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不起诉（精选三篇）
相对不起诉 篇1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不起诉制度包含了法定不起诉、相对不起诉以及存疑不起诉制度, 其中能够真正体现起诉便宜原则的只有相对不起诉制度。从程序设计来看, 相对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利, 即检察官对于存在足够犯罪嫌疑且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 依其职权斟酌具体情形而作出的一种不起诉处分。具体说来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 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 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这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对于涉案未成年人的处理方针与原则。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则充分体现了这种对于未成年人的关怀与宽容, 其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罚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 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符合起诉条件, 但有悔罪表现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 由人民检察院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可以说, 附条件不起诉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的不起诉制度。
二、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差异
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均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前者一方面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使本不该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提前终止, 缩短了诉讼时间, 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使法院得以集中力量审判更为复杂的案件; 另一方面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现代刑罚思想, 避免了将不符合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继续羁押、起诉和审判, 充分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后者一方面利用社会资源在社会环境中进行教育和感化, 使犯罪嫌疑人尽早回归社会; 另一方面消除了犯罪嫌疑人因被贴上罪犯的标签而自暴自弃、变本加厉报复社会的危险。
但是, 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是两种不同的制度, 其具有如下差别: 1、适用对象不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 而相对不起诉则没有对象的限制。2、适用罪名不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于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 而相对不起诉则没有罪名上的限制。3、刑期要求不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要求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而相对不起诉则要求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4、是否有悔罪表现。未成年人是否有悔罪的表现是能否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一项重要参考, 而相对不起诉则没有如此的规定。5、救济方式不同。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 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公安机关可以要求复议、提请复核; 被害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 请求提起公诉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而对于相对不起诉所作出的结果法律并没有规定任何救济措施。
在实际工作中有可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情节较轻的案件, 相对不起诉则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于刑罚的案件, 在针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 两者则会出现适用上的交叉。因此, 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之间的顺序关系, 以便在遇到此问题时有一个明确的适用规则。
三、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规则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 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 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考察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 从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日起计算。基于此项规定, 部分司法工作者则认为相对不起诉制度轻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因为附条件不起诉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了更多约束而相对不起诉一经作出犯罪嫌疑人就相当于得到了无罪认定。笔者认为, 这样的想法欠缺一定考虑。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相对不起诉制度在适用顺序上具有相应的顺序规则。
第一, 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的应优先考虑适用相对不起诉。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而言, 相对不起诉一经作出就是终局决定, 能够及时使未成年人回归社会, 更好地保护其合法权益。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要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 向社区或者公益团体提供公益劳动, 接受相关教育等。与之相比, 相对不起诉对于犯罪嫌疑人无疑是一种及时的解脱。
第二, 如果相对不起诉不能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起到相应的惩戒教育作用则考虑适用附条件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规定了相应的考察期限, 在考察期内由司法部门、教育部门、居委会、村委会、家长等个人或者集体相互协调配合,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辅导, 一定程度上使未成年人得到了更多的帮助, 从而使其更好地理解自身缺陷、明确今后的发展道路。而相对不起诉则忽视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当前以及今后的发展问题, 如该名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累犯、惯犯, 则适用相对不起诉则没有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起到的效果好。因为考察期限内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得进入特定场所, 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从事特定的活动, 还有接受相关教育等, 这些条条框框也限制住了其再次接触社会不良青年的渠道。
总之, 如果办案过程中遇到了上述问题应首先考虑适用相对不起诉, 如果相对不起诉不能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起到相应的警示教育作用, 则考虑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笔者认为, 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最大的差异还在它们两者对于犯罪嫌疑人的适用角度不同: 附条件不起诉倾向于适用需要外部力量加以监管从而有效抑制再次犯罪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相对不起诉倾向于适用犯罪情节轻微, 属偶犯、初犯, 且基本没有再犯可能的犯罪嫌疑人。
摘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于2012年3月14日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此修正案中值得注意的是, 针对未成年人设立了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其中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最大特色。至此, 我国的不起诉制度就包括:法定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以及附条件不起诉。本文就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这两种十分相似的制度其概念含义、适用差异性等问题作出初步探讨, 旨在进一步明确应该如何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好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来。
关键词：附条件不起诉,相对不起诉,适用差异,适用规则
参考文献
[1]彭志刚, 黄河, 李长冰.进退两难:相对不起诉制度之博弈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 2009.
[2]黄曙, 梁洪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视野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完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07.
[3]赵凡.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2 (4) .
相对不起诉 篇2
案例一：犯罪嫌疑人王某与其妻子系某厂工人，因其妻在厂里长期从事繁重劳动，导致两次怀孕流产，为此王某多次找厂里领导反映情况，要求为其妻调换工作，每次都遭到厂里拒绝。王某之妻第三次怀孕后，王某再次找到厂领导，提出更换工作要求，再次遭到拒绝后，王某于某天手持菜刀，进到厂长办公室，将刀压在正在开会的一位副厂长赵某脖子上，对正在开会的厂长与其他在会领导扬言威胁，如果不为其妻子调换工作，将立即杀死赵某，然后自己自杀。双方僵持了一个小时左右，公安机关到场将王某制服。
案例二：甲准备去抢劫，听说乙有一把短刀，便向乙说明了准备抢劫的情况，并提出借短刀一用。乙在明知甲准备抢劫的情况下，出于面子将刀借给甲。结果，甲晚上携带短刀在街上寻找作案目标时，被公安机关抓获，甲供述了准备抢劫的事实和刀的来源。
二、分歧意见
对于案例一中的王某与案例二中的乙能否以“犯罪情节轻微”作出相对不起诉，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行为属于绑架罪，乙属于抢劫罪，两人的行为都属于重罪，重罪中不存在“犯罪情节轻微”的问题，因此，不能对两人作相对不起诉。
第二种意见认为：无论是重罪还是轻罪，都存在“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形，案例一中王某的行为情有可原，并且要求为其妻子调换工作的目的具有正当性；案例二中乙仅仅是借给甲一把刀，没有直接参与抢劫，并且甲没有抢劫成功，乙所起作用较小。因此王某与乙的行为都属于“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三、评析意见
笔者不同意上述意见，事实上，对于上述案例中行为人的处理关系到“犯罪情节轻微”的适用范围，认定标准及其与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中“情节显著轻微”的区别问题。
（一）“犯罪情节轻微”的适用范围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适用范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犯罪情节轻微”原则上是将相对不起诉限制为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案件；［１］另一种意见认为，“犯罪情节轻微”存在于所有种类的犯罪中，重罪中也存在“犯罪情节轻微”，也就是说，不论何种性质的犯罪，都可结合其他情况不予起诉。［２］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刑法理论上讲，犯罪情节包括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犯罪情节是否轻微，应该结合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综合评定，量刑情节对犯罪轻重起着调节器的作用。性质较重的犯罪如果存在各种从宽情节，其犯罪情节可能被评定为较轻；性质较轻的具备定罪情节的行为，如果存在各种从宽情节，可能不按犯罪处理。特别是对于共同犯罪，每个犯罪人所起作用不同，他们的行为对犯罪后果的因果联系程度也不一样，也将直接导致每个人的犯罪情节轻重的不同。犯罪情节轻重不能仅以犯罪性质作出认定，应综合各种情节进行最终认定。
其次，从现行我国刑法规定来看，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该条款处于刑法总则位置，根据总则与分则的关系，其对刑法分则条款具有指导作用，应适用于分则中的所有犯罪中。同时，《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规定最有力地说明“情节显著轻微”具有无一例外的普遍适用性。既然“情节显著轻微”具有普遍的适用性，那么“犯罪情节轻微”也应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二）“犯罪情节轻微”的认定标准
1.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
根据犯罪情节存在的不同场合和时间，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是否轻微，应综合考虑行为人的罪前、罪中及罪后的各种情况进行认定。罪前情况直接影响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主要包括犯罪人的一贯表现、有无前科、是否惯犯或者偶犯。罪中情况既能反映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状况，而且也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主要包括犯罪动机、犯罪的手段、行为侵害的对象，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否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罪后情况主要是指犯罪人对已经实施完毕的犯罪所持的态度，主要反映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有时也会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包括自首、坦白、退赃等。例如，犯罪后行为人的退赃行为，不仅表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有所减弱，而且也表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有所减轻。一起案件，只有综合考虑案件的各种情况才能决定犯罪情节是否轻微。
2.考虑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我国的刑法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包含有大量的从轻、减轻及免除处罚的条款，对于行为人的行为含有相关法定从宽情节时，我们可以结合具体案情考虑对行为人是否作出相对不起诉。例如，刑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即使是故意杀人这样的重罪，只要是没有造成损害的中止犯，也可以作出相对不起诉。
3.考虑处罚的必要性
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如果我们不启动刑罚就已经对行为人起到了威慑、教育，那么就没有必要启动审判程序，因为对行为人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就已经起到了预防犯罪的作用。因此，在综合考虑行为人犯罪的各种情节基础上，还要从预防犯罪的目的上考虑作出相对不起诉是否能够对行为人起到应有的教育作用，能够避免行为人不再进行类似犯罪。
我们只有在对案件本身的各种情况，所适用的相关法律以及处罚的必要性进行充分考虑，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才能得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上述案例一中，王某虽然系初犯，并且实施绑架行为情有可原，也就是说是厂方过错在先，但是从王某绑架所实施的手段和针对的对象来看，王某用刀压在他人身上，双方僵持约一小时左右，对他人的人身安全与心理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事实上他所侵犯的对象并不能最终决定是否为王某妻子调换工作，应该说被胁持对象是一名无辜之人。从王某行为本身来看，性质还是比较严重。同时在我国刑法中，绑架罪的最低起刑点为10年。因此，王某的行为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不能适用相对不起诉。当然考虑到案件的发生起因，在王某不具有任何减轻处罚情节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我国刑法第63条第2款的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
（三）“犯罪情节轻微”与“情节显著轻微”的区别问题
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里涉及到不起诉情形中的“犯罪情节轻微”与刑法第13条规定中的“情节显著轻微”的区分标准如何把握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两者的区分的关键在于社会危害程度，“情节显著轻微”意味着行为人形式上符合了犯罪的构成要件，但实质上还没有达到刑事犯罪所要求的严重危害性，因此行为人的行为因为缺少犯罪的实质要件而不成立犯罪。“犯罪情节轻微”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基本上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但不用刑法手段打击，也能够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因此可以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两者是一个罪与非罪的界限，至于其具体的区分标准，我们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综合判断。特别是我们在认定是否属于“情节显著轻微”时在考虑法律规定的同时，还要考虑一定的社会效果，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对于案例二中的乙，由于乙是出于面子才将刀借给甲用于抢劫，说明乙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甲在抢劫预备阶段被抓获，我国刑法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乙对于甲的抢劫犯罪，仅仅是提供了一定帮助，并且这种帮助客观上没有造成任何实际上的危害后果。因此综合考虑本案，特别是考虑如果将乙按照抢劫罪处理，社会一般观念的接受程度，笔者认为乙的行为没有达到刑事犯罪所要求的严重危害性，应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应作为犯罪处理。
注释：
［１］彭东、张寒玉：《检察机关不起诉工作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相对不起诉 篇3
田某伙同骆某、何某、邹某经事先预谋后, 采用田某、骆某、何某以购物为名引开商场事主的注意力, 挡住事主的视线, 并由邹某窃取钱财的方式进行盗窃。2014年3月某日, 田某、骆某、何某、邹某四人至浙江省A市某镇某社区食品城一摊位处, 以上述方式在该摊位收银台柜子里窃得一只黑色挎包 ( 证据仅能认定内有现金人民币1000余元) 。次日, 田某、骆某、何某、邹某四人又至浙江省A市某镇一服装店处, 以上述方式在服装店收银台处窃得一只女式拎包 ( 内有人民币205余元, 价值375元的手机一只) 。另田某于2010年参与过盗窃 ( 望风) , 但因情节较轻, 被浙江省B县人民检察院相对不起诉。
A市公安局对骆某、何某、邹某均取保候审, 对田某以涉嫌盗窃罪向A市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后A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田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二、分歧意见
关于田某是否构成盗窃罪, 有两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目前证据可以认定田某构成盗窃罪, 理由如下: 田某曾因盗窃被相对不起诉, 属于“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而根据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 “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 “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前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目前浙江省将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千元以上的, 认定为“数额较大”, 而本案田某所盗窃的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500元以上, 已达到“数额较大”的百分之五十, 故田某的行为已达到构罪标准, 构成盗窃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证据不足以证明田某构成盗窃罪, 理由如下: 田某虽曾因盗窃被人民检察院相对不起诉, 但曾因盗窃被“相对不起诉”不属于“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田某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标准不能按照目前标准 ( 人民币3000元) 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目前证据仅能认定田某所盗公私财物合计价值人民币1580元, 尚不能证明其构成盗窃罪。
三、问题探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田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并在此对“相对不起诉”所引发的可能影响批准逮捕的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 曾被相对不起诉是否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目前盗窃类案子中, 若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 则“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百分之五十确定。明确曾被相对不起诉是否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 关系到曾因盗窃被相对不起诉是否属于“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 可能关系到是否构罪问题, 进而可能影响到是否批准逮捕的问题。笔者认为, 曾被相对不起诉不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 理由如下:一方面, 所谓相对不起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 系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换言之, 被人民检察院相对不起诉, 实际上意味着不需要被判处刑罚或者被免除刑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被相对不起诉应当不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另一方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二条至三十四条之规定, 刑罚的种类包括主刑 (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和附加刑 ( 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 , 显然“相对不起诉”不属于刑罚种类,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被相对不起诉也应当不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故在上述田某盗窃案中, 田某虽曾因盗窃被相对不起诉, 但不属于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 在证据仅能认定其盗窃金额为1580元人民币的情况下, 不能认定田某构成盗窃罪。
第二, 曾被相对不起诉是否属于“曾经犯罪”。在审查批准逮捕中, 曾经故意犯罪系迳行逮捕条件之一,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犯罪嫌疑人曾经故意犯罪的, 应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明确曾被相对不起诉是否属于“曾经犯罪”, 关系到曾因故意犯罪被相对不起诉是否属于“曾经故意犯罪”, 进而可能影响到是否批准逮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 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实际上有三个:一是已经构成犯罪; 二是情节轻微; 三是依法不要被判处刑罚或者被免除刑罚。故理论上认为这种相对不起诉, 实际上相当于单纯宣告有罪1。但笔者认为, 不能将被相对不起诉认定为“曾经犯罪”, 理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故只有法院才有权宣告行为人构成犯罪, 是否曾经犯罪也应当以法院的生效判决为根据。故曾因故意犯罪被相对不起诉也不属于“曾经故意犯罪”, 非审查批准逮捕中的迳行逮捕条件。
第三, 曾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事实是否可以重新追究刑事责任, 也即是否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如前所述, 被相对不起诉既不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 也不属于“曾经犯罪”, 那么曾被相对不起诉到底是否已予以法律评价, 是否可以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这关系到行为人被相对不起诉后一段时期内犯罪的, 对其原来的行为和新的犯罪行为是否可一并重新追究刑事责任, 可能关系到是否构罪问题, 进而可能影响到是否批准逮捕的问题。举个例子, 李某于2013年12月因抢夺被相对不起诉, 于2014年2月先后两次抢夺, 能否将被相对不起诉的抢夺犯罪事实和新的两次抢夺犯罪事实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并以一年内三次抢夺, 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标准以百分之五十确定? 笔者认为不可以, 对已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事实, 要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不可以重新追究刑事责任。何谓“一事不再理原则”,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规定: “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 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者惩罚。”该原则为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 目前我国法律尚未对该原则作出明确规定, 但在理论和实践中普遍认同该原则, 只是我国学界对该原则的具体定义尚存争议。如有的学者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切含义应当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诉讼系属效力, 即原告不得就已起诉之案件, 于诉讼系属中再行起诉; 二是判决的既判力, 即判决确定后, 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判决的同一案件再行起诉2。另外也有学者用“禁止重复评价”来表述一事不再理原则, 张明楷认为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对被告人的某一犯罪事实科处刑罚以后, 不能重新以该犯罪为根据再度科处刑罚3。换言之, 上述两种学者观点分别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已经起诉或者经法院判决确定后, 不得再行起诉, 或者认为已被处以刑罚的犯罪事实不得再行科处刑罚。而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事实, 显然是没有被起诉过的, 也未被法院判决过, 且如上所述被相对不起诉不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 即未被科处刑罚, 从这个角度来讲, 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似乎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事实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可以重新追究刑事责任。但笔者认为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事实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不再重新追究刑事责任, 理由是: 人民检察院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表明检察院已作出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结论, 并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诉讼就此终结, 也即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被予以法律评价, 已予以法律评价的犯罪事实不应再被重复评价, 所以即使犯罪嫌疑人后来又有新的犯罪事实, 也不应当将已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事实和新的犯罪事实一并重新追究刑事责任。综上所述, 曾对相对不起诉不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 也不属于“曾经犯罪”, 但对曾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事实应以“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再重新追究刑事责任。
注释
11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22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