担却存在较大的差别,由于劳务报酬所得的适用税率为20%,且一次性收入畸高时还要实行加成征收,致使多数时候劳务报酬所得的税负重于工薪所得。第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适用5级超额累进税率,与其他各项应税所得适用的税率又不相同,这不仅增加了征管操作的复杂性,而且更有违税收公平原则。

要消除个税在税率设置方面的不公平问题,就应在统一各类应税所得适用税率的基础上,减少税率级次,降低边际税率,以减少税制的复杂性和纳税人偷漏税的可能性。参考美国及世界其他各国的所得税税率,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劳动所得和经营所得应采用相同的超额累进税率,税率级次可削减为3～4级,最多不能超过5级,最高边际税率也应向下作适当调整。

五、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分类个人所得税制,即对纳税人的各项收入分类,分别征收、各个清缴。这样,一方面客观上造成了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缴税较多,而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阶层缴税较少的问题;另一方面,个税对所有纳税人实行“一刀切”,而不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是否过重、家庭支出是否过大,实行分类征收无法兼顾不同家庭、不同个人的实际经济状况。

国际上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有两种形式:一个是综合个人所得税制,一个是分类个人所得税制。在一些个税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一般采取两种税制相结合的方式。除了对个人不同收入来源采取相应的分类外,还采用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将其全年的收入纳入计税范围。综合个人所得税制相对比较合理与公平。

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目标目前在我国已经确立。实行分类与综合所得税制,是对某些应税所得,如工薪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等实行综合征收,采用统一的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率,对其他的应税所得分类征收,或对部分所得先分类征收,再在年终时把这些已税所得与其他应税所得汇总计算。凡全年所得额超过一定限额以上的,即按规定的累进税率计算全年应纳所得税额,并对已经缴纳的分类所得税额准予在全年应纳所得税额内抵扣。这种征税制度,兼有分类所得税制与综合所得税制之长,既能覆盖所有个人收入,又能避免分项所得税制可能出现的漏洞,还能体现“量能负担”的公平征税原则,比较符合我国目前的征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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