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举证责任分配

刑事举证责任分配（精选十篇）

刑事举证责任分配 篇1

然而,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特殊情况, 由于没有相关的规范, 在实际适用中相当混乱。就目前而言,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分配比较混乱的情况主要有两类:一是法定例外情况, 如刑法条文明确规定被告人承担一定证明义务的条文、二抗辩事由, 如积极抗辩事由、被告人对待证事实的抗辩活动。上述几种情况中, 或因为法律规定原因、或因为司法实践中一些约定俗成的适用习惯, 被告人在诉讼中或多或少的需要承担一些证明责任。由于法理上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存在分歧较大, 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又没有相关法规予以明晰, 导致举证责任分配在实践中适用相当混乱, 各地区差异大, 一些地方法院任意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人的情形时有发生。一直为司法界所诟病的“杜培武案”一审误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法院任意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人。因此如何明晰证明责任分配对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被告人权益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 这并非专家们通常认为的举证责任倒置, 也没有违背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从理论上来看, 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刑法最基本的原则, 它基于一定的价值取向规定了被告人在经法院判决前均不能被认定有罪的立法推定, 根据这条推定延伸出了我国刑法的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即控诉机关必须承担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责任, 被告人没有义务证实自己无罪, 因法定推定就是无罪的, 若控诉机关的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 那么控诉机关就应当承担败诉的风险。这种原则并不会因为某些特殊规定而无效。从我国刑事法的规定来看, 不仅确定了公诉机关的举证责任, 还规定了控诉方的说服责任, 确立“疑罪从无”的原则。虽然我国没有成文的刑事证据法, 但其具体精神已经体现在刑法的相关条文中, 其对于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是不容置疑的。

在这种基础上, 刑法上规定了一些举证责任的“例外”, 《刑法》的一些罪名涉及的推定事实包含了要求被告人承担部分证明义务的条款, 比如《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差额巨大的, 可以责令该工作人员说明来源, 不能说明来源的, 差额不分以非法所得论、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法解释确立关于“明知”和“非法占有为目的”等主观要件事实上的推定规则等, 从表面上看, 这些规定免除了检察机关在某些要件上的证明责任, 但这却并非举证责任的倒置, 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例, 检察机关在证明相关的基础事实后, 被告人必须承担说明差额财产来源的义务, 如不能说明则承担不利后果, 但是这种说明义务, 并不等同于举证责任, 其证明标准也远低于控诉机关的责任, 被告人对于该事实的说明只有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就已经完成其说明义务, 并非必须进行举证。因此, 即便法律上明确被告人的证明义务, 其证明标准也远低于“证明责任”, 控诉机关的证明责任除包含举证义务外, 还包含论证义务和承担败诉后果的内容, 而论证义务不仅是对其所举证据证进行论证, 还包括对被告人提出证据的证伪活动, 当被告人能够提出具有一定可信度的辩解时, 即便其证据不太完备, 控诉机关仍然必须承担证伪责任, 若控诉机关不能以相关证据推翻该辩解, 那么控诉机关仍然要承担败诉风险。由此可知, 即便是在法律规定被告人承担证明义务的情况下, 其仍并非是一种证明责任, 这种义务的承担也不是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

被告人抗辩事由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 是实践中适用最混乱, 也是学界争议最大的问题。一般来说影响举证责任分配的抗辩事由主要有两种:一是积极抗辩事由, 如违法阻却;一是“幽灵抗辩”。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积极的抗辩事由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 对于这类抗辩事由, 我国司法实践中通常推定其不存在, 因此检察机关不需要论证是否存在这类抗辩事由[2], 但笔者认为, 这只是免除了公诉机关主观证明责任, 一旦被告人提出具有这积极抗辩事由, 检察机关必须对此进行证伪活动, 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幽灵抗辩”则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针对检察官有罪控告, 为逃避刑事责任而提出难以查证的辩解[3]。针对这类辩解, 因其无法查证, 给公诉机关举证、法院审查带来极大困难, 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应当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但笔者认对幽灵抗辩真实性的查证, 实质上是证实控诉机关证据体系能否排除合理性怀疑的一个特殊要求, 仍应当由公诉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公诉机关在指控犯罪时, 必须进行举证活动, 这些证据经过质证后只要达到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就能成立, 当被告人提出“幽灵抗辩”时, 公诉机需要审查的首先是该“幽灵抗辩”是否具有存在的可能性, 如果不具备存在可能性, 那么久不属于合理的怀疑, 系犯罪嫌疑人为脱罪的狡辩;但若经审查后其具备存在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 公诉机关就应当对该“幽灵抗辩”进行证伪活动, 通过调取对现有证据、事实进行论证分析, 以排除“幽灵抗辩”这一合理怀疑。若公诉机关的证据体系不能排除该抗辩事由, 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 从无罪推论的角度对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承担情况试作略论, 并提出实践中如果分配证据责任提出一点浅薄的。

关键词：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倒置,无罪推定,积极抗辩事由,幽灵抗辩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6.

[2]胡忠惠.影响我国刑事抗辩事由证明责任分配的因素[J].山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报, 2010.9.23 (3) .

论刑事责任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篇2

关键词：举证责任倒置 无罪推定原则 举证责任转移

一、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含义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一）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含义。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的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直接规定举证责任由被告方或具体事实主张的相对方承担，即在特殊情况下对举证责任的非常规性配置[1] 。

（二）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的关系。

（1）举证责任转移的含义。从广义上讲，所谓举证责任的转移，是指在特殊案件中或者特别情况下，原本由控方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辩方承担或者相反[2]。该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转移是广义上的，它包括两种类型，即举证责任的转移（狭义上的）和举证责任的倒置。前者是指当肯定某项事实的一方所提供的证据具有表面上的证明效力，即可假定该事实成立，这时相对一方若要推翻该事实就必须提供相反的证据，举证责任在这时发生转移，其又被称为举证责任的自然转移。

（2）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的区别。

第一、二者所属法域不同。举证责任倒置属于实体法调整的范畴；而举证责任转移由程序法调整。

第二、二者的价值取向不同。举证责任倒置往往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为加大对某类犯罪的打击力度而加重被告方的举证责任；而举证责任转移则出于推动进行的 需要，控辩双方基于追求胜诉的心理而依次承担提供证据推动诉讼向纵深方向发展的责任。

第三、是否应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同。举证责任倒置是立法者基于多种考虑而作出的选择，体现立法者的意志，须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而举证责任转移是法官判断权行使的结果，其情况纷繁复杂，不必也不可能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

第四、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的条件不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控方要先证明某种后果可能是非法的，危害社会的，即可成立举证责任倒置；而举证责任转移则要求控方首先负担举证责任，并履行到证明基本能够成立时为止，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

二、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理论基础。关于分配刑事案件举证责任问题，一般都规定由控方承担，被告人负担举证责任则是少数情况。在此意义上，被告人负担举证责任只是刑事诉讼中控方负担举证责任规则的例外。被告人负担举证责任主要由以下理论支撑。

1、发现案件真相。在很多情况下单纯依赖控诉方的证明不仅有失公平，而且难以发现案件真相。被告人是案件事实的参与者甚至缔造者，只有他才知道案件事实的原始状况，因而，将特定情况下的举证责任施加给被告人有利于发现案件真相。

2、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被告人利益。作为刑事诉讼制度之一的举证责任制度应当与刑法保持一致。由控诉方负担举证责任，主要是基于控诉方的优势地位易于提供证据，以及保护被控诉方的利益而施行的一项举措。在特定情形下由被告人负举证责任，就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被告人利益。

3、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由于证据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在某些刑事案件中，证据材料只有被告人掌握，此时由被告人提供证据不仅有益于发现案件真实，而且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在此情况下，如果依然强调控诉方负举证责任，审理案件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而且会导致诉讼效率的低下。

三、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特征

（一）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合法性。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是证据制度中的一个规则内容，所以在适用时，对于法律要求对某项罪名或者某种行为必须由被控诉方提供证据证明的，才能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规则。

（二）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性。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举证责任的主体主要是控诉方,这是我国刑事程序法律所明确的,但是,对于某些罪名或者某种行为,鉴于需要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个合理的解释和对控诉方的合理反驳,必须要求行为人承担由控诉方转移而来的举证责任。

四、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情形

（一）制定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刑法》第395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中，被告人需提供证据证明财产差额部分的来源是合法的，否则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在此类案件中被告人要承担举证责任。

（二）被告方的某些积极抗辩主张。对于被告人提出的消极性抗辩理由，被告人可以只提出主张，但对于积极性的抗辩事由，被告人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否则不仅该辩护主张不被法官确认，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还会遭致不利甚至有罪的判决。

（三）关于刑讯逼供的案件。刑讯逼供案件的受害人一般都是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讯期间处于失去自由和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往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既无法取证也无法举证。此时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由被指控有刑讯逼供行为的警察或执法人员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其不能用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就推定其有刑讯逼供行为并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或后果。

（四）严格责任犯罪。所谓严格责任犯罪，就是说法律不要求控方在审判中证明被告人有犯罪的故意和过失，只要证明了被告人实施了该犯罪行为并造成了损害后果，就完成了证明责任[4]。在严格责任犯罪中，控方对被告人的主观罪过或犯意不承担举证责任，这实际上也是以推定为前提的，即凡是实施了严格责任犯罪行为的人就推定其有主观的罪过，除非辩方能够用证据证明此人没有主观罪过。这是一种可以反驳的推定，因此也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五、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基于公诉方与被告方的力量对比和攻防设置，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时，法律对被告方的举证要求可以低于对公诉方的举证要求。换言之，被告方的举证不必达到证明确实充分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而只要能够证明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大于其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算完成了举证责任；而控诉方为了让法官采信他的主张，就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二）加强举证责任倒置的规范性。从司法实践及刑法规定的情况来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我国的运用不具有相应的规范性，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运用作出明确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立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针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特点,制定一些有关举证责任倒置行之有效的规范,以便使这项规则能发挥出更好的司法实效作用，进而提高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三）实践中应注意把握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不能因为讲究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而使其形成一种普遍性的倾向，并因此而减轻甚至否认控方的举证责任。即使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中，控方也首先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事实的存在，然后才发生举证责任的倒置。否则，极有可能滑向有罪推定。

[参考文献]

[1]何家弘，刘品新著《证据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2]何家弘主编《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研究》[C]，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3]卞建林主编《刑事证明理论》[C]，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页

刑事责任能力论 篇3

关键词：刑事责任能力,类型,判断标准

一、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

刑事责任能力涉及法学、医学和心理学等知识。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是犯罪主体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属于犯罪主体的范畴。各国刑法对于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一般仅仅停留在对无刑事责任能力和减轻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上。我国有学者把刑事责任能力和民法上的行为能力等同对待。例如，陈兴良认为，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并非是分离的，责任能力作为因违法而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是行为能力在保护性法律关系中的特殊表现形式。责任能力就是行为能力：刑事责任能力作为一种犯罪能力就是刑法上的行为能力 (1) 。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能力与行为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王晨认为，行为能力是指与人的年龄、精神状态及意思支配有关的身体活动能力。有能力支配其身体活动的人，不限于应对其行为负责任的人，即存在虽然具有行为能力，但不具有责任能力的情形。 (2) 从总体上看，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事责任能力概念的认识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例如，陈宝树等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基于一定的行为，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 (3) 王作富认为，所谓刑事责任能力，顾名思义，是担负刑事责任的能力。 (4) 第二，认为责任能力就是行为能力。例如，陈兴良认为，刑事责任能力作为一种犯罪能力就是刑法上的行为能力。 (5) 张明楷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所以责任能力是刑罚适应能力，即是被科处刑罚的一种资格。 (6) 高格认为，所谓责任能力，就是有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7) 张文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 (8) 高铭暄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的，行为人具备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9) 。第三，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能力与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的统一，是犯罪能力与刑罚能力的统一。例如，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能力，是行为人犯罪能力和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的统一，是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统一。马克昌认为，刑事责任能力简称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后果和社会政治意义，并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 (10) 。赵秉志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行为人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11。何秉松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一个人认识自己行为的社会性质及其意义并控制和支配自己行为的能力，它既是犯罪能力，又是负刑事责任的能力12，刑事责任能力既是犯罪能力又是刑罚能力 (负刑事责任的能力) ，是犯罪能力和刑罚能力的统一。综上所述，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是从犯罪能力的最低标准来界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它是指一个人认识自己行为的社会性质及其意义并控制和支配自己行为的能力，13是犯罪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承受能力的有机统一。

二、刑事责任能力的类型

各国刑法和刑法理论一般都对刑事责任能力采取三分法或四分法。三分法即将刑事责任能力分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以及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三种情况。四分法还包括相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能力采取的是三分法。

（一）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即行为人对刑法规定的所有犯罪都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其概念和内容在各国刑事立法中一般未予规定，而是由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结合刑法中关于责任能力和限定责任能力的规定来加以明确和确认。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已满16岁并且精神正常的人，都是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人。在我国刑法看来看，凡年满18周岁、精神和生理功能健全而智力与知识发展正常的人，都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他们能够正确认识一切犯罪行为的性质、后果，并且完全能够依据这种认识有意识地选择和控制自己是否实施犯罪行为。

（二）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

即行为人对所有犯罪行为都没有辨认或控制能力。无责任能力有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没有达到法定年龄，法律认定他们一律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一般是两类人：一是未达责任年龄的人，未满14岁的人都是无责任能力的人，不管其中的某些人是否实际上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刑法认定他们都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二是因精神疾病而没有刑法所要求的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完全无责任能力人，为不满14周岁的人和行为时因精神疾病而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对刑事责任能力作上述分类，有利于正确认识各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正确裁定各种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刑事责任的大小。

（三）相对无刑事责任能力

也可以称为相对无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仅限于对刑法所明确限定的某些严重犯罪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对未明确限定的其他严重犯罪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是具有相对责任能力的人。他们对一般犯罪行为也可能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但在这种情况下，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所以不构成犯罪，因而不承担刑事责任。

三、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

世界各国刑法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标准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主要有生物学标准、心理学标准、生物学和心理学混合标准之分。生物学标准是指，以患者具有刑法所规定的精神障碍作为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心理学标准是指，以达到刑法所规定的心理状态或心理状态导致的结果作为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生物学和心理学混合标准是指，在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时候要把生物学标准和心理学标准相结合进行充分地考虑。

（一）生物学标准

生物学标准，又称医学标准或生理学标准，是指完全以生物学为基础，标明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生物学原因，即行为人被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仅以生物学的异常规定排斥其患有刑法所规定的精神障碍为唯一标准。一般来说，生物学判断标准较为宽泛，只要行为人有精神疾患，即判定为无责任能力者。而精神疾患本身是十分复杂的，难以成为责任能力判断的唯一标准。尤其是责任能力的根据是行为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因此，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也应该统一到对于行为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判断上来。这种判定标准的立法以1810年《法国刑法典》为代表。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64条规定：精神错乱中所为之犯罪行为，不构成重罪或轻罪。此外，挪威、丹麦、比利时、芬兰等国的立法也采用这一标准。14

（二）心理学标准

心理学标准，又被称为法学标准，是指行为人无能力认识行为的违法或依此认识而为行为的能力，不被规定为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仅以其达到刑法所规定的心理状态或心理状态导致的结果作为惟一的标准。但心理状态的判断，自然不能完全离开生物学根据。

（三）混合标准

这种标准，以行为时的心理状态为标准，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其具体判断的内容为行为人的辨别能力和控制能力。即只规定辨认、控制能力的方法。德国心理学协会是心理学标准的主要倡导者。15其内容为，行为人不仅必须患有刑法所规定的精神障碍，而且其所患精神疾病必须引起法定的心理状态或心理结果，方可被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16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有争议 篇4

关键词解读

近年来，时常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引起全国两会的多位全国人大代表高度关注。有代表主张修改《刑法》降低刑事惩罚的年龄；也有代表主张按照现状对涉罪未成年人以“少捕、慎诉、少监禁”为处理原则，代表们之间存在争议和不同看法。

修订相关未成年人犯罪法律

全国政协常委、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海南省委主委康耀红：《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2015年5月12日出台的《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第三项明确规定，贯彻国家对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坚持依法对涉罪未成年人“少捕、慎诉、少监禁”。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在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同时，也给了部分人钻空子的机会，年龄成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挡箭牌，使得严惩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产生矛盾。建议进一步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的底线，重新界定履行刑事责任的年龄标准，让司法机关不再因为年龄等原因对未成年人犯罪束手无策。同时，加强公检法等部门、社会、学校和家庭一体化帮教保护未成年人体系建设，矫正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有效防范未成年人犯罪。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研究所所长张大勇：校园暴力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非常大，心理冲击深，有的可能是一生都难以消除的。针对校园暴力，过去有工读学校发挥作用，但现在基本没有了，这些施暴的学生在法律上未能受到惩治，家长领回去如果能认真管教倒也好，如果不能有效管教，又流落到社会上，带来的危害更大。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必要的，但降多少需要有关部门认真调查研究论证。目前有关部门急需采取措施治理这种现象，但关键是要治本，从法律上加以解决。

校园暴力应引起足够重视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常委、国家督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研究：在发生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中，14岁至16岁年龄段所占比重逐年提升，至2013年已突破50%，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最近两年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比较多，可能是网络发达都曝光出来了，确有案件多发趋势，应引起警惕和足够重视。

“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就存在暴力倾向。暴力、血腥、色情等不良影视作品渲染，网络上充斥不健康内容，包括一些网络游戏，强化了孩子非理性思维和行为。孩子在虚拟空间受到负面影响，由于心智尚不成熟，不能分辨是非，将虚拟空间“搬到”现实生活中，导致校园暴力等问题出现。中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需要引导教育帮助，然而现实是不良影响将他们引向了另一面。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可取

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小议 篇5

1. 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一般规定。

《唐律疏议》名例律第30条“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 犯流罪以下, 收赎。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 不用此律;至配所, 免居作。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 犯反、逆、杀人应死者, 上请;盗及伤人者, 亦收赎。有官爵者, 各从官当、除、免法。余皆勿论。九十以上, 七岁以下, 虽有死罪, 不加刑;缘坐应配没者不用此律。”[1]该条是关于唐代刑事责任年龄的总则性规定, 规定得非常全面, 其中“以上”、“以下”是指15岁和70岁中间的人们, 不包括15岁和70岁;减轻刑事责任年龄的主体是指70岁以上未满80岁和15岁以下超过10岁, 包括70岁和15岁, 不包括80岁和10岁。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包括两部分人, 其中一部分是指80岁以上未满90岁, 10岁以下超过7岁, 包括80岁和10岁, 不包括90岁和7岁。另一部分是指90岁以上, 7岁以下的一部分人, 包括90岁和7岁。唐律当中没有规定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 但是却有适用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的主体。因此唐律规定了非常完善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 不仅规定了幼小犯罪的年龄界限, 而且也规定了老年人犯罪的年龄界限。

2. 确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依据。

《唐律疏议》第55条“称‘人年’者以籍为定。《疏》议曰:称人年处, 即须依籍为定。假使貌高年小, 或貌小年高, 悉依籍书, 不合准貌。籍既三年一造, 非造籍之岁, 通旧籍计之。问曰:‘依《户令》:疑有奸欺, 随状貌定。若犯罪者年貌悬异, 得依令貌定科罪以否?’答曰:‘令为课役生文, 律以定刑立制。惟刑是恤, 貌即奸生。课役稍轻, 故得临时貌定;刑名事重, 止可依据籍书。律、令义殊, 不可破律从令。或有状貌成人而作死罪, 籍年七岁, 不得即科;或籍年十六以上而犯死刑, 验其形貌, 不过七岁:如此事类, 貌状共籍年悬隔者, 犯流罪以上及除、免、官当者, 申尚书省量定。须奏者, 临事奏闻。’”由以上可以看出, 关于行为人的年龄确定, 按照《唐律疏议》规定, 是以户籍所载为准则的, 至于人的外貌, 不得作为推定行为人年龄的依据。无论从外貌看来年龄已大, 但实际上年轻, 或者外貌看上去年轻, 但实际年龄大, 都应该依据户籍中写明的年龄为准, 不能以外貌为准来确定行为人的年龄。同时, 为了使人的年龄和相貌相符, 唐律还规定“籍既三年一造”, 避免出现人的相貌和真实年龄差距过大的问题。户籍既然是三年造册一次, 那么不是造新户籍册的年份, 就用旧的户籍册来推算行为人的年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司法实践当中是非常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 而且在不危害其阶级利益的前提下, 尽量保证司法公允。唐律的这一规定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公正性、合理性。

3. 跨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犯罪的处理。

《唐律疏议》第31条作为跨越不同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犯罪的处理原则, 规定:“诸犯罪时虽未老、疾, 而事发时老、疾者, 依老、疾论。若在徒年限内老、疾, 亦如之。犯罪时幼小, 事发时长大, 依幼小论。” (1) 犯罪时虽未老、疾, 而事发时老、疾者, 依老、疾论。“《疏》议曰:假有六十九以下犯罪, 年七十事发, 或无疾时犯罪, 废疾后事发, 并依上解‘收赎’之法;七十九以下犯反逆、杀人应死, 八十事发, 或废疾时事发, 得入‘上请’之条;八十九犯死罪, 九十事发, 并入‘勿论’之条。故云依老疾论”。[2]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凡属于本条所列情况, 都是依据“老、疾”而论, 即依名例律第30条的规定处罚, 具体减免原则是, 事发时70岁以上及废疾者收赎, 事发时80岁以上及笃疾者上请, 事发时90岁以上勿论。 (2) 若在徒年限内老、疾, 亦如之。如果在刑罚执行期间, 犯罪人成为老、疾者, 是否仍然可以按照年龄因素而进行减免, 《唐律疏议》第31条对此有明确规定:“《疏》议曰:假有六十九以下配徒役, 或二年、三年。役限未满, 年七十;又有配役时无疾, 役限内成废疾, 并听准上法‘收赎’。故云‘若在徒年限内老、疾, 亦如之。’又, 计徒一年三百六十日, 应赎者征铜二十斤, 即是一斤铜折役一十八日, 计余役不满十八日, 征铜不满一斤, 数既不满, 并宜免放。”如果罪犯在犯罪、案发、断决时, 以及刑罚开始执行时, 都不是年老或病残, 而是在流、徒刑执行过程中成为年老或病残, 那么余下的刑期就可以用对待老疾的优待办法赎刑。[3]这里法律规定了以铜赎刑的计算方法, 徒刑一年为360天, 对于符合赎罪条件的人收铜20斤, 即1斤铜合劳役18天, 如果剩余刑期不足18天, 收铜也就不满1斤, 就应该免收零数, 将罪犯予以无条件释放。 (3) 犯罪时幼小, 事发时长大, 依幼小论。犯罪时年龄属于幼小, 被告发时已经长大成人, 按照年龄幼小时的规定进行处罚。“假有七岁犯死罪, 八岁事发, 死罪不论;十岁杀人, 十一事发, 仍得上请;十五时偷盗, 十六事发, 仍以赎论。此名‘幼小时犯罪, 长大事发, 依幼小论’。”按照此种情况, 幼小犯罪是依据《唐律疏议》名例律第30条规定来处理, 即7岁以下犯者不论, 10岁以下犯者上请, 15以下犯者收赎。现行刑法的规定与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在这一方面的规定相似,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犯罪, 一律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 仅对几种严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这些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减轻或免除处罚, 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是比较科学的。

4. 唐律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适用的限制。

《唐律疏议》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可以说科条简要, 内容详备, 分类明确, 十分便于在司法实践当中适用和执行, 但是作为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皇权是不断得到加强的, 而且阶层界限十分明显, 唐朝就有所谓的“良贱”之分。尽管唐律达到了封建立法的最高水平, 但毕竟是一部封建时代的大法, 因此必然有封建法典本质的共性。[4]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记载“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 按法律规定, 疑案、要案、贵族官僚之案以及死刑须由皇帝定夺。审判机关的职责是查清事实, 提供断案的法律依据”[5]。因此, 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受到诸多限制。 (1) 适用主体的限制。第一, 皇帝、官僚、贵族对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适用的限制。唐朝皇帝是不适用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 只有皇帝是立在法律之外的人, 法律是他统治臣民的工具。贵族官僚虽然在名义上必须遵守法律, 但他们在法律上享有特殊的规定, 被人们称之为特权阶层, 他们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约束, 不受刑讯, 只有皇帝的命令才可以审判他们, 他们不仅享有“八议”、“上请”、“减”、“赎”的优待, 而且在判决以后也有很多优待, 因此他们适用法律基本不受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约束, 对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第二, 化外人。在唐代, 国际交往频繁, 外国人来唐出使、留学、传教、经商之人非常多。据记载, 仅扬州一地的外国客商已达数千人, 其全国外国人数量之多可想而知, 涉及外国人的狱讼逐渐增多。唐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外国人的管理, 在《唐律疏议》名例律第48条专门作出规定:“诸化外人, 同类自相犯者, 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 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 谓蕃夷之国, 别立君长者, 各有风俗, 制法不同, 其有同类自相犯者, 须问本国之制, 依其俗法断之, 异类相犯者, 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 皆以国家法律, 论定刑名。”基于以上律文, 属于同一国家的外国人自相侵犯时, 根据该国的法律处理, 这时唐律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得适用;如果中国人和外国人以及外国人 (不属于同一国籍) 之间互相侵犯时, 也就是不同国家的人相犯时, 则按唐朝的法律处理, 唐律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可以适用。这一规定反映了唐代统治者尊重外国风尚习俗的大国风度, 又体现了他们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严正立场。按照当今国际法的理论, 国家的管辖权是国家对特定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管理和处置的权利, 它以国家主权为根据, 又是国家主权的最直接体现, 国家管辖权类型可以分为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性管辖和普遍性管辖等几种, 唐律关于化外人管辖的规定, 体现出了属人管辖和属地管辖的结合, 巧妙地解决了管辖权的冲突, 表现出了唐朝立法者高超的立法水平和立法技术, 反映出我国唐朝国际私法和国际公法的发达。第三, 唐律规定对“老耄”、“幼小”犯罪实行减免政策, 减免的对象仅限于犯罪人本人。“《疏》议曰:加役流者, 本是死刑, 元无赎例, 故不许赎。反逆缘坐流者, 逆人至亲, 义同休戚, 处以缘坐, 重累其心, 此虽老疾, 亦不许赎。会赦犹流者, 为害深重, 虽会大恩, 犹从流配。此等三流, 特重常法, 故总不许收赎, 至配所免居作者, 矜其老小, 不堪役身, 故免居作。”从上可以看出, 对于因犯罪人犯“反、逆”等严重犯罪受处理而连累其亲戚时, 如果其亲戚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些受连累的“老耄”、“幼小”之人则不再享有减免的优待, 而是要严格依律论处, 无论如何也要实处刑罚而不得减免。 (2) 罪名的限制。出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目的, 除了皇帝以外根本就没有规定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 而立法者对其他几种刑事责任年龄解释时, 往往从罪名上进行了种种限制。例如, 对于减轻刑事责任年龄, 只有流罪以下才可以收赎, 流罪以上则不能收赎, 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 更是不用此律;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 对于80岁以上未满90岁, 10岁以下超过7岁的犯罪人, 犯谋反、谋大逆、杀人罪、盗窃罪、伤人罪这五种犯罪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对于90岁以上, 7岁以下的犯罪人, 缘坐应配没者不用此律, 即父亲、祖父犯谋反、大逆, 罪名已经成立, 他的儿孙, 在7岁以下的人仍旧应该发配或没收做官奴婢。

封建统治者之所以对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进行种种限制, 这是因为这些犯罪都危害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因此封建立法者赤裸地规定对各种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 从而有效维护其封建政权统治。如果老幼之人触犯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限制性罪名, 则不再考虑对行为人刑罚的减免, 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唐朝统治者制订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真实立法目的。

摘要：唐律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最高成就。《唐律疏议》当中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作了详细规定, 包括唐律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跨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犯罪的处理等基本问题, 同时规定了对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适用的限制因素。

关键词：唐律,《唐律疏议》,刑事责任年龄

参考文献

[1]长孙无忌, 等.唐律疏议[M], 刘俊文,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3.

[2]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6.

[3]钱大群.唐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4]曾宪义.中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刑事侦查档案的管理责任 篇6

一、刑事侦查档案

刑事侦查档案是指具有刑事侦查权力的机关在从事刑事侦查的过程当中形成的能够反映整个刑事侦查过程、措施和结果的材料, 它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部分, 决定了整个刑事诉讼的成败和整个案件的定型。在内容上, 刑事侦查档案包括了所有凡根据公安部有关刑事侦查工作的规定立案侦查的案件, 在案件侦查过程当中形成的相关的文书材料。具体包括刑事案件的受理材料, 包括受理登记表和报案材料等;对相关人员的传唤通知书及其回执;公安机关制作的呈请拘留报告书以及拘留证, 还要包括公安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拘留时给被拘留人家属或单位的通知书及其副本;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决定书连同取保候审的保证书, 撤销取保候审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 撤销监视居住决定书;公安机关的提请批准逮捕书, 检察机关作出的批准逮捕决定书, 或不批准逮捕决定书;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的退回补充侦查决定书;检察机关发出的逮捕证以及给被捕人家属或单位的通知书及其副页;对案件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申辩材料;检举揭发的相关材料, 调查材料;案件现场照片、现场勘查图纸和笔录, 证据材料及鉴定材料;搜查报告, 搜查证的搜查笔录, 扣押物品清单等。这些材料在形成以后有两个流向, 正本在犯罪嫌疑人被批捕案件侦查终结以后随相关的法律文书一并转为预审卷一并移交给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 另一个流向是材料卷宗副本有公安机关、检察院侦查部门、监狱侦查部门和军队侦查部门移交给本单位的档案管理部门, 这时候形成的档案就是刑事侦查档案。

刑事侦查档案在功能上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进入到下面环节, 即公诉环节和刑事审判环节。在公诉和刑事审判环节上刑事侦查档案的功能就体现为据材料和案件来源, 是整个案件事实的重塑, 在经过审判环节的质证以后就成为法律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即具有证据的性质, 证明案件事实, 又具有主体性本身就是案件事实的反映。另外一个方面的功能是进入到侦查机关的档案管理部门作为原始的案件事实情况予以保存, 为案件公诉和审判过程中的材料丢失或者材料篡改等提供证明依据。

二、刑事侦查档案的管理责任

1991年公安部颁布了第一部关于刑事侦查档案管理的法规《公安业务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规定了公安部门刑事侦查档案的管理制度和管理责任, 使中国的刑事侦查档案管理开始有章可循, 档案管理责任的追究也有法可依。同时, 对刑事侦查档案管理制度和管理责任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制定的《公安机关档案类别划分与档号编写办法》、《公安机关文书材料立卷归档工作细则》, 以及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颁布的《公安档案管理办法》, 连同《公安机关业务档案管理办法》一同构成了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档案管理制度体系和档案管理责任体系。

在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之下, 我国的刑事侦查档案管理责任包括三个环节的法律责任, 第一个为入卷责任, 即档案归档时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第二个法律责任为存卷责任, 即在刑事侦查档案归档以后的档案保存过程当中的法律责任;第三种责任为用卷责任, 即在刑事侦查档案入档保存的过程当中相关机关和个人对刑事侦查档案的使用过程当中档案管理人员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1. 入卷责任。

刑事侦查档案的入卷责任是指刑事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当中形成的能够反映刑事侦查过程和案件事实的材料按照一定的编排方法和保护方法收集整理并且编排序号的过程, 这一过程当中产生的责任就是刑事侦查档案的入卷责任。在现代的公安机关档案管理制度下, 刑事侦查档案的入卷过程是在公安机关的业务部门进行的, 是由参与刑事侦查的侦查业务人员根据案件侦查过程的时间顺序对涉及的相关的程序性和事实性材料依照法律程序收集、获取和固定, 并在刑事侦查过程结束以后, 公安机关或者结案或者进入到下一个审查起诉环节而将案件移交给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 或者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行政处罚等等程序以后, 案件结办。此时, 虽然案件已经结案但是刑事侦查档案作为案件真实事实的反映, 仍然是案件不可分割的整体, 与其他程序性、实体性案卷材料共同构成案件的卷宗, 亦为刑事侦查档案, 不同的是这一类刑事侦查档案只保存在刑事侦查机关。在这一阶段, 档案管理的主要责任在刑事侦查部门从事档案归档活动的人员。一旦在这一过程当中出现了丢失、篡改以及故意销毁能够证明刑事侦查人员在刑事侦查过程中违法搜集证据的材料或者故意捏造、毁坏能够说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的材料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存卷责任。

存卷责任就是指在刑事侦查档案搜集入档完成, 刑事侦查档案移转到专门的档案管理部门以后, 档案管理人员进行管理的责任。《公安档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了公安档案工作机构应当建立公安档案统计制度, 对公安档案的收进、移出、保管、利用等情况进行统计。这是刑事侦查档案进入到档案管理环节的第一步, 即经过公安档案工作机构对档案的收进、移出、保管、利用等情况进行统计, 这是在刑事侦查档案由业务部门进入到档案管理部门以后划分接管环节的管理责任范围的依据。在档案管理过程当中公安机关的档案管理部门还要承担以下几个方面的职责:第一, 定期对刑事侦查档案进行鉴定;第二, 提供适宜的档案保存环境, 防止刑事侦查档案的毁损与丢失;第三, 不断研究和提高档案的保护技术和制度, 使档案能够更加方便地利用与保存。在刑事侦查档案的存卷过程中, 档案管理人的责任主要在保证档案的完整和安全, 为档案的利用创造更好的环境, 否则可能会造成档案能力的丧失, 比如对于电子证据档案来说, 影响电子文件法律证据价值的, 主要有法律性因素、技术因素和管理因素。如果在档案管理过程当中没有采取相应的技术和管理方法, 那么可能就会使电子证据在物理体不消失的情况下丧失发挥实际效果的本质而失去效力。

3. 用卷责任。

刑事侦查档案形成并由公安机关业务部门交由公安机关档案管理部门后, 由公安机关档案管理部门检查验收后进行编目、存放、建立备查卷、整理、接受、保管和利用。在利用环节, 公安机关档案管理部门主要的职责就是使存档的档案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效用。档案管理部门要建立健全档案借阅制度。即使是本机关人员借阅本机关形成的档案也要办理借阅手续;外单位借阅本机关的重要文件和绝密文件则需要经过本机关的经办部门或者主管领导批准;非公安人员借阅刑事侦查档案的时候要按照中央的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秘密材料则一般不能借给非公安保卫部门使用。借阅人员不得私自抄录、复制文件, 如果有特殊需要必须事先经过主管领导批准。刑事侦查档案的管理人员必须在档案的利用环节做好保密工作, 即使是本单位的员工也要按照规定办事, 否则酿成后果就要承担责任。

对于刑事侦查档案的管理来说虽然存在三个环节的责任, 但事实上档案管理的各个环节之间都是相互衔接相互关联的, 比如说如果入档的时候没有将档案的材料清点清楚, 那么造成的后果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档案保存与利用。同样档案的保存出现质量问题与否也是要以入档过程中的记录为依据来判断。因此, 就刑事侦查档案的档案管理来说, 从档案的形成一直到利用与保护过程的管理人员都要具有管理责任, 只有各个环节都做好才能保证刑事侦查档案发挥应有的功能, 保证国家的法律秩序和司法程序的正常运行。

摘要：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建立起了刑事侦查档案管理制度, 在档案管理过程中包括入卷责任、保存责任和用卷责任, 保障刑事侦查档案更好地保管和使用, 最终达到控制刑事侦查权力和维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目的。

关键词：刑事侦查,刑事侦查档案,管理责任

参考文献

[1]张维.刑事侦查行政化取向之法律效果浅析[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1) .

[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浅析诽谤罪举证责任分配 篇7

(一) 诽谤罪构成要件分析

《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因此, 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 足以贬损他人人格, 破坏他人名誉, 情节严重的行为。在主体上, 是一般主体, 单位不能构成犯罪主体。客体是他人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在主观方面, 行为人必须是故意, 即明知自己散布的是足以损害他人名誉的虚假事实,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他人名誉的危害结果, 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 行为人的行为是具有目的性的, 有损害他人尊严的意图。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有捏造并散布某种事实的行为。

(二) 诽谤罪中的证明对象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具体范围主要包括: (1) 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 (2) 作为罪刑轻重的各种量刑情节的事实。 (3) 解决刑事诉讼程序问题需要证明的事实。 (4) 其他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高法刑诉解释》第52条具体规定, 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 (1) 被告人的身份; (2) 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 (3) 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 (4) 被告人有无罪过, 行为的动机、目的; (5) 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6) 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 (7) 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有无法定或者酌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 (8) 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在诽谤罪中, 应当被证明的对象包括:第一, 被告人的身份。第二, 被告人被指控的行为是否指向了某一个特定的自然人。第三, 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被指控的行为。第四, 被告人被指控的行为中散布的事实是否为虚构。第五, 被告人的诽谤行为是否向社会散布。第六, 被告人被指控的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

二、诽谤罪举证责任探析

(一) 我国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举证责任, 是指司法机关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应予认定的案件事实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 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应当承担收集证据, 提供证据, 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责任。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控诉方对其指控的犯罪事实始终负有证明责任, 不得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刑法》规定诽谤罪是告诉才处理, 是自诉案件。为什么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通常由控方承担呢?在证明责任的划分上通常要考虑两个因素, 一是谁有能力进行举证, 二是待证事实更加容易被哪一方证明, 由其举证。什么叫做更加容易被证明呢?客观事实只在有以下三种情况下可以认为得被证明:一、积极的作为且是不法事实;二、有足够地能力收集证据证明事实;三、有客观地外在表现。那么一个人没有实施一个不耻行为, 这样一个事实, 无法证明。举例来说, 在一个民诉案件中, 各方举证能力相当, 原告提出“被告欠我钱”的主张就比被告“我不欠原告钱”法主张易于证明。刑诉分为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 无论是公诉还是自诉均是由控诉方提出辩方做出某不法行为, 其主张比辩方提出自己未作出不法行为易于证明的。而在公诉案件中无论是举证的能力还是其主张的能被证明的程度都决定了控方要承担举证责任。在自诉案件中, 假使控辩双方举证能力相当, 在考虑第二个因素下, 举证责任仍是由控方承担。诽谤罪案件大部分是自诉案件, 也就是说控辩双方举证能力在一般情况下是相当的, 而控方提出辩方做出了诽谤行为比辩方没有做出诽谤行为的主张更容易被证明, 由此可知, 举证责任应该由控方承担, 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由控方承担, 表面上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不存在问题的, 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诽谤罪的一个特殊性, 这就是控方的“辩方做出了诽谤行为”主张要得以被证明, 那么这涉及一个关键点, 即证明被诽谤的事实的真伪性。只有该事实并不具有真实性, 是不存在的时候诽谤罪才有可能成立。但是, 在这种举证责任分配下, 该事实能得以证明吗?因此在上述六个证明对象中除了第四个证明对象, 其他均由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对于第四个证明对象, 即“被告人被指控的行为中散布的事实是否为虚构”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是存在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应由控方承担;另一种观点认为, 被告应当就散布内容的真实性承担证明责任。

(二) 被诽谤的事实的真实性证明责任分配

通常被诽谤的事实都是一个不耻的行为, 前文中叙述了一个客观事实只在有以下三种情况下可以认为得被证明, 但很显然, 被诽谤的事实不具备上述三种情况, 如果该行为是不存在的, 即是消极的, 既然是消极不存在的那么当然也就不具有客观地外在表现。所以, 被诽谤的事实是无法被公诉方或者自诉人证实真伪的。比如, 甲与乙是邻居, 甲向小区里的人说乙有婚外情, 乙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甲诽谤, 那么甲具有证明责任, 证明其有婚外情的事实是不存在的, 怎样证明呢?提出证据证明甲婚姻和谐吗?这样能证明其没有婚外情吗?当然不行。因此, 甲是无法证明其没有婚外情这一被诽谤事实的。控方承担举证责任, 但是控方却无法完成举证, 这就造成了诽谤罪案件证明活动的无法完成, 这在逻辑上就有了矛盾。显然, 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是不合理的。

当然, 考虑到诽谤案件的特殊性, 控方无法完成, 那么就由辩方承担举证责任不就可以完成证明活动了吗?首先, 由辩方承担证明责任, 就是说辩方要证明“自己没有实施诽谤行为”的主张, 那么辩方就要证明被诽谤人实施了被诽谤的不耻行为, 诚然, 这个主张要比控方证明被诽谤人没有实施被诽谤的不耻行为要更容易证明, 但是辩方这个举证能力是很弱的。如果法律非强加这样一种责任给辩方, 只会产生一种后果, 公民在发表言论前, 先要收集证据。一个文明的国度只有在国家处罚公民之前须事先收集证据;而不能设计一个公民在评论另一个公民之前, 先收集证据, 这限制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因此, 辩方似乎也是不应当负举证责任的。

三、诽谤罪举证责任分配

那么, 诽谤罪的证明责任到底应该怎样分配呢?首先, 诽谤罪中的证明对象除了“被告人被指控的行为中散布的事实是否为虚构”这个证明对象因其特殊性由控方举证则很难完成证明活动外应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而在“被告人被指控的行为中散布的事实是否为虚构”这个证明对象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上我们应该这样考虑:首先, 我们考虑谁更有证明能力和何种事实更加容易被哪一方证明这两点。诽谤罪基本是自诉案件, 控方不具有像公诉方一样的举证能力。那么在控方和辩方的举证能力应该是相当的情况下, 我们应当考虑在诽谤案件中“被指控的诽谤行为所散布的事实是否具有真实性”谁更容易证明。对于这个问题前文中已经阐述过由于这个被证明的“事实”的特殊性, 相对于控诉方来说是消极的不能以客观外在表现出来的, 所以控诉方不能完成证明活动。而对于被告方来说这个需要被证明的“事实”是积极的不法行为, 是能够证明的。

一个国家在制度选择上总是难以平衡各方利益的, 但是我们又必须做出一个抉择, 因此就会不可避免的要放弃些权利的保护。就比如我们在诽谤罪证明责任的分配上来说, 如果选择由控方承担, 那么必然会对案件的真实性不利, 而无法完成实体公正, 不能真正保护权利人的人格尊严;如果由被告方承担责任则必然会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从发现真实的角度, 笔者认为诽谤罪的这一“事实”的证明应由辩方承担。这不仅是适应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 也是我国在人格尊严的保护和公众言论自由之间找到的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参考文献

[1]张开俊.名誉保护与言论自由的衡平:诽谤罪比较研究[J].政治与法律, 2011.

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现状分析 篇8

一、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 依法追究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的案件并不多, 只有少数案件适用刑法处罚。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 (2000—2010年) (1) 的统计数据:

这些案例折射出了司法实践中, 大量的环境污染行为基本上还是依靠追究其行政责任来解决。可是, 这种解决方式的效果却远不如追究环境污染刑事责任。因为, 在环境污染案件中, 行为人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 通常会伴随着高额的利润收入。损害赔偿相对于这些利润而言只是九牛一毛, 仅靠行政罚款难以产生威慑作用。在利益的引诱下, 一些人仍会以承担损害赔偿为代价去选择污染环境。而且, 很多案件, 其危害结果已经远远超过了民法、行政法的调整范围, 可是处罚时仍然使用这两门法律, 这其实从根本上放纵了环境污染行为。面对如此多的污染环境的案件, 如果只有少数被定为有罪, 很难实现刑法的威慑功能, 也难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针对这种轻刑事责任的现象, 我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这样的处罚极不对称, 联合发文《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 以促进刑事责任在环境污染领域的适用,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起到预期作用。

二、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现状产生原因

出现上述现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公法私法化

梅因曾言:“一个国家文化的高低, 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但凡半开化的国家, 民法少而刑法多。进化的国家, 民法多而刑法少” (2) 。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国家越来越注重民众的自主意识, 处理违法事件也着重民众的自主协商为主, 只有后果十分严重的犯罪行为才会以刑罚进行规范, 非刑罚措施的出台正是这一政策的体现, 这一政策体现到法律层面就是“公法私法化”的现象。

环境污染的产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也是复杂多样的, 随着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 公法和私法的绝对对立状态开始出现松动。当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由对抗走向协作和融合时, 公法和私法的关系以及受此影响的刑法和民法的关系都会出现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转变。随着社会经济中市民社会的崛起, 人们对于人权、公民权等权利的诉求越来越多, 社会就会逐渐摆脱国家的束缚, 此时私法就会对公法有更多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 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功能演变就是受到市民社会力量的影响, 刑法民法化的现象就产生了。这就导致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经常会民事赔偿结案。

虽然公法私法化趋势明显, 刑法的非刑罚化等发展趋势显著, 民法作为私法的代表, 其灵魂中意思自治、追求平等公平的特质在我国现实社会中需要大力提倡和宣扬。但是我们依然需要清醒的认识到, 我们不能忽略刑法惩罚与警示作用, 在环境污染领域, 很多污染事故发生的起源正是行为人抱着污染了民事赔偿解决的思想, 才导致现阶段环境污染事故愈来愈多, 环境污染损害愈来愈大, 人们的生活环境质量日益下降。所以, 一定不能放松刑法对环境污染的监管力度。

(二) 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 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 (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 , 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 (3) “刑罚仅仅在保证排除较之犯罪更大的罪恶时才是必要的, 无必要的都是应该禁止的。” (4) 因此, 有人认为“如果某项刑法规范的禁止性内容可以用民事、商事、经济或其他行政处分手段来有效控制和防范, 则该项刑事立法可谓无必要性” (5) 。在环境污染领域就应该轻刑化, 尽量减少监禁刑, 多运用民事、行政处理方法, 实现处罚多样化。

我们确实应该坚持刑法的谦抑性, 从严解释和适用刑法, 从宽解释和适用民法。刑法是最严厉的法律, 刑法只能作为保护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的最后一道屏障, 只有在其他社会调控手段无法起到应有效果, 在不得已时才可以适用刑法。刑法的谦抑性要求我们, 在刑法与其他法律交叉领域, 应当尽可能的少用刑法, 在能够通过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的承担解决纠纷时, 就不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刑法谦抑性能体现刑法的社会效益和刑法的民主。但是, 少用并不是说不用, 环境污染产生严重危害后果的, 如果已经进入刑事责任的适用范围, 而偏要放弃刑罚, 改用民事赔偿或行政罚款, 这只能是放纵环境污染犯罪, 并不能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三)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竞合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竞合是指行为人实施的环境污染行为同时符合环境污染侵权和环境污染犯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法律的规定, 行为人既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也需要刑事责任。

我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一直是民刑不分, 诸法合体。虽然近代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 形成以宪法为中心, 各部门法为构成要件的完成法律体系, 但是这并没有完全割裂各部门法之间的联系, 刑法与民法之间也并不是一种对立状态, 而是有密切关系的。反应到实践中, 就是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存在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竞合, 这也是在环境污染中会出现刑事案件民事解决现象的重要前提。在实践中, 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往往会伴随着严重的损害后果发生, 如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重大伤亡等, 这就必然涉及到赔偿问题, 导致环境污染两种责任的竞合现象十分普遍。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竞合, 由于一行为触犯的是二种不同的法律关系, 行为需同时承担两种责任。但是由于以前对待环境污染问题最初处理方式一般是民事手段或行政手段, 导致现在大多数的环境污染案件很少能进入的刑事领域, 一般是民事赔偿或行政罚款结案。不过这仅仅是一个经验问题, 归根到底, 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的适用不够重视的原因, 环境污染行为何时应该适用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 何时又应该过渡到刑事责任, 接受刑罚处罚, 这就需要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以保障全人类的环境权益为理念正确适用环境污染刑事责任。

三、结语

环境污染事故不断发生, 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不断创历史新高, 环境污染成为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可惜限于能力及篇幅原因, 笔者从实践问题着眼, 只是对轻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的现状及产生原因进行分析, 虽然在理论上可能还有微薄的借鉴之意, 但对具体实践中如何解决该问题, 缺乏指导意义, 只是希望借此题引其他学者注意, 共同关注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同时也希望政府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避免走发达国家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不能只是片面的追求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 忽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应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 走边发展, 边治理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摘要：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 环境污染问题不断滋生, 民事手段和行政手段已不能有效的遏制污染, 而环境污染刑事责任还不能受到重视。本文立足轻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的现状, 从公法私法化、刑法谦抑性、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竞合等方面分析产生该现状的原因, 指出环境污染刑事责任适用的必要性, 以期司法实践中对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的适用重视起来。

关键词：环境污染刑事责任,公法私法化,刑法谦抑性,竞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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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 (黄风译) [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47.

论民事责任的承担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篇9

关键词：民事责任 刑事责任

随着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的相互渗透，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是否能相互转换的问题引起了热议。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不仅只是重叠，某种程度上甚至有相互转换的可能，主要体现在刑罚与损害赔偿的关系上。[1]目前，虽然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否能够相互转换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从事实上来看，民事责任的承担对刑事责任从犯罪的成立、量刑的轻重以及行刑方面都会发生影响。

一、民事责任的承担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一）民事责任的承担对刑事责任有无的影响

承担民事责任能够影响刑事责任有无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之中。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2款规定：“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全部退赃、退赔的可不作犯罪处理。”该司法解释意味着退赃、退赔的行为可以影响到刑事责任的成立与否，完全退赃、退赔的可以不承担刑事责任。不过该司法解释实行至2013年后已经被新规定取代。新规定修改了表述，转而认为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除此之外，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中也有民事赔偿能力影响犯罪成立与否的规定。该司法解释规定，在交通肇事仅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况下，行为人“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构成犯罪。

（二）民事赔偿对量刑的影响

我国犯罪的量刑原则规定在《刑法》第61条：“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即“以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量刑根据的“事实”也应包含“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是一个概括性表达，由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决定，因此与其他要素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关系，因此一般也不需要单独进行判断。细分起来，判断犯罪事实和犯罪性质能够决定是否定罪及法定刑的大致范围。在法定刑的大致范围之内，具体的刑罚裁量所依据的是犯罪构成事实之外的事实即量刑情节。按照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以刑法有无明文规定为标准，可以将量刑情节划分为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由于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被告人对于被害人的民事赔偿必然影响量刑的明文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又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故民事赔偿自然不属于法定量刑情节。但是这并不妨碍民事赔偿可以作为酌定情节而存在。

我国的司法解释中也有相当数量的规定表明民事赔偿影响着量刑的轻重。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10月27日发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对于起诉到法院的坑农害农案件，要及时依法处理，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要注意尽最大可能挽回农民群众的损失。被告人积极赔偿损失的，可以考虑适当从轻处罚。”“会议纪要”属于规范性文件，虽不是正式的司法解释，但事实上也起到了司法解释的作用。2004年6月21日颁布的《关于依法惩处生产销售伪劣食品、药品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通知》第3条指出：“被告人和被告单位积极、主动赔偿受害人和受害单位损失的，可以酌情适当从轻处罚。”2010年2月8日颁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指出：“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2014年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在“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部分也明确指出：“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其中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握。”

除了上述主要针对实体问题的司法解释及司法规范性文件之外，在某些程序问题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规范性文件中也有类似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4日颁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2012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7条规定：“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情况认定其悔罪表现，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三）民事赔偿对行刑的影响

刑罚经法院判决后即生效实施，因此刑罚的内容和执行方式并不会受到民事赔偿的影响，但是由于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减刑、假释等制度，而这些制度与民事赔偿之间也存在关联的关系，因此刑罚的执行过程实际上也受到了民事赔偿的影响。

《刑法》第7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可以看出，减刑和假释的适用都要求“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11月21日颁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罪犯积极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可视为有认罪悔罪表现，在减刑、假释时可以从宽掌握；确有执行、履行能力而不执行、不履行的，在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只要罪犯积极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便可视为有认罪悔罪表现。该规定意味着罪犯积极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具有独立的司法价值，也为民事赔偿影响行刑提供了规范根据。该司法解释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民事赔偿的履行对行刑的影响：积极履行的可以“从宽掌握”，但是确有执行、履行能力而不执行、不履行民事赔偿的，应当“从严掌握”减刑。在此处，所谓“从严掌握”不仅包括“不准减刑”，而且也包括了降低减刑幅度、减少减刑频率。甚至在有的地区，“从严掌握”已经直接变成了“不准减刑”的代名词。[2]除了上述规定以外，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2月8日颁行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34条中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等严重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有组织犯罪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毒品犯罪再犯的严重犯罪者；确有执行能力而拒不依法积极主动缴付财产执行财产刑或确有履行能力而不积极主动履行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的，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对累犯减刑时，应当从严掌握。拒不交代真实身份或对减刑、假释材料弄虚作假，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不得减刑、假释。”该条规定明确了对减刑、假释区别对待的立场，指明了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做法，对于司法实践中减刑、假释案件的正确处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3]

二、民事责任的承担影响刑事责任的依据

民事责任的承担之所以能够影响刑事责任的有无、刑事责任的大小以及行刑，从理论上来说，通常是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积极承担民事责任说明了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较低

承担民事责任是加害人悔罪的表现，可以间接说明加害人认识到了犯罪的危害性，因此人身危险性降低，再犯的可能性降低，因此减轻刑罚也可以实现刑罚的惩罚及预防犯罪的功能，同时还能够节约司法资源。正如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和托马斯·魏根特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指出“行为人为损害赔偿和被害人和解所作的努力，使得犯罪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后果减轻，它基于不同的原因降低了处罚的必要性。首先，预防的刑罚需要被降低：行为人通过其损害赔偿的努力表明，他承认其罪责（和因此被其以前违反的规范的社会有效性），以至于不需要用刑罚来证明规范的有效性。此外，自愿的损害赔偿还常常表明，就预防行为人继续犯罪目的而言，不需要对他施加持续的影响。再者，行为人通过损害赔偿的努力，如提供物质的、非物质的（了解被害人的详细情况），以便找到被害人予以补偿，这样事实上他已经将一部分刑罚服刑完毕。也就是说，由于行为人的损害赔偿努力，刑罚的多种目的已经实现，制裁可被（在特定的情况下明显地）减轻”。[4]

（二）积极承担民事责任具有较大的刑事政策意义

在我国，刑事案件中的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赔偿一般执行率很低，犯罪人在被判处刑罚后，其本人和家属积极弥补受害人的积极性和意愿下降，因此一般民事赔偿很难得到执行。而在我国目前并不存在对于被害人的赔偿基金，很多被害人及其家属因为加害人的犯罪行为而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在他们看来，惩罚犯罪人固然重要，但是解决每天面临的生活上的压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刑事政策上来说，鼓励民事赔偿并酌情考虑民事赔偿对刑罚的影响对于民事赔偿的积极履行，被害人正常生活的恢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在考虑民事责任对刑事责任的影响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被害人的意愿。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虽然通说认为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更为强调犯罪是对“公”的损害，但是我们不应忽略被害人才是损失的直接承受者。刑罚中也同样包含着对被害人因素的考虑。如果被害人能够接受民事赔偿，意味着从被害人方面来说，愿意原谅犯罪人的部分罪行，事实上也减轻了犯罪行为的不良影响。

三、民事责任的承担影响刑事责任的边界

一般来说，损害赔偿一般存在于轻罪案件之中，并且即使进行了充分合理的损害赔偿，也只能减轻被告人的部分刑事责任，被告人还要接受对其剩余刑事责任的刑事处罚。[5]争论较大的是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能否适用于重罪如因故意杀人、抢劫犯罪或可适用死刑的案件。

从司法实践来看，很多案件的死刑判决均因行为人积极履行民事赔偿获得被害方的宽恕，以死缓告结。重罪案件中民事赔偿同样可以影响刑事责任负担这一观点有向主流学说演进的迹象。高铭暄教授明确指出，在常见的死刑罪名中，例如，故意杀人罪中，如果存在犯罪后与被害人家属达成了赔偿谅解协议等酌定量刑情节，一般情况下，就可以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6]据介绍，在2007-2008年，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死刑二审上诉案件中，因被告方赔偿而改判的案件，就占死刑二审上诉改判案件的57.89%。在因被告人方赔偿而改判的死刑案件中，由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刑缓期执行的占到63.64%。[7]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对某地审理完毕的83件故意杀人案件进行了研究，显示：“民事部分达成调解的被判死缓的机率是87.5%，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被判死缓的机率是41.9%，法院判决赔偿的被判死缓的机率是37.8%，不积极赔偿的被判死缓的机率是14.3%”。[8]可以看出，如果能够民事调解结案，则判死缓的几率大，反之，如果赔偿被害人不积极，则判死缓的几率不大，民事赔偿对于是判死刑还是死缓的影响非常明显。但很多学者也同时认为，民事赔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刑事责任承担，需要对犯罪的性质、行为人的自身情况以及其他案件情节综合考虑，损害赔偿仅是诸多量刑情节中的一个，不能因为加害方的高额赔偿、尤其是被动或迫于压力下支付了高额赔偿就在量刑时予以宽大处理。

从规范层面看，也存在着民事赔偿影响死刑适用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如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2007）2号]规定，要“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2007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审判工作的决定》也明确规定，“要正确处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与依法严厉惩罚严重刑事犯罪的关系。……案发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案件等具有酌定从轻情节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除此之外，2007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要求“对死刑案件适用刑罚时，既要防止重罪轻判，也要防止轻罪重判，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重罪重判，轻罪轻判，无罪不罚。……对具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也依法予以考虑。”上述《意见》和《决定》都强调了在适用死刑时，要考虑民事赔偿等可以酌定从宽处理的情节。如果犯罪人积极赔偿损失，并且真诚悔罪的，一般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虽然有上述规定，但是本文认为，刑罚权是国家的重要权利，关乎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以及法律秩序的统一，因此必须保持对于重要法益的核心的刑罚权的完全垄断及排他的强制性适用。加害人或者被害人此时不能根据私人意志或者个人利益来私自变通刑法的适用。严重犯罪以及可能适用死刑的犯罪正是国家行使核心刑罚权的地方，如果允许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达成民事赔偿，从而影响到定罪量刑的话，相当于私人意志凌驾于国家的核心刑罚权之上，是对国家刑罚权的侵蚀以及法秩序的颠覆。

刑法的性质究竟是公法还是私法，或者是独立于公法与私法之外的第三种法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刑法与追求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私法规范仍然有较大的区别。维护社会整体的公平以及全体公民心中的正义感、维护法秩序的统一在刑法中应该居于更重要的位置。犯罪行为一旦发生，犯罪人更多的将背负起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如若刑罚沦为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无疑将损害整个社会对稳定的正义秩序的期待，相较于对被害人的赔偿这点积极作用，其负面作用要大的多，因此在考虑重罪案件的刑事责任时应尽量减少民事责任的影响。

注释：

[1]王泽鉴《损害赔偿法之目的：损害填补、损害预防、惩罚制裁》，载《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第8期。

[2]例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于2006年6月14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服刑人员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刑事裁判中财产刑等执行的规定》中就规定：“法院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对提请减刑、假释建议的服刑人员确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刑事附带民事裁判所确定的义务或刑事裁判的财产部分的，不予减刑、假释”。

[3]何恒攀、闫永安《论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根据》，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4][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8-1069页。

[5]白云飞，《量刑中损害赔偿问题研究》，载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刑法调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页。

[6]高铭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

[7]于天敏等：《因被告人方赔偿而改判的死刑案件情况分析》，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8期。

论是否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篇10

我国现行《刑法》为1979年颁布实施的, 其中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为绝对无刑事责任人, 并且已沿用至今。即使1997年《刑法》进行了大修, 以及之后颁布的9个刑法修正案也均未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重新划定。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心理、生理和智力上的成熟程度也随之提前, 有医学测算称, 国人的发育年龄较之20多年前已至少提前了2至3年。由于法治社会的不断推进, 人们对法律的了解也越加增多, 加之学校进行相关法律宣传, 未成年人很早就对是非对错、生命可贵、财产权等有基本的认识。从认识水平上, 其也完全明白杀人、抢劫是犯罪行为。在本案中, 按警方的通报, 3名未成年人在学校抢劫老师是“有预谋的”, 他们先将被害人叫出宿舍, 持木棒殴打, 并拖至卫生间用布堵住嘴, 致其死亡;然后将被害人手机及2000余元现金抢走。并且根据某台记者的了解, 在行凶过程中, 赵某、孙某曾有主观放弃的意图, 然而刘某却说:“没事, 把这个老师打死了, 我们也不要坐牢, 你们不打我就打死你们。”由此可见, 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仅对抢劫、杀人等犯罪行为有足够的认识, 而且还清楚的认识到其作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是不用负刑事责任的。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断曝光, 很多行凶者因不满16周岁而没有受到相应的刑事追究。现在电视网络等现代化传媒日益发达, 从认知水平上, 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已经完全可以明白杀人、抢劫是一种犯罪行为。而现行的《刑法》是70年代制定的, 70年代人的认知水平远不及今日的人们, 思想相对单纯, 形成世界观比现在要晚很多, 因此现行《刑法》仍然适用70年代的标准是欠妥当的。

《刑法》规定的14周岁、16周岁两档刑事责任年龄, 先前是期望起到保护未成年的作用, 由于未成年人对自身行为的认知度不够准确, 因而应当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然而从现在看来, 此举是否更像是一种变相的激励与纵容?因此, 在当前大的社会背景下, 笔者认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标准, 理由如下:

首先, 未成年犯罪呈上升趋势。而且根据近些年的各类事件可以发现, 我国14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率在不断上升。根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显示, 青年人犯罪率占全国刑事犯罪比率的70%, 其中14到18岁之间的犯罪率又占青年犯罪率的70%, 犯罪率不断呈现低龄化。

其次, 当今儿童身体素质以及意识思维已经今非昔比。在当今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 大量的信息通过网络等各种信息终端丰富着每个人的思想, 这其中也包括儿童。根据有关部门的研究报告显示, 当代的未成年各方面的成长, 身体及意识形态, 比30多年前的同龄孩子, 至少提前成熟2至3年, 也就是说30年前14岁的儿童的心智, 只相当于现在11岁左右的孩子, 因此《刑法》中对于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仍然以14周岁划线, 明显不那么合理。

再次, 降低年龄限制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现在未成人犯罪, 都是以加强教育的形式, 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加强管制, 但是之后多半是“一放了之”, 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在某种程度上, 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使未成年人产生“未成年人犯罪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意识。因此, 虽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范围看似会扩大打击面, 其实反而是提高了法律的震慑力, 增加了未成年人的犯罪成本, 从而让未成年人明白犯罪是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 消除犯罪念头, 真正的起到保护未成年人的作用。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国民的文化、家庭、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的心理、生理和智力上的成熟程度也随之提前, 国人的发育年龄较之20多年前至少提前了2至3年, 而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还是现行刑法于1979年规定的, 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因此, 笔者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势在必行。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

参考文献

[1]孙振江.对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规定的探析[J].理论界, 2009 (11) .

[2]刘强, 郭卿, 孙宝林.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探析[J].科技信息 (学术研究) , 2008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