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责任

地方政府责任（精选十篇）

地方政府责任 篇1

1.1 责任伦理的提出

责任伦理是人们履行责任时需要遵守的伦理规范和要求。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责任伦理”这个说法。他认为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 都可以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 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 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 可以是信念伦理, 也可以是责任伦理。他认为信念伦理属于主观的价值认定, 行动者只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责任;而责任伦理则要求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知, 行动者要审时度势做出选择, 并对后果承担责任。

1.2 地方政府的责任伦理的内容

地方政府的责任伦理关系机构内的公务人员在行使他们的公共权力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人文理念、他们的自身的行为规范, 它指向研究政府内部、政府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种关系。它的法理前提是责任政府;它的逻辑起点是角色, 责任依附于角色, 角色是人们认识责任的中介;它的本质是善政;核心是权力伦理。主要内容包含有维护公共利益, 执政为民;价值优先, 促进效率;廉洁奉公, 惩治腐败;恪尽职守, 勤政为民。具有回应性、担当性、前瞻性、可控性、导向性和发展性等特性。

2 危机管理中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 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所谓危机管理, 就是指组织为应付各种危机情境所进行的信息收集、信息分析、问题决策、计划制订、措施制定、化解处理、动态调整、经验总结和自我诊断的全过程。危机管理的目的就是变危险为机遇, 使之越过陷阱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对危机管理过程的每个阶段应当采取什么策略和措施,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如何尽可能地将危机事件的发生控制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 使它不向性质更为严重的下一阶段演变, 防止危机扩大, 减少损失, 这是危机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3 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困境

3.1 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表现

(1) 应急管理机构设置不完善, 应急管理队伍人员专业性不强。

大部分城区政府和各级单位 (包括街道办事处) 根据有关规定和应急工作需要, 从而形成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应急管理系统。应急管理人员多以本科出身的科级干部、专家组、应急管理专业人员、以及基层协助管理人员为主, 未能或很难与群众、志愿者组织等其他相关的非利益组织团结在一起, 在力量的整合上面有形成强而有力的队伍。

(2) 应急管理预案管理未因地制宜。

各城区灾害应急预案各地有各地特点, 地理位置、地质结构不同, 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也不同, 不同的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和危害不同。同一自然灾害在不同地域发生带来的影响和危害也不同。因此, 在制定自然灾害应急预案时针对性不强, 容易忽略了本城区的地域特点和灾害发生频度。个别单位在制定应急预案时甚至采取的是“拿来主义”借鉴别人的, 有的甚至一抄了之。根本没有结合本单位部门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应急预案。

(3) 灾害信息来源渠道不畅通。

灾情的获取是灾害紧急响应工作开展的第一个环节, 是所有行动开展的基础, 也是贯穿灾害应急始末的重要环节。而灾害发生后, 灾情的准确高效获取存在着很多困难, 如何建立有效的灾害信息的获取制度是灾害应急管理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灾情获取后, 如何高效准确地评估灾情, 是调整灾害紧急预案, 制定具体救援方案的又一个重要环节。

(4) 信息公开度不高, 不利于实现信息共享。

对于信息公开还不是很到位, 没有形成体系, 在应急管理链中往往存在一个或者多个单位的缺失导致信息不畅通, 最终使得处理效率底下, 在民众中经常就事情发生的初况和事后恢复的形景简单描述, 而没有对相关关键信息深度公开, 在询问到原因时往往以“内部机密”为由, 执行对外保密, 对内亦不公开的严格知晓信息制度。另外也没有形成一个共享的信息平台, 灾害信息往往只局限在一个部门或者几个部门中。

(5) 事后制度不完善。

在事后评估、档案建立管理上显得略微不足, 在对预案的评估以及应急救援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没有成文的文案, 且事后的设施重建以及灾区人民群众的心理辅导也缺乏人员机制统一。

3.2 原因剖析

(1) 由于危机的突发性, 各地政府还不习惯应对和处理, 缺乏危机意识, 保留着传统的危机管理模式, 反映迟, 在预警方面措施采取不够, 群众常常质疑政府是否在群体性事件外的准确预警。

(2) 缺乏统一的危机管理协调机制, 虽然一些地方首先建立了应急联建系统, 但是其他地方并没有相类似的机制, 不能借鉴参照别人的成功经验, 在一定程度限制了政府对于危机事件处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损害了政府的合法性和政府形象。

(3) 在应对过程中的法制性和规范性有待加强, 这些不法制、不规范容易使民众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对政府失去基本的法的信任。

(4) 信息公开程度达不到民众想要了解的程度, 也就是所谓的内幕。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信息公开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基本保障, 但部分政府在进行类似突发事件的处理上藏藏掖掖, 而民众的心理则是:你越是藏着掖着, 我就越想了解。民众就会通过各种不同的媒体来主观臆测, 而大多臆测是没有扎住脚的根据, 这对于事件的处理存在很大影响, 致使事态扩大。

4 危机管理下完善地方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路径探究

4.1 完善责任机制, 建立专门的应急管理机构

首先, 政府不仅是制度的制定者, 更是制度的执行者。健全的政府责任考核机制能促使政府严格履行职责, 有效地做好危机的预防预警工作, 在最快的时间里解决危机, 挽回损失。因此, 我们必须尽快健全和完善危机管理的责任机制。问责制能够为公务人员拉起一道警线, 督促他们行为的规范, 激励他们能够主动自觉提高责任意识, 自觉培育自身履行责任的能力。其次, 灾害的群发性、频发性、多样性, 决定了政府必须建立一个专门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机构, 以专门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现行的应急管理体制的“特点”之一是政出多门, 应急管理工作条块分割, 不利于统一指挥和调度。

4.2 加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预案的建立, 依照法律法规行政

首先, 应根据各个地方的实际地理位置以及多发的自然灾害的特点, 制定符合当地的与自然灾害匹配的预案, 避免不顾实际的套用。其次, 各级政府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懈怠, 并使受到不法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权利及时得到补偿, 保证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有效性和高效率, 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使政府的工作赢得社会的信赖。

4.3 实行行政公开, 加强沟通

首先, 在危机发生前, 要快速准确获取和评估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危机发生过程中要加强部门内部信息沟通;危机产生后要立即上报危机事件的最新信息, 并保障上报的各种数据的及时、准确以便于上级政府决策。同时, 政府需要通过有效的沟通, 向民众传递正确的、正面的信息, 告知民众政府正在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政府对民众心理的理解。其次, 要按照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原则, 各级部门认真做好自然灾害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信息发布工作, 采取授权发布、举办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方式, 及时向公众发布灾害发生发展情况、应对处置工作进展和防灾避险知识等相关信息, 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4.4 建立善后处理系统, 健全公信力度考核机制

首先, 灾害过后还要进行管理总结, 彻底清除复发隐患和同类事件发生的根源;消除由于危机造成的不良影响。其次, 要建立危机的善后处理系统, 一是设置做好善后工作的专门机构, 迅速制订善后工作的基本思路与基本对策;二是加强政府的危机公关;三是在善后处理工作结束后, 政府应建立资料库, 要充分发挥评估系统的作用;对后果、将来的形势动向进行分析评估, 从中探求规律性的东西, 借以弥补危机暴露出的管理漏洞和工作失误, 为应急管理人员进一步提高处理能力、管理水平及预防和有效解决新的危机事件提供参考。最后, 建立评价政府公信的专门机构, 以调查与评估政府在应对突发危机后的绩效。

参考文献

[1]李志平.地方政府责任伦理[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0, (5) .

[2]赵清文.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伦理[N].齐鲁学刊, 2011, (1) :90-94.

地方政府责任 篇2

第二节 我国的国家行政机关

第三框 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了解新时代新形势下政府运作的具体要求，明确依法行政的含义和建设法治政府的意义，认识政府权力与责任的关系。

2、能力与方法：通过收集资料和案例分析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权力与责任。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关注政府依法行政的表现，形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法制观念；了解权力的两面性，形成正确的权力观念；体会我国政府推进依法行政、服务人民的重要意义。

二、课前准备：

1、让学生通过网站了解我国政府的一些具体职能；

2、教师通过报刊杂志准备案例和相关链接，并制作课件。

三、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报道一（新华网消息）：

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哈尔滨察看松花江水体污染情况，并到居民小区慰问群众。一位市民说，“我们的生活井井有条，社会秩序也很好。谢谢党和政府，把群众放在心里。”温家宝说，“你这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党和政府谢谢你们，谢谢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报道二：（人民日报）温家宝总理最感动和痛心的事：

他说：“我最感动的是人民对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来自鼓励，也来自批评。而且总是那么热情、一贯。我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我这三年的工作，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

教师：看了上述两则报道，你有什么体会？ 学生：谈各自的体会

教师：这绝非一句简单的客套话，它值得我们深思，它反映了我们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反映了一个真正的现代政府的正确定位：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法治政府。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对我国政府的提出了新要求：

要求政府及公职人员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要求政府要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增强服务意识，为公民求助和投诉提供多种途径。要求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做到科学民主决策。

要求政府要坚持作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树立政府权威。

（一）建设依法行政、公正严明的法治政府（板书）

1、依法行政的含义（板书）：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行使权力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政府依法行政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基本要求

2、为什么要建设法治政府（板书）

2004年6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本质要求。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切为了人民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3、建设法治政府的意义（板书）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有利于促进各级政府依法履行职责，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保障人民群众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有利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使政府工作人员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全心全意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克服官僚主义和杜绝腐败现象，真正做到执政为民。

链接1：法制政府建设进程

当我们与别人的纠纷无法协调时可以向政府申请行政仲裁；

当我们对政府机关的某个行政行为不服时，可以向其上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链接2：六项禁令（书本）

（二）建设务实高效、廉洁勤政的责任政府（板书）案例：

某派出所地派出所民警在追捕逃犯的过程中，追到某农民的菜地与逃犯展开了斗争，将农民的蔬菜毁坏许多。

教师：派出所民警要不要赔偿农民损失，为什么？ 学生：略

教师：事后，该派出所民警按市场价格对毁坏的蔬菜给予了全部的赔偿。说明政府行使权力必须和完善责任想统一。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而政府要坚持对人民负责，坚持权力挂钩。

1．政府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板书）（1）有权必有责.行使权力时要承担责任;（2）用权受监督,行使权力时,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督;（3）侵权要赔偿,如果经过法定程序证明政府权力的行使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那就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给予赔偿（4）违法须追究

2、政府运作的规范和高效（板书）教师：怎样保障政府运作的规范和高效 学生：略

教师： 要在严格按照科学程序办事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规范有序的执行机制、公正透明的监督机制。

（三）建设忧民所忧、乐民所乐的服务政府（板书）

我国的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人民利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对人民负责是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政府在全面履行职责的同时，要更加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时事链接：

关注民生，是今年两会最大的热点。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环境污染，都成为媒体关注、百姓关心、总理揪心的焦点。记者们问了又问，代表委员议了又议，总书记、总理谈了又谈。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举国关切的话题，是因为，如果这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将极大地降低每一位中国百姓的生活质量，降低人们的幸福感，降低人们坚定改革的信念。

从总理最痛心的事中，人们看到了中央领导对民生的关切。让所有人共享改革的成果，让人民从改革中得到现实利益，是指导改革的重要思想。当前，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买房难、买房贵等最直接的现实问题，显得更加紧迫。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特别强调：“高度重视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抓紧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尤其要切实做好就业、社保、医疗、安全工作。” 就业、社保、医疗、安全、教育„„解决这些牵一发动全身的难题，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需要更多的创新精神。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两会的热点议题与往年有很大变化，“国企改革”、“民营经济”、“贸易摩擦”等议题，渐渐让位于“农民”、“教育”、“卫生”等话题。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民声”在总理的报告中都有了回音：中央财政安排2975亿元支持三农，新增2182亿义务教育经费，安排30亿用于煤矿综合治理，投入200亿改造农村公共卫生„„作为开局之年的这第一份“菜单”，公众似乎更加有理由期待“十一五”能够给中国带来一场“民生盛宴”。

教师：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作为服务政府，该怎样做好为人民服务？ 学生：略

教师：在思想上重视群众；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工作上关心群众。

建设服务政府，要建立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制度，建立公共决策的社情、民意调查制度，要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流程，提高办事的效率 回顾：

“门难进,脸难看,盖个图章把气叹;话难听,事难办,批个项目腿跑短”

说到行政审批，人们最头疼的就是“翻不完的门坎,盖不完的章”，开办一个批发市场要112个章；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要80多个章；办一个养鸡场竟要270多个章„„过多过滥的行政审批，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政府审批事项过多,范围过广;审批行为失范,一些职能部门和有关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容易滋生腐败现象,损害政府应有的公正性和客观性.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外，府为公民求助或投诉提供了多种途径，如（1）开设热线电话

（2）设立信访部门（3）发展电子政务（4）依法建立行政仲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等等。辅助材料：

四、学习训练与评价 课后讨论活动：

在你看来，“民心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区分标准是什么？

如想更多地了解我国政府，可点击http:///（中国政府网）

对课堂上学生的积极思维，参与师生互动给予及时表扬，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对学生课前收集资料以及课堂交流发言进行客观评价，评定等第，纳入学生平时成绩考核记录。

五、教学设计说明

主要通过一些案例的讨论交流，了解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当是人民的政府，是法治的、负责任的、有高度服务意识的政府，这既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我们人民政府的发展方向和目标。110

地方政府积极推动企业社会责任 篇3

各地区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总体情况良好

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地区已经出台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政策的占39％，正在酝酿筹备的地区高达57％，仅有4％的地区没有推出相关政策的计划。这表明各地区对企业社会责任已经相当重视，并且大多数地区已经着手或已经推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政策。但是仍有4％的地区没有这方面计划。

政府部门成为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牵头部门

根据调查，推出CSR相关政策的牵头部门主要是政府部门，其中国资委占39％，工商局占44％，总工会占17％。这说明政府在推进地方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多数人认为政府应当在提升“区域责任竞争力”上起核心推动作用

调查发现，认为“区域责任竞争力”中应包含政府因素的人数占87％，认为应包含经济和利益相关方因素的人数均占70％，认为包含企业因素的人数占43％，包含环境因素的人数占65％，认为包含社会因素的人数占57％。

经调查发现，大多数人认为“区域责任竞争力”中应当包含政府因素，说明多数人认为政府应当在这方面工作上起到核心的推动作用，并且多数人也认识到经济、环境和利益相关方在“区域责任竞争力”中的重要性，这为各个地区和企业今后实施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诚信经营、环境保护、员工权益、社会公益是政府推进CSR工作不可忽视的主要问题

调查显示，认为诚信经营和环境保护是政府推进CSR工作会遇到的问题的人数占83％，认为员工权益的人数占87％，社会公益的人数占74％，供应链管理占26％，公司治理占35％。

这表明了多数人认为诚信经营、环境保护、员工权益、社会公益是政府推进CSR工作不可忽视的主要问题，也是开展工作的核心方面。

企业社会责任成效指标中，经济指标最受关注

通过调查，有96％的人认为指标中应该包括经济指标，70％的人认为包括环境指标和政策实施，61％的人认为包括利益相关方，57％的认为包括就业程度。推动CSR工作的外部支持很重要

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 篇4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制定了新的发展蓝图, 确定了“由教育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目标, 以及“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规划纲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 提出“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关键是机会公平, 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 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 加快缩小教育差距。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 全社会要共同促进教育公平。”

这一要求具有很明确的针对性。因为在我国教育状况总体改善的情况下, 又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例如, 许多地方出现了“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 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学校布局调整幅度过大、学校过度集中到城镇, 出现了学生“上学远、上学难”的问题, 导致安全隐患和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增加, 出现了新的流失辍学。一些地方学校差距不断拉大, 城区的巨型学校和大班额现象也在影响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伴随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城市的“流动儿童”和农村的“留守儿童”成为新的边缘化群体, 也是义务教育阶段最值得关注的弱势群体。国家对解决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提出了“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两为主”方针, 许多地方采取多种措施加以解决。但由于户籍制度、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尚未改变, 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制度性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亲子分离、缺乏监护人, 问题就更多而且也更复杂。在大、中城市, 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主要是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和择校热, 使得原本应当免费、免试、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 成为竞争激烈、高度选拔性和高收费的教育, 引致老百姓的严重不满。此外, 还有一些突出的教育短板, 例如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等。这些问题说明, 在我国城乡, 保障和促进教育公平仍然是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 需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积极地加以解决。

一、树立正确的教育政绩观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导致教育不公的原因比较复杂, 有的是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 例如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需要通过较长时期逐步缩小;还有很多教育不公, 则与政府的教育价值观、公共政策和发展模式的偏差有关。

必须看到, 虽然我国已经进入了全民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 但在上一个时代形成的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仍然是精英主义的, 表现在相当普遍的对升学率的片面追求, 实行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等。影响政府教育行为的另一个价值, 是前些年流行的“教育产业化”的思潮, 片面强调“效率优先”的价值, 强调教育的经济效益和规模效益, 缺乏对教育规律的尊重, 忽视缩小学校差距、保障教育公平的价值。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 当前教育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资源不足和供求关系问题, 即“优质教育资源短缺论”。这一看法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不妨反思, 近年来学龄儿童大量减少, 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增加, 供求关系怎么会越来越紧张了呢?显然, 问题不是资源短缺, 而是人为拉大学校差距导致的教育不均衡。有些地方过度撤并农村学校, 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追求, 将学校布局调整作为减少教育财政投入的捷径;也有些地方明确将教育作为拉动城镇化率和县域经济的工具, 通过撤并农村学校迫使农民的孩子不得不进城上学, 全然不顾孩子们能否方便、安全地上学, 全然不考虑学生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这与《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政府保障学生教育机会的法定责任是背道而驰的, 应当坚决遏制并予以纠正。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 教育既不应当以规模、速度、升学率为本, 不能以拉动经济、提高城镇化率为本, 也不能以少数尖子生为本, 而应当办好每一所学校, 面向每一个学生, 对得起每一个孩子, 以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为本。

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确立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新的教育政绩观, 切实改变追求升学率、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等错误导向, 在扩大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教育公平、改善教育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提供方式、建立新型政校关系等新的方向上, 推进教育现代化, 从而培养好我们的子孙后代。为此, 需要建立新的教育政绩评价标准。评价地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效, 不应只是单纯的发展性指标, 它应当包括4个不同的维度:即发展-绩效的维度、教育公平的维度、教育品质的维度, 以及政府治理的维度, 真正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依法行政, 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

保障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各级政府。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 是依法行政、依法办学, 切实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维护义务教育的正常秩序。

《义务教育法》、《规划纲要》对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已经作出明确的规定。当前许多地方的“择校热”和应试教育屡禁不止, 主要原因是政府没有依法行政, 仍然在实行拉大学校差距的重点学校制度, 仍然在用升学率给学校排名, 导致教育发展不均衡。只要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办学, 这一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安徽铜陵、辽宁盘锦、山西晋中、河北邯郸等地, 通过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实行教师和干部流动政策, 以及示范性高中将名额下放到普通初中等措施, 已经成为没有择校的城市。在农村的学校布局调整中, 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方针, 这是《义务教育法》确定的法定准则, 是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办学所必须遵循的。应十分重视各地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好经验、好做法。

一些地方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久治不愈, 出现了“政府失灵”的现象。政府之所以不作为, 不仅有理念问题, 更重要的是与现实利益交织形成的忘了人民利益的利益机制。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收取巨额择校费和通过权力择校的“条子生”、“共建生”, 背后都有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 形成了权力寻租、利益交换的可悲的利益格局。

政府作为教育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教育公平的维护者, 必须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安徽铜陵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 是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做起, 自己的孩子就近入学, 不给教育部门写一张条子。当然, 要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和依法治教, 还需要建立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共同参与的新的教育治理机制, 通过建立社会参与的监督机制和教育问责制度, 确保教育公平性和公正性。

三、以体制机制创新破解教育公平难题

应当看到, 伴随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多元化、公众的选择性增加, 择校等现象的出现具有复杂性和既定格局下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因此, 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不仅需要依法规范、令行禁止, 还需要通过教育制度创新积极地破解难题。需要通过办学体制改革, 增加教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引导和满足公众的选择性需求。例如, 通过发展具有特色和吸引力的民办教育, 实现“公办不择校, 择校找民办”, 就是治理择校热的一个重要途径。

破解学前教育的难题, 也需要体制机制创新。《规划纲要》提出要强化政府责任, “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但是政府主导并不是政府主办和包办。一些地方政府不考虑大多数人的意愿建设高标准的示范园、中心园, 其实又在制造新的教育差距。在市场化环境中, 许多教育公共服务是可以通过政府-市场-消费者合作的模式来解决的。在这个过程中, 最需要学习的当然是政府。“政府主导”的具体实现方式其实是非常多样的, 除了加大经费投入, 举办更多的公办园之外, 主要是充分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和调控手段, 鼓励机关、企业、社会团体自办幼儿园, 通过低价或免费提供教育用房抑制幼儿园价格, 规范和监管市场价格, 完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 以及补贴幼儿教师工资, 提供幼儿教师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素质和待遇, 奖励行为规范、品质优秀的民办园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改变直接举办昂贵的公办园的思路, 通过补贴或购买学位、补助经济困难儿童的方式资助社会力量举办幼儿园, 促进民办幼儿园的发展。这样的做法不仅受惠面更大而且经济效益更高, 能够更有效地体现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价值, 真正造福于大多数儿童和家长。

在我国城乡, 保障和促进教育公平仍然是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 需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积极地加以解决。

地方政府责任 篇5

效能政府四项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人民政府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深入推进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四项制度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二O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人民政府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深入推进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

四项制度实施方案

2011年，省人民政府决定继续把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放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根据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江在深化全省政府自身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自身建设201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云政发〔2011〕27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自身建设2011年工作任务分解的通知》（云政办发〔2011〕52号）要求，为全面深入推进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四项制度的实施工作，巩固政府自身建设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凝聚力、执行力和公信力，结合**实际，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充分认识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大意义

政府自身建设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既是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又是改进机关作风、优化政务环境，建设人民满意政府的迫切需要。当前，**正处于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快发展面临新要求，和谐稳定面临新挑战，改革攻坚面临新任务，对外开放面临新形势。政府自身建设是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问题、新任务，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行动，是提高政府凝聚力、执行力和公信力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为民、务实、高效、清廉政府的重要抓手，不仅对实现“十二五”的良好开局和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黄金口岸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更是全市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和省委八届十次全会、州委五届十三次全会和市委三届八次全会精神，切实抓好今年政府自身建设各项工作，不断提高政府凝聚力、执行力和公信力，努力把我市建设成为中国向西南开放桥头堡黄金口岸的中心城市。总体思路：把政府自身建设放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按照为民、务实、高效、清廉的要求，围绕深化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建设的总体目标，采取制度化、标准化、法制化的方式，拓展工作内容，完善制度体系、加强督促检查、提高实施成效，在完善体制机制上取得新进展，在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上取得新突破，在促进政府自身建设上取得新成效，以政府自身建设各项制度的落实，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三、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提升依法行政能力

依法行政能力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内容，也是政府活动的基本准则。各乡镇（街道）、市直各部门既要不断强化国有资产处置、重大资源开发利用、重大投资项目审批、财政追加预算支出审批管理，进一步规范政府重大行政审批行为，又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坚持把依法行政贯穿于政府决策、行政和监督全过程，全面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二）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各乡镇（街道）、市直各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并落实服务承诺、首问责任、限时办结等制度，建立健全政务服务中心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体系，确保行政机关工作的运转有序、管理规范、高效廉洁，为社会提供快捷、方便、满意的高质量服务。

（三）加大政务公开力度

政务公开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畅通政府与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沟通渠道的有效措施。各乡镇（街道）、市直各部门要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创新公开方式，丰富查询渠道，加大重要决策听证、重要事项公示和重点工作通报的监督检查力度，切实增强政务公开的有效性，使政务公开成为行政机关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

（四）强化行政绩效管理

机关行政效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体现党和政府形象，事关改革发展大局。各乡镇（街道）、市直各部门要继续强化行政绩效管理和行政行为监督，着力控制行政成本，不断提升行政能力，促进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持续提高。

（五）完善制度保障措施

我市政府自身建设能否再上新台阶，关键在于坚强的领导，精心的组织，务实的作风。各乡镇（街道）、市直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健全工作体制机制，严格实施督促检查，加大宣传培训力度，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四、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全面深入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各项工作，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经研究，决定对实施四项制度领导小组进行调整充实，调整充实后的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 组 长：** 市人民政府市长 副组长：**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 市监察局局长 ** 市发改和改革局局长 ** 市工业信息化局局长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 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 市财政局副局长 ** 市审计局副局长 ** 市监察局副局长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 市监察局执法室主任 ** 市网管中心副主任 ** 市政府法制办干部 ** 市纪委纠风办负责人 ** 市政府办督查督办股干部

实施四项制度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政府办督查督办股，由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仍以联席会议机制深化巩固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四项制度的落实。

办公室根据职责分工，分别设立提升依法行政能力、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强化行政效能管理、完善制度保障措施五个推进协调工作小组： 1.提升依法行政能力推进协调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市政府法制办、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工业信息化局、市监察局、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审计局。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政府法制办，负责日常工作，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从相关部门抽调。

2.提高政务服务水平推进协调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工业信息化局、市监察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日常工作，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从相关部门抽调。

3.加大政务公开力度推进协调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工业信息化局、市监察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政府法制办、市政府办督查督办股、市网管中心。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网管中心，负责日常工作，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从相关部门抽调。

4.强化行政绩效管理推进协调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市发改和改革局、市监察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审计局。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审计局，负责日常工作，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从相关部门抽调。

5.完善制度保障措施推进协调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监察局、市政府办督查督办股。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政府办督查督办股，负责日常工作，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从相关部门抽调。

各乡镇（街道）、市直各部门要把深化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四项制度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作为基本工作内容确立下来，纳入目标管理和考核范围，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机制，在实施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关系，明确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建立健全配套制度，切实抓好本部门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四项制度的组织领导和深化巩固工作。

（二）明确组织分工

为明确职责、落实工作，强化实施四项制度联席会议，负责对四项制度实施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全面深化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四项制度的推行力度，市政府办督查督办股负责具体日常工作，市监察局负责四项制度实施的监督检查，确保政府自身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并尽快取得实效。

五、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制度，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一）认真抓好制度建设

市政府将根据李江副省长在省政府深化政府自身建设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自身建设201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云政发〔2011〕27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自身建设2011年工作任务分解的通知》（云政办发〔2011〕52号）和《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政府自身建设2011年工作任务分解的通知》（德政办发〔2011〕79号）要求,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出台《2011年**政府自身建设工作任务分解》，把政府自身建设的内容具体化，配套措施的完善，从制度上保证政府自身建设的顺利实施。

（二）建立推动制度落实的联动机制

继续保持和加强政府四项制度联席会议机制，充分发挥其职责和效用，各乡镇（街道）、市直各部门要参照市联席会议的做法，建立健全政府自身建设联动机制，每2个月召开1次会议，专题研究深化政府自身建设的工作，整合力量、加强配合，提高政府自身建设目标任务落实的质量和效率。

（三）开展实施成效社会评估，严格实施督促检查 把政府自身建设工作纳入各乡镇（街道）、市直各部门的绩效考核，加强制度建设的考评，建立制度实施的奖惩机制，并适时组织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对政府自身建设的实施成效和社会影响开展科学评估。要加强对有关制度实施情况的日常检查，及时收集上报各项制度的实施情况和有关数据，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联席会议要适时组织开展专项督查，并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力量，加大制度实施的督促检查，对推进不力或不按照规定开展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实施行政问责，并限期整改落实，推动政府自身建设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地方政府责任 篇6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正越来越受到公众的重视，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来说，意义重大，然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除了企业自身的积极参与外，还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推进。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出发，结合地方政府的职能特殊性分析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提出了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职能加强企业自身建设、社会制度建设和舆论引导，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 地方政府 企业社会责任 政府监管

在全球经济一体的浪潮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0年我国GDP总量达39.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然而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重大矿难”、“民工荒”、“苏丹红”、“三聚氰胺”等事件频频发生，社会公众对提高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与西方“市民社会”相比，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起步晚，企业公民意识淡薄、制度不健全，因此需要加强政府的激励作用，特别是处于现在经济的转型升级时期，地方政府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国际上普遍认同卡罗尔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定义：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慈善）的期望。即为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除实现股东的经济责任外还包括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法定的社会责任是指由法律、行政法规明文规定的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是社会责任的必要补充，两者相互依存，共同构成整个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自律层次和他律层次，是企业自愿的、主动的责任选择。

企业社会责任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有利于提升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必须具备独特的竞争资源（核心竞争力），随着责任意识的觉醒，从初期的研究者将社会责任视为贸易壁垒，转变为将其作为竞争优势的一种资源，更有利于企业参与到国际事务中，经过SA8000认证的产品更具人性化和道义化的特点；二是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最持久的动力。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拓宽了传统商业道德涉及的领域，提高了公司治理的水平。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会提高企业的声誉，从而增强融资能力，和谐劳动关系又能够吸引并留住高素质员工，使企业运营环境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日益突出，但企业的整体意识较为淡薄

近几年来，企业盲目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较少考虑社会就业问题和环境保护，缺乏诚信和公平竞争的意识，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地沟油、三聚氰胺等事件，严重威胁了消费者的健康。从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标准体系）的衡量看出，我国绝大部分企业以牺牲员工权益来获取低成本，所以面对全球竞争的背景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兼顾其社会责任。企业是“社会器官”，必须在持续不断地为社会上的各种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的过程中，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若不能在社会机体中承担和扮演相应的功能和角色，就变得可有可无，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二）地方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督管不力

政府充当着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和公共管理结构的角色，在市场经济过程中，有义务也有权利要求企业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但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过于追求政绩，盲目追求GDP，往往忽视了生态环境等问题，对于企业的行为监管力度不够、执法力度不严，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

虽然部分地方政府，如上海、深圳等地将企业社会责任提上日程，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现有的法律法规没有形成通行的、完备的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规则、准则和指南。本土化的认证和执行标准的缺失，加上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无作为，造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停留在企业自发层面上，整体对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不积极，责任消费的局面的形成任重而道远。

三、地方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各种非政府组织积极推进，形成了良好的社会责任履行局面。但是在中国，两者都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就显得尤为重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地方政府应该在以下方面强化自己的监管行为，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

（一）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加强监督

1．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责任意识。地方政府应继续加快自身的职能转变，引导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处理好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完善工会制度，維护劳动者的自主权利。同时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培训，使企业管理者充分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促使企业树立社会责任的意识，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2．地方政府应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地方政府首先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监督制度。通过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对企业行为进行监管，培训消费者“责任消费”意识，发挥其“用脚投票”的权利。其次，地方政府应主动为企业发展提供服务，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政务环境和舆论环境。只有建立起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才能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建立并完善第三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机构。迫于部分跨国公司的压力，我国的一些企业必须提供有SA8000认证资格的认证机构或其代理机构申请通过SA8000认证，因此，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建立第三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机构，并定期向外公布评价结果，以此监督企业行为，并有利于其参与国际竞争。“义乌标准”的出现，对于地方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二）地方政府应积极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建设

《公司法》修正案第五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政府应该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加大打击力度，特别是对于侵害员工权益、偷税漏税、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等现象，要重点打击。强化企业的守法行为，使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劳动保护法、生产安全法和环境保护法，在遵守国家各项法律的前提下创造利润，为社会作贡献。

（三）地方政府应确立正确的舆论导向

地方政府应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力度，，增强员工和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从外围环境促使企业认识到，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否则会给企业的长远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政府应鼓励员工、消费者的维权行为。政府应加强对员工和消费者的法律知识教育，简化维权的程序，降低维权的成本，甚至可以在生产集中地、消费集中地设立专门的权益保护机构。同时地方政府要发挥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倡议和引导消费者从自身做起，以“责任消费”为契机将企业社会责任转化为商机，让企业意识到追求利润与履行社会责任并不矛盾，企业的长期生存有赖于其对社会的责任。

参考文献：

[1]Archie B. Carroll,Ann K. Buchholtz. Business&Society:Ethics and Stakeholder Management 7e. 7th Edition,2008:39-40.

[2]周云峰.论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作用.地方财政研究.2008(07).

[3]田虹.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推进机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222.

[4]叶磊.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的政企关系研究.硕士论文.2010.

论控权与政府责任 篇7

柏拉图最早提出把法与权官的从属关系和国运兴衰相提并论, 显然, 他的法律至上的理论里有控权思想。亚里土多德在柏拉图法律形式合理性的基础上, 深入到法律本身的正义性问题。他所界定的法治的条件不仅为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即良法统治观。西赛罗说得更直接——权力从属于法律, 他道出了控权的真谛。

近代思想家们不仅在理论上将控权思想发扬光大, 同时在制度设计方面也各自勾勒出了相应的程序蓝图, 为政治活动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英国法哲学家詹姆士·哈林顿设想的共和国模式就是法律的绝对统治。洛克以自然法观为基础, 以保护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 论证了以法律约束政治权力滥用的必要性, 得出了要保护个人自由权利不能不限制政治权力的结论。孟德斯鸠提出的为后来的政治、法学界所熟知的“三权分立与制衡”体制, 成为以后西方各共和政体的直接理论基础。

现代法治思想更多地关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控。随着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大, 自由权本位向福利权本位过渡, 行政管理领域中的自由裁量已成为客观需要。这就突破了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家戴雪所恪守的严格意义上的法治观。当代社会的发展使得自由裁量权既已客观存在, 且有日益扩张的势头。明智的做法是建立有效的制度规范它, 以防范它的不正当行使。1959年国际法学家会议《德里宣言》对法治理论做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 从立法、行政和司法角度提出了现代法治的三项原则, 其中强调的一点就是要制止行政权的滥用。

二、行政控权的必要性

一个国家由谁来掌握统治权, 政权机构如何组织, 权力如何分配和制约, 按照什么规则来运转和行使, 社会各种力量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来参与政治等等问题, 构成了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其中, 行政权是一种重要的统治, 国家对社会生活的规划和调控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行政权的行使来实施的, 所以, 行政权是国家权力中最需要控制的权力。

首先, 这是由我国行政权的特点所决定的,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立法权从理论上讲由人民掌握, 它不具有直接与公民接触的特点, 因此不会把对立法权的控制作为法治的核心。行政权的行使必然改变或重新确立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必然会影响到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 为此, 必须建立一套规则, 对行政权力的取得、运用等加以控制, 使之更符合公民、法人的合法利益和公共利益, 这类规则显然只能是法律。

其次, 控权是我国推进法治进程的需要, 中国实行的是政府推进型法治, 它是在党的领导下, 由人大和“一府两院”统一实施的。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对社会生活的规划和调控相当程度上均由其实施, 法治原则要求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 法治不承认任何专断的权力, 无论这种权力作为立法权还是行政权, 在法治看来, 立法权和行政权一样都是由法律直接授予的。因此, 它受法律的限制。

第三, 控权是树立法律权威的需要。实行法治, 需要法律有极大的权威, 得到全社会的服从和一体遵守。法律与权力的关系, 是同法律与权利、自由的关系具有同等意义的问题。法律不能与权力分离, 权力是法治的前提和根本条件之一, 这已是法治史上的事实。对于法治来说, 最重要的是权力依赖于法律, 受制于法律;权力最终通过法律受托于人民, 权力具有形式化的法律形态及权力受法律引导、约束等。因此, 要树立法律权威, 使法律得到全社会一体的遵守, 就必须使各种国家政权机关不超出法律的范围。

三、以责控权:政府责任实现的必然要求

早在17世纪的英国, 完全意义上的法治思想已经萌生。法治是以人们主体意识的高扬和对专制政体的否定为前提的。在法治状态下, 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就必然要求控制政府权力。“法的统治”主要是针对政府而言的, 法治的本来意义就是规范和控制政府权力, 行政权有限是法治的核心内容。宪政, 即法治和控权, 其基本特征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法律控制。

公众和政府委托代理关系能否存续取决于政府责任履行的充分程度, 如果政府的代理行为背离公共责任的轨道, 公众就有权收回所交付的权力, 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根基。可见, 政府责任是规约政府权力的原生型力量, 不仅决定着权力运行方向, 而且对权力具有约束、规范、明示、预防和保护等功能。权力作为一种控制性和支配性力量, 既可能产生积极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作用, 既可能是一种建设性资源, 也可能是一种破坏性力量。要使权力朝着积极的目标发挥作用, 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和控制, 保证权力的正确作用方向。政府权力与责任说到底皆是由个体人来具体承担的, 政府的自利性也是通过政府官员所执掌的垄断性权力实现的。因此, 权力控制本质上是对权力执行主体的行使权力行为的制约和限制。“政府作为人们满足特定需求的组织, 不可能是全员性参与的, 而只须由部分人来完成, 这也为产生同等权利主体的不平等身份埋下了伏笔。”政府官员的特殊身份必然伴随着特殊的利益要求, 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 如不对其权力加以制约和控制, 必然会使其垄断性权力异化为政府及其官员谋取部门利益和个人私利的工具, 背离政府对社会公众负责的初衷。行政中屡生的腐败行为、寻租行为和政府“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出现等, 都是政府权力异化的结果。所以,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政府权力控制是政府有效履行其责任的先决条件。责任包含了对权力的性质及其行使范围的明确规定, 使权力边界明晰化、规范化、合法化, 权力一旦越出合法的边界, 否定性责任后果即是权力越界的代价, 这可谓是责任对权力异化的预防功能。责任制约权力是对权力的确认和保护, 权力没有责任的约束必然走向放任和腐败, 造成权力的任性和民众不信任权力的恶性循环, 其结果是人们要么无限地受权力奴役, 要么不加选择地抵制一切权力。责任对权力的制约还表现为, 一旦权力超越了责任边界, 义务责任就变成了违法责任和消极责任, 构成对权力越界行为的惩罚, 须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对权力行使主体进行心理警戒和行为校正, 以保证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参考文献

[1]哈林顿.大洋国[M].何新, 译.商务印书馆, 1983:37.

简析社会公平与政府责任 篇8

无论在哲学层面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中, 关于社会公平的内涵都有诸多的争议和分歧。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公平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界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社会公平:

首先, 社会公平是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 它包含着一定社会对人的生存、发展等基本权利的共识, 是在社会资源相对于社会需要具有稀缺的情况下保证正常的群体生活持续下去, 免受社会冲突的破坏和瓦解的生活原则, 是社会制度和社会持续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其次, 社会公平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它涉及财富的占有, 收入的分配, 权力和权利的获得, 声望和社会地位的状况, 享受教育的机会, 职业选择等等, 一句话, 他涉及全部社会资源和社会福利的配置;第三, 社会公平不仅仅是指社会福利的配置结果, 更重要的是指发展机会的平等, 也就是说, 人们获得发展机会 (如教育, 就业) 的权利不应受到家庭背景, 性别, 种族, 身份和资本占有状况的影响, 发展机会的平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保证;第四, 社会公平是对市场缺陷的一张补偿和竞争过度的一种制约。市场竞争实行优胜劣汰, 市场不是“圣诞老人”, 社会公平则是要抑富济贫和“普渡众生”所以, 社会公平的问题不能由市场本身来解决, 而是要通过国家制定的税收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来调节利益差距, 进行社会福利的二次分配, 并使在市场上竞争屋里和竞争失败者具有起码的生存保障和发展的机会。

社会公平不仅指社会制度及规则的公正、平等, 指收入分配规则公平, 也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相称”和“平衡”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反映或评价。而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主要依靠公共行政。公共行政作为“一种社会目标的合理调整和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的组织体系”, [1]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必须把维护社会正义, 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其奋斗目标。另外, 公共行政所要实现的社会公平不是某一领域、某一时段的公平, 而是全方位的整体公平。公共行政如果背离政治性、公共性, 丧失其本质诉求, 只注重管理主义, 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特别是当前社会领域内公平问题日益凸现, 公共行政更要以实践和维护社会公平为宗旨。

二、政府要承担实现社会公平的责任

公共行政以社会公平为其价值诉求, 一方面社会公平是现代公共行政的首要价值选择, 这由政府的公共性所决定;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维护社会公平, 政府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力量依托。

现在公共行政以社会公平为其价值诉求, 是其“公共性”使然。由学者指出“公共行政是指国家机关依据法律, 遵循公共目的, 行使公共权力, 处理公共事务, 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承担公共责任, 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管理活动。”[2]公共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 公共性意味着共有性而非私有性, 共享性而非排他性, 共同性而非差异性。政府通过行使公共权力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 这是所有政府公共性的共同内涵。

公共权力的获取与行使要求政府必须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其价值评价标准。公共权力是由宪法、法律所规定, 由公民和社会所认同和接受的公共权威。它代表着国家意志, 集中表现为国家权力, 是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的政治强制力量。就公共权力的起源而言, 它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共同生活秩序的需要, 其本质是一种凝聚和体现普遍意志的力量。洛克和卢梭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分别在其所著的《政府论》和《社会契约论》中均以自然状态为起点, 阐述政府成立的条件以及功能:保护财产, 维护社会安全与公民自由, 彰显政府的公共性, 从而维护社会公平。他们认为政府代表着一种公共的理性契约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3]现代社会, 当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时, 必须以为社会公众服务为前提, 与履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 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为旨归。

公共行政的内在要求是代表、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 现代政府作为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 应按照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人民的意志, 从保证公共利益的出发点入手, 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所谓公共利益, 是指一定范围内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 它产生于社会又独立于社会, 现代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进行政治统治, 必须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履行社会职能为基础, 其外在表现就是满足变化公共需要。这正是公共行政存在和发展的依据, 公共利益, 社会成员对其具有平等的享有权。西方政治学认为, 国家是个人让渡主权订立契约的产物, 政府的行为目标或宗旨必须具有公益性的本质。公共利益得到维护, 整个社会存在公平、公正、协调和稳定的秩序, 反之则不然。需要强调的是政府所代表的是公共利益, 它本身不应有自己的利益要求, 否则将破坏社会公平。

另外, 现代政府是维护社会公平的主要依托, 政府作为个人无法实现利益的全权代表者, 应当被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弥补市场不足的制度性工具。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的过程中担负着双项职责:一是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引导;而是对政府自身行为的约束。政府维护社会公平地位的确立由它和其他部门相比的特殊性所决定。与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私人组织等相比, 政府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目的是向全体公众提供非营利的公共服务, 具有公益性, 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公开;其运行依靠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 其行政行为是凭借公共权力的强制性来进行的, 采取层级节制的官僚组织形式进行管理;政府在价值取向上以公平为优先选择的价值标准等。

综上所述, 社会公平实现所依赖的最直接现实力量就是政府。人们设立政府最初的目的就是谋求公平行政。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的调控者和分配者, 对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进行设定, 对社会不同阶层进行利益和角色的调节, 因而政府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权威性力量。尤其当前形势下, 不同利益主体频频出现对立和冲突, 这就要求政府以公正的调节者的姿态出现, 通过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 规范其行为方式, 从而化解冲突, 保护利益, 维护稳定, 实现公平。

三、政府如何承担实现社会公平的责任

强调政府职能的社会公平取向, 并不意味着侧重从政府的角度去考量社会不公平的现实状况, 分析社会不公平的产生原因, 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昭示政府必须从由于自身原因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入手, 致力于社会不公平现状的减缓乃至消除, 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平应采取的措施。

(一) 健全服务裂政府的职能体系

任何政府均具有双重职能: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毫无疑问, 国家 (政府) 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政治统治职能是其首要的和基本的职能。但这并不能否认其社会管理职能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功能。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 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得以持续下去。”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政府的统治职能将会不断弱化, 而作为社会管理的服务职能将会不断得到提升和强化。因此, 由传统的强制性的管制为特征的统治行政和管制行政, 走向以民为本的服务行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而社会发展缓慢,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改革不到位。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管理理念不清, 对经济增长和市场过分迷信, 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建立一个“经济建设型的政府”, 以经济建设为己任, 直接参与市场中的竞争, 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而且政府把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促进GDP的增长上, 用于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公共服务上的较少, 因而, 公共服务缺位, 导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这也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原因之一。在我国社会组织不发达的情况下, 要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 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这就要求政府彻底从经济至上的管理中走出来, 由传统的管理和管制向服务转变, 担当起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服务的责任。

政府只有树立服务理念, 充实和强化会服务职能, 在诸如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扶助、公益事业建设等公共物品的组织生产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发挥更好的作用, 才能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二) 完善以社会公平为取向的公共政策

如果说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那么追求社会公平就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而社会公平的实现需要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来保证, 因此, 政府的公共政策必须以社会公平为取向。让我国更多的人分享到发展的好处和成果。这应该成为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出发点, 并且贯穿整个公共政策的始终。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社会公平, 但是市场经济不会自发地实现社会公平, 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保障。用制度方式对困难群体的基本权利加以保护, 正是社会公平对市场缺陷的一种补偿。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是一个抽象的口号, 须具备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实现社会公平必须有政治基础的保障, 即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要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 必须首先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保证人们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 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完善民主制度, 建立一种公平的法律政治机制, 达到政策上的公平。

需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 在社会公平问题中的弱势群体。根据罗尔斯的正义的两个原则, 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 必须符合利益分享的公平机制, 将社会各阶层、集团的利益放在平等的位置上, 或者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时带有倾斜性的, 但这种倾斜性的公共政策要有利于最少受益的群体。例如, 我国在近30年的改革发展中贡献最大、受益最少的莫过于广大农民了, 因此, 当前党和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该适当向农村、农民倾斜, 保障农民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利益, 取消农业税就是符合罗尔斯社会公平原则的政策表现, 下一步要做的, 应该是制定有利于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了。当然不仅农民, 其他弱势群体, 如城镇、城市中的失业者, 都应纳入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的对象中, 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来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

(三) 建立和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民生即民众的基本生活条件或基本生存状态, 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经济刚刚起步, 我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扮演者“经济性政府”的角色, 公共投入的重心在经济, 而非民生, 因此, 改革开放近30年, 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 社会保障却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水平。美国从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就开始构建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英国从1945年也开始建立这一体系。从我国的现实状况看, 2003年人均GDP己经超过了1000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数字, 从可比价格和实际购买力来看, 我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己经略超过当时的美国和英国;而从公共财力, 更是远远超过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因此, 无论从人均收入的角度, 还是从公共财力的角度, 我们都应当开始着手建立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建立, 既不在于资金问题, 也不在于工作的难度, 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公共财政制度, 科学的公共财政制度应该体现财政的公共性, 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生产、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等事项, 而从竞争性领域、盈利性的领域退出来, 现阶段我国的公共财政支出应该投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 尤其是用于建立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制。

根据中国二元社会的特点, 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其支出大致可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部分:城市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由于基础较好, 近年来投入也较多, 现在基本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实现才是重中之重, 是现阶段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重头戏, 也是政府公共行政的主要任务之一。只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保、困有所助, 人民群众才能安居乐业, 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摘要：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力量, 政府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社会, 避免社会发展中社会差距过大, 并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的重要责任。一方面社会公平是现代公共行政的首要价值选择, 这是由政府的公共性所决定;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维护社会公平, 政府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力量依托。

关键词：社会公平,公共行政,政府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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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庆行.公共行政导论.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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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责任 篇9

但是,我国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直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据统计,到目前为止,80%的中小企业的流动资金严重不足,但中小企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比重只有10%左右。在面对金融危机,国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贷款难并没有得到缓解。2009年第一季度贷款新增数量超过全年5万亿元新增贷款额度的六成,但服务中小企业和“三农”为主的短期贷款仅占25%,且二月比一月锐减3 000亿元,显示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和融资已经勒得愈来愈紧,而银行48万亿元存款资金绝大多数仍与中小企业无缘(2)。原因大概在于,危机中企业经营环境进一步趋紧,银行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放贷条件比以往更加严格。由于中小企业难以从银行得到贷款,多年来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往往是民间借贷甚至地下钱庄,承担过高的资金成本,侵蚀了企业发展能力。

如何系统地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这不仅一直是个理论热点,而且各宏观政策部门和各级政府为之做出了各种有益探索。本文将基于一般理论角度,归纳和总结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一般性和和特殊性,通过归纳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系列措施,强调解决现实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的地方政府责任。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所谓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指同大型企业相比,规模小的企业较难得到外部资金。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渠道主要包括发行有价证券和票据进行直接融资以及向金融机构间接融资,但是对大部分企业来说,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是从银行获得贷款,因此,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主要表现为,中小企业的贷款难。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另一面是银行给予中小企业贷款的意愿弱。对于自主开展业务的商业银行来说,贷款意愿则主要基于资金“三性”(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的评估。因此,从银行角度,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的根源在于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的劣势,主要表现为:(1)中小企业规模小,一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和市场竞争力不强,企业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对于银行来说,贷款给中小企业存在着因企业破产产生的贷款坏账风险;(2)中小企业通常自身不能提供充分的抵押资产,因此,在缺乏有效抵押和担保的前提下,提供中小企业贷款意味着资金安全性缺乏保障;(3)中小企业缺乏健全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化的管理,容易因经营者人格和道德问题产生恶意逃废债务现象。因此,某种意义上,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不是中国才有的特殊现象,而是一个普遍性、一般性的问题。

但是我国当前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确实存在特殊的一面,表现为:(1)从银行方面来看,作为我国目前银行体系的主体,五大商业银行是从国有专业银行转化而来的,至今与各级政府及政策部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存在向国有大型企业贷款倾斜的业务传统,在改制之前,表现为意识形态偏好,不给私有和民营性质的经济提供贷款减少了犯错误的可能性;在改制之后表现为要服务于“抓大”的政策导向。(2)从我国的中小企业来看,与国外的中小企业相比,我国的中小企业缺乏成长性。原因在于,多年来,高层决策层一直抱有改善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迫切愿意,各级政府都将振兴民营经济、发展中小企业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一环,因而导致对中小企业的审批放松,人为降低企业设立的门槛,多数企业创立前往往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论证,甚至未经立项、审批。设立容易,倒闭也快。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3年左右。而生存下来的中小企业依赖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自身缺乏成长的规划。另一方面,各类新创中小企业集中于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创新能力很低,应对市场周期的免疫能力低下。到目前为止,全国中小企业将近30%集中于纺织、玩具、服装等低附加值加工制造业,创新型的或科技型中小企业所占的比重仍然不足10%。(3)由于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等配套的制度缺失,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更为严重。我国尽管从2001年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了企业信用预警系统和个人征信系统,但是,一直未能在全国建立成熟的个人和中小企业信用体系,这导致难以进行完整记录和有效惩罚个人失信和企业不良信用,因而中小企业不重视信用、不规范经营的现状得不到有效逆转。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5O%以上的财务管理不健全,许多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经财务审计部门承认的财务报表和良好的连续经营记录;另据有关调查,我国中小企业6O%以上信用等级是3B或3B以下。

总之,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表现为银行与企业之间的隔膜,中小企业的缺乏抵押资产和难以得到有效担保和经营不规范等先天劣势导致银行在贷款业务中排斥中小企业。我国特殊国情和现实背景下,中小企业缺乏成长性和信用状况差使我国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更为严重。

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理性思路

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由于中小企业的贷款难一方面被认为是中小企业自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银行的客户偏好问题,因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1)应该解决中小企业的“优生优育”问题,应该使多数中小企业从创业之初就具有潜在成长性,因而应该对中小企业的创业有合理和先进的产业规划和引导,对有潜力的中小企业给予扶持。(2)应该推动中小企业建立良好的整体信用生态。中小企业的整体信用状况改善,需要所有的企业努力,显然让失信得到处罚、守信得到奖励的机制是集体行动的产物,事实表明,没有政府的推动,不可能产生企业建设“信用生态”自发行动。(3)改变银行的客户偏好,即改变银行“抓大弃小”的做法。在银行企业化经营、政府不得进行业务干预的前提下,显然银行客户偏好的改变依赖于两个客观变化:其一是经济体系结构的变化,如果整体上,国退民进,中小企业在各产业中的份额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银行会认为放弃了中小企业就是放弃了银行贷款业务,那么各大银行就会自发实现客户偏好的转变;其二是中小企业整体质量的变化,如果中小企业整体上都是“优生优育”的结果,银行则无资产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等方面的担心。如果上述两个变化是现实的,且是必然趋势,则银行的客户偏好的转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加速这一转化过程,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在推手,以实现商业银行客户偏好转变的“惊险的一跳”。因而,至此本文强调,各级政府部门尤其在解决当前的中小企业贷款问题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责任。

三、解决融资难问题的现实对策及有效性

目前各级政府在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过程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中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注定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总是宏观政策部门“曲高”各个商业银行“和寡”?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实措施主要涉及央行、银监会、证监会、财政部、科技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但从目前的措施实施主体来看,央行和银行、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等相关部门出台了很多措施,地方政府却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姿态,而地方政府责任意识的缺失是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症结所在。

到目前为止,央行和银监会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促进各商业银行增加中小企业贷款。这一解决问题的路径的主要基础在于,由于中国实现单一制度银行体系,因此央行、银监会等管理机构以及各银行的总行对基层银行业务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力,因而,行政式的指导和干预,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方法。主要措施有:(1)通过对商业银行的业务指导意见直接推动银行对中小银行贷款。例如,2009年3月23日,央行和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专辟一节提出多方面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要求各银行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要精细化。(2)指导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建立了中小企业信贷中心。(3)指导和要求各商业银行总行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其作用在于对金融机构发放小企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补助,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损失给予适度风险补偿。(4)指导和推动完善财产抵押制度和贷款抵押物认定办法,通过动产、应收账款、股权等方式,缓解中小企业抵质押品不足问题。鼓励各金融机构开展产权、非专利技术和股权等无形资产的质押贷款,开办融资租赁、公司理财、账户托管等多种中小企业融资业务。(5)银监会和央行还在试点支持金融机构开展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规范和促进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积极推进中小企业集合发债。(6)银监会近期还在探索建立专门承担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性银行,但美国承担中小企业贷款的专业金融机构CIT的申请破产事件,引发对这一动议的重新思考。

证监会也从另一侧面积极配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2009年10月23日,经过多年的酝酿,中国证监会推出了创业板。这一措施被认为解决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单一的现状,一批中小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显然能改变中小企业贷款市场的供求结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严峻性。

财政部采取了积极的配套措施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1)提供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推动中小企业产业结构调整。2009年中央财政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从39亿元增加到96亿元。同时,加强部门协调,提高资金使用效果,吸引带动民间资本。(2)结合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通过30亿元中小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通过贴息、补助等办法,重点推动轻工、纺织和电子领域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3)通过税收减免,对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损失提供补偿。近日下发通知,宣布从2009年10月24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将从税前扣除,此举将直接降低金融企业信贷成本,有助于中小企业得到更多信贷资金。

工信部为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创新基金,通过贷款贴息、无偿资助和资本投入等方式,扶持了大量科技型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上述部门采取的措施的共性是依赖垂直行政干预,力图改变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歧视,但在本文看来,这些部门的措施的有效性是打拆扣的,因为它并不能解决因中小企业自身劣势导致的银行的贷款资产的风险。对自主经营的银行来说,其对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的增加应该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不是行政干预的结果,所以,中小企业贷款风险的分担和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的盈利性预期是问题的关键。而地方政府在中小企业担保组织建设、中小企业的信用生态建设、增强中小企业的成长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中管理中小企业事务的是各地的中小企业局和乡镇企业局,从它们的业务板块中,可以看到“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管理系统”小企业贷款增长风险补偿奖励资金申报系统“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统计报表统计系统”“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机构评价系统”等,这些业务板块可以看作是直接面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但可以看到的是,各地的中小企业局更多的角色是宏观政策部门的执行和协调单位,而不是一个主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主体。从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建设来看,各地政府应该积极地建设区域性和省级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以推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由于缺乏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目前建立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仅300余家,担保资金约达100亿元,这一规模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现实中,银行在中小企业信贷业务中往往面对一个现实,即许多中小企业恶意逃废债务,其直接受益者往往是经营者、厂长、经理,他们打着企业的名义,暗中转移企业资金、隐匿企业资产;以企业利益、员工利益为晃子,以稳定为借口,要挟地方政府,要挟政法机关,从而在诉讼中将银行置于非常不利的境地,银行不但贷款收不回,而且还要倒贴诉讼费。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本地中小企业信用生态的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失败,而这种失败又往往是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工作重心错偏的结果。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中小企业数量多,单个的中小企业对于区域经济、行业经济微不足道,无碍大局。对于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地方政府要么无暇顾及,要么不屑一顾。尤其是当企业面临困难,需要救济时,很难象大企业那样会受到重视。企业倒闭,政府和其它相关者损失不大,相关部门该收的税费一分也少不了,企业管理人员的年薪、福利不但少不了,而且可在新组建企业中谋得相应职位,唯有银行债权从此石沉大海。所以地方政府必须通过宣传教育使企业自觉做到诚实守信;通过政府强力监管使企业不能不诚实守信;通过对守信者的褒扬、对失信者的惩诫,营造良好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使银行重拾信心。

四、简短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个既具有一般性和世界普遍性也具有中国体制特殊性的问题,其本质是在银行企业化经营前提下,如何改变银行“抓大弃小”的贷款业务偏好、增强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心问题。从目前出台各类措施来看,主要是银监会、央行和财政部、工信部等部门通过行政方式干预银行来推动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在本文看来,这一路径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本文认为,第三方的信用担保、培育“优生优育”中小企业的机制、提高中小企业的生存质量、建设中小企业的信用生态等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从中小企业本身入手,通过提高银行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的安全性和盈利性预期,才能最终形成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业务偏好,而在这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承担了不可替代的责任,应该发挥关键作用。

摘要：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既具有一般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解决这一问题的现有措施是通过垂直的行政指令和指导方式推动银行放款。但这一路径的缺陷在于它与银行自主开展业务的要求形成内在冲突,效果不理想。因此,只有从中小企业自身一般性劣势入手,通过中小企业的“优生优育”、盈利性预期的增强以及中小企业信用生态的建设,让银行在自主发现过程中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意愿,而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责任,应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融资难问题的一般性,中小企业贷款难,地方政府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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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责任 篇10

1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与建设用地指标挂钩制度的背景和紧迫性

1.1 地方负责粮食安全保障,才会真正使耕地利用效率得到重视

(1)粮食安全保障缺乏制度激励。耕地红线保障制度在微观上存在激励问题。种粮积极性不高和抛荒现象大量存在,精耕细作难以普遍推行,耕地浪费与建设用地紧缺并存,土地资源利用不均衡。粮食安全责任落实到地方政府,粮食安全保障绩效与地方政府建设用地指标挂钩,解决建设用地与粮食安全对立问题。粮食安全保障做得较好,可望得到较多建设用地指标;要从中央政府获得较多建设用地指标,就必须节省耕地面积,腾出更多耕地;在耕地面积降低趋势下,不能影响粮食安全保障,甚至要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以期获取更多建设用地指标奖励,就必须更加精细利用本地耕地资源;良性循坏使地方政府更加精细利用耕地,最大幅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的;这一切良性循坏,都建立在将粮食安全与建设用地指标挂钩的制度设计之上。而粮食安全保障做得不好,难获较多建设用地指标,只能发掘耕地潜力,最终实现粮食安全,才可获取较多建设用地指标奖励,促进耕地深化利用。粮食安全保障与本地可利用耕地资源、建设用地资源之间关系紧密,较多建设用地资源建立在节约耕地资源、提高单产、耕地利用效率大幅提升的基础上。也是对土地资源总体利用效率的提升。

(2)耕地保产量-粮食安全换建设用地的路径选择。耕地资源不丰富区域,不能实现粮食安全保障自给,会从区域外购进或进口粮食,粮食作为战略资源的竞争加剧,激励粮食耕作者生产粮食这一战略物资。不许难以自给的区域将购进或进口粮食的较高成本转嫁给居民,必须平价向居民提供粮食。这是耕地保产量、粮食换建设用地的思路。耕地保产量就是耕地利用精细化,最终换取更多粮食保障本区域粮食安全,为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奠基;也为未来获取建设用地指标腾出更多土地。粮食安全换建设用地,就是粮食成为获取建设用地的砝码,建设用地建立在粮食单产提升基础上。只有单产提升才会提高总产,降低耕地面积,腾出建设用地指标。单产增长幅度必须高于耕地面积减少幅度,超出增幅P=M-L=D3/D1+(M1-M2)/M2-(M1-M2)/M1。假定耕地原来单产为D1,提升后单产为D2,耕地原有面积为M1,单产提升后所保留耕地面积为M2,节余耕地作为建设用地,面积为M3,耕地原来总产为Z1,提升后总产为Z2,Z1=D1M1;Z2=D2M2;假定M1/M2=D2/D1;仅有Z2=Z1;粮食总产并未提升。不能获取额外建设用地指标奖励,即使有面积为M3的节余耕地可作建设用地指标,不能获取中央政府审批。必须有符合面积为M3的建设用地指标的必须提升的总产幅度作为依托,才可获面积为M3的建设用地指标。假定获得面积为M3的建设用地指标,必须实现粮食安全保障要求是总产达到Z3,Z3大于Z2,并假定Z3-Z2=Z4,必须有相当Z4的总产增量才会获取中央政府面积为M3的建设用地指标奖励。为获取面积为M3的建设用地指标奖励,单产必须继续提升,提升部分为D3=Z4/M2,单产继续提升后最终达D4=D3+D2,单产最终相当于原有最初单产D1的比例N=D4/D1=(D3+D2)/D1=D3/D1+D2/D1=D3/D1+M1/M2,为获面积为M3的建设用地指标奖励,最终单产提升幅度M=N-1=D3/D1+M1/M2-1=D3/D1+(M1/M2-1)=D3/D1+(M1-M2)/M2,高于耕地面积减少幅度L=(M1-M2)/M1,超出增幅P=M-L=D3/D1+(M1-M2)/M2-(M1-M2)/M1,因M20,即P>D3/D1,P超出D3/D1部分为正值(M1-M2)/M2-(M1-M2)/M1。

1.2 中央政府主要精力放在监督考评,才会更有效保证粮食安全实现

土地指标与粮食安全挂钩制度,将中央政府从压力与责任的双重矛盾中解脱出来。中央政府掌握土地用途管制权,但一边是全国范围的粮食需求压力,一边是土地指标管控压力。在向处于权威地位的中央政府申请建设用地指标时,地方政府做出最大努力;但在解决本区域粮食安全方面缺乏责任和可考核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申请建设用地指标艰难,但争取到指标后,并不需承担相称的粮食安全保障责任,因而难以体谅中央政府的粮食安全保障压力;中央政府承担的粮食安全保障压力越大,越不愿轻易增加建设用地指标。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信息不对称。中央急于确知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和增产潜力,以及抛荒现状;地方政府不能着眼粮食安全保障,落实本区域粮食安全责任,对粮食安全现状及问题底子不清,建设用地指标需求与存量存不协调,资源利用不经济。

1.3 粮食安全与建设用地指标挂钩合理性

建设用地指标紧缺是城市化发展中最大的资源瓶颈之一。经济结构转型要依托城市化拉动内需,增加耕地及粮食安全隐患。粮食安全保障制度设计要求权益责任对等。地方政府粮食安全保障要将对耕地面积和建设用地指标的关注,演进为耕地面积基础上产量的保持与增加,并将产量与建设用地指标挂钩。

2 地方政府承担本区域粮食安全责任

2.1 目前粮食安全保障主体与建设用地使用主体分离的缺失

粮食安全保障主体与建设用地使用主体分离造成粮食安全危机与建设用地指标紧张并存。

2.1.1 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粮食安全保障及建设用地上着眼点不同

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建设用地需求紧迫,中央政府不得不将粮食安全保障作为决策出发点;为发展经济和城镇化,地方政府更偏重考虑建设用地指标。中央政府担心城市化发展中的土地利用粗放,浪费珍贵的耕地资源,建设用地比例过高,难以确保粮食安全。建设用地指标与经济发展速度等非粮食安全要素挂钩,造成中央政府的粮食关切与地方政府建设用地冲动存在差距,地方政府关注经济发展速度和建设用地审批增量胜过关注粮食安全。这样,耕地潜力未能发掘,单产较低,粮食安全难以落到实处,中央政府对粮食安全不敢放松,建设用地审批严格,地方建设用地难以满足,耕地潜力不能发挥。低效的耕地使用效益成为粮食安全和建设用地满足的障碍。

2.1.2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决定地方政府建设用地指标

中央政府担心粮食安全,地方政府感觉建设用地指标紧张。要将中央政府的粮食安全关切,细化为地方政府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以此决定地方政府获取建设用地指标数额:地方政府保障区域粮食安全能力提升,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奖励提升单产;地方政府保障区域粮食安全能力不变,建设用地指标不变,激励其提升单产;地方政府保障区域粮食安全能力下降,建设用地指标下降,以示惩罚。

2.2 地方政府必须确保本区域粮食安全

2.2.1 因征地减少耕地必须对本区域粮食安全负责

建设用地紧张与耕地效率低下并存,必须落实主体,明确责任。谁因征地减少了耕地面积,谁负责粮食安全。粮食安全落实到地方政府,真正实现责任与权利对等。地方政府不需承担粮食安全保障责任的责任权利不对等现状,必须得到改观,否则粮食安全保障不能落到实处:耕地潜力未发挥,单产较低,抛荒严重;建设用地紧张,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和城镇化速度,影响内需扩大和经济结构转型。

2.2.2 粮食安全保障地区负责制不会造成不公

(1)所有地区必须建立粮食安全负责制。无论耕地保有面积和人口禀赋,资源禀赋好的地区和耕地存量少的区域,都必须建立严格的粮食安全保障地区负责制,建立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考核责任制,严格考核本区域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考核结果与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的区域,按照提升比例适当增加建设用地指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下降地区,适当降低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没有发生变化,建设用地指标分配保持不变。

(2)要素复杂性决定了不会造成必然不公。决定区域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要素复杂多样,要素禀赋不等同于保障能力,耕地面积存量、抛荒比例、复种指数、利用比率、粮食增产技术及其推广、水利条件、单产增产潜力、人口数量、流动人口比例、本区域粮食节约状况、粮食深加工用途等多种因素从不同方向和程度影响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潜力。粮食增产潜力禀赋不同区域建设用地指标增加余地并无必然规律,这一制度并未造成不同耕地禀赋区域的不公平。增产潜力禀赋较好区域是指粮食产量较高区域,增产潜力禀赋一般区域是粮食产量处于一般水平的区域,粮食生产资源禀赋不好区域是指粮食总产量较低区域。三类区域的粮食总产量不同,可能源于耕地面积,也可能源于单产不同。不同的人均粮食水平,是由当地耕地面积总量、单产水平和人口数量及粮食的主要使用效率等因素决定,耕地面积总量一定,是否抛荒和抛荒比例、复种指数高低都会影响耕地面积的实际使用效率。劳动力投入多少,管护水平和精耕细作程度,节水灌溉普及,农业技术推广力度,中低产田改造,配方施肥推广力度等都决定了单产提升比率和潜力;粮食主要用途及利用效率也决定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节约粮食、粮食深加工得到有效控制,都会提升区域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同区域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增加潜力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实现粮食自给的区域,未必没有增加粮食安全保障的潜力,通过耕地单产提升,人均节约粮食幅度增加,降低粮食深加工比例,提高粮食复种指数,减少抛荒面积,有很大增产潜力。一旦能大幅度增加本区域粮食增产潜力,将会获得中央对本区域的建设用地指标的奖励。长期不愿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区域,将不会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为有效激励县市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可继续分解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考评指标和奖惩指标。

(3)制度改进发掘增产潜力。挂钩制度会有效解决建设用地紧张,中央政府真正将事关全局的粮食安全责任分解落实,不再在粮食安全与地方政府的正当建设用地之间艰难权衡。要注重不同区域确实存在的能力增加难度问题,合理制定指标,将真正做出巨大努力的地区的增长潜力发掘出来,实现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与确保建设用地指标满足双赢战略。

3 地方政府粮食安全责任强化制度实施意义

3.1 粮食安全保障理论实施需稳健推行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改革,事关全局,要慎重进行,关系到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需要严密筹划。关系到重大战略问题,必须严格控制制度效益,探索多元化保障粮食安全的模式创新,降低粮食安全保障改革风险。粮食安全制度改进必须考虑不能失控。在粮食安全领域,在幅员辽阔的国土针对超级数量的人口改进粮食安全制度,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比较妥帖的制度效果控制才适宜制度改进尝试。

3.2 挂钩制度不会引发粮食安全保障不稳定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增减与地方政府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中央政府最关切的重大战略实施与困扰地方政府的最关键资源的配置权利紧密挂钩,两级政府关切点达成高度一致,制度设计保障两个战略完全吻合,高度协调,降低了可能遭遇的粮食安全风险和危机。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保障与建设用地挂钩制度,粮食安全保障可行性提高,粮食安全要素利用和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升,中央政府粮食安全信息对称实现制度改进。逐级下放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和责任,激发地方政府解决本地粮食安全的创意,为地方政府区域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的模式创新提供机遇。责任明确,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比较激烈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竞争。为众多理论提供比较稳妥的实验空间,为诸多模式试点及筛选提供平台。地方政府可有更多激励尝试诸多理论模式的可行性,最终选出既满足粮食安全保障目标又高效利用土地,可持续提供建设用地的最佳制度组合。

4 明确地方责任细化并落实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责任

4.1 中央政府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优势和挑战

中央政府长期以粮食安全保障为己任,这一制度安排利于宏观调配资源,管控要素,全局安排供需不均的粮食问题。但也存在责任过分集中、一旦失守危及全局的严峻问题。将信息不对称的中央政府置于最关键的粮食安全保障责任人位置,虚化了真正信息对称的主体———地方政府,将最有建设用地冲动、与耕地面积关系最密切的地方政府放在被管控位置,而非责任承担者位置,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形成管理-被管理关系,而非监督———责任人关系。明显加重中央政府责任,减轻地方政府责任,使真正利益主体脱离责任,建设用地利益与耕地效率责任难实现动态相关。制度转变在于明确地方政府责任。中央政府管控者变为监督者,分散责任,安全更有保障;地方政府由被管控者变为被监督者,责任更大;地方政府由不用承担责任转变为承担主要责任,安全保障总体能力提升。

4.2 粮食安全战略推进阶段

中央政府长期以来的实践,反映了粮食安全从不是问题到成为问题,再到成为可以控制的问题的过程:

(1)第一阶段是粮食安全战略前的历史时期。不能完全解决温饱问题背景下,为温饱不懈努力,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条件保障温饱。温饱没有实现前的绝大部份时间属第一阶段。粮食安全未作为焦点问题提出,只作为技术突破目标出现。

(2)第二阶段是温饱问题解决到目前。第一次通过技术提升和资源利用最终解决吃饭问题,这一阶段粮食安全成为关注焦点,正式提出粮食安全战略。提出背景首先是有能力解决粮食问题,其次是虽然建设用地对耕地的侵蚀加剧和未来人口增加,但有可能基本解决温饱。从战略上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粮食安全成就,既有历史成就感,又有土地与人口的压力。中央政府庄严提出粮食安全战略愿景,并义无反顾承担起战略实施。

(3)第三阶段是中央政府监控下的地方政府责任制。粮食安全保障战略常态化后,中央政府有效分解安全保障责任,将责任下移地方,中央政府从责任承担者演变为监督者的阶段。这一转型面临挑战是将成为关注点的粮食安全战略实施转变为可控制的问题。所谓可控制问题,是指无需中央政府目前如临大敌的态势和对耕地红线的担心,将自己置于粮食安全重压之下,面临来自建设用地指标需求剧增的压力和粮食压力的双面夹击,难以从容处理土地利用效率、粮食面积、复种指数、抛荒治理、单产提高、节约粮食、粮食深加工、建设用地指标、城市化发展、内需扩展、经济结构转型等综合问题,不能从更加根本的角度考虑全局问题,面临琐屑而具体的诸多相关要素的纠结,不得从容处理战略问题。要从战略上下放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责任,最终实现中央政府监督职能的发挥。

4.3 粮食安全发展阶段责任转变

第一到第二阶段的转变,是从技术没有自信到完全掌握技术的巨大飞跃。这一阶段需要中央政府从政策和科技上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扶助,尽快摆脱粮食不能稳定自足局面。这一阶段,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需要从居民到地方政府,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齐心协力,不存在目前意义的粮食安全问题。目前意义上是能从技术上解决粮食安全保障问题,但可能因资源不合理配置,耗掉可满足温饱的耕地资源和粮食,资源配置引发粮食危机。第一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全体居民责任共担。第二阶段通过农业技术提高,控制粮食生产要素的最大生产潜力。从温饱前社会进入温饱甚至小康社会,巩固技术成果,从制度层面制定粮食安全战略。最佳制度安排是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上升到国家战略,成为全民共识。作为最严格的粮食安全保障战略,开始建立战略之初,最佳选择是上升为中央政府责任,以中央政府权威建立粮食安全战略至高无上的地位。

4.4 粮食安全战略推进需要中央政府的权威

(1)中央政府负总责彰显粮食安全重要意义。中央政府之所以主动承担粮食安全战略这一艰巨责任,有深刻内涵。温饱向小康初级阶段的转变,成为中央政府巩固成果,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的契机。在政策和科技优势下,土地资源配置与粮食需求相协调,巩固好来之不易的战略成果。

(2)上升再责任下移符合战略路径最优选择。中央政府对粮食安全负总责,是为下一阶段地方政府责任制奠定良好基础。没有中央政府不遗余力坚持不懈,目前经济发展需要建设用地背景下,粮食安全战略难以建立并巩固。建设用地的巨大利益,成为制约耕地面积稳定的重大经济因素。这一严峻背景是中央政府建立耕地红线的基本原因,划定耕地红线后,以顶层设计的严肃性确保不被突破,并将占补平衡、先补后占作为耕地使用原则,都以中央政府权威奠定粮食和耕地的严肃地位,为责任下移和接受严厉监督奠定基础。先上升到最高战略再责任下移路径是:此前粮食安全战略没有提出,现在成为国家战略,将来转变为地方严格执行国家战略;此前没有提出粮食安全责任,现在以国家负责为主,未来转变是分解责任,地方承担主要责任。粮食安全战略从无到有,具有突破性。体现于在从温饱不能解决的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时,一步跨入国家战略,并成为顶层制度设计,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中央政府负总责。一般的长期处于地方政府层面的战略,难以获得更高层级重视和关注,不会产生较重大的战略影响,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与粮食安全战略相比,不具有优势。只要时机成熟,作为顶层设计的粮食安全战略在获得全民共识背景下,进一步细化制度保障模式,改进中央政府负总责的制度安排,成为中央政府监控下的地方政府责任制。不在第一阶段之后就提出地方政府责任制,反映了中央政府的战略考虑。只有从第一阶段齐心戮力的阶段跨越后,以中央政府负总责方式,提出粮食安全战略,才会为此后地方政府责任制奠定坚实基础,比开始就将责任划归地方政府,从战略层面高出很多,影响和决策意义重大,收效显著。可见,先上升到最高战略再责任下移,战略地位很高,影响有全局性,责任由中央与地方负责,中央监督,地方负责;而责任一直在地方层面的战略,地位较低,影响具有地域性,责任和实施都由地方负责。

(3)中央政府责任下移需要时机选择。粮食安全战略没有在民众心中建立绝对权威背景下,贸然仓促建立地方政府负责的粮食安全责任制度,无益于这一战略的保障力度加强。区域性战略层级低,涉及面窄,很难获得巨大推力,难以长期发生深刻影响,影响实施效应。转变责任制的最佳时机,是粮食安全战略第二阶段任务已完成。一方面,粮食安全战略深入人心,获得全国上下广泛共识,能够实现更深层次推进。如果时机不成熟,贸然将中央政府负总责制度转型为中央政府监督下的地方政府责任制,会降低这一战略权威性,甚至使这一顶层设计执行力度不足,最终不利粮食安全保障。第二方面,存在制度转型压力,中央政府土地用途管制已产生很大效力,不致发生建设用地失控,有可能造成耕地利用效率不高并愈演愈烈,制约经济发展。要在严厉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下,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在地方保障粮食安全能力不下降基础上,为耕地利用率提升做出制度安排,压力达到临界点,地方政府对要素的配置从粗放型向精细型过度,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时机成熟。

(4)制度转型是精细管理土地资源的必然选择。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是基础,保证耕地面积条件下,提升耕地复种指数,节约耕地面积,才可望获更多建设用地指标;提高单产,节约耕地面积,才可望获得更多建设用地指标。建设用地权利与粮食安全责任制度演进的第一阶段,没有建立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缺乏建设用地与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关系意识。第二阶段耕地面积成为问题,中央政府主要承担粮食安全责任,建设用地权利主要归地方政府;第三阶段耕地面积成为可控问题,责任与权利挂钩;粮食安全能力提升可获建设用地指标奖励。粮食安全战略责任与权利对等,建设用地与耕地精细管理,需政府关系转型。以往无第二阶段中央政府亲自负总责抓粮食安全,粮食战略保障就不可能得到国民重视关注;第二阶段国民已圆满达成粮食问题共识后,中央政府亲自负责粮食安全的原始设计最佳退出时机到来,即可将已获共识的粮食安全责任交由应承担本地粮食安全保障责任的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保障粮食安全责任与建设用地指标权利对等,建立“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负主要责任”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圆满实现制度转型。

5 挂钩制度配套措施

5.1 人口较多耕地较少的经济发达区域粮食问题

人口较多、耕地较少的经济发达区域可出资购买其他区域粮食作为粮食安全保障。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可通过自有要素调整实现,充分提高本区域耕地面积精细利用,降低抛荒面积,提升复种指数,提高耕地单产升高要素的科学配置水平,最大限度节约粮食,压缩深度利用粮食加工能源比例,极大程度满足本区域粮食安全需求。一旦从区域外购进或进口粮食比较合算,在成本较低背景下较快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仅满足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更可望在较高程度增加建设用地指标数额,无疑促进粮食流通,有效提升粮食主产区域粮食价格,激活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要素,激励粮食主产区劳动力投入和耕地利用效率提升,提升粮食安全效率。

5.2 不能增加居民粮食负担

出资购买粮食的政府必须确保粮食供应不能增加居民粮食负担。引入粮食保障能力评价后,粮食保障能力成为建设用地指标增减的主要指标,不免引发地方政府间为提升本区域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进口或购进粮食的激励。这一激励可促进粮食战略地位提升,间接促进粮食耕种主体劳动及要素投入增加,提高收入和单产,促进耕地效率。引发粮食价格提升,必须向居民平价售粮,地方政府根据情况拿出建设用地转让金补偿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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