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理性

2024-07-31

农民理性（精选六篇）

农民理性篇1

一、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农民增收难是农业生产进入新阶段后深层次矛盾的暴露, 它有农业结构不适应市场的因素, 也有一家一户小生产不能顺利与市场对接的原因, 但最大困难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受市场约束越来越严重。靠发展非农产业增收受到制约, 资本、技术替代劳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工业品市场饱和, 通过发展工业吸纳农村劳动力, 增加农民收入受到限制, 还有国际竞争激烈、出口困难等因素, 都制约了农民增收。

(一) 生产条件低下。

一是自然灾害频繁, 尤其是旱涝灾害, 给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二是环境压力加大。三是耕作水平较低, 人工劳作程度较大, 机械化程度很低。四是基础设施较差。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 尤其是水利设施破坏严重, 大部分老化失修, 配套不全,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 农业生产条件得不到有效优化。

(二) 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

近年来, 不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 不愿耕种田土, 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寻找新的增收途径。这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 即农村劳动力的严重匮乏, 导致农村耕地大量抛荒, 无人耕种。

(三) 农业技术推广不够。

近20年来, 我国坚持科技兴农发展战略, 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在推动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科研体制和服务体系不健全, 科研与生产脱节, 技术推广体制运作效率低, 致使科研成果转化率、适用技术普及率不高, 一些尖端的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与农户无缘, 边远山区仍处在原始的、简陋的传统耕作状态。

(四) 结构调整缺乏足够的理性。

一方面, 从整体上看, 突出表现为农业结构调整滞后, 且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分散性, 不能适应市场及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要求, 农业生产的创利性、效益性处于低迷状态。一是政府“越位”。极少数基层领导权力观、政绩观和发展观错位, 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活动, 政府充当了调整的主体, 好心办坏事, 大搞形象工程, 引起了群众不满。由于决策者本身难以把握市场及其规律, 且又忽视市场信息, 往往引发大量货不对路、产品滞销或品质低下等问题。二是农民“失位”。分散的千家万户由于资金缺乏、信息闭塞、经营规模小, 加上传统的经营方式和理念,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无法承担市场竞争主体的重任。三是龙头企业不到位。目前农业龙头企业极少, 个别企业不仅不能与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 反而一遇到价格波动, 就将风险、损坏转嫁到农民身上。四是中介组织“缺位”。对连接市场与农户的中介组织的培育不够, 目前山区农村普通缺乏中介组织。

(五) 农业投入不足。

一是政府投入乏力。二是金融投入有限。三是农民自身投入能力差。“无本难求利”, 没有投入就不可能有收获。农民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增长缓慢, 加上子女上学、就医、农资价格上涨等负担较重, 客观上影响了农民自身对农业的投资能力;部分农民受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和经营能力的影响, 对那些高产高效、创利能力强的产业投入涉足甚少或力不从心。

上述问题都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 提高农业收入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二、对策建议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 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和经历着体制性、结构性的变革与调整, 制约农民增收因素较多, 需要认真研究对策加以解决。

(一) 推进规模化, 增加效益促增收。

规模化是降低经营成本的最佳途径, 是实现农业资源共享、投入产出最大化的现实选择, 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形式。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进一步解放思想, 深化改革, 创新体制机制, 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规范契约形式,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积极探索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提高土地使用率和产出率, 让农民通过土地流转“转”出规模、“转”出效益、“转”出财富。要注重集约经营提高效益。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推进单一农业向复合高效农业转变, 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实现农业生产的低成本、高效率和效益最大化。

(二) 推进产业化, 拉长链条促增收。

要进一步发挥优势, 挖掘潜力, 拉长链条, 让农民在产业化发展中受益, 在加工转化中增收。着力打造现代龙头企业。加大资金、技术、信息扶持力度, 引导中小企业不断做大做强。鼓励龙头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不断提升企业的产业层次, 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着力完善农企联结机制。进一步完善“公司+合作组织+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各种行之有效的联结模式, 大胆创新龙头企业与中介组织、农户的利益分享机制, 大力发展订单农业, 引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劳动力入股, 推动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

(三) 推进组织化, 搭建桥梁促增收。

推进组织化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抵御市场风险, 提高农业效益, 促进农民增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组织化的重要载体, 是实现产业化经营和农民增收的桥梁和纽带。着力培养一批有较高素质的专业合作组织带头人, 提高合作互助水平。支持合作组织建立信息交流平台, 拓宽为农民服务的领域和层次。组织形式要活。要解放思想、放手发展、积极引导, 鼓励各类农业龙头企业、工商业、经营大户、乡土能人等作为发起者, 组建不同类型的合作组织。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 积极稳妥地发展行业协会, 努力形成农业股份公司、合作社、协会等多元发展新格局。

(四) 推进知识化, 提高素质促增收。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农民素质直接关系到农业效益的高低、农民就业的几率、农民增收的水平和新农村建设的前景。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激活增收内生力。通过职业技术学校、农民夜校、专家现场讲座、媒体传播、科技下乡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普及农业科技知识、信息知识等。建立面向市场、组织多样、服务灵活、多层次多专业的农村科技推广队伍, 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同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农业科技培训使更多农民成为科技明白人, 让科技为农民增收插上腾飞的翅膀。

(五) 推进城乡一体化, 加快转移促增收。

农民理性篇2

摘要：长沙市农民工廉租房政策是长沙市政府为社会底层人民办的实事之一，因其工程的浩大和较多的财政投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其实施过程却陷入诸多困境，政策结果也不尽理想。本文首先对该政策的内容简要回顾，并分解其目标层级构成，再对其合理性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和简单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廉租房；政策；合理性

一、政策内容回顾

2004年初，长沙市政府把为进城农民工兴建廉租房作为为百姓办的八件实事之一，计划3年内在东、南、西、北四个城郊结合部建设20万平方米的农民工廉租房。

入住条件：人住廉租房的农民工必须月均收入在800元以下、在市区无自有房屋、被用工单位录用在岗1年以上且劳动合同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二、目标层级构成长沙市政府出台的农民工廉租房政策主要有四个目标层级。首先，采用兴建廉租房的方式吸纳社会竞争力较低、住房情况较差的农民工人住，着力解决农民工的住房状况。其次，利用财政和政府干预改善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再次，用相对公平正义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维持社会各阶层的秩序，保障社会稳定。最后，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工业发展、城市化进程和社会进步。

三、合理性分析改善农民工居住状况

国务院研究室的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社科院人口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近30年，劳动力流动对GDP贡献率达21％。《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数目庞大，大约有2亿左右。但是作为有一个对社会建设有卓越贡献的庞大群体，农民工的住房条件却一直不容乐观。农民工主要居住在集体宿舍、工地、出租屋一类相对简单的处所，其住房本身的条件较差，周边配套基础设施也比较缺乏。相比城镇居民享有的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政府购房补助等住房保障，农民工群体享有的住房保障微乎其微。从农民工购房能力不够、购房意愿不强但住房需求大、承租能力低的现实情况出发制定廉租房政策，无疑是一个既能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又不过多增加其负担的两全之策。

但是，从改善农民工居住状况来看，长沙市农民工廉租房政策的制定并没有从农民工的实际因素出发，其入住条件也过于僵化缺乏弹性，从实施层面考量不够合理。首先，廉租房的选址位于东、南、西、北四个城郊结合部，大大提高了农民工的交通成本，必然会导致忽略生活质量注重经济收益的农民工群体放弃选择廉租房。其次，廉租房的入住门槛过高，造成农民工对廉租房只能是“可望不可及”。“收入为800元以下(后来因为入住农民工太少，调整至1200以下)”这样的设计在今天的实践未免太低，“被用工单位录用在岗一年以上且劳动合同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农民工合法用工一直是个难题，正式签合同的就更少了，要求有劳动合同会大大降低农民工人住廉租房的期望，同时，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增加了人住程序的复杂程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中，政府“在农民工权益与社会其他团体利益产生冲突的情况下”，“牺牲农民工的利益”已成为一种惯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能力的增强，逐步制定惠及农民工群体的政策，符合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原则即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它们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也有利于唤回农民工的公平感和价值感。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将财政从造成大量二次购房的经济适用房政策转移到给农民工提供租房的廉租房政策也具有较大的边际收益。因此，其财政的使用和政策对象的确立都是合理的，有建设性的。

但不能忽略的是，政策细节的设计(如前文所析)，却使吸纳农民工入住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廉租房若不能尽其用，闲置的可能性也不大，管理方势必要将廉租房投入其他使用获取收益来平衡各种管理成本和价值损失。事实证明，在该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情况也的确如此。长沙市政府为农民工修建的廉租房江南公寓只有不到5％为农民工所住，其中有三栋楼被长房集团出售，还有某些楼栋被出租作为学生公寓。若为农民工兴建的廉租房最终却未能被农民工使用，政策结果就悖离了政策的初衷，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意义也就趋于崩解，不仅没有照顾到农民工的住房均等，反而为某些业主利用国有资产创造了营利的空间，更大程度上加重了“马太效应”，增加贫富差距。保障社会稳定

农民工在城市中打拼，因其外来人员身份、受教育程度不高、利益诉求途径缺乏等让其在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处于弱势地位，对城市没有亲近感和归属感。但是无法从城市中取得亲近感和归属感的弱势群体却容易从身份背景、经历、职业、奋斗目标相同的相似群体中获取一种平等和自由。因此，长沙市农民工廉租房的聚居模式能让在城市各区各地工作的务工人员有一个公共归宿，有助于农民工群体找到情感归属和安全感，排解其在城市中生存的压力、不公平感等等。只要社会不平等仍然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只要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客观存在，群体意识、群体需要和群体利益就一直会是各社会群体追求的目标，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尤其如此。在这一层面上，农民工廉租房政策有助于社会稳定。

然而，在工作单位或与当地市民交往的过程中，外来务工人员如果受到了不满意的对待，将之诉诸于群体帮助，那么这个聚居的农民工群体将很可能成为某一场**的策源地或暴力活动的发祥地，变成城市中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在其政策目标中保障社会稳定这一层级，政策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和失效。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

城市化进程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农村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并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第二阶段是迁移劳动力中的成功者在“乐业”之后寻求“安居”，在迁入地居住下来。农村人口只有顺利地走完以上两个过程，才能实现人口城市化。因此，廉租房政策以解决城市中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为起点，形成“安居”状态，用“有所居”来形成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拉力，推动城市化进程有其合理性。

但政策中将廉租房建在城效结合部虽顾及了政府的经济理性，其聚居模式却造成农民工群体与城市人群的隔离，相悖于通过廉租房政策对农村人口的内拉力。城市化进程要求农村人口城市化，但农村人口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这样一种户籍身份的转变，更多的是农村人口，尤其是有半城市人民身份的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在一种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等各方位的城市化转变。“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更是指个人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文化移民的形成，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但是，仅建筑在城效结合部的聚居式农民工廉租房，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很少，彼此之间的融合困难，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就越少。农民工很难通过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人际互动培养起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现代思维和意识，产生主人翁意识和对城市社区的归属感，从而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也难以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

四、结语

农民工返乡潮之理性分析及对策篇3

关键词：农民工；劣势性；不协调；人力资源；长效性；分流；社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4-0019-02

去年10月份以来，由于金融风暴的袭击，在全国范围内，1.3亿外出农民工当中已经有485万人不得不离开城市的工厂和建筑工地，收拾行包返回家乡，形成关注焦点-农民工返乡潮。对此，我们需要作出理性的分析并进行引导。

一、农民工返乡的原因分析

1.农民工与大学生角力的劣势性

在1999年以前，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较少的水平，大学生人数的增长并未完全与经济增速保持一致。上个世纪末，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每年不到100万人，而目前已经达到610万人。这导致就业环境也空前复杂，原来的一个岗位，现在有两个、三个人来竞争。以前大学生和农民工各有各的就业渠道，而当前由于就业岗位有限，这两个群体目标岗位产生了部分重叠现象。很显然在与大学生进行职场角力中由于农民工各方面素质的原因导致潜力不及大学生，在这场角力中处于劣势的农民工只能退出。

2.农民工与新型工业化进程的不协调性

从表象上看，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回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以发展经济学观点来看，农民工回流现象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流动问题以及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有着必然的联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或城乡人口流动是发展中国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劳动力结构调整现象。但是，与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经历相比，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一个鲜明的特征: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融入现代经济，不能真正为现代经济所充分吸收和利用，而是在城市形成“候鸟栖居型”的农民工阶层。而这绝对不只是与城乡户籍管理等制度性因素和歧视等社会性因素造成的劳动市场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有关，更关键的是农民工劳动供给对劳动市场需求的不适应性，即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与农民工人力资源之间的不适应。因此，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样，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市场返乡回流也是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劳动力结构自发调整的正常现象，金融危机的影响只不过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加剧了这一自发的调整过程。

二、农民工返乡的结果分析

1.农民工返乡的消极结果

大量农民工的返乡回流必然随之产生消极结果。从回乡民工群体的特质来看，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都在与城市的互动中发生很大、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但这一群体身份仍是“农村人”。有研究者评价回乡民工群体是“干不了农活” 的农民。“干不了农活”包括不愿干、不想干、不会干。如何适应农村社会是回乡群体中的“三不”农民的最大问题。“大龄”返乡农民工生活压力增大，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后心态更加失衡。于是返乡农民工容易产生悲观失望、焦虑郁闷等一系列心理问题。再者，由于“进城无业就，返乡无地种”，年后有相当多的返乡农民工不再外出，这种闲置现象是一种潜在的不和谐因素。同时，还增加了农村社会事业负担、给农村义务教育带来新压力。另外大量农民工其劳动权益受到侵犯，社保福利损失严重。如果不及时疏导，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2.农民工返乡的积极结果

如果从单一的视角来看容易流于判断的片面性。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社会中的各种关系都处于互动过程中，问题的产生也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回乡民工可能会成为促使当地政府改变社会管理思维模式的因素以及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如贫富结构、权威结构、社会关系和资源结构、婚姻家庭结构等。在这个解构和再建构过程中，各种力量重新进行组合，继而对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和社会文化产生影响，比如基层政权建设、农村社区中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关系等。最终会在回乡民工群体和农村社区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如果能够对这个互动过程引导有力，措施得当，及时、有效地化解互动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那么“回乡潮”就会转化为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好契机。

三、针对农民工返乡问题的对策

从理论上讲劳动力流动是正常现象，但农民工进城占据的主要是低技能的岗位，而经济不景气首要冲击的便是农民工。实际上，即使没有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自身的发展客观上也会要求转型，转型首当其冲当然是提高效率，就是剔除低技能劳动。因此转型的必然性要求我们的对策必须具备长效性。

1.建立长效性心理安抚机制

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大量农民工返乡，生存压力增大，更容易产生心理障碍。针对返乡农民工存在的心理问题，我们有必要建立相应的长效性心理安抚机制。通过心理教育疏导、减轻返乡农民工的心理压力，缓解心理焦虑，化解因金融危机导致的心理危机。

2.建立长效性的对农民工人力资源的整合配置机制

返乡农民工是改造传统农业、建设新农村的宝贵的人力资源。要消解返乡农民工消极影响，就必须在农民工的就业导向上做好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源的重新整合配置工作，并形成一套机制。具体可从三个途径入手：其一，引导返乡农民工投身于改造传统农业、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业。返乡农民工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和工作规范，接触过现代城市文明和新的生活方式，开阔了眼界，也会带回技术、资本、知识、观念等，从而推动农村进步、传播现代文明。其二，支持返乡农民工在建设小城镇、发展县域经济过程中创业。近年来受土地紧缺、人民币升值、汇率变动等因素的影响，沿海地区酝酿着新一轮的产业调整升级，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更是加剧了这一产业转移过程。另一方面，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我国启动扩大内需战略，大量资本投向农村教育卫生社会事业，投向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小城镇建设方兴未艾，新农村建设力度空前加强。总之，产业梯度转移产生的劳动力需求，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为回流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其三，帮助部分农民工适应新型工业化进程对人力资源的素质需求。要做到以上几点必须给予农民工就业创业信息的支持，建立长效而有针对性的就业技能培训机制：

（1）针对非农就业的培训

有相当部分的返乡农民工在所从事的行业上具备相当的技术特长，回乡后却不懂得干农活，“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时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可依靠自己的信息优势为所辖地区的农民工及时提供城市再就业的市场信息，并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培训及招聘活动，组织返乡农民工在今年适当时机再度输出。

（2）针对农业就业的培训

从目前返乡的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和文化层次角度分析，有相当一部分年龄结构较大、文化层次较低，对现代科技、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能力把握度较弱，但是他们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体验，加之长年在外打工也积累了不少的资金。因此，农民工返乡未尝不是机遇。如果借着这个机会大力推广农业产业化，充分利用返乡农民的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价值；有意识地引导他们回乡创业，兴办农作物种植、农畜养殖类企业，并对他们进行农业科学的培训这将不仅使农业而且是农民工的疏导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3．完善权益维护机制

农民工返乡的部分原因还应归结到外出农民工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之上，同时为稳定部分回乡就业农民工对家乡的热情，就必须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将农民工纳入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在现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返乡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社保衔接制度：建立生活状况的定点监测制度，对生活困难者给予救济、财政补助等，帮助他们度过失业难关；加强疾病防控、计划生育、适龄儿童预防接种等，积极引导他们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保障返乡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给予吸纳返乡农民工并按规定交纳社会保险的企业以保险补贴，在促使企业尽量多地提供就业岗位的基础上降低用工成本；推行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综合保障办法，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捆绑，实施政府托管下的市场化社保经营制度。采取措施安排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

4．引导大学生到社会组织就职，建立分流引导机制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社会组织的蓬勃健康发展，而引导丰富的大学生人力资源加入到社会工作者的行业中去，将是对我国社会工作的极大鼓舞。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还没有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而恰恰在这里蕴含的就业潜力非常可观。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社会组织可以创造占社会总量10%的就业岗位，而目前这个比例还不到1%，依照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组织蕴含着1200万到4000万就业机会。因此，我们可以构建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促进社会组织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大学生就业观念向社会组织方向转变并健全监督体系，以缓解就业压力，其中的受惠者绝大部分将是大学生和农民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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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卢荣善.走出传统中国三农发展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5] 綦好东.制度与发展：中国三农问题的经济学思考[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的理性思考篇4

时至今日, 中国的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从长远和宏观的视野分析, 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实现农民市民化。

一、农民市民化的战略意义

1. 农民市民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趋于下降, 农业的生产效率会逐步提高, 同时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将由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其中, 大部分人要流向城市, 成为市民, 即农民市民化。中国正在经历的城镇化进程, 无论规模还是速度, 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规模的迅速膨胀, 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据统计, 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 提高到目前的41.8%, 城镇化年均增长速度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3倍多, 是世界同期城镇化平均速度的2倍多, 从世界城镇化进程看, 城镇化水平超过30%, 即进入快速增长期。显然, 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了全面加速的阶段。与之相适应, 1978~2004年, 我国城镇常住总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5.2亿人。

2. 农民市民化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史表明, 没有城镇化和工业化, 仅靠农村和农业本身, 难以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在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情况下, 要富裕农民, 只有降低农民比例, 让更多的农民向非农领域转移, 向城镇转移, 才能完成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才能奠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首先, 农民市民化是快速减少农民数量, 直接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中国农村人多地少, 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这是导致农民收入低下的主要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无业可就的矛盾日益突出。据有关专家测算, 目前农村绝对过剩的劳动力至少1.5亿, 若无重大举措, 到2015年, 将增加到2.5亿。而在现阶段乡镇企业不能大规模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向城镇转移, 变农民为市民。使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依靠城镇非农产业, 增加收入, 逐步实现脱贫致富。事实上, 在过去的20多年里, 农民外出务工成了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来源。近年来, 全国各地进城农民工带回农村的财富平均每年达2000亿元, 农民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农民收入的六成以上。

其次, 农民市民化是促进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必要手段。众所周知, 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了农业增产不增收, 农民收入增长过度缓慢的问题, 改革初期曾一度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再度呈扩大的趋势。尽管各级政府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 但成效不很明显。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 但农村劳动力过多, 人均支配的土地资源太少, 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无疑是最根本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一方面使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能够依靠城镇非农产业, 增加收入, 逐步实现脱贫致富;另一方面又通过农民市民化大幅度减少农民, 把置换出来的土地资源适度集中到数量相对减少的农民手中, 提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 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活动,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获取更多的收入。

3. 农民市民化是提高农民素质, 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70%, 中国人整体素质的提高,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民素质提高和最终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农民受教育水平低, 观念、思维方式落后, 是目前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主观因素。而要提高农民的素质, 在“农村”这个范围内是难以现实的, 必须藉助于城镇化。因为城市是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 是现代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代表。城市社会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对于农村社会而言, 无疑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城市, 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熏陶。事实上, 进入城市后的农民在不断收入增加的同时, 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心理结构、市场意识、法律思想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产生了质的飞跃。

虽然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日益加快, 但是制约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众多因素依然存在, 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将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

二、我国农民市民化面临的挑战具有长期性

1. 进程农民工与所在城市的生活严重脱节的“孤岛化”现象将长期存在

社会学家把进程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称之为“孤岛化”现象。要消除这种现象, 至少目前还面临以下困难:

(1) 素质障碍。进城农民素质较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一项调查表明:在进城务工劳动力中, 文盲占1.3%,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9.2%,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7.8%,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5.8%, 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9%。而且, 这些劳动力中80%以上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 大都从事城里人不愿做或瞧不起的临时性建筑、保洁、餐饮等苦、脏、累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转移的数量和层次的提高, 同时也使得部分劳动力的可转移空间逐渐缩小。

(2) 身份问题。虽然户籍制度已有所松动, 农民工可以随意流动, 找工作也不再受到很多限制, 但是他们很难在城市落户, 难以建立自己的城市社会关系网, 也无法取得和城市市民同等的身份地位, 既不完全是农民, 也不完全是工人, 处境尴尬, 与之相对应的各种待遇也就难以得到平等落实。

(3) 由城乡二元结构衍生的“心理二元”屏障。其表现有三:一是不少农民工在家有地可种, 进可攻退可守, 心理上没有进入城市的迫切性;二是大多数农民工无法准确定位自己, 长期难以适应城市生活, 在处理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时, 心理上还有隔阂;三是虽然制度、政策方面的歧视性限制已逐步取消, 但城市在面临资源、发展速度和社会管理等问题时, 依然会对农民工进城有一些具体的限制, 而市民对农民工心理上的排斥与歧视也将长期存在。

(4) 直接关系农民工生存的现实困难。虽然政府在着力消除一些因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带来的问题, 并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现实问题, 但是因为自身的素质不高以及社会关心依然不够等诸多原因, 在较长时间内, 农民工在城市仍然面临着就业难、收入水平低、权益难以保障、生活成本过高、子女入学难、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

2. 我国的城镇化面临巨大压力

(1) 沉重的人口负担。虽然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是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并非完全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尽管当前中国城镇的常住总人口达到了5.2亿人, 但是真正拥有城镇户口的市民, 却只有2.5亿人。也就是说, 居住在城镇中的人口, 有一半多不被城市管理当局当作市民。即使解决了他们的身份问题, 其价值观念及工作和生活方式向城镇市民转化也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支撑中国现代化的总体进程,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 中国城镇化率将从现在的41.8%提高到75%左右, 中国将用几十年时间, 完成西方发达国家三、四百年完成的城镇化过程。这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约1%左右的城镇化率 (即每年约1000万~1200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 , 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要求。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 城镇化水平提高10个百分点, 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规模就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提高20个百分点, 就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将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工业和城镇人口, 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

(2) 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危机。伴随着城镇数量的不断增加和规模的日益扩张, 占用资源越来越多。据统计, 1996~2003年, 仅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 其中建设占地2240万亩。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 根据中国的粮食需求和目前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强度计算, 到2030年建设占用耕地的极限是1.5亿亩, 而城镇化需要占地4亿亩。当前的城镇化方式将在中国无法持续。

另外, 中国城镇化的加快, 加剧了城镇环境污染, 突出了治理环境的紧迫性。目前, 全国城镇每年仅水污染造成经济损失就相当于GDP的1.5%~3.0%。

同时, 为提升现有5亿多城镇常住人口的生活质量, 需要解决住房、文化教育、体育和商业设施, 道路、交通、绿化、供水、排污和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 如何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成为不能回避的严峻挑战。

3. 我国农民市民化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长期性

我国的农民市民化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主要有以下突出特点:

(1) 农民市民化与工业化的同步性不同。由于西方国家不存在类似于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方面的限制, 所以当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向城市和工业以后, 也就自然成了城市市民和工业中的产业工人。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却受到诸多限制, 从户籍管理制度到社会歧视等非制度性限制, 几道闸门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彻底隔离, 致使我国的农民市民化不仅落后于工业化, 甚至落后于城镇化。

(2) 农民市民化的方式不同。典型的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 传统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常常是通过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 将农村人口驱逐到城市, 使之成为城市工厂中的工人而实现的, 正是这一过程而保证了大工业扩张时期的劳动力供给和再生产。而在中国, 不仅没有出现西方工业化初期那样将农村居民置于生存的临界极限, 相反, 农民到城市就业大都是行动主体理性选择和市场引导的结果。

(3) 农民市民化的内容不同。发达国家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农村生活城市化的特点, 决定了其城镇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经济形态的城市规模扩张和物质形态的城市功能加强。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 决定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既有城市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 更有以村落社会组织向社区社会组织形态的变革。所以, 我国农民的市民化内容更加丰富, 过程更加漫长。

由于上述制约因素, 决定了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市民化将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所以,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国解决农民问题的着眼点仍然有很大分量在“农”字上。在争取农民市民化的同时, 通过农业科技创新与进步, 不断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从而提高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 以农业发展的新思路来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另外, 我国现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 工业化程度和广度也具有很大的地区差异。因此, 一味地强调农业人口向工业或城镇的转移, 并不适合中国的基本过国情。有鉴于此,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 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同时, 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 并把建设新农村作为“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问题, 不仅涉及到政策、体制、管理制度的改革与调整, 还涉及到经济发展、政府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此, 需要我们站在战略高度, 统筹规划、整体联动、开拓创新,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市民化之路。

三、走中国特色的农民市民化之路

1. 转变观念, 提高认识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

目前, 全社会对农民市民化还存在着种种陈旧观念和错误认识。认为农民进城抢了城里人的饭碗, 会带来社会不安定因素, 有一些地方为此对进城农民采取清、赶、堵等办法, 力求减少外来人口数量。有鉴于此, 政府必须通过优化政策、颁布文件、利用各种媒体, 大力开展宣传教育, 使全社会都充分认识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 形成重视、支持农民市民化的有利氛围。树立城乡平等的观念, 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 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2. 大力提高农民素质

首先, 继续抓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普及高中教育, 使农村潜在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这是提高我国农民素质的长远和根本大计。

其次, 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纳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农民有序进城务工, 遵照“先培训、后输出”的原则, 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组织, 对农村闲散劳动力建立信息资源库、档案卡, 采取切实措施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基本权利, 针对城市用工需求, 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 从而改变劳务输出的盲目性。

再次, 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民就业培训政策。根据农民文化程度的不同, 分别确定培训目标、内容和方法。同时还要根据市场需要, 定期发布职业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方面的信息, 引导农民学习, 增强农民主动适应转移的能力。

3. 广开就业渠道

就业是民生之本, 更是农民市民化的先决条件。鉴于现有大中城市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的就业岗位极为有限, 现实的选择, 一是大力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就业容量大且就业门槛低的乡镇企业;二是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通过开发现代农业营造新的就业岗位, 大力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生产, 发展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相配套的服务经济;三是大力发展全国统一的劳务市场, 由政府推动、市场导向, 大力推进劳务输出, 向市外、省外乃至国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三产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市民化的有效载体, 从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看, 第三产业过低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国际上发展中国家48%的平均水平, 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 (30%) ;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27.1%, 远低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40%的水平。第三产业中不少行业, 如商业零售、交通运输、旅游、信息咨询、物业管理等, 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 社区和个人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一般要占50%以上, 我国目前只占20%左右, 发展潜力很大, 通过发展第三产业为农民市民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4.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是农民市民化的载体, 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影响着农民市民化的进程。针对目前城镇化建设风起云涌, 遍地开花的现象, 城镇化建设必须走科学理性的发展之路。

首先, 以人为本, 可持续发展。现时的国情迫使我们不能照搬别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步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先蔓延后整治的弯路。我们的城镇化必须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 必须处理好城市与生态, 城市与农村, 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关系, 一切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 并在实践中充分尊重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 走一条健康的、结构多元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其次, 城乡统筹, 共同繁荣。高度重视“三农”问题, 妥善处理城乡关系, 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 实现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第三, 以打造乡镇企业产业集群为突破口, 优化布局结构, 促进农村城镇化。目前, 我国农村1.5亿劳动力就业于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20多年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 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乡镇企业。在新的历史时期, 大力发展企业集群、产业集群, 走相对集中、连片开发的路子, 是我国乡镇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推进农村城镇化, 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市场扩张的良性互动机制的主要途径。

第四, 创新制度, 改革政策。为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我们必须对现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包括户籍、土地、就业、社保、财政、教育、卫生、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改革, 应制定出台一系列促进农民工进城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服务和管理方面的积极政策, 逐步为他们建立配套、完善、方便、安全的生活服务体系。使进城务工农民进得来、留得住, 并逐步转变为城镇居民。

摘要：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农民市民化既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条基本途径, 又是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在中国, 农民市民化将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市民化之路,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工业化,城镇化,理性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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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袁利平:《城镇化是一个长期过程》, 《中国建设报》2005年5月26日第3版

对白银市农民增收问题的理性思考篇5

一、白银市农民收入现状及特点

白银市自1985年恢复建市以来, 农民收入增长经历了稳定增长、高速增长、低速徘徊、持续稳定增长四个阶段。农民增收实现了由过去的主要依靠农业向农业和非农产业并举的转变。农民收入增长变化呈现出如下趋势和特点。

㈠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呈阶段性波动据统计资料显示, 2009年, 白银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984元, 较1985年的238元增长12.54倍, 年均递增11.34%, 且收入增长呈现阶段性变化。1985年~1991年, 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非农产业蓬勃兴旺, 农村经济发展由过去主要依靠单一的农业转向农工商综合经营、全面发展。1991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85元, 比1985年增长61.76%, 平均每年增加24.5元, 年递增8.38%。1992年~1998年, 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发表, 推动农村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并取得很大的进展和突破。粮价的放开, 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为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8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04元, 比1991年增长3.65倍, 平均每年增加145.57元, 年均递增速度达到20.48%。1999-2000年, 由于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 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全面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 丰年有余, 农产品供给出现相对过剩, 农民增产不增收, 收入增长速度急剧下滑。1999年和2000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分别为5.77%和2.36%, 2000年成为恢复建市以来增速最低的一年。进入新世纪以来, 多项惠农政策的实施, 扶贫开发力度的加大, 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增加。2009年, 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84元, 比2000年增长96.32%, 平均每年增加162.67元, 年均递增7.83%。

㈡农民收入绝对额低, 且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有拉大趋势恢复建市以来, 白银市农民收入虽有较大幅度增长, 但人均绝对量仍然较低。恢复建市初期的1985年, 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8元,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59.6元,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9.86%。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676元, 与全省平均水平持平,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2085元,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6.2%。2002年~2007年, 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6.59%, 增幅明显低于全省7.93%、全国10.83%的水平, 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㈢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随着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 白银市农民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 收入结构发生如下变化:一是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虽仍占据主导地位, 但瓜菜、草畜两大支柱产业所占份额明显增加。2008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1536元, 占总收入的57.4%, 其中:农民人均从两大产业中得到的收入由2002年的636元增加到846元, 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由52.2%提高到55.08%。二是以劳务经济为主的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2008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025元, 比2002年净增640元, 年均增幅18.25%。其中劳务收入903元, 占工资性收入的88.1%,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3.75%。三是非生产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有效补充。2008年以国家强农惠农政策补贴为主的转移性收入农民人均112元, 比2002年增长15.5%。

㈣农民持续增收难随着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特别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农产品市场供求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后, 制约我市农民收入增长的深层矛盾开始凸显, 农民持续增收难的局面至今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以2009年为例, 2009年我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984元, 较2008年增加308元, 增速达11.5%。其中当年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增加124元, 各项政策性补贴增加126元, 二者相加, 当年实现增加额250元, 占全部增加额的81.17%。但对于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石-农业产业的发展, 现实表现并不乐观。2009年, 在我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额中, 由于受自然和市场两因素, 特别是受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致使来自农业产业的收入增加额仅为59元, 占全部增加额的19.2%。农民增收如果得不到农业产业强有力的支撑, 对于非农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我市来说, 持续增收则缺乏基础保障, 农民持续增收难的问题就无法回避。

㈤农民收入地域性差异明显2007年, 占全市人口34.2%的沿河、沿城、沿国道省道两侧的“三沿”经济较发达农业区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3126元, 比全市人均高803元;占全市农村人口23.3%的高扬程提灌区人均收入为2344元, 比全市人均低21元;占全市农村人口的的15%会宁南部半干旱山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738元, 比全市人均低585元;而占全市农村人口27.5%的干旱山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629元, 比全市人均水平低694元;全市四类区域内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类区比四类区高出1497元, 地域差异明显。

㈥低收入群体比重较大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乡镇有42个, 占乡镇总数的60.9%;覆盖人口达79.93万人, 占全市农村人口的59.04%。其中绝对贫困人口12.68万人, 占农村人口的9.37%, 远远高于全国1.6%的绝对贫困人口比例。

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85年白银市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为4.05:1。2008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2158元和2676元, 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至4.66:1。

二、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因素

在充分肯定恢复建市以来我市农民收入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农民增收难的问题依然存在。结合白银实际我们认为, 影响和制约白银市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因素有:

㈠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基础薄弱白银市地处亚洲大陆腹地, 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带, 受其特殊地形条件的影响, 与北半球同纬度地区相比, 降雨明显偏少, 全市年降水低于300毫米的地域面积在70%以上, 干旱发生频率高。据记载1950-2000年的50年间共发生大小旱灾35次, 平均不到1.5年就发生一次;水土流失严重, 全市水土流失面积1.93万平方公里, 占总土地面积的96%;草场退化, 牧草产量下降, 草原沙化严重, 有近2万公顷草场退化为沙漠化土地。靠天吃饭的尴尬局面, 制约了农业的集约化生产和可持续发展。

㈡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滞后, 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阻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非农产业曾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但随着我市矿产资源的日趋枯竭, 辖区内国有大企业生产陷入困境, 下岗职工数量急剧增加, 加之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 农民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普遍低下, 非农产业对农民增收效应减弱, 现存的三十余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困难重重, 农民来自非农产业收入增长受阻。

㈢农业结构调整力度有限, 难以强有力地支撑农民收入的增长受思维观念、发展资金、技能水平、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我市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层次低, 增收效果不够理想。一是农产品品种单一、品质低下, 表现为“四多四少”:即大路产品多、名优产品少, 低档产品多、高档产品少, 普通产品多、专用品种少, 初级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 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对农产品多样化、优质化、专用化、营养化的消费需求, 造成农产品供给与需求脱节, 竞争力不强, 出现卖难和价格下跌现象, 从而导致农民增收难。二是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表现为种植业比重仍明显偏高, 2008年, 我市农民来自种植业的收入达到979元, 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62.64%。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发展滞缓, 影响和限制了畜牧业和多种经营的发展, 导致农民收入难以大幅度提高。农村产业的结构不合理, 还强化了土地作为农民生存保障的象征性意义, 农民宁肯让土地撂荒或只进行粗放经营, 也不愿轻易转让给种田能人, 由此削弱了土地的产出率。

㈣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 产品比较效益不高农产品加工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自身的需求弹性, 开拓市场需求空间, 而且可以延长农业的产业链, 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提高农产品的增收能力。资料分析显示, 农产品通过加工, 效益可提高一半左右。但从目前来看, 我市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发展缓慢, 品质好、科技含量高、深加工、高附加值的“高、精、尖、新”产品不多, 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品不多, 销往省外、国外的产品不多。多数企业生产的产品, 多以鲜 (活) 货、原材料、粗加工品出售为主, 致使产品销售市场的半径不大, 竞争力不强, 经济效益不高, 农民持续增收受阻, 2009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中仅有17%来自农产品加工业, 大大低于发达地区。

㈤农民整体素质较低, 持续增收难以维系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 不同的劳动者从事相同工作却出现收入差距的原因是由于劳动者素质不同造成的, 收入上的差别完全符合相应的教育差别。实践证明, 学龄儿童入学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 人均GDP可提高0.35-0.59个百分点。目前, 白银市农民整体素质比较低, 全市82.62万农村劳动力人口中,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8.5%, 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75.9%, 文盲半文盲占5.6%。农村劳动力素质低, 一方面难以接受新农业科技知识, 制约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使广大农村大多仍停留在传统的耕作模式上。另一方面, 适应不了当前非农产业的发展要求, 导致在非农产业就业的人员多从业于纯体力劳动和传统第三产业, 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流向、流量和流速。

三、白银市农民持续增收的对策措施

农民增收是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重要目标, 既要面对现实, 抓好促进农民增收措施的出台, 又要着眼于长远, 寻求富裕农民的治本之策。

㈠加强基础建设, 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中力促农民增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提高农民素质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等方面作用巨大, 在促进农民增收上具有基础性作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一要抓好农田水利建设。继续实施景电、兴电、靖会、刘川等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 争取实施会宁引洮一二期、靖远双永、平川西格拉滩、景泰引大等骨干水利工程。在大中型水利工程难以覆盖的地方, 优先安排资金, 完善、扩建农村小水利工程和“121”集雨灌溉工程。大力发展喷灌、滴灌、雾灌等节水灌溉, 不断提高农田灌溉保障。着力抓好农村饮水安全, 加大对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的投入力度, 扩大范围, 提高标准。二要坚持最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 对存量闲置的土地采取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予以盘活, 强化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加强以梯田、雨水集流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中低产田和盐碱地改造力度, 大幅度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三要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 严格按照实施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有关程序规范操作, 确保农民购置农机具的补贴资金落到实处。不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 抓好重要农时、重点作物、关键环节的机械化生产, 提高农机普及率和装备水平。四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实施“六到农家” (水、电、路、气、房、环境) 工程。五要继续加强生态建设。正确处理好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 开展小流域治理, 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六要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通过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推广良种良法, 促进农业增长由要素扩张型向科技推动型转变。

㈡优化产业结构, 在凸显特色中实现农民增收要提高农业的产业效益, 就必须按照“因地制宜、适应市场、凸显特色、注重效益”的原则, 调整我市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 促进特色产业优化升级。一是在稳定粮播面积的前题下, 大力发展以蔬菜、瓜类、林果、油料等为主的经济作物和饲草种植, 加快种植结构调整步伐。二是以抓规模养殖、设施养殖、大户大场养殖为重点, 以推广良种、良料、良舍、良法、良医“五良”技术为关键, 大力发展养殖业, 加快农牧结构调整步伐。三是以优质专用品种和传统特色优势品种为重点, 加快优质品种更新换代, 有力促进优势特色产业基地的发展。

㈢延伸产业链条, 在农产品转化流通中实现产业增值按照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要求, 突出建基地、兴产业、强龙头、活流通, 走农工商一体化路子。一是重点建设瓜菜、草畜、马铃薯、优质林果、制种、小杂粮等产业基地, 形成支撑作用显著的战略支柱产业, 带动能力明显的区域优势产业, 品质优数量多的地方特色产品。二是抓好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 重点做大做强蔬菜加工、洋芋淀粉、啤酒麦芽、绿色食品等一批龙头企业。三是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着力扶持粮食、瓜菜等重点产区和集散地农产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等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形成布局合理、设施先进、功能齐全、交易规范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网络。按照“自愿进出、自主管理、产权明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 积极引导、鼓励农民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 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增强农民抵御和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规范市场流通秩序, 加强农产品流通的管理;加快建立农产品信息系统, 为农民和企业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 防止盲目生产。

㈣发展非农产业, 在加快劳动力转移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实现农民持续增收, 必须大力发展非农产业,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一是要把发展非农产业、减少农民作为一个大战略来部署和实施, 要在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二要明确农民对承包土地的转让权利, 鼓励土地合法流转, 使利益相关的农民分享农地转移用途后的增值收益。三要扶持重点企业, 放开中小企业, 营造和优化创业环境, 支持农民自主创业、外地人员投资创业和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四要注重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重点提高农民的致富能力。五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让劳动力、土地、房产、资金、科技等生产要素在非农领域自由流动, 优化组合。

㈤强化农民培训, 在提高素质中确保农民稳定增收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加强农村劳动力知识、技能培训, 积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全面提升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 是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治本之策。一是以产业发展为依托, 大力开展农民的专业技能培训, 努力提高他们的科技致富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二是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重点, 大力推进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 以提高广大农民的转移就业能力。三是以转移农民为出发点, 加强引导性培训。通过对农民工开展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的知识培训, 提高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树立新的就业观念。

㈥加大扶贫力度, 在突破瓶颈中实现农民增收贫困面大, 贫困人口多是制约我市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瓶颈因素。要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转变扶贫开发方式, 完善扶贫开发机制, 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对贫困人口集中的贫困村, 因地制宜, 实行以“三基” (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人口基本素质) 建设为重点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方式。对具备基本生存条件的贫困地区, 重点改变其生产生活条件极为落后的状况, 积极发展特色产业项目, 实施开发式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建立救助制度, 对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科学实施易地扶贫。更加注重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扶助, 强化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技能培训, 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积极推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接轨, 使有条件的贫困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加大财政扶贫投入, 继续实施扶贫小额贷款, 增强贫困地区自我脱贫的能力。继续搞好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集团式扶贫, 鼓励各类企业、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个人等广泛参与扶贫。

㈦落实惠农政策, 在加大投入中激发农民自主增收为了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增加农民收入, 近几年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 我们必须做到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一是坚定不移的将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激发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二是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积极扶持优质高效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转化。对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较高、经济效益较好、企业信誉等级高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融机构要适当扩大授信额度。农村信用合作社要坚持以农户为主要服务对象, 支持农户调整农产品的生产结构, 对发展非农产业予以重点支持。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相信, 在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支持下, 经过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全力配合和积极努力, 白银市农民收入一定会驶上持续增长的快车道, 白银的明天会更美好。

摘要：农民增收问题, 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本文在全面、客观分析白银市农民收入现状及制约因素的基础上, 从农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提出实现白银市农民持续增收的对策建议。

农民理性篇6

据统计, 2004年农民工中16—25岁的农民工占45%。成家与立业是青年人的两件大事, 人口庞大的青年农民工的婚恋问题值得社会学界研究。风笑天指出农民工的婚姻家庭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领域。而择偶作为婚姻准备的最重要部分, 理应得到关注。仅有的一些专门文献中, 大多关注农民工婚姻家庭问题, 很少有人关注农民工的择偶问题。本文选取回家择偶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个案调查分析, 以求描述回家择偶农民工的择偶现象并阐释其原因。

择偶是婚姻准备中最引人注目的环节。婚姻准备就是当事人在性、爱情、婚姻三个方面持续地社会的过程。择偶可以主要可以用六个指标来测定, 包括, 择偶动机、择偶标准、通婚圈半径、“门当户对”程度、择偶经历、择偶中的家庭因素。结合当代农民工择偶的特点和择偶指标, 本文将从择偶标准、择偶形式、早婚现象等三个部分剖析择偶的六个指标。回家择偶农民工的婚恋模式可概括为①“说媒”→②“见面”→③“定亲”→④“结婚”。其中①②③发生于同一时点, 这三个事件的组合即为择偶的过程。本文的调查地点N县, 是全国贫困县。N县农村具有极强的同质性, 因此, 个案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很适合个案研究。青年农民工常于过年前后回家择偶, 因此调查时点选在2009年过年前后。本调查在大量访问与观察的基础上选取了30个个案作为深度访谈对象, 包括农民工以及其他相关人。本文从30个个案中选出5个典型个案进行深度分析。

二、访谈与分析

(一) 择偶标准

个案一 YB (女, 17岁, 初中肄业) :我跟我妈这趟回家, 主要是我定亲的事。为了省路费, 我爸和我弟都没回来。我家的事情都是我妈说了算。今天都初十了, (亲事) 还没定。我妈也没逼我, 也不急。反正我的年龄也不算大……我已经相中一个了, 正在谈……他家太穷。今年过年他家也托人来说了, 财礼太少。我妈不同意。我也不怪我妈……她跟媒人说了, 家里太有钱, 地位太高的不要给我说 (媒) , 怕我受气, 也怕我们合不来。我妈是觉得如果给的财礼太少, 在外人面前好象低人一等……我妈, 唉!我和他挺聊得来的, 感情也好!他挺幽默的, 对我也挺体贴……他挺精明能干的……反正我就相中他了!

个案二 WZ (男, 18岁, 初中, 父母为他刚建好房) :这些天, 天天都有说媒的。我要求也不高……只要长的还行, 我对长相不挑, 不过也别太丑……最重要的是能谈得来, 懂事, 孝顺, 还有就是对我家的要求别太高!前天, 我相中了个QL庄的, 她家爹妈要的财礼吓人, 跟卖闺女一样……我爹讲了, 财礼超过两万就别说。有些媒人也麻烦……

在以上两个访谈中, 被访问者都简单的列举了自己作为当事人对其对象的要求。从这两个被访问者的谈话中, 我们发现回家择偶的农民工对其对象的要求越来越多, 越来越细。“聊得来”、“谈得来”体现着对双方同质性的要求, 这是婚姻的基础;“感情也好”是对情感因素的要求;“体贴”是对对方性格特质的要求;“幽默”是对生活情趣的要求;“精明能干”体现了对能力的要求;“长的还行”是对外貌的要求;“懂事”、“孝顺”是对修养品德的要求……回家择偶的农民工已经开始从多种角度、立体的全面的考虑其择偶标准, 不再局限于“能过日子”和“老实”这样简单的线性思维。农民工的择偶标准已经开始多元化了。

“现代性社会可以用于人也可以用于个人, 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后者, 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所具有的与传统相对应的现代属性” 。人是在现代制度和现代组织, 或者说在现代社会结构条件下, 通过逐步适应和学习的过程, 随着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逐渐形成了现代化的特质。而众多现代化的人的形成, 必定会孕育更加现代的社会。农民工的城市体验和流动, 能够给N县农村社会带来新的变化。表现在婚姻家庭方面, 就如现代择偶思维的形成, 这种变化反过来会影响农村的家庭婚姻状况。

(二) “说媒”的自由自主

个案三 YW (男, 19岁, 初中学历, 随父母在外打工5年) :我是跟俺爸俺妈一块出去打工的。这是我们第二次回来, 主要是为了给我说媒。我家托人给我说了好多。起初, 我相中了Q庄的一个闺女, 人长得挺俊的, 是她们庄的一支花!我们见过几次面, 能说到一块。唉, 没成!主要嫌她爹妈不清凉 (不明是非) , 俺妈怕以后事多, 就没敢给我定。后来, 俺妈跟我商量, 就定了X庄的, 长的不错, 眼睛大。我们见了两次, 感觉好, 就定了。……订媒的财礼一般一万二, 可以先给一半。我们家就给了一半, 剩下的以后再给……

YW通过“说媒”找到了自己的对象。谈话中被访问者YW并没有对“说媒”表示不满。相反他觉得自己在与母亲商量后定下来的对象“感觉挺好的”。即使我们假设被访问者YW在择偶过程中有妥协的成分, 但更多的是自由和自主。WZ的谈话也表现出他在“说媒”过程中对自由和自主的追求。具体表现为, ①“不是人家看不上咱, 就是咱看不上人家”, 说明WZ在“说媒”过程中也经过了选择和比较, 发挥了自主性;② WZ有自己的择偶标准, 即“长的还行”、“懂事”、“孝顺”。从YB的“我就相中他了”的话语中, 我们更能体会到自由和自主的气息。

以上三个被访问者都表现出了自由自主的择偶观。虽然他们或多或少都经历了“说媒”这种形式, 但在择偶过程中都蕴涵着自由和自主的因子。根据笔者观察, 在N县农村地区, 回家择偶的农民工与未出外打工的农村青年相比, 更倾向于采取“说媒”的形式择偶。打工使得农民工与家乡人的社会交往在频度、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低于留在家乡的农村青年。这种状况缩小了农民工在家乡的“通婚圈半径”。而“说媒”却能有效的扩大其“通婚圈半径”, 扩大其选择对象的范围。因此, “说媒”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说媒”了。相反, 它却有利于农民工择偶的自由与自主, 这更有利于他们婚后的家庭婚姻和谐。

(三) 关于“早恋”

个案四XY (男, 83岁, 专职媒人) :这十里八乡的都认识我, 我经常给别人说媒。过年我都不会得闲, 天天给人说, 一天好几家。小孩一般十七八、十八九就该说 (媒) 了。不说咋弄, 人家跟你大小差不多的都说了, 过两三年就结婚。你到时候再说都没有合适的啦。平时, 都不在家, 凑不到一块。都是等到过年, 这打工的该说媒的 (年轻人) 都回来过年了。

个案五SS (女, 四十多岁, 在外打工, 专门过年回家给儿子定亲) :我大儿子的 (婚事) 已经定了。这次回家就是给他定媒的……他当然愿意 (定亲) 了。现在不早, 都十九了, 再不定那好的都被别人定完了……明年还回来, 他妹也该定了!

SS认为如果自己的孩子定亲晚了, “好的都被别人定完了”, 结果是自己的孩子将找不到合适的对象。XY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前三个案例中, 案主在谈话过程中都表达了对自己婚事的关注。他们并没有流露出“现在定婚太早”的心理, 相反, 他们流露出的是“现在定婚很正常”的心理。以前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均认为, 上一代农民工的参照群体是农民, 认同的是家乡的文化;而当代农民工的参照群体是城市市民, 所认同的是城市文化。而笔者发现, 至少在择偶问题上, 当代农民工同样表现了对家乡文化的认同。被访问者XY谈到在N县农村地区甚至县城“小孩一般十七八、十八九就该说 (媒) 了”。 XY的话语体现了农村青年订婚早结婚也早的习俗。无论是前代农民工, 还是当代农民工, 他们都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和影响。在N县的乡土社会中, “十七八、十八九定亲”已被合法化了。因此, 在乡土文化中, “十七八、十八九定亲”并非早恋。

每个社会都有一个“标准的时间表”。标准的时间表用以指明主要生命事件和社会角色发生的适当时间, 指明一个社会对不同年龄段的社会成员的期望。生命的时间安排描述的是个体生命历程与整个社会期待之间的相互关系。个体关于生命历程的时间安排如果符合社会的期待, 就会比较顺利。反之, 则给个体带来许多麻烦。在N县的乡土社会中, 当代青年农民工的“标准的时间表”大致如下:

时间生命事件

0岁——5岁, 童年

6岁——15岁, 上学

16岁左右, 外出打工

17岁——19岁, 定亲

20岁——22岁, 结婚

……

对于回家择偶的农民工, “定亲”这个生命事件的标准时间应该在十七八、十八九岁。这个年龄也正是乡土社会所期待的定亲时间。在这个社会的成员看来, “早恋”这个词语是没有意义的。

三、结论与思考

通过前文的分析与探讨,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当代农民工的择偶标准更加多元化了。“多元化”是指农民工的择偶标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敦厚老实”、“能过日子”了。“谈得来”、“感情好”等等现代择偶因素越来越受到农民工的重视;

第二、“说媒”这种形式并没有阻碍回家择偶的农民工婚姻的自主化与自由化。相反, 本研究认为, “说媒”通过扩大回家择偶的农民工的通婚圈半径, 从而扩大了他们的选择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回家择偶的农民工的自由和自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