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支持（精选三篇）
人际支持 篇1
关键词：精神卫生,人际关系,学生
社会暴力事件是以话语暴力、行动暴力等多种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行为、心理和风气, 首先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愤怒情绪[1]。愤怒情绪和大量的负性事件及其不良后果共同对人的心理、行为和健康产生重要影响[2]。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 加之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业、情感等压力不断增大, 导致大学生愤怒情绪管理能力不足, 大学校园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分析, 探讨大学生愤怒体验、表达、控制与人际支持之间的关系, 以期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借鉴。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 从河北省6所普通本科高等院校 ( 河北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石家庄学院、衡水学院) , 兼顾专业和年级差异, 从每所学校的一~四年级各选择50名学生, 共选取1 200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1 134份, 其中男生498名, 女生636名; 农村家庭学生708名, 城镇家庭学生426名;文史类学生621名, 理工类学生513名; 大一学生280名, 大二学生339名, 大三学生377名, 大四学生138名。平均年龄 ( 20.82±1.43) 岁。
1.2 方法 测试时以班为单位, 固定专人负责, 统一指导语, 要求被试匿名作答, 问卷完成后当场收回。
1.2.1人际关系支持评定量表 ( Interpersonal supportevaluation list, ISEL) [3,4]该量表主要用于检测个体的人际关系支持度, 评定个体对人际关系中社会支持的感受, 包括实质 ( 有形) 支持、归属性支持、情感支持和自尊支持4个分量表共40个条目, 采用Likert 4级计分法, 分数越高表示被试所受的人际支持度越高。本次测量中总量表及4个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7, 0.74, 0.71, 0.81, 0.54; 由于自尊支持因子信度过低, 在本文中不做深入研究。
1.2.2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 ( State-trait anger expression inventory-2, STAXI-2) 本研究采用刘惠军等[2]编译的STAXI-2中文版, 量表包括57个题目, 分为状态愤怒量表、特质愤怒量表和愤怒表达量表3个分量表, 采用Likert 4级计分法。依据样本特点和研究需要, 本次测量采用了特质愤怒量表和愤怒表达量表, 其中愤怒表达量表包括愤怒内部表达、愤怒外部表达、控制内部表达和控制外部表达4个因子。本次测量中特质愤怒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0, 愤怒表达量表4个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依次为0.78, 0.75, 0.89, 0.84。
1.3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主要统计方法为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2 结果
2.1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状态-特质愤怒表达与人际关系支持得分比较男生特质愤怒、愤怒外部表达得分高于女生, 人际关系支持总分、实质支持、归属支持和情感支持得分低于女生; 文史类学生特质愤怒得分低于理工类学生, 实质支持、归属支持、情感支持得分高于理工类学生 ( P值均<0.05) ; 不同生源地和不同年级学生特质愤怒、愤怒表达以及人际关系支持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值均>0.05) 。见表1。
注:* P<0.05, **P<0.01。
2.2大学生愤怒特质、愤怒表达、愤怒控制与人际关系支持的相关分析特质愤怒与愤怒外部表达和愤怒内部表达存在正相关; 特质愤怒和愤怒外部表达均与控制内部表达和控制外部表达存在负相关; 愤怒内部表达与控制内部表达、控制外部表达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 愤怒外部表达与人际关系支持总分、实质性支持、归属性支持和情感支持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特质愤怒与人际关系支持总分和归属支持呈负相关;愤怒内部表达与人际关系支持总分、实质支持、归属支持和情感支持均呈负相关; 控制内部表达与人际关系支持评定量表中除情感支持以外的所有因子及总量表分均呈正相关; 控制外部表达与人际关系支持总分和归属支持呈正相关 ( P值均<0.05) 。见表2。
2.3 大学生特质愤怒、愤怒表达、愤怒控制对人际关系支持及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见表3。
注:* P<0.05, **P<0.01。
注:* P<0.05。
对人际关系支持总分以及实质支持、评价支持和归属支持分量表进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每个回归方程中, 第1层引入特质愤怒自变量, 第2层引入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中的4个自变量。结果显示, 愤怒内部表达和控制内部表达能够显著预测人际关系支持总分、实质支持以及归属性支持, 整个模型分别解释23%, 12%, 17%的变量; 只有愤怒内部表达能够预测情感支持, 模型解释14%的变量。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 男生与女生相比、理工类学生与文史类学生相比, 特质愤怒、愤怒外部表达因子得分均偏高, 人际关系支持得分均偏低。男生特质愤怒得分高于女生, 可能由于男生倾向于使用认知管理、接受与重构的方式管理情绪, 过程缓慢, 负性情绪不容易消除。一旦承受压力和挫折, 正当诉求无法表达, 人际张力不断加大, 愤怒情绪可能以极端、偏激的形式爆发, 成为人际冲突、各种社会暴力事件的诱因[5,6,7]。女生倾向于使用消极分心、表达或发泄的方式控制管理情绪, 愤怒状态持续期短, 愤怒情绪发生频率相应较低。男生的愤怒外部表达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与陈翠[8]的研究一致。可能与社会文化对不同性别理想行为的要求和期望不同有关, 为了受到社会的赞许和接纳, 男性的行为更粗旷豪爽, 易于主动出击; 而女性则柔弱娴静, 善于隐忍。女生的人际关系支持总分、实质支持和情感支持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可能是因为女生相对于男生依赖感强, 情感细腻、敏感、柔弱, 因此更希望通过与家庭、教师以及朋辈建立并发展亲密融洽的关系, 以期寻求安全感、信赖感, 同时倾向于通过团结他人的方式增强自身力量[9]。
理工类学生相对于文史生更倾向于愤怒对外表达, 可能是由于专业选择能够体现出个体性格特征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文史类学生更为感性、活泼、情绪化, 善于通过表达的方式调节自身情绪。而理工类学生更为理性、沉稳, 倾向于自我消化的情绪管理方式, 导致了不同情境下情绪状态的差异。文史类大学生人际关系支持得分高于理工类大学生, 可能与文史类学生更善于沟通表达有关。
大学生愤怒内部表达与人际关系支持总分、实质性支持、归属性支持和情感支持呈负相关, 与Phillips等[10]的研究一致, 即愤怒内部表达与人际支持的降低具有相关性, 说明在愤怒表达方式方面, 大学生的愤怒内部表达即抑制愤怒会降低大学生人际支持; 大学生的愤怒外部表达与人际关系支持总分、实质性支持、归属性支持和情感支持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相关; 控制内部表达与人际关系支持总分、实质支持及归属支持呈正相关, 控制外部表达与人际关系支持总分和归属支持呈正相关, 说明适当的愤怒控制有利于个体获得人际支持。多元回归分析显示, 控制内部表达和愤怒内部表达能够有效预测人际支持, 说明大学生适当调控自己的愤怒情绪能够增进人际关系, 使大学生感受到并获得更多的人际支持。
已有研究指出, 愤怒内部表达和愤怒抑制可引发抑郁[11], 具有抑郁倾向的个体由于很少与他人沟通、交流, 他人为之提供支持与帮助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12]。但以往的研究多数认为愤怒抑制比愤怒对外表达更容易获得人际支持, 因为易怒的群体容易被认为具有挑衅性、攻击性, 从而受到他人疏远, 人际支持降低[13]。然而本研究结果证实, 愤怒对外表达与控制相对于愤怒抑制, 在一定程度上更促进个体获得人际支持, 虽然对外的愤怒表达对于人际关系具有负面影响, 但是愤怒对内表达更容易导致社会性退缩和人际关系破裂。对于大学生而言, 强烈的愤怒抑制可能会导致个体在社交技巧方面出现问题, 无法获取同学、朋友的横向有效支持, 不利于缓解不良事件或情境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14]; 相反, 善于控制对外情绪表达的大学生体验到的社交孤独感较少, 更容易获得人际关系支持。
人际支持 篇2
关键词 男性服刑人员；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人际信任；调节效应
分类号 B848
犯罪学家康均心和张晶（2004）从信任的角度解释犯罪，认为犯罪反映的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和冲突，在更深层次上实际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不信任关系。人际信任缺乏，就容易引起人际关系紧张，导致冲突，生成犯罪。增进人际信任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提高个体的社会支持，不少研究也证明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呈正相关，即，个体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对社会及其他个体的信任度就越高（谭雪晴，2008；池思晓，龚文进，2011）。但是，杨菲菲和黄欣（2011）、金艳玲和顾昭明（2010）研究发现，研究生的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即，社会支持越高，人际信任越低。这些不一致的研究结果提示个体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的关系可能受到个体文化水平、社会地位、性格因素等的影响，丁道群和沈模卫（2005）的研究就发现个体的人格特质会影响其对社会支持的感知。那么，提高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否达到显著提高其人际信任的效果？同时，这种效果如何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这些问题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答案。如何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人格特质的服刑人员开展帮教活动，使得其社会支持系统的力量能够最大化发挥，从而减少人际冲突，提高再社会化程度，是公检法系统心理矫治工作者们在实际工作中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引入人格特质变量，探讨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为完善监狱系统心理矫治工作以及为社会各界人士合理开展帮教活动提供建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服刑人员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抽取广东省某监狱同一监区所有服刑人员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8份。其中，年龄最小者20岁，最大者59岁，平均年龄为31.9±7.7岁；来自城市的29人，农村的159人；独生子女37人，非独生子女151人；文化程度方面，小学19人，初中137人，高中及以上32人；初犯177人，累犯11人；已婚44人，未婚144人。
对照组采用最大限度配对法随机选取广州市番禺区高校保安、流动商贩、建筑工人和佛山南海区部分工厂男性被试为调查对象，采取逐个询问和问卷派发的方式发放了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55份。其中，年龄最小者17岁，最大者53岁，平均年龄为28.6±7.2岁；来自城市的25人，农村的130人；文化程度方面，小学7人，初中45人，高中及以上103人；独生子女17人，非独生子女138人；未婚82人，已婚73人。所有被试均无明显精神障碍。
1.2工具
1.2.1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uoneaire，EPQ）
该问卷共88道题，有内外向（E）、神经质（N）、精神质（P）、掩饰性（L）四个分量表。每个题目以“是”或“否”作答。
1.2.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量表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该量表重测信度介于0.73～0.89之间。
1.2.3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Rating Scale，ITS）
该量表共25道题，包含对父母的信任和对社会及无关者的信任两个因子，采用五级评分法，总分介于25分（信赖程度最低）到125分（信赖程度最高）之间。量表分半信度为0.76，间隔3个月重测信度为0.68。
1.3统计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数据的描述性分析、t检验、皮尔逊积差相关、回归分析和调节效应检验。
2.结果
2.1男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概况
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总分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犯罪类型、年龄、生源地、婚姻状况、刑期、初（累）犯在人际信任总水平以及对父母的信任因子和对社会及无关系者的信任因子的水平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独生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总分和对社会及无关者因子信任得分显著低于非独生服刑人员（t=-2.30，p<0.05；t=-2.18，p<0.05）。另外，不同文化水平男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总分和对社会及无关者信任得分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对父母的信任上存在显著差异，F（2，29.7）=3.54，p=0.031，n2=0.037，小学组文化程度服刑人员对父母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初中组和高中组文化程度服刑人员。
2.2男性服刑人员与对照组人际信任、人格特质和社会支持的比较
从表1可知，服刑人员在ITS量表中对父母的信任显著低于对照组；在EP0量表中的精神质P、掩饰性L上的得分虽然均低于对照组，但P、N得分显著高于常模得分（E=10.63，N=11.26，L=12.17，P=5.96，p<0.001）（李瑶，等，2011）；在SSRS量表中的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支持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其他因子均无显著差异。
nlc202309030026
2.3人际信任与人格特质、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由表2得知，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人格特质E、L呈显著负相关，与P、N、社会支持各因子均呈显著正相关，但对照组人际信任只与神经质N和主观支持得分相关显著，其他均不显著。
为进一步考察精神质P的调节作用，根据服刑人员在精神质维度的得分将其分为高低两组，将得分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以上的服刑人员划分为高精神质组，将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以上的划分为低精神质组。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精神质组中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解释权重高达32.8%（卢=0.59，t=4.74，p<0.001）；低精神质组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解释权重有28.2%（B=0.54，f=4.59，p<0.001）。说明随着个体精神质得分增加，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预测力度提高，精神质P在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之间具有调节效应，精神质P得分越高的服刑人员，其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正效应越强。
2.4服刑人员人格特质对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关系的调节作用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正向预测并不稳定，提示人格特质可能是其中的调节因素。因此，本文对人格特质对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直接效应为33%（F=96.2，p<0.001）。进一步做调节效应检验，依次将人格特质各因子E、N、P、L作为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之间的调节变量，社会支持作为自变量，人际信任作为因变量，按照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2006）提出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对所有数据进行去中心化，然后将社会支持和精神质P的乘积项作为两者交互作用项纳入回归模型做层次回归分析，第一层为精神质P和社会支持，第二层为精神质P、社会支持和两者交互项，每一步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精神质P与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对人际信任的回归系数有统计学意义（t=2.69，p<0.01），说明精神质P对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效应。
3.讨论
本研究发现，男服刑人员总体人际信任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但是对父母的信任水平很低；男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因子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说明他们很难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帮助。服刑人员对父母信任水平和主观支持感受度低与其家庭原因密不可分，李瑶等人（2011）的研究表明，服刑人员反社会人格与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有关，童年时期父母的暴力、冷漠、抛弃等不良行为都会严重妨碍亲子信任，阻碍个体健康人格形成。家庭关系不良导致人格障碍及对亲密关系缺乏信任，进而无法建立起以亲人为核心的社会支持系统，还会带来对社会及人际关系的普遍不信任（程利娜，2013）。因此，帮助服刑人员改善家庭关系对提高其社会支持水平、改善人际关系有益。
对服刑人员的人格特质进行分析发现，男服刑人员P分和L分虽然低于控制组，但P分和N分都显著高于常模，特别是P分几乎是常模的2倍。N分数高者常表现出焦虑、担忧、郁郁不乐，遇到刺激会有强烈的情绪反应，以至出现不够理智的行为；P分高者常孤独、不关心他人，难以适应外部环境，不近人情、感觉迟钝、与他人不友好、喜欢寻衅搅扰、喜欢干奇特的事情并且不顾危险。研究结果揭示出男服刑人员存在一定的人格偏离，多表现出个性情绪更易失控、缺乏同情心和罪恶感。
对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人格特质和人际信任三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社会支持能直接预测人际信任，但加入人格特质P作为调节变量后，回归模型拟合度尺。增加，模型解释度更好，说明人格特质能调节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间的关系，高精神质服刑人员社会支持对其人际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高精神质的服刑人员，他们可能看起来孤独不合群，但他们内心更加渴望得到社会支持，且获得社会支持后更有助于他们提升人际信任水平。监狱工作人员和社会帮教人员都应该更加关注这部分群体，帮助他们加强社会支持系统，这对促进其再社会化有重要作用。
人际支持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石家庄市某部2010年入伍的283名战士为研究对象,均为男性,平均年龄(18.12±4.30)岁。
1.2 方法
研究工具包括:①领悟社会支持量表[1]。分为家内支持和家外支持2个因子:家内支持主要指遇到困难时感受到的来自于家庭内部成员的具体的或情感的支持与协助;家外支持指遇到困难时感受到的来自于家庭外部成员如朋友、同事、领导等具体的或情感的支持与协助。采用1～7级记分法,得分越高,表示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②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2]。该问卷包含28个项目,每项答案只有是与否,选是计1分,答否为0分,总得分在0～8分的为无人际关系困扰、9～14分的为轻度困扰、15～19分的为较严重困扰、≥20分的为人际关系障碍。③应付方式量表[1]。分6个因子,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
1.3 数据采集与处理
统一组织,进行团体施测,全部数据使用SPSS 10. 0进行统计分析,主要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人际关系困扰状况
战士无人际关系困扰者占84.1%,人际关系困扰总检出率为15.9%,其中,轻度人际关系困扰者占8.80%,严重人际关系困扰者占3.80%,具有明显人际关系障碍者占3.30%。
2.2 人际关系困扰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领悟社会支持和人际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支持总分和异性交往呈显著负相关,家庭因子和待人接物呈显著正相关,和异性交往呈显著负相关,他人因子与交谈、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均呈显著负相关,结果见表1。
注:aP<0.05, bP<0.01。
2.3 应对方式与人际关系困扰的相关分析
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人际关系困扰和应对方式进行分析,发现除求助因子外,应对方式各因子和人际关系各因子均相关显著,结果见表2。
注:bP<0.01。
2.4 人际关系困扰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分析领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各因子对战士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以人际关系总分为因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各因子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发现解决问题、退避、合理化对人际困扰总分有显著影响,领悟社会支持的家庭支持和家外支持因子未进入回归方程,结果见表3。
注:B值为纠正过的回归系数。aP<0.05, bP<0.01。
3 讨论
在部队的特殊环境中,战士群体面临更多的应激事件和心理压力,而这都将对战士群体的人际交往产生影响。Andrew[3]发现,在应激状态下,如果缺乏稳定的个性支持和良好的应对方式,则心理损害的危险度为普通人群的2倍以上,个体感知的社会支持不仅提高其总的生活满意度,而且促使其有良好情绪[4]。在部队消防战士群体的调查中发现社会支持作为影响应激反应结果的重要因素,具有减轻应激反应的作用,并与应激引起的心身反应呈负相关[5],这一结论在本调查中得以证实,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支持因子和战士的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呈显著的正相关,他人因子与人际困扰的因子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对战士群体,来自对家庭支持的知觉比较明显,从他人和朋友处感觉到的支持较少,而且不能相互信任。总体上,领悟社会支持的家庭因子和家外因子对战士的人际关系影响有限,或许是由于战士群体长时间不能和家人团聚,相互之间又不能产生足够的信任,人际上的疏远使战士不能够感知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只能在日常交往中提高与家人沟通的待人接物技巧。
在应对方式与人际困扰的相关上,自责、退避、幻想和合理化等消极的应对方式与人际因子正相关显著,表明消极的应对方式使战士不能积极地处理与人交往的困扰,在应对人际困扰的境况时,求助不能有效地减轻人际不适感。在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上,战士应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可以缓解与人交往的社交活动的困扰,但是对交往交谈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总之,战士群体的心理状况值得关注,要加强对战士群体的心理教育和心理辅导,使战士在离家的日子里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来自他人的关爱,以积极的应对方式面对与人的交往,获得和谐的人际关系。
摘要：目的 了解某部战士人际关系困扰状况,为心理辅导和心理干预提供理论指导。方法 采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应对方式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283名战士进行调查,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探讨人际关系困扰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结果 战士人际困扰总检出率为15.9%;领悟社会支持总分与异性交往呈显著负相关,自责、退避、幻想和合理化等消极的应对方式与人际因子正相关显著。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解决问题、退避、合理化进入回归方程,对人际关系构成显著的回归效应(P<0.05)。结论 战士群体人际关系状况需要关注,应对方式对人际因子状况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战士,人际关系,领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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