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公共关系

跨国企业公共关系（精选十篇）

跨国企业公共关系 篇1

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 它在改变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同时也促进企业的跨国经营。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持续稳定的增长, 以及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企业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同时伴随着我国加入WTO后,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大范围接轨, 国内巨大的市场潜力正成为跨国巨头争夺的中心。因此, 本土企业面临来自“内、外”的双重压力, “走出去”则成为部分企业积极防御的手段和快速发展的有效方法。

跨国经营对企业而言是机会与风险共存。企业国际化风险, 包括目标市场的稳定性、社会动乱、汇率波动、基础设施落后、本国与东道国政府规定、语言、规范、宗教及法律系统差异等。自20世纪末开始跨国经营以来, 我国企业积累了一定应对国际化风险的能力, 但是, 相对于拥有丰富国际化经验的跨国巨头而言, 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还属于“学习”阶段。因此, 如何丰富国际化知识与经验, 丰富何种知识和经验则是我国企业和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1992年, 首钢集团公司斥资1.2亿美元收购了秘鲁铁矿公司, 成为成功并购外国公司的第一家中国国有企业。随后14年中, 首钢秘鲁公司时常因劳动争议而停产, 每年都造成巨大损失。在经历了艰难经营后, 首钢公司无奈将秘鲁铁矿的部分股份出让, 结束了这段投资。2004年, 上汽集团以5亿美元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 希望双龙可以成为上汽国际化的一翼。同样受劳动争议的影响, 2007年, 上汽集团结束了在韩国的投资。事实上, 对寻求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来说, 东道国劳动关系管理早已成为他们前行的一个重要障碍。关注和研究跨国经营中的劳动关系管理知识和运行模式, 从而为我国企业国际化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借鉴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2 企业跨国经营中劳动关系管理的特征

跨国企业是指任何在他国或更多国家内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企业, 其母公司所在地称“本国”或“母国” (home country) , 设在其他国家的子公司所在地称“地主国”或“东道国” (host country) 。跨国企业的基本经营策略可区分为本民族中心、多民族中心、全球中心三种类型。一般而言, 以本民族中心为经营策略的跨国企业, 其管理方式容易引发劳资争议, 主要原因是管理者将本国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反射在子公司的员工与制度上。以多民族中心与全球中心为经营策略的跨国企业, 其管理方式引发的劳资争议相对较少, 主要原因是它们的管理考虑到子公司的环境特质, 包括社会、文化或其他方面的差异。

尽管跨国企业的经济力量庞大, 也被东道国欢迎, 但是其内部劳资关系仍然受到制约, 这种制约来自于企业内部、国家与国际组织三个层次。在企业内部层次, 工会活动与劳工参与是主要的制约力量, 工会活动包括集体协商以及争议行为的运用等, 劳工参与包括员工代表会、劳资会议等反映员工意见的机制。在国家层次上, 主要的制约力量是东道国的法制, 尤其是各种劳工法规, 这些法规对规范跨国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相当有效。在国际层次, 制约力量一则来自于国际劳工与社会运动, 二则来自于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国际劳动基准。

3 企业跨国经营劳动关系模式发展的新趋向

跨国企业将不同的生产流程打散, 分布到全世界各地, 并且利用各地廉价的工资或水电等基本设施, 形成所谓“国际劳动分工”。它让企业得以进行全球性的扩张, 而且得到更多利润了, 不过这些变化也给东道国带来了更多的负面影响。如何应对“国际劳动分工”下的劳动关系, 如何实施有效的管理手段, 则是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新问题。

就企业国际化而言, 原本是指企业应对产品与生产因素的国际化, 而在经营管理方面随之调整的一种过程。但实际上, 不少企业却以“国际化”的口号, 不断寻求低成本、高利润, 将企业迁往劳动力较为低廉的地区。因此造成原有投资地劳工失业的痛苦, 引起社会问题。企业家出走很少会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 只会怪政府政策不好, 怪劳工薪资太高, 怪工会不配合。如何推进公司的社会责任运动, 来促进劳工关系的协调与稳定, 并进而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平衡与发展亦是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新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企业激烈竞争之下, 许多公司都要求控制劳动成本, 将越来越多种类的工作采用外包的形式取代设置正式部门生产, 相应劳工的工作权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从事非典型劳动 (含劳动派遣) 的劳工人数, 近年来有相当大幅度的增长。所谓的非典型雇用比较常见的有:部分工时、临时工或定期契约工、劳务外包、劳动派遣等几种主要型态。就雇用关系而言, 前三种型态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争议, 只有劳动派遣因涉及派遣机构、要派机构及派遣劳工的三方关系, 而使得雇用关系的认定与雇主责任归属产生争议。如何应对转包、分包生产以及非典型雇用中的劳工关系调整, 也是跨国企业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4 企业跨国经营劳动关系管理策略

由于基本的价值观不同, 每个国家的社会文化不同, 如果没有完善的了解与准备, 在面对不同文化冲击时, 容易出现对立、抗拒、震怒、暴力相向甚至逃跑等状况发生, 所以加强跨文化管理的能力是企业跨国经营的重中之重。对企业组织而言, 文化会影响到员工的工作态度、成就动机和时间观念, 企业跨国经营应由跨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与管理, 借以提升劳工的管理绩效。

跨国经营应该避免品牌及企业形象受损, 严格要求跨国投资公司必须配合当地政府法令, 且不得违反国际劳工组织的各项公约及建议书的内容, 重视劳动标准的提升。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经济环境中, 企业为了撷取最大的利润, 除了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地降低成本, 更重要是品牌形象的开发与维持, 是企业在全球化时代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关键。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 品牌这种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 往往比一家企业的所有有形资产的价值还重要。

企业跨国经营会因为各当地国法令的规定, 或者是遵守国际核心劳动基准而被迫提高劳动条件, 对于劳动者的利益照顾得很周到, 从而认为工会的作用有被边缘化的趋势, 所有的劳动关系管理直接由资方面对劳方, 内部员工也会认为他们再也不需要工会。其实不然, 工会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当劳资和谐时企业将劳工照顾得无微不至, 工会当然乐观其成, 此时企业不容易察觉工会的功能, 然而一旦劳资关系紧张, 劳动者权益有争议时, 工会则会挺身而出, 充当劳工的守护神。因此企业跨国经营应与工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企业跨国经营应在跨国投资公司内部推动社会责任运动, 保护劳工的基本权益。重视跨国性的生产组织与国别性劳工组织之间的关系, 关注跨国生产体系中转包和分包企业中的劳工关系调整问题。企业还应该遵守以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及《跨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等文件为基础的社会责任, 可以自行设立旨在履行其维护劳工权益和保护环境等方面社会责任的自律性“生产守则”, 以此来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摘要：劳动关系管理已成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回顾企业跨国经营理论和劳动关系理论基础上, 首先明确了企业跨国经营中劳动关系管理的特征, 然后分析了企业跨国经营劳动关系模式发展的新趋势, 最后提出了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劳动关系管理的策略。

关键词：跨国经营,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管理

参考文献

[1]J Johanson, and JE Vahlne.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i-zation[J].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1990, 7 (4) :11-24.

[2]程延国.劳动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史天林.企业跨国经营中的跨文化管理[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4 (2) :89-92.

在华跨国企业关系营销的策略运用 篇2

一、关系营销内涵及其作用

(一) 关系营销的内涵

关系营销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传统营销理论已越来越难以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传统营销理论的基础上,西方企业家和经济学者对营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种种关系和作用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研究,发现正确处理与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并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是企业成败的关键,于是欧美及日本许多企业迅速将此理论转化为商业实践,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对关系营销的定义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研究角度、使用立场的不同也不尽相同。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包括:(1)保持顾客。伦纳德·L·贝里(1983)最先在服务范畴引入关系营销的概念“关系营销就是吸引、保持以及——在综合服务公司——扩展客户关系”。(2)锁住顾客。 巴巴拉·B·杰克逊(1985)唐布尔和韦尔森(1989)等人指出买卖之间的关系可以由结构纽带(Struclural bonds)和社会纽带(Social bonds)组成,“关系营销就是通过建立、加强这两种纽带,尤其是结构纽带构筑有效的出走障碍,锁住顾客。”(3)数据库营销。卡波尔特和沃尔夫指出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关系营销就是利用数据库去‘瞄准并保持消费者,与消费者建立连续关系”。(4)义务——信任理论。摩根和汉特(1994)将企业面对的关系分为四个方面十种关系,把关系各方之间的义务和信任看作是影响关系营销成败的关键变量。(5)文化——内部营销。克里斯琴·格罗认为市场营销是建立、保持、强化客户关系(不一定是长期关系)并使之商品化,以实现所涉各方的目标。其方式为相互交易和实现承诺。(6)关系、网络、互动理论。1997年瑞典学者古姆松提出“关系营销就是从关系、网络和交互的角度看营销”。

目前,众所共识的关系营销概念是由营销大师菲利浦·科特勒(2002)提出的“关系营销就是创造、保持并提升与顾客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二) 关系营销的作用

关系营销的作用,已经成为全球众多学者和企业的共识,甚至有学者认为关系营销是对传统营销的革命, 是二十一世纪企业制胜的法宝。当然,这种说法在关系营销如火如荼发展了二十多年并遭遇了一些实践失败后受到了质疑,但丝毫不影响关系营销的地位及其应用范围的扩大。

里奇何尔德和萨斯尔通过对跨行业的100个业主商业咨询研究,发现:只要提高顾客保留率5%,公司的利润就提高25%—85%。美国学者杰伊· 柯里和亚当·柯里(Jay and Adam curry) 研究分析得到的结果是:

·前20%的客户带来了80%的收益, 但所带来的利润可能超过百分之百;

·目前的客户带来了高达90%的收益;

·营销预算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花费在了非客户身上;

·在所有客户中,有5%～30%的客户具有在金字塔中升级的潜力;

·要想让客户在金字塔中向上攀升, 客户的满意度十分重要;

·在客户金字塔中上升二个百分点, 可能意味着收益增加10%以上, 以及利润增加50%以上;

·争取一名新客户所花的钱是保持一名老客户的5～l0倍;

从以上研究不难看出,关系营销已成为本世纪最热门的营销话题并被企业争相实施的原因。

二、跨国企业关系营销策略

(一)建立并保持与顾客的良好关系是跨国企业关系营销的核心。

1.树立以顾客为中心的观念

以顾客为核心的营销观念要求企业的一切计划和策略应比竞争者更有效地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第一,一切为顾客着想。在酷热的夏季,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在升起了悬梯,关上了舱门, 波音737飞机已经开始滑行时,为一位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的迟到顾客打开登机口, 让他上来了。西南航空公司认为:“这个行为打破了航空历史上的所有规则,但我们还是祝贺这位飞行员作了一件很好的、正确的事。” 一切为顾客着想,才能使消费者在心理上对企业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第二,顾客是我们的朋友。西方世界人情的淡漠,使许多人缺乏朋友。中国人的热情好客, 更容易将顾客关系发展成朋友关系, 这比把顾客当成上帝更容易让人接受。将顾客当成朋友是顾客满意管理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三层意思:一是顾客是商品的购买者,不是麻烦制造者;二是顾客最了解自己的需求,爱好,这恰恰是企业需要搜集的信息;三是由于顾客有“天然的一致性”,同一个顾客争吵就是同所有的顾客争吵。

2.进行顾客化营销,创建优势国际品牌

顾客化营销是完全以顾客为中心的营销方式,也称为定制营销,被美国著名营销学者菲利普·科特勒誉为21世纪市场营销最新领域之一。顾客化营销是指企业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将每一位顾客都视为一个单独的细分市场,根据个人的特定需求来进行市场营销组合,以满足每位顾客的特定需求。顾客化营销不仅能降低库存,减少积压,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更是创建国际优势品牌的最佳思路。日本东芝公司在80年代末提出“按顾客需要生产系列产品”的口号,计算机工厂的同一条装配线上生产出九种不同型号的文字处理机和20种不同型号的计算机,每种型号多则20台,少则10台,公司几百亿美元的销售额大多来自小批量、多型号的系列产品;在服务业和零售业中,顾客化营销的做法是追踪顾客的消费习惯,自动为客户提供最需要的商品服务。日本有些服装店采用高新技术为顾客定制服装,由电子测量仪量体,电脑显示顾客穿上不同颜色、不同风格服装的形象并将顾客选定的款式传送到生产车间,激光仪控制裁剪和缝制,顾客稍等片刻就可穿上定做的新衣。

3.为顾客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完善的服务是顾客满意和忠诚的另一要素,也是凸现核心产品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更注重核心产品之外的附加价值,“礼多人不怪”。一汽-大众奥迪机场服务项目不仅包括奥迪用户可以自己驾车到机场,享受常规保养、正常维修、内部清洁、车辆抛光打蜡、安全存车、车辆清洗等基础服务,还包括为奥迪用户提供电话预约代购机票、代办登机牌、行李托运、专车接送登机、更换登机牌、优先选择舱位、开设贵宾休息室、绿色安检通道等其它乘机客户所享受不到的增值服务。这些增值服务不但为用户节省了时间,更使用户在尽情享受奥迪车所带来的方便的同时,感受到一份无微不至的关怀。

4.建立顾客关系管理系统,提高顾客的满意度

关系营销是与关键顾客建立长期良好业务关系的种种策略。建立顾客关系数据库系统是企业实施关系营销的第一步,跨国企业可以利用当今盛行的CRM系统,把各个渠道传来的用户信息集中在一个数据库中并在公司各个部门之间共享这同一个客户资料数据库, 与顾客进行交流、沟通,为企业赢得顾客。

(二)得到政府的理解支持,是跨国企业关系营销的重点

1.积极主动与政府沟通, 得到政府的支持。

跨国企业虽然作为独立的法人,拥有生产经营权,但其行为必须接受政府各种形式的管理、监督、指导和调节。在中国这个潜规则复杂、关系网纵横的社会中,政府的肯定与否定、支持与反对、赞赏与谴责、援助与制裁都会对企业产生不可限量的后果。因此,对跨国企业来说,得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是企业决定进入中国市场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许多有经验的跨国公司甚至将其提到了企业战略的高度。2005年9月12日,万众期待的香港迪斯尼乐园正式对外开放,国家副主席曾庆红、香港特首曾荫权等高官参加了开幕典礼,一个游乐园可以获得如此高规模的开幕典礼,在中国前所未有。这是由于迪斯尼集团一向出色的政府关系营销,使其从选址、开业筹备到正式开业都得到香港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

2.努力支持公益事业,取得政府的信任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向看重有良心的企业,对公益事业的投入,往往会使跨国企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伴随着可口可乐业务在中国的持续发展,可口可乐中国系统不遗余力地投身到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中,迄今为止,可口可乐中国系统已参与了涉及教育、体育、环保、救灾、扶贫、就业等许多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公益项目,捐资总额超过 4,000万元人民币,成为中国社会公益事业最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之一,这一举动不仅塑造了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也取得政府的信任与好感,赢得了高层的认同,使得可口可乐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三)合作共赢是跨国企业关系营销的新思路。

跨国企业是处于社会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企业营销目标的实现要受到众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关系营销以系统论为基本指导思想,将企业置身于社会经济大环境中来考察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认为企业营销是一个与消费者、竞争者、供应商、经销商、影响者、内部员工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关系营销的基础,在于交易双方之间有利益上的互补。如果没有各自利益的实现和满足,双方都不会建立良好的关系,真正的关系营销是达到关系双方互利互惠的境界。西门子公司是这方面成功的典范, 它曾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提供GSM设备与服务;与北京国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在电站IT领域进行战略性合作;与重庆海扶技术有限公司达成了关于核磁共振引导的高强度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开发项目的合作;今年8月20日,又与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所属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过去十多年中,双方已经在数十个项目中有过成功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三、跨国企业关系营销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关系的“度”的把握问题。关系营销要求企业将关注的焦点从传统的完成交易转移到与利益相关者建立长久关系上。我国关系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人们对关系的天然关注,使跨国企业关系营销变得更为有利。然而,真正的关系并不等同于“走后门、拉关系”的庸俗关系,很多时候,跨国企业在营销中会出现热情过了头的情况。根据美国证监会披露的内幕:从2000年到2003年,朗讯公司邀请约1000名中国官员赴美旅游,花费超1000万美元。仅在2002年和2003年,就有24起朗讯赞助的针对中国官员的旅行,其中至少12起纯粹是观光。如何把握营销中关系的“度”,是跨国关系营销必须关注的问题。

二是跨国关系营销策略的调适问题。跨国企业在从事营销时,一方面受到目标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制约,同时更要受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语言、经济技术、自然地理及竞争者等因素的影响。菲力普·科特勒认为:一个公司可能有一个精湛的优质产品,一个完善的营销方案,但是要进入某个特定地理区域时,可能面临各种政治壁垒和公众舆论方面的障碍。因此,在进行跨国关系营销时,对不同地区、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这样,才能及时调整关系营销策略,避免出现诸如美国某棒球公司在中国台湾地区销售绿色棒球帽的笑话。

三是遵循制度与建立关系问题。在我国,很多情况下,碍于“面子”、“人情”,制度往往会让路于关系,尤其在不违反制度的时候,有关系比没有关系要好办事的多。关系营销理论认为制度是保障社会秩序,维系人与人关系的基本保证。关系营销不能以牺牲制度为代价。任何违反制度的关系营销,不仅使关系无法建立,严重者还会被告上法庭。全球不干胶巨头艾利丹尼森中国公司为了获得订单,曾数次以巨额资金向无锡研究所等中国的相关政府部门行贿,并得到了利润丰厚的警车合同,该事件曝光后,艾利丹尼森公司被处以2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

跨国企业公共关系 篇3

当前跨国公司的发展已从出口、授权、海外直接投资进入到了全球资源整合阶段,随着海外子公司发展的日趋成熟,其角色的多样化和职能的丰富化使得跨国公司母子关系及其管理发生质的变化,跨国公司技术能力的演化轨迹和路径也变得越加复杂和个性化,为技术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加之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以中国为例,国内市场并不狭小,跨国经营企业也大多没有技术、品牌等所有权优势,惟一拥有的低成本优势还仅限于母国,基本上是在没有任何明显优势依托的背景下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这类跨国投资行为大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技术寻求特征:借助跨国经营,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创新基础设施、健全的创新体系以及丰富的创新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加以学习和吸收,以加快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将对企业技术能力的研究置于跨国公司这一特定主体的分析框架下,探寻跨国经营企业母子公司技术能力交互演进的轨迹路径及其内在机理,帮助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环境下找到适合自身资源和能力特点的技术能力发展方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1 跨国公司母子关系及其能力演化研究回顾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以母公司为中心确定子公司的作用并且协调与控制它们的活动,主要解决母公司如何根据总体战略动机对子公司承诺提供资源和赋予自主权等一系列管理问题,并利用公司在母国建立起来的非地域性的公司特定优势寻求在全球市场上的快速复制式的扩张,这时,海外子公司被看作是母公司专有技术及能力转移的接受者、同质化的战略执行者和当地实施者,其角色属于“运作”层面的,而非“战略性”的。

20世纪80年代后,基于子公司异质性的基本假设,跨国公司研究的重点逐步向子公司层面转移。有关实证表明,子公司确实拥有独特的技术能力,而且这种技术能力经常是子公司自主性的结果[1]。Teece等认为,子公司独特的活动空间或发展历史可以决定其独特的发展路径,最后产生独特的能力[2]。Bartlett和Ghoshal把跨国公司众多海外子公司看作一个网络体系,并根据子公司所在市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及其在技术、生产、营销和其他方面的能力大小确定子公司在网络体系中的位置,据此赋予它们差异化的角色:战略领导者、贡献者、实施者或者黑洞[1]。Jarillo和Martinez、Gupta和Govindarajan认为子公司的角色随着环境的变化或新能力的开发而改变:由于地区特有性知识作用以及子公司在当地嵌入程度和地位不断上升,地区知识和能力对母公司知识与能力的替代性在增加,子公司对来自母公司的知识和能力的需求弹性也在增加,子公司嵌入程度越深,其开发知识的重要性越强,跨国公司投资的黏性越强,子公司的地位也就越巩固[1]。Rugman和Verbeke定义了子公司特有优势,总结了它的4个特性,并归纳出跨国公司构建能力的10种模式,其中有3种来自于子公司形成优势的转化[3]。Birkinshaw、 Hood和Jonsson发现除非经过子公司主动发起,否则子公司层面的特有资源无法发展成为子公司特有优势;母子关系在子公司特有优势的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母子公司之间的沟通渠道所起到的作用远没有子公司自主权所起到的大;子公司的资源如果是非地域性的、被公司层识别到,并得到了效率验证的话,那么子公司拥有的优势就变成了公司层面的优势[4]。Cantwell和Mudambi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子公司所在地的地区因素、子公司层面因素和母子公司关系都对子公司的创造竞争力委任及其研发投入强度有显著的影响,海外子公司角色开始从能力利用型转变为能力创造型[5]。Anne-Wil和Niels根据知识传递机制的不同把子公司划分为4类:整合者、全球创新者、执行者和当地创新者[6]。

随着全球化以及海外子公司的日趋成熟,公司专有优势的产生和维持正由原来单一的母公司导向转变为整个公司网络的集体责任,子公司通过母子关系网络积累起有价值的能力,从而提升自己的地位并扩张自己的活动范围,达到与母公司的互动。Ciabuschi等探索了子公司层面影响开发与转移活动强度的因素:情境因素、自主权与创新和转移的动机,实证结果发现创新精神越高的子公司,越倾向于在兄弟公司间转移技术;还验证了自主权和创新动机对子公司创新的重要性,但只有后者与转移强度有关[7]。Mudambi等研究发现,能力创造的子公司相比能力开拓的子公司具有更多的知识流入和流出;而一个有关能力创造的授权通常意味着其它活动中知识流入和流出的增加[8]。Blomkvist考察了在跨国公司中心技术能力扩散的纵向模式,特别是从能力创造型子公司向总部和其它兄弟子公司的扩散,同时明确地包含了子公司间的分化效应;区分了绿地投资和兼并/收购的子公司,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这两类能力创造型子公司之间在扩散模式上存在根本的差别[9]。

国内学者的研究以薛求知对当代跨国公司发展新理论的系统归纳和梳理为代表[1];方琳等、崔浩等、罗彪等、陈洁分别从海外子公司特有竞争优势、子公司异质性表现及其成因、子公司知识与创新管理等不同角度对国外有关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发展演化的研究成果加以追踪和述评[10,11,12,13];姜玉梅等在研究外向型直接投资对资本输出国的反哺效应的过程中涉及微观方面子公司对母公司在技术进步、供应链扩展、国际市场准入以及人力资本升级等方面的反哺分析[14];姜彦福等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了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基于成本一市场能力分析框架的能力演化过程,总结了海外子公司的3种演化类型:市场追逐型、出口导向型、依附客户型[2];王珏等研究了跨国公司子公司自主权决定因素及其技术贡献[15];丛聪等从知识的视角对跨国公司母子关系进行研究[16]。

综上所述,当前跨国公司母子关系及其能力演化研究的重点已从早期的母公司视角逐步转向子公司视角,并且随着海外子公司发展的日趋成熟,子公司能力及其演化成为母子关系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就此展开的研究取得了相对丰富的成果;但对跨国公司技术能力演化规律的具体研究较为少见,且散布在个别案例文献中或以片段的方式呈现,从母子互动的角度对其演化的轨迹及其运行机理的系统研究更是尚未见到。

2 母子关系视角下的跨国公司技术能力演化路径及机理

2.1 路径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学习和创新,并努力寻求母子公司之间资源和能力配置的平衡。与外部市场机制相比,母子公司间能更为便捷有效地传递各类技术知识及能力,但这种知识和能力的传导又不同于单个企业内部的流转,因此,母子公司技术能力的演化表现出既相互交织又相对独立的特点。为了具体描述母子公司技术能力的互动演化过程,在总结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母子关系视角下的跨国公司技术能力演化路径分为5个阶段,如图l所示。

(1)能力转移阶段。

指海外子公司从设立开始到实现基本运行这段时期。海外子公司的建立和运营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组织复制,而是母子公司双方都投入带有各自特点的资源要素以建立一个新企业并对其运营进行有效管理、形成自身能力的过程。在企业发展初期,能力比有形资源更能促进企业成长,因此在跨国经营的起始阶段,面临“海外新的生存环境”,跨国公司一般会把自己独特的资源和能力转移到海外子公司;子公司为了基本的生存需要,客观上也必须充分利用母公司的优势能力,努力将其转移过来,比如子公司经常派遣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人员等到母公司学习,或者邀请母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对自己的员工进行培训等等,以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形成支持自身独立运行的初始技术能力。子公司接受母体的技术越多,其享有的自主权就越少;当内部必要的、足够的技术流入就能使子公司发挥其主要功能、满足市场竞争需要时,子公司技术能力的演化将依附于母体,服从母公司战略和决策的需要。

(2)能力开发阶段。

在这个阶段,子公司开始自己的生产经营过程,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来积累经验性技术知识,并借助开发性学习,从过去的全盘接受母公司的优势能力移植逐渐转化为有目的地对其中一些元素进行替代或补充,进一步发展从母公司转移过来的能力,使之更适应当地市场特点,比如:开始积极吸收和培养当地技术人员和管理者;通过持续改进活动来提高生产效率;采取各种措施培训当地员工;进行当地采购;等等。源于东道国当地的资源要素和技术流入将对子公司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助于其在当地的战略成功;子公司对当地元素的开发利用越充分,就越有可能从母公司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其技术能力的演化从母体中分离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运行轨迹的可能性也越大。

(3)能力创新阶段。

在这个阶段,为进一步挖掘当地的市场机会和应对竞争挑战,子公司以开拓性学习为手段,全面进行技术能力的本土化创新,最终以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来构筑子公司专有优势,比如积极培育本土研发能力,全力开拓当地市场、创新营销能力,寻找降低成本的各种途径,创新管理方式,等等。而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子公司有可能从母公司得到更有利的资源配置和多样化的新任务,这将使子公司获得扩大发展的机会,其能力在更新资源配置和完成新任务的过程中也将得到提升乃至跃迁,创造出不同于母公司的差异化核心技术知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子公司专有优势。此时,子公司技术能力的演化将与母体相分离,形成自身的独特性。

(4)能力反哺阶段。

在这个阶段,子公司专有优势创造出来后并不局限在当地使用,而是在与母公司的互动中,通过内部市场向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扩散或直接根植于国际化营销的产品中,将其部分转化为公司专有优势,子公司参与公司专有优势拓展和优化的程度随之增强。这类能力反哺型子公司将会增加其对母公司决策的影响力,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扩大的自主权又将增加其创新的动力,进而在战略以及核心能力拓展等方面逆向影响母公司,与整个公司层面的技术水平和创新绩效的提升形成良性互动。此时子公司技术能力的演化将重新与母体相交织,寻找彼此间的契合点,共同拓展战略性发展空间。

(5)能力共生阶段。

在这个阶段,随着跨国公司全球竞争战略的深化,不同地域环境的多样性、子公司创新主动性的增加以及自主权的扩大,促使跨国公司关系网络不断演化,通过横向整合以及纵向扁平化,子公司之间从相互独立和分离转变为彼此依赖和协同发展,母子公司之间从科层制关系发展到网络结构关系,由传统的价值链连接形式转变为全球网络组织,全面突破母子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格局。这样,跨国公司通过分设在全球各地的节点建立起集成的技术网络及其互补的能力集,借助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获得更有效的全球化内部配置资源的能力,从而赢得全球竞争优势。这种能力共生模式重视的是跨国公司关系网络及其节点的协同作用,即各节点间利用网络沟通交流,共同参与技术知识的形成和扩散,追求与其他节点进行战略联盟和优势共享的权力,其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协调形成网络结构中全方位知识流动的格局。

综上所述,母子关系视角下的跨国公司技术能力演化大致经历能力的转移、开发、创新、反哺和共生等5个阶段的演变,它们前后相续、顺次展开,形成跨国公司技术能力演化的一般路径。

2.2 机理解释

2.2.1 跨国公司技术能力演化的实质是母子多主体知识螺旋的交织运动

企业技术能力的本质是企业中与技术有关的所有知识的总和。一般而言,企业技术能力的演化将经历内外部技术知识源的扫描、价值识别、获取、消化、转化和创新等环节,并随着技术学习经验的累积,以知识螺旋的形式进行升华和创造。因此,跨国公司技术能力的演化首先是以知识螺旋的形式进行的。

跨国公司拥有的知识同时分布在母公司、子公司及其关系网络中,伴随着公司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这些知识不断相互转移和转化;跨国公司母子关系的形成是以双方的知识投入为基础的,并且随着母子公司之间知识转移状况的不同而相应调整。在跨国经营的早期阶段,由于母公司具有先进而丰富的知识,双方的知识投入以母公司为主,这时知识转移主要是母公司通过垂直的科层指挥系统向子公司的单向转移,而且转移的知识大多是显性的,以产品形式或知识资产形式如专利,或者嵌入在生产要素如机器设备中,因此,母公司的地位较高,子公司技术能力的演化更多地依附于母公司知识螺旋,主要进行能力的转移和开发,未能形成自身独立的演化轨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和子公司对母公司的依赖。随着当地化与全球化压力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子公司成为了知识的主动创造者和输出者,其技术能力的演化经历自身的创新阶段,逐步从母体中分离出来,形成自身独特的知识螺旋,此时跨国公司内的知识流动包含母→子、子→母、子→子的多向流动,知识转移的类型也呈现多样化,不仅有显性知识,还有源于不同区域的具有当地嵌入性的知识以及子公司长期实践中学习、积累的隐性知识。子公司在与母公司的互动发展中,对母公司进行能力反哺,从而实现与母体的交互演进,寻找彼此间的契合点,共同拓展战略性发展空间,最后达到彼此间的协同共生,持续发展,不分母子。因此,跨国公司技术能力演化的实质是母子多主体知识螺旋的交织运动。

2.2.2 海外子公司创新角色的变化决定了跨国公司母子关系的调整

海外子公司在跨国公司中的创新角色定位是随着自身技术能力的提升和公司全球化战略的推进而相应变化的,这种创新角色的变化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具体刻画:

其一是创新的性质,从支持性、适应性到原创性,创新的自主程度在不断加深。从这一方面看,随着海外子公司技术能力的持续提升,其创新角色在逐步深化,从最初仅仅具有支持性职能升级到适应性,跃迁到原创性。许多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发展都是遵循这样的演化逻辑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的。

其二是创新活动服务的范围,从当地化到国际化乃至全球化。从这一方面看,海外子公司的创新角色在逐步延伸,从最初的专为当地化生产/营销提供创新服务,发展到反哺母公司或其它海外子公司,乃至实现母子间的能力互补、协调发展。一般而言,创新活动跨越了国界,就可以称之为创新国际化;但只有在创新活动不仅跨越了国界,还在世界各地有较广泛地分布时,才能被认为实现了创新全球化。

其三是创新资源的流动,尤其是知识的流动,从高流入低流出的“执行者”、低流入低流出的“当地创新者”,到低流入高流出的“全球创新者”、高流入高流出的“整合者”。从这一方面看,海外子公司的创新角色在日益多样化,从过去对技术知识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创新、再升级到逆向传播乃至互动整合,使得资源的流动从单向到双向乃至多向互动。

如图2所示,跨国公司需要根据海外子公司基于技术能力和全球化战略的创新角色的变化,动态分配母子公司间的控制权和自主权,采取多样化的组织管理模式,要求其精于网络管理,协调跨组织、跨文化的技术知识流动与交换,以实现内外部知识的整合以及技术与市场的整合。一般而言,子公司创新能力越高、创新角色越多样,对跨国公司的技术贡献越大,母公司越有可能通过授权和分散化扩大子公司自主权,以增强子公司的反馈水平和对当地的回应性,而这将有效激发其利用和创造技术知识的潜力,进一步促使子公司技术能力的提升乃至跃迁。随着子公司不断增强的资源和能力基础,它们会产生自治化倾向,跨国公司母子关系的管理将越来越有必要结合使用非正式的控制与协调机制,即在传统正式的行政控制、人员控制和结果控制基础上加上非正式的文化控制,以及建立各种跨科层的委员会、工作团队,加强沟通互动和协同。

3 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启示

我国自主创新的现实需求推动企业积极“走出去”,参与到全球创新网络中,构筑新的创新平台,优化配置全球资源,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形成技术和产品的世界竞争高地。由于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行为缺少母公司先进技术及能力优势和母国强大创新实力的支撑,因此我国企业不能简单模仿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行为,而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状况和能力特点选择适宜的发展方式,以达到全球学习和成长的目的。

首先,着力提升学习能力。对于“先天不足”的中国企业而言,通过跨国经营提升技术能力、获取创新优势涉及两个关键环节:一是海外子公司的存活及其专有优势的形成;二是子公司向母公司的逆向知识传导及能力反哺。显然学习能力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那些学习能力强的企业,利用并持续发展其特有的学习经验及其能力来吸收、掌握和开发世界先进技术,才可能充分融入国际领先的创新环境,通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同场创新、合作与竞争来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并在新的技术发展周期中实现能力的超越。因此中国企业学习能力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其次,构建母子互动的能力传导机制。在国际层面上转移先进技术知识的能力是跨国经营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因此中国企业嵌入到发达国家创新体系中,其海外子公司在创新方面形成的专有优势能否有效传递到母公司并被其消化吸收、整合利用,实现母子公司之间良性的创新循环将十分关键,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将有赖于母子互动的能力传导机制的构建和运行。对此可考虑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建设:首先在母子公司间建立起基于“中间产品”市场的完善的内部化运作机制,使子公司独特而重要的创新成果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和补偿;其次通过组织设计和管理控制手段去促进技术知识的逆向转移,比如,基于人际沟通、平行网络化和共享价值观等主要社会化机制建立全球公司文化,进行柔性化组织设计,构建母子公司知识共享与整合的平台,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激励机制,鼓励员工面对面的交流沟通,等等。

最后,培育创新能力内化的管理机制。当中国企业将其触角延伸到世界先进技术及其能力的发源地、接触到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市场时,如果能够借助管理系统的支撑,将诸多外生创新要素内化为自身能力,即通过有效的管理机制充分调动和利用企业内外部的技术、资金和人才等各类创新资源,促使其在组织内实现跨层次转移,进而在组织层面上形成新的技术能力,将极大地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水平;而内生能力的形成与提升又可以反过来促使企业创新系统对外生要素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形成要素吸收与能力转化的良性循环,最终构筑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关系研究 篇4

关键词：新帝国主义；新重商主义；社会嵌入；合竞型TGRs

中图分类号：F1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4-0094-05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关系（TNC-Host Government Relations，TGRs）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通常，当市场环境为寡占或垄断时，政府干预与政治控制问题总是较为突出。当公司发展为跨国公司时，一般性政企关系便凸现出强烈的政治维度。

一、TGRs的传统分析范式与模型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时，需要在母国政府、东道国政府和自身利润最大化三者之间权衡，而东道国政府既要考虑外资带来的各种直接和间接收益，还必须考虑跨国公司可能导致的经济扭曲，以及跨国公司行为影响国家权力和国家自治的合法性问题。为了分析考察TGRs，海默、金德尔伯格和弗农等人提出了三种研究范式：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和新帝国主义［1］。

1.新帝国主义与发展中世界TGRs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中世界TGRs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的政治干预问题。雷蒙德•弗农最早提出跨国公司挑战国家主权的观点，他认为，跨国公司能够采取各种抵消性措施，挫败东道国政府控制跨国公司的企图［2］。更为激进的观点是桑戈尔提出的新帝国主义论［3］，他认为，跨国公司向“边缘区”国家扩张将导致发展中世界的产业“制高点”被外国投资者占领，从而使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进程日益受到侵蚀。因此，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的肆意扩张必定引起东道国不适当的政治反应，即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强调本国利益、国家自治和去依附及去边缘化的发展。

为了分析发展中世界TGRs，彭罗斯构造了一个双边垄断模型［4-5］：跨国公司控制自身专有资产和经营能力，东道国控制准入条件，双方展开博弈。彭罗斯认为，跨国公司应该只获取吸引他们前来投资的最小收益，任何超额都将构成“剥削”。彭罗斯的观点遭到了金德尔伯格的置疑，金氏认为［6］，跨国公司有利用其资产和能力的稀缺性价值的权利，只要行为适当，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剥削。

弗农认为，必须超越彭罗斯和金德尔伯格的静态分析方法，即讨价还价过程本身是动态的，表现为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随投资项目的周期性变化而演变。因此，“讨价还价实力衰减模型”（obsolescing bargain model）更适合模拟TGRs，并且可以合理解释初始期对外国公司合意的投资契约（反映了早期风险和不确定性），随着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消散，可能会重新谈判拟订［7-8-9］。

讨价还价模型首先在自然资源部门得以检验，但类似的分析未能有效地扩展到制造业或其他部门。在制造业，投资项目的多样性特征（如固定投资规模、技术稳定性、产品差异程度和行业竞争程度），增强了某方在投资周期中的谈判地位。

讨价还价模型在描述和定性发展中世界TGRs时确实有所突破，它为一种针对外国投资者的、基于理性自利的经济民族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该模型还有助于阐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交互的潜在路径，尽管将这种潜在路径转变为现实尚需时日。然而，过去20多年来，东道国利用FDI的目标已经从税收收入和所有权向本地附加值、国内研发、创造就业和增强出口竞争力转变。以往的研究将本地所有权视为东道国在讨价还价中取得的成功，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考察发展中世界TGRs需要一种更深的分析维度。

2.新重商主义与发达国家TGRs

新重商主义源于欧洲学者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投资大规模进入欧洲的忧惧，他们担心美国跨国公司在欧投资，可能使欧洲变为其政治附庸。当美国投资大举进入日本时，同样的忧惧也广泛存在于日本政界和学术界。事实上，在当时如日中天的美国，对于培育本国企业竞争力、阻止“关键”部门被外国投资者获取、控制外国跨国公司渗透等敏感性问题，也存在着类似于日欧的广泛争论。

新重商主义关于TGRs的核心问题是：第一，政府培育和保护特殊行业中的本土企业以满足本国需要，是否优于依赖于外资公司？第二，如果东道国某些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被外资公司寡占或垄断，这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吗？如果新重商主义者对上述问题持肯定态度，必须保证政府能够比市场更好地识别和扶植特殊行业的本国企业，或者实施公共资助能够确保是扶植本国优胜企业而不是了无希望的企业［10］。然而迄今为止，国家补贴本土企业尚鲜有成功的例子，更多的是代价高昂的失败纪录。即使特定产业政策确实促进了本土企业发展，也未必可解释为新重商主义思想的成功。现实情况是，成功的国家支柱企业一旦被建立，即倾向于像其国际竞争者一样行为。总之，无论我们怎样剖析产业政策的本质，国家支柱企业的行为使人对新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当国家目标与企业自身利益相反时，被扶植企业能够比外国跨国公司更好地满足本国需要——产生了怀疑。至于利用FDI提高出口竞争力和依托跨国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更是难以与新重商主义调和。

一般而言，政府之所以偏爱本国公司，是因为确信外国跨国公司在本国的投资行为显著不同于本土企业。检验这种确信的可置信性，可考虑下列问题：外来投资是否导致了低劣的工作环境？是否削减了本地研发？是否在兼并重组国内公司后，将高级职能转回总部？可见的事实是：多数本国员工更乐意在外资企业工作，享受丰厚的薪金和教育培训；跨国公司将研发活动置于每一个主要市场，而不是滞留于母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总部和地区总部正在寻找合适区位。因此，上述问题的实质是：公司的国籍重要吗？自由主义认为，公司国籍的重要性正在缩减，评价一家公司的标准在于，该公司是否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强本地经济竞争力。

在全球化语境和全球化市场中，坚持新重商主义政策的代价是，丧失市场份额和技术滞后。即使是美日欧发达经济体，单纯依靠本国企业满足本国需要已经成为海市蜃楼。事实上，东道国政府的FDI政策正逐渐从干预向规制转变。如何管理作为全球化市场一部分的国内市场和促进本国产业发展，是当今东道国政府面临的最重要挑战，这对于发展中世界尤其重要。显然，本质上违逆全球化的新重商主义不是问题的出路。

二、经济社会学范式与TGRs

过去20多年来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实践表明，无论是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还是新重商主义范式，都无法解释现实中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动态交互的复杂关系。自由主义认为投资（FDI）自由流动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福利，但投资自由化从来没有被广泛实施过。新帝国主义和新重商主义假设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是一种对抗性关系，也对TGRs做了不适当的处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待跨国公司的态度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几乎所有国家都致力于吸引FDI并使投资政策更加有利于外来投资者。

这一切表明，TGRs的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冲突—对抗向合作—互惠关系转变。因此，必须寻找新的理论范式来解释和预测未来TGRs。这种新范式不同于旧范式，在于它基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资源互补与合作。如果说传统IPE范式主要在一种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之中进行，那么新范式以经济社会学理论为基础，即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范式（Social embeddedness paradigm）。

社会嵌入概念发轫于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后由美国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特加以扩展和完善。格拉诺维特认为，嵌入性是指经济行为嵌入于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模式之中，交易嵌入于社会关系当中，而社会关系的本质就是已经存在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嵌入从本质上来看，所显示的是交易之间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的存在，使得某些在关联发生前不可能的策略组合成为可能。在网络嵌入的作用下，社会关系中所进行的交易，自然也被嵌入在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11］。

社会嵌入理论为研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关系提供了分析路径。传统上，无论是国际商务学界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公司行为与绩效的关系时，惯常做法是将企业视为自治实体（新古典经济学更是将之视为黑匣子，对企业内部治理关系不作任何考察），从企业所处的产业环境（市场结构）或者企业内部资源来探讨企业竞争优势。以社会嵌入视角来看，这实际上忽略了企业所嵌入的个人关系网络、社会网络以及交易网络等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企业网络关系包括企业之间的各种关系（如与竞争企业、联盟企业、关联企业或者其他跨产业、跨国家企业之间的横向或者纵向关系）、与消费者和所在社区的关系、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竞争行为。过去的文献主要集中于考察企业之间（甚至主要是竞争企业之间）的互动行为，以市场关系或者层级关系为基础展开研究。但实际上企业在战略网络中的关系主要由社会嵌入关系构成［12］，跨国公司在进入东道国之初，就不断地主动或被动地嵌入于东道国经济社会体，以消弭“外来者身份”特性（Liability of foreignness），建立良好社会声誉，获取东道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认同。与没有“外来者身份”压力的本土企业相比，跨国公司对与东道国政府、关联企业和民间社会的嵌入关系更为敏感，因而在行动上也更为积极主动。社会网络嵌入使得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联企业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囿于经济交易关系，而是在双边交易关系中增加了基于合作、信任与互惠的社会学维度，使交易关系同时具有经济特性和社会特性。这样，在解决共同问题或矛盾分歧时，双方更多地采取合作、信任、信息交换、协商一致的方式。

根据社会嵌入理论，基于冲突的讨价还价模型不再适合用来解释基于合作的TGRs。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缺乏和各国外资投资规则的进一步自由化表明，分析TGRs的IPE范式也趋于势微。最近的研究证实，东道国政府削减对跨国公司的限制措施有助于当地子公司采用最新的技术和管理技能——这对本地经济具有更大的溢出效应［1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东道国政府和跨国公司都有较强的动机进行互惠合作而不是各自控制，当这种合作持久进行时，TGRs逐渐植根于受制于互惠规范的社会交易，这进一步强化了合作。尽管冲突的观点解释了资源依赖性和政治适应性（Political accommodation）在提升讨价还价实力方面的重要性，但未能解释这些因素如何通过构建良性互动的合作型TGRs来改善当地经营绩效。事实上，资源依赖性提供了一种促进长期交互作用的经济基础，这直接关涉到跨国公司投入的资源和政府发展经济的要求相匹配的程度，否则合作型TGRs不可能得以维持，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由资源互补引致的相互依赖在长期的交互作用中将他们粘合在一起。政治适应性标志着跨国公司对东道国需求的政治承诺，这直接决定来自政府的互惠的程度，否则跨国公司可能依旧被东道国政府或社会认为是“剥削性财团”。

从合作的观点出发，TGRs的发展过程既是一种经济建构，也是一种社会嵌入。就经济建构而言，构建TGRs是一种认知过程，在该过程中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依赖于彼此的资源，以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仍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已经截然不同。东道国政府的控制行为被各种规制和“柔性”劝导所取代，而跨国公司则调整其政治行为和组织承诺，对东道国政府产生政治适应性，积极响应和贡献于社会需要或政府关注（如教育、污染控制和卫生设施）。TGRs构建也是一种社会嵌入过程。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奖赏对方使被奖赏方有责任回报奖赏方的善意。为了维持未来的社会交互行为，接受方必须进行报答。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东道区位经营时，不能仅仅关注其经济利益（货币收益），还要承担起社会责任。

三、基于社会嵌入的合竞型TGRs

从社会嵌入理论出发，跨国公司投资和经营于东道国是一个逐渐嵌入于东道国社会经济体的过程，在此嵌入过程中，合作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交互关系的常态。但是，由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目标函数不同，他们之间必定为控制某些资源而展开竞争。合作反映了相互包容、适应和协作，寻求联合获益，在相互依赖的活动和资源中实现共同目标；竞争反映了讨价还价或控制及相关冲突，以对方利益为代价寻求自身收益。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合竞（Coopetition）的概念框架，来分析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同时存在的合作和竞争关系。

合竞存在于当今绝大多数经济体的TGRs之中。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成功依赖于他们如何在海外市场上运营——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依赖于他们与当地政府的关系。这些政府可能是消费者、供应商、合作伙伴、裁决者或跨国公司重要交易问题的解决者。一个友好的东道国政府可能是跨国公司一个强有力的同盟，提供良好的投资基础设施、便利的市场进入、较多的经济特权和更强的制度支持。在许多经济体中，除东道国政府扮演的共同角色外（制定企业的竞争环境），新兴市场中的政府政策也影响跨国公司的采购战略、生产过程、市场有效性、财务绩效和管理效率［14］。对于东道国政府而言，跨国公司在适应东道国政府的社会和经济关注方面——如推动经济增长、提高技术水平和增强国家竞争力——正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合作型跨国公司可能是东道国的重要资产，他们通过提供就业和培训、技术转移、产品创新，以及贡献于外汇收入和税收等，积极影响东道国经济和社会福利［15］。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合竞型TGRs的基础主要包括资源互补性、政治适应性、组织信用和私人关系［16］，反映了跨国公司社会网络嵌入的内容和程度。双方资源互补性越大，就越可能产生合意的交互关系。政治适应性表明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社会的承诺，高度适应性减轻了跨国公司的外来者身份压力，增强了公司信用和合法性［17］。组织信用限制了在一种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则或传统上不严格执行法律的商务环境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跨国公司高度信用促进了与政府机构的关系，并使之具有可持续性。跨国公司经理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是抑制机会主义和促进信任，从而延长合作关系和稳定跨国公司与政府机构交互的一种关键性动态力量。

竞争是基于收益分配份额的讨价还价，而合作是共同努力以寻求相互获益。合作与竞争共存，是因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彼此依赖于对方资源和支持，同时又由于目标不同和减少潜在机会主义的机制缺乏，他们也产生了竞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都必须处理各种不同的问题，这导致了双方在某些问题或项目上合作，而在另一些问题或项目上竞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不是在所有方面或时期都具有合适的共同利益，在诸如转移定价、环境保护、出口市场分配和取消幼稚产业管制等问题上，实质性差异仍然存在，更不用说意识形态或文化敏感性问题。此外，与战略联盟或合资企业不同，TGRs既不是一种结构性组织，也不是一种法律契约，缺乏结构性与法律化，极易受到环境与各自需求变化的影响。合作基于互惠而得以维持，但由于没有缩减机会主义和冲突的正式或非正式结构与机制，这种互惠缺乏一种有约束力的基础，可能仅仅成为一种弱社会嵌入性。这对东道国政府在营造TGRs的过程中采取主动姿态提出了要求［18］。

当然，由于双方拥有的信息和讨价还价实力不对称，以及国情差异和东道国政府为跨国公司提供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各不相同，各国TGRs中合作和竞争的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一般而言，在合竞型TGRs中，跨国公司为实现自身的目标，维持同规制实施机构之间的高度竞争与高度合作。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目标的差异性对双方交互关系产生了不同要求，当与资源分配有关时，竞争可能是一种自然和不可避免的交互结果。例如，在那些新近开放但仍没有完全解除管制的行业之中（如电信、汽车、制药、保险和银行），跨国公司为获取有限的资源和特权（如商务或市场范围、自由投资模式）而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由于这些行业对当地经济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东道国政府仍然控制着行业准入、市场范围等。这使得跨国公司利用自身拥有的、东道国发展新兴部门必需的资源进行讨价还价。同样，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在发展这些部门时必须进行合作，因为这些部门的发展将使跨国公司获得一个更大、更稳定并且更具效率的基础设施市场，将使东道国政府受益于改善了的基础设施和国际化，获得健康的经济发展。

在合竞型TGRs中，双方都重视与对方的长期合作。当东道国政府预期与跨国公司预期发生冲突时，双方总是在规制要求和跨国公司的利益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这种平衡使得东道国FDI政策趋于自由化。惯常情况是，跨国公司通过一些主动措施，如游说、母国政府或国际组织施压，能够战略性地影响或操纵东道国的规制环境。新帝国主义和新重商主义者将这些主动措施视为洪水猛兽，但从经济社会学视角来看，这不过是社会交互的一种形式而已。

四、简短的结论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关系问题是IPE、国际商务学界广受关注的问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分析TGRs的IPE范式越来越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本文提出以经济社会学视角来考察TGRs，强调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社会网络嵌入和二者基于互惠的合作性交互关系。当然，经济社会学视角也并非没有问题，FDI拉美化问题使得部分学者无法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肆意扩张可能导致的后果释怀。全球外资经济的发展势不可挡，国际社会为此努力将所有关于TGRs的问题都将纳入到一个综合的多边框架（IIAs）之内加以解决。未来的多边投资框架既是对东道国政府FDI政策的补充，也是对TGRs的规范，使得未来的TGRs更加透明、稳定和可预期。更重要的是，它将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与东道国的发展目标协同起来，促使TGRs朝更加合作与和谐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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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关系市场的“跨国本土化” 篇5

横跨海峡的公关盛事

1996年秋, 时任台湾财团法人公共关系基金会执行长、世界新闻传播学院公共传播学系系主任的张依依教授来北京, 约请大陆公关学者撰写论文参加第二年首次在台北举办的“海峡两岸公共关系学术暨实务研讨会”。由于同为国际公关协会 (IPRA) 会员, 台湾公关界前辈钟荣凯教授与我协会的朱传贤副会长和我先前就已熟识, 而钟教授又是张依依教授的老师, 所以经钟教授介绍, 张教授来京后即与我接洽商谈会议代表邀请事宜。经双方共同努力, 由我率团一行10多人的大陆公关界代表团, 于1997年4月18日至4月22日在台北参加了这“一场横跨海峡两岸的公关盛事” (张依依语) 。

在这个研讨会上, 大陆学者发表论文共有9人, 其中有我和廖为建、纪华强、涂光晋、李兴国等教授, 参加座谈的则有来自大陆业界和学界的代表, 如中国环球公关公司的田晔、朱南, 广州方圆公关公司的谢景芬, 以及余明阳、程曼丽等教授。会议开场演讲题为“中国大陆与台湾公关之过去、现在和未来”。由于这是大陆公关界首次向海峡对岸介绍大陆10多年公关之发展, 我当时凭借在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工作多年的优势, 结合当时正在做的“中国公关市场课题研究”, 对其发展历史做了一个较全面的梳理, 撰写并发表了《中国公共关系咨询业市场——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论文。可以说, 这是我协会的第一份中国公关行业的市场调查报告。在这篇论文中, 我首次提出了中国公关咨询业发展中“跨国本土化”的两条线索。

此后,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每年做一次中国公关行业调查。至少有五六年的时间, 尤其在我主持的前几年的行业调查中, 基本上也都是按此两条线索展开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至少到今天, 我依旧认为“跨国本土化”是中外公关公司发展的方向, 当然现在此趋势也包括中外企业 (组织) 内职能性的公关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当年之所以选择公关公司 (公关咨询业) 作为中国公关市场调查的切入口, 这与历史和现实有关, 毕竟早年推动中国公关市场和中国公关职业发展的主力是公关公司。令人遗憾的是, 当中外企业的公关部这些年有了相当瞩目的发展, 而今天的中国公关行业调查中却始终未见其任何踪影, 不知这个市场还算完整否?

2003年:拐点到来

若以10年为一代,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 中国公关市场的第一代应以外资的国际公关公司为先锋和主力。1984年, 世界上最大公关公司之一的伟达公司率先在北京设立其办事处;1985年, 另一家国际公关公司博雅公司也以与新华社合作的方式进入中国, 并促成中国第一家本土公关公司——中国环球公关公司的成立;同年, 第一家中外合资公关公司——中法公关 (Interasia) 诞生, 该公司后于1993年被爱德曼公关公司并购。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 国际上的奥美、爱德曼、福莱、罗德、凯旋-先驱、万博宣伟等公关公司相继挺进中国市场。1995年6月2日, 中外8大公司在京签署“对在中国开展公关业务的职业标准立场”文件, 其中7家为国际公关公司, 本土公关公司仅中国环球一家。可见当时中国公关市场 (尤其是以公关公司为主的咨询业) 的基本格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 IT产业的发展带动和催生了以本土公关公司为主的中国公关公司新生代, 其中的代表有蓝标、宣亚、迪思、新势、灵思等。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2001年的中国公关行业调查报告, 首次推出中外公关公司排行榜, 分列中外10大公关公司 (“TOP10-international”和“TOP10-local”) 。

截至2003年, 之前历年的中国公关行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均是国际公关公司实力胜过本土公关公司。2003年的调查报告首次明确显示, 参与调查的10大本土公关公司年平均营业额 (4000万元人民币) 超过了1 0大国际公关公司 (3000万元人民币) , 但营业收入还是国际公关公司略占先。2006年起, 中国公关行业调查报告, 首次将中外公关公司排行榜合并成“CIPRA TOP20公司”, 即以参与调查的公司按营业收入、人员规模、品牌影响、服务网络、客户情况和专业技术等6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推出中国公关市场“综合实力20强公司”。2006年入围排行榜的外资公关公司跌破10家, 仅剩7家。此后, 国际公关公司进入排行榜的越来越少, 到2010年仅剩4家, 这里固然有外资公关公司参与调查积极性的问题, 但以此反映中国公关市场的全貌, 显然有着明显的缺陷。

跨国本土化的挑战

不可否认, 近20年来, 中国本土公关公司 (尤其是新生代) 有了长足的进步, 其竞争力也有了较强的提升。确实, 进入本世纪以来, 本土公关公司的年营业收入增长率明显超过国际公关公司。如果说, 早年外资公关公司以先驱者的身份开拓了中国公关市场, 本土公关公司则真正做大了中国公关市场。但早在2003年初, 我在接受《中国科技财富》杂志采访时就指出:2002年中国公关行业调查报告所显示的25亿元人民币行业营业额值得推敲。“事实上, 我们是从中外TOP10公关公司的营业收入来测算整个行业收入, 因为调查只涉及了公关公司一方, 而没有涉及公关公司服务的对象, 如企业, 所以以此推算来估量中国公关市场, 显然属于不完全统计。”“我估计这个市场可能在16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规模。按照国外通常的计算方法, 公关与广告的比率大概为1:5。目前我国广告投放量在800亿元左右, 那么公关投放应该是160亿。也就是说现在公关公司的营业收入只占到整个市场10%—20%。” (《中国科技财富》2003年第5期《中国公关市场:世界上最后一个商业名利场》) 。

按2010年中国公关行业调查报告估算, 当年整个公关市场的年营业额已约为210亿元人民币, 且以本土公关公司至少占2/3以上。但做大是否等于做强?“跨国本土化”的市场格局有无变化?这个市场是“向上突破还是横向角力”?实际上, 在没有真正深入的市场调查、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 所谓科学的统计只是一种片面的表象, 其价值有限。在我们的行业调查中, 最缺的是人均创利这个指标, 因为在以人力资源、知识智慧为核心的公关业中, 这个指标才是最能反映强弱和竞争力的。

值得肯定的是, 这些年由于本土公关公司在本土市场里国际化运作水平的提高 (毕竟公共关系是舶来品) , 再加上对本土市场的熟悉, 其表现亮丽耀眼。它们在本土市场里, 面对国际客户, 更不用说本土客户, 与外资公关公司的横向角力十分强势。但在超越本土市场以外的国际市场, 随着中国加入WTO, 进入后WTO时代, 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之后,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 无论是海外上市还是海外并购, 外资公关公司在日益本土化、逐渐熟悉中国文化的情况下, 它们在这个市场里无疑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个优势恐怕短期内难以改变。

除了在本土公关市场和海外国际市场上, 中外公关公司的差异或差距依旧体现着“跨国本土化”还是一个趋势。还有正如大概10年前我以体操比赛的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为喻, 对中外公司所做的评价:从整体上来说, “外资公关公司擅长‘规定动作’, 注重标准化套路、程序, 而大部分中资公关公司却擅长‘自选动作’。如果‘自选动作’没有规范的程序作保障, 就很难保证质量;而单纯追求规范却容易缺乏创造性, 难以有重大突破。”这个观点我至今仍无变化。日前我在《中国日报》上撰文“New challenges of‘glocalization’” (“跨国本土化”的新挑战) , 基点还是如此。

“事实上, 无论中资公司还是外资公司, 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公关市场需要真正缜密和创造性的变化, 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商业名利场并不易予。以本土化方针成就整体的国际化战略, 以国际化的口号吸引本土注意力, 殊途同归, 都是为了好好吃上一口国际化的蛋糕。但人才的绝对短缺正在拖缓公关公司业务转型热舞的脚步。”这才是“跨国本土化”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或面临的巨大挑战。

跨国公司与我国劳资关系探究 篇6

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发展、壮大, 它对劳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出现了新的特点。

1 劳资关系平衡格局被打破, 资方处于强势地位

经济全球化改善了资本的生存环境, 使资本日益摆脱主权国家的束缚, 有了更多选择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自由。近年来, 以资本做后盾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化提供的舞台上一直扮演着一个强硬、傲慢的角色:它迫使政府削减社会福利, 降低关税, 放松各种管制, 指责政府福利要求过高, 工资水平定的太高, 对企业工会指手划脚, 埋怨工会阻碍经济发展, 并以资本外迁、关闭工厂来挟工会让步;对资本输入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他们凭借比国内劳动力价格低得多 (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 的优势, 保持劳动要素买方垄断的优势, 在职工工资、劳动保护、福利保险方面非常苛刻, 同时提供要求宽松自由无限制的投资环境, 否则以撤资来挟东道国。跨国公司在超越国家力量成为主宰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强大势力。

同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和资本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发展机会是不对称的, 就业岗位正在成为最稀缺的资源。集体谈判曾是工会维护劳工利益的主要途径, 并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

平等谈判、劳资双方地位对等、制定规则这三种方式欧美国家调整劳资关系的形式。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 经济全球加速, 跨国公司开始全球拓展业务, 其生产行为及全球投资的不可检测性, 使工会的谈判能力和政府的干预能力降低。另外, 很多国家还对政府干涉企业劳资谈判的规定做了重新修订, 从而使跨国公司牢牢掌控劳资谈判主动权, 迫使许多工人与雇主签订了个人合同, 从而剥夺了工会的集体谈判权。

跨国公司通过以解雇人员或关闭工厂相威胁, 作为与各国工会就工资进行谈判的筹码, 从而可以在不同国家的配置劳动力。世界范围的资源流动和全球化的生产, 使跨国公司可以规避国际劳工法规, 并且不受东道国劳工立法的制约。此外, 劳工市场引进的灵活雇用机制, 减少了对大部分工人的安全保障。

各国工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谈判困难还有一点来自于他们和“实际”决策者之间的距离, 这加剧了工会在谈判中的不利地位。

2 经济全求化背景下应对劳资关系的对策

2.1 加强政府主导地位, 完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 兼顾效率与公平

发达国家当年以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制度约束构建劳资关系体制, 找到社会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之间的结合点, 调整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获得高速发展。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应该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目标追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加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让广大民民群众受益。

一个国家的政策取向及其有效实施是实现劳资关系稳定及劳资平等的关键。我国目前从立法上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并不彻底。《劳动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集体职工具有约束力, 职工个人与企业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但同时又规定“可以”签订个人合同, 这就给了跨国公司拒不签订集体合同最好的挡箭牌, 可见我国目前在劳动保障立法领域还有不少有待改进之处。

2.2 借鉴西方经验, 发起全社会的抵制和抗议运动

不断高涨的社会责任运动同样影响到了西方国家的投资者, 他们甚至发起了社会责任投资运动, 倡导“道德投资”, 这些德组织直接向他们认为不遵守商业道德的公司施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股东要求其管理层实施负责任的行为标准。从企业发展的长期利益看, 企业目标是否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从企业发展的历史看,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有可能是短命的。因为利润最大化追求来自于股东利益, 而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目标定位在多个方面, 关照到企业利益相关人——股东、雇员、管理者、消费者、社区、政府的多重利益, 通过利益相关的关系整合与博弈, 实现企业稳定的发展和长久的赢利。经营效益是企业目标, 但不是惟一的目标, 当企业建立起多元目标体系时, 如就业目标、满足消费者目标、社会发展目标等都将容纳到企业目标之时, 社会责任的理念就在企业发展之中了。

“社会责任标准”作为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 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 皆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该国际标准包括了:童工、强迫性劳动、健康与安全、组织工会的自由与集体谈判的权利、歧视、惩戒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管理体系等九大方面的限制性要求。国际零售集团几乎每家都强调尊重人权、保护环境, 因为只有尊重人权、保护环境的企业, 才不会因损害工人的利益引起罢工, 也不会因此被政府查封, 这样才能做到准时供货, 才能保证零售商自身的利益。

上述种种为我们提供了应对改善劳资关系的新思路, 作为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加入WTO之后, 必须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 我们应该适当借鉴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经验, 政府、各类社团组织、甚至包括资方的各种利益集团都一起来努力, 关注弱势群体, 提高劳工待遇。

2.3 改变吸引外资观念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优势条件,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落后, 为吸引外资, 较易出现经济效益, 轻劳工权益的现象。近年来, 压制劳工权益的事情是有发生, 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地方政府片面最求GDP增长率, 误把吸引外资作为政绩来炫耀, 于是助长了外商严重侵害中方劳资权益的掠夺式经营。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 信息沟通更为顺畅, 吸引投资的条件已经从劳资成本上开始转移, 跨国公司在考察投资地点时着眼的是全球利润。要树立一种全新的理念:既重视资本拥有者的利益, 也应重视劳工等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既重视经济竞争力的加强, 也要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一般来说, 东道国政府的办事效率,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 法制方面的健全程度, 熟练工人的多寡都都是跨国公司对其投资所参考的主要依据。这给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启示就是:加大对劳动力的培训, 提高劳动者素质, 优化项目结构, 提升高附加值产业, 从提高本国产业核心竞争力。综上所述, 我国目前虽然处于一个资本占优势地位的国际大环境, 但是我们既要坚持发展经济, 又要切实保护劳工利益。我国目前应该将加强劳动保障立法、形成多个压力集团、改变吸引外资观念等多种方法结合起来, 切实保护我国劳工权益, 形成资方、劳方合作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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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桥.全球化与劳资关系[J].新视野, 2001, (2) .

跨国企业公共关系 篇7

研发作为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源头, 在知识经济时代尤为重要。虽然对跨国公司而言研发投资在其总投资中占比很小, 但它却是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关于跨国研发投资的研究较FDI理论要晚得多, 随着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日益增多, 涌现大量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

从以上分析可知, 学者们对于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具体变量看法不一, 但综合来看可以从东道国的三大方面来考量:经济因素、科技因素与政策因素。

二、指标体系构建

选择变量与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应尽可能简练、准确、全面地刻画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与核心内容。本文在已有文献基础上, 从经济因素、科技因素、政策与公共环境因素三大方面探讨影响外商在东道国研发投资的相关因子。

(一)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从FDI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与市场潜力三项指标体现。 (1) 现有的大量文献资料表明, FDI在一国经济中的渗透程度反映了该国投资环境状况。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与FDI密切相关, FDI吸引能力强的国家往往对研发投资有较大的吸引力。因此, FDI存量 (X1) 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2) 经济发展水平体现了一国的总体经济运行情况, 只有经济发展良好才能对外资有足够的吸引力, 本文选取GDP (X2) 作为一国经济发展衡量指标。 (3) 市场规模与潜力, 通常也被认为是吸引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重要因素。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潜力与该国人口数量、人均收入密切相关。因此, 选择人均国民收入 (X3) 、总人口 (X4) 、城市人口 (X5) 三项指标来说明。

(二) 科技因素

科技因素从信息基础设施、科技人力资本及研发投入与产出三项指标反映。 (1) 关于信息基础设施指标较多, 如个人电脑、互联网用户数等。一国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会对该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笔者认为, 互联网用户数 (X6) 对于体现信息水平最具代表性。 (2) 科技的竞争其实质是人才的竞争, 研发的根本动力在于科技人员。本文选取了一国从事研发人员数量 (X7, 每百万人) 来衡量科技人力资本。 (3) 一国的科技发展水平, 往往被视为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投资能力的重要因素。而科技发展水平又往往由投入产出的一系列指标来体现。本文选取一国研发投资比例 (X8, 研发占GDP的百分比) 、发表于科技刊物上的论文 (X9) 、高技术产品出口 (X10) 来反映该因素。

(三) 政策与公共环境因素

尽管关于知识产权对FDI流量影响的研究存在争议, 但毋庸置疑的是由于研发活动的直接产品是知识产品, 需要有健全的知识产权法对其予以保护, 跨国公司不会将其关键性的研发放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本文选择使用专利申请量 (X11) 来表示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此外一国的教育、文化和法律等方面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亦有较大影响, 可用人类发展指数 (X12) 来表示。

综上所述, 本文建立了包含12项具体指标的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因子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研发投资地区的区位因子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

三、数据说明与实证分析

(一) 数据说明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一方面是为了从东道国获得技术溢出和享受其现有技术设施。另一方面, 则是为了支持东道国子公司的生产活动, 争取更大市场份额。因此, 本文采用的数据对象是美国、欧盟 (不包括卢森堡、马耳他、塞浦路斯) 、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韩国、中国等31个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主要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11年世界发展指标》, FDI存量来源于UNCTAD数据库, 人类发展指数指标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所有指标选取2009年数据。

(二) 实证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原理, 建立相关系数矩阵并得到其特征根与特征向量。从所得到的相关系数矩阵发现大多数简单相关系数都大于0.3, 因此进行因子分析是可行的。由所生成的表2可知, 前3个公共因子对样本方差的累积贡献和为89.481%。它表明, 这3个公共因子可以解释原始变量89.814%的信息, 于是本文选取3个因子加以分析。为使得提取的因子更具命名可解释性, 采用方差最大化法 (Varimax) 进行因子旋转, 简化因子载荷矩阵结构, 经旋转之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3。

注: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

从表3可发现, 第一公共因子在X3、X6、X8、X9、X12这5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 主要反映人们人文生活水平、科研基础, 可将其命名为“人文科研因子”;第二公共因子在X4、X5、X10这3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 主要反映市场规模及潜力、产出水平, 命名为“市场因子”;第三公共因子在X1、X2、X7、X11这4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 主要反映一国经济总量、科研投资及政策环境, 可将其命名为“政策稳定因子”。可以看出, 因子命名与之前构建指标体系中的三大类划分基本吻合, 这不仅验证了构建指标体系的合理性, 也说明了因子分析结果的可信度。

第一公共因子, 代表一国的人文环境与科研条件。相对而言, 发达国家的人文环境与科技基础要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更多研发投资, 在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 应更加注重人文环境和基础科研设施建设。

第二公共因子, 体现市场信息。当一国已具备庞大的市场或较大的市场潜力时, 跨国公司为占有市场份额而在该国加大投资及研发力度。一方面, 东道国可获得更多更好的产品, 吸收跨国公司所带来的先进科学与管理技术, 从而提高自身竞争力。另一方面, 于跨国公司而言, 获得经济利益是最直接的表现, 与此同时, 也能从东道国获取自身所不具备的一些科学技术与管理知识。

第三公共因子, 主要反映的是一国的政策环境。只有当一国的政策规范且稳定时, 经济发展才能稳步向前。研发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政策环境的特殊要求, 稳定的政策环境是吸引海外研发投资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 可知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因素很多, 但总的来说包括人文科研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稳定性三个方面。

(一) 人文科研环境

企业进行海外研发可分三类:一是技术支持性研究与开发, 目的是将跨国公司技术本地化和提供技术支持;二是本地化产品设计开发与技术转移, 高素质的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及技术基础设施是影响该类研发的重要区位因素;三是基础研究, 这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 需接近著名大学与研究机构。无论从哪一类来看, 研发对科研技术人员、人文环境、信息基础设施等都有着强烈的需求。

(二) 市场环境

市场环境可由市场规模与市场潜力来体现。现有市场规模不仅反映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市场大小。当市场规模越大时, 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就越多。市场潜力则反映将来的市场规模, 这有利于跨国公司的长远规划。

(三) 政策稳定

首先, 稳定的政策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其次, 大多数的投资者都是风险规避者, 更喜欢获得相对稳定的投资收益;第三, 稳定的社会政策有利于跨国公司进行长远发展规划。研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运用在生产上的时间周期较长, 稳定的政策更有利于保证研发收益。

摘要：基于分析国内外有关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区位因子选择理论, 选取12个相关指标, 以美国、欧盟等31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及新兴经济体的数据为样本, 利用SPSS19.0软件对可能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一些公共区位因子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流向主要受人文科研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稳定因素三大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公共区位因子

参考文献

[1]Hankanson L., Nobel, R.Determinants of ForeignR&D in Swedish Multinationals[J].1993, 22 (1993) :39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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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俊强.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08 (5) :99-108.

[5]罗鹏, 史言信.跨国公司海外R&D的区位投资路径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比较视角的买面板数据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8 (11) :84-90.

跨国企业公共关系 篇8

20世纪70年代以后, 一种新的贸易形式开始日渐增长, 这种贸易形势以产品生产过程的分散化为基础, 即为了利用不同国家与地区所存在的资源差异与价格差异, 分散到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生产, 使得贸易的内容从一般最终产品转向中间投入品, 使得国际贸易领域的内涵有了极大的改变。中国则逐渐融入到了这一生产全球性的环节中, 具体在我国, 参与这种分工的形式主要是加工贸易。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加工贸易在电子、电气设备通信、计算机以及生物制药等高科技产业的中间产品生产及制成品的组装在东南沿海较发达地区稳步发展。

2 跨国公司产品内分工与产业升级研究综述

首先提出产品内分工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这个概念的是Seven W. Arndt提出的, 他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了该术语, 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详细解释。卢峰 (2004) 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产品内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展开结构, 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 因而有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基于产品内分工的贸易我们称为产品内贸易。本文也认同这一观点。

2.1 从跨国公司角度研究

很多文献从产品内贸易方式进行跨国投资的角度, 论述了开展产品内分工通过各种途径对东道国的产业升级发挥积极作用。Jay Barney (1996) 认为,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办厂, 当地企业承接其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加工环节, 东道国可以通过加工贸易中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转移及通过技术外溢来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 促进东道国产业的升级;Francoise和Deniz (2002) 运用大量数据全方位、多角度地分析了跨国投资的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各方面的深远影响, 包括出口贸易商品结构, 对外贸易地理模式的改变, 机电、纺织等行业中全球附加价值链条的定位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特别指出, 其能使中国迅速发展新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部门产业链, 虽然并不是完整的一体化生产链。

2.2 从行业角度研究

一些学者从建立理论模型出发, 证明了产品内分工对一国产业升级的作用。Feenstra和Hanson (1996) 借鉴多恩布什、费舍尔和萨缪尔森 (1980) 的产品连续统计模型 (DFS模型) , 将连续统计概念引入中间品贸易理论分析, 建立了要素连续统计模型 (Continuum of Inputs) 。研究发现, 在同一产业内部, 发达国家一般将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工序外包给发展中国家, 自己则保留技术含量较高的工序, 其结果促进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Ge (1999) 以垄断价格模型作为基准定位, 发展了一个动态模型用于分析, 指出加工贸易带来的技术学习和适应效应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将产生积极影响。Girma和Gorg (2004) 使用英国化学、机械、电子三个行业企业水平的数据分析了外包的影响因素及生产率的作用, 结果表明, 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均与外包的程度正相关, 这一结论间接证明了产品内分工对产业升级具有积极作用。

2.3 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研究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的是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 从我国参与到跨国公司产品内分工的过程来分析我国产业升级现象。我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主要形式是加工贸易。

隆国强 (2002) 站在经济全球化的高度, 指出加工贸易是发展中国家接受跨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 他们带来大量新产品、新技术, 形成了新的产业;提高了技术开发能力, 促进了技术进步;其技术与管理产生“外溢效应”促进了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潘悦, 杨镭 (2002) 通过分析跨国公司推动的产业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的关系得出结论, 外资驱动的加工贸易为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升级提供了机遇和空间。吴进红 (2005) 描述并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工贸易倾向及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认为加工贸易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一条缩短差距的捷径, 为产业升级增添了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胡昭玲 (2007) 参考了Gorg和Hanley (2005) 以及Gorg, Hanley和Strobl (2005) 等的研究, 验证了产品内分工对我国工业的整体生产率水平有促进作用, 认为通过从事资本 (技术) 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 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发展这类行业的机会。唐铁球 (2008) 以中国15个行业的数据, 通过建立计量模型, 验证了产品内分工对制造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并且发现产品内分工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影响更大。

3 实证研究

3.1 变量指标的选取和数据说明

选取“垂直专业化比例” (VSS) 作为描述国际产品内分工程度指标。一般来说, VSS数值越高, 表示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越深;描述产业升级中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指标通常有霍夫曼比例系数、工业加工程度指标等。本文选用王岳平关于中国工业行业按要素密集程度的分类方法, 选取工业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CTT) 作为产业结构变动的指标。

VSS数据中, 1992—2003年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2004—2007是笔者根据相关资料与数据进行测算, 有关CTT数据基本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 由笔者整理。数据样本区间为1992—2007年。分析工具为Eviews6.0。

3.2 国际产品内分工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的计量分析

3.2.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前, 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分析。本文采用ADF检验法来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 检验结果如下:

其中D (VSS) 表示其中VSS的一阶差分。由表1可以看出, 各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均在各个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ADF检验, 说明它们都是平稳的, 即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可以采用协整方法进行检验。

3.2.2 协整检验

对于变量VSS与CTT之间的协整关系, 本文运用Johansen检验。

从表2中可以看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变量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 协整方程如下:

上式表明, 产品内国际分工VSS与表示产业升级的工业部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CTT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产品内国际分工上升1%, 产业结构比重上升0.87%, 其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也证实了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能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与优化。也就是说参与程度越深, 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性状越强。

3.2.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国际产品内分工指标VSS与工业部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CTT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但是尚未能判断国际产品内分工与产业升级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 下面通过对VSS与CTT采用非平稳序列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进行分析, 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国际产品内分工VSS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CTT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 即国际产品内分工是产业升级的促进原因。

3.3 对实证结果的经济学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国际产品内分工参与程度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 即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参与度对国内产业升级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是国内的产业升级是否促进我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参与度尚不明确。

随着我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加深, 国内产业的资本技术密集程度加深, 促进了产业升级, 这可能与加工贸易发展20多年来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状况以及随之引进的技术层次的变化有着直接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 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简单加工项目, 从产品内分工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加工工序, 产业技术水平较低, 而且很多中间产品从国外进口, 在国内很难形成配套生产, 因此对国内产业的资本技术要素密集程度提升作用不大。到20世纪80年代末, 我国逐步参与亚太区域的产业合作与分工, 同时部分欧美跨国公司也开始进入我国, 利用我国劳动要素优势来作为其产业链的一部分, 使得我国的加工贸易档次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因此国内采购率的增加使得国内配套产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进口的中间投入品技术要求的提高促使国内前后向关联企业和配套企业改进技术、提高产业技术档次, 促进了国内产业技术升级。90年代以来, 越来越多的西方跨国公司将成熟的技术与制造工序直接转移到我国, 使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范围和层次有了新的提高。这使得我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与国内资本技术密集产业产值比重的变化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4 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建议

跨国公司产品内分工有着巨大的意义。第一个重要意义是扩展了国家生产可能前沿, 这一方面意味着每一个国家卷入国际分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意味着生产优势的国际分布越来越具有动态性。第二个重要意义是产品内分工使得复杂的生产技术、工序被打散, 核心技术、秘密技术的普及速度越来越快, 生产技术系统不再神秘, 跨国公司依靠技术框架控制产业、市场的困难会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形势下,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高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4.1 利用动态比较优势, 加速企业能力建设

企业作为产业升级的微观主体, 其能力的提升对于产业升级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 我国的很多制造型企业还是以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跨国公司产品内分工产业链, 而没有掌握关键的技术。因此, 通过“干中学”的“学习效应” (Learning Effect) , 学习成本曲线不断下降, 不断积累经验, 同时能保持和进行相应的R&D, 企业就会慢慢向上一级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环节挺进。“入链”企业在其能力获得提升后, 可以逐步发展对外投资, 向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国家转移产业, 从而使得我国的产业获得升级。这个过程就是企业不断在动态的比较优势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应该注重:一是研究跨国公司的产品策略, 抓住加入产品内分工的切入点, 适时积极参与其中。二是利用跨国公司在生产全球化中的知识溢出, 积极学习, 吸收新的关键技术和管理知识, 转化为企业自身比较优势。三是依赖现有的比较优势, 加速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积累, 从而为提高产品内分工的工序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

4.2 提高集群能力, 加快产业整体升级

集群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产业的整体发展与升级。这个情况在电脑这一行业尤为突出, 例如东莞的台资电脑及外设加工贸易企业已经形成了以大企业为中心, 大量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配套企业、关联企业和下游企业整体入驻的形势, 并带动本地形成一大批生产配套性企业的集聚。方圆50里以内已形成PC生产95%的配套能力, 并出现了清溪、石褐等电子生产专业化集镇, 各镇进行电脑及外设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并形成产业的前后向联系, 产业集聚的力量和由此形成的配套能力也吸引了美国、日本、韩国等地的电脑及外设生产大企业将产业和资本迁移到此地。

但是目前, 我国的产业集群发展过度依赖于外资, 抗风险的能力较差, 因此很容易产生产业空心化和边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国的产业需要注意:一是通过集群的集体行动, 提升本产业在整个产品内分工环节中的战略地位, 获得更多附加价值。二是加快产品和工艺创新, 不断提升集群的动态能力, 推动集群内的企业不断在全球工序分工中向上攀升。三是加快资本积累, 形成协力生产体系, 在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分工工序中不断升级。

4.3 政策扶持, 构建产业升级平台

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来说, 政策的支持对于我国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 在我国, 参与产品内分工关键技术环节的企业主要还是以外商投资为主, 这就要求一方面政策上大力吸引外资, 促使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 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和上下游产业协作, 带动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 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 扶持产业内技术领先的企业积极参与到相关商品的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中来, 并力争使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在成为全球标准的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后, 还需要鼓励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 鼓励企业在全球寻找要素价格更低的生产地, 把目前我国低端产业转移到更有优势的地方, 实现我国的产业升级。

摘要：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发展, 产品内分工已经成为全球的一个理论研究热点, 其与产业升级关系也颇为重要。本文归纳了国内外对跨国公司产品内分工与产业升级的研究概况, 选取了不同的指标对我国的参与产品内分工的情况与产业升级的进行了实证研究, 显示积极参与跨国公司产品内分工促进了我国的产业升级, 并提出了三个建议。

关键词：产品内分工,产业升级,跨国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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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昭玲.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 2007 (6) .

跨国企业应宽容开放 篇9

这套《罗马人的故事》是一部煌煌十五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十五年，我整整读了一年。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两千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更有用？

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你这个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作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呢？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的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与施政目标有关。

在《罗马人的故事》这套书中，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当作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作为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作为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跨国企业公共关系 篇10

中国入世后, 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 同时市场也更加的开放, 投资软环境得到不断的改善, 所以外资企业纷纷选择前往中国。更多的外商选择中国作为他们的投资基地, 对话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之中。目前来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引资国, 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对投资在中国极具信心, 信心指数据统计是居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

即使在2006年, 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投资普遍不景气, 即使条件如此恶劣, 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仍然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而且, 在我国实际可以利用的外资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长, 由此可见, 外商对在华投资是极具信心的。外商投资不断涌入中国, 中国也是打开大门欢迎外商投资, 作为市场准入不断降低、尚且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 外商的直接投资对其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也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市场导向与绩效关系研究

我国有很多专家学者对市场导向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通过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市场导向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进入方式的调节作用。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以两种方式进入:合资和独资。这两种形式的企业在入华以后对市场导向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在方向上是不一致的, 在强度上也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独资的出口导向型在华子公司的绩效比合资的市场开拓型在华子公司的绩效要差。两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市场导向和绩效的关系, 现具体分析如下。

1、市场开拓型企业和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功能定位不同

市场开拓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一般需要承担多重职能, 比如有研发、生产、营销、采购等, 因为要产品实现本土化才能获得市场, 这些职能是必不可少的。出口导向型企业的职能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主要就是生产职能。因为在营销、研发以及采购等职能不归子公司的业务范畴, 由在外国的母公司承担。付出和收入是成正比的, 市场开拓型公司由于其承担的职能很大, 所以在汇报上会比出口导向型丰厚得多。越大的职能意味着越高的价格和越高的利润水平, 也就是说产品的附加值也是随之增大的。两种企业在产品的生产工艺、研发能力、商标、管理经验和销售技能上也是各有优势的。前者由于需要使得产品本地化, 所以在华的投入都是较大的。在营销技能、产品研发以及专利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本地化要求市场开拓型的跨国企业拥有自己的品牌影响力以及更多的研发创造。跨国公司本身就是根据不同的市场导向结合自身的优势做出选择的。如果一个公司它拥有很强的自主研发的能力和先进的管理方法, 那么它在中国的投资是很有前景的, 因为它可以开拓中国巨大而富有发展潜力的市场。

2、中国市场和国家市场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不同的机会和风险暴露程度

近年来, 国际社会领教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我国的市场容量和购买力也在不断的增长之中。所以说, 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可以说是很明智的选择, 中国也为跨国公司开拓市场提供了众多便利。自我国加入WTO以来, 涉外企业在华投资的管理在逐渐完善之中, 同时体制上也放松了限制。政府行为也更加的规范, 经济主体更加的自由化, 这对在华的跨国公司来说都是很好的讯息。同时, 我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 带动基础设施不断的完善, 不论是公共设施、自然环境、基础建设还是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等, 这些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地点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在中国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 而且, 对外资企业进入领域的限制和管制也减少了。所以,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 有如此多的有利条件意味着投资风险的降低, 同时意味着有更大的机会提高公司绩效。对于跨国公司来说, 国际市场风险重重, 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国际市场包含着众多国家不同经济、法律、政治和文化的影响, 想要适应国际市场, 需要随时根据市场形势作出调整和变化, 难度和风险都大得多。所以, 在华投资对跨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3、不同的市场导向产生的成本节约不同

市场开拓型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以前, 有很多前期工作需要完成。由于他们的生产基地建在国外, 首先需要通过输入中国市场, 来在中国建立属于他们的销售网络。然后进入中国后, 建立在华子公司, 从而通过他们的开拓来实行本地化的市场销售。跨国公司在华生产模式与他们在海外的生产模式相比, 会具备很大的成本优势。市场开拓型企业在华子公司可以节约很多的成本, 有土地资金、工人工资和燃料等, 这些在中国都是十分廉价的。出口导向型企业面对的是国际市场, 他们本来就是在海外生产, 然后销往国际市场的, 他们在海外的生产基地会会费较多的成本来生产产品。所以, 在华市场开拓型企业更具优势, 更能提高公司绩效。

►►三、总结

跨国企业来华投资作为一种趋势还将继续延续, 中国市场具有众多吸引投资的要素。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对于企业和中国来说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此种良好局面是各方所乐见的。在本文中, 笔者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市场导向和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简单论述, 旨在抛砖引玉, 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进行研究, 为双方的双赢局面增添更多的砝码。

参考文献

[1]孙宝文.跨国投资在华投资思考[M].海南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