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小说

严歌苓小说（精选十篇）

严歌苓小说 篇1

严歌苓的小说被广泛的拍成电视剧和电影, 她的作品不仅受到各大导演的喜爱, 同时也得到了许多观众的追捧, 尤其是她的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女性更让人印象深刻。严歌苓的创作也体现着厚重深沉的女性意识, 作品中的女性往往既有东方女性传统的道德伦理特质, 又带有着独特而又强烈的女性意识。这些女性往往成为男权社会不可多得的“异类”, 甚至在男性中心的历史背景下, 彰显出取代男性地位和作用的独特作用。

例如, 大家熟悉的《金陵十三钗》。小说讲的是:在1937年12月12日, 地点是在南京, 几个神职人员收留了一群躲在教堂里的金陵女学生、13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 以及6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国军伤兵。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故事。可结果竟然是那13个最“下贱”的女子成了保护众人的英雄。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 他们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没有人性的屠杀, 产生了各种各样奇妙的感情。然而, 教堂也不是永远的净土, 日军终于冲进了这里。伤兵被杀, 女大学生则眼看就要被日军掳走凌辱。在这个时刻, 这13个平日里被视为下贱的女子, 在侵略者丧失人性的屠刀前, 激发了侠义血性:她们身披唱诗袍, 怀揣剪刀, 代替教堂里的女学生参加日本人的圣诞庆祝会, 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

小说中最突出的女性形象则是秦淮河上十三个最特殊的“女学生”。而严歌苓巧妙地将教会学校里长大的纯白无瑕的少女, 和在欢场摸爬滚打的妓女利用战争与命运放置于同一个空间。男性在这篇小说中沦为配角, 无论是正反哪面人物。这是一场在巨大战争下发生的女人之间的战争。作者利用纯洁单纯的少女书娟的视角写出对这些秦淮女子的爱与恨, 两种女性微妙的对抗磨合, 少女对性别特征朦胧的领悟和觉醒也是她们憎恨妓女的原因。赵玉墨作为十三个女性中的领军人物, 不仅仅因为她有着优雅的体态和冷静的思想, 更是因为她伟大的举动, 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取女学生的命。卑贱与伟大、丑恶与美善, 我们该如何定义, 这一群不平凡的女性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答案。这些极致的矛盾正是金陵十三钗的巧妙之处。而严歌苓本人之所以写这部作品也是站在女性角度, 表达“战争中承受最大牺牲的是女性。她们要承受双重的毁灭, 一是生命的毁灭;二是尊严的毁灭。”

另一部值得一提作品的就是《少女小渔》, 这是严歌苓较早期的一部作品, 其中女主角小渔是移民阶层的一员, 跟随男友来到美国, 一切以男友为中心的传统女性。文章的开始用“穿着长袜子、高跟鞋、表情矜持, 走相婀娜”的写字楼小姐与“粗俗、凶悍、平底鞋, 一身短打”的工厂女工作比较, 突出了像小渔一样的女工的朴实、平凡。

小渔自小生活在江伟母亲开的孤儿院里和江伟一起长大。江伟来到美国读书之后, 江伟的母亲为了避免江伟娶个外国女孩, 只好将小渔通过非法移民的方式送到美国。小渔为了得到美国的国籍在江伟的安排下和穷困潦倒的美国公民马里奥结婚并住在马里奥的家里。来到美国的小渔一切都以江伟为中心, 却被江伟怀疑和马里奥之间的关系。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男友, 他不像其他女性那样在自己的外表上花时间与金钱, 也不像丽坦那样自立、毅然决然。直到她发现马里奥的改变的同时, 自己也在渐渐的改变。她最后没有屈服于男友的固执, 最终忠于了自己善良的本性, 没有跟随江伟的步伐, 她有自己的人生更有选择未来道路的权力, 也许这就是小渔自我意识的觉醒。

严歌苓创作的一系列女性中, 大部分都是在一定特殊环境下, 一点点迟钝, 是边缘的, 弱势的。可就是边缘弱势的女性却如一滴水一样折射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和人性。她能够把那些阶级低下的女性的命运与挣扎写的淋漓尽致。我想这跟严歌苓本身的个性与经历有着一定的关系。

严歌苓生于上世纪50年代, 15岁“初恋又失恋”;30岁婚姻失败, 才想出国留学;零起点自学英语17个月, 托福考577分, 十年后在好莱坞写起了英文剧本;遭遇抢劫, 下部小说就是《抢劫犯查理和我》;数次被FBI传讯, 依然坚守着和美国外交官的美满姻缘;首次去孤儿院, 喜遇生命中第一个女儿;写作不用电脑, “嚼着铅笔头”写出海外9项文学大奖和《纽约时报》畅销书 (排行前十) ;李安说她不是好编剧, 她编剧的《少女小渔》获“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无数次的逆境, 无数次的转折, 也许严歌苓本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女主角。对于有着长期海外居住经历的严歌苓来说, 她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立场, 为我们创作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坚强不屈的女性形象, 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女性故事。

参考文献

[1]严歌苓:《严歌苓经典作品集》,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1版。

[2]严歌苓:《金陵十三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1版。

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 2 篇2

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

谢努努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09级3班，吉林长春）

摘要：近几年来，美籍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关注和喜爱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人员的重视。这一方面当然是严歌苓小说本身所具有的良好品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近几年来由越来越多的严歌苓小说在国际国内获得大奖、越来越多的严歌苓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作品，大大加深了严歌苓及其作品的知名度。对其小说的研究也呈越发繁荣的趋势，对其小说的研究也历来分为其出国前小说研究和赴美后的小说研究。然而当下对其小说研究的研究又更多了影视文学层面的意义，因此很值得研究与开掘。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影视改编作品

一、对严歌苓国内时期小说研究

从小说处女作《葱》到《腊姐》《血缘》《歌神和她的十二个月》《芝麻官与芝麻事》再到中篇小说《你跟我来，我给你水》的发表，虽然严歌苓的创作越来越多的为各界所知晓，但二三十出头的女孩的稚嫩很明显的反应在了严歌苓的小说中。正如梁晓声曾评论到的那样“这几部小说还是挺有意思的，但它们总让我想起《心弦》（《心弦》1980年严歌苓处女电影剧本）时候的歌苓【1】”。因此这一时期的严歌苓小说也很少有人论述。

直到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磁性的草地》等作品的发表严歌苓的小说才被部分论及。例如王卉在《从个人的体验出发指向时代的荒诞和人性的压抑》【2】有过对严歌苓《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等军事题材小说的研究，指出了其军事题材小说的独特性和其文化意义。

《雌性的草地》是严歌苓国内期间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品质最高为文艺界研究最多的作品之一。严歌苓本人也特别珍视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延伸了‘性’”【3】的大胆的作品，表现了对准则、禁锢的反逆精神。在作品叙事方面、结构方面小说也做了大胆的创新，例如正叙、插叙等叙述手段的交叉应用，电影技法“蒙太奇”等的穿插等。在这些方面，王列耀的研究文章《女人的“牧”、“被牧”、与“自牧”》【4】、陈彬妮《永远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黄”与“红”——浅谈，<雌性的草地>中小点儿与沈红霞的“性与欲望”》【5】等文中都有独到、精妙的论述。李道天在《“雄性”还是“雌性”？“两性”的与时代的文化关系——看严歌苓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解读人性的“错位”》【6】一文中指出“女性自然意识和社会属性之间的时代文化关联”的问题，并以物、色的丰富想象另类解读了严歌苓的这篇小说。

二、对严歌苓国外时期小说的研究

随着1989年严歌苓的赴美深造和她对新的思想文化、价值意识的反思和深思，这一时期严歌苓的小说有了另一层质的飞跃，其创作实践也呈现出爆发的态势。此后十多年间严歌苓先后发表了《一个女人的史诗》、《穗子物语》、《天浴》、《扶桑》、《人寰》、《少女小渔》、《女房东》、《无非男女》、《第九个寡妇》、《白蛇》、《小姨多鹤》等一系列或反映移民、侨胞在国外生活状况或反映世道人情冷暖、小人物喜悲哀愁的作品，无论从题材上还是内涵上都有了建设性的意义。小说的戏剧冲突、故事性等方面都令评论称赞，有人甚至认为严歌苓是最有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一时期的多部作品也成为严歌苓小说的代表作。

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评论界也一直围绕着长篇《扶桑》、《第九个寡妇》，短中篇《金陵十三钗》《少女小渔》《白蛇》《橙血》等展开。例如《从神女到女神——扶桑与葡萄形象分析》就讨论了扶桑和王葡萄着两个社会底层女子身上的女儿性、母性的如何转化为“神性”【7】，以及她们如何完成从神女到女神的蜕变，表达了作者强烈的女性、母性意识【8】。此外李士芬的《男性叙述下的女性传奇——读严歌苓<倒淌河>》一文中作者关注了严歌苓不是很为流行的一篇小说《倒淌河》在写作技巧、叙事视角等结构性方面的创新。

无论是从《少女小渔》表现出来的作者的强烈的人文情怀、《橙血》现在出的浓浓民族情怀还是《金陵十三钗》的世界主义思想的吐露，可以说严歌苓小说一直有着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交叉下对人性、人性丑恶及光辉的追求。评论界对此也有相当的关注。东北师范大学博士邢楠就在其博士论文《严歌苓小说研究》中，对这一方面做了详实、深刻的总结。她认为“人性关注是支撑严歌苓作品包括‘跨文化视域’、生存问题等一系列主题的基柱。”

另一方面，近几年来有学者开始关注严歌苓小说中关于“中国‘根’文化对其小说创作影响”，如吴宏凯《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以严歌苓和谭恩美为例》【9】、周水涛《从<第九个寡妇>看乡村叙事的历史虚无主义》等文就另辟蹊径的将严歌苓的小说与国内一些有乡土意味的小说如《第九个寡妇》之于《故乡天下黄花》，《除夕·甲鱼》之于高满堂《家有九凤》等。不过，这方面的研究还仅限于少数学者的探讨，还未形成规模。

最后，由于严歌苓小说最近几年的成功，又出现了对严歌苓早期在国内时期创作的小说进行重新评定和研究的倾向。如，李成福的《以<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天浴>为例，解读严歌苓边区军事题材小说和其艺术特色》【10】等。

三、严歌苓小说的影视改编风潮

从台湾电影界改编《少女小渔》到最近几年《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铁梨花》等相继翻拍，电影《梅兰芳》的成功热映，再到近来关于张艺谋对《金陵十三钗》的拍摄，影视界显然已形成一股严歌苓小说的改编风潮，究其原因，我认为同样是梁晓声的点评：“与我们的一些作家经验式的写作不同，严歌苓的语言里有一种“脱口秀”，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极为妥帖，的确严歌苓的小说长于故事本身的叙述，小说故事性、戏剧性极强，同时又兼顾着内心世界开掘的任务，因此其小说很适宜影视翻演的需要、也很能迎合观众的需求。正如严歌苓本人若说的那样“我的小说无意间就照顾到了商业的需求。”

目前，学术界对严歌苓的影视改编文学作品还没有统计数据和相关的研究报告。据《中国电影报》2009年第9期的粗略估算，目前严歌苓的中、长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已有十三余部之多。

四、结语

同时运用中英文创作的严歌苓及其小说对文学评论界有着其独特的意义。严歌苓前期国内的作品也在其后期多部成名作的影响推动下开始有人对其进行重新的估定和解读，也不再停留在一个片面和简单的认识之上。对于其后期出国后的作品研究较多，大多数也很有深度，但视角较为单一。随着近几年来严歌苓作品影视翻拍的成风和成规模，她的小说研究也拓展到影视文艺学的范围和文学比较的范畴内了。因此，对严歌苓小说研究很具现实性意义。

参考文献：

【1】《梁晓声谈近年小说创作》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年 【2】张经浩，陈可培《名家名论名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

【3】《雌性的草地<自序>》严歌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9年 【4】王列耀《女人的“牧”、“被牧”、与“自牧”》名作赏析

2004年

【5】陈彬妮《永远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黄”与“红”——浅谈，<雌性的草地>中小点儿与沈红霞的“性与欲望”》华文文学

2005年

【6】《四川师范大学师学报》

2006年第一期李道天《“雄性”还是“雌性”？“两性”的与时代的文化关系——看严歌苓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解读人性的“错位”》

【7】邢楠《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2009年6月

【8】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年第三期丁婕《近十年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 【9】《域内外作家风格比较》四川大学出版社

论严歌苓小说的影视改编艺术 篇3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影视改编；艺术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06-02

严歌苓作为目前最具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作家之一、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从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硕士学位，作品被翻译为英、法、日、泰、荷、西等多国文字。她不仅用中文进行创作，同时也从事英文创作，其作品蜚声世界文坛，作品多产、高质、题材涉猎度广泛，代表作品有《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绿血》、《雌性的草地》、《花儿与少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也是亚当，也是夏娃》、《无出路咖啡馆》、《扶桑》、《人寰》等；出版有小说集有《海那边》、《少女小渔》、《倒淌河》等。

严歌苓小说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交融背景下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边缘人物的关怀、社会底层人物以及对特殊阶段复杂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同时其作品故事性极强，颇具有影视改编的艺术价值，许多作品在影视改编中体现出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如《天浴》、《少女小渔》、《扶桑》、《小姨多鹤》等作品体现出了有别于其他作家作品的影视改编艺术。目前，严歌苓已经荣获国外国内文学奖近20项、电影奖多项，例如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少女小渔》（1995年）获亚太地区电影展最佳故事片奖，《天浴》（1998年）获美国电影影评人奖、1999年第35届金马奖七项大奖。

严歌苓作品的影视改编频率较高，研究其作品具有深远的实际意义及理论意义，本文重点论述严歌苓小说的影视改编艺术。

一、严歌苓作品的人文关怀在影视作品改编上的体现

（一）对生活在夹缝中的“边缘人”的人性关怀。

严歌苓很多作品表现了对生活在夹缝中的“边缘人”的人性关怀。例如严歌苓小说作品《扶桑》中的主角扶桑是上个世纪中国乡村女孩，辗转被拐卖到美国从事皮肉生涯。尽管身世悲苦，扶桑却能逆来顺受，她诱惑了一名美国少年，并由此展开数十年的爱怨纠缠。

严歌苓真的是很会讲故事，她的语言表达很轻松自如地就将读者带入一个奇特却又合理的故事当中，这样的妙笔生花，故事是够“好看”的了。难得的是，作者巧妙运用她的素材，再现新意。百年前中国的苦命女子或是不满现状，或者是有更大的追求，飘洋过海，却不幸沦落在异邦卖笑。女性、地理、国族、及欲望之间的隐喻关系，逐渐显现。这是一种生活在夹缝中的“边缘人”，在中西文化的交集碰撞中，严歌苓以她老到的笔触再现了这群人的真实生活状态，体现出了女作家充满悲悯的人文关怀。也正因为如此，严歌苓的好友陈冲一直都想拍一部表现边缘人生存状态的影片，所以2006年底陈冲亲任导演的影片《扶桑》开机拍摄，由章子怡主演，耗资5000万美元， “讲述了中国妓女扶桑与白人少年克里斯之间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描述华人移民百年前的血泪史。”长篇小说《扶桑》还于2002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前10名，这样的人文关怀作品通过影视改编再现在银幕上，与文学的文本作品相比较更加吸引观众，不媚俗、更严肃，同时也会引发观众的进一步思考。

（二）对小人物的关照与同情。

我个人认为，只要一提到严歌苓对人性的关怀，就必须要讲她对小人物的关照与同情。在整个社会的主流中，这类人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甚至失去了自己应有的身份，她们尽心的为生活努力着，奋斗着，抗争着，甚至压抑了女性的特质与人性的欲望。然而即便是这样，社会对她们的回报依然是残酷的，她们不但在经济上没有地位，而且精神上也经常处于空虚状态。她们饱受着生活的苦痛和外人的非议以及内心的折磨，她们身上的悲剧不单单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处于社会洪流中小人物的血和泪。严歌苓在作品中对他们的血泪予以表现，非常到位。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天浴》，1998年李小璐的出道作品，导演陈冲，影片荣获美国电影影评人奖、1999年第35届金马奖七项大奖。影片中表现的少女文秀“身体在罪恶中一次次撕裂父爱与情爱的杂揉与无力。”

（三）经典长篇作品中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再现。

近年来，作为严歌苓的代表作，被更为频繁的提及、也更为有力道的作品是《小姨多鹤》以及《一个女人的史诗》。著名评论家施站军说：“中国式伦理文化中的“恕”与“亲”，被创作惯性遮蔽了近百年，却被《小姨多鹤》这部作品艺术地激活，并赋予恤暖与柔情的光晕，带有我们久违了的经典文品。”“严歌苓有如此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长篇小说，是我们今天对汉语文学持有坚定信心的理由。”严歌苓的小说可读性很强，寓意深刻并时常带有人性的关照，《小姨多鹤》中奉献的多鹤，人称朱二环绝对称得上我们当代文坛一个意外的丰收。日本族少女多鹤阴差阳错留在中国，成为张俭家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国仇家恨使得张俭和媳妇儿朱小环都觉得应该对这个日本女人狠一点儿，可是长久的朝夕相处他们怎么也恨不起来可怜的多鹤，反而是多鹤的善良、隐忍、平和、美丽使她最终成为了这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中心人物，她是小环的妹妹、张俭的亲人、三个可爱孩子的小姨，甚至经历灾难和文革时代某些人的落井下石，这个家庭依然顽强地挺了过去，多鹤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个融入到根儿里的亲人。《小姨多鹤》文学语言冷静、清冽，诠释着真实的生活的凛冽，改编后的影视作品让人喜欢多鹤这个人物到了极致，很多观众说看到孙俪饰演的多鹤感到心疼，影视剧里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展现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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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歌苓语言极度文学化，有着很强的镜头感及很非凡的感染力

严歌苓的文字，常常让人感到悲凉，她的叙事语言构筑情节时往往有着电影般的魅力，或者说有着极强的镜头感。比如《穗子物语》里写穗子同几个女孩去偷拔竹笋，“竹叶响起来，竹林跟着哆嗦了好一阵，笋子才给拔起来”。还有在《扶桑》中写妓女扶桑在“工作”的过程也是用词似有小鸟啁啾呢喃之语的，这个语言颇具有风情，她的语言在审美趋向上是绝对的向善而又唯美，令人充满了期待，与当前很多作家在开篇就言“性”有了天壤之别。

一直以来，文坛中在对严歌苓的创作语言上多以称赞为主。“她的人物语言描写特色主要体现在质朴、含蓄、凝练三方面”，著名评论家雷达说：“我以为中国文坛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严歌苓的写作，这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她的作品思想丰厚，她笔下的二战，写出战争暴力对人的伤害，生命经历的“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Abby Pollak说：“严歌苓擅长观察社会百态，她的文字时而让人大笑，时而让人陷入卡夫卡的噩梦里。《赴宴者》既是荒谬的身份错乱闹剧，也是尖锐的社会评论。”Boey Ping Ping说：“严歌苓的文字美得像诗，在她笔下，无论是食物或水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有了生命。她生动的描述和精彩的故事是绝佳的组合。”

但是，瑕不掩瑜，严歌苓的小说语言在部分作品中也体现了拖沓、堆砌的感觉。比如《金陵十三钗》中的开头写少女书娟感觉到自己月经来潮时的描写，就尤其令人不舒服，这个段落在文艺手法上有堆砌感，不美。“堆砌”原意为垒积砖石并用泥灰黏合，经常用于比喻写文章时使用大量华丽而无用的词语，语言上的堆砌感主要是源自于她再叙述时经常用“陌生化”的方式阐释日常事物。语言表达如果分为这样通、顺、畅、美、老（老道）、辣（个性）、无（浑然天成）几个层次的话，作为作家也要尽力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审美。

不否认，严歌苓在对材料和语言的运用上面确实显示了超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和运用技巧，总之，严歌苓的作品，注重在诗性的氛围中，使文学的纯粹性得以彰显，并且点滴不影响对现实的生动反映，在镜头的表现上也恰到好处。

作者简介：李新宇（1972— ），女，河南淇县人，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副主任，讲师，文学硕士，校青年骨干教师，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秘专业教学。

严歌苓小说中的弱者形象 篇4

一.弱者的殇痛记忆

“文学即人学”这一文学创作的基本态度, 明确了文学的人道主义立场, 自城市文学和流浪汉文学始, 西方文学便将触角伸向了“弱者”, 此后很多的中西方作家也在致力用自己的方式叙写和抚慰着不同的殇痛。二十世纪的中国主流历史画面之外的弱者:村妇、边疆知青、底层知识分子、非法移民等, 他们作为与强相对、与输相对、丧失的一方, 心灵殇痛最显而易见。尤其是占据了三种形态的“弱者”, 其殇痛更加触目惊心, 《金陵十三钗》中的秦淮风尘女子就是这样的一种“弱者”群体:既是与“强”相对的弱势———在战争和日寇暴行面前无力反抗;也是与“赢”相对的输者———世俗的道德评价给她们的尊严和生命价值做了“低下”的注脚;又是处于一种“丧失”状态———家庭天伦、国家机器、世俗道德、男权体系全部抛弃了她们。以至于这些“亡国商女”们沦为最彻底、纯粹的“弱者”, 殇痛也翻倍了。

严歌苓在她的作品里修建了一座有关“殇痛记忆”的博物馆, 这些“殇痛记忆”不仅是世俗日常和个人私密的, 也不仅是悲悲切切的, 它是社会历史状貌的另一种写照, 也是留给人类文明史和未来的一种情感标本, 以便使翻阅它的人在读到时倏然心悸。

这种创作自觉, 与作者对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独特的生命情怀分不开。严歌苓曾在《扶桑》的创作谈中批评了一种对历史不了了之的态度:

“天下事了犹未了, 何妨不了了之……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处事哲学, 宽厚和混沌是美德, 同时亦是弱点, 是积极同时亦是消极的。”

我们能从她的“斤斤计较”上, 看到那种“清算历史”的努力, 执着地从个体层面来重构历史的努力。而“殇痛”常常不只是“弱者”的, 往往也是整个民族的、整个人类文明史的, 是人类良知的, 铭记这种“弱者”身上的“殇痛”, 从而保持良知的警醒和对人性恶的警惕, 也成为书写“弱者殇痛”的必要性理由。

二.弱者的反抗寓意

即使主体本身是“强”的, 当竞争的对手强大到无法战胜的时候, 比如国家机器、比如命运、比如文化压迫, 强大的个人或者群体也会成为“输者”, 也就成为“弱者”。但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往往会体现一种反抗, 这种反抗有时表现为具体行为, 有时是他们本身就成为一种反抗。

有如《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型的反抗, 这一类人物包含王葡萄、霜降、田苏菲等, 她力量的来源是女性本身的善与美, 以及民间质朴的道德良俗, 典型性格是有些“生坯子”性格, 不管外围环境如何恶劣、不利, 变迁如何剧烈, 她们凭借自有的价值观念生活, 避免了冲撞和坍塌。王葡萄把“反革命”公公一藏数十年, 《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则靠着一颗不倦怠地爱丈夫的心, 渡过荒年、动乱、疾病, 一切困境。她们反抗无常命运的武器, 是某种删繁就简的信念, 活下去或者爱下去的信念, 从而让这种“弱势”的悲情色彩得到冲淡, 反而焕发出一种生命内在的活力。《陆犯焉识》中的陆焉识这个人物, 性格里有传统文人那种不争的品性, 但他身处牢笼精神上却能神游天外, 一面对皮肉上痛苦的逆来顺受, 一面却在脑子里“盲写盲记”地创作, 进入一种精神层面的高度自由, 对外在的管制、迫害形成了一种嘲讽。

另一类反抗则有更深层次的寓意, 比如扶桑正是文化象征意义上的反抗。扶桑在性别、种族、知识、经济, 甚至伦理道德上, 都处于绝对弱势。无论是大勇, 是爱她的白人少年克里斯, 还是美国政府都试图“救助”她, 但她都拒不配合, 执意要穿回象征自甘堕落的“红衫子”。因为她丧失的爱与自尊他们无法替她找回, 所以她选择作为一种雌性力量存在, 并反过来用这种力量去布施一切男性, 自我牺牲, 实现一种反抗。这里面也有关于中西文化的隐喻, 白人男童和中国妓女之间的纠葛正是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一次“盛大幽会”, “扶桑”是非理性的、弱势的东方文化的象征, 她如何与强势、理性的西方文化共处, 又如何自处, 作者正是通过扶桑这个形象有所暗示。

还有一类如《天浴》中文秀那种殊死的反抗。知青文秀为了争取回城名额, 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 向男人行贿, 当这种用肉体行贿改变命运的企图失败后, 这个弱者在时势、命运的围剿下彻底走投无路了。老金向她举起抢时, 她那一点头, 便是最后的反抗。中国人有“以死明志”的传统, 弱者的反抗不总是奏效的, 而一个悲壮决绝的结局, 为弱者保留了最后的一点尊严和自我意志。或者通过展示荒谬、展示美好的幻灭, 来形成批判和控诉。

这些弱者的反抗, 无疑蕴含了深刻的批评反思意图。文学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 是小说的重要功能之一, 西方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以来, 这种传统就从未中断过。中国历来也有“文以载道”的传统, 上世纪出现的一大批的伤痕文学和社会反思小说, 就是这种传统的典型表现。这些作品通过描写和记录历史灾难, 从个体层面、社会政治层面, 直面人性真实, 以洞悉历史真相, 宽慰心灵。严歌苓对弱者世界投注的关注, 自觉或者不自觉地, 与国内一些作家的创作形成一种呼应, 一种对话关系, 共同致力于对历史的多元化构建。

三.弱者的终极感召

严歌苓投注给弱者的关注之所以有人道主义的价值, 是因为她展现了弱者身上的感召力, 展现了人性的真、善、美, 这些弱者不是卑劣、丑陋、可鄙的, 而是有寄托的, 这种感召力超越了弱者包含的虚弱、失败和丧失等含义, 而上升到了对美好人格的取舍和生命终极意义的哲思。

“我在《少女小渔》中抒发的就是对所谓输者的情感, 故事充满输者, 输者中又有不情愿的输和带着自我牺牲性质的输 (输的意愿) ……以我们现实的尺度, 她输了……但她对处处想占上风、占她便宜的人怀有的那份怜悯, 使她比他们优秀、强大。”

作者在对《少女小渔》写的获奖感言《弱者的宣言》中, 提出了一种“古典的善良”, 作为对现代人一律力争上游的这种狠劲的背弃, 以及对传统女性性格中的善与不争, 流露出向往。

在实用主义流行的当今社会, 一些传统道德评价体系和审美取向上的优秀品质, 比如温良、宽厚、不争, 成了含有贬义的消极词汇, 作者要澄清对这份美德的误解, 肯定它们在人性立场上的合理性, 所以她创造一系列有感召力的“弱者”形象———《草鞋权贵》中的霜降以一个“小乡下妞”的身份进入某将军的“权贵之家”, 给这个陈腐诡诞的家庭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使她身边的人物受到感召, 因犯罪被父亲囚禁在家的六儿子四星, 因她产生转变, 大江更是选择了出走, 到这个权贵之家以外, 寻求自我价值。霜降出身贫寒、美好可爱, 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积淀下来的各种美德的象征, 提醒着因革命发迹的“草鞋权贵”将军一家的迷失和忘本, 传统的失掉使得这个家族外强中干, 子女们个个价值观中空、生活糜烂, 老将军孤独暴戾, 最后必定走向衰亡。

这种弱者形象, 与西方文学中“小人物”的区别, 在于作者赋予他们身上的感召力上。俄国文学史上, 从普希金到果戈理到契诃夫, 也在通过塑造一个个徘徊在社会边缘的底层人物:小公务员、小市民、小知识分子, 来反映他们在冷酷社会里的贫困凄苦、孤苦无依, 宣扬人道主义。在社会批判和生命反思意义层面上, 文学作品中的“弱者”形象多同浇此块垒, 但传统的“小人物”形象的精神状貌是唯唯诺诺的、自卑自贱、惶惶不可终日的, 他们找不到出路。相比之下, 陆焉识、王葡萄、田苏菲、小渔、霜降这些“弱者”拥有“在接受的前提下, 汲取甜头, 和生命和平相处的能力”, 他们自有内在的一套价值体系和生存哲学, 独立于现世的世俗世界之外, 这种价值体系和生存哲学或内在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道德自觉相契合, 或从人性本真那里汲取精神养料, 所以具备感染身边的生命个体、赋予旁人净化心灵的力量。

四.在当代文学中面临的审美诘问

偶然或者必然, “弱者”通常都是“边缘人”, 他们是经济地位上的边缘人:霜降、王葡萄;政治身份上的边缘人:陆嫣识、牧马班知青;文化级别上的边缘人:晚江、扶桑;情感状态上的边缘人:孙丽坤, 阿玫……这种“边缘性”造就了“弱”的地位和客观现实, “弱”也在加深人物的“边缘性”。虽然心灵不分高下, 艺术创作无所谓边缘主流, 但是文学作品的情境、带来的阅读体验确实有“一般”和“非一般”的区别, “弱者”和“边缘”的密切关系, 导致严歌苓的作品中的冲突感、戏剧效果, 带来的是“非一般”的审美经验和日常体验。这使她招致两种诘难, 其一是流连“边缘性”题材是在滥用文化差异、过分迎合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想象, 其二是作品审美意境病态、文学品格低下。

海外华文作家对中国文化中审美意象资源的利用, 常常是不吝啬的, 海外华人作家在为西方读者端上一盘盘文化大赏的饕餮盛宴之时, 也在放纵和喂饱他们不实的“中国想象”、透支中国文化审美资源。作家自己会陷入一种两难、面临一种选择———在把持不滥用异域文化想象、葆有创作自主权和赢得读者市场、跻身文坛之间的权衡。严歌苓的作品很难百分之百从这种嫌疑中开脱和撇清, 尤其是她坦白对“非正常”情境的追求, 以《扶桑》为代表的一系列表现美国移民题材的小说, 极致的情境设置、大胆的文学想象、繁复的笔调以及语言表达上的实验性, 均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光怪陆离的中国意境。但严歌苓作品中对中国意象的展现仍然不失为一种诚恳的、有主体认同感的叙写, 所以才会使作品营造出的中国意境仅出于美学上的必要性, 而不是带着玩味猎奇心态地呈现。况其作品立意不失高远、主题不失深邃, 能借助出色的叙事语言, 将中国化的审美意象之表皮与历史构建、人性凝视之肌理相结合, 使之表里相融, 浑然一体。因此这些作品没有如谭恩美《接骨师之女》、《喜福会》中对战争中国的畸形生态、巫蛊之术的粗暴展示, 也没有陷入像袁劲梅《罗坎村》中那样在中西文化的理性对比中完成文化批判的冷漠和痛心疾首, 始终立足在本民族的主体性立场上, 去实现创作意图。

至于在审美意境和文学品格上, 有论者认为, 国内文学作品某种审美上的病态气象成为一种普遍之风, 比如阎连科的《受活》、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檀香刑》等一批主流作家的主流作品过分流连于耸动、诡异、畸形的题材, 一种普遍意义上共同的病态气象, 涌动在当代文学作品各有胸怀的表面丰富之下, 严歌苓的作品表现出的对特异个体、对“弱者”命运、精神状态的热心, 正是从又一方面印证着这种病态气象。这种责难有强以为说之嫌, 像《扶桑》、《第九个寡妇》、《人寰》、《少女小渔》、《一个女人的史诗》、《陆犯焉识》这些作品其色调虽然晦暗、题材尽管沉重, 但总在反思和人性探寻之后给人以信仰和力量, 爱情、尊严、自由或者人性至美, 既有所抑也有所扬, 没有沉湎在无边无际的苦难展示和悲情渲染中, 不可收拾。

“一个作家的生活方式总是与他的写作方式、审美方式相一致的, 不能以写作的自由和独立性来遮掩自己的生存态度。有什么样的精神态度, 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和写作。”

严歌苓自身见识文革、婚姻失败、远走异国、艰辛求学的个人生命体验使得这种“弱者”形象渗透着感同身受的情绪, 想象虽然飘渺, 但依然接地气, 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种颇有特色的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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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歌苓.陆犯嫣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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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余昌谷.当代小说家的群体描述[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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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袁劲梅.罗坎村[J].人民文学, 2009 (01) .

[11]於梨华.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读后感 篇5

严歌苓的描写是真实的，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虽然多鹤回到了日本，但她回国之后，已经很难融入这个社会，在日本，她依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由于那场可恶的战争，她错过了青春，也错过了时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她都是被社会所抛弃的人，而她唯一的精神依靠是丫头、大孩、二孩、张俭，还有小环，但可悲的，在中国，由于她的日本人身份，她的三个孩子也对她表示嫌弃，对于这个孤独的女子而言，那么，究竟何处才是故乡呢?

多鹤的悲剧应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缩影，在战争斗争中，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又有多少人丧失了生命的尊严，只不过多鹤和其他人不同，她美丽、善良，是一个美好的女子，我们忍受不了如此美好的女人遭受这么多的罪，我们看着心疼，不忍。如果苦难也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从多鹤的苦难中获得了要做一个好人的动力，我们不想去伤害别人，我们只是想努力让自己爱的人生活得更好。

小说中另一处令人感动的是，在逃亡过程中，多鹤曾救过一个叫久美的日本女孩，中日恢复邦交之后，久美历经周折终于在中国找回了多鹤，并把她带回了日本，救命之恩，永生难忘。同样的，多鹤在回国后，也没有彻底忘记对她有恩的张俭和小环，五年之后，她又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多鹤在日本只是一名清洁工，收入低微，并不能给亲人提供丰厚的物质回报，但她她宁愿自己饿着肚皮，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自己所爱的人生活的好一点。爱是那么的平凡，也是那么的伟大，如果没有了爱，那么人又如何才能度过这苦难的一生呢?

严歌苓小说的女性意识与男权话语 篇6

关键词：严歌苓；女性意识；男权话语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1

当代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以其鲜活新颖的人物形象和深刻复杂的历史人文思考，近十几年来一直吸引着影视导演、文艺理论学界乃至大批普通读者的关注。严歌苓的女性作家身份、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跨越东西两个文化语境的写作，成就了她小说的一大特色：通过塑造边缘化的女性形象，表现女性的命运悲剧和女性主义意识。同时，严歌苓的这种写作模式也收到了大量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学者指出，严歌苓的写作仍然是男权话语下的女性写作，其叙事隐含着对男权的依附与顺从。无意识的男权流露与有意识的女性书写，既起到了制造激烈矛盾冲突和赢得男性女性两个市场的作用，也作为一个悖论使严歌苓的女性写作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女性意识，体现在女性对自身价值、命运遭际的体验与感悟，体现在她们对传统性别话语的质疑与反抗。严歌苓的小说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从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被异化的女知青，到在民族歧视下艰难谋生的移民女孩，从传统农村泼辣而质朴的少妇，到都市里战乱中张狂而善良的妓女，她们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书写着一部部“女人的史诗”，这其中的女性意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顽强的生命力。严歌苓的叙事追求一种“极致”的环境，把历史当做彰显人性的工具，如《小姨多鹤》把多鹤设定为抗战胜利后的日本遗孤，她被尴尬的身份和严酷的政治环境所制约，不得不成为张家可以抛弃的生育工具，在民族仇恨与男欢女爱交织的家庭中，她压抑着恐惧与痛苦，讨的不是男人的喜欢而是生存。她依靠着自我同化在中日文化的夹缝中卑微地活着，却始终保留着坚韧的心性。

其二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身上有一种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一切压制女性的三从四德、贞洁观念都被她的自我意识消解，她毫不掩饰对男人的情欲，毫不在乎寡妇的身份，孙少勇、朴同志等男人都驯服、取悦于她。她一反传统中国妇女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地位，成为中国文坛上少有的真正快活的“风流寡妇”。

其三是母性意识。《少女小渔》和《扶桑》的主人公都是身处异国的东方女性，不仅忍受着自身的苦难，还给予身边痛苦的男人母亲般的关爱，体现出一种兼具东方地母与西方圣母的“母性情怀”。这种情怀体现在女性的无私奉献与自我牺牲，虽然有道德绑架女性之嫌，但从特定角度来看比强调男女平等的女性意识更胜一筹，即女性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关爱男性，成全男性的俄狄浦斯情结，成为男性精神世界的救赎。

由于小说男尊女卑的时代背景和当代社会的男权思维惯性，严歌苓需要“得到男权叙事的默认和商业文化的接纳，采取对男性话语一边模仿一边解构的叙事策略，才能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样女性书写自己的历史才能成为可能”。[1]因此严歌苓并没有完全走出男权话语的写作怪圈。

首先，严歌苓的女性角色仍然是依附于男性的，男人品评着她们的身段相貌，保护着她们的生存与工作，在她们的感情世界中也从不缺席。无论是高挑野性的王葡萄还是温婉大方楚楚可怜的冯婉喻，她们都是被置于男人的审美标准之下的，成为被观看的对象，似乎只有拥有男人所认为的美，她们才有资格去关爱男性；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的工作成就几乎是男性一手促成的，而她把爱情当做了生活的全部，把毕生的精力放在了与欧阳萸的婚姻上，这样就弱化了自身独立的存在价值。

其次，严歌苓所宣扬的母性情怀，虽然将女性在精神上推上了救赎者的高位，却在生活中强加给女性没有义务承受的苦难。《金陵十三钗》中的妓女用自己的生命拯救比她们“干净”的女学生的命，《扶桑》的同名主人公甚至用包容的心态面对强暴她的人和一切罪恶。严歌苓歌颂这群柔顺宽容、自我牺牲的女性，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男权话语制定的小说情节规范——不贞洁的女性是用来成就贞洁的女性的，而女性是用来成就男性的。

对此，有人批判严歌苓是一个打着女权旗号的男权歌颂者，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根据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说，从作品来看，严歌苓的小说背景大多设置在战争、反右、饥荒、文革这些极端的背景下，女性可有的选择少之又少，若是与男性权威进行了彻底的决裂，反而造成了环境与人物形象的不匹配，也会使传奇式叙事无法正常进行；从世界和作者来看，现当代的中国仍然以男权为主导，男权话语的流露几乎是近现代作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现象，而不是严歌苓刻意为之；从读者来看，读者更期待的是严歌苓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细腻的人性思考，而不是像陈染林白式的女性个人化体悟，严歌苓的小说定位亦然，因而没有必要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对其过分解读。

虽说不应该以偏激的女权角度抨击严歌苓的小说，但是严歌苓小说中无意识的男权话语与其有意弘扬的女性意识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在塑造具有自主意识和抗争精神的女性的同时，避免陷入与男权话语共谋的尴尬处境，如何使女性形象摆脱边缘化与历史偏见，如何真正地在作品中体现平等和谐的两性意识、现代审美文化观念，是值得当代作家深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浅析严歌苓小说《扶桑》符号学 篇7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如同刻画在历史画卷中的美丽女人,让人不断地去翻阅回味,历久弥新。无论是从女性文学角度,还是从新移民文学角度来看,都是作者对人性和东西方文化的深刻反思。

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得严歌苓的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很多研究者从新移民的角度对严歌苓的作品进行分析,认为“当代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作家严歌苓在其小说创作中表现出了很强的对于作家自身文化身份的探寻意识。多年的国外生活、异质文化的冲击、中西文化的冲突等人生体验,使严歌苓在文学创作中一度表现出了诸多华裔作家共有的创作焦虑感和自我怀疑意识”。[1]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也是很多研究者探讨的对象,指出:“‘母性’表征着严歌苓对人性开掘的深度。”[2]还有很多研究者从叙事的角度对严歌苓的作品进行分析。

直至目前,很少有人从符号研究的角度对严歌苓的小说进行探究。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严歌苓的小说《扶桑》,考察其作品中的符号运用。探究严歌苓是如何使用隐含的叙事符号、意蕴深刻的东方文化符号以及色彩艳丽的视觉符号,来表达其作为女性、作为“第五代移民”对人性和文化的独特思考。

二、隐含的叙事符号

在小说开篇的描写中,作者以“你”“我”的第二人称和第一人称的形式引出小说的主人公扶桑与作者自己,“这时你看着二十世纪末的我……”[3]在相互审视中,让两个看似命运不尽相同的女人历史地碰撞在一起,不禁让读者将曾经都踏上过金山码头的两位中国第五代移民的女性命运联系在一起观察,同样充满东方神韵的女性色彩更能引起读者的窥私欲望。

我们从严歌苓的成长环境与命运选择不难发现,女性角色对她的价值观与人物塑造有着深远的影响。性别理论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操演论”(perfomativity)提到:“男女性别不是生理上与生俱来的,而是操演出来的,我们对某个性别化的本质期待,生产了它假定为外在于它自身之物。”因此,严歌苓本身作为一个女性符号在小说的开篇就给了小说文本隐性的符号暗示。

小说本身的故事冲突所形成的双轴关系也在推动小说的发展。小说中女主人公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角色,男主人公则代表了优越的西方现代文化,呈现出你强我弱,我弱你强的矛盾发展,让小说在内容上近乎疯狂而令人抓狂。

在文化上,无疑是女主人公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强烈的优势地位,扶桑的三寸金莲让一个西方男子为之疯狂,她所执着的红色外套,扶桑自己也深深地明白,只有这件衣服才能标识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与独特魅力。正是这样一个来自东方神秘国度的女子,让男主人公无比着迷并深陷其中。

在人物性格上,女主人公隐忍、宽容甚至有着母性才有的包容;而男主人公一味地索取与伤害,将小说的悲剧发展推向高潮。在命运面前,扶桑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与妥协,甚至从来没有过明显的反抗,男主人公既惊异于她的包容,也是她痛苦的来源,与其说是一个施惠者,倒更像是一个刽子手。

双轴观念首先是索绪尔提出来的,任何符号的表意活动,小至一个梦,大至整个文化,都必然在这个双轴关系中展开。雅柯布森提出:“选择轴”,即比较与选择;“结合轴”,即邻接与黏合。简言之,聚合构成了文本的单向内容,组合选择构成了文本的表现形式,聚合与组合共同构成了双轴的关系推动了文本的内容情节发展。不难看出,双轴关系更像是一个横轴与纵轴的螺旋式推进的过程,我们在横轴上选择我们的文化特征,再通过纵轴将两条不同的横轴交互推进,通过融合与碰撞形成独特的结构形式推动事物的发展。

三、东方文化符号

扶桑和大勇这样一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人,虽植根于美国社会却依然梳着长辫子、穿着繁重刺绣的大红衣裳,与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美国文明显得格格不入,他们的脸庞和来自东方的痕迹过于显眼甚至让人气愤,这种气愤来源于对东方文化的渴求,它包容、坚毅、仪式感的庄重让拥有现代文明的美国在沉甸甸的历史面前不禁自惭形秽。

“一扇红漆斑驳的门,上面挂着四个绫罗宫灯。几乎是每个中国窑子都是一模一样的门脸,高档的,细致而烦琐。”就是这样一扇门带着克里斯再次走进扶桑、走进她的世界。简单的描写让一座灯火通明的中国窑子浮现眼前,红漆门、绫罗宫灯、蜡莲花、古怪假山,简单的事物却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同时蕴藏了诸多的中国文化,如佛教信仰、山水美学、视觉美感等,让独树一帜的中国建筑更显活力与独特。

在很多的场景中都描写了扶桑嗑瓜子、嘬田螺的样子,认真而谨慎,无疑瓜子和田螺这种在外国人眼中低廉而粗俗的食物却是扶桑的最爱。这一简单的动作却让心存爱慕的克里斯无比沉醉,让两种不同的欣赏矛盾凸显,同时这种饮食文化也带着浓厚的中国色彩。

四、色彩艳丽的视觉符号

在初次阅读小说《扶桑》后,给人以最大的感官体验就是作者对色彩的描写,无论是场景描写还是人物描绘,红色这一主题色彩充斥着整篇小说,给人以影视化呈现的想象空间。红色不仅仅局限于衣服的鲜艳、嘴唇的红润、大红的灯笼与建筑,而是将读者引申到扶桑所代表的中国女性与中国文化,表达了这一时代中国女性的鲜活生命与隐忍宽容强烈对比的悲情特征。全球化时代是图像时代,影视成为通用艺术门类,部分原因在此。文化提供了各种深入读文本的可能性。

严歌苓小说《扶桑》是一部对比中西方文化强烈冲突的符号化解读蓝本,无论是文本小说还是影视作品,都能够在不同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中通过各自的符号特征给读者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

摘要：美籍华人女作家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以其对“女人”“东方人”“妓女”,这些边缘角色的关注而进入了文学殿堂的中心。作者对文学符号的独特运用赋予了其作品独特的魅力。本文探讨严歌苓是如何使用隐含的叙事符号、意蕴深刻的东方文化符号以及色彩艳丽的视觉符号,来表达其作为女性、作为“第五代移民”对人性和文化的独特思考。

关键词：符号学,象征符号,色彩符号

参考文献

[1]吴玉苗.论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3):407-408.

[2]付立峰.论严歌苓的“母性”叙事[J].华文文学,2007(03):84-89.

严歌苓小说 篇8

所谓变异是与规范相对的一个概念, “是有意偏离语言某方面的规范而获得特殊的艺术效果的修辞活动”2。当一些规范的寻常语词及句子结构已经不能引起人们的触动之时, 就需要一些异常物来重新激起思维的激荡。我们所谈及的变异与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论及的“陌生化”异曲同工。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在论及陌生化问题时强调:“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 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 使形式变得困难, 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 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 必须设法延长。”

《谁家有女初长成》这部小说的变异主要体现在词语和语义、语法以及事理逻辑等方面。

一.词语和语义变异

文学言语中, 语词的形式和内容常常偏离规范, 出现对旧有形式及意义的超越, 以达到表达者心中最佳效果。在《谁家有女初长成》中就多处出现了此种变异类型, 在形式上, 表达者对一些词语进行了语素替换, 让接受者在感到似曾相识的同时细细品味表达者的用意, 延长审美过程, 加强审美感受。

⑴巧巧想, 那就赶紧买台电视机吧。让外国、让深圳伸一只脚到这鬼都不生蛋的地方来。

⑵ (巧巧想:) 怪不得她怎样差使他、怎样调遣他, 他都巴结得比灰灰更狗里狗气。

巧巧由四川一个叫黄桷坪的地方被贩卖到大西北, 这地方是“比黄桷坪窝得更深的山窝”, “鬼都不生蛋”由鸟不生蛋演变而来。鬼在鬼故事中一般出现在一些偏远的荒郊野外, 巧巧把自己被贩卖到的地方称为“鬼都不生蛋的地方”, 更极力地说明了此处的偏远。二宏是巧巧被贩卖后的丈夫的傻子弟弟, 他在生活上对巧巧很照顾, 当他对巧巧“畜生了一番”后, 巧巧寻思平常二宏对着她的样子。“狗里狗气”由“土里土气”变化而得, 土里土气形象地描绘人物的陈旧过时, 在理解土里土气的基础上, “狗里狗气”的出现也让人脑海中更清楚明了的浮现出二宏的乖顺样。

在内容上, 一些语词的意义偏离了词典义, 表达者将原有的语言形式, 赋予新的内容。如小说中人贩子“陈国栋”带巧巧去旅社找曾娘, 文中对旅社服务员的妆容做了如下描写:“当然是化得拙劣、穷凶极恶的一个妆, 痛改前非似的在真正面目上化出想当然的标致。”穷凶极恶的词典义为“形容极端残暴恶毒”, 在此处, 作者将其用来描写拐卖者“陈国栋”带巧巧所去的旅社的服务员的妆容, 选取了词语的表面义, 舍弃了它的深层义, 描写服务员的妆让她显得面目凶恶。另外小说中写道站长金鉴斥责士兵的站姿, 将其描述为“刚锄完二亩地的老农”, 士兵答应说他们村的老农都不锄地了, 地都卖给汉奸了, “我们村的老农把国外回来的家伙都叫汉奸, 他们里应外合, 一头勾结日本鬼子美国鬼子, 一头勾结政府里的贪官污吏, 不是汉奸是什么东西?”“不信站长去我们村看看, 那个大游乐场尽是政府领来的人吃喝嫖赌。”汉奸原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败类, 而此处, 汉奸被重新定义, 作者还借此同时讽刺了那些借为官之便奢侈生活的官员们。再如小说中军战司务长刘合欢思考自己对巧巧的感情时, “他想, 他是不是对这个女子真动了情, 真要同她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原指用较长的时间慎重考虑、仔细商量, 而在兵站司务长刘合欢的口中则有了与巧巧成家, 做长远打算的意思。

有的时候, 作者将约定俗称的词语形式加以改变, 进行拆分或重叠。

⑶她把它说成“讨———厌”, 标标准准的撒娇, 打情骂俏了。

⑷似乎这可以证实, 清俊文雅的男孩似的站长, 男人得十十足足。

⑸她无知无识, 即便活了出去, 又靠什么去生存。

通常我们在表述上述例子时, 采用的说法是“标准”、“十足”、“没有知识”, 表达者却抛弃了这种惯常说法, 将不能如此叠加的如此叠加, 不能拆分的如此拆分, 这都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 加深接受者的印象。“标标准准”加深了撒娇的标准度, “十十足足”加深了军站站长的男人味, 而“无知无识”则比“没有知识”更佳地点出了巧巧的知识水平, 也让读者和巧巧一起为将来的逃难路担忧。

二.语法变异

不管是日常言语还是文学言语, 不管是词语的搭配组合, 还是句子之间的衔接, 它们都有一定的规范, 它们的使用都需要遵照约定的规则。但是善于驾驭语言文字的作家都喜欢跳出语法的条框, 使读者于不经意之间眼前一亮。在《谁家有女初长成》这一小说中, 语法变异主要体现在词类活用、搭配变异两方面。

(一) 词类活用

所谓词类活用, “是在具体语言环境中, 临时转变语词的词性把甲类词用作乙类词”。3

⑹拿药药来的, 也算你媳妇?

⑺他见巧巧空白着一张脸, 对他的解释毫不领情, 连反应也没有。

⑻傻畜牲对她如此畜牲了一番, 她感到手里的菜刀如同她的牙齿和指甲, 痉孪地发着狠劲, 成了她身躯、肢体的延伸。

巧巧是在被陈国栋下了药之后无知觉地被送到大宏这来当媳妇的, 例⑹的第二个“药”由名词活用为动词, 例⑺的“空白”由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形象地刻画出巧巧对大宏解释晚归原因时的表情, 例⑻的第二个畜牲也由名词活用为动词, 写出了二宏对巧巧畜生般的所作所为。

(二) 搭配变异

⑼巧巧突然窜起, 抓起床边大宏的翻毛皮鞋, 对着门砍过去。

⑽二宏的傻脸慢慢从玻璃上揭下去, 消失了。

⑾茶的气味一点也不青不绿了, 是陈旧枯黄的味道。

大宏在与巧巧行夫妻之事时, 二宏经常在门窗外偷听偷看。在她与大宏的初夜, 二宏就“在听房, 或趴在门缝上往黑洞洞的屋内窥视”, 巧巧对二宏的这种行为极其厌恶, 从“砍”字可以联想出巧巧扔鞋的劲以及心里的怒气, 而“揭”字则形象描绘出二宏的脸紧贴窗子, 使劲往屋里看的样子。我们甚至可以从“揭”字体会出二宏看后不舍离开的心理。例⑾表达者使用了通感的手法, 将原用于表颜色的词来描写茶的味道, 茶的陈旧枯黄从侧面写出了军站的偏远。

搭配变异在文中还有其他的表现, 如主谓搭配变异:“铺子里带油腻味的灯光泼在街上”;动宾搭配变异:“黄桷坪的天空偶尔还爬过一架飞机, 这里连飞机都没有”;定中搭配变异:“只有站在第二排队末的刘合欢眼睛仍眯缝着, 两弯老辈人似的慈祥微笑”……其中有一种类型为矛盾组合。所谓的矛盾组合“即用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语词来描述说明同一对象, 表达既矛盾又统一的内容。”4这种组合看似矛盾, 但结合语境便可在不平衡当中找寻到平衡。

⑿他瞥见地上有个尼龙旅行包, 灰尘蒙蒙, 拉链敞开着, 里面万紫千红乱七八糟。她窈窕的丰腴, 美丽的愚蠢早在粉粉的一条儿时就给他看到眼里了。他觉得一点儿恶心和心动。

“恶心”和“心动”同时用来形容站长金鉴当时的心境。看似矛盾, 其实恶心和心动的对象是有差别的。恶心是因为金鉴见到尼龙包里的“万紫千红乱七八糟”。这个“高中生似的”“年轻站长”, 是非常整洁的, 他的房间“是间收拾得整齐之极。已失去舒适的房间”, 所以当他看到巧巧的尼龙包乱七八糟时, 感到恶心。心动则是这位年轻站长初次见到真实的关着身子的女人的心境写照。这一类的变异再如“她嘟起嘴唇, 眼睛斜着他, 样子风骚到了极点却也孩子气到了极点。”

三.事理逻辑变异

“语言表述从意义来看要求符合事理逻辑, 但文学言语增强表达效果的一种手法就是有意将事理逻辑规律颠倒, 通过逻辑链的扭曲或断裂给人以独有的奇特的感觉。”

⒀而小叫花子们远比巧巧都市化多了, 半点怯生生也没有, 懂得一本导游手册或一张市区地图在什么样的人手里能挣出什么样的钱来。

⒁使巧巧们暗生妄想的是潘富强的经历。潘富强当过空军。女孩们并不知道空军里也有煮饭、喂猪、种茄子黄瓜豆角的。

⒂大宏只说县医院的医生和他有点交情的, 他爸他妈都死在那里的。

当我们看到“都市化”“空军”、“有点交情”这些字眼时, 惯常的想法是小叫花子们胆大、知趣, 潘富强曾经在天上飞行, 大宏和医院的医生熟识, 有好关系。而作者出乎意料的衔接让读者阅读期待中的下文被消解, 但同时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 并加深对其所描写的人物的印象。

严歌苓, 这位海外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 这位“多产多奖”作家, 用她不停游走的指尖带给我们美的感受。《谁家有女初长成》中除了以上提及的种种变异类型之外, 还有未涉及到的。另外

摘要：《谁家有女初长成》是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的一部中篇小说。严歌苓是位“多产多奖”作家, 在海内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她的《扶桑》《天浴》等小说都获得了众多好评。在《谁家少女初长成》这部小说中, 作者于多处运用了变异的手法, 展现了她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增强了作品的审美特性。本文拟从变异修辞的角度, 对这部小说进行审美阐释。

关键词：《谁家有女初长成》,词语和语义变异,语法变异,事理逻辑变异

参考文献

[1]姜珍婷.毕飞宇作品语言的陌生化手法[J].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3期

[2]姬凤霞.莫言小说语言变异审美[J].石河子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4期

[3]李贞.张爱玲小说语言的变异修辞艺术[J].名作欣赏.2008年第12期

[4]胡玲、王秀娟.余华小说语言变异艺术的研究[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论新世纪以来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 篇9

一.本土记忆

严歌苓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89年赴美留学、定居。她的成长经历和众多的新移民作家相似, 基本上是在国内接受、完成高等教育以后再走出国门。对于这些移民作家而言, 本土记忆是无法忘却的, 严歌苓自然也不例外。具体来说, 新世纪以来严歌苓更加青睐于“文革”记忆的书写。小说集《穗子物语》是作家对文革记忆的集中展示, 基本上每篇都以一个小女孩“穗子”的视角将段段文革往事铺陈开来。

《老人鱼》展现了文革对美好人伦的扭曲与温馨亲情的伤害。穗子的外公, 一个行为怪异却又显得十分可爱的老头, 穗子和他虽没有血缘关系, 但外公对她的关爱却胜过亲外公。他天天准时去幼儿园接穗子, 把那个物质匮乏年代里不容易买到的好吃的都留给穗子。这样一个关系融洽的祖孙关系因为造反派头头的诬告而中止, 原本身上挂满军功章的外公, 一夜之间竟被说成是“一个手上沾满红军鲜血的白匪”, 不但被停发了“残废津贴”, 连亲人们都急于与他“划清界限”, 甚至穗子在填入团等一类的表格时都不将外公的姓名填进去, 而外公却在表格的亲属栏里只填写穗子一个人的名字。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 揭示出外公的淳朴与真挚, 也揭示出母亲与穗子被文革所造成的性格扭曲。

除了自己与亲人, 严歌苓还借用穗子的眼睛讲述了穗子身边的那些普通百姓在文革中的命运无常。小说《梨花疫》的主人公“于司令”, 曾经是抗日游击战的英雄而今只是一个看大门的老头, 在“穗子”眼中, 他外貌极度丑陋。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老头, 喜欢上了流落到此的女叫化子萍子, 萍子对于老头给予她的照顾也投桃报李, 于是两人之间生发出了惺惺相惜的“爱情”。本来这样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是让人颇感温馨与喜悦的, 但故事的结局却以萍子被别人告密当作麻风病人被抓结束。《角儿朱依锦》写美的被毁灭与国人自身的劣根性。一代名角朱依锦是多么的美丽, 连走路都像是在舞着水袖一般, 但在文革那样的荒诞年代里, 朱依锦不能在舞台上展示她的美, 却只能在舞台上被“男小将”们戴高帽批斗, 最后竟惨死在医院里。

实际上, 严歌苓的此类小说都是有幼时的真实记忆作为底本的。她常常将中国本土的历史记忆与自己的个体成长经历相结合, 以表现她的对本土记忆的再度反思的精英立场与启蒙姿态, 这与五四时期鲁迅等作家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 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 严歌苓本土记忆书写中批判锋芒, 是对五四文学的一次隔代回应, 其内在精神本质是相同的。

二.异族体验

异族体验是新移民作家特有的一种生活体验, 移民的性质决定了作家在进入他国之后必然要产生异族体验, 这实际上就是由一个民族转入到其他民族后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的认同问题。新世纪以来, 随着新移民作家对西方文化的逐渐适应, 他们在题材上也不再单一局限于本土记忆的回顾与反思, 而是开始尝试更深入地去表现异族体验。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就是作家异族体验的一次华丽发挥, 因为这不是简单的表现中国人到外国的异族体验, 情形恰恰相反, 这是写一个日本女子在中国的异族体验。

《小姨多鹤》自问世以来就广受读者欢迎, 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热播, 但也有论者指出这是一篇纯虚构的严重失实的作品。小说写了一个十六岁的日本少女多鹤从抗战结束到文革时期在中国所经历的悲惨遭遇。已经结婚的张俭因为妻子小环不能生育, 于是买回多鹤传宗接代。多鹤是一位典型的日本少女, 会非常礼貌地鞠躬, 会为家人脱鞋、换鞋, 做每一件事都是那么井井有条、尽善尽美。即使是在文革动乱的年代里被惩罚清扫楼梯、厕所, 她也干得认认真真, 把厕所冲得跟自己家里的一样干净。在爱情、亲情上, 她也是非常坚定与执着, 虽然他与张俭的爱不是自发的, 但是她一旦付出自己的感情就不会更改。当她得知张俭被判死刑时, 她唯一想到就是陪着张俭一起去死。作为妹妹, 她将小环当作自己的亲姐姐一样去对待, 默默地忍受着自己的亲生骨肉称自己为“小姨”的尴尬境地, 绝不与小环去争抢做母亲的所应享有是幸福感受。在回到日本以后, 她还把病入膏肓的张俭接去日本治疗, 对他进行悉心地照顾。

所有这些, 让我们不禁想到了严歌苓曾经塑造的另一个美好形象女性少女小渔。小渔的美好秉性也是那么的多, 总是希望事物在经过自己的手之后能变得更加美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多鹤就是小渔的另一个化身, 他们身上都有人性的闪光, 严歌苓也通过这种方式努力尝试着在国别与种族之上建立起一座人性共通的桥梁。《小姨多鹤》是严歌苓对华人在国外的异族体验投射到一个日本女子身上的缩影, 这种想象力是移民作家所独有而其他作家所不具备的。

三.跨国婚恋

爱情与婚姻归属问题是新移民必须直面的难题, 特别是那些跨国婚恋, 新移民往往表现出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对于这一点, 严歌苓有非常深的体认, 因为她本人也是跨国婚恋的亲历者与实践者。严歌苓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的《少女小渔》演绎的就是一场跨国婚恋故事, 进入新世纪后的长篇《花儿与少年》同样也讲了一个跨国婚恋故事。

《花儿与少年》中对徐晚江与洪敏这对像“花儿与少年”般的年轻夫妇, 因为丈夫洪敏得罪了领导, 结婚多年却在歌舞团里一直分不到新单元房, 生活境遇非常窘迫。一次偶然的机缘使得美国律师瀚夫瑞看上了徐晚江, 如果徐晚江和瀚夫瑞结婚再移民美国, 徐晚江似乎可以过上洪敏无力带给她的幸福生活。在现实的重压之下, 晚江与年长她30岁的瀚夫瑞结婚到了美国。但晚江与洪敏之间的爱情不会因为彼此分开而消逝, 晚江与洪敏用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作为筹码来交换举家移民美国的梦想, 对于他们那个破碎的家庭来说是相当悲惨的, 毕竟十年的时间已经不短, 晚江与洪敏都已不再是那曾经的“花儿与少年”。小说中尽管没有为我们写下晚江与洪敏最后的结局, 但还是看出他们走进梦魇之后难以抽身离开的困苦、以及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悲哀。

可以看出, 严歌苓的跨国婚恋小说中帮助、担保女性出国的人是年纪已经不轻的成功型单身外国男子, 出国的条件就是与这个外国男子结婚。而往往女性新移民在出国前已经结过婚, 于是离婚就成为为出国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但离婚后再与外国老男人结婚, 她与前夫之间并不能彻底的决断, 与外国丈夫之间也未见得有想像中的美好爱情。所以, 女性新移民在面对着新欢旧爱时, 心里常常是一种左右摇摆的姿态, 这是跨国婚恋题材小说所避免不了的主题。

综上所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已摆脱了早期北美新移民小说的简单与浮躁, 这些小说也体现出了严歌苓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认同的复杂面相。作为一位新移民作家, 严歌苓更倾向于在全球一体化大背景下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深入思考。实际上, 文化差异的存在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并置对一个作家而言不是一件坏事, 反倒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也正是新移民文学的意义与价值的体现。

摘要：新世纪以来, 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在题材上可划分为本土记忆、异族体验与跨国婚恋三大类型, 这些小说已摆脱了早期北美新移民小说的简单与浮躁, 体现出严歌苓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认同的复杂面相。

论於梨华和严歌苓小说中的中国叙事 篇10

一、於梨华和严歌苓笔下的中国形象

於梨华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台赴美的留学生作家代表之一。她的作品风格细腻, 情感真实, 充满思念故乡的情怀以及生活窘迫的烦恼, 被赞为“台湾留学生文学的鼻祖”。尤其是《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出版后, 台湾和香港的评论家一致认为该作品荡人肺腑, 影响了大部分读者, 更是一度被视为台湾留学生出国前的基础读物。作品主人公牟天磊, 被称为“无根一代”的代言人。天磊在美留学十年, 为了学位和生活不断打拼, 尝遍了在异国生存的酸甜苦辣。十年间, 他由于不能融入美国社会, 又远离自己故乡的文化, 精神上充满了寂寞与孤独。无数个夜深人静时, 他一遍遍聆听古曲“苏武牧羊”。这支古老遥远的曲子让他不知多少次“忆起他小时候, 他母亲在灯下一面缝衣服, 一面哼‘苏武……牧羊北海边, 雪地又冰天……’他坐在一边, 一面听, 一面做功课的情景。突然, 手指挡不住, 掌心盛不住的眼泪匆促地奔流下来。”可以说, 在台湾留学生作家笔下, 中国, 是存在于这批知识分子想象中的忧郁、浪漫、飘渺的形象。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 已成为作品主人公逃避外界的世外桃园, 是他们的精神原乡。家园记忆和故国想象, 都是他们表达感时忧国的感伤忧郁之美的载体。

相比於梨华笔下中国形象的单一和纯粹,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笔下的中国形象, 可谓丰富、复杂多了。身处异域, 严歌苓并不想构筑“中国”的原生态, 事实上, 那也是不可构筑、不可还原的。在她的叙事文本中, 首先“再想象”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扶桑 (《扶桑》) 这个人物形象, 可谓满足了西方对东方的猎奇趣味。正如在克里斯眼里, 这个有着奇怪的名字、嫌短嫌宽的脸型、缎袄上有十斤重的刺绣、以及“残颓而俏丽”的三寸金莲……构成的中国妓女, 像个谜一样令他“陷入陌生和新鲜中, 陷在一种感觉的僵局中”。显然, 克里斯对扶桑的爱最初来源于扶桑身上那令人着魔的东方情调, 萌动于对一种异质文化的吸引。同样的猎奇式想象还出现在严歌苓的《橙血》、《魔旦》等作品中。中国男人黄阿贤, 之所以能拥有四十年稳如磐石的上流生活以及与洋主人玛丽和睦相处, 只因他脑后拖着的长辫子释解了玛丽对神秘遥远的古老东方的古典情结;而能舞一对绝美水袖、有一副典雅的东方美女面谱的中国男孩阿枚, 更是令无数西方男子神魂颠倒, 却又百思难解。如果说扶桑、黄阿贤、阿枚等人折射了西方“看”东方陌生而好奇的目光, 大勇则成为西方对中国“妖魔化”的曲解。唐人区的霸主大勇, 生着人形兽鬃, “赌马舞弊, 倒卖人口, 杀人害命”, 他的盖世传奇在白人有色眼光中联系着一连串的滔天罪恶。事实上, 无论是西方对古中国的“猎奇式”想象, 还是中国的“被妖魔化”, 都充满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读”。所谓误读, 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 思维方式, 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所以这些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是在“他者”观照下的海外历史景观。而严歌苓在之后的叙述中又解构了西方对中国的这一“想象”。扶桑无论身处多么恶劣的环境, 她都会从从容容地微微一笑。在她谜一般的笑中, 蕴藏着的是包容一切、涵盖一切的宽大的胸怀。这份人性的宽厚内涵无疑远远打破了“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简单注解。小说中, 大勇被白人想象成神出鬼没、拥有一身超强武艺的“妖魔”, 尤其那一身神幻莫测的飞镖绝技令白人闻风丧胆。但在小说末尾, 作者却来了一笔极具讽刺意味的消解:“这些飞镖只是他身上永远的首饰。他从来不知怎样用它们”, “这些飞镖成了他勇猛好战、杀人不眨眼的一个符号。世上一切被符号化了的表面都比它们本身更具征服力。”显然, 在西方对中国“他者”的想象中, 严歌苓通过“再想象”加以消解, 这可能是隐伏于海外历史中国形象背后的真正文化意图所在。

在严歌苓另外一类重要小说, 即文革题材小说中, 她从个体经验出发来写历史, 在历史中写人性, 从而对记忆中的“红色中国”进行重新建构。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 成人们阴暗的人性暴露无遗。走路像在舞着水袖的一代名角朱依锦 (《白蝶标本》) , 自尽未遂被送到医院后, 受到了更多的集体凌辱。在病床上, 她一丝不挂地成为了“示众”的材料;女知青文秀 (《天浴》) 为了回城, 被手握权势的男人们一次次地占有身体, 逐渐沉沦, 最终只能以死寻求解脱;拖鞋大队 (《穗子物语》) 在缺乏管教又受到大人负面刺激的日子里, 生长出了蓬蓬勃勃的恶毒、龌龊心理, 一步步离纯真善良越来越远……严歌苓在海外书写记忆中的“红色中国”, 因多了移民经历赋予她的特殊审视目光和近乎局外人的情绪基调, 而显得较为冷静理智。崭新的异质平台有利于作家走出原先的框架, 把“文革”只是当作一个乱世背景, 重点在于表现人们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各种反常行为和心理, 表现对人性的展示和分析上, 从而凸显出社会历史框架中的真实的中国形象。

二、异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身份

在於梨华和严歌苓跨文化的叙事文本中, 中国形象不尽相同。究其原因, 创作主体的文化身份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於梨华等台湾留学生作家在面对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巨大冲突时, “频频回首”, 想在文化上追寻一条回归的路, 体现了她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如《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中, 作者让主人公每天过三点一线的生活, 主动隔断和外部社会的联系, 退守在一个狭小的中国天地里。在牟天磊身上, 留存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气韵。作者充满同情地塑造了这样一位悲剧主人公的性格, 反映出她在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上牢固地站在中国传统文明一边的叙述姿态。可能对於梨华及其同时代的人来说, 他们在“离散”当中, 业已失去与乡土中国的联系, 在情感和心理上背负着太重的文明的重担, 使得他们失去了对传统的反思、批判和重构的能力, 有的只是对往昔古旧的追怀。而到了严歌苓这一代人身上, 他们身处全球化语境, 世界经济格局中“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现象必然也给他们的文化观念带来了不同于前人的冲击。她自觉选择边缘性立场, 在两种文化之间拉开距离, 采用理性思考的清醒态度, 去寻找异质文化接触的最佳可能方式。在《人寰》中, 严歌苓借助美国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对东方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友谊”、“报恩”、“弱者”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价值、道德判断进行了重新思考。在“援救”、“报恩”等伦理、道德因素的掩盖下, 丧失的是人的个体尊严, 报恩的同时其实也就是认同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而在《扶桑》、《少女小渔》中, 严歌苓通过“地母”般的人物———扶桑、小渔的塑造, 宣扬的是一种包容一切丑陋和肮脏的宽宏的人性力量。这种向善向美的朴素的人性力量, 超越了种族、阶级、文化的藩篱, 超越了一切世俗的道德评判, 使人类能保持原始的真。新移民作家能够以个人的姿态而不是以民族、集体的代言人身份与西方接触, 体现出这一代青年人在跨文化探索中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努力。

三、跨语境叙事策略

在於梨华的留学生题材作品中, 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小说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有着一定的失败体验。留学生们在学业、情感、梦想上的一再受挫, 是於梨华执着关注并屡次阐发的主题。这将她的创作带向了感性的方向, 因而於梨华作品中的叙事更像是一个情感的宣泄。她明确说过“自己觉得和笔下的主角间的距离要比别人短些”。对作品主人公的强烈代入感, 使她在刻画人物面对种种冲突时的无依、苦闷、彷徨等情绪时极为真实生动感人。牟天磊的十年留学生涯, 只带给他孤单和寂寞, “我是一个岛, 岛上都是沙, 每颗沙都是寂寞。”“在美国过了十年的他, 不仅仅是过了十年的日子, 而是切切实实的体味了十年人吃人的生活。”这种话语上的妄诞和显露, 加深了作品中的情绪叙述色彩。

与於梨华热切而情绪化的叙述方式不同, 严歌苓在架设她的叙事文本时采用了平和而洒脱的叙述方式。全球化语境下, 华人移民的边缘感和孤独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归属感开始增强。而中西方文化的双重背景又让严歌苓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从容不迫的气度, 这使她在创作时, 能以一种较为超脱的姿态进行阐述, 具有自嘲、调侃、化沉重为轻松, 解庄严于诙谐的特点。如“我用他给我的钥匙……把逛旧货店、买廉价菜的生活锁进档案柜。” (《抢劫犯查理和我》) ;又如“一天卖到这时, 市场总有几样菜果或肉不能再往下剩, 廉价到了几乎实现‘共产主义’” (《少女小渔》) 。在她的小说中, 类似这种洒脱、调侃式的叙述比比皆是。

於梨华和严歌苓笔下的中国形象应该来说都非单纯的正面原版呈现, 而是被安置于中西文化的总体比较框架中, 背后潜伏着作者表现异质文化间碰撞与互相观照的文化意图, 又最终决定了作家独特的叙述位置和叙述方式。

摘要：海外华人女作家於梨华和严歌苓的创作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身份、立场, 却以共同的直接或间接的中国经验作为她们中国叙事的基础, 从而形成彼此之间的趋同性和差异性。在她们跨文化的叙事作品中, 宗祖国的异地形象呈现与创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和不同的文化身份会产生作用, 导致祖国形象的异地呈现具有多层次和多样性的表现。

关键词：於梨华,严歌苓,中国形象,文化身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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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俊.论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以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