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种业面临诸多挑战（精选三篇）
制种业面临诸多挑战 篇1
1 澄清几个误解
1.1 加深对基本政策的认识
通过规章制度提高种业的进入门槛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双重利益集团的经济实力微弱, 常规育种的研发能力下降, 但代表双重利益集团的保守势力在科研和政治领域却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失策在于同企业形成竞争关系, 并阻碍了产业发展。另一方面, 某些微观政策存在漏洞, 背离市场经济规律, 曾经使许多破产或濒临破产的小型国企死灰复燃, 其中大多数没有可持续能力, 却加剧了多小散弱的混乱局面, 阻碍了种业健康发展。现行的种子法律、法规存有漏洞, 行政执法能力也比较弱, 在执行过程里这些漏洞被利益集团扩大化, 成为约束种业健康发展的第二道障碍。因此, 修改种子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已是迫在眉睫。在修改法规之前, 先从容易做和可操作的方面做起是必须的。
政策滞后会拖累产业发展, 但只有企业发展壮大和增加了话语权, 产业政策才会进一步朝着更明朗更合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相互制约的过程。企业做大做强, 才能实现产业发展目标, 才能在与跨国种业的竞争中突出重围, 并促进科技体制改革, 提高企业研发能力和科研系统的创新能力。种业管理的相关政策均围绕这个大目标, 例如提高企业注册资本金, 就是督促企业承担较大的社会责任, 同时促使科研系统进行结构调整, 焕发出创新积极性。企业增加投入, 既承担了较大的社会责任, 也意味着风险加大, 因此更需要法律法规作保障。
目前, 企业迫切需要产品替代, 这涉及到一些规章制度。产品替代有两层含义, 一是用更具竞争力的新品种替代现有骨干品种;二是对骨干品种进行改良, 培育同型自交系和杂交种。优良骨干品种的替代必然允许同型系和同型品种的存在, 这是对骨干品种经济寿命的延续, 有利于农业生产和企业发展。例如, 在原骨干品种的基础上培育抗病同型品种、雄性不育同型品种、多元转基因同型品种等。这就产生法律问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致力于在全国范围扭转育种方向, 调整育种目标和技术路线, 普遍提高育种创新能力。在这一过程里, 对模仿育种不泼冷水, 但今后应废止抄袭和剽窃式的育种方式。培育衍生品种, 须经过原品种权持有人允许并获得转让许可。因此, 加入1991版本的UP-OV公约应提上日程。如果暂时不能整体加入, 建议通过国内法规的途径先行在某个作物的品种保护领域做局部试点, 例如研究和设立遗传变异度的许可阈值。我们建议, 93%为区别品种的遗传变异度阈值。
1.2 科研单位不搞育种啦
最早是从科研单位传出这种可怕议论的, 后来一些企业和基层管理部门也信以为真。我估计谎言已经重复了不止一千遍, 属于主观臆断, 而跟着传递恶言的人显然没有阅读文件。不管这种误解来自何方, 都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公益性科研单位逐渐退出商业化育种, 只涉及杂交玉米和杂交水稻, 没包括非杂交作物的育种, 更不包括其他公益性技术研发。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 小麦、大豆、常规水稻和许多小作物的常规育种没有形成技术市场, 还不可能实现商业化, 于是应加强公益性研发。《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发布以后, 一个明显变化是扭转失误的科技投入政策, 加强对常规育种研发的投入, 这是扭曲不了的公益性社会责任。
非商业作物没有形成稳固的技术市场, 这类作物的育种研发须由政府主导。即使商业作物的共性技术研发也只能是政府主导。政府支持边缘化地区的农业技术服务, 这些都不可能由企业完成。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就是抓住这个大趋势, 抓住公益性和共性技术研发, 使很多以前被忽视的非商业化小作物的育种、栽培和植保技术研发都得到加强。
预计科研单位的前育种研究会得到加强。以前被利益集团干扰, 包括一些管理者也染指双重利益集团, 他们为了个别领域里少数人的私利, 不惜扭曲非商业作物的育种方向, 甚至扭曲栽培、植保、土肥等公益性和行业管理领域的改革方向。今后, 随着企业发展壮大, 科研单位将回归和加强前育种研究, 并瞄准产业目标研发新技术, 面向产业需求提供人才培训和信息服务。
一些人会提问, 什么时候种子企业才会介入大豆、小麦等非杂交作物的育种研究?可以预见的是, 转基因技术将把这类作物育种纳入商业化轨道。公益性研发机构为新技术创造了商业机会, 最终却使公益性机构退出。但今天这类作物的常规育种还是公益性领域, 是否把这类作物转基因品种产业化, 不取决于技术成熟度, 而取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对该种作物产品的需求变化。
为什么少数人要在这些很容易理解的方面搞糊涂了呢?原因在于缺乏公平竞争的底气。公益性单位退出商业领域是公平竞争的先决条件。公益性科研单位退出玉米商业育种, 企业和科研单位公平竞争, 企业才能发展和壮大。而双重利益集团的优势就在于资源不对称, 一旦公平竞争, 他们便失去优势。双重利益集团完全可以转型到企业去, 或者与企业深度合作, 从而洗清自己, 但需要在理论和技术上增加些底气。
另一方面, 要他们转型做公益性研究, 不仅需要些真功夫, 还需要点知识分子的良知。做公益性研究要心无旁骛, 专心致志, 持之以恒, 才能实现社会效果。随着企业发展壮大, 比较年轻的育种者应该可以调整自己的方向, 重新拾回信心。
传说国发[2011]8号文件不叫科研单位搞育种了, 这是谣言, 而且与绝大多数科技人员不相关, 是只占1%的双重利益集团用来绑架99%的科研人员, 然后虚张声势的蛊惑, 为的是继续巩固少数人的双重利益格局。绑架是不会成功的, 多数玉米育种科技人员应该专心做商业育种, 那才是国家政策应该鼓励和支持的体制创新行为。国家公益性科研单位应该对商业育种从理论、技术、人才和资源上予以实实在在的支持。
1.3 计划经济和航母论
有人抛出计划经济和航母论, 指责政府拿钱糊纸航母。这是误解。政府部门加强市场监管已是迫在眉睫, 但吸取以往教训, 政府不应该也不会把钱投向市场主体, 捏合种业航母。但政府将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 通过市场经济规律来促进种业发展。
产业做大做强, 必须克服内部和外部的障碍因素, 原则是坚持市场经济为主导, 宏观调控为辅的发展方针。如果倒退回计划经济, 种子产业没有竞争力, 垮台得更快。今后终于可以借助市场规律和法制力量迫使许多不遵守规则、缺乏责任的小企业退出市场, 或转换经营方式, 转变职能, 以此保证整个产业不被拖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依靠市场经济规律, 促进大企业发展, 带动中小企业规范运行, 中国种业才不会垮掉。
1.4 小企业消亡论
许多小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和责任能力, 降低了产业效率, 其发展前途是转型。
(1) 整合资源谋发展。小企业经过整合或并入大企业, 增强实力。也可以单独存在, 但中小企业应与科研单位合作, 弥补研发能力不足, 利用短暂的喘息机会谋求发展。事实上, 有的科研单位希望与大企业合作, 但也有一些单位更愿意同中小企业合作, 对企业来说机会均等, 风险也差不多。
(2) 专业化发展。少数有研发能力的小型企业应朝着Holden式的科研型企业发展, 成为向其他企业提供技术产品的供应商。这也是基层科研单位改革的方向。还有一种专业化发展方式, 即某些从事小作物种子、蔬菜种子、经济作物种苗等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的小型公司应坚持个性发展, 使自己成为大型企业不能替代的专业公司。例如, 我们偶尔见到专营大葱或专营胡萝卜、辣椒、黄瓜、西瓜、甜瓜、向日葵、甜菜、花卉等作物的种子公司。这些小企业填补了大企业的空白, 将得以延续和发展。
(3) 转型。搞不了育繁推一体化专业经营的小企业, 也做不了Holden式的科技型企业, 可转型为基地公司和销售公司。这也是专业化, 只要基地稳定, 质量可靠, 服务周到, 那也是一种出路。
(4) 消亡。如果上面几种情况都不想做, 就意味着不能适应变化的市场形势, 便只有消亡。中小企业保持专业化特点, 就有可能生存和发展, 如果什么特色也没有, 还不想转换经营方式, 幻想着育繁推一体化, 那就只剩下消亡这一条路。由于企业和人员素质的制约, 这类企业将占很大比例。
现在需要关注中小企业转型和基层科研单位体制改革的方向, 并加强政策指导。Holden式的基础种子公司既是基层科研单位的改革方向, 也是有创新能力小企业的发展方向。这类机会不可能太多, 而能够找准方向和抓住机会的科研单位和小企业却很少。也许小企业可以转型为基地公司或经营型公司, 这也是专业化公司;而素质太低的企业则只能退出, 因为市场和社会都不再需要它们。如果科研单位被边缘化, 也是因为他们的生存状态不符合市场和社会需要。
1.5 休克疗法和硬着陆
有人批评种业改革实行休克疗法, 是硬着陆。这种议论缺乏依据, 反映了心理状态不平衡。虽然我们的种业已经到了改革的紧要关头, 但并没有失去理智, 既没有硬着陆的经济实力, 也没有搞乱天下的冲动。这种指责只是恼羞成怒后的概念误用。从抬高注册资本金准入门槛的进度来看, 就绝不是硬着陆。在实际中, 企业投资增长缓慢, 不利于产业发展和管理。现在至少有30多家企业的实力超过一个亿的资本, 但由于体制束缚和市场行为不规范, 企业不愿意增加投入。通过政策手段抬高门槛, 促进资本投入, 将促使有能力的企业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即使按照这个门槛, 前20家企业合在一起, 也比不过一家印度公司的规模, 仍然不具备竞争力。因此, 要鼓励更大的投资规模, 那就是品种审定绿色通道的吸引力。
绿色通道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遵循市场规律, 修改种子法律法规, 施行产品责任追究制。没有这些条件, 就不可能保证市场化运作。绿色通道不仅取决于科研能力, 更取决于资本和整体实力。只有少数注册资本金远远超过一个亿的企业才可能获得绿色通道的待遇。如果企业注册三五个亿就不想继续增加投入, 即使有一定的科研实力, 也不应获得绿色通道支持, 因为它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作为投身市场经济的保证。绿色通道是市场经济产物, 是给有实力企业松绑, 是促进更大发展所必须的。小企业要活命, 还是不要乱伸手绿色通道的好。一个亿是硬杠杠, 而绿色通道则是利用市场经济规律的鼓励措施。产业要大发展, 就必须划出一个亿的硬杠杠, 然后还要迈过注册资本金10个亿到20个亿这道坎。
增加投入是企业经济行为。正如本节开头所言, 抬高门槛是不得已而为之, 绿色通道则是利用市场经济规律诱导企业合理增加投入, 增强社会责任。因此, 政府部门要改善市场秩序,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使有能力的企业放心增加投入。
促进大企业发展, 不等于否定中小企业的发展机会。有发展潜力和比较规范的中小型企业, 通过转型或科企合作提高素质, 仍然得以生存和发展, 只有那些没有责任能力、浑水摸鱼、扰乱市场秩序, 同时也没有发展能力的鲁莽企业难以生存, 甚至很难转型, 国家政策不应以它们作为衡量产业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标准。即使注册资本金达到一个亿, 仍属于小型企业。只有促进大企业发展或企业联合, 产业才会积聚较强的竞争力, 管理部门才可能引领产业健康发展。
从科研方面来说, 是否就是硬着陆呢?也不是。因为国发[2011]8号文件只限定玉米和杂交水稻两个作物的种业, 而且对科研单位实行优惠转型, 过渡期很长。一些人反对, 是对建立产权交易平台有意见, 不高兴把桌子底下的交易摆到桌面上来。但这个反对本身就摆不到桌面上来, 所以没必要纠缠。
通过项目形式, 各级科研单位的研发经费增加了好几倍, 还建立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启动转基因重大专项等, 从中央到地方, 都稳定了一只精干的科研队伍。科研人员的待遇不均衡, 现在是那些额外收入高的人反对得最凶, 而真正低收入者反而没有声音, 这不正常。今后应普遍提高农业科技人员的薪酬, 而不是继续迁就双重利益集团里高收入的玉米育种者。这部分人只占全国农业科技人员不足1%, 却掩盖了其他99%。扭曲就是这么发生的。
与休克观点相反, 我们应提醒那些想要在竞争中崛起的大中型企业的决策者不要局限于管理机构划的最低杠杠, 要审时度势, 抓住短暂的有利时机, 在资本市场加大拼搏力度, 尽快朝前走。留给我国企业的转型期并不长, 成功便罢, 不成功便没了机会。所以, 一个亿是低杠杠, 而大企业是未来竞争天平上的重筹码, 必须逐渐加大投资力度, 扎扎实实做实业, 尽快出人头地。我们的企业不但比不过跨国公司, 现在连印度都不如, 想要生存和发展, 只能充分利用现在好政策的有利时机, 加快投资步伐。需要提醒的是, 一些目前表现不错的较大企业, 以后未必能成为有竞争力的大企业;而一些中小企业或许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这取决于企业决策者的判断力和努力方向。
至于有人批评这次种业改革是瞎折腾, 恐怕不值得讨论。中国种业已经到了被淘汰的边缘, 拒绝改革那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但是说风凉话的人旱涝保收, 稳吃皇粮, 这种人说的话不可信。
2 入世10年后的中国种业:核心竞争力面临巨大挑战
入世10年, 我国很多产业经历了重大变化, 经受了国际市场的严峻考验。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 例如服装、鞋帽、家电、玩具、塑料制品、光伏等产业表现出相对优势, 在国际竞争中纵横驰骋参与市场份额之争, 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 抢占了很多市场份额。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 我国传统出口市场份额的竞争力受到后发新兴国家的挑战。中国产业不得不加入与发达国家同行的竞争, 于是从“市场份额之争”向“核心技术之争”延伸。今后, 中国产业将更多地面临自主创新政策、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与综合竞争力直接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难免会产生更多的摩擦和不适应。
我国种业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存, 由于技术差异悬殊, 原本就没有竞争力, 很难到国际市场去争取份额, 加入WTO后一开始就被跨国公司挤占了国内市场, 不能回避的原因就在于种子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弱。可以说, 我们的种子产业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跨国公司核心技术的竞争压力。当先锋公司以其较优秀的品种占领东北和华北市场的时候, 引起国内舆论一片哗然, 似乎要通过扶弱抑强来保护民族种业的市场份额。今后的形势会更严峻, 孟山都的产品已经渗透到西南地区, 德国KWS的品种很可能控制黑龙江、新疆和内蒙古的部分市场, 先锋则很可能进入黄淮海地区这个大市场。看看中国版图, 10年后我们的种业还能剩下多少地盘?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灭顶之灾”论者没有给出问题的本质, 他们以为事情简单, 似乎人们在沉睡, 只要他振臂高呼保卫市场份额就能驱逐达虏。我们的某些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能够占领国际市场, 是因为我们有人口和劳动力价格优势, 而种子产业丢失部分国内市场却在于技术竞争力不强, 这绝不是振臂高呼和动员劳动力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当然, 也绝非简单到增加投入就能提高产业竞争力。
我们应放开眼界, 把注意力聚焦在发展核心竞争力上。与其专注市场保卫战, 不如卧薪尝胆, 发展育种的核心技术和产业能力建设。提高核心竞争力, 就必须改革种业有关的科技管理体制。如果不触动体制, 仅仅在技术层面进行改革, 仍难提高种业的核心竞争力, 难把企业做大做强。
从技术上来说, 需要改革玉米育种的方向、目标和技术路线, 为商业化育种奠定理论和技术基础。现在,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基层科技人员已经基本上明确了玉米商业育种的改革方向, 国家公益性科研单位承担种质扩增、改良、创新的前育种研究, 从事育种技术创新、人才培训和信息服务, 并把共性技术研发成果推向企业, 后者开展差别化研究, 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国内外在商业育种技术上遵循的原理是相通的, 都根据两个杂种优势群 (列) 的理论, 把种质推向两边, 施行循环育种和高密度抗逆育种策略。商业育种更注重品种的抗逆性和自交系的一般配合力, 而不过分强调特殊配合力, 不倚重杂种优势提高产量增益, 更不理睬超级和所谓“零缺陷”。实践证明, 过分倚重强杂种优势和寄希望于超级品种, 反而导致产量增益下降, 更降低投资效率和农民的收益。
商业育种依靠新技术提高竞争力, 采纳转基因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 克服常规方法难以解决的抗逆育种难题, 这些也是满足我国未来粮食安全所必须的技术储备。
提高核心竞争力不取决于愿望, 而取决于实力, 这是反对种业新政的强势集团过于看重自己, 而忽视产业实力。有人以为一个亿的门槛定得太高, 可实际上, 中国有几十家企业资产早已经过亿, 却不愿意增加投资。其后果是企业没有实力采用新技术, 甚至连种子加工技术都很落后, 就更不可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实现转基因技术产业化, 还谈什么竞争力?所以, 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前提是促进企业释放资本, 用于主业发展。试想, 我们的种业那么弱小, 一些上市公司却不得不把资本投向房地产或其他产业, 这本身就反映了种业投资环境不合理, 企业家不敢把资本投向主业。种业新政首先是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促进企业释放生产力, 然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自会得到加强。所以, 国发[2011]8号文件所体现的政策投入比什么都重要。
我国在提高种业核心竞争力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多数技术需求应通过增加国家投入予以满足。国家要用少量公共资金强化共性技术研发, 并毫不犹豫地把差别化研究推向企业, 帮助企业释放生产力。如果不把公益性的共性技术研究与企业的差别化研发区别开, 科研系统必然是人心涣散, 难以从正面提高效率。所以, 种业新政也有利于科研单位的改革与创新。
3 市场经济是基本价值取向
社会转型过程, 尤其摸着石头过河, 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制度漏洞。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种种社会性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转型期所伴生的制度漏洞有关。改革要满足多个方面的利益平衡, 而不是一方独大, 抑制其他利益集团。实现多方面利益平衡, 关键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种业新政的改革目标体现了顶层设计, 是四个利益主体的平衡, 即科技创新、企业竞争力、市场保障 (农民) 和加强管理。这就打破了一方独大的局面。重新洗牌的后果是建立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发展。
反对种业改革的声音总体上依赖计划经济, 利用并扩大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制度不完善以谋取集团利益, 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一些强势人群的投机心态。现在大家明白过来了, 于是通过顶层设计, 回归到市场经济和正确的改革路线。
社会转型期的制度漏洞势必扩大单方面的利益, 被较强势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利益格局所利用, 并扩大制度的不完善。种业改革就是要通过顶层设计, 重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回归市场经济, 促进种业健康发展。
破解两种体制的混合状态, 破解乱局的途径是强调市场经济为主导, 在此基础上加强宏观引导。所以, 前提条件是回归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 而不是孤立和抽象地加强管理。
民族种业确实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需要拿出针对性措施。这就不能不涉及科技管理体制, 难免触犯一些利益集团。这就使我们意识到, 要通过努力和做许多实事来度过难关, 不但改变种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基础条件, 还必须克服来自体制方面的束缚。
今后10~15年,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实现种业改革, 国内玉米育种研发和种业都将得以生存;假如个别利益集团干扰导致这场改革失败, 而国家粮食安全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到那时, 国家将不得不采取另外的解决途径。国外已经有这样的先例, 虽付出代价, 但粮食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农民收入增加, 粮食安全得以保障。就目前来说, 科研机构被边缘化和民族种业垮掉的后果都是需要防止的。
制种业面临诸多挑战 篇2
和挑战
http://.cn2010年04月13日09:24山西新闻网
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低碳经济是以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发展低碳经济，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山西产业结构重型化、初级化和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不可持续以及经济效益不高、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是我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抓手，是落实省委、省政府“三个发展”的重要举措。
然而，发展低碳经济毕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我国国情和山西省情看，实现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将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特别是山西的自然资源禀赋本就是高碳、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发展低碳经济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一是能源消费需求旺盛，短期内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难以迅速转变。山西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都对重化工业产品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进而转化为对能源消费的旺盛需求。山西作为产煤大省，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在未来的发展中仍将维持较高的比重，从而带来较高的CO2排放强度。
二是产业结构重型化突出，高耗能产业增长过快。进入“十一五”以来，受全国加速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拉动，山西以基础能源、原材料为主的大宗产品的市场需求一直比较旺盛，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依赖工业中的重工业，而具有低能耗特征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明显滞后，比重偏低，致使全社会能耗强度偏高。这种长期形成的能源型经济结构、资源依赖型发展方式的格局，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根本转变。
三是节能及低碳技术研发、推广滞后。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和关键。山西属于经济欠发达省份，低碳经济还未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低碳技术的研发、推广缺乏合理的规划、有效的资源整合以及金融和政策的支持，投入资金不足，研发和推广能力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四是“锁定效应”的影响短期难以消除。重型化产业的发展，使得企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机器设备、大件耐用消费品等资金、技术一旦投入，其使用年限均在15年乃至50年以上，期间不易废弃，具有很强的“锁定效应”。如炼焦、电力等行业，由于其前期投入大、设备专用性和产品的“中间性”，产生了“锁定效应”和“粘滞效应”。企业要转型，必将承受巨大的转移成本。在当前经济的发展阶段，如何避免资金和技术“锁定效应”的束缚，是一项紧迫而现实的挑战。
针对我省省情，笔者认为在发展和推进低碳经济过程中应该五措并举齐推进。
措施一：遵循低碳理念，倡导发展低碳经济。大力建设低碳城市，低碳城市应该有足够大的自然和农林空间，所以规划和建设首先不是要做开发区规划，而是要把碳汇空间固定下来，这样才能增加城市发展的低碳能力。积极发展低碳产业，一是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替代的比例应该逐步升高。二是提高工业能效、交通能效、建筑能效。三是大力发展水面积、森林空间和生态空间。这将引导三种产业：可再生能源资源产业、提高能效产业与节能减排产业、生态基础设施产业包括末端治理的产业。提倡低碳生活模式，当前低碳生活的基本战略，应该是缩小高碳阶层，扩大和稳定中碳阶层，减少低碳贫穷阶层。这样的战略才符合“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措施二：制定政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为了统筹全省低碳经济发展，需要加快制定全省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进一步研究低碳经济开发、推广、对外合作、技术引进等重大策略。结合山西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能减排的工作需要，开展建立健全低碳经济法律法规方面的研究，开展全省经济社会碳排放强度评价，指导和引领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行动方向和行为方式。在制定和实施战略规划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山西现实条件的约束，循序渐进，分步实施，避免对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冲击。运用适当的财政政策引导、鼓励和扶持低碳产业的发展和绿色产品的开发，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减轻传统产业的“锁定效应”。注重发挥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和公众等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形成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整体合力。
措施三：多措并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煤炭是我省能源消费的主体，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难以在短期得到根本改变。在此种格局下，我省发展低碳经济，既要着眼于解决目前的能源瓶颈制约问题，又要通过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既要加强钢铁、焦炭等传统的高能耗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升级，加强消费前对煤炭进行低碳化和无碳化处理，减少燃烧过程中碳的排放。要着力加速发展天然气，不断开发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措施四：典型示范，建立低碳经济试点区。低碳经济是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无论是产品开发，还是技术推广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和完善。加快在煤、焦、冶、电等山西传统支柱产业和交通、建筑、化工、石化等能耗高、污染重行业和重点领域先行试点，探索低碳经济发展，抑制高碳产业产能的扩张，强制并加快淘汰高排碳产能，进一步加快行业兼并重组进程，建设 “低碳经济发展实验区”，开展低碳城市试点工作。
措施五：加大宣传，培育全民低碳意识。低碳经济是一项新生事物，推广应用低碳经济利国利民，为使广大民众了解低碳经济发展的好处，并变为全社会自觉行动，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政府推动、市场引导、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低碳经济和节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生产环节降低对碳资源的消耗，流通环节降低碳资源的污染，消费环节降低对碳资源的依赖，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把低碳文化和节能意识变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把低碳消费和节能降耗作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实。卢建明
积极扩大就业
一、重要论述
温家宝总理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充分发挥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在吸纳就业中的作用。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中央财政拟投入420亿元资金。一是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突出位置。二是广开农民工就业门路和稳定现有就业岗位。三是帮助城镇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和灾区劳动力就业。进一步开辟公益性就业岗位。四是大力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在市场准入、财税金融、经营用地等方面提供便利和优惠，鼓励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对自主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要进一步降低门槛，给予更大支持。五是进一步改善对就业的公共服务。加强就业信息发布、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工作。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加大对就业困难人员和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政策扶持。
二、大学生就业问题
（一）现存问题
2009年，大学生就业面临着一个比以前更加趋紧的形势。具体表现在：
第一，毕业生多。2008年是559万，2009年是610万，加上往年毕业而未能就业的高校生，就业大军高达1000多万人。
第二，就业空间相对紧。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需求下滑，大学生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相对比过去有所减少。
第三，相关的政策措施和服务体系还亟待完善。
第四，我国的大学教育与市场脱节的问题。
第五，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与实际就业市场不适应的问题还存在，而且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障碍。
（二）主要原因
从宏观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在扩大，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使就业环境差异扩大化，大学生择业的空间也就受到了相应的限制，结果必然导致就业的不均衡。
从体制来看，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规模，但未能有效地调整教育体制、专业结构和突出能力培养，也直接妨碍了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
从当前经济形势看，国际金融危机使依赖对外加工制造的“外向型”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并迅速波及其他实体经济，这更使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从观念上看，家庭与学生个人的就业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就业困难。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但家长与大学生个人仍然始终对毕业后的就业抱着高期望值。当这种高期望值与现实中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存在落差时，大学生就可能陷入难以就业的处境。
（三）对策措施
1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
要大力开发基层管理和服务岗位，对到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工作的毕业生，给予薪酬或生活补贴，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对到中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农村基层就业，并履行一定服务期限的毕业生，实施相应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毕业生实行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扩大中央有关部门实施的面向基层就业项目规模。2鼓励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
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直辖市以外的各地城市要取消落户限制。企业吸纳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可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
3鼓励骨干企业和科研项目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
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支持困难企业保留大学生技术骨干。承担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的单位要积极聘用优秀毕业生，高校的科研专项可吸收毕业生参与研究，其劳务性费用和有关社会保险费从项目经费中列支。
4鼓励和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
建设完善一批大学生创业园和创业孵化基地，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一条龙”服务。对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符合条件的，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落实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扶持政策。
5强化毕业生就业服务
高校及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采取多种方式为毕业生提供免费就业信息和各类就业服务。
6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
所有高校都要确保毕业生在离校前都能参加学习实践活动。完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见习制度，从2009年起，用三年时间组织100万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见习。在高等职业院校实施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
7建立和完善困难毕业生援助制度
积极为离校后未就业回原籍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将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纳入当地失业人员扶持政策体系，对就业困难和困难家庭毕业生给予重点帮扶。
三、农民工就业问题
(一)现存问题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最大就业群体。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以每年500万人左右的规模不断增加。据权威部门统计，2009年返乡农民工有7000万人左右，比常年多10％。下半年，农村还将有700万初、高中毕业未升学的“两后生”进入劳动力市场。
2008年10月以来，由于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新增岗位相对减少，使得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
此外，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在经济放缓的条件下，由于缺乏技能，难以满足企业岗位要求。
（二）主要原因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分析，返乡农民工中因各种原因已离开原工作企业的人数有所增加。考虑到部分返乡农民工暂时失去工作，加上农村部分新增长劳动力，需要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2000万人以上。
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分析，一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计划招工的企业的数量与去年相比减少；二是要求新招员工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和中级工以上技能的比重，在历年持续提高的基础上，又出现上升的趋势。
（三）对策措施
针对农民工就业可能面临的问题，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要求积极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主要有以下措施：
一是强化就业服务，让农民工就业有门路，求职有信息。针对农民工返乡的情况，一方面，要加强信息搜集和发布工作，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搭建劳务对接平台，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另一方面，大力开发本地岗位，促进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结合国家和地方扩大内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优先安排返乡农民工就业，并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引导返乡农民工到当地企业就业。
二是部署开展大规模的农民工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储备一批技术人才。针对金融危机对企业用工需求带来冲击的影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组织因失去工作返乡的农民工和尚在城镇继续找工作的农民工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并按规定给予相应补贴。
三是制定落实扶持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将返乡农民工纳入创业政策扶持范围，在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等方面提供支持；对有资金技术和创业意愿的返乡农民工，组织开展创业培训，提供各种创业服务。目前不少地方都出台了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并把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作为当前促进就业工作的重点之一，在资金、场地、税费政策方面给予相应扶持。
四是部署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专项行动，保障农民工求职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职业中介领域内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取缔“黑中介”和加强对职业中介的监管，规范用人单位招工行为，为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创造公平有序的就业环境。
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
一、重要论述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二、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现存问题、原因及对策
1.现存问题
随着近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和内需不足，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消费不断下降。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8年的48.6%，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现在的12.66：1。”
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致使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在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不断扩大。现在贫
富悬殊的距离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12.66：1。城乡居民收入从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08年的3.31：1。中西部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电力、石油、金融等行业收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高达10倍。
2.导致差距扩大的原因：
（1）国有垄断企业地位的增强，压缩了中小企业生存空间；
（2）政府实际收入较高，企业负担重；
（3）税收逆向调节，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比重由10年前的49%增加到60%；
（4）一些宏观政策也有待调整，东西部价格“剪刀差”使中西部获得公共设施投资少。
3.对策措施：
（1）要调整初次分配，制定反垄断法配套法规，清除企业进入市场壁垒。
（2）解决商业贿赂问题，建立可行的劳资利益谈判机制。
（3）要强化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
（4）要大力压缩行政开支，尤其缩减是占财政的30%以上“三公”支出。
（5）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调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减少企业负担。
（6）此外，还应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7）推进社会三次分配，积极发展100多万家慈善机构的发展。
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 篇3
首先，中东地缘政治风险较高。中东剧变以来，中东动荡长期化和常态化，一些国家还陷入了内战；转型国家进入痛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原有的地区秩序崩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猖獗，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尽管倡导“对话与发展”的中国方案切中中东要害，中国和平稳定的柔性外交政策能够最大可能地避开中东复杂的矛盾冲突，但是，中国积极介入有“帝国坟墓”之称的中东，仍然面临极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为此，中国必须做到攻守有度，加大对相关国家政治风险和公共安全风险的分析，做好风险防范机制。为保护海外企业财产和人员安全，中国安保公司和海外安保公司应加强合作。
其次，面临美国“新丝绸之路”和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的挑战。丰富的能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导致中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前，美国实施战略收缩，对中东的主导能力下降；欧盟经济乏力，无暇顾及中东；俄罗斯高调重返中东，但力不从心。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难免会与其他强国尤其是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和中东利益产生冲突。这就要求我们求同存异，寻求与这些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合作机会，实现互利共赢。比如，可以以解决叙利亚问题为抓手，构建中美合作的新平台。
第三，中东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亦有质疑之声。中东国家最关心的是“一带一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是否需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能否改变全球化的不公现象。如何为中东地区答疑解惑，考验着中国的外交能力和软实力。其实，中国并不缺少软实力，关键是如何发挥软实力，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在现阶段，与中东之间的人文交流非常重要，应从留学生、旅游、媒体舆论、宗教交流上下功夫，加强公共外交；挖掘古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加强民间交流，将“一带一路”培养成双方话语；加强智库、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做好实地调研，避免研究过程的空洞化和泛化。
第四，中东国家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未来还要继续渲染中阿合作论坛等多边合作平台，实际操作中则要淡化多边，以国别为重点。此外，“一带一路”是多元的，需要分类施策，因国制宜，突出重点国家和优先项目，充分考虑对方需求，以具体项目产生示范效应。“一带一路”有八个领域的合作，对接就要加强国别调研，关注优先发展领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搞工业化，都能承接中国的产能转移和合作。与能源丰富的国家建立能源安全共同体和能源密集型企业，例如产油大国；与资本雄厚的国家加强资本合作，建立资本密集型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例如海合会国家；与人力资源充足、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建立产能对接，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能，例如埃及、伊朗；与政局稳定、具有战略视野的小国建立相关培训中心和服务中心，例如约旦、突尼斯；对于那些处于战乱与动荡的国家，中国则应尽力劝和促谈，与不同派别保持沟通，以便在今后的国家重建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五，中国与中东的企业对彼此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文化及投资环境还缺乏了解。中东阿拉伯国家认可的是欧美标准，非洲则认可中国标准。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充分利用中非峰会和中阿合作论坛，推动中国标准规范适用于中东地区。此外，中东保守主义思想较重，开放度不够，法律也不健全。在中东的中国企业应聘用当地律师和国际律师，依法治企。
构建“一带一路”最终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中国企业走向中东应做足功课，亟需建立应对商业、法律、金融等多种风险的防范机制。“一带一路”是百年大计，企业应建立人才储备，目前既懂中东政治、经济又熟悉其宗教、语言的复合型人才极度匮乏。外交部、商务部、相关金融机构及行业协会应发挥宏观指导作用，建立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在财税、融资、保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成为中国企业的坚强后盾。企业也应切忌一哄而上，导致无序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