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分析

证据分析（精选十篇）

证据分析 篇1

1998年4月22日, 昆明警方从停放在圆西路人行道上的一辆昌河面包车内, 发现一男一女被枪杀在车内, 身上财物被抢劫一空。经查, 死者为两名警察, 男的叫王俊波 (化名) , 女的叫王晓湘 (化名) 。因案情重大, 昆明警方成立专案组专门侦办此案。通过一系列工作, 死者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 (化名) 进入专案组的视线。专案组传讯了杜培武, 并围绕杜培武进行了一系列的鉴定、测试、检验、最后将其确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 杜培武开始一直拒不承认, 后来却作了有罪供述。1999年2月5日以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 杜培武不服, 提出上诉, 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后, 认为该案存在问题和疑点, 在维持原判的基础上, 降格死刑缓刑二年执行。此后杜培武被投入监狱服刑。

2000年6月14日, 昆明警方破获一起杨天勇 (化名) 劫车杀人团伙案, 意外发现被害人王俊波、王晓湘的凶手是杨天勇三人。杜培武案真相大白, 2000年7月6日,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杜培武无罪, 当庭释放。

二、案例简析

可以说杜培武虽然有刑讯逼供的行为, 但是这并不是导致冤案的唯一原因, 在侦办过程中, 本案引入了很多的科学证据, 诸如:射击残留物及附着泥土同一认定、警犬气味识别鉴定、测谎仪等, 但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对科学证据的错误观念的误导, 最终使本案引向了错误的侦查方向。我们通过这一案例, 对科学证据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何家弘教授说:“可以毫不夸张的语言, 21实际的司法证明将是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可以说, 我们的司法证明, 已经从蒙昧的神明裁判到笃信被告人口供的时代逐步向依靠科学证据的时代过渡。但是, 不得不说, 科学证据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能够通过它精密的技术分析, 快速指明案件的侦办方向;也会由于对科学证据过度迷信, 导致冤案的发生。

科学证据又称科技证据, 通常是运用科学技术原理和方法发现、收集和保全的证据, 它与传统证据的区别在于其科学证据的特征。例如:电子证据、指纹鉴定、声纹鉴定、毒物学等。

科学证据的可采性, 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谨慎肯定, 再到积极肯性的过程。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证据的迅速发展, 科学证据的可靠性也不断的提高, 刑事案件中对于科学证据的应用也越来越普遍。

在本案中, 侦办机关采用如下科学证据:

(一) 警犬气味识别

是指侦办人员从犯罪现场提取嗅源, 让警犬嗅闻, 然后与被告人身体气味进行对比, 以确定被告人是否到过现场的一种鉴定方法。因警犬气味识别结果会受到警犬的习性、能力、身体状况等诸多因素影响, 警犬识别的结论有无证明力的问题, 各国做法不尽相同。在日本, 就认可警犬识别证据的可采性。但是在我国因为没有一套完善的科学方法, 因此在法律上一直没有把他列入物证的范围内。在本案中, 杜培武被警方控制后, 10只警犬 (其中3只全国功勋犬) 对他进行了43次气味鉴别, 41次认定杜培武的气味与昌合面包车上的气味同一, 证明杜培武驾驶过该车。 (1) 这些结论使办案人员错误的认为杜培武就是嫌疑人而加大了审讯力度。

然而, 这份气味鉴定并非可靠的, 对于这份气味鉴定结论, 辩护律师提出:本案《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照片》仅仅记载汽车“离合器踏板”上附着有足迹遗留泥土, 因此由警犬用杜培武鞋袜的气味和“刹车踏板”、“油门踏板”上附着的足迹遗留泥土作气味对比, 因而怀疑其泥土来源有问题。退一步讲, 本案案发是在1998年4月20日发案, 直至1998年8月3日由警犬甄别进行补充勘验, 嗅源经长期保管而发生变化和失效的可能性很大, 结论可靠性较差。

(二) 拉曼测试

在使用枪支进行射击的时候, 贮藏在弹壳内的火药在点火瞬间剧烈燃烧, 其产生的能量将弹头猛然推离, 未燃尽的火药残留物一部分随弹药从枪口喷出, 一部分附在枪管内, 还有一部分会从抢后喷出并附着在射击者持枪的手上和衣服上。拉曼测试就是对这种微量物证进行检验的良好方法。在杜培武衣袖上检测出军用枪支射击残留物质, 说明杜培武曾穿着该衣服进行射击。但是在戒毒所的多名干警证实, 被告人杜培武曾两次参与单位组织的射击训练, 打靶中先后使用国手枪、步枪、机关枪等等, 而杜培武平时不爱洗衣服, 其打靶回来后将脏衣服一扔就是几个月, 所以在杜培武衣袖上查出射击残留物, 并不能证实被告人杜培武在4月20日晚用手枪杀死两名被害人。

(三) CPS测试就是测谎仪测试

本案中, 测谎专家对杜培武进行了测谎实验, 测试的题目内容和案件有密切联系, 如:“4月20日晚上有没有离开戒毒所?”、“是不是你上车开枪把他们杀死的?”、“是不是你用王俊波耳朵枪把他俩杀死的?”等。杜培武据实做出了回答, 但是测谎仪显示的是杜培武所说的是谎言。测谎专家由此认定杜培武应知情或参与作案。办案人员据此认为杜培武隐瞒事实, 于是从6月30日晚到7月19日, 对杜培武进行了刑讯逼供。当时, 辩护律师也提出:侦查机关早委托作测谎试验之前, 并没有把握认定是杜培武实施了杀人行为, 而经过测谎测试之后, 就变成了“证据充分”, 可是说本案中, 测谎仪的错误报告变成了刑讯逼供的帮凶。 (2) 关于测谎仪的可采性和证明力的问题, 各国采取的态度不尽一致, 我国学者对于测谎仪的使用态度也存在多方分歧。支持的学者认为, 测谎仪属于技术侦查手段, 测谎结果作为测试人员运用其知识和技能分析通过仪器记录被测试人的生理反应所处做的判断结论, 应具有证据能力, 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3) 反对者认为测谎仪是对涉案人员身体的各种生理参数的测试, 不是对案件事实本身的收集和鉴定, 因此不能作为独立的诉讼证据使用。 (4) 1999年, 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CPS多道心里测试能够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了测谎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使得我们在刑事司法实践中, 测谎结论不具有证据能力已经成为了定论。

科学证据给司法证明带来了便捷途径, 但也对司法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法律人可能对法律规范了如指掌, 但是对于专业的科学领域则可能一无所知。由于对科学证据的经验和知识的不足, 办案人员可能轻率的排除一些科学证据或者说盲目的相信科学证据。可以说世界上每一个科学证据都存在有错误的概率和错误的实例。我们都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 但是对比指纹的计算机却会有出错的概率。例如:在英国, 一位叫雪莉麦凯德的女子因犯罪现场的指纹被鉴定为是她而被关进监狱, 但是后来发现原来计算机错误的把两个细微差别耳朵指纹认定同一, 铸成冤案。在最为可靠的DNA证据中, 《检察日报》也曾经报道过一个乌龙案例:新疆库尔勒市公安局2004年曾经向一位被害人家属下发《鉴定结论通知书》, 称对某无名尸体进行了DNA鉴定, 尸体与申请鉴定人亲权概率达到了99%。尸体被火化后不久, 库尔勒市公安局再次在库慰公路的一处戈壁沙滩上挖出一具尸体, 2005年1月6日, 库尔勒市公安局再次给家属下发了《鉴定结论通知书》, 结论是第二具尸体才是报案中的被害人。其实, 很多的错误并非办案人员有意造成的, 只是侦查人员或鉴定人员无意犯下过错而已。科学证据使无数的冤案得以洗白, 但是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 这其实是任何证据所共有的问题。

人总会犯错, 科学证据出现也再所难免。除了鉴定人员的故意造假或者敷衍塞责外, 科学证据有时还会因为实验设备或实验手段的原因而打折扣, 即使像DNA这样的实验, 也完全可能存在出现错误的风险。其实, 科学证据只是司法证明的途径之一, 把它视为洪水猛兽或者将它奉为神明, 是我们不能理智对待科学证据的两个极端。因为对于科学证据的可采性问题, 我们国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定, 因此我们可以采用美国接收证据的标准, 美国接收科学证据的标准为:科学证据的可检验性, 科学理论是够已经公开出版, 并经过同行的审查;科学理论已知的或潜在的错误率, 在科学团体中的普遍接受程度, 以此为标准, 我们面对各种科学证据, 诸如:笔迹鉴定、毛发鉴定、声纹鉴定、血液鉴定、DNA鉴定、测谎仪鉴定等就可以根据其发展程度和实施条件, 做出可采性的判断。在科学证据的证明力上, 则需要进行个案衡量。由于能够保证证据可靠性的物证保管链制度、专家证人出庭制度、交叉询问制度、补强证据原则在我国并不完善, 因此在采信科学证据时, 应该更为严格和谨慎。

可以说, 我们所发生的冤架错案率相对于我们每年巨大的办案量来比,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但是, 对于冤案背后的家庭来说, 伤害却是百分之百的, 我们作为审查证据的机关, 应严把证据关, 保证案件公平公正。

注释

1廖正豪.科学证据之研究[D].台北大学, 1998.

2盛大林.当心!测谎仪可能沦为刑讯逼供的帮凶[N].检察日报, 2001-8-22.

3宋英辉.关于测谎证据的有关问题的探讨[J].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1999 (11) .

刑事证据分析 篇2

被害人陈述，是指刑事被害人就其受害情况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自诉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如果是被害人，他们的陈述也是被害人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通常也称为“口供”。内容主要包括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说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是口头陈述，以笔录的形式加以固定。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请求或办案人员的要求，也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笔书写供词。严禁刑讯逼供或以欺骗、引诱等方法套取口供。

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特别提示】共犯相互之间就共同犯罪的情况相互举发与个人的罪责相关，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而单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他人犯罪事实的检举，或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非共同犯罪事实的检举，属于证人证言。

五、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是指受公安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书面结论。鉴定人有法定的回避理由，应当回避。

鉴定结论与医疗单位的诊断证明在产生的程序上有原则的区别。

【特别提示】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应当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权提出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的要求。鉴定结论必须当庭宣读，鉴定人应当出庭，对鉴定过程和内容、结论作出说明，接受质证；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

六、勘验、检查笔录

(1)勘验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痕迹、尸体等勘查、检验中所作的记载。勘验笔录可以分为现场勘验笔录、物证检验笔录、尸体检验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等。

(2)检查笔录，是指办案人员为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生理状态，而对他们的人身进行检验和观察后所作的客观记载。检查笔录以文字记载为主，也可以采取拍照等其他有利于准确、客观记录的方法。

【特别提示】勘验、检查笔录由办案人员制作，鉴定结论则由办案机关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制作；勘验、检查笔录是对所见情况的客观记载，鉴定结论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的分析判断意见；勘验、检查笔录大多是解决一般性问题，鉴定结论则是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

七、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是指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或其他高科技设备所存储的信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

【特别提示】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时所作的录音、录像不是视听资料。

第三个问题刑事证据分类

一、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凡是来自原始出处，即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叫做原始证据，也称第一手材料；凡是不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而是从间接的非第一来源获得的证据材料，称为传来证据。

【特别提示】原始证据材料的证明价值大于传来证据材料的证明价值。在传来证据材料中，中间环节少的材料的证明价值大于中间环节多的材料的证明价值。

不能忽视传来证据的作用。

二、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

凡是可以肯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及可以证明犯罪行为轻重情节的证据，是有罪证据。

凡是可以证明犯罪事实不存在，或否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是无罪证据。

在立案或侦查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尚不明确，则说明有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就是有罪证据。

三、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

凡是通过人的陈述，即以言词作为表现形式的证据，是言词证据，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

凡是以物品的性质或外部形态、存在状况以及其内容表现证据价值的证据，都是实物证据。证据种类中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以及勘验、检查笔录均属此列。

四、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这是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的不同所作的划分。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

凡是可以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属于直接证据。直接证据不必经过推理过程就可以直观地说明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发生和是否是正在被追诉的人实施的。例如，证人某甲目睹某乙持刀杀死某丙的证言，或者某乙供述自己持刀杀人的口供，都属于直接证据。

凡是必须与其他证据相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属于间接证据。例如，被害人的尸体，只能证明发生杀人或者重伤致死的案件，但不能指明何人是凶犯，所以是间接证据。

【特别提示】孤证不能定案。

完全依靠间接证据认定有罪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1、必须严格遵守运用证据的一般规则。即：一切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

2、间接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

3、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以及间接证据相互之间必须协调一致，没有矛盾。如果存在矛盾，应当继续收集新的证据，使矛盾得到合理排除。

4、间接证据的证明体系必须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得出的结论必须是惟一的。

第四个问题刑事诉讼证明

一、刑事诉讼证明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狭义是指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来确定有无犯罪，是谁实施了犯罪，犯罪人的罪责轻重以及其他有关事实的诉讼活动；广义是指，除了上述人员以外，还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提供证据，运用证据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活动。

二、刑事诉讼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是指诉讼中必须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案件事实。

最高法院《解释》第52条规定：“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一)被告人的身份；(二)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三)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四)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五)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六)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七)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法定或者酌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八)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

【特别提示】概括起来，刑事诉讼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法方面的事实和程序法方面的事实两大类。

审计证据控制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篇3

引言

审计证据是指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获取的用以说明审计事实真相，形成审计结论基础的证明材料。收集、整理和评价审计证据是审计的核心过程。由于我国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多元化发展，审计客体也就变得更加复杂，审计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审计证据是形成审计结论的基础条件，其质量控制工作的提升必然会促进整个审计进程质量的优化，有效减少审计风险的发生率。加强审计机关审计证据的质量控制工作，是审计机关应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化潮流的必要准备。

一、审计证据质量控制现状

审计证据质量控制是以审计取证模式发展为基础的。审计取证模式经历了账项基础审计、制度基础审计、风险基础审计的演变轨迹。而这一演变是在审计面临内外变革时出现的，尤以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为主。当外界对审计的要求是查错防弊时，与之相适应的必然是账项基础审计，这时，审计方法并没将客观风险显现出来，人们并没有明确风险因素对审计的影响；当外界随经营环境的发展变化要求证明财务报表真实性、公允性的要求出现后，审计人员必然选择制度基础审计方法。风险成为人们的明确意识，抽样方法的使用将客观的风险完全暴露，职业界更意识到控制风险的重要性。从审计目标上说，风险基础审计与制度基础审计相同；从审计程序上说，风险基础审计没有脱离制度基础审计，其基本过程完全一致；从审计方法上说，风险基础审计比制度基础审计更强调审计全过程的风险因素分析与控制。现阶段，在审计风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风险基础审计已愈来愈受到审计实务工作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尽管风险基础审计模式被认为能够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审计环境，是现代审计方法的最新发展。但由于在实际工作中，审计风险的高低难以做出恰当的定量分析，从而限制了统计抽样的应用。即使审计风险水平能够合理进行定量分析，其审计结果是无论何种形式的抽样审计，均是根据对部分经济业务的实质性测试结果得出的结论。所以只能保证部分真实性，同时审计人员本身造成的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人们对分析审计认识的加深，以及对分析性审计证据质量的实证研究，逐步改变了审计人员对分析审计的认识，使得分析审计在审计实践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分析审计模式与上述三种审计取证模式相比具有不同的特性，主要表现在分析审计模式不具有特殊的审计程序，而是与上述三种取证模式有机结合，以各种分析技术作为审计的切入点，根据不同的审计目标分别运用账目基础审计和制度基础审计的取证程序。具体而言，针对内部控制较为健全的组织，可采用分析性测试与制度基础审计相结合的方法；如果组织的内部控制略差，更应加强分析性测试，以抵消内部控制可依赖性的不足；如果基本没有建立内部控制制度，还可采取分析性测试与账项基础审计相结合的方法。在这里分析技术已不仅是审计取证的一种技术手段，同时也作为审计取证的切入点，在审计各阶段运用分析技术，将本期资料与前期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根据其变动情况确定本期审计的重点，结合不同的取证模式，以得出更为准确的审计结论。

二、审计证据质量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审计证据不够充分

审计证据的充分性要求审计人员形成的审计意见要有足够的审计证据来支持，但有些审计工作底稿所反映的内容，只是一些审计人员在审计工作记录纸上抄录的一些被审计单位账表上的数字，至于其来源及渠道是否合法、合规，并未明确记载，也没有相关的材料说明，致使有些问题要求重新回头取证时，发现其性质并非如此。尽管审计证据准则中做出了“审计人员收集的审计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相关性、充分性和合法性”的原则要求，但许多审计取证，在取证之前没有系统地分析决策，仅仅凭经验盲目取证，导致证据不充分、不相关；取证后未能就取证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整理。

（二）相关事实证据不清楚

主要表现在审计证据与审计定性严重脱节，审计定性的内容在审计工作底稿中未能找到充足的证据，或是取证的材料含糊不清，有的在审计取证摘要栏里没有坚持一事一证；有的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漏掉关键的取证内容；有的使用了中性词、含糊词，以图争取被审计单位认可，达到顺利签字盖章的目的；有的取证内容不全，只记录一些数据，没有文字说明材料，令别人无法看懂。

（三）取证材料不够规范

对审计证据的充分性、相关性没有一个标准的尺度去衡量，取得的审计证据不充分和过滥同时存在。取得的审计证据数量不少，但相关性差，与审计具体目标及审计事项缺乏联系，与要查处的主要问题总是关系不大，甚至无关的审计证据收集了很多，还产生重复和互相矛盾的材料，进行归纳整理时很困难，无形中浪费了审计成本。表现在，需要通过审计人员分析、复算、核对等方法取得的证明材料缺少必要的过程记录，仅是对要反映事项的简单抄录，并无事情经过，无计算依据或者其他必要的说明；应由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说明材料、需进行调查函证的审计事项，用被审计单位提供的材料代替；审计组成员自制的取证材料格式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格式，汇总的数据来源不清；有的审计证据要素不齐全，缺少发生事项的时间、地点、审计人员记录的时间及凭证编号。

（四）审计取证方式单一

审计人员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审计过程偏好就账查账，审计取证习惯于片面地对照法规从账目中找问题，这使取证材料局限于摘录和复制会计凭证、账薄、报表等资料，对有关人员的言证和可以用录音、录相、拍照、计算机储存处理的、专门机构及专门人员的鉴定结论及勘验笔录，以及可用其他方式取证的，都较少采用或者根本没有使用，至使审计证据片面，说服力不够。

（五）不注重环境证据的收集

对环境证据的收集主要是指对被审计单位有关内部控制环境、会计系统、控制程度、各种管理条件、管理人员素质等事实的取证。在审计程序里有对被审计单位审前进行调查和进点后对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测试的重要环节，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也按规定做到了这一点，但并未对相关的符合性测试、审计调查进行记录，并编制审计工作底稿，造成审计意见书、审计建议、审计评价存在明显的证据不足。

三、审计证据质量控制方法

建立科学的审计取证决策程序。在审计取证中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使审计证据在取得的来源和方式上充分考虑客观性、相关性、可靠性、充分性、重要性、代表性、时效性和合法性等多种因素，真实反映被审计事项的客观事实，并且与审计目标高度相关。审计程序恰当，数量上足够，取得程序和方法合法有效，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时效性，从而有足够的证明力来支持所形成的审计结论。

（一）确定具体的取证目标

不同性质的审计项目，具体的取证目标是不同的。比如审计项目性质为财务审计时，具体取证目标就是证实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对会计报表所做的各项认定；审计项目性质为绩效审计时，具体取证目标则是各项经营指标、效率指标和效益指标等的完成和实现情况。总之，实现不同的具体取证目标需要采用不同的取证手续和方法。与具体取证目标有关的风险大小决定了需要获取证据的数量，具体取证目标还直接影响取证的对象和取证时机的选择。

（二）确定必要的审计手续

证据分析 篇4

关键词：证据,刑事错案,证据规则

当前理论界对于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探讨并不罕见, 主流观点认为证据问题是导致刑事错案的主要原因。但对该问题的研究多停留在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层面, 而对刑事错案发生的证据法根源却鲜有关注。研究刑事错案产生的根源, 厘清证据与刑事错案之间的关系并有效减少刑事司法过程中错案的发生, 对于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和刑事司法审判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证据法学语境下的刑事错案

刑事错案一直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然而, 理论界对于“何为错案”这一命题的解答却莫衷一是, 尚无统一认识。概括其来, 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刑事错案是指以司法机关认识错误为基础的刑事司法决策错误, 即一个有罪的人被宣判无罪或一个有罪的人被宣判了无罪;第二种观点认为, 所谓错案, 是裁判已生效, 但是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有错误,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被人民法院依法改判的案件; (1)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不能以裁判结果作为评定错案的标准;只有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案件, 才叫做错案。 (2) 除此之外, 还有人认为错案是指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行使职权、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因对案件的基本证据或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或者适用法律错误, 或者在办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导致刑事追诉或者定罪量刑出现错误的案件。

众所周知, 对于任何法律问题的理论探讨, 必须在同一特定语境下进行, 否则探究与讨论便失去了意义。但从上述代表性观点中不难看出, 我国理论界对于刑事错案的研究是在多种语境下进行的, (3) 这其中有社会认知的层面, 有司法实证的层面, 有法学理论的层面, 也有法律实然规定的层面。譬如, 第一种观点代表了社会民众对于错案的认知;而第四种观点则是阐释了现有的法律规定。 (4)

笔者认为, 刑事错案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多学科性的命题;从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出发, 对刑事错案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理解属正常现象。笔者同时注意到, 虽然国内对于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探讨为数不少, 但却少有学者在证据法学语境下界定“何为错案”。将“证据与刑事错案的关系”作为命题进行证据法学理论研究, 不应将“错案”简单的定位于社会认知或法律规定, 而应体现出“证据与错案的内在关系”这一核心要素。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 证据法学语境下的“刑事错案”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在证据的搜集、证据的使用、证据的认定等过程中违反证据规则, 导致案件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法律真实与司法人员主观认识的过度偏离的案件。简而言之, 所谓错案, 就是司法机关未依证据规则取证、用证、认证的案件。下文有关问题的探讨, 将在此语境下展开。

二、刑事错案成因剖析

关于刑事错案的成因, 国内学者多有研究。何家弘、何然、宋远升等人的实证分析尤具积极意义。通过对国内17起典型的“错案”进行分析, (5) 宋远升认为, “检控方的不当行为”是首要因素, 发生率为100%;“垃圾鉴定科学”占第二位, 发生率达41%;其他依次为“不可靠的口供”、“错误的辨认”、“律师的失职”等因素。而何家弘等人在对50起典型刑事错案分析中也发现, 存在“虚假证人证言”的10起, 占20%;存在“被害人虚假陈述”的1起, 占2%;存在“同案犯伪证”的1起, 占2%;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的47起, 占94%;存在“鉴定结论错误”的4起, 占8%;存在“侦查机关不当行为”的48起, 占96%;存在“审判机关不当行为”的9起, 占18%;存在“忽视无罪证据”的10起, 占20%;存在“鉴定缺陷”的10起, 占20%;存在“法律定性不明”的1起, 占2%。

综合以上数据, 不难发现:刑事错案的产生涉及证据的搜集、运用、认定的全过程。

(一) 刑讯逼供

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下, 每个刑事错案的发生基本上都与刑讯逼供有关:昆明杜培武案、河南李姓青年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都贴上了刑讯逼供的标签。获取有罪供述以破案, 这是侦查案件之捷径。当然过分依赖口供, 甚至采用非法方式获取口供, 恰恰是走向错案的必由之路。在每一起刑事错案背后, 基本上都有刑讯逼供的黑影。可以说, 尽管刑讯逼供并非百分之百地导致错判, 但几乎百分之百的错案都是由刑讯逼供所致。

虽然我国的刑法禁止刑讯逼供, 刑事诉讼法也排除刑讯取得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 但刑讯逼供依然死灰不灭。一些侦查人员偏爱刑讯逼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 刑讯逼供作为亚文化被一些人认同, 有人戏称刑讯逼供是“臭豆腐”:闻起来臭, 吃来来香, 管用。其次, 获取口供不仅方法简单, 而且成本低廉。在诉讼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办案人员就会选择成本较小的侦查手段去获得证据。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中, 口供是取证成本最低的一种证据, 只须把犯罪嫌疑人抓起来, 对其肉体或精神进行摧残, 通常会获得侦查人员所需要的口供。同时, 口供又是一种直接证据, 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证明主要案情。在我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 要求“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 如果没有被告人的口供, 不少司法人员仍然是不敢轻易断案的。再次, 刑讯逼供通常是发生在封闭的场所, 外界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除非犯罪嫌疑人致残或死亡, 否则犯罪嫌疑人无法证明自己受到刑讯逼供。所以, 有学者提出, 刑讯逼供自身隐藏着“保险丝”、“避雷针”, 具有某种自我保护和逃避惩罚的本能。

(二) 沉默权制度的缺失

非法获取口供是造成错案最为常见的原因。我国法律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但没有认可沉默权制度。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不得确认有罪”。该条规定虽然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 但我国尚未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法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规定明显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 该条规定把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其一是必须回答问题, 不得保持沉默;其二是不得隐瞒事实, 不得作虚假陈述。这一规定在侦查人员倾向于证实嫌疑人有罪的假设而非证伪它们时, 立法制度上给了司法侦查人员以各种非法形式取得口供提供了法律保障。因为公安人员搜集的某些物证本身是无意义的, 只有经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获得主观意义上的解释, 才会具有效力。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侦查人员的逼供、诱供。血的教训已经反复证明, 侦查中的错误是很难在审判阶段予以纠正的, 因此有必要从证据获取的源头确保口供的自愿性。要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意愿, 不能强迫, 对口供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而实行无罪推定, 告知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相对来说可以减少证实偏差的发生。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

如前所述, 在各类证据中, 被告人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 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除此之外, 侦查机关违反程序搜集的证据、或侦查机关搜集的证据的内容违法、违法主体提供的证据等也是造成刑事错案的重要因素。实践中, 侦查机关在有的案件侦查过程中, 不仅刑讯逼供非法取证, 而且还故意伪造提取笔录等重要证据, 单纯依靠法院庭审往往难以查清疑点。即使察觉有疑点, 又因为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和处理未作规定, 特别是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通过非法证据获得的证据, 如证据本身, 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 就可以采用。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明确的规定。该法第43条仅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有关司法解释仅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在外, 而对其他非法证据的认定和处理无法可依。这样, 法院对被告人的申辩无法确证, 判决结论难以避免地陷于危险境地, 法院最终不得不吞下“毒树之果”。

(四)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司法裁判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诉讼过程中, 审判是中心环节, 法官是案件的裁判者。因此, 法官必须在法庭审判中对证据进行直接的审查评断, 才能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价值形成恰当的内心确信, 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认定案件事实, 做出公正的判决。如果法官在审判中只对证人证言进行间接的书面审查, 就很难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另外, 证人出庭作证, 可以使对方当事人获得直接质证的机会。这既可以防止司法人员在审查评断证据时产生预断和偏见, 提高审判的透明度, 也可以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特别是获得当面质证和公平审判的权利。这一点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证人作证问题上, 困扰司法机关的一个难题就是证人出庭难, 包括“证人不到庭、被害人不到庭、警察不到庭”。证人不出庭作证, 辩方律师难以质问控方证人, 最终损害的是被告人利益;证人不出庭作证, 法官也缺少近距离观察证人的机会, 难以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做出准确的判断。审判机关所接触的都是公诉机关过滤过的材料, 单靠书面审理难以发现案件真实。由此可见, 证人不出庭是形成错案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证人不出庭, 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关于证人立法的不完善直接相关。首先, 我国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极为宽泛,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而没有实现证人的适格性和可强迫性的分离, 对于世界各国普遍确立的证人特权制度, 也在立法上阙如。其次, 我国在立法中对证人的保护只限于事后保护, 而对证人保护的不力, 也是导致许多证人不愿作证的重要原因。再次, 我国尚无对证人因作证所丧失的物质损失予以补偿的规定, 而这也是许多证人不愿作证的一个原因。最后, 我国在立法中对证人拒绝作证的后果、证人作证的程序等没有加以明确规定, 并且允许书面证言在法庭上运用, 这导致对证人的质证机制难以有效运作。

(五) 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不完善

到目前为止, 律师调查取证难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老大难问题。其中有传统观念的抵牾及律师自身能力不足等原因, 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立法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律师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访问权, 但无论是法律规定本身, 还是在具体执行中都存在着种种阻碍。具体表现为: (1) 律师在调查特定内容时要经过司法机关同意, 如果司法机关不同意, 意味着律师将无法取证。 (2) 如果取证不恰当, 律师还可能构成伪证罪。 (3)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存在不少障碍, 律师会见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4) 律师的阅卷权未能得到保障。依据现行的刑诉法, 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在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由于立法用语的模糊、相关规定不明确, 以及有关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违背立法原意而作出有利于己的解释, 使得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很难得到充分行使。如“诉讼文书”是仅指搜查证、逮捕证、起诉意见书等程序性文书, 还是指反映相关实体内容的文书, 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是全部材料还是部分材料, 是指控方已移送至法院的材料, 还是包括未移送到法院保留在控方的材料, 以及辩方律师是到法院还是到检察院获得证据信息, 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由此导致律师阅卷的范围、方式、地点均含混不清, 在实践中, 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加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等权利原本有限, 使得辩护律师很难在庭前掌握充分的证据材料, 以做好辩护准备。

(六) 鉴定制度不完善

一方面, 在刑事鉴定机制上, 我国鉴定规则的立法滞后, 许多基本问题, 至今仍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 使得鉴定的机构设置、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呈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公、检、法在鉴定机构的设置上均是自立门户、各自为政, 鉴定的决定和委托、鉴定的受理、鉴定主体的资格确认等, 均无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至于非专职鉴定机构的鉴定活动, 更无规范可言, 而且,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公、检、法三机关在诉讼的不同阶段都有鉴定启动权, 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不享有初始的鉴定启动权, 只有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申请权, 且该申请权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 当事人无权直接聘请自己所信任的鉴定人, 这种状态导致了大量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挂靠鉴定、雇请鉴定和自侦自鉴、自审自鉴以及各职能部门之间因鉴定而扯皮等诸多不合理的现象。其结果是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 加重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损害了鉴定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影响了对案件的及时处理和法律的正确适用, 也为司法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 刑事审判中对鉴定结论的“迷信”依然存在。“物证是死的, 它本身不会说话, 但物证所包含的信息具有重要的证明力, 这种证明力需要人去获取。因此, 物证本身不会成为形成错案的原因, 关键还是对物证内容认识上可能发生误差从而导致错判。”在实践中, 办案单位对刑事检验鉴定技术手段缺乏了解, 错误运用鉴定结论, 认为有了鉴定结论就可以直接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认定其实施了犯罪行为, 从而误导侦查。鉴定结论的本质是一种判断, 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判断。其判断的范围主要包括原因判断、行为判断、结果判断、因果关系判断和附加判断。既然鉴定结论是一种判断、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认识, 那么这种认识在具体的事例中就具有了可错性, 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因此, 鉴定结论从本质上属于一种概率较高的证明, 而不是绝对的同一认定。“口供是证据之王”的思想已经遭到了人们强烈的批评。但是, 一种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种倾向也同样值得注意, 那就是对鉴定结论的盲目轻信和遵从。这种倾向从人们对DNA检验结果的崇尚中可以突出地显现出来。对于任何的鉴定结论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并结合案件中的其他证据进行综合的判断才是正确对待鉴定结论的态度。

(七) 诉讼证明标准的模糊不清

我国刑事诉讼采用的是客观真实模式下的“一元制”的证明标准, 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实现客观真实。司法实践中, 由于主、客观原因, 时有案件无法查得水落石出, 因而形成疑难案件。对这类案件在处理时, 由于要求“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但在无法做到时, 就会出现久拖不决, 超期羁押现象。对于无法查清的疑难案件为了做到“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往往通过刑讯逼供来实现。应当说, 冤假错案的形成, 与不切实际的证明标准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刑事错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损害个人利益, 使当事人遭受冤屈, 而且损害公共利益, 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 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念乃至国家政府的信念。笔者通过本文的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刑事错案的根源在于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诚然,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 刑事错案的产生尚有证据以外的因素影响, 比如司法机关长期以来的片面追诉思想、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司法过程的不独立等等。但如讨论过多上述因素, 则偏离了本文的主题。回归证据法语境, 刑事错案的产生根源在于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1.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相关立法粗疏, 没有形成较完整的证据体系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总共有225条, 但“证据章”却只有8条, 仅就证据的概念和种类、客观取证、禁止非法取证、不轻信口供和证人作证等方面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其他章节虽然对取证、质证、采证等也作了一些规定, 但仍然是粗线条的规定。

2.现有的证据规则缺乏层次性以及内部的和谐性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概括, 为了解决实践中的急需, 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定, 不得不大量借助于司法解释的形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所作的有关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发展了我国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 但这些“司法解释”, 从总体上说, 立法阶位太低、权威性得不到保证、适用范围狭窄、法律效力受到限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大量地调整涉及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生杀予夺活动是不规范的, 其效力也令人质疑。同时, 这些“司法解释”之间矛盾重重, 未能保持一致性, 使得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未能保持连贯性。许多部门基于自身工作的性质甚至是利益, 对证据规则作任意性的发挥, 各部门的具体规定不仅有时相互冲突, 甚至与刑事诉讼立法的目的相违背。

3.法律效力上缺乏权威性

这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 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程序法行为的后果。如法律规定证人在一般情况下应出庭作证, 但在现实中关键性证人有时不出庭作证亦是屡见不鲜的, 而审判照样进行, 且对判决的效力不发生任何影响;取证行为的不规范, 并不导致此行为无效或其他消极后果;证据的实质性 (包括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 , 是判断证据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首要因素, 证据的合法性很少被考虑。现行刑诉法和有关部门的解释虽然禁止刑讯逼供, 反对以威胁、引诱等方式取证, 而且还规定排除以这些方式获得的言辞证据, 但是以非法方式获得的实物证据以及由非法证据衍生的“毒树之果”,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法律要求排除非法言辞证据, 但由于法律没有设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使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则近乎名存实亡。第二, 存在大量法律黑洞现象。这表现在公然的有法不依以及在刑事诉讼中执法行为不依据有效的法律而依据部门规章甚至是政策性文件。有法不依在司法实践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 不规范取证现象比较严重, 最为突出的是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问题。这些行为的恶果不仅是使法律得不到应有地执行、践踏了法律、蹂躏了人权、把执法机关应有的公正形象涂抹成暴力机器, 而且使法律丧失了在公民中应有的形象和尊严, 法的权威被有些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丧失殆尽。再加之只要这些行为对发现实体真实有益, 他们的行为就会得到肯定, 甚至是褒奖。

刑事起诉证据标准问题分析思考 篇5

点与其相左。因为这条所谓的标准并没有为判断主体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设定明确的幅度和标准，如果没有其他辅助标准或具体指标，难免致使这种标准既大且空，难以掌握而且不便操作，因而只能说是刑事起诉活动总体性的、一般性的原则。实际上“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必须为其确立可分析、可操作的准则性规范。

一、是“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

“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最理想的情况是所有的犯罪事实和情节都已查清。关于“犯罪事实”的内涵与性质，目前学理界主要有两种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诉讼应以客观真实为证明标准，即只有在正确反映了犯罪事实真相时，才能裁判被告有罪；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应以法律真实为证明标准，即以法律所确立的标准作为裁判的尺度，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只要达到法定的要求，即视为真实并可据此作出有罪判决。笔者支持后一种观点，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应当予以查清的只能是“法律真实”。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一种以发现客观真实为目的，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深入本质的过程。但在具体实践中，人们的认识往往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而无法将已逝去的客观真实完全原样再现，套用一句平面解析几何里的经典术语来形容：客观真实是一个能够“无限接近，但永不能达到”的目标。

从经济、效率角度看，我国目前的诉讼体制下，如果一味地追求客观真实，就会违背刑事诉讼的时效性要求，造成诉讼资源的无谓浪费，而且会导致某些本来可以及时实现的司法公正也因此而丧失，从而有悖于司法活动追求正义的终极目的。

从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疑罪处理原则”（疑罪从无、疑罪从轻）所追求的显然不是“客观真实”。假设某案中被告人实际年龄19周岁（被告人自己心里清楚），但其为减轻惩罚，坚称自己仅为17周岁，且被告人的身份证、户籍资料、出生证明等等证据都没有，而根据骨龄鉴定，结论为被告人属于18周岁以上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证据有疑点则利益归于被告”的精神，法院就会认定被告人系未成年人，并予以从轻处罚。就本案中的被告人年龄问题而言，“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是完全相反的。这样的判决虽然使被告人的谎言起到了预期的作用，造成对其犯罪的放纵，但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上却并不存在瑕疵。

二、刑事起诉证据标准应该达到的程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公诉标准与判决标准有程度上的区别，因为公诉标准前面使用了“检察机关认为”这样的具有主观色彩的修饰词，这样从语感上可以体现出其与法院的有罪判决标准略有区别。这种观点表面上看是为检察机关起诉活动松绑，其实是不可取的。

我国司法体制实行侦、诉分开，因此审查起诉工作从一定意义上看，的确与国外的大陪审团或预审法庭相类似——在法国，预审法官经审查，根据充分的理由估计被告人将来可能被确定有罪，即可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其意义就在于审查案件是否符合提起公诉的条件。当检察机关根据自己所掌握证据“相信”被告人构成犯罪且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即使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一般应对案件提起公诉。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英美法系国家对起诉采用较低的证据标准是有其特殊司法环境的。他们的检察官不具有对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批准权，检察官对警方的办结的案子是收案不收人，逮捕拘押犯罪嫌疑人要向法官申请令状，检察官的起诉也要经过治安法官或大陪审团的批准，法院的非审判法官要防止检察官不负责地滥用诉权而侵犯人权。而我国则完全不同，检察官自己批捕或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自己起诉，所以必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没有相应诉讼风险保证措施的情况下，在公诉证明标准上起码要高到足以定罪的标准才行。

在实践中，我国检察机关也基本按照法院定罪要求来掌握公诉标准。因为审判结果是考核公诉案件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准之一，无罪判决率越高，意味着公诉的水平、效率和效益越低。这就要求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掌握的标准趋于一致。如果公诉部门不依据法院的认定标准提供案件，就很可能导致起诉失败。由于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长期与法院刑事审判庭交往，对法院判决实际把握的标准比较熟悉。为了保证起诉的有效性，公诉部门案件承办人基本按照法院可能作出有罪判决的要求来把握公诉的证据标准。

三、刑事起诉证据标准的合理界定

刑事起诉证据标准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此罪抑或彼罪，其次是诉讼程序是否合法。检察机关对案件提起公诉时，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已经完成并且具有了明确的诉讼主张，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能够依法定罪量刑，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应当继续取证，否则就不能获得对起诉的最终诉讼确认——有罪判决。因此，公诉案件的证据标准就是指检察

机关对案件进行审查后，为有效指控犯罪而使案件在证据上所应达到的“度”，而笔者认为这个“度”就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

从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检、法三者的活动来看，也只有犯罪构成才能成为刑事起诉的证据标准：公安机关根据自己查明的事实，进行分析、综合、判断事实是否符合某一犯罪构成要件，如果不符合，这些查明的事实并不具有法律意义；如果符合，则将案件材料移送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据其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审查判断，如果不符合某罪的构成要件，则应当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作出不起诉决定。

例如：某甲因涉嫌盗窃他人手机一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作为公诉部门承办人，在受案后首先要审查嫌犯的主体身份问题，就盗窃罪而言，关键在于其实际年龄是否已达到或超过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如果嫌犯推翻以前所作供述，向检察官辩称其只有十三周岁，而公安机关仅根据骨龄鉴定结论认为其超过十四周岁，但是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的，检察机关就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就此提供新证据，否则就达不到起诉标准。再如，对赃物手机的价值若只有被害人陈述和价格事务所据此所作的估价结论，根据法院目前的定罪标准，其犯罪数额也无法认定，同样需要进行补充侦查。

如果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案件事实实体上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程序上又不存在违法之处，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审判机关更是注重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符合某一犯罪的犯罪构成，若符合则作出有罪判决，若不符合则判决无罪。可见，公安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均是围绕一个共同的基点即是否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而展开的。而且这一标准也为证据的调查和运用指明了方向，具有简明扼要、操作性强的特点。

海事调查取证及证据分析浅议 篇6

由于海上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其特殊性，事故现场无法保留，周边环境中也不可能留下事故轨迹，这一切使得直接有效证据的获取变得非常困难，往往只能依靠事故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甚至只有单方证据，海事调查人员经常无法调查到第一手现场真实的资料。同时，关键性的证据容易消失，也容易事后补做或更改，当事人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所提供的证据真伪混杂，这就需要调查人员运用各种技术手段进行综合分析，去伪存真，以便对事故原因进行准确认定。如何将获取的证据科学合理地运用到事故原因分析中，需要对各种证据进行有效的分析，相互佐证，综合应用，笔者长期从事海事调查工作。现结合工作实际从证据获取和分析处理两方面谈些不成熟的观点。

一、证据的种类

海上交通事故发生后，调查人员由于忙着处理现场及进行紧急救助，往往疏忽对有关证据的获取，有些证据在事故发生初期尤其关键，无法收集初期证据将对日后的海事调查处理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调查人员在获悉事故发生后，应立即赶到事故现场，对人员进行分组调查，尽快获取事故有关证据。证据获取主要通过现场勘查、拍照或摄像、船舶书证、物证的提取、向事故当事人询问调查以及专家鉴定、验船机构检验等渠道搜集，之后才能有效分析包括人为因素在内的与事故发生有关的各个细节，以查明事故发生的真实原因。

海事调查证据主要有如下几种：1、《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及《事故概况报告表》；2、航海日志、轮机日志、车钟记录、海图、航向记录仪记录、报务日志、气象记录、交管系统提供的信息记录、船长夜航命令簿、船上NEVTEx接收设备等原始记录；3、国籍证书、检验证书等有关船舶法定证书、船员证书、船员(旅客)名单；4、船舶及设备布置示意图、助航仪器操作手册、船舶稳性资料、货物配载情况等；5、现场照片(影音资料)、物证取样记录、现场勘察记录；6、验船机构及公安消防等部门的鉴定、检验记录。

二、证据的获取

在进行海事调查时，证据的获取和分析处理往往是同时进行的，调查人员刚开始获取的证据很多都是虚假或无用的，尤其是涉及到事故关键原因时更是如此，调查人员对此也是无能为力。当然有时当事人受事故的过度惊吓，一时忘记某些重要情节，不能如实反映情况，有些确实是故意回避重要环节，相当准确或清晰的证词证物又让人不得不怀疑当事人在调查前故意编造。因此在获取证据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证据分析处理，调查人员不能一味相信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也不应局限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有时意外获取的证据可能对事故原因的分析更加有利。证据的分析处理主要是针对证人的陈述、书证物证、现场勘查以及鉴定结果，找出有利于事故原因判断的因素，推翻虚假证据、摒弃无用证据的过程。

(1)现场勘查

即对事故受损部位、周围环境进行勘查，一般海事调查初期，取证是从事故现场勘查开始的，通过现场勘查获取的证据最客观、真实、可靠，这一步工作的重要性往往被调查人员疏忽或不予重视，其实如果细致地勘查事故现场，可能会对后续调查以及最终的事故原因认定提供重要的证据支持。以碰撞事故为例，两轮发生碰撞事故以后，船舶航迹将立刻消失，现场无法像公路交通事故一样保留，此时最直观、最能反映碰撞事故瞬间两船相互运动状态的证据只能通过碰撞部位的勘查来推断。例如，通过勘查碰撞部位的形状，经过技术分析就可以大致了解当时两船的航向；通过勘查碰撞部位损害的程度可以大致知道两船当时的航速；通过碰撞夹角可以大致知道两船事故前的相互运动轨迹。当然这些推断难度很大，可能需要通过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大量的技术实验和鉴定，但调查人员必须通过拍照、摄像等手段收集，尽量多地获取现场有效证据以备紧急之需。再有通过船体表面油漆取样，进行物理和化学检验鉴定，查找事故船舶方面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通过勘查事故现场对事故现状进行简单的了解，可以对后续证据的取得提供大致的方向和范围，同时可以印证当事人的陈述属实与否，有利于获取真实的证据，这是事故调查的初始阶段。

(2)航海资料、仪器记录

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自动化助航仪器在船舶航海中广泛应用，船舶操纵、自动航向记录、电子海图和ARPA雷达的应用以及航海气象接收等都已高度自动化，这些高科技手段的应用提高了船舶海上航行安全，发生海上交通事故后调查人员也能够根据船舶存储的资料提取事故前船舶的原始航行记录，对恢复事故瞬间船舶航行状态十分有益。但同样道理，如果没有专业的航海技术知识和对自动化航行仪器的掌握，调查人员往往无从下手，获取证据将更加困难，同时船舶仪器记录的原始资料也有其本身的局限性和误差，如气象接收设备接收到的气象预报就只能作为辅助证据，准确的气象海况资料还应通过当时船舶实测来确定，电子海图有时也因港口航行资料的变化而不能及时修改，这些都可导致获取的证据存在误差，调查人员应充分认识到其特殊性，有时某些看似原始简单的取证方法可能是最有效的，如调查询问周围航行船舶、码头作业工人、拖轮值班人员、查询话台记录，有条件的港口通过vTs信息记录查询当然最简单有效。

海事调查人员对事故的调查通常是从查阅有关船舶航海文书开始着手的，如查阅航海日志、轮机日志、车钟记录、海图等，航海日志是船舶重要法定文件，尤其是发生事故后，其记录内容是查明原因、判明责任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依据。航海日志有其规范的记录要求，但在实际航行中，大多数船舶的记录都不是很规范，有时事故发生后有补做或更改的现象，就算航海日志从首页开始改头换面也仅需要短短数小时罢了，认真分析航海日志往往会有重要发现。当然现在很多有“经验”的船长进出港前后一般先将有关事项记录在草本上，经反复斟酌清楚后才会正式填写在航海日志正本上，这些记录通常对己方船舶是有利的，绝不能简单相信其记录内容。航海日志和车钟日志、轮机日志的记录往往是对应的，因此查阅航海日志时应参阅这些日志的记录，通过细致的查阅会找到些蛛丝马迹，一般同一艘船舶的这些记录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事故当天的记录和平时有显著差别，调查人员就应特别留意，现在有些船舶装载有自动车钟记录仪，记录事故前后用车情况，这些数据是无法修改的，应尽量提取。同样海图也大有文章可做，海图

需反复使用，一般使用铅笔进行海图作业，更改起来更加容易，有时要查阅真实的船舶航迹只能通过船方细微的失误得以找到突破口，这已是非常幸运的了。有一个案例，调查人员在调查一起事故时，就是通过细致观察海图，发现圆规脚所留下的小戳印而找到当事船舶真实航迹的。

对于装载有航向记录仪的船舶，调查人员必须提取事故前后的船舶航向记录，便可清晰地了解船舶的航迹，同时和船舶海图作业、航海日志等进行对比，可准确地获取有效证据。有些船载GPS也有提供短暂航迹的功能，一般是事故前后几小时的信息，因此调查人员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尽快登轮调查，防止有用证据的灭失；GPS另一种功能是为罗经及岸站提供船舶航行信号。一般任何时候都不许关闭，但是发生事故后，船长可能找各种借口关闭GPS，使调查人员不能获取有关航行信息，此时应特别留意寻找突破口。

(3)当事人询问

对当事人询问调查宜采取“突击”的方式，事故发生后应立即赶到现场，此时当事人记忆清晰，更重要的是当事人无法形成统一的口供，有利于获取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询问调查在目前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中处于主导地位，有些事故调查时只能通过询问来获取证据，如火灾、船员非正常死亡等。通常询问时应结合前面所述的现场勘查、航海资料、仪器记录的有关内容进行，尤其是调查人员对证人的叙述有疑惑或证人的叙述与勘查或记录的内容有出入时，应反复询问，同时提出质疑，直到弄明白为止，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是事故调查的关键。询问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清楚事故的详细经过及事后的紧急处理，以及证人的所做所见等情况，据统计，发生海上交通事故，80％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如疏忽大意、过度疲劳或船艺不精等，因此对人的调查是最关键的。同时由于过度的惊吓以及担心对事故承担责任。证人会有意无意地提供虚假证言，因此海事调查人员要事先了解整个事件的大体情况，同时善于控制局面，适时的启发和引导是必要的。但切不可要求被调查人员一味按照自己的意志或想法来叙述，应该让他们自由发挥。以便掌握事件的真实情景。以碰撞事故为例，通常询问当事人时，周围环境、水文气象海况、两船初见时间、相对位置、联系方式、何时采取避碰措施、避让效果、雷达标绘、信号显示、相互运动状态、碰撞部位、夹角以及事故发生后采取的应急措施、效果等是询问的重点。为保证证据的连续性，应让当事人自己详细地叙述，然后调查人员根据叙述内容前后对比，找出矛盾或叙述不一的地方再反复调查补充。调查人员不可先入为主，调查开始前就想当然地找出事故发生的原因，将整个事故调查作为印证原因的过程，这样形成的结论往往可能满足了调查人员的预期的原因，但真实原因容易被掩盖，有时经过和结果、原因等或许能很好地统一，但其实是个“错案”，这样就失去了海事调查的本来目的：根据事故原因提出航行安全建议。调查人员应根据不同事故的性质选择不同的重点询问内容，如搁浅事故就应当重点调查船舶吃水、周围环境水深、航行中测深、潮汐等情况，而如果要深入调查原因：航海图书改正、船舶航行资料接收以至周围水域真实水深情况等都应详细调查，这些资料对碰撞事故、火灾事故等可能就不是很重要，因此对某一事故的调查并不是资料证据获取得越多越好，与事故关系不大的证据就没必要花费过多的精力。当然事故的询问调查有很多必要的技巧，比如“声东击西”、“穷追猛打”等，需要调查人员很好地掌握。

三、证据的分析

所有的调查取证完成后，需要对获取的证据进行有效的分析，以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分析事故的原因，分析证据要全面，应结合前述的现场勘查、有关航海资料、仪器记录以及询问笔录等进行分析，要有充分的依据，并经得起反复推敲，同时分析要结合鉴定检验进行，包括化学检验、物理检验或船体模拟实验等。

面对获取的各种证据，调查人员经常会感到无从下手，如何进行有效的分析，将各种证据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确实是海事调查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笔者从实际工作经验粗略谈点体会。先须将《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事故概况报告表》等船方填写的原始资料仔细研究，记录各时间发生的事件，运用航海日志、轮机日志、车钟记录、航向记录仪记录等原始记录，在海图上做船舶相对运动示意图，与船舶原始海图作业对比，同时结合当事人的询问笔录也可以简单做出船舶相对运动示意图，三个相对运动示意图对比如果有明显出人应认真查找原因，如果是碰撞事故，船舶双方就可以得到更多相对运动示意图。这是很好的基础资料，后续的证据分析应以此为基准进行。如有条件，还可以参阅当地的交管系统提供的信息记录，对船舶运动态势的判断就更加直观科学，同时可以通过当时风流、气象等情况简单判断证据的真伪，气象资料应有当地气象台、周围船舶的观测等支持，而不能单凭某一方提供的资料来确定。笔者曾经历调查过一起锚地船舶碰撞事故，当时A轮和T轮均在锚地锚泊，A轮锚位处于T轮西南方向，当日19:20时至19:58时两轮在锚地连续发生3次碰撞事故。碰撞位置在两轮锚位的连线附近。调查人员进行调查时。双方都强调对方船舶走锚造成自身损害，A轮还拿出了船员摄制的事故当时的DV影像。从船员的介绍和观看影像中，好像T轮走锚确定无疑，经过调查人员做相对运动示意图，且调查发现事故发生时海上西南风约8-9级，东北向流速约2节，A、T两轮对此都认可，且有气象台、周围船舶的证明，根据分析即使T轮走锚，由于风流的作用也决不会与A轮发生碰撞的，就从这一点足可以判断A轮风浪中走锚，掌握了海上风流情况就抓住了本次事故的主要方面，其它资料可能就是无用证据，事实证明后来A轮船长也承认是本船走锚，只是当时由于两船相对运动误以为是T轮走锚，因此分析事故还要善于抓住事故的主要原因，有时看似很小的证据可能对原因分析有重要影响，利用好证据可以少走弯路，并且有利于将各种有利证据结合起来，而摒弃其它无关证据。

海图作业是对证据分析最重要、最直观的手段，海事调查人员经常会获取到许多数字证据。经纬度、时间、航速等，别嫌麻烦，将这些数据进行海图作业。将运动示意图直观地表现在海图上，同时标示各时间段的航向、航速等，和船舶车钟记录、航海日志等对比，就可以分辨证据的真假了。笔者曾经调查过一起事故，当时怀疑船上航海日志等有修改现象。调查该轮时发现事故前后海图作业非常详细，几乎每隔一分钟就有一个船位，当然这些船位是对船舶有利的，船长一口咬定这就是船舶的真实航迹，后来调查人员在航海日志中发现了一串船位，经过海图作业发现有些时间段的航速达到30节以上，显然这是船长无法解释的，同时船舶海图作业与车钟记录有明显的冲突，疑点不攻自破。因此进行海图作业，调查人员经常会有意外收获，使复杂的案情变得简单清晰。

分析证据要讲究因果关系，调查到的某个证据可能对事故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否就是直接原因。对事故发生影响到底有多大，需要调查人员仔细分析。现在很多事故往往将没有使用安全航速作为一个原因，好像不提安全航速就无法将事故原因分析彻底。其实安全航速本身概念模糊，无法定量，虽然“十次事故九次快”，但是否每次事故都与安全航速有关?例如，由于周围船舶航行。某船舶超载受浪损沉没，是周围航行船舶未使用安全航速还是船舶超载是主要原因就值得商榷了，周围航行船舶航速低于多少节超载船舶才不至于沉没呢?如果航速为1节，超载船舶同样沉没。谁能说航行船舶没有使用安全航速。同样，搁浅等事故和航速关系不大，就没有必要在航速上花费时间调查取证，难道航速慢点，船舶就不会搁浅?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了，因此对于搁浅应当把瞭望等情况(包括对周围水域的观测等)作为事故的主要原因来取证分析。

结束语

证据分析 篇7

我国已具备初步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 该体系主要由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解释等有关规定组成。

(一)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依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禁止侦查人员以违法法律规定的程序收集证据, 也就是说该证据的取得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 从最高层次规定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保护公民自由不受非法剥夺或限制, 保护公民身体不受非法搜查, 保护公民住宅不受非法搜查或侵入。这些规定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也从根本上说明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因。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刑事诉讼法根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 严厉禁止以刑讯逼供、威胁、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强调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收集与定罪和量刑有关的所有证据, 既包括证明有罪的证据, 也包括能证明无罪和罪轻的证据。这是关于禁止非法取证的直接规定, 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配套法规进行完善, 在实践中执行力度并不是很大。同时刑事诉讼法第91条以及第118条对证据取得的程序也做了较明确、细致的规定, 但缺少在对有关财产进行搜查和扣押时对侦查人员的限制的规定。

(三) 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

1998年6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 禁止使用非法方法取证, 如果能够查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言词证据是通过非法方法获取的, 就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表明我国已有非法证据排除的理念。

2001年2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下发的《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 专门规定以刑讯逼供为手段所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上的证据。

2010年6月,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为《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 (以下合称“两证据规定”) 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的最新规定, 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上, 大多数国家都是采用控诉一方负有证明证据合法性的义务, 有时法院主动依职权进行调查则免除控诉一方的举证责任。两证据规定是在对相对健全的英美证据排除规则的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 确立了独具特色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一) 针对未出庭证人的书面证言、被害人陈述的举证责任

两证据规定都规定了未出庭证人的证言, 以及未出庭被害人的陈述的合法性证明,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规定, 在庭审过程中, 控辩双方如果提出未到庭证人的书面证言、未到庭被害人的书面陈述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 提出该书面言词证据的一方应当证明其取证的合法性。《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5条对应出庭而未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经质证无法确认不作为定案根据的情况进行了列举。

对于未到庭证人的书面证言、未到庭被害人的书面陈述, 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对证据的合法性都可以提出异议, 由举证方承担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证据的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并进行相应的证据合法性说明, 否则此证据将不会被采纳。

对于应当出庭而未出庭的证人、被害人所提供的书面证言、陈述, 法院应当听取控诉方的意见, 并结合案件中的其他证据综合判断。在法院提出异议时, 检察人员、被告人及辩护人承担证明上述证据合法性的责任。未出庭证人的书面证言与案件中的其他证据相互矛盾, 且矛盾不能得到合理排除, 该书面证言又无其他证据佐证或印证的,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有效依据。

(二) 针对实物证据的举证责任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规定, 出现下列情况, 导致案件事实存疑的, 法院应当向检察院说明情况, 检察院依法可以补充收集、调取证据, 作出合理的说明或者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调取有关证据:对在勘验、检查、搜查中发现与案件事实可能有关联的血迹、指纹、足迹、字迹、毛发、体液、人体组织等痕迹和物品应当提取而没有提取, 应当检验而没有检验的。还明确规定, 通过勘验、搜查、检查所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 没有附上勘验笔录、搜查笔录, 检查笔录, 扣押清单, 提取笔录, 因此不能证明该实物证据的来源的,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此外, 如果对实物证据的来源及收集过程存在疑问, 举证一方又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该实物证据也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同时,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也规定, 取得实物证据的手段、方法等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的, 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 否则, 该实物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两证据规定没有直接规定关于实物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但结合上下条文可见, 其实两证据规定隐含了由控辩双方共同承担证明责任的意思。辩方就实物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之后, 要提供证据证明实物证据的取得程序、手段、方法“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 还须证明采纳该项实物证据“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由于调查能力和举证能力不强, 辩方的证明只需要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即可。达到该证明标准后, 证明该实物证据的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就被法庭转移给控方。而控方的证明标准则是“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如果控方能够证明至“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那么法庭就应当认定该实物证据合法、确实, 不能再因合法性问题将其排除, 而会接着审查期相关性、证明力等特性;但是, 如果控方不能证明至上述证明标准, 无法确实证明侦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 因采纳该证据而影响公正审判的可能性无法排除时, 法庭一般也不会直接排除该证据, 而是要求控方进行补正。根据两证据规定, “补正”的具体内容包括给出合理的解释或说明, 来弥补原来的程序瑕疵问题, 或者重新收集有关实物证据, 或者重新制作相关笔录等。笔者认为, 上述补正行为, 以及向法庭所做的解释和说明, 也是承担证明责任的表现和方式, 如果关于取证行为的程序瑕疵能够获得补正, 法庭就不会再做出证据排除的决定。否则, 法庭就会将此证据排除, 不得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

(三) 针对被告人供述的举证责任

针对被告人供述的排除, 被告方和公诉方都有举证责任, 只是证明标准以及程度都有所区别。两证据规定对于侦查人员违法获取的被告人供述, 分别从法庭初步审查和正式裁判程序的角度进行了规定。法庭初步审查阶段, 是对证据的初步信息进行核实, 排除一些严重不能满足证据条件的证据。此时, 如果被告方申请对有关的证据进行非法排除,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有义务向法庭提出相关的证据或者线索, 即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两证据规定之所以这样规定, 一是为了避免辩方无根据地行使诉讼申请权, 既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 又造成诉讼的不恰当拖延;二是为了促成诉权的有效行使, 引导辩方提前做好庭前调查收集证据的准备, 从而帮助法院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做出正确的决定, 并能起到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而且, 被告方只要证明对被告人供述的取得存在合法性“疑问”即可。

辩方所提供的证据或相关线索使法庭对被告人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产生疑问后, 法庭即应启动正式的程序性裁判程序, 责令公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供述取得的合法性的责任。如果公诉方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法庭就要做出排除该项供述的决定。就被告人供述合法性的证明, 两证据规定首次规定了有条件的证明责任倒置原则, 即控方承担最终的证明供述合法性的证明责任, 而前提是辩方承担初步证明责任, 而且法庭已正式启动程序性裁判程序。

三、公辩双方各承担举证责任的方式

(一) 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的方式

公诉方举证的目的, 在于向法庭展示侦查人员调查取证的全部过程, 以便核实取证过程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明确规定, 如果法庭审查后对怀疑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产生怀疑, 公诉人应当通过以下方式证明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 包括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 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 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 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如果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 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法庭应当准许。

可见, 提供证据材料与通知相关人员出庭作证是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的两种主要方式。其中, 应提供的证据材料又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全部讯问笔录, 由侦查人员制作并保管, 法庭可以将讯问笔录交由辩方审核, 必要时当庭予以宣读;二是讯问过程原始的录音录像资料, 包括侦查人员在预审讯问过程所做的全程录音录像, 法庭在必要时可以将该录音录像当庭播放。提供上述两种材料是为了还原之前取证的过程, 因此司法解释中特别强调了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 排除了公诉方提供经过剪辑、处理过的录音录像资料。

通知相关人员出庭作证是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的另一种方式, 提请出庭作证的人员有三类:一是在讯问被告人时在场的其他人员, 讯问时在场的其他人员包括除讯问人员以外的其他参与者, 具体指负责讯问场所管理的其他人员、负责录音录像的技术人员等;二是其他证人, 主要是指对与被告人同监所的在押犯等;三是讯问人员, 是指亲自负责讯问被告人的侦查人员, 他们不仅参与了整个讯问过程, 是讯问过程的实际见证人, 而且负责对讯问过程制作笔录, 有时候还负责就讯问过程进行了全程录音录像, 通知他们出庭作证, 可以还原讯问过程, 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有重大作用。讯问人员出庭作证, 是司法解释的一大创新。

(二) 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的方式

由于受到被告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的影响, 以及我国相关法律在律师调查取证上的规定, 被告方收集证据、提供证据的能力远远不及公诉方。因此,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明确规定, 被告人在起诉书副本送达后至开庭审判前, 向人民法院提出其审判前所做的供述是非法取得的, 就应当提交书面意见。在书写确有困难的情况下, 被告人也可以提出口头告诉, 由其辩护人或者法院工作人员作出笔录, 并由被告人签名或者捺指印。还规定, 辩护方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通过非法手段、方法取得的, 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包括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

可见, 就非法证据, 被告方有提出书面意见或口头意见的权利, 此时法院针对被告人的意见进行移交, 证明证据的合法性的责任由公诉方承担, 即举证责任的倒置。然而, 被告方不能滥用此规定, 其也有一个初步的证明责任, 被告方举证的方式是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涉及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事项。

总而言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建立标志着正式授权法院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 并已排除非法证据的方式对那些违法侦查行为实施程序性制裁, 从而突破了以往刑事诉讼法律中宣言式规定的局限性。这是我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更关系到证据的采纳与否, 也许两部司法解释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困难, 当然困难的出现也意味着法律规定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在此, 我们只能期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能得到不断完善。

摘要：2010年6月出台的两部关于证据的司法解释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初步建立, 意味着之前我国刑事案件中严刑逼供非法取证的情形将得到司法权的审查和监督, 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提供了有法可依的便利。

企业战略审计证据与方法分析 篇8

关键词：战略审计证据,战略审计方法,风险管理分析法

战略审计证据就是企业战略审计人员在战略审计的过程中, 根据战略审计的任务和目标所搜集的、并据以评价企业战略制定活动是否科学合理的资料和事实, 这些资料和事实应该能够从总体上对企业战略制定活动进行客观描述, 反映战略制定活动科学合理的程度。

1 企业战略审计证据的特征

1.1 企业战略审计证据的充分性

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又称为足够性, 按照《国际审计准则——审计证据》的定义, 它是指审计证据的数量能足以支持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企业战略审计证据的充分性是指战略审计证据必须能足以支持战略审计人员得出正确的审计结论。

1.2 企业战略审计证据的适当性

(1) 企业战略审计证据的相关性, 即企业战略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所收集的证据应当与企业的战略制定活动相关。企业的战略制定权一般由董事会或者经理层掌握, 董事会或经理层除制定企业战略外, 还要履行企业中一般性决策或日常例行事务管理的职责, 呈现在企业战略审计人员眼前的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证据世界。如何从众多的资料中挑选出那些与企业战略制定活动相关的证据, 是摆在战略审计人员面前的首要任务。一般来说, 对关系到企业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 需要企业的战略制定机构反复酝酿和充分讨论才能做出, 因此企业战略制定机构的会议记录便成了企业战略审计证据的重要来源, 这些可作为战略审计证据的会议记录的相关性较高;同时, 如果企业战略制定者的战略制定活动是科学的, 在制定战略时肯定要参考企业所在行业和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 因此, 企业战略审计人员若能搜集到这方面的资料, 则这些资料作为战略审计证据的相关性就较高。

(2) 企业战略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即企业战略审计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可靠性有两层含义:真实性和时效性。真实性, 战略制定者在制定战略时, 往往会受到个人私利的影响, 所考虑的是实现个人目标函数的最大值。他们所制定的战略并不一定符合企业所有者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战略制定者同时也很清楚, 他们所制定的战略必须经过战略审计人员的审计, 才能付诸实施。因此, 战略制定者和战略审计人员之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博弈关系:战略制定者总是想隐藏那些不利于实现企业所有者价值最大化的决策, 或者是对有关材料进行包装改造, 使其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实现企业所有者价值的最大化;战略审计人员总是想搜集真实的证据进行分析。因此战略审计人员要对所搜集资料的真实性进行合理质疑, 去伪存真。时效性, 任何战略审计证据必须及时发送、传递、审查、判断和利用, 否则再好的证据也会因为过时而失去效用。

1.3 企业战略审计证据的前瞻性

企业战略审计证据除应具有一般审计证据的共性之外, 它还具有自身的特性——前瞻性, 这是从时效性引申出来的。现代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和企业间竞争的日趋激烈, 使得企业战略的制定频率加快, 一方面, 企业科学制定长远发展战略的难度加大了, 因为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以及突发事件可能使企业原先制定的战略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难以确保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另一方面, 在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新情况的出现要求对战略进行及时的修订, 对旧战略的修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何尝不是一次新战略的制定, 因此战略制定活动本身具有阶段性。企业战略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 要注意所收集的证据具有前瞻性, 即所搜集的审计证据不仅与企业最初的战略制定活动有关, 还要与拟修订的战略有关, 从而保证战略审计证据反映不同阶段战略制定活动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 战略审计证据要能合理预测企业未来战略的发展趋势。战略审计人员还要重新审视自己对初始战略的审计是否恰当, 分析企业初始战略制定活动和新战略制定活动之间的联系, 预测企业未来战略的走势, 并可将其作为未来战略审计的评价标准。

上述企业战略审计证据的充分性、适当性和前瞻性, 既是企业战略审计证据的特征, 也是战略审计人员搜集战略审计证据的原则, 战略审计人员按照一定的审计方法, 搜集满足前述三种特征的审计证据, 从而为形成审计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2 企业战略审计方法

企业战略审计的方法有很多种, 财务审计的一般方法都可运用于企业战略审计, 如观察、函证、询问、重新执行和分析性程序等。本文对这些常用的审计方法不进行详细阐述, 而着重分析企业战略审计常用的两种方法:风险管理分析法和问题解析法。

2.1 风险管理分析法

2 0 0 4年10月, 美国虚假财务报告全国委员会的后援组织委员会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 of t he Treadway Com m it tee, 简称COSO) 发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 ERM) 的报告, 主要用于指导企业管理层对风险的管理。该报告认为, 企业风险管理包括八个部分, 即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控。企业战略审计人员同样可以运用该报告中所提出的风险管理方法对企业战略制定活动进行审计, 即战略审计人员在评估战略制定活动时, 可以分析战略制定人员在上述八个部分中所采取的具体行动, 并对战略制定者对这八个部分的行动得出一个总体的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1) 评价企业战略制定者对内部环境的分析。要分析企业的特性, 即该企业与同行业中其他企业的不同之处, 战略制定人员对待风险的态度, 其中包括战略制定人员风险管理的理念和风险偏好, 同时注意分析战略制定人员的品行和道德观等。

(2) 评价企业战略制定者对战略目标的设定。战略审计人员只有搞清楚企业的战略目标, 才能识别那些可能影响战略目标实现的事项, 战略审计人员要收集证据判断企业战略制定者在设定战略目标时是否经历了一个恰当的过程, 并判断企业的战略目标是否与企业的使命相符, 与企业的风险偏好一致。

(3) 评价战略制定者对事项的识别。企业战略审计人员要搞清楚战略制定者如何识别影响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外部事项, 分析战略制定者对这些事项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到底是风险还是机遇的判断。

(4) 评价战略制定者的风险评估。重点分析战略制定者对风险可能性和影响所进行的估计, 看战略制定者对风险的评估是否以固有风险和剩余风险为基础, 是否以分析结果为依据决定对风险的管理。

(5) 评价战略制定者的风险反应。一般来说, 战略制定者要在风险反应中做出选择——规避、接受或减少。企业战略审计人员要注意观察战略制定者采取了何种选择, 所做选择是否和企业的风险偏好及风险容忍度相符。

(6) 评价战略制定者的控制活动。战略审计人员要分析战略制定者制定和执行了哪些政策和程序, 评估这些政策和程序在使战略制定者的风险反应选择得到有效执行方面发挥的作用。

(7) 评价战略制定者的信息和沟通活动。企业战略制定者要识别并获取相关信息, 并将这些信息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 以利于他们履行各自的职责。有效的沟通可以采取企业纵向的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形式, 也可以采取企业各部门横向交流的形式。战略审计人员要对整个沟通过程进行评价。

(8) 评价战略制定者的监控活动。战略制定者要对风险管理的完整性进行监控和修正, 战略审计人员也要对这种活动做出评价。

在运用风险管理分析法时, 企业战略审计人员应该注意到, 一般情况下, 企业战略制定活动只要具备了上述八个要素且都能正常发挥作用, 企业的战略制定活动就不存在重大缺陷, 风险也就在企业的风险偏好范围内。当然, 这八个要素在不同规模企业中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可能完全一样, 如中、小企业的战略制定活动对ERM的运用就没有大企业严格和正规。但只要中、小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具备了ERM的八个要素, 而且它们都能正常发挥功能, 企业战略审计人员仍然可以合理保证中、小企业战略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在运用风险管理分析法时, 企业战略审计人员还应注意到ERM自身的局限性, 如企业战略制定人员决策判断的失误, 对战略制定活动的风险做出反应和建立控制制度要受到成本效益的制约, 战略制定人员简单的错误可能导致ERM的中断, 战略制定人员中的两人或多人勾结可导致控制制度失效, 以及战略制定人员凌驾于控制制度之上等, 这些缺陷削弱了战略制定活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因而需要战略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予以高度关注。

2.2 问题解析法

英国国家审计署在《绩效审计手册》中这样表述问题解析法:“问题解析法是一种通过确定一个总括性问题、相关子问题以及用来解答这些问题的具体审计任务来规划绩效审计工作的方法。”问题解析法同样可以运用于企业战略审计, 在具体运用问题解析法时, 战略审计人员需要按照严密的、结构化的步骤把控战略。审计人员要将回答的总括性问题分解成具体的战略审计任务, 从而指导现场工作。

2.3 运用问题解析法的主要步骤

(1) 确定战略审计要解决的总括性问题。在这个阶段, 要运用背景介绍、背景分析和提出问题等步骤。在背景介绍中, 企业战略制定人员要对战略制定的情况进行介绍, 背景分析要不断提出“结果会怎么样”这个问题, 用来引导战略审计人员进一步分析评价战略制定者对战略制定情况的介绍, 明确讨论问题的价值所在, 通过背景介绍和分析两个阶段就能确定审计所要解决的总括性问题。

(2) 解析总括性问题, 总体规划战略审计工作。在此阶段, 要针对总括性问题进行层层分解, 直到对每一个问题都能用“是/否”来回答。根据B.明托的思想, 把总括性问题分解为具体问题的方法有四种, 即按时间 (By Time) 、按结构 (By Structure) 、按等级 (By Rank) 以及按演绎推论 (By Deductive Reasoning) 。

3 结语

企业战略审计可运用的方法很多, 在具体的实务工作中, 战略审计人员需要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 结合实际情况, 既运用常规审计方法, 也要运用特殊的战略审计方法, 同时注意审计方法与其他学科的有机融合, 收集充分、适当和具有前瞻性的证据, 为形成审计结论、起草审计报告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C.W·尚德尔等著.汤云为等译.审计理论——评价、调查和判断[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2.

刑事错案及其纠错制度的证据分析 篇9

关键词：刑事错案,口供中心主义,证据裁判

随着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不断完善, 人权保障观念的不断增强, 以及司法工作人员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 我国的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是, 依照现阶段的法治水平和办案技术水平, 仍然不能完全杜绝刑事错案的发生, 在刑事错案的发现与排除方面, 我国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刑事诉讼程序一旦启动, 通常以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告终, 甚至剥夺人的生命。刑事错案一旦出现, 势必限制无辜者的人身自由甚至剥夺其生命, 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后果十分严重。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司法审判活动的疏忽就可能造成错判、错杀。错案不仅对被冤枉的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而且使人民群众对整个国家的法律失去信心, 导致司法不公, 使整个社会人心惶惶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不良影响。证据是认定案件的关键因素和直接依据。每一个案件的认定都是由司法机关收集到的一系列的证据排列组合而形成的完整证据链, 来重现整个案件的发生过程、还原案件的本来面目。如果证据不完整、不一致或存在瑕疵, 案件的最终认定就有可能偏离案件的真实情况, 错案的发生就很难避免。

本文主要从证据学角度来分析刑事错案的发生原因, 进而完善刑事错案的纠错制度。

一、“口供中心主义”之问题理念

口供在案件侦破以及证据链的构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何通过合法的方式和侦查手段获取可靠真实的口供是司法工作人员侦查工作的重心。司法实践中, 出现通过刑讯方式获取的口供, 这就导致了口供的虚假、不真实、不可靠, 从而影响了侦查工作的正常进行, 进而影响了整个证据链的构建, 使司法工作人员在整个案件的认定上出现了偏差, 偏离了真实的案件情况, 使案件陷入僵局, 最终导致了刑事错案的发生。

基于口供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侦查人员以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过于重视证据的作用, 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会由于急于破案, 突击连续询问, 甚至使用不正规的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这就可能导致走向极端, 过分强调和夸大了口供在整个证据体系中的地位和角, 形成所谓的“口供中心主义”、“口供是证据之王”的错误观念。导致部分侦查人员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往往置法律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不顾, 急功近利、不择手段, 非法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以期快速定案。刑讯逼取的口供往往并非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在证据的相互印证、证据链的构建上都有可能使司法人员陷入认识误区。

真实可靠的有罪供述往往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最好的证据, 但如果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是虚假的、不真实的, 那么将对案件的侦破, 犯罪嫌疑人的认定以及整个诉讼过程的裁判造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因此, 必须在侦查讯问阶段获取口供的过程中贯彻保障人权的理念, 杜绝任何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 赋予犯罪嫌疑人拒绝自证其罪的权利以及律师在场的权利。

二、证人证言不真实和辨认错误

随着社会法治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人权保障要求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这样一种特殊的证据, 在侦破案件以及证据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渐式微。而证人、被害人等目击证人所提供的目击证言以及辨认结论逐渐成为证据体系构建中不容忽视的证据,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 目击证人提供的证言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程序对案件的侦破和最终的定案所起的证明作用尤为重要。但是, 如果过分强调证人证言的作用和过度依赖证人证言, 对证人证言缺乏合理怀疑、理性鉴别的态度, 证人证言不真实、不可靠和辨认错误导致刑事错案的情况就在所难免。

我们看到, 在侦破案件的司法实践中, 如果有目击证人的证言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 成功破案的几率会更大。在法庭审判过程中, 目击证人对被告的控诉和指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证据。但目击证人的证词和辨认结果往往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失真的可能性很大, 导致错案的几率也非常高。因此, 如果不对证人证言和目击辨认仔细审查和判断, 不规范询问和辨认过程中的方式、方法, 目击证人证言失实和目击证人的辨认错误依然会成为导致刑事错案的重要原因。

三、现场勘验勘查之问题

现场勘验勘查是指在刑事案件发生后, 侦查人员为了收集犯罪嫌疑人犯罪证据, 查明案件事实情况, 对与犯罪有关的现场、物进行的现场勘验检查和对与案件有关的人和事进行现场调查的侦查措施。

现场勘验勘查是侦破案件的第一步, 为案件定性、认定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等提供了大量的书证、物证等证据, 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目击证人证言等证据以及其他涉案证据相互印证, 在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换句话说, 现场勘验勘查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刑事案件的侦破与否。此外, 现场勘验勘查后获取的大量书证、物证又往往成为证据体系构建和证据链条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材料, 为法院的最后裁判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但是现场勘验勘查的工作量之大、现场情况之复杂, 再加上勘验勘查操作规范要求之严格, 如果侦查人员在勘验勘查工作过程中存在疏漏和疏忽, 轻则会使案件的某些书证、物证被毁损或灭失, 无法被及时提取, 案件侦破进程受到阻碍;重则将导致案件侦查陷入僵局, 使案件无法得到侦破;更严重的就是侦查方向被误导, 导致证据体系构建出现偏差, 为错案的形成埋下隐患。

实践中导致现场勘查失误的原因有很多, 既有勘验人员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 也有勘查操作规范上的失误。

四、科学技术之侦查手段的不成熟、不完善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刑事侦查工作的需要, 一些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以及心理的各种新技术都被应用在了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 一些前所未闻的新学科涉入到侦查工作中来, 如血液学、指纹学等。这些高科技技术与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技术相结合, 为侦查破案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 为刑事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契机。但是, 科技总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刑事错案纠错制度追求精确一直是侦查工作孜孜以求的不变目标。在侦查破案的过程中, 伴随着科技自身的缺陷与误差以及科技自身的不成熟将会带来所获取证据的一系列错误和偏差, 当这些不成熟的科学技术与传统侦查手段相结合的时候, 错案就不可避免会发生。

避免或杜绝刑事错案的发生既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 也是一国人权保障水平最重要的风向标。证据对错案的发生起最关键的作用。虚假的证据会使司法工作人员对案件陷入错误认识的境地, 真实的证据如果出现错误的解读也同样会使司法工作人员对案件产生认识错误。因此, 只有在侦查阶段的取证上下足功夫才能在最终的结果上作到不枉不纵, 避免错案的发生。但是, 人权是否得到保障不应仅仅停留在反映案件结果对错的终局效应上, 而应当渗透到侦查取证的各个环节和过程中去。

证据裁判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 也是降低刑事错案发生率的基础。实践证明, 试图通过行政化途径来减少刑事错案的发生, 可能会酿成更多的冤假错案, 河南赵作海案就是一个例子, 对该案的深刻反思告诉我们, 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的干涉, 如果法院的将自身的审判工作混同于行政机关, 只遵从上级的命令, 而无视刑事证据裁判原则, 不受证据规则的约束, 那么错误的审判活动必然会发生, 导致司法不公, 司法公信力受损。

层次分析法与证据推理法的比较分析 篇10

(一) 层次分析法 (AHP)

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T.L.Saa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的, 是一种简便、实用的多准则决策方法。1982年该方法引入到我国, 以其结合定性与定量因素来解决各种决策问题的特点及其灵活方便的优点, 迅速地在系统分析、交通规划、经济管理、科研评价、物流管理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运用层次分析法可使决策人员的思维过程系统化、客观化和模型化, 尤其适用于多准则、多目标的复杂决策问题。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为先分解后综合。通过整理主观判断, 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进行定量决策。首先, 将所要分析的问题层次化, 根据问题的特点和要达到的总目标, 将问题分解, 简历指标体系, 然后, 按照指标间的相互关系, 形成一个多层分析结构模型, 最终归结为最底层 (方案、措施、因素等) 相对于最高层 (总目标) 的相对重要程度权重或相对优劣次序。

AHP通常按下面4个步骤进行:

步骤1:分析系统中各指标间的关系, 建立指标层次结构;

步骤2:对同层次各指标关于上层某准则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 构造判断矩阵;

步骤3:由判断矩阵计算被比较指标对于该准则的相对权重, 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步骤4:计算各层次对于系统的总权重, 得到各方案对于总目标的总排序。

(二) 证据推理法ERA

证据推理法由曼彻斯特大学的徐冬玲、杨剑波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种不确定性评价方法, 该方法是以证据推理、信息融合、模糊数学、效用理论等多种先进评价决策理论为基础, 能够在不确定因素存在的前提下有效地解决对定量、定性指标的评价问题。

ERA的基本思想为:首先利用模糊规则对指标体系中的所有底层指标进行直接评价;其次在不失去所有价值信息的前提下, 利用证据推理算法对底层指标的评价进行变换处理, 实现对底层指标的父准则 (及底层指标的上一层) 进行间接评价;然后利用效用理论, 以效用函数值给出最终的评价结果。在评价过程中, 底层指标通常有定性和定量两种, 因此, 在对底层指标进行评价时, 就需要将这两类指标评价结果累加, 综合成一个可比较的评价结果。

二、两种方法的联系及相同点

(一) 两种方法解决同一类问题

层次分析法和证据推理法都属于多属性决策或评价方法。多属性决策或评价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广泛存在, 如选择供应商, 需要综合考虑产品的价格、质量、交货提前期、信誉等多种因素;学生素质测评, 必须综合考虑参评学生的学习成绩、平时表现、思想道德、所获荣誉、身心健康等指标进行评定。

(二) 两种方法都需要建立指标体系

两种方法都是以建立指标体系为前提, 指标体系通常有以下特点。

1. 指标之间通常是相互冲突和不可公度的 (指标量纲不同) 。

2. 在指标集中, 可能同时存在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

3. 指标通常构成一个层次结构。

(三) 两种方法都可以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

在确定评价指标隶属度或置信度时, 两种方法都经常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结合使用;证据推理法经常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也可以说, 层次分析法是证据推理法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两种方法的优缺点

(一) 层次分析法

AHP作为一种有用的决策工具, 具有应用简单、易于理解、实用性高等优点。

1. 简单, 易于理解。

用AHP决策, 输入信息主要是决策者的选择与判断, 决策过程充分反映决策者对问题的认识。AHP步骤简单, 决策过程清晰明了, 容易掌握。

2. 实用性和灵活性。AHP既能进行定性分析, 也能进行

定量分析。充分利用人的经验和判断, 采用相对标度对指标进行统一测度, 能把定性与定量因素有机结合。

3. 系统性。

把问题看做一个系统, 在研究系统各组成部分相互关系及系统所处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决策, 对于复杂问题, 系统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决策思维方式。

相对于证据推理法, AHP的主要缺点如下。

1.算法可靠性差。根据AHP的原理, 评价决策中不可避免会受到评价者的知识结构、个人偏好和评判水平等主观评价因素的限制。例如, AHP采用线性加权和法, 从理论上讲只适用于效用函数是线性可加的评价模型。

2.不能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在决策过程中, 由于专家对信息的掌握不全或个人偏好等原因, 专家在做两两判断时, 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数字判断或得到一些具有空缺元素的不完全判断矩阵, 导致判断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问题。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问题是AHP的核心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时, 由于许多问题本身的模糊性、复杂性和专家对问题认识的局限性, 专家对指标的评价可能采用模糊语言, 而且评估信息中还具有不完全性, 这种情况AHP较难解决。

3.通常不单独使用。AHP通常以两种模式使用, 一是建立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的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判断矩阵求出各层指标权重, 进而计算各底层指标相对于目标的总排序权重, 然后确定各指标隶属度, 计算各评价对象的总得分进行评比。二是建立目标层、准则层、方案层的决策指标体系, 根据判断矩阵求出各层指标权重, 进而计算各方案的总排序权重, 根据此权重进行方案优选或排序。第一种模式中确定指标隶属度时需使用别的方法辅助, 通常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将定性和定量指标以及不同量纲的指标转化为可累加、可比较的形式, 再对某一个或多个对象进行评价。第二种模式中, 若仅有定性指标, 则可单独使用AHP进行决策;若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均有, 则在计算各方案基于某定量指标的权重时, 需采用别的方法根据各方案的取值构造判断矩阵, 进而求出权重。

(二) 证据推理法

证据推理法基于评价分析模型和D-S证据理论, 用来解决不确定条件下的多指标决策问题。ERA的特点或者优势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 可以解决涉及多方面知识单元的信息融合问题, 保留了初始信息中的不确定性。

在信息的收集和表示上借鉴了模糊数学中隶属度的概念, 把置信度引入到广义决策矩阵中。

2. 具有量纲不变性的特点, 与传统的评价方法相比, ERA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或无量纲处理。

ERA模型的处理方法是将对定量属性评价描述转化为与定性属性的评价描述相一致的形式, 从而将两类属性的评价描述变换为可比较、可累加、可合成的形式。

3. ERA采用证据理论中的证据组合算法来进行融合计

算, 可以减少评价过程中的主观性, 算法可靠性强。

4. ERA可以进行差异分析、敏感度分析和效率分析。

5. ERA还可利用为其定身设计的IDS软件来解决繁琐的计算过程。

IDS软件可作出很多种类的表和图, 从而帮助理解和分析对基本指标、子指标、顶级准则层进行评价后的计算结果和计算过程。

然而, 证据推理法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是算法太复杂, 如果不使用IDS软件来计算, 其计算将非常烦琐复杂, 不实用;其次是在利用ERA进行层层属性信息的传递过程中, 会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信息损失。

从评价方法本身的角度来看, 评价过程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 一是来源于指标体系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 因为初选的指标体系是受人为主观因素影响, 尽管经过属性约简的处理, 但很难将指标体系的不确定性消除。二是来源于ERA中基本属性传递算法的不确定性, 在利用ERA评价的过程中, 评价仅对基本指标进行置信度水平的判断, 再将信息传递到其父属性指标层上, 但在这个过程中, ERA是以假定父属性层本身不存在不确定性信息的前提下, 一旦父属性层本身存在不确定信息, 例如, 父属性层的属性指标权重分配不合理或者各指标的权重和本身不等于1, 那么仅对基本属性指标进行置信度水平的判断, 就显得不合理。

四、结论

ERA能够较好地处理具有模糊和不确定信息的融合问题, 在评价模型的建立上应用大系统分解协调的思想, 借鉴经典AHP原理建立指标体系。相比之下, AHP方法虽然基于两两比较的思想很容易被人接受, 但有些混淆权重和得分的概念, 得到的排序可能会因为新方案的加入而颠倒, 当判断矩阵残缺时, 用人为假设来代替也不是很客观, 同一级的指标数一般要求小于9, 有时不能满足实际要求;ERA综合考虑AHP、D-S证据理论、模糊综合评价等这些方法的优缺点, 使它们融为一体, 互相补充, 尤其是其对不确定信息和不知道信息的处理具有独到的见解, 使最终评价结果的信息更加丰富, 有利于评价人员决策。

AHP作为经典的多属性决策方法, 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 AHP仍有很多理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现有方法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在原理和算法上都没有证据推理法先进、可靠, 其得到广泛应用的首要原因是思想、算法简单实用, 重要原因是与其他决策方法的结合, 结合主观和客观方法以提高决策可靠性。目前, 在与其他决策方法结合使用时, AHP主要用来建立指标体系以及确定指标权重。证据推理法则把AHP的这两大思想借鉴过来, 然后引入模糊数学、证据推理、效用理论等进行综合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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