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意义哲学研究

语言意义哲学研究（精选九篇）

语言意义哲学研究 篇1

1 语言意义问题

何谓意义?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有的学者从理论建构角度提出意义的定义, 如涂纪亮指出意义理论是西方语言哲学的核心, 主要研究语言符号依据于什么而具有意义, 什么是命题的经验意义的标准, 什么是意义的基本单位以及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等等 (涂纪亮, 2003) 。也有的学者意识到意义定义的复杂性,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意义理论进行描述, 如陈嘉映探讨意义的字面意思以及密尔和弗雷格分别对于意义的二分法, 即意义包含所指与涵义两个对偶概念 (陈嘉映, 2003) 。也有些研究者对意义概念避而不谈, 重点介绍戴维森、达米特和维特斯坦等哲学家的思想 (王路, 2006;陈保亚, 2006) 。

语言意义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意义涉及到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论三个层面, 也就是三个世界的问题, 即物质世界、社会/个人世界与语言世界。这三个世界是独立存在的还是有接口?它们何为第一性?哲学家们恐怕无法找到答案, 这也是为什么哲学研究发生了三次转向, 而且第三次转向试图从语言哲学研究中找到希望。意义理论的发展历史也见证了哲学研究的这一历程。

下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以来西方意义理论的发展, 同时指出意义理论当代研究的走向。

2 意义理论的回顾

1892年弗雷格撰写论文“论涵义与指称”指出涵义与所指不同, 例如“晨星”和“暮星”虽然所指称的是同一天体, 但是它们的词语涵义不同。弗雷格指出了语言意义在所指与涵义之间的不对称性, 发展了语言学家索绪尔对所指和能指的区分。所指与涵义不对称性实际上是对意义指称论的挑战, 也就说明语言世界和物质世界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语言不一定能够通过指称客观物而具有客观性。意义指称论的局限性在于试图在语言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建立对应的映射关系。

意义的涵义论跳出物质世界, 从语言与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探讨语言的意义。洛克的观念论应该是涵义论的一种。洛克认为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媒介, 而词语代表的观念理所当然就是词语的意义。同样一个词“金”在不同人思想里所联想到的观念各不相同。在孩子看来, 那是和孔雀羽毛类似的炫目的黄色;在另一个人看来, 它还具有了重量的实体的观念;另外一个人看来, 还具有了可溶性的观念。因此洛克认为语词的意义是个人心中的观念。洛克意义观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他夸大了语言的私人性, 忽视了语言的公共性。洛克意义观企图仅仅在语言世界和个人世界建立联系, 受到了命题论哲学家的批判。

20世纪40年代维特根斯坦撰写了著名的《哲学研究》, 提出语言游戏论, 即语言的意义在于其使用。语言游戏论突出的是语言的实践性、行动性。由于语言的使用是多种多样的, 所以语言具有伸缩性和变动性。另外,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就是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变化了, 语言的使用也就变化了, 随之而来的是意义的变化。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意义观凸现了社会世界与语言世界的关系, 对“牛津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格莱斯提出了语言意义意向论。格莱斯认为语言除了有自然意义之外, 还有非自然意义, 而后者是意义研究的重点。非自然意义通常不与外部世界直接发生联系, 而是说话人希望表达的某种意向。舍尔发展了格莱斯的观点, 他认为意义不仅与意向有关, 而且与惯例或规则有关。一个语句的意义是由一些规则规定的, 这些规则既规定了说出这个语句的条件, 也规定了这个语句的说出意味着什么。意向论意义观将语言世界作为第一性, 在语言世界里探讨语言意义。

当然, 语言意义理论并非上述几种, 影响较大的还有因果论、关系论等等, 本文不一一列举, 但是从以上所列意义理论依然可以看出近代西方意义理论的发展轨迹。各种意义理论出发点不同, 即物质世界、社会/人的世界以及语言世界到底何为第一性,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造成了意义概念在各种意义理论中绝然不同的表征方式。

3 语言意义的意义

“意义”的意义究竟如何把握和界定?从上文对意义理论发展综述可知各种意义概念曾经存在的合理性, 它们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指出了意义与物质世界、人类世界以及语言世界的关系。没有一种意义理论能够包罗万象, 解释所有的意义活动。

在一般可接受的意义上, “意义”是指在一个表达式中所表达、说到或提及的东西。在《意义的意义》 (奥格登和里查兹, 1923) 一书中, 作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的概念给出了22种不同的解读。这里仅选其中几项作为参考:

(1) 一种内在的特征

(2) 一个词的内涵

(3) 某一事物在我们未来经历中的实际后果

(4) 符号使用者实际所指的事物

(5) 符号使用者自认为所指的事物

…… (转引自李海平, 2006)

以上意义概念的解读和意义理论的回顾给我们一个启示, “意义”的意义不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概念, 而是一个复合的构念。对这一构念的不同解读引发出各种意义观。对于指称论者来说, 意义是所指的事物;对于涵义论者来说, 意义是指概念或命题;对于功用论者来说, 意义是指使用或使用事件, 等等。从复合角度解读意义, 丰富了我们对意义的认识, 更加强调了意义理论的描述性而不是规约性, 为当代意义理论研究向语用和认知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不同的意义理论体系指导下, 对于语言意义的定义也各不相同。通过网络搜索学术刊物, 可以看出较常见的语言意义解释如下:

1) 所谓语言意义, 是指词汇在一个语言系统中的意义, 如green (绿) 和颜色有关, father (父亲) 和阳性有关, kill (杀) 和原因有关, black power (黑人权利) 和美国少数民族有关 (孙延弢, 2002) 。

2) 语言意义是指各级语言单位本身的静态的意义, 即与语义、语法平面对应的意义, 包括通常所说的词汇意义、语法意义等 (徐静茜, 1997) 。

3) 语言意义是指语言体系中所固有的意义, 抽象的语言意义不受上下文和语境的影响。而言语意义是指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 人们在使用语言交流思想时双方所理解的特定意义和临时意义, 它是在上下文中和语境中体现出来的 (郭育红, 2004) 。

4) 语言意义是指表达式在语言系统中固有的、独立于语言环境和语言使用者的静态意义 (黄春英, 1999) 。

5) 语言意义是指语言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总和, 而话语意义则是语境 (包括其他一些作用于语言外的因素) 作用于语言意义的产物, 它所包含的内容往往要比句子意义丰富得多 (李晓莲, 1999) 。

6) 语言的意义有静态与动态的区别, 前者一般称为语言意义, 后者一般称为语境意义。语言意义和语境意义的不同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 如何准确地把握各类语境的特点和作用, 掌握语境意义的分析方法, 是语言运用中的最为重要的事情 (周明强, 2003) 。

7) 语言意义是指语言体系中所固有的意义, 它不受上下文和语境的影响, 是抽象的、概括的、相对稳定的 (杨敏, 1996) 。

(8) 例如, 词汇的表层意义可分为词汇意义 (概念意义) 、语法意义、比喻意义、搭配意义、语气意义, 这些又称为语言意义 (常敬宇, 2003) 。

以上所有语言意义概念都强调意义的静态性和稳定性, 显然是基于结构主义者对于语言和言语的划分, 是在语言世界里探讨语言意义。这种静态的、单一意义观不能反映意义概念的丰富性。笔者认为语言意义是一个变量, 它可以分别与物质世界、社会/人的世界以及语言世界发生关系, 产生相应的意义。如下图所示:

语言介于物质世界和社会/人的世界之间, 反映着人的存在或在世的状态, 语言意义可直接存在于语言世界里。但这并不表明语言意义是一种静态的存在, 它还会进入物质世界, 与物质世界的存在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为人作为个体认知物质世界概念化的过程。另一方面, 由于语言是人的一种社会/自然属性, 语言意义必然也会进入社会/人的世界, 反映出人的存世关系。

因此, 较为理性的语言意义观应该是将语言意义看做一个复合构念。它既是是静态的、结构性的图式, 也是动态的、工具性的变量。这种语言意义观摆脱了对于语言符号的二分法, 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语言意义的本质。语言意义的语用转向适应了这一认知潮流。

4 语言意义研究语用转向

意义研究的语用转向已经成为当今意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取向, 为哲学对话构筑了一个语义、语形、语用多维渗透的新平台。其根本原因在于, 以往对于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所作的逻辑分析, 由于其构架的刚性和狭小, 无法容纳意义的整体性、具体性和多维性, 将静态的规范标准和动态的语境变化、语言的形式结构和心理的意向结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割裂开来, 否认影响科学、真理、意义等发展的特定社会环境, 忽视了语言哲学问题的研究中无法脱解意义与语境的动态关联, 从而使“意义”的意义难以完备起来。

意义研究的语用转向肯定了意义与语境的动态关联。例如“苏格拉底是白净的”这句话, 按照戴维森纲领的方式可以理解为“‘苏格拉底是白净的’是真的, 当且仅当苏格拉底是白净的”;而以达米特框架的方式则可以说, 要依据关于所指的理论来考虑“苏格拉底是白净的”这个句子的涵义, 这样, 这个句子的真是由其中的专名“苏格拉底”所指的对象决定的, 就是说, 有一个个体满足“白净的”这种性质, 并且它等同于苏格拉底。因此, “苏格拉底是白净的”这句话的意义取决于它成真的条件。然而, 如果按照语用理论的研究思路, 语言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 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于人的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对多于话面 (字面) 的涵义做出解释的 (钱冠连, 2002) 。那么, 附着符号束 (伴随物作为符号+面相身势作为符号+气息作为符号) 、语境与智力都能参与到决定“苏格拉底”这句话的意义, 或表示强调;或表示疑问;或表示质疑等等。此时语句的意义成真条件退居次要地位, 说话者所传达信息构成语句的意义, 即现实世界中苏格拉底不是白净的不影响这句话的意义表达。同样, “雪是黑的”无法满足成真条件, 但是在一定的语境里, 为了表现说话者的无知, 这句话也是有意义的。所以, 强调意义与语境的动态关联为意义研究开拓了广阔的领域。意义研究的语用转向突破了传统观点把语言意义归结为认识上的真假的观点, 赋予语言意义以丰富的内涵。

语言意义研究转向语用也与语言哲学发展一致。从语学自身发展而言, 哲学家们对语言和意义的系统关注主要由两方面讨论引起:一是弗雷格对数理逻辑和语言关系的探查, 二是胡塞尔对现象学的研究。前者最终发展成当前的语用学, 后者经由海德格尔发展为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语言转向之初的语言分析哲学又进一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以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斯坦以及维也纳为代表的逻辑语言分析哲学, 旨在使用逻辑分析手段来解决哲学问题的形式语义哲学;二是以摩尔、后期维特斯坦等人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沿着日常语言分析道路, 特别是在1938年, 美国哲学家莫里斯在《符号理论基础》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语言学”这一概念之后, 经过奥斯汀、格赖斯和塞尔等人对指示语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蕴涵理论等方面的发展, 作为符合学和哲学结合的语用哲学研究的基本涵义和界面越发显得明朗化起来, 最终发展为当代语用分析哲学, 使之成为当今语言哲学探索中的一门显学。当代语用分析哲学的显学地位也使得语言意义语用研究成为主流。

5 结语

哲学网络观研究:内容与意义 篇2

哲学网络观研究:内容与意义

哲学网络观研究应当包括信息网络本质论、信息网络价值论、信息网络行为观念论等主要问题和内容;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进行网络观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实践价值.

作 者：代金平周卫红 魏钢 Dai Jin-ping Zhou Wei-hong Wei Gang 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重庆,400065刊 名：探索 PKU英文刊名：PROBE年，卷(期)：“”(5)分类号：B01关键词：哲学 网络观 内容 意义

语言意义哲学研究 篇3

关键词：延续性；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49-0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英籍奥地利哲学家、语言学家、语言哲学的开路人。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罗素对于《逻辑哲学论》的高度赞扬并对其哲学天赋的肯定[1]，由此开始了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大讨论。在国外，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视角丰富多样。正如王路教授所说，维氏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通常分为两大阵营：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及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阵营和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及其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阵营。①两大阵营或以《逻辑哲学论》为重心避而不谈《哲学研究》，或以《哲学研究》为重心避而不谈《逻辑哲学论》。大多数研究将维氏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割裂开来，认为其语哲思想的前期和后期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维氏自己在《哲学研究》序中所说“前期著作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他们摒弃和否定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的语言哲学思想，更有甚者否定前期思想对后期思想的影响[2]。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David Stern. Von Wright. Norman Malcolm. Peter Hacker. Gorden Baker等等，他们都试图找到一种阐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标准。但是，对于所谓的标准阐释不乏挑战，以Coca Diamond为首的新维特根斯坦学派、Phillip R. Shields、Marie McGinn and Brain McGinness以及Tim Labron等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界限及可说不可说理论进行阐释，从宗教的视角寻找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联系，这给语言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国内，对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虽说20世纪20年代张申府已介绍并翻译了《逻辑哲学论》开启了国内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研究，但在直到80年代之后研究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形成规模，期间主要以介绍性的传记或译著居多，这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国外一样，国内也曾分为两大阵营研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但近年来不少学者江怡、陈嘉映、王寅等不仅关注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后期的差异性，而且更加关注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后期的统一性和延续性。

《逻辑哲学论》并非是个错误，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提出的以语言界限划分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在界定完不可说的界限之后，开始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转而说可说的，即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研究》的研究重点——作为生活形式的真实语言。正是这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联系起来，换言之，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证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延续性。此外，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序中也说到他觉得那些旧的思想应该与那些新的思想一起发表，并且说新的思想是以旧的思路为背景的，只有理解前期的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后期的思想。”[3]

一、维特根斯坦前期后期语言哲学思想

多数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重要论著《逻辑哲学论》代表了其哲学道路前期的思想精髓，而生后出版的《哲学研究》则代表了其哲学道路后期的思想精髓。维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逻辑哲学论》充分体现了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前期的重要语哲思想包括语言界定的可说不可说理论、图像论等。前期维特根斯坦用逻辑的眼光看待语言及语言所构建的逻辑世界。由于日常语言与逻辑语言的混淆导致了哲学研究的混乱，受“分析哲学之父”弗雷格现代形式逻辑思想的影响，维特根斯坦也寄希望于构造一套完善的理想的形式语言，以消解哲学中的混乱[4]。他强调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澄清语言的活动，澄清因误用语言引起的混乱，即说了不可说的。

而维特根斯坦后期研究视角和立场发生了转变：从抽象的逻辑语言分析转到具体的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哲学研究》中。维氏提出了“意义在于使用”以及形象而深刻的“语言游戏学说”[5]，这是其后期思想核心和基石，并基于此提出了家族相似性。陈荣波认为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的“语言游戏学说”并不推翻图像论，而是解决前期的图像论的缺点，修正了图像论。

二、语言界限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中说，“本书的全部旨义可概述如下：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此外，“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并且“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6]维特根斯坦主张用语言划界，划出世界的界限，划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语言界定了可说和不可说的界限。语言的界限这一观点不仅有助于理解维氏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也有助于理解维氏对语言与世界的哲学观，还有助于探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联系。

三、语言划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语言与世界密不可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主张语言与世界具有同构性，语言和世界通过逻辑结构建立了对应关系，语言衍射事况，语言是对世界的反映，人们通过语言认知事态（state of fairs）。维氏认为可说的即能够用语言明晰地表述的，如自然科学和关于世界的诸事实（facts）、诸事态（state of fairs）、诸事况（the case），这些都是语言可及的。除此之外，维氏还界定了很多不可说的，如对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美学、宗教等终极意义的探寻。不可说的超出了语言界限，不在世界之内，存在于世界之外。正如我们不能站在世界之外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在语言之外说语言。我们存在的世界是语言构建的世界，不可说是语言达不到的，只可通过其自身显示出来[7]。此外，维特根斯坦赋予语言界限以类似于上帝意志的力量，令人敬畏。这种力量赋予语言界限以神秘性、强制性、不可辩解性，语言界限不可逾越[8]。

与海德格尔相似，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是指人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是人的世界。人生活在语言构建的世界之中。伽达默尔也主张语言本体论，他也认为语言与世界是不可分离的，人通过语言的方式认知世界并拥有世界，语言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语言和世界密不可分[9]。语言是理解世界最基本的媒介，理解的语言性和世界本身的语言性表明语言能划出世界的界限，即语言划界的可能性。理解的语言性和世界本身的语言性也表明并且只能由语言划出，换句话说，语言划界具有其逻辑必然性。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不仅是维氏前期语哲的核心内容和结论，更是维氏找到的解决哲学问题的疗方[10]。

四、语言界限架构维氏前后期语言哲学的桥梁

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似乎与其后期思想截然不同，但其实不然。首先，维特根斯坦在其前期哲学思想代表著作《逻辑哲学论》中指出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是维氏前期语哲的核心内容和结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中说，“本书的全部旨义可概述如下：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11]。他认为可说的部分在书中已经说完，但是这些可说的只是其中的小部分，更多未在书中陈述的部分是不可说的部分，不可说的部分只能显示出来。此外，“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并且“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12]。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用语言划界，划出世界的界限，划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维氏认为许多哲学家提出所谓的哲学问题实质上只是因为混淆可说不可说而出现的伪哲学命题，这些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他们说了不可说只可显示的东西。正是这些无意义的胡说才引起哲学混乱，才产生似是而非的哲学问题，故维特根斯坦认为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找到的哲学问题之疗法并终结了哲学问题。后期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所谓哲学问题终结之基础上的。

其次，在《哲学研究》中维氏自己也说到后期新的语哲思想粘着早期（已经枯萎的）思想的干瘪的残余[13]。可以说，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和后期都是站在语言哲学这一基本立场上，只不过两个时期研究的视角不同且具体问题不同而已。在《哲学研究》序言中，他还说到思考问题的题目是按照一种自然的次序而且是不间断地从一个题目到另一个题目发展。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维氏后期语哲思想是在前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与前期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完全断裂的两个语哲思想断面[14]。《哲学研究》中的语哲思想标志着维氏已走出纯粹而抽象的逻辑世界进入生动而具体的日常语言交流世界，从静态的逻辑语言哲学转到动态的语言哲学[15]。

最后，从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来看，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与后期语言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是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修正并发展了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补充了前期语言哲学思想的不足。正如斯泰格缪勒指出逻辑的语言分析被证明是需要补充的，而这种补充有一部分是由言语行为理论提供的，并且此外还证明，一般来说迫切需要对那些构成语言表达的“自然环境”的人的活动规则进行系统研究。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正是前期逻辑分析哲学被证明所需要的补充。

五、结语

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能体现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延续性，站在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的高度来看，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与后期语言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是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修正并发展了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

注 释：

①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通常以1929年重返剑桥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期，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应分为前期（1929年前）、中（1929-1935）、后期（1935年后），本文采用的是多数学者的观点，将中期并入后期。

参考文献：

〔1〕〔15〕雷梅英.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之路[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2〕〔8〕〔10〕雷梅英.语言的界限与世界的界限—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之宗教启示探究[D].2013.

〔14〕汤潮，范光棣.哲学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2.3.

〔3〕〔4〕陈荣波.哲学分析的天才──维根斯坦[M].台湾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5〕王寅.语言哲学研究：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上、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11〕〔12〕Wittgenstein. Ludwig.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trans. D. F. Pears and B.B.McGuinness.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2.3.

〔7〕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23.

〔9〕徐有渔，周国平，等.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96.

〔13〕巴特利.维特根斯坦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117.

语言意义哲学研究 篇4

关键词：哲学观点和方法,语言听说技能,辩证关系,现实意义

语言和任何符号系统一样, 首先是为了交流。听和说是语言交流体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运用哲学的观点来分析和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对开展英语听说教学、提高英语听说教学水平有重要意义。

1“听”“说”之辩证关系

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一种求知活动, 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 (人) 对客体 (客观世界) 的能动反映。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目的和动力, 是联系认识主体和客体的中介。语言学习是人的一种求知和认识活动, 人是这种认识活动的主体, 人的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是某种语言, 对语言的学习实践是联系人和这种语言的中介和桥梁。听和说是人学习实践语言的两个重要方面, 二者的关系可用图1来表示。

大脑处理语言信息的过程实质就是人认识语言的过程。大脑对语言的认识源于实践, 即通过听, 获得语言信息, 然后通过大脑, 对语言信息进行分析、筛选、归纳、加工和整理, 逐步对语言形成认识。大脑中形成的对语言的认识, 又通过语言实践 (说语言) 得到检验。因此, 听是语言认识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语言信息输入, 就不可能产生对语言的认识。说既是对语言认识的检验, 又是语言认识的目的。二者没有直接的联系, 但通过大脑, 二者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脑中形成的对语言的认识是否有用或是否正确, 只有在说语言的实践中才能得到验证。学习和认识语言的最终目的在于说 (语言输出) , 即用语言进行交流。此外, 在说语言的实践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听语言的需要, 又会加深对语言的认识, 又会产生新的输出。所以, 语言认识和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语言信息接收-语言信息处理-语言信息输出的不断反复的过程。

要注意的是, 语言信息输入和语言信息输出并不对等, 也就是说, 大脑对获得的语言信息起的不是机械的、鹦鹉学舌般的录放作用, 而是对接收到的语言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 甚至是修正和创新, 经历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两个阶段, 正是在理性认识的指引下, 人才能开口说所认知的语言, 这个过程可用图2来表示。

此外, 由于语言学习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反复复的过程, 其间存在着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和必要准备, 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局部性变化和阶段性变化, 即事物总体上还处于量变过程中, 但一部分或某些局部已发生变化, 或是事物的非本质属性发生变化而是事物的发展呈现阶段性;另外一种是完全质变, 即量变突破维持质的度而使事物发生根本改变。当听到的语言信息积累到一定的量时, 必然引起大脑对语言信息的处理能力产生质变, 即人对语言的认识产生质变, 从而引发人对语言的输入和输出能力也产生质变。人的语言输入和输出能力发生质变后, 又会在新的起点上不断积累更多新的语言信息, 进一步刺激和提高大脑的语言认识和处理能力, 引发大脑对语言认识的新的量变和质变, 从而使语言输出的能力也发生新的量变和质变。这些量变和质变看起来似乎是在反复, 但基础和起点在不断发生变化, 因此, 反复的过程实际上是人对语言认识不断发展和提高的过程。实际生活中, 人不仅能表达所听到的语言信息, 还能表达新的从未听到过的语言信息 (例如诗人作诗) , 这不仅说明语言本身具有能产性 (Productivity) , 还说明人在大脑中对语言的认识会发生质变。

2 正确认识听说关系的现实意义

从英语教学来看, 正确认识听和说之间的辩证关系, 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开展英语听说教学。

首先, 要在英语听说教学中确立“听”的基础和重点地位。从图1和相关的分析可以看出, 听是基础和重点, 在教学中应突出听, 同时应及时给予学生说的机会, 检测和巩固对英语语言形成的认识。从图2和相关的分析可以看出, 人在认识英语语言的过程中存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 而且能否对英语语言形成正确的认识, 能否学成和运用这门语言, 关键在于对英语语言的理性认识这一阶段。要实现人的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要求尽可能占有丰富和真实的感性材料。这就要求在英语听说教学中要多听, 多安排听的时间和听的材料, 让学生接受尽可能多的英语信息。这些观点和认识跟现代英语教学法的很多观点是吻合的。例如, 现代英语教学法中, 交际型语言教学法和任务型教学法都强调教学过程中设置的活动要接近真实的语言使用情景, 只有这样, 学生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或什么情景中使用所学的语言以及在这些情况下如何使用所学的语言, 从而提高语言交际能力。此外, 在交际型语言教学法中, 听力同样受到特别的关注, 因为, 在实际生活中, 很多情况下, 人们只是语言听众, 如听收音机、听录音、听讲座、看电影、看电视等。

同时, 要注意英语听力材料的选择。在选择和确定英语听力材料时, 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英语基础和认知方式和认知水平。如果选择的听力材料偏难, 势必影响学生的英语语言信息接收, 从而影响学生对英语语言的认识。语言学家Krashen也指出, 语言输入应由i+1构成, 即给语言学习者输入的语言信息的难度应适当高于其已有的水平, 而且, 这些语言信息必须是语言学习者能够理解的, 只有这样, 语言学习者才能够在正常状态下处理这些信息, 这样的语言输入才是有效的输入。另外, 在选择听力材料时, 应充分考虑学生感兴趣的、接近真实情景的材料, 有利于提高学生参与听说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

其次, 在听说教学中既要注重培养学生对英语语言的感性认识, 又要注重培养学生对英语语言的理性认识。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诸如字词句等方面的语言困难, 教师在帮助学生解决这些困难的同时, 更应帮助学生理解和把握听说材料的整体意思和整体结构。

再次, 应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英语听说教学环境。学生接收英语语言信息的过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以及从感性认识到英语语言信息输出的过程都应该是积极主动的, 如果学生在这些过程中是消极被动地参与, 则不会产生好的教学效果。

最后,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听说教学中量变和质变的关系。英语基础偏差的学生, 其英语听说能力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只能出现局部性和阶段性的变化。教师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对学生听说能力的变化给予肯定, 鼓励学生在量变和局部性阶段性质变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质变, 不断提高听说能力。对英语基础好的学生, 教师应帮助其树立更高的英语实践目标, 促使其英语听说和感知能力产生新的量变和质变。

3 小结

总之, 听和说是语言学习和交流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在语言教学实践中, 教师不仅要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还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对英语教学和其他语言教学都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余学本, 李士坤.2005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课复习指导[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李秀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

[4]王蔷.英语教学法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5]刘润清, 文旭.新编语言学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语言哲学框架下的语言使用研究 篇5

人类心智的成长同语言密切相关, 如果说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抽象思维能力, 进而能够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话, 那么语言及其符号表意系统的重要性自然就凸现了出来。因为人的思维依赖语言等符号系统。不但内在的思维有赖于语言, 对人和事物的认识和深入了解也须借助语言。如果说, 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在于工具的使用, 那么, 在人类的诸多工具中, 最离不开的或最根本的工具莫过于语言。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语言是人类记录历史最完备的手段。人们对历史的了解, 最完备的内容莫过于那些有语言文字记载的历史。其次, 语言往往是人表达意图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包括手势、身势语等规约化了的符号。再次, 语言是人际协调的最佳手段, 也是个人抒发情感的最佳方式。最后, 人们通过使用语言而形成的程式性话语往往成为交流中必用的符号。可见, 从哲学角度看, 语言的影响无所不在, 对人至关重要。人以语言进行思维, 并以语言为媒介和工具与外界交流并施加影响。

自从人类有了思维的能力, 语言就成为重要的思维工具。语言学和哲学像一对亲密的伙伴, 密不可分。两者互为基础, 相辅相成。语言为哲学提供思辨工具, 为哲学研究提供认识思维和意义的视角, 哲学为语言学提供认识论方法, 以便更好地了解思维和意义的本质。从最初模拟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传统文法到命名学派;从威特根斯坦的语言使用论到分析哲学观点以及语言学的各个理论流派如结构主义、蒙太古语法、转换生成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毫无例外地都受各种哲学思维的影响, 同时这些语言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也丰富和完善了哲学的认识论。

二语言哲学与语言使用的本质

根据萨丕尔和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 (Sapir Whorf language relativity) 假说, 每一种民族语言都包含着自己个体性特征的本体论 (ontology) (Arunoff Rees-Mfiller2001) 。如果认可这一假说, 那么就意味着语言不接受任何外部参照系, 它只在自己的框架中界定“真实世界” (truth) 和“意义” (meaning) 等语言哲学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语言学 (linguistic) 甚至人类知识系统的重要范畴。这种极端观点的前景显然不被看好, 因为它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唯我论和相对论。而在由多元文化构成的现代世界, 人们普遍认为各种话语 (discourse) 和各种观点应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从语言的实际运用来看, 语言的根本作用是支撑和表达事物并使之“出场”。这里使事物“出场”的途径即语言的使用, 研究话语的产生和理解过程是语用学的核心课题。话语是语言行为, 因此话语本身具有显著的行为性。发轫于语言哲学家奥斯汀 (Austin) 并被塞尔Searle等人进一步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现今已经成为语言哲学和语用学中较为完善的组成部分。该理论指出, 有些话语在说话的同时就做成了相应的事情。语言作为人类最根本的工具具有行为特性, 这种行为具有目的性, 而这种目的性源于交际者的意图。换而言之, 交际者的意图驱使着话语交际朝着交际者的话语目标方向演进。这种情况表明, 交际者的话语目标或意图赋予了话语朝着话语目标演进的动力。话语目标产生的这种话语的驱动力, 将促使话语之间形成相互关联, 并共同指向交际行为的总体与分项目标。为了实现这些交际目标, 交际者还会调动各种话语手段来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 这就是话语行为的综合性。

三语言与语言使用的探索

在20世纪, 大多数语言哲学家区分并确定了语言或语言使用的三个方面: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句法学研究的是词语和其他语言要素连接起来形成语法单位的方法, 不考虑句子的意义。由于人类智力的局限和学习语言时间的限制, 因此语言的句法必然是有限的。也就是说, 人类语言的语法必须由有限数量的词和有限数量的组词成句的规则组成。语义学研究的是词和句子的意义。意义通常被认为是词语与世界的一种关系, 指称 (reference) 和真相 (truth) 是语义学使用的两个基本概念。语用学是关于如何使用语言的研究。例如, 说话者能够用语言陈述、允诺、打赌、咨询问题、颁布命令、寄托哀思等等。而语用学主要研究的是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研究领域的主导思想是:言语是有意图的行为并且受到规则的制约。

奥斯汀区分了说话的三个方面:言前行为 (locutionary) 、言中行为 (illocutionary) 和言后行为 (perlocutionary) 。言前行为自身包括三个组成部分:语言学实体被认为具有三个内涵: (1) 声音 (或有形记号) 。 (2) 属于语言学的词语。 (3) 指示世界上的事物的指称和意思或涵义。言中行为由话语的“力” (force) 组成, 言后行为涉及听众的反应效果。在奥斯汀看来, 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言中行为与言后行为的区分在于言中行为总要依赖习惯而存在, 而言后行为是自然的或非习惯性的。瑟尔进一步指出, 奥斯汀关于言前行为和言中行为的区分并没有割断言语之间的联系。他借助言语行为的例证, 主张言中行为既表达力量又表达内容。而格赖斯会话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解释了所说 (或试图说) 的话语、会话原则以及语境“会话蕴涵”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四语言哲学下语用学的发展

理论界普遍认为, 语用学的转向始于德国理想语言学派弗雷格及自然语言学派索绪尔。索绪尔把语言从传统的工具地位上升到意义分析的主要手段, 认为把握语言是把握实在的前提。而弗雷格以逻辑学为基础, 开创了“析学逻辑”的研究方向, 从整体上看, 弗雷格是一位典型的语形学代表, 但他的语言逻辑研究思想中闪烁着语用学的光芒。理想语言学派的代表、奥地利语言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语用学的集大成者。此外, 哲学家罗素和语言学者奥斯汀、石里克、塞尔等人也为语用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维特根斯坦在其思想后期提出的“语言游戏”概念把语言的意义构建视为一种规范化、语境化的社会实践, 语言活动不是一种“私自”的行为, 而是一种社会交往行为, 这一思想构成了语用学的核心。在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的启发下, 利奥塔提出了精神分析理论;奥斯汀则从行为学角度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塞尔继而对奥斯汀的“语言行为理论”进行了拓展并提出了语用学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 语言意义的构建不仅涉及具体的语境, 还涉及到说话人的意向, 并进一步认为“意义是意向性的派生形式”。此外, 英国当代的语用学学者威尔逊与斯帕伯从认知学角度提出了语言意义构建的“关联理论”;德国学者阿佩尔和哈贝马斯从社会批判和解释学出发, 提出了“普遍语用学”理论, 认为语言的意义构建以交往主体、交往行为和交往历史为前置条件。可见, 语用学中已经被引入了社会交往中有关人际关系的语境概念, 从而打破了语形学、语义学的意义构建的分析框架, 解决了复杂多变形势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问题, 是语言哲学在当代发展的一个例证。

参考文献

[1]房红梅, 马玉蕾.言据性·主观性·主观化[J].外语学刊, 2008 (4) .

[2]李洪儒.西方语言哲学批判[J].外语学刊, 2008 (6) .

[3]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

[4]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5]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殷杰.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语言学的构造[J].江西社会科学, 2005 (2) .

[7]曹海峰.利奥塔语用学与精神分析[J].理论探索, 2007 (1) .

[8]Chomsky Norm.Knowledge of Language in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10-16.

中西语言哲学观对比研究 篇6

一、中西语言哲学观的相同之处

1. 从语言的起源来看, 中西方语言观趋于一致。

无论是中国的儒家、道家还是西方古代哲学和宗教, 都把语言看作一种“存在”或“有”和“行为”。在西方, 圣经中的创世纪也提出了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的产生先于人类的观点。如“太初有语言, 语言与上帝同在, 语言就是上帝”。

2. 从本体上看, 语言与创世力量具有同一性。

《约翰福音》开篇第一句话为:“太初有道”, 既讲了世界的发生, 又提到了语言的出现。《道德经》的开头就把“道”的问题和“名”的问题同时提出, “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无名, 天地之始;有名, 万物之母。”

3. 从语言的局限性来看, 老子给予“道”的第一个表述是, “道”, 无法用语言来表述。

“道”即“无名”。“道不可闻, 闻而非也;道不可见, 见而非也;道不可言, 言而非也。” (《庄子·知北游》) “道”不可道, 不仅仅是说人们主观上对“道”难以作语言表述, 而且也是说, “道”在客观上同样不能用语言表述。

4. 从本质论角度看, 中西方语言观具有一致性。

赫拉克利特曾经说到名称的源起:“……火混合着香料时, 就按照各自发出的气味得到不同的名称”。意思就是:名称既非神所创造也非人为给予, 而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这是西方最早有关名称发生的“本质论”的一种说法。而老子恰是把名称看作事物生来就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视为事物天然的界限。也正是一种关于名实问题的“本质论”观点。管子有这样一句话:“物固有形, 形固有名。”道出了老子对名物关系的认识。

二、中西语言哲学观的差异

1. 名实关系的发展趋势。

老子始倡的本质论说明名称是事物固有的客观属性之一, 事物离不开其名, 犹如离不开其形;名和形均是区别事物的界限。然而孔子根据这个语言哲学观发展的正名说却已超出语言哲学的范围, 涉及到社会语言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非同小可。交际、语言、文化的关系, 历来都是社会科学中各学派研究的焦点。英国社会人类学家Malinowski (1923) 指出, 语言深深扎根于文化现实之中。社会语言学家Hudson和Goodenough也认为, 语言在绝大多数方面, 蕴涵在文化之中, 因此某一社会语言乃是其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所以, 笔者认为, 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连,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承载着文化, 反映着文化的特征。语言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 语言哲学观是解读语言的基础, 这就导致我们必须历史地比较地研究语言观, 特别是中西方语言之哲学观。

2. 语言的价值。

在语言的价值上, 中西方语言观大相径庭。中国儒家的代表孔子, 一方面强调认真言说和知言的重要性, “不知言, 无以知人也”, 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否定了语言的作用。中国的道家极力否定语言的作用, 通过意会行为而获得意会的认识。就是通过自我中有什么而知道, 也就是感情移入地把自己和自己所知道的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并采纳自己所知道的观点。道家还认为, 真正懂得道的人并不言语。“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道只能被呈现而不可被言说, 不可以通过语言得到系统的阐述, 不能运用语言识别道。

3. 对于语言的态度。

老庄以为语言只能反映事物的外在表象, 而非本质与规律, 当愈之至, 则言可弃也。《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时有明法而不议,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与老子的“大辩若纳’、“美育不信”、“大音希声”异曲同工。庄子的“育签”之说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点:“签者所以在鱼, 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免, 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忘育” (《庄子·外物》) 。这就形成了中国语言使用上最大特色“重意”而“轻言’。正因为明确了言是作为得惫的工具使用, 所以一且得愈, 则言也就可以弃之忘之了。由此可见老庄的语言观是消极的。Logos作为西方最高哲学范畴, 古希腊人民不但靠理性的Logos治理城邦制国家, 也靠言语的Logos晓谕世人, 参与政事。据此, 古希脂人创立了以说服、辩论为主的“修辞学”。Logos引导的是积极的语言观。海德格尔说:“有语言的地方才有世界”、“语言是存在之家”;伽达默尔说:“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维特根斯坦说过:“我语言的丰富与贫乏意味着我思想的限度。”这些都体现了西方语言哲学中语言“先在”的地位。

4. 语言的使用。

中西方语言观各有千秋, 从中西方传统的“言”“辩”观比较, 在语言的使用上也各有千秋。中国的语言可以说呈现了中国哲学的本体, 但中国哲学的本体并不是唯一地决定于中国的语言, 语言哲学观在中国哲学的语言中尤其不占主导地位。因此, 在语言的使用上, 代表儒家的孔子主张慎言、寡言、戒言, 本质上是讷言。“君子欲讷于言, 而敏于行”。言语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达到志同道合。志不同道不合者不要与其争辩, 不然不能达到和合的目的。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 对语言使用不仅采取谨慎态度, 而且持否定态度, 极力反对言、反对辨, “不争而善胜, 不言而善应, 不召而自来”。“言”、“辩”是对立和矛盾的根源, “不言不辩养太平”。主张“行不言之教”, “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强调“多言数穷, 不如守中”。在交际中, 认为“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认为凡一言动, 是非可随之而生, 所以要慎言动。庄子继承老子的“无为”的宇宙观和“无名”的认识论, 更加否定了语言交流和信息交流的价值, 提出“至言去言”观点。同时, 对道家而言, 语言根本就不表达任何事物,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 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人际关系交往更重要的是通过道德伦理, 而不仅仅是通过语言交往来完成的。而西方哲学由于以个人本位为取向, 语言成了延伸自我影响和改造他人的工具。古希腊哲学家Socrates, Plato, Aristotle等都是通过演讲、辩论说服别人或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三、结语

某个民族将长时间以来对现实的认识凝聚成习惯与经验, 凭借语言形成思想, 又赋予思想以一定的形式, 从而形成本民族特有的语言哲学观。它是影响言语行为交际的“心灵之源”, 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 妥善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 消除文化焦虑就应该从“心”入手。

摘要：所谓语言哲学观, 是人们对语言的认识, 对语言和言语的态度以及使用的看法。它是总体的世界观以及方法论的哲学派生。中西方语言哲学观上存在的差异因各自的宇宙观、认识论方面的不同而各异。但在某些方面又有相通之处。本文论述中西语言哲学观的异同, 旨在消除文化分歧, 为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开辟道路。

关键词：语言哲学观,跨文化交际,哲学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2]胡文仲.超越文化的屏障[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4]潘庆玉.语文教育哲学导论——语言哲学视阈中的语文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 (10) .

[5]马阿婷.谈动态语境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2009 (1) .

[6]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语言哲学视角下的教师话语研究 篇7

一、维氏的语言哲学思想

维氏的思想曾转变巨大, 他否认了自己前期的语言图像论, 转而强调语言的多样性和多功能性, 强调语言的意义在于用途, 其思想从本质主义演变到非本质主义。维氏后期的思想异常丰富, 以下仅简述与语言相关的若干观点。

1.语言游戏论

“语言游戏论”是维氏后期的重要思想, 在《哲学研究》中, 维氏把语言及和语言相关的活动泛称为“语言游戏”, 因为语言行为和日常游戏有广泛存在的本质共性, 这种提法其实是对语言的一次隐喻。

维氏主张要在使用中去理解语言, 不能脱离语境, 并遵守“游戏的规则”。语言建构规则, 规则限制语境, 语境定义意义, 意义反作用行为[1]。语言和人类行为的中介是形式繁多的“游戏规则”, 每一种对话都是在实践一种语言游戏, 并受限于一种具体的语境和规则。规则的种类无法穷尽, 因为语言游戏的类型繁多。因此, 语言的使用也无定式, 这就如同对弈, 残局中当惜子如金, 胶着时亦可弃子取势, 情境变, 则规则动。此外, 语言游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语言游戏不是单一个体, 而是层叠共生的复杂系统。语言游戏之间相互包容, 相互转化, 游戏参与者要遵守规则, 也可改变规则。

此外, 语言游戏的参与者不仅是说话者自己, 还包括听话的他者;语言游戏的主体对象不仅是语言行为, 还指语言表达所引起的其他反应。换句话说, 语言游戏是一个由语言参与者、语言行为和对语言引起的相关反应所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2]。可以说, 语言游戏是言语生活的高度抽象。

2.生活形式

“生活形式”是“语言游戏”的理论背景, 它指人类共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历史、共同行为和生活习惯等[3]。“生活形式”意在强调共性, 而非个体即时的思想状况, 这是“语言游戏”存在的基础, 语言活动来自生活, 而语言游戏的规则也源于其中。在《逻辑哲学论》中的“世界”、在《关于颜色的评论》中的“环境”都投射了维氏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在维氏看来, “语言游戏”的进行是在生活形式中的动态过程, 语言不是静止的, 而是运动平衡中的研究客体。

3.家族相似性

“家族相似性”指出, 在家族中, 成员的体貌、性情等特征相似又相异。这种特征对于认识事物尤其是认识“语言游戏”彼此之间的关系有借鉴意义。每一个“语言游戏”和其他游戏存在共性, 也存在区别, 他们都不是孤立的“存在”, 其共同的状态就像一个家族, 既有可辨认的共性, 又有相区别的个性。

4.私人语言

“私人语言”描述个体感受和内心体验的言语, 它是私人的, 任何他者都不可能洞悉, 也不能准确传达[4]。维氏曾用这个词去指责各哲学流派各自使用自己的哲学语言, 却不考虑他者的接受, 而哲学界的观点分歧正是由反应相同哲学话题的不同语言诠释所导致。他认为哲学研究要转向对生活语言如何反应哲学本质的探讨, 而非生活化的私人语言正是最大的障碍。私人语言遵循的是私人的“语言游戏规则”, 不能被他人所认知, 但游戏不能只有一个人参与, 规则游戏也必须顾及所有参与者。因此, 对“私人语言”的否定正是对“语言游戏”的肯定。

二、维氏语言哲学视域下的教师话语

1.教师话语———课堂“语言游戏”

语言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开展的媒介, 教师话语“语言游戏”复杂多变, 内部相互影响。伯恩斯坦认为, 教师话语中, 管理话语是第一位的, 它界定了教与学的社会关系, 确定了知识传递方式、师生角色、课堂秩序中哪些可以接受的, 哪些是不能采纳的, 即“管理话语产生了知识传授话语中的秩序[5]”。教师话语中的课堂管理话语和知识传授话语分别是独立的“子游戏”, 它们之间互相影响, 却目的相同, 即完成课堂教学。此外, “语言游戏”还可以是师生的认知互动, 书本上的求证假设, 也可是实践中的反思内省。广义上, 它甚至包括动机激发、学生自我效能感引导等心理学实践。教师话语不能僵化于一个规则, 而应针对每个“子游戏”确立不同的“游戏规则”, 教师话语的构建才能言之有物, 可供实践。但是, 这些规则并非事先规约就可以完全实现, 甚至无法事先约定。依维氏看, “语言游戏”的双方开始游戏时, 并非对规则了如指掌, 也不是了解规则的“游戏者”就能胜利, 而灵活实践规则才关键。课堂上, “游戏规则”的建立是师生互动和课程开展的基础, 课堂是开放的, 知识是动态的, 学生是多层次的, 教师话语应不断校正预设规则, 维护课堂“语言游戏”的动态平衡。

2.教师话语中的“生活形式”

维氏曾用对弈类比“语言游戏”, 因为棋局规则要靠对弈游戏本身来显现。知识习得, 不是通过学习“学习规则”来获取, 而是通过参与课堂“语言游戏”来积累。因此, 在教学中, 教师要善于引导学习者去深入语境思考, 使抽象的知识与具体的生活相符, 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的质疑精神, 因为对与错是相对的, 是依据不同生活场景互相转化的, 课堂上的正误推理未必是永恒的判断。教师要引导学生将视野从课堂小“生活形式”扩展到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大“生活形式”中, 教师话语只是知识的浓缩和概括, 而知识的演绎和内化则必须要在课堂外的“生活形式”中去寻找契机。因此, 教师话语要充当课堂和生活间的“桥梁和纽带”, 构建路径并指引方向, 停止灌输而去重建学生的求知和质疑精神。

3.教师话语的家族相似性

教师话语和生活形式下的其他话语具有家族相似性, 它和其他的“语言游戏”相互层叠, 并不孤立。“教师话语本质是什么”这个本体论问题, 在家族相似性的视角下变得不再重要, 因为在维氏看来, 一种“语言游戏”和其他游戏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界限, 即没有只发生在课堂上和师生间而不出现在其他生活场景中的话语, 教师话语仅是生活语言游戏的一部分而已。因此, 我们不应该关注教师话语是什么, 而应关注教师话语为什么又如何在课堂语境下获得不同于其他语境下的特殊意义。

教师话语本身是一个“语言游戏”体系, 其内部各“子游戏”之间也拥有家族相似性。各“子游戏”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 教师与学生间话语行为准则和认知方式是相对稳定的, 并不存在绝对的形态。那么, 课堂上“语言游戏”的进行不能死板地遵循固定的约束, 而应与社会生活的大语境相结合, 建立一套动态平衡的话语规则体系。

4.课堂“语言游戏”中的私人语言

既然私人语言被维氏认为是“语言游戏”存在的障碍, 那么教师就要极力避免用私人语言去进行授课, 即不要只用自己的话语逻辑去讲解却忽视学生的实际认知规律, 不要只建立符合自己习惯的课堂行为规则却忽视了规则的可执行性。要做到避免私人语言, 其实只需时刻关注课堂的“游戏性”, 即课堂不是教师的, 也不是学生的, 而是双方共同参与的一场活动。放弃私人语言, 意味着去使用日常语言, 讲学生听得懂的话, 建立符合学生实际的教学行为模式。

三、语言哲学视角下的教师话语体系

教育活动和语言本身与其运用形式密切相关, 对于教师语言的研究是教育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 而教育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为重视语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语言游戏”的哲学思想为教师话语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且研究发现这些思想之间并不是单独存在的, 其本身自成体系, 这使教师话语体系的构建更加系统而完善。

如图1所示, 教师话语体系可理解如下:

首先, 课堂上所进行的语言行为及由语言所引起的一系列反应是“语言游戏”。游戏的参与者是教师和学生, 游戏的语境是课堂生活形式和社会生活形式, 它们约束了“语言游戏”参与双方的认知方式、言语策略, 使教师话语有了客观分析基础。教师根据生活形式制定“游戏规则”, 学生遵守“游戏规则”, 同时, 教师和学生也都受“游戏规则”的反作用。教师话语在这样的体系中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其次, 教师话语体系是动态的。“游戏规则”是语言游戏的保障, 而规则的存在由教师和学生, 及其约束他们的生活形式共同决定。生活形式在变化, 教师和学生的认知能力在变化, 教学内容和目标也在变化, 因此这个体系处在动态平衡状态中。学生对语言游戏的成功与否有重要意义, 他们是语言游戏的一部分, 也决定语言游戏的规则, 并反作用于教师的话语行为。因此, 教师话语体系没有绝对的模式, 只有相对的平衡, 教师要不断调节这个系统的有效性, 使它不脱离生活实际而空谈理论, 不能只侧重教师而牺牲学生作为认知主体的积极意义, 也不能只侧重灌输而做人云亦云的“点读机”。动态平衡才能使这个系统有自我修正潜力, 才能使游戏的参与者都从中收益。

再次, 教师话语体系的核心是“语言游戏”, 而“家族相似性”决定了它的多元性本质。课堂“语言游戏”中“子游戏”的数量是没有穷尽的, 它应该涵盖课堂上以语言为媒介的所有行为, 它们是“语言游戏规则”的实践对象。这些“子游戏”的存在形式是以家族为模式的, 这给否认传统二元对立的教育模式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学生的课堂表现不应只有好与坏的区别, 思考方式也没有绝对的正误, 教学结果的评价也不能只看成绩的优良, 多元化思考方式应是教师话语实践的出发点, 而“家族相似性”要求教师话语的实践要尊重这种共性, 并深入探讨每个“子游戏”的个性, 客观地开展“语言游戏”。

最后, 教师话语体系是一个整体, “私人语言”是破坏整体的因素。“私人语言”是应该摒弃的, 因为它们不具备相似性的基础, 也无法被游戏的对方了解, 它的存在会使体系的完整性和整体性受到影响。因此教师不能只讲属于自己话语, 教学活动也不能只是按照教师的意愿开展, 否则, “语言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

教师话语肩负着启发思维、激发动机、培养学习策略等重要任务, 但对于不同的目标, 教师话语在构建中遇到了本质不清、意义不明的瓶颈。本文针对这一问题, 运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对教师话语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梳理。在简述维氏关于“语言游戏”的重要思想后, 分析了每一种思想对于教师话语构建的指导意义, 并在最后为教师话语构建了一个动态平衡体系, 这有助于理清教师话语的影响因素、核心意义和主要任务, 认清其客观性、动态性和多元性。这个系统的是开放的、相对稳定而有自我修复力的。教师话语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和完善, 有效的教师话语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摘要：教育活动与语言本身及其运用方式密切相关, 这使语言成为了教育活动的中介。目前教师话语的探讨涉及面广泛, 但缺少一个整体的结构框架和理论核心。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中的“语言游戏”理论深化了语言和哲学两个领域的思想维度, 为话语分析提供了语言哲学的视角, 其中的生活形式、家族相似性和私人语言等概念在“语言游戏”理论的框架下彼此依存, 密切联系, 这为教师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宏观分析的基础。

关键词：语言哲学,教师话语,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

参考文献

[1]孙吉胜.国际关系中的言语与规则建构——尼古拉斯·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 (6) .

[2][4]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3]陈嘉明.维特根斯坦的“确定性”与“生活形式”.哲学研究, 1997 (1) .

不同哲学观照下的中西语言研究 篇8

回顾中国语言学界的发展历史和研究传统, 不难发现, 长期以来, 我国的语言研究都是在西方语言理论的观照下进行的。即使到目前, 中国的语言学家似乎也没能开创新的研究视角, 拿出独创性的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学理论体系, 只是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语言学研究的脚步和趋势。西方结构主义主导, 我们就流行结构主义;西方开始流行转换生成语言学, 国内就以之形成了热点;西方功能主义为主导, 我们渐渐疏远了转换生成语法;西方以认知为新的研究视角, 我们就唯马首是瞻地跟进了。

这种现象已经成了中国语言学界公认的棘手问题。钱冠连先生[1]在《对比语言学者的一个历史任务》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拿不出具有向国外语言学挑战实力的、有学派意义的语言学成果, 拿不出有汉语特色的现代语言学分支学科成果, 毕竟是一个重大缺陷。”

潘文国先生[2]也曾对此进行了总结并尝试分析原因, 认为一直以来, 我国的语言研究缺少自己独创性的理论, 始终在设定好的洋框框里打转, 跳出这个框又进入那个框。原因之一, 就是没有自己的语言哲学和语法哲学, 没有建立自己的本体语言观。缺乏自身坚固的语言观的支撑, 中国的语言学界就必然缺乏去伪存真的批判眼光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鉴别能力;对于外来理论, 只能是引进和套用, 成为程度不同的西化后续研究。

乍看, 语言学与哲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门学科, 何以把中国语言学研究现状归结为哲学方面的原因?本文就以此为方向, 从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开始展开探讨, 通过比较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分析中国语言研究现状的根源并探讨克服不足的对策。

2. 语言与哲学

目前, 语言学家们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注在哲学研究上, 意识到不研究哲学, 不能从哲学层面思考自己的研究对象及方法, 就会使研究缺乏宏观的指引, 从而陷入盲目。西方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曾经高屋建瓴地指出, 在古希腊语中, philosophy (词源意义“爱智慧”) 研究的范围包罗万象, 几乎囊括人类的全部知识, 也包括现在看来属于早期语言学探索的内容。从古希腊起, 西方哲学大体上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 即古代的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和当代的语言学转向[3]。所以, 进行语言研究的学者, 决不能认为哲学与所从事的研究对象没有关系而忽略它, 要充分重视哲学对于开展研究的宏观指导意义。

语言哲学, 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中发生的“语言的转向”的重要结果, 如今已成为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学科。语言哲学中, 最重要的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这一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命题, 人们争论已久, 产生了诸多理论成果, 至今仍无定论。其中, 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沃尔夫-萨丕尔假说” (Whorf-Sapir hypothesis) 。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 (1) 语言决定论 (linguistic determinism) , 即语言决定思维, 一个人的思想形式, 是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型式的规律支配的; (2) 语言相对论 (linguistic relativity) , 即思维相对于语言, 思维模式随着语言的不同而不同。这一假说, 在一系列人文科学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另一个较有影响的理论, 与沃尔夫假说针锋相对, 即“认知假说” (cognition hypothesis) , 认为知识先于语言, 思维决定语言。

不管是语言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语言, 语言与思维间相互作用、影响, 它们相互间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姊妹, 相生相辅。用比喻的方式谈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更形象:语言犹如七巧板, 在拼板有限的几种固有形状上, 可以拼出许多其他几何形状甚至是事物的图形;但在这看似无限的组合可能中, 也能够发现, 拼出的图形, 在数量和精细程度上会受到拼板的形状、数量和精细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有的可以拼出类似工笔画那样的图案, 表现的内容具体丰富又细腻, 有的只能拼出类似写意画那样的图案, 抽象简约甚至诡秘, 把表现对象的许多内容略去到了意会的地步[4]。套用这个比喻, 对于本文要讨论的中西方语言研究成果的巨大差异这一命题, 对中西哲学比较的重要性就凸显了。把这个问题弄透彻了, 才能找出症结所在, 把研究更好地开展下去, 才能把七巧板游戏继续玩下去;最终, 能够一探究竟, 看看中西语言研究各自是工笔画还是写意画。

3. 中西哲学的不同语言走向

中西语言研究的现状和差距已经显而易见, 探寻现象背后隐藏的深刻本质就成了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课题。为什么在语言研究方面, 中不如西?中西哲学不同的语言走向, 注定了中国哲学不曾像西方哲学那样走上对语言进行细致缜密分析的道路。

钱冠连先生曾从下面三个方面总结为何中国哲学未曾进行深入的语言分析:中国哲学的语言偏爱暗示而不明晰, 不表示任何严密的演绎推理中的概念;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以坚决的态度固执地拒绝付诸语言与文字;中国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从不曾尝试要从纯粹的语言形式中寻求答案[5]。

对于中国哲学中的显著语言障碍, 究其原因, 大抵在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在于对于事物的直接领悟, 所以中国哲学的语言才会富于暗示而不明晰;不明晰是因为它并不表示在任何严密逻辑制约下的演绎推理中的概念, 所传达的不过是哲学家个人的所思所想, 可以富于暗示无需明确。正因如此, 中国哲学语言形成了“文约义丰”的传统[6]。

中国哲学的精神, 讲究内圣外王之道, 学哲学不仅是获得知识, 更重要的是养成人格, 而养成人格, 无需借助语言符号的表达。中国哲学讲究内心的诉求, 追寻人心中的和平与幸福, 这种内在的精神探求, 需要的是长时间的自省, 而非符号表达。东汉以后, 佛教传入我国, 在逐渐发展影响力壮大的过程中, 与中国哲学结合, 形成了禅宗。禅宗的主旨就在于不设文字, 更强调顿悟, 拒绝诉诸于语言文字。这种种求悟, 造成了逻辑分析法在中国哲学中从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事实。

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例如天人合一、人文精神等, 不是从语言形式萌发的, 因而从未进行从汉语形式中求解的研究。

西方哲学在传统上就受形式逻辑的影响, 以逻辑化、严密的形式论证为特征, 这些都要借助符号, 因而西方哲学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语言分析。经过了语言性转向后, 西方哲学家更是认为分析语言就是在研究哲学, 由此西方哲学与语言分析更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西方哲学的关注点在于研究“是、诸是、存在”, 本身就是从西方语言中盘旋出来的, 因而与语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简言之, 从方法论看, 西方哲学重形式与逻辑, 侧重外部存在, 因而产生了诸多的哲学名家和著作, 不断开阔思路, 形成新的问题, 比较容易走向平民。西方语言研究的发达, 乃至科学技术的发达, 与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特点是有极大关系的。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 重感悟, 重人文精神, 不通过符号进行研究, 因而虽然深刻, 却玄虚不容易走向大众, 难以普及运用。受此影响, 中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落后, 语言研究的不发达, 与之有极大关联。

4. 结语

经过以上分析, 是否能论证走上了语言分析的哲学与没有走向语言分析的哲学, 孰更高明孰更深厚?答案是否定的。中西哲学只是各有主要兴趣与讨论对象罢了, 与孰优孰劣无关。但是, 经过分析, 中国哲学在语言研究方面的不足是很明显的。知道了不足, 就该有的放矢地进行改进。

钱冠连先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次独特的比较, 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语言学家“缺乏创造的勇气”和“缺乏定量研究”两大不足, 并从比较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三点启示, 为中国语言学研究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指明了方向。他指出, 中国的语言学家应该自觉地主动地提高哲学修养, 以哲学带动语言学, 使语言学研究深刻起来;应该进行严格的方法论训练, 因为这是一个语言学家学术研究的基础;语言学家要以当代的科学知识武装自己, 才能抓住科学发展的契机[7]。这就引导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 不管是汉英对比, 还是普通语言学, 或是其他种种的研究方向, 要调整和改变研究方法, 尽量摆脱中式思维方法在语言研究方面给我们造成的负向影响。相信, 在不远的将来, 中国的语言学家会拿出独创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响巨大的语言学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1]钱冠连.对比语言学者的一个历史任务[J].外语研究, 1999, 61:6.

[2]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1997:21-22.

[3]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56.

[4]陈月明.汉语词汇的思维特征管窥[J].宁波大学学报, 1995, 2:3.

[5]钱冠连.中西哲学的不同语言走向[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6:1-4.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22-23.

语言意义哲学研究 篇9

言语行为理论是英国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奥斯汀于1955年在哈佛大学的讲座中提出,后经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等人的系统阐释和发展形成的一种语言哲学理论, 现已成为当代语言哲学和现代语用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人类的语言活动涉及语言体系和语言使用两个方面, 首先提出语言使用问题并进行认真研究的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 他在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中不仅首先探讨了语言使用问题 , 而且系统 、具体地研究了其中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话本身为何就是一种行动。 奥斯汀说,只要完成一个言语行为,不管它是一个词、两个词、一句话、一大段话,就是语言活动的一个基本单位。 这里的着眼点有了一个转变,不再首先从形式上着眼,而是从内容上着眼,不再把眼光限制在语言活动本身,而是把语言和生活场景合在一起看待:“我们致力阐释的唯一实际现象, 归根到底,是整体语言情境的整体语言行为”(J.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47)。 塞尔把言语行为定义为 “语言交流的基本的或最小的单位”。 这里需要界说的本来就是 “基本单位”。 言语的基本单位不仅是从语言内部确定的,而且是在生活场景中确定的。 塞尔1969年出版了《言语行为》,这是关于语言行为的最系统著作, 使哲学界开始广泛关注这一支研究。1979年出版的 《语词和意义 :言语行为理论研究 》和1982年出版的《意向性》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力作。

二、言语行为的功能

言语行为理论强调的语言的行为功能和实践功能是对人们习惯认同的描述和反映的语言功能的突破和超越。 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各个时代以来,大多以“事物—思想(或观念)—语言”的模式为主流,即“认为思想或观念反映事物,而语言是思想或观念的外在表达符号或工具,语言的优缺点就在于它们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思想或观念”。 而言语行为理论则认为这种长期居于主流的语言反映功能实际上只是语言行为和实践功能的派生,这就是说语言的行为功能是语言最基本功能,在语言诸功能中处于支配地位,描述和反映等其他诸多功能只是这一功能的派生。奥斯汀最初把语言从功能上划分为“记叙话语”和“行为话语”(或“施事话语”)两大类型,后又把记叙话语并入到“行为话语”中就表明了这一点。言语行为理论的这一观点得到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人类学从语言功能原发性和基础意义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最初使用中,语言作为人类行为,是连接人类一致行动的纽带。它是一种行动方式,而不是思考的工具。因此,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语言的行为功能和实践功能,不能只简单理解为对语言功能的一种新发现,其意义更为重大,将改变人们对语言性质的认识,为语言研究提供新视角。

三、言语行为论体现哲学思想

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的考察注重从语言行为功能角度出发,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交往行为,使人们对语言的考察突破了纯语言学的范围而纳入人的行为这个广阔背景中, 使现代语言学研究从注重形式结构内部研究走向广阔的人的行为、社会生活实践的大空间,突破形式结构主义封闭的局限。 塞尔在发展和完善言语行为理论时,特别发展言语行为与意向性的关系, 把对语言的考察与语言的使用者联系起来,认为言语行为的表征能力不是语言本身固有的,而是源于心智的意向性,从而使言语行为深入人类心智力的层面,与人的心灵意识发生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心理主义传统。遵循后期维特根斯坦开创的新语言哲学思路,即把人引入、置于语言哲学的中心,从人的角度审视语言的本质、功能、构成和意义问题。 这与早期建立在反心理主义基础上的逻辑主义语言哲学思路截然相反, 言语行为理论这一做法展示出自身的开放性,在语言哲学诸理论中是独树一帜的。 维特根斯坦开创的“语言游戏论”和“生活形式”论的思路,与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的抽象路线直接对立, 反对语言的逻辑化和形式化研究思路,强调通过考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使用,解决和确定语言的意义和功能问题。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语言的使用都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行为和活动, 言语行为理论则直接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说话涉及的行为或通过说话履行或达成的行为。 言语行为理论与生活世界具有天然的密切关系,在讨论语言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言语行为理论突出强调语言的行为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特征,把语言视为人类生活形式的一部分, 从而真正克服把语言与生活世界分离的观点和做法。 对此,国内学者盛晓明评论道,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哲学乃至科学带来了革命性影响,“这一革命与往常观念革命,诸如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即言语行为论不是试图构建一个非常识或反常识的理论,而恰恰是返回到某种最日常的观念上”。 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特点是与20世纪现代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总体气质和基本走向一致的。 20世纪西方哲学现代转型、总体气质和基本走向是从抽象思辨回归日常生活世界, 意味着人们普遍关心的主题不再是追求超越现实生活和实际世界背后抽象不变本质, 而是转变为真正关注人的真实存在方式和在特定文化历史条件下人的具体现实生存状态。

参考文献

[1]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2]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许国璋.论言有所为[J].语言学译丛,1979(1).

[4]J.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