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精选六篇）
英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篇1
在19世纪时, 英国女性的地位卑微, 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方面, 女性一些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通常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 女性的智商相对有限, 更为可悲的是某些女性自身也妄自菲薄。这类女性习惯逆来顺受, 权利意识较低。在这种情况下, 简·奥斯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巾帼”丝毫不会弱于“须眉”。而她在创作上所取得的建树, 有力的证明了女性可以和男性分庭抗礼, 甚至在某些敏感度的问题上要优于男性。这在她的作品中也有具体的阐述。她将女子作为叙述的主体, 她们具有独立、勇敢, 思维清晰、行事果断的性格品质, 这是简·奥斯汀心目中女子应当具备的品格, 也是新的时期女性应当具有的形象。这是女性超越自身的一部进化史, 奥斯汀希望将女性看作和男性具有同等地位、独立人格的人, 并同样具有创造的潜力。在她的作品中, 力图从女性的意识着手, 呼吁女性其能够正视自身的优点, 并努力提升自己。可以说, 奥斯汀提前了半个世纪就将这种意识介绍给了整个英国。由于她格外注重强调女性的意识, 因此可以说她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在她生活的年代, 不给女子接受教育的机会, 像剑桥、牛津等高等学府, 都不可能接受一般女子的求学申请。只有地位较高, 上层阶级的夫人、小姐、太太们才有机会和资格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而像美术、音乐, 语言文学等, 都是限制女性入学的。这些小姐、太太学习这类知识的目的也不是充实自己的头脑或者谋求更好发展, 而是取悦男子。在结婚之后, 自然会荒废掉这些学问。故事《傲慢与偏见》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就信奉“读书无用论”。这种态度在《苏珊女士》中有了进一步发展, 她认为用这类东西培养自己的女儿是徒劳并毫无意义可言, 无非是增添取悦男人的魅力。这些人物形象的思想出发点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为背景的。所以, 简·奥斯汀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也暗示了社会意识的缺陷, 所以其作品不但对于女性, 也对整个英国社会有一定启发意义。
对于这种男女平等意识的呼唤, 作者是以爱情为抒发视角的。当时的男女关系主要体现为爱情和婚姻, 因此也是能表现女性意识的最充分方面。女性要追求男女平等, 就要呼吁爱情平等, 而对爱情的呼吁也同样会引起男性的关注, 会让其重新思考自身对于女性的关注。但是, 简奥斯汀故事中的女子还是较为被动的, 男性是爱情和婚姻的求证主体, 女子往往选择答应还是拒绝, 不会主动表达爱, 并且不涉及对独立经济地位的要求, 仅仅是哲学性地辩论爱情的意义。
简·奥斯汀作品的意义是宣告了女性在作品中的主体地位, 而后来的勃朗特姐妹作品则是真正确立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她们指出女性所具有的独立人格的存在, 并指出人格的独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女性必须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才真正可以谈独立的问题。她们的作品强调了女性的自尊和美好。
这种类型的作品中, 首当推崇作品《简爱》这部作品为夏洛蒂勃朗特所作, 记叙了一个身世坎坷, 从小遭受屈辱的女孩自强不息, 努力成长, 勇敢追寻自己的爱情的故事。简爱出身平凡, 寄人篱下, 相貌平平。但是, 她并没有因此成为安于命运的平常女子, 而是努力与命运抗争, 努力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 并最终赢得了这场爱。通过这个故事, 夏洛蒂向人们传达了男女之间灵魂与人格的平等关系。不论贫穷还是富有, 不论身体是强壮还是羸弱, 在对问题的评价态度上, 男人与女人是平等的。
这样的平等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一个较大的进步, 它对女性的评价从专注于女性特征转移为专注女性和男性作为人的共性特征;而对于女性学识和修养的优秀品质的推崇转到了女性必须真诚, 独立地把握自己的人生走向;对女子知识内涵的强调转移为肯定其真情实感上来。
夏洛蒂的小说中有这样一种感情基调:就是作为女子, 不一定要满足公众或者男性对自己的美貌、才华、修养方面的期待, 但一定要具备自尊和自爱的意识, 要明确自己所选择的人生之路。她们认为作为女性最大的悲哀其实是生活理想和行动的缺失, 所以她们发展了简奥斯汀对角色能力的肯定, 而更强调思想意识的独立, 这是十分重要的发展。
不过, 对于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的共同局限体现在她们所强调的女性独立都是初始阶段的, 都仅仅是对家庭生活女性生活状态的提醒, 而不涉及到政治等宽泛领域的内容。女性的独立需要真实的承载内容, 所以必须将其投入到广泛的社会中, 盖斯凯尔夫人则正是以此为思路, 创造了大量作品用于反映社会中女性的佼佼者。
在男权社会统治下, 男性在政治、经济等许多重要方面都有发言权, 而女性尽管有了独立的愿望和思维, 如果没有经济独立, 也仅能从口头上独立。这种现象的主要表现就是社会与她们之间是相隔离的, 女性必须设法打破这种阻隔, 参与到男性生活当中, 与他们共同分享生活与生产, 才是自身独立的根本。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正是针对这样一群社会女性, 她发展了简奥斯汀与勃朗特姊妹的独立思想, 在社会环境中体现女性独立, 充分结合了现实环境, 提出女性的社会化状态。
在其作品《南方与北方》以及《玛丽巴顿》中, 盖斯凯尔夫人把女性生存的背景设定为具有社会生产活动的, 也把女性从自我审视、爱情判断的状态中转移成具有更大范围, 更广阔领域的内容中来。其中, 主人公玛丽的成功是将社会作为自身行为的重要标准, 用社会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恋慕对象, 使得这样的判断更全面, 更成熟, 更具有理性, 因此, 可以认为是女子参加社会生活的重要依据。
作者不但给了女性参与社会的机会, 更突显了女性在政治、社会领域中所具备的能力。在她的作品中, 女子通过努力得到不断成长, 思维方式不断转变, 也是传统思想向创新思维的重要转变过程, 通过这种自我审视, 自我成长的过程, 女性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受到肯定, 女性的独立的可能性得到确定, 也说明一个问题, 女性的思维也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二、乔治·艾略特作品中独特的女性意识
乔治·艾略特是其同时代女作家有最独具一格的一位。其他女作家都是根据女子的婚姻以及家庭生活抒发自身的感受。而她的作品的优势在于, 不但有着充分的独立意识的表现, 即对于女子的细微和地位现状给予了表现, 更揭示女性在生理和心理的差异性, 以及所带来的难以避免的性格缺陷。乔治·艾略特是对于真实生活的完整反应, 突出女性地位, 强调生活的原始本真情态, 所以, 即使作品的主题选择上较为大众, 但其深刻而现实的意义却给当时的社会带来清新的空气, 使大众对于女性的状态开始更深入思考。
三、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的女权意识
与其他几位作家相比,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态度上最为明确和激进, 写作与其他工作都是为了完成她的女权事业。所以, 她不但对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形态给予反抗, 以求得思想的解放, 并需要与男性平等对话的机会, 通过沟通来解决现实中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她提出一个特殊问题, 就是男性写作与女性写作是有差别的。女性的写作是一种“性别写作”, 这种写作公开把女性与男性写作形成对立状态, 这可以看作伍尔夫女权思想的重要部分。
《三个基尼金币》能够看作伍尔夫对男性主导的政治体系的强烈批判, 作品的思维清晰, 充满智慧, 并采用夸张的方法, 用书信作为抒发自身情绪的载体, 对以男性为主体的战争体系给予了批判和嘲笑, 而对女性的地位和状态进行充分讨论。对男子所具有的特权意识, 偏见以及狡猾的虚荣心, 对女性的不尊重, 指出战争正是由政治所挑起, 政治的当前合理性受到怀疑, 对于战争的控诉, 正是和对男权意识的控诉结合起来。这说明伍尔夫的女权思想对于女性意识的发扬已经推到了极致, 从这个角度讲, 伍尔夫是深刻而犀利的。可以将其当作反对男性主权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对于女性的地位缺失的痛心疾首的同时, 伍尔夫希望找到一条恢复女性自强的道路。她试图回答一个女人怎样找到自己, 成为自己。这两个重要因素就是提升自我认同的意识与掌握必要的物质基础。
首先, 女性必须肯定自己的存在, 拒绝无条件的默许, 放弃自我摒弃, 自我放逐的意识。这种意识的肯定与物质的拥有是形成女性最终独立状态的两个必要条件。其次, 女性要通过思考和创造形成自己系统的价值理念, 它将成为一种内涵丰富, 创造性极强的力量, 能够冲破过去几千年的老旧观念所带来的限制。最后, 从个人心灵世界中走出去, 面向真实的社会人生。女性不应把自己的思维禁锢在私密的隐蔽的方面, 而是要接受和面向现实生活, 这样才能指望女性真正独立于世界, 而不是逃避世界。这是女性独立的前提。
伍尔夫本人的逻辑思维较强, 因此构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女性思维体系。她强调女性的独立性, 希望形成能够自我满足, 又兼容并包的女性生存状态, 这样, 女性才能够形成独立社会与依赖社会的特殊局面, 与从前的女性的区别在于, 依赖的重点转向了相互沟通, 而不是生存依靠。
四、总结
综上所述, 无论是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弗还是吉尼亚·伍尔夫, 她们的作品都是在反映了女性意识觉醒之路的变迁。她们都期冀着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出她们向往平等自由、批判男权主义的思想, 从而希望能通过她们的力量来促进整个英国社会女性的意识觉醒。
摘要：本文以六位女作家的创作经历为线索, 思考了女性独立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 并利用这一关系研究英国女性思想意识变化的脉络, 探讨女性独立的自我意义以及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 并认真分析这一变迁过程的各种细节。
关键词：英国女性文学,独立思想,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朝.论简·奥斯汀的女性觉醒意识[J].时代文学 (下半月) , 2008 (10) .
[2]杨莉馨.从《傲慢与偏见》的结构谈简·奥斯丁的女性意识[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8 (01) .
[3]翟永丽.在自由与束缚之间——解读乔治·艾略特主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J].黑河学院学报, 2011 (05) .
冰心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篇2
冰心笔下的贤妻良母，有不同于传统的现代气质，既履行家庭责任又努力实现个体价值，也不回避女性家庭和社会双重角色间的矛盾，体现出冰心对女性问题的现代性思考。
关键词 女性意识 家庭 贤妻良母
冰心是一名创作生涯贯穿了整个世纪的才女，她用温和细腻的笔调打动了几代读者的心。
她的作品塑造了许多富于母性光辉的女性形象，表达了独属于她的女性意识。
不同于其他女作家书写女性对婚姻、对家庭的疏离和反叛，冰心一直保持着一种传统温和的态度阐述女性与家庭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创造了许多有现代特质的贤妻良母形象。
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篇3
关键词：中国；文学作品；女性意识
男性和女性共同构成整个人类社会，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女性一直被强大的父权制度压制而默默无闻。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中，女性习惯了遵从男性的意志，失去了表达自己意识的愿望。但是随着社会开明程度的提升，女性的生存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他们认识到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对待，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意识表现出来。在中国，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的重要分支，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我们都能寻找到女性意识的影子。
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在中国古代，男权制度几千年不动摇，所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就表明了代表女性的“坤”要尊顺代表男性的“乾”的倾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男尊女卑的观念。例如，女性丧偶之后不得改嫁要從一而终等等。同时期，中国古代有关女性的文学作品也往往带有浓厚的封建儒学的思想，对女性定下了种种清规戒律，例如《女戒》、《内训》等等。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够在中国古代不少的文学作品中发现歌颂女性、表现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例如《花木兰》中讲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保卫家园的英勇事迹，赞颂了她的勇敢和淳朴，通过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萌芽。
在中国古代，还有丰富的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包括《西厢记》、《红楼梦》、《牡丹亭》等等，它们描述了女性在爱情中的积极主动、幸福甜美，表现除了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以《西厢记》为例，作品中描述的女主角崔莺莺尽管受到封建礼教的深刻影响，但是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并不满意，极力寻找自己的幸福，她勇于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气就是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
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外的先进思想进入国内，中国的知识女性开始通过各种类型的妇女团体创办女性刊物，为妇女解放奔走呼告。此时，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主要代表人物有丁玲和张爱玲。
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成就最多的女作家之一，她的文学作品中主要塑造了具有反抗意识，富有青春活力的现代女性形象，例如《阿毛姑娘》中的阿毛、《在医院中》的陆萍等。在《阿毛姑娘》中，丁玲描绘了一个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姑娘在经历了无数的关于农村与城市文化背景的冲击后，产生了焦虑动荡的心态，并最终走向自杀的过程。阿毛心理就是当时无数中国人关于文化选择的矛盾，暴露除了人们因为自我丧失、灵魂无处安放而产生的痛苦和焦虑，同时也描述了现代女性对传统的压抑任性的观念的反抗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相比丁玲，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表现的更为明显。她的生活背景决定她能够从更加深层次的角度剖析根深蒂固的女性意识，从而探究女性不幸的根源。张爱玲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一部作品为《倾城之恋》，作品讲述了来自传统家庭的白流苏与受香港之战影响的范柳原之间的故事，白流苏在离婚之后为了逃避亲人的冷嘲热讽亦或是为了获得一个可以谋生的婚姻嫁给了范柳原。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都是心甘情愿成为男性的附庸品，而她这样描写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从女性自身解释她们长期地位低下的原因，因此张爱玲对女性意识的描述是更加敏锐、细腻和深刻的。
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进入80、9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女性意识不再是同男权思想的针锋相对，而是更多的表现女性自我、自恋、自恃清高的女性主义倾向。
王安忆是8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女性意识的作家之一，她的代表作有《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等。王安忆的作品反映了女性意识的重要变化，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品，而是同男性相互认同、相互取舍，在这样的过程中，女性的地位得到独立，价值得到提升。铁凝是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她创作的《棉花垛》、《麦秸垛》、《青草垛》、《玫瑰门》等作品使用了男权话语的专用词用来描述女性，表现除了具有先锋性的女性意识。在铁凝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书中的女性形象都具有了一定的话语和行动权而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同时理想的男性形象不复存在，女性意识得到极大的发掘。在当代女性的文学作品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的话题，同时也是表达女性意识的一个重要载体，正如王安忆所说：“认识通过爱情走向成熟的，对于女性来说，爱情就是命运。”在爱情中表达最本真的自我认知，其实是女性意识的重要体现。
四、结束语
从古至今，女性意识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得到不断的深化和发扬，不仅表现出女性文学的发展，同时也预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随着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长期对女性在性别上的压迫和歧视现象将逐渐消亡，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品也将获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参考文献：
[1]蒋海霞.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4.
英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篇4
1 生态女性主义简介
在1974 年, 法国著名学者埃奥博尼第一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个观点, 她说受到压迫的妇女和自然的关系是有与生俱来的关联, 广大妇女必须组织一次生态的运动, 重新认识和自然的关联。生态女性主义对男权社会做出了非常激烈的批判, 目的就是要强化和重视女性文化的重要性, 这样才会真正的解放女性和认识自然。
勃朗特的文学作品《呼啸山庄》创作的时间就是在英国维多利亚统治时期, 当时的生态女性主义这个观点并没有出现, 不过关于妇女的解放运动却已经有了很大的前奏。对于女性生态主义的研究方向是文学和女性, 文学作品也是关注到受到压迫的这个庞大的群体。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是用文学的力量去呼唤广大的女性对命运所进行的勇敢的尝试。
2 解读女性的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蕴 (以《呼啸山庄》为例)
2.1 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没有主宰性质的
人类的自我中心论者常常是把人类当作宇宙万物的主宰, 鼓吹只有人的需求是最关键的, 所以全部的活动都要以人的需求作为出发点。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康德, 康德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目的的思想存在。法国思想家笛卡尔在康德之后也提出人是自然的主人, 人比其他的动物要优先。但是随着世界环境持续的恶化, 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已经警醒了人们, 人们也对环境的保护进行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 逐渐有人开始关注到人和自然的的关系是紧紧相连和互利互惠的。生态女性主义宣传爱护和关心, 它强调的是女性和男性还有自然都是平等和谐的关系。
2.2 自然给了人们心灵寄托
勃朗特在《呼啸山庄》中宣传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无主宰的关系, 人和自然应该和谐的相处,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要把自然当作是给予人心灵寄托的来源。勃朗特是一位在文学素养上极高的作家, 同时她还是有着生态女性主义观点的作家, 勃朗特使用了非常多的生动的笔触表现了自然和人的关系, 和谐共处。在书中凯瑟琳为了希思克利夫出走变得非常悲痛的时候, 作者是以暴风骤雨的态势表达了他的悲伤痛恨。当林顿失去妻子悲痛万分的时候, 作者非常自然的以空旷的荒野对他进行了安慰, 将他的灵魂也细细的抚慰。凯瑟琳还有希斯克利夫是荒原的弟弟妹妹, 因为受到辛德雷野蛮的虐待, 他们最大的乐趣是早上走到荒原中去待一天。在凯瑟琳的内心里, 天堂和呼啸山庄的样子是一样的, 因此她非常的渴望回到那个荒原, 因为在荒原她即使是哭也是高兴的。
作者对凯瑟琳的内心进行了寄托外, 也安慰了希斯克利夫的内心。当希斯克利夫遭到了辛德雷的侮辱, 他非常的伤心, 第二天带着怨气去了荒原。经过了回归自然, 希斯克利夫得到了彻底的疗伤, 心情也变得好了起来。凯瑟琳死后, 林顿非常的伤心, 不但辞了自己的工作, 从此也变得非常沉默。在勃朗特笔下的《呼啸山庄》里, 类似像心灵和自然有机结合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数。像一位作家在1850 年为再版的《呼啸山庄》写序写的一样, 她说《呼啸山庄》充满了很浓的村里气味, 就是因为它的作者自己就是一个土生土长, 在荒原中长大的孩子。所以, 《呼啸山庄》逐渐变成了朴素的、反人类中心的道德观, 把人和自然的无主宰性意识表达的恰到好处。
2.3 自然是女性重要的朋友
女性与自然的关联在生态的女性主义来说是亲近的, 因为女性是孕育生命的物种, 生产是人高级生命发展的本源, 生生不息与自然的生态循环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可以说, 女性和自然是有着特殊的周期存在。所以自然是人类的伙伴, 尤其是女性最要好的朋友。
《呼啸山庄》里, 勃朗特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女性与自然在男权世界遇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凯瑟琳嫁到山庄以后, 希斯克利夫对林顿家非常的怨恨。希斯克利夫说希望可以将她家的所有人全部吊死, 我们可以看到, 伊莎贝拉是非常的不幸。这样的不幸最终是在希斯克利夫的阴谋中和伊莎贝拉的单纯里跃升到了顶峰, 伊莎贝拉决定和希斯克利夫结婚, 永远的在一起。有谁可以知道, 希斯克利夫却一直的侮辱她, 伊莎贝拉说希斯克利夫是一个怪物。这个时期有一个狗出现, 在她不能下咽呼啸山庄简陋食物的时候获得了它一点帮助。当恩肖回来, 为难她和勒秀儿的时候, 伊莎贝拉走掉了, 勒秀儿没有走开, 伊莎贝拉也显不出对勒秀儿的同情。
总之, 勃朗特在《呼啸山庄》里表现的是一种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 女性和自然需要互相的依存, 一起来反抗男权社会的控制, 这些新鲜的观点在当时是非常先进和进步的。
2.4 想和现实应该是和谐共存的
经过了对《呼啸山庄》里的人物形象的详细解析, 我们可以看到勃朗特想要对大家表现的是一个人和自然, 男性和女性自由和谐的状态, 对现实还有理想的追求。正因为这样, 这个故事的结尾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终于找到了幸福家园, 哈里顿还有小凯瑟琳最终实现平等的爱情, 呼啸山庄与眉山庄才获得了和谐关系的建立。我们可以说, 勃朗特在《呼啸山庄》里非常深刻的表现了一个理想状态的男性、女性还有自然的关系的建立想法。尤其是哈里顿还有凯瑟琳的相爱, 不管是在哪个方面来看, 都是深深的体现了爱情的真善美。从哈里顿与凯瑟琳构建的爱的家园可以看到, 它是人和自然还有和文明的良好结合, 他们从呼啸山庄搬到眉山庄这件事情上更可以看到非常深刻的含义:生机勃勃的自然环境和善良的人类性格进行了良好的结合, 这就是文明的大力体现。人类的文明只有平稳的扎根在非常自然的土地, 和谐的共处, 一起发展, 这个社会才可以有勃勃的生机。
3 结语
在20 世纪70 年代定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的联合生态学和政治的一种社会运动, 它是向男权社会发起的非常激烈的一次进攻。尽管这个概念提出的时间不是特别早, 不过这并不影响英国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在解放运动还有生态运动中生态意蕴的表达和诉求。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是一部非常有生态意蕴的文学作品, 它用很多鲜活的女性形象, 生动的表现了大部分的女性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反男权主义的决心和信心。在这些人物形象中, 像是屈服悲惨而又勇敢的逃离男性掌握的伊莎贝拉, 桀骜不驯、拥有独立性格的凯瑟琳, 还有聪明乖巧、勇于探究真理的小凯瑟琳,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的男性、女性还有自然关系的建立。到现在为止, 生态问题还有女性的歧视现象在很多国家依然存在, 所以分析和研究文学作品里的生态意蕴, 用它的成果来推进生态女性主义的快速进步和发展, 就变得非常重要和关键。
参考文献
[1]郑湘萍.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性与自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06) :183.
[2]赵媛媛, 李建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多角度解说——生态女性主义思潮评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22 (06) :297.
[3]胡志红.生态女性主义:激进环境哲学冲突、对话、合作的学术场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4, (01) :234.
[4]沈红.论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中生态女性主义意识[J].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03) :34-36.
[5]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 等, 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7.
[6]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 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7]董小川.英国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英国文学 女性主义 篇5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女性作家在她们作品中反映出的女性主义思想，试图研究近代英国文学中女性主义思想的嬗变以及所经历的过程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英国女性文学 女性主义思想嬗变
简·奥斯汀作品中对女性智力的肯定
19世纪的英国妇女地位非常卑微，在经济、政治，甚至在受教育方面的权利都被限制。与男性相比，妇女被认为天生智力低劣，而且当时绝大多数妇女似乎也承认这种观念，她们对自己的卑微地位毫无自觉意识。简·奥斯汀却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女性争取到她们应有的空间。她的作品充分肯定了女性的智力，认为妇女和男人一样智力发达，女性甚至比男性更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她一反传统文学中正面主人公都为男性的模式，将不少女性提升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她笔下的这些女主角们不再是以“花瓶”的面貌出现，而是理性、美德和智慧的化身，她们代表了既敏感又富有思想的年轻一代女性独立的个体，都经历了从不完美到完美这样一个过程。奥斯汀在作品中着意于表现女性作为与男性完全平等的“人”的性格魅力，并且她把长期处于边缘的失势地位的女性作为全知视角下的限制性叙述角度，唤醒了女性沉睡已久的主体意识，由此，奥斯汀使英国女性文学的主体意识提前半个世纪被表现出来。
在某种意义上说，简·奥斯汀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在她那个时代，妇女是不允许按部就班地接受教育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埃德蒙·伯特伦去的伊顿公学以及牛津和剑桥这样的学校都是不会朝妇女敞开大门的。像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男爵的妻子伯特伦太太，《理智与情感》中的米德尔顿女士，《爱玛》中的埃尔顿太太这样的上层社会的个别女性才有机会接受一些非家政性的教育，如绘画、唱歌、乐器演奏以及语言学等，但她们掌握这些技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取悦自己的丈夫。结婚以后，她们的这些技能将会逐渐被荒废。但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班尼特则表现出相反的态度，她认为弹琴完全是无所谓的事情。小说《苏珊女士》的女主人公更是有着愤世嫉俗的观点，认为自己尚未成年的女儿弗雷德丽卡所接受的教育不过是在今后找丈夫过程中为自己增加些魅力，甚至认为女子所掌握的这些技能纯粹多余。简·奥斯汀通过笔下的这些妇女形象说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造成了女人这样的境遇，因此她创作的女性形象不仅对女性文学，而且对整个英国文学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简·奥斯汀的作品始终是在爱情的领域——当时女性唯一能表现出女性意识觉醒的空间。她笔下的女性都是平等爱情的呼唤者，这在妇女处于被轻视和贬抑的社会无疑代表了女性自觉意识的最强音。不过她们在爱情领域里还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她们只是安静地等待男性的求婚，缺少主动出击的勇气和魄力，而且全无谋职以求经济独立的想法与愿望，仅仅停留在空谈感情的水平上。
勃朗特姐妹作品中对女性独立人格的确立
如果说是简·奥斯汀的作品把女性推向文坛的中心，那么继之而起的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则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也成为世界女性文学的转折点，因为她们的作品宣告了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勃朗特姐妹率先提出了女性独立人格的问题，并指出独立的人格是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的。她们的作品深入到女性的内心世界，凸现了女性自尊自爱的美好人格。
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代表当首推夏洛蒂·勃朗特所创作的小说《简·爱》里的女主人公。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个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不断奋斗的孤女的故事。在小说中，简·爱是一个新型女性，她改变了英国传统女性中温柔可爱、逆来顺受的形象。她出生贫穷，貌不惊
人，但坚决反对压迫屈辱的行为，始终捍卫自己的独立人格，并最终以和罗切斯特先生的美满爱情结局表达出作者对爱情、理想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通过这个人物，夏洛蒂更多地否定了当时社会男性与女性角色的差别，正如作品中简·爱对罗切斯特所说，“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意识显然是英国文学中女性意识的一大进步，它使得女性意识从对女性特点的强调转到了对女性作为人的价值的强调；从对女性修养、尊严等的强调，转到了对女性真挚、坦诚和独立人格的强调；从对女性的社会认知度等外在价值的强调，转到了对女性内在情感价值的强调。夏洛蒂试图透露这样一个信息：我虽不是一个你们所喜爱的女性，但我并不因此而自卑。我身材矮小，相貌不扬，但我独立，自尊。勃朗特姐妹认为女性最可悲之处正在于没有一个独立的生活目标。因此，从对女性智力的肯定和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强调到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强调，是简·奥斯汀到勃朗特姐妹的作品的变化和发展。
然而，无论是简·奥斯汀还是勃朗特姐妹都只是在家庭或是在经济领域内关照女性的觉醒，而没有拓展到深入而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即政治层面。要真正为女性找到有力的支点，必须在社会意识下反映女性意识的自觉性，盖斯凯尔夫人首先做到了这一点。
盖斯凯尔夫人作品中逐渐走向社会的女性
在男权社会中除了家庭生活以外，女性几乎全部的社会领域都被男性控制和垄断。女性无论在道德和人格上多么自立，都始终无法彻底改变她们的从属地位。其主要原因就是她们与社会政治处于隔绝状态，只有主动参与广泛的社交与政治生活，女性才有可能取得根本的自主地位。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描写了一群逐渐走向社会领域的女性，她在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探索的基础上，把女性意识纳入了社会的轨道，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女性意识社会化的突破。
在《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中，盖斯凯尔夫人把女性意识的自觉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女性意识摆脱了以往狭小而闭塞的情感体验，为女性意识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作品中的玛丽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与爱玛有几分相似，不过爱玛的成熟是为自己造了一面镜子，通过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剖析来实现，而玛丽的迷途知返则是把社会作为自己判断的参照对象，她把自己的爱恋者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予以考察，这种爱情本身带有更多的理性思考和对社会现象的权衡，这是妇女参与社会思考的开始。
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不仅把女性带入了社会，而且还表现了女性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能力和素质。她笔下女性的成长和觉醒主要依靠的是自身的力量，她们的思想成熟代表着传统社会观念向新的价值观念体系的转变。通过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成长和自我意识的觉醒，盖斯凯尔夫人意欲说明女性意识和社会意识应同步发展，这是她对女性参与社会生活能力的充分肯定。
乔治·艾略特作品中独特的女性意识
乔治·艾略特的作品融入了同时代女性写作的主流，述说着女性琐碎的婚姻故事与心灵体验。她的作品蕴涵着独特的女性意识：作者除了把女性细微的心灵空间和边缘地位归咎于男权社会的无情压制外，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女性群体本身，即对女性自身弱点与不足进行剖析和展示。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人们的真实生活，展示了女性的价值，揭示了生活的真谛。尽管作品主题很一般，但它所蕴涵的深刻道德感和现实意义却对当时的作家和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她的前期小说主题多涉及情感、宗教与人性的冲突，不断突出“心中的神灵”善之美德对人的影响，但在她后期作品中，女性的命运成了她创作的主题。她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女性的处境、体验和对生活的看法，揭示了女性与男性各自的弱点以及由于环境的限制，不能实现各自的远大抱负。如在小说《米德尔马契》中，艾略特对女主人公的内在精神与心灵进行了探索与挖掘，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精神的残酷统治和对女性理想的扼杀，祭奠
了幻灭后灵魂的升腾与凝重。艾略特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身份和体验在小说里指出，女人可以用知识来拓宽心灵，指导自己的行为和想法，但“为了保障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安全，这些主张自然不宜当真实行”。小说中女性的这种边缘状态既是男权社会压制的结果，又是女性自身历史积淀的集体无意识所导致的。
在艾略特的作品中女性人物总是极为优秀，她们虽是男性主宰的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不得不屈从于世俗习惯并放弃自己的远大理想，但她们能“在自己有限的活动领域里获得心灵上的成功”。她们虽不能在公众的、社会的领域发挥出她们的作用，但她们能以间接的方式对周围的男性施加影响，并借助男性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作用，间接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并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因此，女性对男性人生的影响是艾略特作品中的一个常见主题。
在作品中，艾略特用自己的成就证实了女性能摆脱诸多限制并获得史诗般的成就，但要在男性主宰的世界里获得成功需要非凡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大多数女性没有足够的选择余地，不得不屈从于传统的世俗力量。在此，作者表明了她鲜为人知的女权主义观点，即女性要取得真正的平等并实现自身的价值，不仅要打破社会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枷锁，摧毁一切世俗障碍，还要摆脱自己给自己套上的链条，以真实的自我展现自己，并改变对自身价值的认识。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的女权意识
与前面几位女性作家相比，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一生都在通过写作和演讲、语言和行动来建立和完成自己的伟大事业。她不仅要反对男性文化的压迫，解除男权思想的束缚，求得与男性和解式的“平权”，而且还不时想通过与男性对抗来解决现实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在作品中，她首次提出了女性写作是有别于男性的“性别写作”，公开向以男性写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创作领域挑战。由此，弗吉尼亚·伍尔夫掀起了一场女权主义思想的革命。
作为系统地把女权主义思想引入文学批判的第一人，她的《一间自己的房子》和《三个基尼金币》成为后世女权论者的典范著作。《一间自己的房子》是她妇女意识与女权思想的重要论著，在其中她提出了“双性同体”的创作思想，唱响了女权主义的号角，成为女性主义作品的经典。从此，“自己的屋子”为女性写作打开了新天地，这是妇女写作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建筑”。《三个基尼金币》是伍尔夫向男性政治宣战的宣言书。她以缜密的逻辑思维、睿智的思想维度和辛辣讽刺夸张的笔法，通过捐赠三枚旧金币给名誉司库这样一个事实，以书信体的形式对男性热衷战争的法西斯本质进行了深刻批判，对妇女与政治、文化、职业和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提供文件的方式批驳了男性特权、男性偏见、男性虚荣与男性主宰，指出战争的别名就是政治，将战争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伍尔夫对于战争的控诉也就势表现出对于男权政治的控诉。她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如此深刻和犀利，树立了女性反抗男性社会的一面旗帜。
在控诉女性的自我被社会排挤得几乎消失，在痛心于女性的自我被女性几乎全部抛弃的同时，伍尔夫一直试图探索一条重塑女性自我、恢复女性社会地位和树立女性坚强自信的道路。怎样才能“成为自己”是摆在伍尔夫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女性要真正成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是要获取必要的物质条件，只有这样，女性才能最终摆脱历史和现实强加给她的不利地位。
首先，要拒绝臣服，要克服自我贬抑和妄自菲薄的心理。如果说获取必要的物质条件是恢复女性社会地位的必要前提，那么克服女性对自己的自我贬抑、妄自菲薄的态度就是真正树立女性自信的前提，而这两者都是重塑女性自我意识的先决条件。其次，要建立女性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力量，一种独特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是数千年来最严厉的规矩换来的，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最后，要走出封闭的、狭小的个人世界。假如女性能勇敢地走出私人的领地，走向广阔的公共社会生活，那么女性的“独立”就指日可待，女性真正“成为自己”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新时期女性文学意识的论争 篇6
关键词:女性意识;女性文学;论争;固守;超越
新时期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二次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硕果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之并驾齐驱,形成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女性文学的理论界与批评界围绕女性文学的相关问题产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论争,包括“女性文学”概念的论争、“女性意识”的论争和在中国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论争。女性文学领域内的这三次论争推动了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同时丰富了中国本土女性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女性意识作为女性文学讨论的重要命题,在激烈的争论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女性意识在争论中形成了自己的本土话语。
一、女性意识的诸说法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次社会革命,它对文学界的波及也蔚为可观。“五四”运动倡导的“自由、和平、解放”与文学的革命遥相呼应。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被压迫了数千年的女性重新觉醒要求人生解放,沉睡已久的女性意识被唤醒。这种要求在文学中表现出来,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第一批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受为素材,以追求女性解放为目的而写作的女作家。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被认为具有明显女性意识的作家是秋瑾,她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女作家”[1],“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女性写作与新文学史中女性文学的一道分水岭,是后者的一个源泉”[2]。秋瑾的批判意识与女性意识成为第一代女作家思想的滥觞。性别特征成为女性文学的标志性特征。女性意识作为女作家们的主体意识之一,在她们的手中随意挥洒。至此,女性意识便作为女性文学的重要标志,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展现于女性作家的创作中。中国女性创作迅速崛起,而女性文学批评却行走得相对缓慢,大量的女作家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有别于男性作家的群体而受到重视,女性作品的独特性没有被发现。中国真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回溯到新时期。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研究成果的引进,新时期的文学批评者吸收其成果,逐渐认识到女性创作的独特价值,形成了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意识从女性文学中抽象出来,成为女性文学研究中成就卓著的一方阵地。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女性意识由简单的对政治、经济权力和婚姻自由的争取演变得更为丰富与深刻。女性文学批评也经历了从依葫芦画瓢到形成本土批评话语的过程。
女性文学共同呈现出来的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评论家关注的焦点,那么什么是女性意识?该如何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对于女性文学理解的纷繁复杂,女性意识的理解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中国,女性意识最初被称为“妇女意识”,这个术语最早是王绯在其文章《张辛欣小说的内心视境与外在视界——兼论当代女性文学的两个世界》中运用的,但并没有对其作出解释。这个术语提出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意识”逐渐取代了“妇女意识”的提法。
女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门学科进入研究领域,从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抽象出来的女性意识成为了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对女性意识下过定义的评论家很多,大家众说纷纭。下面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评论家的说法。马婀如在《从张洁的“女性系列篇”看张洁的妇女观》中,通过对张洁一系列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进行分析,归纳了“女性意识”的概念——“我认为女性意识应该是女作家的主体意识之一,是女作家以其特有的目光观照社会,以其特有的体验过滤人生,从而对人生社会尤其是妇女生活有更多的发现,更深的理解”[3]。马婀如把男性作家创作的作品作为一个隐藏的可供比较的对象,对女性意识作了一个宏观的概括。她通过对比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作品,发现女性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拥有有别于男性作家的认识世界、表现社会、展现人生的方式。女性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反映人生社会,还是表现妇女自己的生活,都沾染上了女性特有的色彩。然而,马婀如对女性意识的认识太过于概括,对女性意识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这在同年陈志红发表于《文艺理论家》上的《走向广阔的人生——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再思考》一文中得到了弥补。
陈志红通过对女性作家作品的考察,发现女性作家对女性世界的关注呈现下滑的趋势,女作家的作品在取材、主题、对生活的思考等方面逐渐与男性作家趋同,因此“女性意识”应该有更加广泛的内容。陈志红总结出“女性意识”包含了两方面的内涵,“我认为它一方面既源于女性特有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在体验与感受外部世界时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角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性别意识,这时它更多地属于自然属性的范畴;另一方面,它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决定着女性意识发展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的历史内容。社会生产力水平越低下,女性的生活范围就越狭小,她们对自身解放的要求层次就越低;反之,社会越进步,为女性提供的生活范围就越大,女性与男性的要求就会越来越趋向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解放更重要的取决于她们自己,取决于她们能否以充分的自信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来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4]。陈志红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深入地剖析了女性意识。她首先解释女性意识的产生是有深层的内在原因的,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面的先天差异赋予了女性发现社会与生活的慧眼和敏感聪慧的心灵,成全了女性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显现。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内容会有所不同,生产力水平和女性解放的程度都影响着女性意识的表现。陈志红将“女性意识”作为一个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概念来看待,启示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女性意识”的发展,仅仅用自然属性的一面来框定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已经捉襟见肘了。陈志红赋予了“女性意识”新的内涵,这无疑是用更为开阔的视野来审视“女性意识”的发展,她勇敢地预测,“女性意识”的自然属性将成为女性创作的边缘,表现人类共同的意识将成为女性文学创作的趋势。陈志红以发展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女性意识”,开辟了女性意识研究的新道路。
阎纯德认为:“所谓女性意识,就是女性作为社会的人,通过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对客观世界和对自己的全部认识的总和。”[5]女性意识是在社会中发展的,它始终要打上社会、时代、民族的烙印,“它既包括与男性共有,与社会、时代、民族共同的意识,也包括独属于女性自己的意识”[6]。阎纯德在“女性意识”的定义上由一般性走向了特殊性。女作家和男作家一样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因此他们在某些方面拥有共同的意识。但是女性毕竟是有别于男性的另一个群体,她们拥有自己的感知、体验、记忆、生活和了解世界的特殊方式。阎纯德对女性意识的理解或许过于宽泛了,女性意识应该是独立于男女共有意识之外的女性自己的意识,即使是对社会、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也会因为女性的独特存在而有别于男性意识。按照阎纯德的理解,男性作家也不是没有可能创作出拥有女性意识的作品来的。
从马婀如到阎纯德,我们看到“女性意识”的内涵由简单地强调女性特殊的体验经历的自然属性的概念,发展成了多层次、多方面理解的术语。刘钊的《女性意识与女性文学批评》可以说对“女性意识”的概念进行了多层次的解析。刘钊评述了20年来对女性意识认识的发展演变,认为女性意识概念的界定经历了一个由简单概括到多层面阐释与辨析、由全盘西化到加入中国元素的过程。中国的女性文学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大量借鉴了西方的批评方法与观念,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女性意识的认识就有了“西化”和“本土化”的区别。“我之‘女性意识’,含文学和文化两个层面。就文学层面讲,应当是自觉的独有女性视角、女性经验、认识和体验的语言范式;就文化层面讲,应当是以‘非暴力’‘同情感’‘平等及和谐意识’等等为主要标志的女性特征,对抗和解构以父权制为主要标志的传统男性霸权文化,建构男女两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谐·进步’的社会文化模式之意义和追求。”[7]这种解释是比较全面的,但是落入了西方激进女性主义的圈套,没有结合中国的本土特点,归纳出中国女性意识的独特韵味,而且中国的女性文学并不是在反对夫权制性别压迫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刘钊通过对中西女性文学差异的比较,结合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的发生、发展及20世纪女性文学的研究实际,构建起了本土化语境下的女性意识的内涵。他认为现阶段的女性意识包含了四种具体的形态,分别是生命意识、性别意识、自审意识和审美意识。所谓的生命意识即“对人的生存权利”的认识,在现代社会中思考女性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生存目的”,它是女性意识的基础。性别意识是女性意识的核心,强调女性基于生理差异可能带来的有别于男性的认知与感受。它既包括女性对自我性别的理性认识,还应包括女性对男性及与男性关系的思考。自审意识是女性意识的条件,通过对自身的有碍于女性自由发展的因素的自审来完善自己。审美意识是女性意识的提升,“女性发挥自我的审美潜质又是张扬个性、确立女性自主地位的重要渠道之一”[8]。刘钊从“女性意识”的四个表现形态来解释,使女性意识的概念和内涵更加明晰。
值得注意的是,评论家对女性文学概念的不同认定,可能导致对女性意识理解的不同。现在比较流行的对女性文学的理解有三种:一种是所有作家创作的表现女性生活的作品;一种是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还有一种是女性作家创作的表现妇女生活的作品。第一种解释太过宽泛,我们不作讨论。如若将女性意识理解为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那么女性意识可以如陈志红与阎纯德所理解的那样,不单纯表现妇女的生活,它可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有男性群体的生活书写,可以有革命生活的写真,甚至可以表现更加广阔的天空。如若将女性文学理解为女性作家创作的表现妇女的作品,那么关于“女性意识”的表现可能就会狭隘许多。例如,徐珊在《娜拉:何处是归程——论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发展流变》一文中的阐释。在引言中,作者就表达了自己持“女作家表现妇女自身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女性文学”这一观点的立场,因此徐珊说的“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绝大部分作品中,都有比较鲜明突出的女性意识”[9]是不言而喻的,女性意识的体现逃脱不了女性的眼光与立场。徐珊将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的女性意识解释为“以女性的眼光看待女性自我即女人内部世界,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女性自我与外部世界即男权中心社会的关系”[10]。
女性意识是从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抽象概念,是这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女性意识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环境和生产力的变化拥有不同的历史内容。通过阅读“五四”以来的女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一变化。女性意识由注重女性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和女性处境的社会讲述转向了女性复杂内心的呈现。既然如此,女性意识便不能仅仅只用一个僵死的概念来进行概括。随着我们能够把握的学科知识的增多,对女性意识的理解也在不断地深化,正在由简单的宏观概括走向与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已经把女性意识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来细致入微地分析。“女性意识”顾名思义就是女性作家在创作的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作为女性创作才有的意识,这种意识有别于长期处于文学统治地位的男性作家在创作中的思维意识,是女作家凭借自己特有的生理结构和心理机制所引起的认识世界、感知生活的方式,她们运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和思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种意识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它不依附于女性群体以外的任何群体。纵观评论家们关于女性意识的言论,虽然大家对女性意识所包含的内容众说纷纭,但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其实质都是为了证实“女性意识”这个概念存在的可能性、合理性以及特殊性。
二、固守女性意识的藩篱和超越女性意识的藩篱
女性意识被认为是判定女性文学的重要标准。随着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再次崛起,女性文学是否应该固守在女性意识框架内的讨论声音越来越大。有人认为应该秉持女性意识的旗帜,失去女性意识将无法凸显出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相比较的特殊性;而有人却认为女性意识已经禁锢了女性文学的发展,不能准确描述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所反映出来的特点,我们应该跳出女性意识建造起来的藩篱,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徐剑艺是“超越女性意识”这一主张的响应者。他认为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如果仅仅反映中国妇女生活本身,仅仅表现“某种女性心理、女性意识”,那么这样的文学只能是“文学化的新中国妇女史料”。因此,除了反映女性独特的生活领域,反映女性意识之外,要从作品中体现出人类生活普遍共同的精神内涵。“女性文学必须超越女性自身,不仅是妇女题材的超越,而且是女性思想意识的超越和文学审美的超越。”[11]徐剑艺从“题材上超越自我个性”“判断上超越女性全体”“审美上超越具体时间”三个维度规划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超越方向。徐剑艺主张不要拘泥于“女性意识”,应在题材中选取“自我经历化的”、能够体现出“人类生活共同的一般意义”的题材,“从中升华出有关全人类(包括男性)的社会、历史种种”[12]。
陈志红也是“超越女性意识”的积极参与者。她认为女作家们的创作已经不再将目光集中于女性生活的范畴,而是投向更大的社会层面,她们正在走出狭小的自我世界,对人生进行更为扩大的开拓。女作家们独特的女性体验与社会人生交织在一起,在其作品中体现为强烈而鲜明的个性、风格,而且越来越多的女作家把“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为描写和抒发的重点。这使女性意识在与人的共同意识交叉、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其发展的最高层次。过多强调“女性眼光”与“女性意识”,实质上会将许多表现深刻人生、社会意义的优秀作品排除在外,“女性意识”的帽子限制了许多具有特别意义、渗透对整个人类生存与自由意识思考的有意义的作品。
阎纯德指出:“时代呼唤文学,如果女作家都只描写自己和自己的小圈子,而无视时代与社会的呼唤,对文学来说,不是最大的悲哀吗?……在中国女性文学中,实实在在的女性主义意识究竟有多少呢?是否凡是女性之创作就必须表现女性主义才算是女性文学?创作是自由的,——你可以写社会历史,也可以写婚姻家庭,可以写大题材,也可以写小题材,可以写私人经验的小我,也可以写社会经验之大我,可以写战争,也可以写和平,可以写生,也可以写死,女性意识可以有,也可以无,人人都可以自由地施展创作手段、驰骋自己的思想。”[13]他肯定了女性关于自己的小世界的创作,更鼓励女作家开阔自己的视野,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创造出包含人类共有意识的作品。创作是自由的,你可以在任意的领域随意驰骋,过多地囿于外在的框架,就如笼子里圈养太久的猛虎失掉广袤驰骋的原野。
批评界“超越女性意识”的声音沸沸扬扬,创作界的女作家们也纷纷站出来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张抗抗在《我们需要两个世界》中指出:“我们必须公正解释和描绘妇女所面对的外部和内部的两个世界。”[14]她所提到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指以女性命运、女性生活、女性问题为视角的创作,另一个是指宏远而阔大的社会生活的表现。
1994年陈染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文中明确使用了“超性别意识”这一概念。此处提到的“超性别意识”是陈染对自己的作品所作的注解,但同时这种提法也得到了理论界的认可。“超性别意识”实质上是“超越女性意识”,即要超越女性意识的单一视角,“用一种既不同于女性又不同于男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理解生活”[15]。铁凝在谈到自己的长篇小说《玫瑰门》时也提到:“……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性的本性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16]陈染和铁凝都明确提出了希望自己跳出性别设定的框架,用一种更好的观察视角进行创作。
理论界所提倡的“超越”多指对题材、思想领域的超越,例如,是否应该表现更为广阔的人生?她们是不是能够跳出狭小的个人世界,和男作家一样表现全社会、全人类的困顿与焦虑?而女性作家提出的“超性别意识”则更多地指向女性作家在创作时跳出女性的性别,用“第三性”的视角来观照女性的人生、社会,她们没有跳出女性生活的描述,而是由对女性生活的表层描述转入了对新时期女性深层次的内心精神的抒写。理论界所关注的是女性作家应该反映社会的广度,女性作家则更加关注于表现的深度,在这一点上理论家、评论家与女性作家在对女性意识的超越上是有区别的。无论哪种论述,都为女性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不同维度的道路。
在大家轰轰烈烈地讨论“超越女性意识”的时候,也有不少评论家发出不同的声音要求固守住女性意识这座城堡。既然女性已经“浮出历史的地表”,女性作家作为女性性别的代言人开始站出来倾诉言说,那么她们的创作必定要带上性别的痕迹。如果放弃女性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我们将不能在女性文学当中洞见女性的精神意识。陆文采在《沉思在女性文学研究的园地里》说:“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发展旅程,并不是哪个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单独体现,而是一个时期女性作家群的群体文学共同的反映,这种群体的强烈女性主体意识的火花,使我们看到了女性意识文明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也看到了女性文学在我国整个民族文化意识的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从而使我们认识到女性是在寻找男人的世界里,发现了她们从拥有一个世界,走向了拥有两个世界。我们在研究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时,如果不去研究整个民族反映女性意识在文学中演变的历程,也就无法真正了解一个文明的民族前进的足迹。如果我们研究女性文学时,不从女性文学应该从发掘女性自身意识与独特价值中去发现女性的美学情愫,我们也无从看到女性前进的轨迹,也就无法真正评价人类社会前进的足迹。”[17]陆文采的论述将女性意识的作用提升到了反映人类发展、人类文明的高度。女性意识的发展变化是女性文学发展、女性解放,追求自由与人生价值的印证,失掉女性意识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女性文学的发展前景会很不乐观。
降红燕在《关于“超性别意识”的思考》一文中,对以陈染为代表的号称用“超性别意识”进行创作的作家进行思考,认为这批作家之所以提出“超性别意识”的创作,实质上是对她们所处困境的一种突围。“女性意识在目前不是溢满得应该超越了,而是张扬得远远不够”[18],因此她认为在理论界所认为的“超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的典型作品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作家这种超出规范的举动正是对女性意识的张扬”[19]。她们并没有超越女性意识的框架,女性意识仍然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是女性文学的重要标志。
女性意识是否可以超越,是否已经有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如评论家所认为的超越了女性意识,这还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女性意识是女性的主体意识之一,它的表现形式和历史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女性意识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它一直处于不断丰富和深刻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女性意识也会产生新的形式适应它们的变化。女性意识的产生是由于女性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原因,这个根源会潜移默化地在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中呈现。女性意识同时也是女性文学创作的生命所在,一旦超越了女性意识,女性文学将失去它的独特性而沦入大众的洪流之中。因此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是很难超越的,因为女性意识的历史内容可以无限丰富,女性意识也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而不会被迅速丢弃。女性意识作为识别女性文学的重要标志,还具有其积极的意义。
三、结语
女性文学批评中关于女性意识的论争,丰富了女性意识的内涵,也丰富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是否该超越女性意识的论争,无论是主张固守还是主张超越都是为了女性文学的长久发展。阎纯德说得好:“在中国的女性文学中是没有禁区的,内容、形式、风格应该多姿多彩,……追求高尚、纯洁、美丽,不断发展繁荣我们富有个性的中国女性文学。”[20]
注释:
[1][2][5][6][13][20] 阎纯德:《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3] 马婀如:《从张洁的“女性系列篇”看张洁的妇女观》,《文艺评论》1987年第2期。
[4] 陈志红:《走向广阔的人生——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再思考》,《文艺理论家》1987年第2期。
[7] 谭湘:《理性与激情——对近年中国女性文学的几点思考》,《作家报》1998年9月17日。
[8] 刘钊:《女性意识与女性文学批评》,《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6期。
[9][10] 徐珊:《娜拉:何处是归程——论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发展流变》,《文艺评论》1999年第1期。
[11][12] 徐剑艺:《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超越》,《文艺评论》1987年第1期。
[14] 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
[15][18][19] 降红燕:《关于“超性别意识”的思考》,《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
[16] 铁凝:《铁凝文集4·玫瑰门》,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17] 陆文采:《沉思在女性文学研究的园地里》,《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