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低收入阶层

中低收入阶层（精选十篇）

中低收入阶层 篇1

关键词：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住房公积金

一、我国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现状分析

(一) 房价偏高

通常情况下, 对于房价的高低一般是用房价收入比来衡量比较合适, 也就是住房价格和城镇居民家庭年收入二者之比, 按照国际标准, 较为适当的房价收入比区间是3~6。如图1所示, 我国2002~2012年的房价收入比基本上都在6~8之间上下波动, 其中2003年最低为6.6, 2009年最高为8.1, 之后三年由于政府积极进行房价调控而有所回落。

尽管如此, 我国的房价仍明显偏高, 有些季度仍在全线上涨, 个别特大城市的涨幅甚至还超过了10%。由于房价过高并且上涨过快, 普通老百姓不仅离“居者有其屋, 人人有房住”的梦想越来越远, 而且那些已经贷款买房的人也表示背负的月供压力太大, 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甚至有些人自嘲到:自从买了房, 就得天天以方便面度日了。

针对上述上涨过快的房价, 最新研究分析指出, 目前我国城镇的房价收入比高达12.07, 有些一线城市甚至更高, 近70%的城镇居民将没有能力购买新房。如下表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 我国很多大中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指数大大超出了人们的可承受范围, 照这样的房价, 相对于普通老百姓的收入而言确实过于昂贵。

据统计, 我国2011年的房屋均价是8809元/m2, 人均年收入只有7994.7元, 而新加坡的私人房产均价是1225元, 人均年收入是17.5万元人民币。显然, 中国房价仍旧超过了普通居民的购买能力, 相比发达国家来说, 还差的很远。比如长春, 2011年的房屋均价是6112元/m2, 人均年收入是2.04万元。那么就算普通老百姓不吃不喝30年, 也仅够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 而且还是在房价不变的情况下。看来, 面对如此高涨的房价, 老百姓也只能望而却步。

(二) 中低收入阶层很难进入房地产的市场定位, 保障房供应不足

中低收入阶层是我国各大中城市的主流群体, 然而开发商都是将处于优越地段的住房全部以价高者得的方式卖给富人;住房设计也都是围绕富人的标准来进行, 中低收入群体基本上都被排除在外, 保障房亦是供不应求。自1998年起, 廉租房政策就已经开始推行, 但直至2002年下旬北京才试建第一个廉租房小区, 规模仅33000平方米, 只够容纳400多户家庭。到2006年底, 大约总共为349户安排了实物配租, 对5600户家庭发放了租房补贴, 但相比38300万户低保户和建设47~60万平方米保障房的规模而言, 廉租房的建设仍显不够。此外, 从2005年开始, 对经济适用房的投资额也有所下降, 2007年只有28.3亿元, 同比下降36.67%, 成了投资额最少的一年。除了2008年的投资额较之前略有增长外, 其他年份都呈现出递减趋势。

(三) 对经济适用房的购房对象审核不严, 非保障人群住进保障房

某报道称浙江嘉兴某小区竟有100多辆十几万以上的私家车, 这样的有钱人竟然住进政府保障房, 抢占了本应享有政府保障的名额, 导致真正需要保障的人群却得不到政府的保障。其实, 自经济适用房政策实施以来, 其各个环节均备受争议, 其中对购房对象的资格审核不严是该项政策最为严重的问题。类似上述各种关于豪车扎堆出现在经济适用房小区、开宝马的车主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报道屡见不鲜, 而且这些现象自打调整经济适用房的性质以来就从未终止过。这种对购买对象审核不严的现象, 导致非目标人群挤占了住房公共资源, 非保障人群挤占了保障人群的住房保障名额, 致使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进一步恶化。

二、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 住房市场化过度

近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住房条件的追求欲望亦日趋强烈。通常来说, 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偏向中小户型、中等档次和价位的住房。而城镇高收入、条件优越的群体则对住房要求较高, 主要偏爱奢侈型住房———大型和超大型、高价位、高档次的住房。为了满足这种多层次的住房需求, 就必须要将住房市场化, 也就是根据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分配住房, 而且还要通过公共福利方式公平、平等地分配住房, 实现保障的功能。然而, 当前社会住房却过度市场化, 只注重最大获取经济利益, 大大忽视了社会公共福利和住房公平、平等的保障功能。实际上, 在城镇住房消费方面, 房地产市场是把适用于少数富人、高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模式作为基准来应用到所有住房消费群体中, 这不仅造成了住房消费模式与住房消费者的错位, 而且导致住房消费模式严重背离了为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和公共福利着想的基本要求, 是一种不健康的住房消费发展模式。

(二) 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滞后

随着房地产业的不断发展, 我国房地产的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的各种问题亦日益凸显, 并严重化, 现有的法律体系已不能满足发展迅猛的房地产市场的需要。首先, 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等虽然已经对出让和划拨土地、房地产抵押做了规定, 但却太过宽泛, 内容过于笼统, 且对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土地出租问题也尚未做出明确规定, 导致实际生活中出现的种种纠纷和问题难以得到彻底解决。其次, 是立法层次较低。中国房地产的很多法律法规都仅仅是在地方政府、某一部门层次的规章制度上, 行政层次的极少。各个地区针对同一问题的法律规章可能有所不同, 如此将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公平竞争。同时, 人们亦可能会混淆政策和立法, 无法在司法程序上准确应用法律条例, 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判决。此外, 就是主体众多, 各地立法标准各异, 矛盾日益凸显。在立法过程中, 几个部门同时制定的情况时有发生, 但是各个部门在制定之前, 总是会优先考虑自己部门的利益。有时甚至会出现一个文件条文不做全局思考, 罔顾国家整体利益, 仅仅考虑解决单方面问题, 致使房地产的各个管理部门竞相争取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至于其他无关自己或是管理难度系数较大些的问题就置若罔闻。

(三) 住房保障监督机制不健全

如今, 我国根据城镇居民的基本收入情况对购买经济适用房以及享受廉租房政策等规定了不同的准入标准。不过,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迅猛, 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变化。而且, 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保障房退出机制, 也未明确规定怎样退出。比如说在享受廉租房政策方面仅仅规定了相应的准入条件和程序, 却并未列出政策享受者由于收入水平出现变动而退出的范围, 以及要监控、管理和确定退出程序的安排。如今, 部分城市已经意识到其保障房机制存有不足, 现已经或正准备着手完善保障房监管、退出机制的建设, 如北京、青岛、天津等。然而很多地方还仅仅是停留在研究层面, 或只在纸面、口头上而已, 并未采取什么具体切实可行的措施。

三、解决对策与建议

(一) 尽快完善城镇居民个人收入信用监管体系

为了充分利用有限资源, 尽量满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 就必须严格控制保障房的分配, 而要做好这一分配的关键就在于明确收入线。可以考虑对城镇居民的住房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普查, 建立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和住房信息系统, 动态监控居民收入情况, 准确及时地了解居民收入和住房情况, 为准确制定住房保障收入范围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来源。然而, 我国还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所以, 要加强信用建设, 积极建立和完善居民收入监管制度。首先, 建立居民收入动态监管体系和个人信用制度。因为我国居民收入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具体的收入很难准确测算, 我们可以根据居民家庭的基本开支或金融监控和税收等来确定保障房的分配对象, 从而大致确定出收入线。其次, 要加强社会公众监督职能, 积极鼓励群众揭发、举报隐瞒个人和家庭收入的不诚信行为, 把居民收入信息纳入社会监督系统, 进行全面监管。

(二) 建立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 扩大保障范围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普遍性, 随着住房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应不断增大公积金覆盖面, 扩大保障群体范围, 尤其是农民工等普通群体, 充分发挥它的房保障功能。一方面建立以财政资金为支撑、住房公积金及其他资金为补充的中低阶层住房保障体系, 对于中低收入家庭, 可适当给予照顾, 发放住房补贴, 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另一方面, 以住房公积金为依托、以房地产市场为导向, 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建立住房公积金和购房储蓄相辅相成的信贷体系, 根据实际国情适当加强我国住房公积金的强制储蓄力度, 提高缴存金额或比例, 同时, 还可依据不同的优惠政策设计出不同的住房储蓄种类, 享受不同的优惠。此外, 在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原始的融资方式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 应进一步创新我国的住房公积金融资模式, 创造性发展公共房屋的资产证券化和住房公积金抵押贷款的证券化, 为保障住房制度的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2]。

(三) 加大经济适用房的供应, 严格把关购买对象

近年来, 从各城市的实践经验来看, 经济适用房制度的推出较好地解决了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 同时抑制了房价的过快增长, 对刺激居民的住房消费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 经济适用房对解决我国城镇普遍存在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至关重要, 所以要加大经济适用房的供应。为了促进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和开放, 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可出面组织, 先支付一部分建设房款, 以供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商来支配使用。此外, 对于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资格政府要严格把关, 严防富有者或高收入群体钻政策漏洞从中获取利益。此外, 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的交易管理, 对经济适用住房的买卖、出租及转让加以严格限制, 防止渗入为投资获利而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群体, 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适用房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付中元.中国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解决对策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学位论文, 2007.

[2]肖平.我国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问题解决对策研究[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实证分析.

[3]袁嘉阳.城镇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问题研究[D].长春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4]陈璐.北京市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供应问题研究[J].区域经济, 2010 (8) .

[5]曹岳承.我国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的做法与问题[J].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中低收入阶层 篇2

一 中产阶层的迅速壮大

中国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的后遗症正逐渐显现。新加坡《联合早报》就说，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出现了相当显著的贫富差距。

报道指出，目前贫富差距最小的是北欧国家，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该系数在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低，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高，贫富悬殊越小；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低，贫富悬殊越大。

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逐渐成了人们抱怨的焦点。据报道，中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就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薪酬更是天价。

中国社会整体逐渐这样塑形，“洋葱头形”——那就是底层仍然很大，中间阶层成长不良。

2008年，《每日电讯报》刊文称，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威胁经济发展。文章指出，收入、医疗以及教育这些可以衡量一个人财富水平的因素，在中国富裕城市，比如上海都已经接近欧洲国家的水平，但是其他一些地方还相差很远。

于是，不少专家学者呼吁“我们需要‘橄榄形’结构的社会”，让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社会中间阶层迅速成规模。

日本《日经新闻》就援引苏海南的话说，如果中国人的工资每年能至少增长15%，那么5年能翻倍。

有人干脆给“中产生活”来了个总结：中产者是这样生活的：三分之一以上月收入过万；开着日本轿车；住着明星楼盘；使用国际品牌笔记本电脑办公；用苹果或诺基亚的智能手机；经常出入于中国大饭店、北京嘉里中心、上海新锦江大饭店这样的豪华酒店；无论是购物还是娱乐，都习惯刷卡消费；最向往的旅游地点是法国、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

不难发现，民众对中产阶层的议论纷纷，主要还是因为中产阶层并没有一个权威标准让大家都来称一称自己。而国外界定中产阶层，是从财富、权力和声望三个指标来衡量。二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内涵解读

当然中等收入阶层的受教育程度也是越来越高。如果说在改革初期，有许多知识水平不高，但靠把握时机能力强，能钻政策漏洞与法律空隙而发家的人或“暴发户”等，没有显示出知识化、智能化、技术化倾向。在市场化逐渐走上正轨，理性回归，法制相对越来越完善的今天，想要跻身中等收入阶层，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即知识、技能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回报率呈正相关性。据最新调查显示，人力资本存量对社会和个人都会带来较大收益，目前中国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7%，也就是说，多接受一年教育，收入就会增长6%-7%，这个水平已接近欧美国家。从现有的中等收入阶层的知识构成上看，中等以上学历的人所占比例逐年上升。构成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员文化、技能方面的人力资本占优势。但能不能说具有较高学历、较高技能的人一定是中等收入阶层的一分子，这可从发展趋势去看。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就业人数与可提供的就业岗位关系是供过于求，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甚至一毕业就待业的现象。但从发展趋势看，他们最终会凭借已有的人力资本，加上初期实践摸索出经验，日后获得较好工作岗位、得到较高收入和良好社会地位的可能性远大于低学历或无学历者。因此，中等收入阶层的组成从发展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上去看，智能与技能也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本质内涵之一。

消费模式也被认为是判断是否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志之一。这其实依然是经济存量引发的。因为，不管什么样的消费模式，它始终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拥有度和持续拥有度作基础。同时，社会保障覆盖广度与深度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消费模式。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等都影响着个人的消费模式。因此，消费模式并不能单独的成为衡量是否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准，它依附于其他标准之上（经济收入、从事职业、社会地位等）。但物质水平、社会地位或职业类型相当的人群在消费模式上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从而构成阶层特征，甚至会引导社会消费模式的同向发展也是确实的。而从这个角度，也可以从消费模式上作出初步判断，认其为中等收入阶层之一员。国内学者在消费模式上引进细化指标，如从家庭消费品档次，分不同等级消费品拥有度来判断不同层次的消费模式，进而判断不同阶层属性。但笔者认为消费模式更适应于在其阶层属性已有定论的情况下去分析。

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学内涵

中外学者对中等收入阶层结构功能的共识是：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及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时，实际已隐含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学内涵。“政治参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倚仗”使得美国的民主传统经久不息。与美国社会已经成熟的中产阶级相比较，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由于内部同质化程度还不高，政治参与积极性参差不齐，对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影响力也只是在逐渐显示并有强化的倾向中。但中等收入阶层的由于其对现存社会秩序和政治主体的依赖性，它所包含的政治学内涵越来越明显了。作为社会中间层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在社会两级中的缓冲作用，一直以来基本上没有引起太大的异议。马克思从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认为“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阶级的存在，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 当然，我们今天研究的中等收入阶层已经没有了阶级斗争的色彩，历史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但有关中间层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中等收入阶层不可能与现实政治脱离，它产生于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必然的依附于政治权力以及政治权力主体所给予的政治空间生存。那么温和与激进、保守与进步，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更多的表现在哪一方面呢？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环境是特殊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政府始终是推动变革的那双手。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内的诸多变化都与政治力量的参与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也与政治环境、政策空间以及政府作为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干系，而很多中等收入阶层成员本身就是积极的政治参与甚至是政策提议与制定者。早期投机发家而跻身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对政治参与态度是暧昧的。他们的既得利益正是利用政策的模糊边界与法律法规的缺位或不完善而获得的，因此，他们的政治参与态度更多的是隔岸观火，并不真心致力于改革与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与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投机空间越来越小，加上知识经济的崛起，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中等收入阶层的组成性质上的根本转变和规模化，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参与态度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了。中等收入群体依附于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每一项政策的颁布与实施，都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迫使中等收入阶层内部各个利益集团积极向政权靠拢，向政策制定部门表达利益需求。在表现出权利诉求的一面，中等收入阶层也表现出权利认同的面。作为过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受惠者，他们并不轻易否定国家政治权力的运用。即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采用温和的手段去争取更好的生存空间，而拒绝暴力式的革命式的手段。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中有一块是由国家公务人员组成的，他们本身就是现行政体的积极实践者、是政治权力的掌控者、是政策措施的制定者、是政治体系本身的微细胞，也就更能表现出与现行政治模式的认可度。因此，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态度应该是温和的、保守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参与却是积极的、进步的。

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能否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进步和民主力量，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有形的社会力量能否担任起这样的“政治使命”，现在还没有定论，原因是起步晚：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真正意义上现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小：中等收入阶层目前占社会人口总数不到20%；同质化程度低：一开始就是由利益、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等彼此各异的成分组成的异质性群体，而且加之他们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具有较大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他们存在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此，由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是在后发的、外来式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于本性上对自由、民主的渴求，中等收入阶层会为了在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中谋取更大空间从而表现出积极、进步的一面，而在社会结构基本趋于稳定之时表现出安于现状的保守的一面。事实上，由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特征与表现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还有许多值得关注和跟踪研究的地方。

总之，中等收入阶层成长于我国特殊的土壤中，有着工业化背景形塑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共性特征，也有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中国特色。中等收入阶层既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缓冲器”与“助推器”的作用，本阶层的发展也与和谐社会构建是同步的，当然，中等收入阶层的内部同质化特征还有待实践与经验的共同发展和进一步的研究。

三 中间阶层与政治稳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例证

政治学鼻祖、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第一个从理论上论述了中间阶层的政治功能和作用。他认为：“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其它任何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务，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样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杀，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中产阶级，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来建立良好的合理和稳定的国家。

对社会中间阶级阶层进行现代性理论研究的，首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马克思在着重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时，还考察了处于这两大基本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马克思生前曾多次使用“中间阶级”、“中间等级”、“中等阶层”、“中产阶级”等概念。据有关专家初步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９卷）中，有８３处直接论及中间阶层。马克思的一个基本判断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间阶层”将分化并转入两大基本阶级。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提到的中间阶层逐步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同时，由于财富的积累，社会公平观念的普及，社会活动频率的加快以及权力与财富的分离，西方社会结构由传统的下中大、上面小的“金字塔”型向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转变，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影响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关于中产阶层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对于促进政治稳定有着积极意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中产阶级可以防止极富阶层的骄横和极贫阶层的“越轨”，保持政治的稳定。当代西方研究政治稳定理论的权威人物以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他认为政治稳定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与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一种平衡关系。他在著名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分析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时指出：“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显然，古今中外许多政治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中间阶层视为一支有助于政治稳定的力量。

在当代世界许多国家，中间阶层都是促进政治稳定、维系社会安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力量，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从世界各国发展和基本现实来看，一个规模庞大、构成总人口主体的社会中间阶层，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坚实力量。美国的中间阶层约占总人口的６０％，日本更有“一亿皆中流”的说法。相反，中间阶层数量和规模偏小的社会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和社会动荡。巴西、阿根廷、秘鲁、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曾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被誉为“拉美速度”，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出现相应的现代化转变，城乡差别急剧扩大，造成贫富悬殊，中间阶层未能成长和壮大，结果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未能享受经济高速发展之惠，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造成政治纷争不息，社会至今动荡不宁。

从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发展的基本现实来看，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国家就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反之，便难以抵抗各种风险或危机，难以迅速从各种社会危机中恢复过来，也难以获得持久的发展潜力。如在应对１９９７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是应对危机的能力最强、恢复得也最快的国家，学者普遍认为这与韩国存在一个作为社会主体人群的中间阶层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而印度尼西亚，迄今仍未真正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社会矛盾重重，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与该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和就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社会中间阶层比例太小不无关系。

四 当代中国中间阶层在维护政治稳定方面的重要功能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革，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也相应处于分化、调整和组合过程中。中间阶层的生成和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这是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必然结果。

根据许多专家的研究，中国当前社会的中间阶层主要由以下四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新生的“中间阶层”，其基本特征是：年龄比较轻，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有适应当前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通电脑，有管理技能，大多就职于新兴行业、新兴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高新技术、服务业等领域，收入普遍较高，有很强的高消费倾向和能力。第二部分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以及效益好的其他类型企业的管理层和职工层。第三部分是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该部分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中间层，收入稳定，上升机会较多，上升空间较大，在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福利等方面有较好的条件。第四部分是大量的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在城乡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乡镇企业家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是社会收入较高、在政治上日见活跃的社会群体。

目前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比重太小，据有关专家分析研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１５％左右，无论在人口比例上还是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上，都显得弱小，但是，作为一支正在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中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中间阶层对维护我国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间阶层在维护我国政治稳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１． 中间阶层是支持和拥护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推动力量。中间阶层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其产生和发展既得益于改革开放和政治稳定，其今后的发展也与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政治上的稳定密切相关。中间阶层拥有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较为宽裕良好的生活条件和质量，这一切决定了他们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主观上自觉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反对和抵制阻挠改革开放的观念和行为，要求政治稳定，反对社会**。为了进一步开拓事业，发展自我，他们既希望有一个稳定有序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又要求通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他们壮大事业、实现自我创造更为宽松、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因而又是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者。

２． 中间阶层是有效缓解社会各阶层矛盾和维护政治稳定的调节力量。在我国当代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呈拉大之势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间阶层是政治稳定的积极支持者。作为介于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地带，能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削减缓解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中间阶层有社会稳定的“调节器”之说。具体而言，中间阶层的壮大能有效地防止两极分化，极大地减轻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相互摩擦和利益冲突，从而缓解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使社会经济处于一种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中。中间阶层稳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是与执政党保持一致、支持和拥护现有政策的一支政治力量。从其切身利害关系出发，他们并不排斥渐进的变革，但不赞成通过剧烈的社会变革等手段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更不希望发生政治动荡和不安定，因而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注重理性判断，对社会冲突的态度较为克制，对矛盾的处理较为理智。所以，只要社会中间阶层不断壮大，一方面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根本目标，另一方面也推动和利于社会保障政策及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从而缓解可能发生的社会对立和矛盾激化，使发生政治突变或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和几率越来越小。随着中间阶层逐渐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社会阶层结构成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现代化社会结构形态时，社会就将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态势。那时，作为社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中国社会才能真正深刻、本质地反映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水平。

３． 中间阶层是促进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由于社会各阶层所处的地位、所掌控的资源和主观感受不一样，处于社会两极的阶层往往更容易采取激进或过激的方式来进行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占社会少数的富有阶层或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由于掌控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为了保护其得益于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缺陷而带来的利益，会自觉不自觉地抵制合理的财富分配原则，甚至可能会利用其政治关系、经济优势和社会影响来抵制民主政治建设；而占社会多数的底部阶层，虽然有着向往和追求民主的政治要求，但由于自身的素质、受教育程度及素养等因素，一方面可能采取非理性的、激进甚至激烈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能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拒绝，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阻力。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平民群众和财富阶层之间时时发生党争，不管取得胜利的是谁，那占上风的一方总不肯以公共利益和平等原则为依归来组织中间形式的政体，他们把政治特权看作党争胜利果实，抢占到自己手中后，就各自宁愿偏向平民主义或寡头政治而各行其是。”这就是说，在两个阶层之间的斗争中，富人取胜会建立寡头制，穷人得势会建立极端民主制，而这与现代民主政治原则是相悖离的。

不同于两极阶层的激进或极端的思想和行为，中间阶层大多数人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学识水平和个人素质，更富于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更注重理性思考，更倾向于运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处理矛盾和冲突。一般而言，中间阶层对于现代民主政治和国家法制建设的认知和判断较为深刻、客观。对现存社会政治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对实现自我价值有着更高的要求，突出表现为自觉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而通常会采取合法的、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方式，不主张也反对通过激进的变革来否定现有秩序，因此往往是稳健、渐进式改革的支持者。中间阶层一般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多数人也具备一定的参与政治、管理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较好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视野，也使中间阶层通过前苏联垮台的教训和一些拉美、东南亚国家民主政治的现实，意识到改革、民主可能带来的政治动荡、黑金政治等负面效应，从而以理智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和方式支持、参与和推动当代中国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这就使中间阶层发挥了既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又推动民主化、法制化建设的双重功效。

４． 中间阶层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示范力量。中间阶层的大多数人具有不断开拓的进取心和事业心，敢于干事业、求发展。他们往往通过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勤奋的工作来实现收入的增长和地位的提高。一方面是渴求成功、追求更大成功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是切身感受到现代社会流动频繁带来的竞争压力，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一般会自觉地提高和充实自我，充分地展现和发挥自我的特长和潜能。因此，力求上进的心理状态和良好的敬业精神，造就了中间阶层的性格特性和思想主流。中间阶层所从事的大多是适合时代潮流，适应时代要求的科技开发、经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商业贸易、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与时代和社会进步同步的职业，因而具有时代性或先进性。较高的素养、收入、地位和生活质量，使中间阶层大多具有自觉的现代公民意识，在思想意识、文化观念、价值观方面对社会和时代的主流意识和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是现行社会规范价值观的奉行者和遵守者；在社会生活中，崇尚公平竞争和能力准则，具有积极进取、敢于创新的精神和遵纪守法的品质；平和、开放，既不甘落后又拒绝激进的心态；在公共事务领域，讲文明、讲公德、讲规范，大多乐于参与有益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社会公共事务；较为宽容，尊重个性选择，同情和以适当方式帮助弱势群体；以合法手段积累社会财富，适时适当回报社会，等等。这些价值取向、精神状态和社会行为符合党和国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导向，因而对其他社会阶层有示范引导作用，是维护政治稳定的社会价值和规范要求的示范力量。

５． 中间阶层是增强社会公众对未来的信心、引导和维持社会消费水平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力量。中间阶层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和较固定的经济来源，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对物质和文化生活有较高的要求，这就决定了他们较为强烈的消费欲望和要求体现品位、价值的消费倾向，因此，中间阶层是稳定的消费群体，其较强的消费能力和不断上升的消费趋向对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当前，贷款购买、分期付款、超前消费等消费方式已为中间阶层所普遍接受，中高档日用消费品，如轿车、高档次住房、教育、文化、旅游的主要消费者也是以中产阶层为主体。中间阶层已成为我国当代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不仅改变着国人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而且引领着社会的消费潮流，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社会庞大而稳定的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我们相信，随着我国中间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其消费能力的持续增强，中间阶层必定能够进一步对扩大内需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充分发挥边际消费倾向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正向乘数效应，促进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而这正是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对国家未来的信心进而维护政治稳定的一种政治效应。

五 培育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政治整合和制度调节

中间阶层在中国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然而，由于中国当代社会的中间阶层尚在缓慢的成长和壮大中，因而尚不能很好的发挥这些功能和作用，也难以有效地担当其应有的政治和社会使命。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巨大社会活力和所带来的自由空间特别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中国当代社会中间阶层发育、生长的环境和土壤，这使中间阶层的成长具有明显的自发性质。尽管中间阶层已经开始了从自发性演变向自觉性发展的过渡，但我国中间阶层的规模与现代社会“橄榄型”的阶层结构所要求达到的占总人数４０％以上的标准相比，还远远不够。中间阶层的成长与培育，需要国家这只“有形的手”，需要政治整合，尤其需要恰当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的调节、引导。

１．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表明，市场经济是中间阶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是中间阶层发展的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２０年，集中精力，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达到“六个更加”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六个更加”都与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一重要论断和要求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分配制度的改革，道出了培育中产阶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结构、重要特征和基础的意义。显而易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六个更加”的目标，关键是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使中间阶层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主流阶层，让他们代表未来中国的富裕程度，代表时代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而一个中等收入者群体亦即中产阶层的主体不可能通过分配手段创造出来，只能通过公平、完善、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生长出来。因此，只有加快推进市场改革，真正形成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防止少数利益集团通过特权垄断和非法聚敛社会财富，使利益、阶层分化规范化、制度化；同时使全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断扩大，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使全社会成员都能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从而最终形成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中间阶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２． 制定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推动中间阶层发展的社会政策。合理的、适应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不可能靠自发而形成，必须建立带有战略性的、能够在长远上起根本作用的、长期坚持的社会制度。一是要改革任何阻碍社会流动的制度和政策樊篱，建立健全开放的社会结构和公正、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所谓社会流动机制是指引起、维持和促进社会流动的环境、原因与条件。引起和促进社会流动的机制主要包括教育、就业、资本、权力等几个方面。判断其是否合理健全，主要看获得教育、就业、资本以及权力等条件是根据先赋性原则还是成就性原则。我国当前由于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类似先赋性原则的因素和作用，使教育、就业等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平等现象。因此，要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不同所有制、行业、单位以及人事档案等存在的歧视性政策，促进社会成员有公平、充分的机会实现流动；二是要切实解决教育领域的不公正问题。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振兴的重要手段，也是人们的进步和向上流动的重要阶梯。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教育的普及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一是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教育结构，为每一个适龄学子提供平等、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二是要努力造就发达的高等教育。大学是造就中产阶层的机器，要使大多数青少年都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拥有和分享进入中上层社会的资源。三要构筑起终身教育体系，完善人才成长体系。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促使他们在适应科技进步、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同时步入中间阶层；三是要规范权力与资本的获得。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由于体制的不健全，一些人所以占有权力、资本，并不是由于其能力或成就，而是因为某种先赋性的因素，或者类似于先赋性的制度性因素如行业垄断等在起作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行为中不断滋长蔓延的腐败现象皆与此相关。因此，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增加权力和资本获得的竞争性和透明度，加强社会监督，规范其获得方式，以减少权力与资本获得中的先赋性因素以及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消除腐败行为，畅通社会流动渠道。

总之，从社会流动机制方面入手改革就业、教育、权力与资本获得方面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才能形成公平、公正、开放、竞争、有序、稳定的社会流动机制，使社会发展充满活力，保证社会健康发展。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内涵解读 篇3

关键词：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内涵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11003

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已经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不争的事实，这不仅在公众视野里获得共识，也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得到了认可。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但对这一阶层的称谓与界定标准，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中产阶级”、“中等收入者”、“中间阶层”、“中产者”等。那么，用哪个称谓更能体现我国当前这一群体的特征，又如何科学界定这一群体的内涵。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用中等收入阶层更能显示这个阶层的多学科内涵。（1）“中等收入”与“中产”是有区别的。我国的“中等收入”必然与我国经济发展相联系，无论上限还是下限的量化标准与“中产”都有很大出入，或者说“中产”位于“中等收入”的上层，“中等收入”的外延要大于“中产”。（2）使用“阶层”放弃“阶级”，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将该群体的产生视为一个正在成长壮大的社会阶层，可淡化“阶级”一词在中国社会特有的敏感性，而更多的去关注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社会学意义。事实上，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也冲破了了改革开放前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单调社会结构，在瓦解顽固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3）用“中等收入阶层”而放弃“中等收入者”也是为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挖掘附在中等收入群体身上多学科功义。“中等收入者”偏重于“收入”角度上理解，即倾向于经济学意义，而“中等收入阶层”则既有经济学视角，还显示其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性与综合性特征。

1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学内涵

收入是一个与数据有着密切关系的名词，而数据又是经济学中可操作的重要指标。中等收入即意味着从可操作层面上看，用来衡量收入的数据指标位于上下层之间。一般而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或收入和财产等经济因素是划分中等收入阶层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将个体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收入和财产等因素归并到“收入”这个大概念中去，因为单纯的工资性收入是不能完全概括中等收入阶层收入状况的。也即“收入”包含工资性收入和非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是从事一定的工作所得的相应的报酬，包括一般工资、奖金、津贴等等。非工资性收入包括固定资产、继承性资产、投资性资产以及这些资产的增值等等。由于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建立，显性收入与隐性收入并存，更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怕“露富”或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的“收入”衡量有复杂化倾向。但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应该是稳定的，而不是忽上忽下，“一夜暴富”或“瞬间破产”都不能算入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当然，中等收入阶层收入的划分不是单纯取全国收入加总的平均值，而应该是众数、平均数、中位数三位一体，即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较高，其收入水平接近于平均收入和中等偏上水平，或者说，“中等收入”应该是一个生活比较富裕的概念。 它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还要有结余来享受和投资。这样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定义也与全面实现小康，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相适应。

关于中等收入水平标准的认定，核心指标是人均年收入和家庭年均收入水平的下限和上限。在确定中等收入标准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了7%以上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3年刚刚超过1000美元，只有发达国家的1/5、1/6甚至更低。因此，在确定中等收入划分标准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并且要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联系起来。当然，对中等收入标准的确立也要有一定的国际可比性。因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划分标准得到学界相对一致的认可，即个人年收入为3.4万元-10万元、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5.4万元、家庭年收入为5.37万-16万元。其划分标准考虑因素有目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达到全面小康时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进程及国际参照标准（世界银行）。其预测是以2020年人均年收入作为现阶段中等收入标准的基础。具体测算过程为：（1）以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2.8元和农民人均纯收入2475.6为基础，城乡都用年均增长6.5%的增幅外推，到2020年将分别达到22500元和7200元。当年城市化水平可达60%，经过城乡加权计算，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可达16380元。（2）以全面小康社会为标准，测算出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0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000元，经过加权（城市化60%）得出，城乡居民中等收入者年收入为14000元。（3）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收入起点标准为3470美元，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约合14500元人民币。综合分析显示，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标准其“下限”为人均年收入15000元左右，“上限”为2.5倍即37500元左右，在37500元以上，则为高收入者。

2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学内涵

阶层本身就是与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相关的术语之一。中等收入阶层是指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中间状态的阶层。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学内涵首先表现在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关系上。发达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橄榄型”或“纺缍型”社会结构的出现，即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结构中的绝大部分。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出现的晚，且规模小，长期以来是低收入阶层占社会绝大多数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少量的高收入阶层与庞大的低收入阶层直接对抗，是中国历史上纷争不断的原因之一，也是建国以来社会发展缓慢，社会矛盾积累、冲突不断的原因之一。中等收入阶层的出现及发展必然使低收入阶层缩小。社会结构的“腹部”膨胀使“金字塔”的三角尖不再尖锐，整个社会结构形态也不再是僵死不变，而是从内部滋长出生命力与活力，中等收入群体从社会结构内部突破，拓展了社会发展的空间，也丰富了社会生活的内容。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状大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内在力量，只有中等收入阶层扩大了，社会结构才能向人们理想中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只有社会结构确实地向“橄榄型”转变，中等收入阶层才有继续增长的空间和持续扩大的动力。有数据表明，一个社会的中等收入阶层要占到社会总数的40%左右，才能算是一个较稳定的“橄榄型”社会。但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还没有突破20%大关，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还很脆弱，贫富分化，资源分配不公等因素影响着社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制度安排合理，政策引导适当，随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发展变化，社会阶层结构就一定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中等收入阶层的另一个社会学内涵表现在与职业结构升级变化关系上。现代工业化的结果之一产生了大量依托科层组织生存的“白领”，发达国家因此也有了新老中产阶级之分。工业化的结果在中国同样导致职业结构变化升级。就工业化推进的社会影响看，一是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其结果导致了一套系统的以技术等级或专业化程度为基础的分化体系。职业分化导致的社会经济差异现象日益突出，专业化程度高的职业往往获得越来越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而无技术的体力劳动从业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则相对下降。这一分化，使得我国的职业结构及其社会地位评价系统为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温床。工业化推进的另一社会影响是科层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张。现阶段，我国社会科层组织大规模发展，企业组织、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大量涌现，组织规模不断膨胀，管理层次日趋增多，尤为重要的是，出现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经营权）的分离，组织中的管理者实际上拥有了对所属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导致了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及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改革开放前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实际上也显示了职业构成的单调，且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各阶级阶层内部同质化程度较高，导致了“平均贫穷”的倾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新的职业种类层出不穷，如计算机操作员、网络管理员、软件设计人员、注册会计师、同声翻译、家庭教师、家政服务员、市场营策划人员、广告策划人员、媒体运营策划人员、企业管理咨询人员、平面设计人员、融资代理人等等。新的职业种类的频频新生并显示出职业结构高级化趋向，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与之相伴的是我国体制转轨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使有能力获取这种职业的人规模化。这样，一方面，中等收入阶层的职业构成趋高级化；同时，职业的趋高级化带动了更多群体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中一员。

当然中等收入阶层的受教育程度也是越来越高。如果说在改革初期，有许多知识水平不高，但靠把握时机能力强，能钻政策漏洞与法律空隙而发家的人或“暴发户”等，没有显示出知识化、智能化、技术化倾向。在市场化逐渐走上正轨，理性回归，法制相对越来越完善的今天，想要跻身中等收入阶层，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即知识、技能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回报率呈正相关性。据最新调查显示，人力资本存量对社会和个人都会带来较大收益，目前中国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7%，也就是说，多接受一年教育，收入就会增长6%-7%，这个水平已接近欧美国家。 从现有的中等收入阶层的知识构成上看，中等以上学历的人所占比例逐年上升。构成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员文化、技能方面的人力资本占优势。但能不能说具有较高学历、较高技能的人一定是中等收入阶层的一分子，这可从发展趋势去看。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就业人数与可提供的就业岗位关系是供过于求，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甚至一毕业就待业的现象。但从发展趋势看，他们最终会凭借已有的人力资本，加上初期实践摸索出经验，日后获得较好工作岗位、得到较高收入和良好社会地位的可能性远大于低学历或无学历者。因此，中等收入阶层的组成从发展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上去看，智能与技能也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本质内涵之一。

消费模式也被认为是判断是否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志之一。这其实依然是经济存量引发的。因为，不管什么样的消费模式，它始终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拥有度和持续拥有度作基础。同时，社会保障覆盖广度与深度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消费模式。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等都影响着个人的消费模式。因此，消费模式并不能单独的成为衡量是否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准，它依附于其他标准之上（经济收入、从事职业、社会地位等）。但物质水平、社会地位或职业类型相当的人群在消费模式上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从而构成阶层特征，甚至会引导社会消费模式的同向发展也是确实的。而从这个角度，也可以从消费模式上作出初步判断，认其为中等收入阶层之一员。国内学者在消费模式上引进细化指标，如从家庭消费品档次，分不同等级消费品拥有度来判断不同层次的消费模式，进而判断不同阶层属性。但笔者认为消费模式更适应于在其阶层属性已有定论的情况下去分析。

3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学内涵

中外学者对中等收入阶层结构功能的共识是：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及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时，实际已隐含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学内涵。“政治参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倚仗”使得美国的民主传统经久不息。与美国社会已经成熟的中产阶级相比较，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由于内部同质化程度还不高，政治参与积极性参差不齐，对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影响力也只是在逐渐显示并有强化的倾向中。但中等收入阶层的由于其对现存社会秩序和政治主体的依赖性，它所包含的政治学内涵越来越明显了。作为社会中间层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在社会两级中的缓冲作用，一直以来基本上没有引起太大的异议。马克思从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认为“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阶级的存在，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 当然，我们今天研究的中等收入阶层已经没有了阶级斗争的色彩，历史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但有关中间层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中等收入阶层不可能与现实政治脱离，它产生于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必然的依附于政治权力以及政治权力主体所给予的政治空间生存。那么温和与激进、保守与进步，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更多的表现在哪一方面呢？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环境是特殊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政府始终是推动变革的那双手。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内的诸多变化都与政治力量的参与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也与政治环境、政策空间以及政府作为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干系，而很多中等收入阶层成员本身就是积极的政治参与甚至是政策提议与制定者。早期投机发家而跻身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对政治参与态度是暧昧的。他们的既得利益正是利用政策的模糊边界与法律法规的缺位或不完善而获得的，因此，他们的政治参与态度更多的是隔岸观火，并不真心致力于改革与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与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投机空间越来越小，加上知识经济的崛起，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中等收入阶层的组成性质上的根本转变和规模化，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参与态度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了。中等收入群体依附于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每一项政策的颁布与实施，都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迫使中等收入阶层内部各个利益集团积极向政权靠拢，向政策制定部门表达利益需求。在表现出权利诉求的一面，中等收入阶层也表现出权利认同的面。作为过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受惠者，他们并不轻易否定国家政治权力的运用。即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采用温和的手段去争取更好的生存空间，而拒绝暴力式的革命式的手段。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中有一块是由国家公务人员组成的，他们本身就是现行政体的积极实践者、是政治权力的掌控者、是政策措施的制定者、是政治体系本身的微细胞，也就更能表现出与现行政治模式的认可度。因此，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态度应该是温和的、保守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参与却是积极的、进步的。

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能否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进步和民主力量，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有形的社会力量能否担任起这样的“政治使命”，现在还没有定论， 原因是起步晚：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真正意义上现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小：中等收入阶层目前占社会人口总数不到20%；同质化程度低：一开始就是由利益、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等彼此各异的成分组成的异质性群体，而且加之他们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具有较大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他们存在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此，由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是在后发的、外来式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于本性上对自由、民主的渴求，中等收入阶层会为了在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中谋取更大空间从而表现出积极、进步的一面，而在社会结构基本趋于稳定之时表现出安于现状的保守的一面。事实上，由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特征与表现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还有许多值得关注和跟踪研究的地方。

总之，中等收入阶层成长于我国特殊的土壤中，有着工业化背景形塑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共性特征，也有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中国特色。中等收入阶层既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缓冲器”与“助推器”的作用，本阶层的发展也与和谐社会构建是同步的，当然，中等收入阶层的内部同质化特征还有待实践与经验的共同发展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思.共产党宣言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王开玉.中国中等收入者研究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周晓虹.全球中产阶级报告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收入差距固化社会阶层 篇4

10年过去, 物是人非。回头看看, 当年怀着白领梦“范进中举”, 当许多大学生兴冲冲踏出大学这个高级职业培训监狱大门的时候, 在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面前, 破产的破产, 失业的失业, 当孕育白领的贸易、广告、IT和制造业风吹雨打流水落花时, 老去的白领继续徘徊于物价和房价飞涨的城市。

与此同时, 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社会群体已经夺去了全中国所有的光芒, 他们开着“自己的”大排量名牌汽车, 出入高档酒楼, 乘坐头等舱或软卧, 住星级宾馆, 拥有黄金位置的几处豪宅, 在位置最好、质量最安全的办公楼上班, 不用打卡, 公派出国, 疗养, 免费医疗, 脱产学习, 带薪假……他们就是在全中国遍地开花, 全面掘起的新兴阶层, 就职于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的庞大群体。

真实而模糊的收入差距

一个刚刚工作两年的警察就已经买车买房——没要父母的钱也没按揭……一个国家电网公司的抄表员基本月薪达到8000元……简单推算一下, 全国有1000多个省级, 20000个厅级, 好几万到十来万县级, 较发达地区权力阶层职员年收入10到20万元极普遍, 年终发个十万元奖金不是什么稀奇事, 而这是“合法”的收入, 这一部分财产是不怕公示的。去年就有新闻称, 南方某地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有两部车, 而且很正常。对公职人员来说, 收入绝对不止薪水这一块, 医疗交通吃喝等等, 所有的地方都享受纳税人无偿供养。

尽管没有权威数据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日益恶化, 但劳动收入占GDP比例逐年下降却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感觉通过辛勤劳动和工作已经不能达成“小康”生活的梦想, 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的恐惧始终萦绕在老百姓的心里。收入分配已经成为和谐社会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收入差距显然不是一个新话题, 它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走入人们的视线, 今天之所以格外受关注, 有其自身的背景。由于房价、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 大大增加了普通公民的生活开支, 其生活质量及其预期受到严重挤压的情况下, 大家已经明显地察觉到财富越发向上层集中, 而压力逐渐向底层转移, 这种巨大的不公平与不公正成为最能挑动公众情感的社会热点之一。

按照社科院社会保障室主任张展新的看法, 目前判断收入差距的主要依据是基尼系数, 但基尼系数计算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近年来, 一些能够降低收入差距因素在现有的统计体系中没有充分地反映出来,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 有助于降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 但是这个因素的作用在现有的收入统计中很可能被低估。当然, 一些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也难以准确估算。

相对而言, 普通公民对收入差距的感受则要形象得多。1%的人是年薪百万以上, 9%的人是年薪10万以上, 90%的人是年薪2—3万。

不管怎么样,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收入差距所形成的鸿沟, 当大部分人群仍然在为生存所挣扎的时候, 中国已经悄然形成了规模世界第二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已经成为超越美国的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动辄出现的腐败案件, 每每暴露出部分官员的极端奢侈生活, 与大多数居民生活压力增大, 不敢或者无力消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这些无疑在直觉上强化了贫富差距的印象。

社会阶层固化的风险

2010年3月, 随着北京邮电大学一个年轻博士生命的离去, 一份充满了血泪和无奈的遗书在网上疯传: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我在这里再怎么折腾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 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冷漠的人, 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 让我最终下了这样的决心……

越来越多的贫寒子弟难以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 是一个冰冷而严酷的话题, 这颠覆了国人千年以来的价值传统, 成为新时期考验中国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冷冰冰的试金石。比起10年前苍白的知识分子, 只有这些享受和垄断了政治权利的人才真正的实现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他们绝对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生活的水淮。垄断行业人员和公职人员之所以生活水平急剧提高, 是因为其垄断了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信息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 构成了中国新二元社会的显赫一极。这个群体虽然相对数量少, 但是绝对数量庞大。

“富二代”奢侈无度与“穷二代”蜗居等问题已经很现实地摆在了国人面前。温家宝总理曾不无忧心地说, 自己已经感受到现在大学中来自农村的学生减少了。对低收入群体来说, 其后代可能在教育和医疗方面上不去, 贫困延续, 在城市中如果这个群体庞大, 肯定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现象, 其背后分别隐喻的权利、财富与贫困的“世袭”, 已经严重考验中国的社会公平与秩序。

社会阶层的固化风险, 让很多青年遭遇奋斗的迷惘, 大批渴望城市生活的农村精英, 实实在在地面临着可能成为“房奴”的威胁与恐惧, 这种由农民转变成城市贫民的风险, 对众多常年奋斗在城市的农村精英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前不久在这场席卷地球的金融风暴中, 无数外企破产倒闭、业绩滑坡, 覆巢之下, 纷纷裁员降薪。与此相反, 中国垄断企业却财大气粗逆市飘红, 令世界500强为之羡慕, 垄断企业员工仍然可以毫无罪恶感的集体加薪。

如果说白领曾经掀起一股托福热、小资热的话, 公职人员的江湖则使传统国学和势利文化大热。易中天的阴谋学、阎崇年的帝王学和马未都的收藏学等等, 无不映照了这个社会核心阶层的形成。说明多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之后, 新兴知识群体在与权力群体博弈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权力经济终于在近10年从量变到质变, 完成了对知识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彻底颠覆。曾经的党校高材生、当代厚黑学大师冯仑毫不客气地把白领鄙视为“房奴”, 一个“奴”字撕下了一群人看似体面的假领。

中产阶级的非典型成长路

房地产市场的数度癫狂、汽车时代的骤然来临, 都让人感到生活压力巨大的普通人惊呼看不懂。对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与发展状况, 很多学者表示难以给出准确的概念。我国目前可能没有西方国家经典的中产阶级,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为主, 但实际上即便不谈中产阶级的概念, 还是有一批人有着可观的收入。问题是这一部分人是谁, 比如说掌握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的人, 可能其收入增长得很快, 但是他又不报, 从其账户上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从消费上可以看出这样一点问题, 比如房价那么高也有人在买, 车的消费量也很高, 还有度假旅游等等。

中国中产阶级的整体模式和西方的中产阶级模式可能不太一样, 收入来源的途径这还是一个问号。相当多的公务员和公共部门员工, 尽管表面上收入不多, 但是实实在在地享受起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

作为改善未来中国收入结构的主力军中产阶级, 其非典型的特征, 显然难以承担改善中国未来收入结构的重任。应该说我国的中产阶级确切地说是中等收入阶层, 还是有的, 而且正在壮大。但是透明度不够, 而且让人琢磨不透。正因为如此, 很多严谨的学者甚至否定中产阶级的存在, 而代之为中产收入阶层的称谓。在很多人尚不能明确中国中产阶级的存在现状时, 一些学者的中产阶级破产论又如重磅炸弹在渴望成为中产和准中产的人群中炸开了花。这种收入与支出双高而生活压力巨大的人群, 造成了中国所谓的典型的中产阶级不典型。而非典型的中产却典型地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这种非典型的中产阶级成长道路, 折射出中国当下的现实。

规范公权力为当务之急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将收入不平等归结为两个可能的来源:一是机会的不平等;二是结果的不平等。并认为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如贪官污吏通过权力寻租、掠夺公共财产很容易就可以成为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 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而造成这种不平等的根源, 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公权力的滥用与被寻租。

很多权力阶层的房子票子车子等等, 都一概享受无偿配给, 几乎不用跟“普通老百姓”们争来抢去的所谓市场发生任何关系。普通职员是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 一套小小栖身的房子就可以将其压垮;而公职人员是如此坚不可催固若金汤, 一场导致无数孩子死亡的“三鹿”惨案, 也未见一人因职务犯罪被追究法律责任, 仅仅纪律处分了事。在全社会的羡慕、嫉妒和仇视之中, 公职人员一方面继续低调的巩固其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在完成原始积累后, 开始悄然向新大陆挺进——携款外逃, 或者投资移民, 实现自己正式加入世界发达国家高级人类的梦想。

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淮, 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而我国公车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 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37.58%用于供养行政公务人员;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达9000亿元以上。

不是市场就能解决不平等, 如果是一个靠行政性垄断的市场, 反而会加大不平等。比如金融、电信、电力。还有就是随着公共部门的日益庞大, 财政支出在增长, 社保基金也在增长, 这么庞大的公共资源还没有透明的、能够让社会公众参与的监督和管理体系。

以香港为例, 公务员提高工资水平要由几个委员会审议, 并经过议会辩论表决方可实施。我们完全缺乏这样的程序, 如果说真的借鉴国外经验的话, 不应该只在公务员怎样晋级怎么样考核等技术性的问题上借鉴, 更应该在管理和监督制约机制上多想办法。应该形成对公共部门的开放性的监督和制约, 部分政府机构仍然在搞分房, 这些钱哪里来?这不属于个人腐败行为, 但是, 这是以某种变通的方式动用公共财政资金来买房, 然后再以打折的形式出售给自己的公务员。面对这种情况, 应该有一个更广泛的, 让民众能够参与、能够体现公民社会的对公务员的监督机制。

树立积极的劳动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并不陌生, 为了解决庞大的就业压力, 我国始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抓手, 以鼓励就业为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 更是推出了以4万亿投资为代表的经济振兴计划, 试图避免大量失业带来的社会综合问题的恶化。但是有证据表明, 以国有经济部门为主力的救市资金承接者并没有达到显著带动就业的目的。

事实证明, 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等于更不能替代积极的劳动政策。改变低收入者状况, 最重要的还是改善其就业能力和增加就业机会。现在经常能听到这样的抱怨,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很难, 创业不太好搞, 有些法规得不到保障, 各方面盘剥比较严重。像房地产商任志强还在喊, 你说我房地产是暴利, 多少钱被政府拿走了!?可以想象, 有些本来利润率不如房地产那么厚的, 可能也受到盘剥, 这会影响到中国企业家阶层、技术精英阶层的形成。

针对中国等亚洲国家面临的困境, 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建议。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积极的劳动政策与劳动保障环境是解决低收入者生存处境的相依相存的必要条件。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树立积极的劳动政策的同时需要把我们的法规建设真正落到民营企业, 市场化部门的实处, 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合同法》要全面实施, 尽管《劳动合同法》的个别条款社会有所争议, 但是《劳动合同法》中的平等劳动权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过去, 一些城市发文件, 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只能进什么行业, 不能进什么行业, 只能是短期雇用不能是长期雇用等等。有《劳动合同法》之后, 就可以肯定这就是违法的所以说《劳动合同法》在法律意义上平等的机会已经定义出来了。《劳动合同法》, 还有最近要颁布的《社会保险法》真正落实下来, 肯定会降低收入不平等, 阶层固化的问题。

10年之前, 白领还是一个全社会人人称羡的身份, 在高级写字楼里上班的专业技术人员, 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 体面的工作、优雅的修养、丰富的精神体验。

家庭职业阶层、学校表现及工作收入 篇5

关键词：代际间传递；家庭职业阶层；学校表现；工作收入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5-0011-05

一、引言

中国有句谚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除了说明生物学的遗传作用外，也可以从社会学的代际间传递角度来解读。在当前中国由于代际间传递的原因所造成的起点不公平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官二代”、“富二代”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某些极端案例甚至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另一方面，普通家庭的子女步入社会后发现，居然大多数人却只能是成为“屌丝”的结局。也就是说，在当今社会，一个人的最终成就可能与其聪明才智或者努力程度无关，而与之相关度更高的却往往是其出身背景。

代际间传递所导致的不公平，可以说已经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呈现。以教育为例，农村大学生的比例在逐年下降，而且越是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这一比例越低。例如近年来考入北大清华的农村大学生只占15%左右，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均低于30%。而在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还是一般高校，农村学生都占大多数，许多大学甚至高达80%以上（曹文振，2012）。长久下去，这种“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局面将造成社会不公平程度的加剧，进一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社会上普遍性的“仇官”、“仇富”现象，就是民众对这种代际间传递强烈不满的表现之一。

本文将利用麦可思公司调查的数据来研究以下问题：由于家庭职业阶层的差异，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会有何区别？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单位及收入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重点研究其工作收入的差异究竟由哪些因素所决定？家庭职业阶层对于收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二、文献综述

关于代际间传递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经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研究发现父母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及收入对于子女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的职场表现都有着显著影响（王海港，2006；李煜，2006；苟人民，2006；Chen and Li，2009）。

综合现有文献，国内外所有的实证研究都表明：代际间的收入，即父子间的收入水平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父母是高收入者，其子女的收入也较高。然而对此现象的理论解释却是大相径庭。

部分学者认为，代际间的相关性并不代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泰洛特，1992）。这是因为父子两代人的工作收入可能同时受到某个因素的影响，例如：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就业机会的多寡（邢春冰，2006）；另外也有可能是父母的基因会对子女的人力资本状况带来影响，进而可能会影响其工作收入，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并非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而是需要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进行解释。

而更多学者的观点是，父母在影响子女工作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可能是经过以下这些渠道来进行的。Becker和Tomes（1986）认为，父母的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影响子女的就业机会，例如，收入高的父母在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金额上可能更高（Solon， 1992）。另外有些学者认为，父母影响子女收入的另外一个渠道，则是因为父母一辈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给子女带来较高的收入，而且这一点在中国表现更为典型。李宏彬等（2012）的研究发现“官二代”学生的起薪比非“官二代”学生的起薪平均高13%（约280元/月），计量结果表明，这一差异不能被学生家庭的收入、父母的教育程度、学生的高考成绩、就读大学的质量以及学生在大学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所解释。还有学者（杨瑞龙等，2010）发现，父亲在职和党员的交互项对子女能力和社会资本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这意味着，父亲政治身份和政治关系对子女的收入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影响，也就是说权力寻租效应在就业中普遍存在。

除此以外，当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工作机会的搜寻成本很高时，父母拥有的社会关系会使子女能够以更加低廉的成本来获得关于“某些或某类”工作的信息。一方面，父母为子女提供了与劳动力市场联系的通道；另一方面，收入高的父母在子女找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Solon， 1999），最终他们可能获取高于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的收入。另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型特征以及计划经济下的制度特征也可能是造成代际传递的原因（邢春冰，2006）。

三、分析框架、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一）分析框架

本文将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家庭职业阶层与毕业生工作收入之间的关系。考虑到个人人力资本状况和家庭的影响、工作收入的决定我们可以用图1来进行简单表达。

图1 文章分析框架图

如图1所示，我们首先假设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主要由其个人人力资本和努力程度所决定，与家庭职业阶层无关。于是，我们可以把学校期间的表现情况（也就是学生在校期间的各项指标），视为毕业生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这样一来，毕业生的工作单位将由家庭职业阶层（社会关系）和学校表现来决定。进一步，其工作收入将受到学生的个人素质和工作单位所影响。最终，毕业生的工作收入是关于个体的人力资本和家庭职业阶层的函数。

用数学方程式可以这样表达，工作收入Y的函数表达式为：

其中H（Human capital）为个体的人力资本情况，W（Working conditions）为工作单位的情况。而

其中F（The family occupation stratum）表示家庭职业阶层。于是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复合函数：

上式意味着，毕业生的工作收入由个体的人力资本和家庭职业阶层所决定。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所有推导过程都是建立在如下H1的假设基础上。

H1：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由其个人人力资本所决定，而与家庭职业阶层无关。关于这个假设的检验，我们将在本章中利用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进行论证。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2013年度三个学院的《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数据，根据作者掌握的数据所涉及到的学院，是均处于广州市的三所职业技术学院（三所学院为分别NGS、GC、NZ）。麦可思公司的调查方法是，对各校向毕业半年后的2012届高职毕业生发放答题邀请函，问卷客户端链接和账户，由答卷人回答问卷。该调查完全是第三方行为，不受学校方的影响，所以目前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普遍的认可。本文使用的有效样本数据量有3726份，其中家庭职业阶层为“农民与农民工”的1231份（33%），我们用“农民子女”来表征；其他①的有2495份（67%），我们定义为“非农民子女”。具体计量时，有效样本量还会减少，因为在上述有效样本中，文章所需要选取的个别问题，有些学生并没有进行回答，本文将在相关位置标出样本量。

（三）描述性统计及分析

根据分析框架图，我们把学生的答卷再分成学校表现和工作情况两大类来进行考虑，分别选取那些可能影响工作收入的变量来进行描述统计。学校表现反映了该毕业生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而工作情况说明了工作单位的各项基本情况。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的各变量均值如表1所示：

表1 分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农民子女非农民子女

学校表现

大学成绩（分，取组中值）78.32（32.96）77.32（43.18）

校级及以上奖励（%）3.36（0.43）3.73（0.46）

入党（%）6.67（0.82）5.64（0.81）

曾任学生干部（%）6.84（0.34）5.31（0.30）

曾任社团干部（%）9.08（0.32）9.04（0.35）

参加学术社团（%）8.52（0.12）8.04（0.07）

参加公益和社交联谊社团（%）20.36（0.08）20.25（0.03）

参加文体类社团（%）18.21（0.13）24.37（0.15）

工作情况

收入（元）2738.09（325.67）3262.62（432.18）

工作与专业相关（%））41.54（0.14）58.35（0.14）

有过离职经历（%）51.21（0.07）39.82（0.06）

工作城市在珠三角地区（%）78.24（0.15）81.36（0.12）

用人单位规模（人，取组中值）24.26（13.21）38.48（14.53）

用人单位类型是民营或个体（%）33.56（0.11）22.94（0.10）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根据表1，我们发现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的子女在学校期间的表现基本相差不大，除了参加文体类社团的比例，非农民子女比农民子女明显偏高外，其他的指标，农民子女还略占优势。所以根据表1中学校表现情况来看，可以说明假设确实成立，即个人在学校期间的人力资本积累与家庭职业阶层无关。

对于文体类社团非农民子女参与比例更高的可能解释是，虽然目前在城乡都已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城市中有更多学习文体项目的机会，例如随处可见的兴趣班就是佐证。反过来，在乡村则没有这样的师资条件。可以说，文体类项目的学习机会跟家庭经济状况的关联可能并不大，而是与所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越是大城市，小孩从小就越有可能受到较为专业的文体各类培训。

虽然农民子女在校期间的表现并不亚于非农民子女的表现，甚至于在某些方面更为突出，也就是意味着，他们在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并不存在先天的不足。然而我们却发现两个对比组的工作情况却存在天壤之别，非农民子女的收入高过对比组约20%（约530元/月）；他们更多的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这可能是他们报考专业时，就有明确的就业目标，或者家长早已考虑了未来的工作安排问题）；工作更为稳定（因为离职率更低）；用人单位规模更大，更少的人在民营或个体企业工作（这两项起码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说明用人单位是否“正规”）。由于文章的样本均来自广州市的学校，所以大多数学生的工作地点均在珠三角地区。

在学校表现没有差别的情况下（即人力资本积累无差别），那么，工作情况的差异绝大部分是不是由家庭职业阶层所导致？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论证并检验的问题。

四、计量模型及结果

（一）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家庭职业阶层对工作收入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收入方程。假设毕业半年后学生的工作收入由以下半对数方程决定

其中，为毕业半年后月收入的对数，表示学生的家庭职业阶层，如果是非农民子女记为1，否则赋值为0。表示学生个体特征变量，例如性别、招生口径、党员、学生干部等，为毕业生工作情况，包括工作单位的情况，及个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等等。为误差项。

而且仅当独立与误差项的时候，普通最小二乘法对的估计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可能会与误差项相关。

首先，工作地将对学生收入存在着显著的影响，珠三角地区由于经济发达，而且生活消费水平较高，所以其工资也明显高于非珠三角地区。而学生就业地与家庭职业阶层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因为非农民子女家庭可能会有更多的家庭金融资产或者社会关系，帮助其子女在珠三角地区搜寻工作并就业。

其次，非农民子女可能能力更强（例如，由于他们大多数从小就生活在城市中，所以相对见识比较多），而收入和能力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可以衡量能力的代理变量，并将其包含在回归方程中。本文将使用大学成绩作为代理变量，因为大学成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来衡量学生不同方面的能力。

再次，非农民子女就业的行业可能更好，由于我国存在着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主要是垄断行业收入过高，远高于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行业对月收入有促进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毕业生的就业行业进行控制，即对行业变量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处理。

（二）估计结果

我们采用最小二乘法对上述收入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家庭职业阶层对于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即使我们控制了工作地区、大学成绩和行业虚拟变量后也是同样的结果。性别的影响也是如此，说明收入的性别歧视现象普遍存在（吴红宇，2014）。另外，正如我们所预计的一样，工作是否与专业相关、及工作地区对于收入存在着显著影响。

招生口径对于收入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普通高中经过“3+X”考试的学生收入，明显高于那些来源于职中、技校或中专通过“3+证”进入高职的毕业生。这与我们的预计相悖，理论上“3+证”的学生所掌握的专业技能更为熟练。例如，有大量新闻报道过这样的事实，那些没有进入高职，而直接步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技校学生的起薪都非常高。但是这些学生经过三年的高职学习后，其收入反而低于“3+X”的学生，我们对此的解释是，目前的高职教育仍旧是普通高等教育的“简化版”，并没有真正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而“3+证”的学生由于学习基础较差，在三年高职学习阶段后，人力资本积累反而落后于“3+X”的学生，最终表现在工作后收入相对较低（莫琳等，2014）。

我们也观察到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如是否党员、是否学生干部、大学成绩等）对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另外用人单位规模和单位性质对于收入也无显著影响。

五、结语

从计量结果来看，基本结论令人感觉非常悲哀。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收入居然由家庭职业阶层所决定，而在校期间的个人表现却对收入影响甚微，这说明我们仍旧处于一个“拼爹”的时代。这种并非是人力资本差别，而主要由于代际间传递影响所造成的收入差异，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公平程度加剧。一个普通民众当无法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获取应有的报酬时，他由于心理上的不平衡，可能会出现反社会行为，最终将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稳定。

“中国梦”最低的要求应该是每一个国民都有“做梦”的机会，而一部分人在依靠家庭背景来获取更高收入的同时，意味着剥夺了另一部分人公平竞争的机会，或者说他们的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当这一事实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常状态的时候，意味着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均衡态，显然要想打破这种“坏”的均衡状态，形成“好”的均衡，需要有足够大的外力作用。

参考文献：

[1]曹文振.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是个大问题[N].学习时报，

2012-09-24.

[2]王海港.中国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及其对长期平等的影响

[J].经济研究，2005（1）.

[3]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

的教育获得（1966-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4]苟人民.从城乡入学机会看高等教育公平[J].教育发展研

究，2006（5A）.

[5]Chen Y and H Li.Mother’s Eduucation and Child Health：

Is There a Nurturing Effect？[J].Journal of Heath

Economics，2009，28（2）：413-426.

[6]泰洛特.父贵子荣——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M].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7]邢春冰.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流动[J].经济研究，

2006（9）.

[8]Becker G and Tomes N.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Part 2：

The Famil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s Rewards，

1986，4（3）：S1-S39.

[9]Solon 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 A E R，1992，82（3）：393-408.

[10]李宏彬，孟岭生，施新政，等.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大

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基于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

就业调查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2012，11（3）.

[11]杨瑞龙，王宇锋，刘和旺.父亲政治身份、政治关系和子女

收入[J].经济学2010，9（4）.

[12]Solon G.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In Orley Ashenfelter

and David Card（eds.）[M].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Elsevier，1999.

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努力构建和谐广东 篇6

广东城镇居民10%最高收入户和10%最低收入户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 从1994年的5.1倍扩大到2005年的8.5倍。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已成为收入分配领域中的突出问题, 培育一个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稳定作用的中等收入阶层对于广东的继续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广东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存在的问题

(一) 产业结构不合理

从国际经验看, 产业结构的转型是中产阶层兴起的重要条件。现代中产阶层一般形成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过程之中, 尤其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之中。1999年, 美国的第一产业占2%、第二产业占26%、第三产业占72%, 日本的第一产业占2%、第二产业占38%、第三产业占60%。 (1) 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显示, 广东2004年三大产业结构为6.5∶49.2∶44.3 (2) 。可见, 虽然广东的三大产业比与世界银行统计的同年全球中等收入国家三大产业比10.0∶37.3∶52.7更加接近, 且其第一产业比重已与同年中上收入国家6.5%的水平相同, 第三产业比重也已接近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45%的现代化标准, 但显然, 与发达国家相比, 广东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已经影响到了中产阶层群体的迅速扩大。

(二) 地区发展不平衡

有关研究表明, 中产阶层在各个地区的发育状况也存在着与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相类似的差距。从总量看, 两翼和山区人均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41.3%、47.4%和35.9%;从要素分布看, 东、西两翼和山区, 特别是西翼和山区不仅企业少、资产少、大企业不多, 而且人才不足, 企业创新能力更弱 (见表1) ;从人均生产总值看, 东、西两翼和山区以及珠三角9市和核心6市的人均生产总值折成美元分别为1080、1239、940、4172和4926美元。核心6市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而东西两冀、山区却还低于同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低收入国家人均生产总值1417美元的水平。

(三) 城乡发展不平衡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过大, 农民在社会总人口和社会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过高, 农民中的中产阶层数量和比重太低, 是影响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重要结构性障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的抽样调查显示, 综合各项指标评估, 城市的中产阶层比例为9.4%, 农村则是5.4%, 城市的中产阶层发育程度明显高于农村, 相差将近一倍。

2004年经济普查后, 广东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总偏离度由经普前的52.2升到54.8。其中, 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由普查前的-26.1扩大到-27.4。说明过去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拉动力度不足, 城市化进程滞后于总体发展水平。从表2可以看出, 主要为农村的广东东、西两翼和山区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为50.0%、69.0%、和65.2%, 而主要为城镇的珠三角9市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仅为15.0%, 其中的核心6市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仅为7.5%。这说明, 广东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

(四) 私营企业发展相对滞后

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形成过程看, 中小型企业主无疑是构成城市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 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不断发展, 城市白领已经超越中小企业主, 成为城市中产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 私营企业的发展也不过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 私营企业主阶层还没有经历一个完整、彻底的发育过程,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私营企业主自身以及其所吸纳的白领就业人员对于造就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 广东私营企业的发展存在以下问题:

%

%

——在国内的比较地位明显偏低。2004年, 全省私营企业法人数、就业人数、年末资产和全年营业收入分别占全国的9.6%、9.6%、11.1%和10.8%, 均低于广东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与国内私营企业发展居前列的江苏和浙江分别占全国的12.5%、13.5%、12.7%、15.3%和11.0%、12.8%、14.3%、14.6%相比明显偏低。

——在经济中的作用明显偏弱。从私营企业主要指标在全部企业法人中所占比重看 (见表3) , 广东不仅大大低于鲁、苏、浙, 而且也明显低于全国水平, 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明显偏弱。

——私营企业实力与强省相比差距明显。广东私营企业法人企均就业人数、资产、营业收入分别为26.7人、506.8万元和562.4万元, 总体略好于全国的26.8人、439万元和500.3万元, 但大都显著低于苏、浙两省的28.9人、443.3万元、611.4万元和31.1人、568.5万元和663.9万元。

——与其它经济类型比, 私营企业弱小且受歧视。广东私营企业虽然数量众多, 但大都规模较小、技术和装备水平不高, 同时还面临部分行业准入歧视。2004年经济普查时, 制造业私营企业的企均营业收入、年末资产分别只有国有企业的1/8和1/4, 均为港澳台企业的1/7和外商投资企业的1/17。他们在化学药品及医药制剂制造、银行业等行业的企业数目不仅远远少于国有企业, 也远远少于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而在保险业、航空客货运输业等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业已进入的行业却没有一家私营企业。

广东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对策

(一) 借助依托香港的优势,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香港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实现工业化, 并成功转型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制造业北移珠三角后, 香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 成为金融、贸易、旅游、信息中心, 因此, 香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也日益增多。广东应充分利用这种地缘优势, 推进9+2各方共同建设可通过粤港澳联通国际市场的有形和无形市场平台、信息服务系统平台和高效率的物流系统。如广东可利用会展业设施比较发达和配套服务体系较强的优势, 为其他省区的行业、企业举办投资项目和产品推介会, 既服务于其它各省又为本省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本地企业的发展提供机遇。通过与香港第三产业专业人士的合作, 使珠三角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重要物流中心、特色先进产业的研发和支持中心、国际航运和信息服务中心和高质量的旅游、休闲度假区及生活居住区。

(二) 培育城市中等收入阶层

首先, 进一步为私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扫清障碍, 打造私营企业主中产阶层。面对广东中小企业发展所受到的诸多因素的制约, 如规范管理、融资困难、自主创新技术瓶颈、行业准入等, 广东省政府已经引起充分重视, 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分别通过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穗府会纪[2007]46号《关于加快我市民营经济发展的会议纪要》及《广州市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工作方案》等政策方案。

其次, 形成公平竞争的人才市场, 打造白领中产阶层。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产业结构的的变迁, 整个社会职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不少新的中上层岗位应运而生, 为广大就业者提供了向上流动、跻身中产阶层的机会。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应届毕业生, 他们通过在城市读大学、大专、凭学历进入中产阶层;或是那些在职人员, 凭借其丰富的经验, 在行业扩张中顺利晋升至管理层而成为中产阶层。但这种职业变迁的前提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只有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 社会底层人民才可能相信, 只要通过个人努力, 就能改善生存环境, 跻身中产阶层。因此, 公平竞争是中产阶层社会的生命力所在。

(三) 培育农村中等收入阶层

首先, 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 减少农业就业人口。就广东而言, 其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并未推动城市化进程。相对于珠三角9市、特别是核心6市工业过于集中, 而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工业匮乏的状况, 政府应加快工业转移过程, 将某些适合的产业从过分集中的城市地区疏散到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农村附近的城镇, 这样既带动了广东农村劳动就业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又解决了珠三角地区产业密集、发展空间不足的瓶颈制约。

其次, 发展广东特色农业、加快农业集中经营的进程, 加快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培育农村中等收入阶层。广东发展特色农业的历史由来已久: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市, 利用河网地带、水源充足的条件发展优质水产养殖,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踩着市场的节拍先后发展了“罗氏沼虾”、“中华鳖”、“南美白对虾”以及鳗鱼、单性罗非鱼等优质、高效水产品种的养殖, 走特色农业之路,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位于粤东潮安县的凤凰山区, 利用高山发展优质茶, 出产的凤凰单丛系列高香型茶叶闻名海内外, 多次在国际和全国的名茶评比中获得金奖, 在该产业中, 种茶、制茶、运茶、卖茶和茶叶的精深加工配套成产业链条, 产值达数亿元。由于粤北和东西两翼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对落后, 基础条件较差, 农民的发展意识不够强, 农业发展的组织化程度较低, 发展的机制不够健全。特色农业的发展虽然是经济行为, 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办, 让企业担当主体, 但政府也不能置身事外, 要积极发挥引导、协调作用, 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特色农业发展的机制;要通过科学规划优化特色农业的资源配置和区域布局, 为特色农业发展提供明确的政策导向和充分的政策保障;要通过调整科研主攻方向为特色农业提供高新科技成果支撑;要协调好产前产中产后的关系, 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目前, 在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还未能形成气候, 要充分研究该区域特色, 做大做强以农庄、旅游等为主的特色经济, 加快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培育农村中等收入阶层。

以城市白领、私营企业主为主的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和以农业企业家为主的农村中产阶层, 是培育广东中等收入阶层的方向和目标。在培育过程中, 涉及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平衡、地区平衡、政府职能转变、公平竞争环境建设等问题, 因此, 培育广东中等收入阶层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①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城市低收入阶层的住宅保障 篇7

住宅是固定的占用一定土地和空间资源,具有综合消费功能,为个人和家庭居住,为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提供物质空间的建筑物。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住宅是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因此是一种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初对住宅属性是不是商品的争论,到1988年宪法增加“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后,才从法律地位确立了房和地的商品属性。1995年以后国家的住房政策建立和逐步完善。1998年12月1日延续40多年的福利分配住房制度寿终正寝、货币分房制度取而代之后,住宅的商品属性逐渐被还原出来[1]。

2住宅的人权属性

2.1居住权是基本人权

1)住宅是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人的尊严的保证。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环境是其居住的地方,各国政府对住宅构造上的安全性,采光、通风、设备、面积、卫生等方面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保证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住宅作为保障人生存权利的重要手段,保护人生命安全、健康以及人类的尊严和维护居住者有安闲的生活秩序,应满足下列基本条件:a.作为一个住所需要有独立性,保障隐私权;b.有坚固而安全的结构;c.保健、卫生上有必要的设施,有良好的居住环境;d.既考虑正常人,更要关照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儿童的安全性和舒适性;e.确保与国民经济和文化水平相匹配的住宅面积标准。2)住宅是家庭环境和社会安定的基础。我们居住的社会由人构成,人成长的基础是家庭,没有好的居住条件不可能形成好的家庭。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住宅中度过,劳动者的住宅好坏是关系其幸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居住环境中的住宅要适合人居住的同时,还要作为支持人的生活基础,能够起到安居的作用。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和自然条件等物质环境融入人的生活,形成稳定状态,可以给人的心理以归属感和安定感。中国有句成语,“安居乐业”,就形象地概括了这样一种观念———“人民、住区与发展是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安居乐业则社会安定。3)居住权是基本人权。1981年4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住宅和城市问题会议上通过的《住宅人权宣言》中说:“我们确认居住在具有良好环境的住所中,是所有市民的基本人权。批评一切政府不公平合理的对待土地和住宅的反社会行动,衷心期望把提供关系人类尊严的良好住宅作为国家的责任。”这表明“人类居住在适合自己的住所的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中最现实、最基本的权利之一。“由于国家的住宅政策的目的是确保给劳动者及其家属提供适当的生活环境,在一般的住宅政策范围内,应以住宅及其关联设施的建设作为国家政策的目的”。国家及地方政府背负着使全体国民享受生活权利的责任[2]。

2.2住房权利逐步得到保障

1)住房权利法律化。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各国政府纷纷在法律上赋予人民住房的权利,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否认住房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多数国家将住房权利纳入新宪法,或正式承认国家有责任保证人民找到住房。目前,全世界75%的国家制定了促进全面逐步实现享有适当住房权利的宪法或国家法律。

2)住房权利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监督。国际人权法律包含了一系列政府应明确的法律义务,还包括了关于个人与集体彼此相关所赋予的权利。当前甚至有不少人权组织细察政府在住房上所采取的行动。住房权利长期成为国际盟约与国际会议的要题。例如,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到:“每个人有权获得一个适合健康与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安宁的生活标准,包括食品、衣着、住房与医药照顾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今天,这一条并不只被视为具有法律效益的协议约束条文,而是一个构成国家与国际人权政策基础的普遍标准。许多不同的国际盟约文件中都提及了“居住权利”的问题,包括1976年的“温哥华人类住区宣言”。1987年“无家可归者住房的国际年”为开发和使用国家的和国际的住房权利盟约提供了动力。

3城市低收入阶层住宅的保障

1)影响低收入阶层住房需求的因素。有关低收入者使用的城市住房市场的研究表明,“需求”是多元化的,它产生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他们有多少收入可用于住房开支;最低收入者也许根本就没有钱用于住房,因为其所有收入都需要用于购买急需的日常用品。第二个因素是每个人或每户家庭想要在住房上花费多少费用。

同时,低收入阶层如果要改善其住房条件,不仅其支付能力有限,在住房投资上还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3]:不能获得信贷、位置要求和缺少“自由时间”。如果认为许多低收入阶层有“自由时间”用以组织和建造自己的住房,并与邻居共同开发社区的基础设施,而事实证明这往往是不对的,因为户主或是成人(甚至是所有的成人及许多儿童),在一些极端的情形下,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2)影响低收入阶层住房供给的因素。影响向低收入者供应住房的因素很多。从供应方来讲,一个明显的因素是建房用地的价格及可获得性,这反过来又受到下述情况的影响,即其他部门对土地的需求,国家、城市市政当局对不同形式的非法开发所持的态度以及修建道路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规模和性质。

发展中国家向低收入者供应住房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是对非法或非正规的住房和土地开发的容忍程度。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里,这对那些可能想拥有或建造其住房的低收入家庭影响最大。住房供应方面的另一个因素是住房及居住区所需的给、排水、卫生设备和其他形式的基础服务是否齐备。还有一个影响住房供应的主要因素是官方法规机构的效率。

近年来,世界银行为便利于住宅宏观研究,提出了有关住房价格与购房能力之比的问题,这是个便于操作的强有力的指标。1991年6月,世界银行工作组在对我国住宅情况数年考察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城市住宅改革:问题与供选择的方案》的报告(第9222号—CHN),提出“住房价格与住户收入比”(当前市场住房的平均价格÷某地区家庭全年全部收入的平均水平,简称为PIR值)的概念:低的PIR值表明,住宅商品市场平稳,居民有能力买房,以此获得房屋拥有权;高的PIR值则表明,房价高得惊人,远远超出普通市民(或工薪阶层)的经济能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大量研究和事例证明,高的PIR值,并非仅仅是资源、物质、建造用地短缺所致,更主要是政策、制度不适当而引起。价格收入比的持续升高是一种经济上的扭曲,一般应归咎于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4](见表1)。

3)城市低收入阶层住房的二级市场。一个城市的住房市场是影响供需的所有因素互相作用的最后结果。在任何一个城市,往往可以对一系列的住房二级市场进行检测,这些二级市场其实是低收入阶层的需求与其不能支付过多住房费用妥协的最佳结果。当低收入阶层,特别是最低收入阶层无力支付其住房费用,但又不得不求得一容身之所时,就只有借助住房二级市场(“出租”“所有权”)了。

摘要：通过对住宅的商品属性和人权属性的论述,将住房上升至有关居住权和人权的高度,研究了影响低收入阶层住房需求和住房供给的因素,提出政府有保障经济能力低下的城市低收入阶层住宅的责任和义务。

关键词：住宅,低收入阶层,商品属性,人权属性,政策保障

参考文献

[1]张菁.战后日本集合住宅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2]联合国人居中心(生境).城市化的世界——全球人类住区报告1996[R].沈建国,于立,董立,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224.

中低收入阶层 篇8

1. 收入差距的含义及分类。

收入差距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通常为一年) 人们获得货币收入的差别, 收入差距的核心是货币收入流入量的差别。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分别是财富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财富差距是指在一个特定时点上人们占有的有形资产和金融资产量的差别, 它的核心点是货币收入存量的差别。生活水平差距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通常为一年) 人们用于物质和文化生活消费上的差别, 它的核心点是货币支出量的差别。

2. 收入差距的分类。

收入差距可以分为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两种。绝对差距是指以货币或实物表示的不同群体或者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绝对数, 通过绝对差距能够发现实际差距的大小, 但是不能充分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程度。而相对差距是指用收入的相对份额来表示不同群体或者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别。

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所反映的内容存在差别, 但是二者又存在紧密的联系。当绝对差距变化时, 相对差距也会同方向变化, 即二者的变动方向一致;但是绝对差距能够反映收入差距的绝对性, 但对收入差距的相对收入程度却不能很好的反映, 不利于收入差距之间的比较。

二、山东省不同阶层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分析

1. 山东省不同阶层城镇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山东省城镇居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由图1, 可得出2000-2009年不同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论。

本文选用《山东省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基本情况的数据, 并按收入情况将家庭分为七组, 即最低、低、较低、中等、较高、高和最高收入组, 除最低、低, 高和最高占的人口比例为l0%以外, 其他各组均为20%。

据山东省统计资料调查显示, 全省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与10%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4.662倍扩大到2008年的6.693倍。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差距在城镇中反映的更加突出, 按七等分组的方法将城镇居民家庭划分为七个阶层, 其中, 山东省城镇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已日趋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即绝对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城镇居民家庭之间绝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虽然主要是由市场作用决定的, 市场化的过程对于各类劳动、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弹性的不同导致不同家庭就业者间收入上的差异, 但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更重要的是非工资收入部分。从社会阶层看, 富裕人口主要包括著名歌星、影星、时装模特、运动员和作家, 著名经济学家、律师, 部分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国有企业的承包者和经营者、外贸企业和国际机构的高级雇员、金融机构管理人员, 房地产部门的开发商和经理, 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领先者等, 而低收入户主要集中在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停产半停产回家待业的职工, 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早退或内退人员, 因年老疾病等原因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者等。由于低收入户的基本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 而对高收入群体的所得又得不到有效的调节控制, 所以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将日益尖锐。

2. 城镇各阶层居民相对收入差距变化分析。

在得出山东省城镇居民绝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状况在不断扩大的结论之后, 接下来我们利用两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指数来分析各个阶层居民的收入变化情况。

图3是根据表2作出的折线图, 从下图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出2000-2001年山东省城镇居民的阿鲁瓦利亚指数较大, 2003-2009年处于稳定的趋势, 只有2002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究其原因, 很有可能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对山东省的影响也很大, 导致一部分人获得了致富的先机, 从而导致了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的略微加大。这种相对稳定的态势表明山东省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中, 广大低收入者获得的收入总额占总收入的份额在不断减少, 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对低收入群体不利, 2003-2009年我省城镇居民的阿鲁瓦里亚指数都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省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缩小。

三、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阿鲁瓦利亚指数等指标对山东省不同阶层城镇居民收入情况进行了分析, 并得出以下结论:山东省城镇居民不同阶层之间绝对收入差距扩大, 相对收入差距2000-2002年扩大, 2003-2009稳定, 且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状态。鉴于以上结论, 我省应该采取相关政策, 如整合市场秩序、规范收入制度、拓宽就业渠道等, 以达到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敏, 马树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收敛性分析.辽宁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9 (3)

[2].张秀生, 陈慧女, 杨刚强.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及成因.山东社会科学, 2008 (8)

[3].秦志琴, 马娟, 刘淑娟.山东省城乡差距现状评价及成因分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7 (1)

中低收入阶层 篇9

一、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持续稳定发展得益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张

市场经济强调效率, “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 但我们必须承认, 每个“经济人”由于天赋、能力、机遇、健康等方面的差别, 市场竞争能力千差万别, 竞争的结果必定是贫富有别, 出现阶层差别。如果没有国家调控, 这种差别就会越拉越大, 形成“马太效应”, 基尼系数达到一定程度, 就可能引发社会动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过精辟分析, 他认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 而生产的相对过剩是因为生产资料占有者——资本家总想压低工资以提高利润, 必然导致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越来越小, 而资本家的利润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资本家掌握的财富越多, 则工人阶级掌握的财富就越少, 导致资本家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强, 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弱, 社会分化为对立的两极:富裕的资本家阶级和贫穷的工人阶级。资本家的逐利本性会导致其不会把全部利润挥霍掉, 而是尽可能用于扩大再生产以谋求更多的利润, 而贫穷的工人无力消费掉整个社会的产品, 这样总供给与总需求出现失衡, 到了一定程度, 本质为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就会发生, 而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 经济危机的破坏力也会与日俱增。1929~1933年大危机使西方认识到, 国家如果再不干预, 市场就有崩溃的可能,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干预市场, 人为矫正市场失衡, 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实施“需求管理”, 即国家引导扩大需求, 即内需, 来消化社会过剩的产能, 平衡供求, 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为稳固国内需求, 二战后西方的一项重大政策调整是阶层重塑, 即通过政府的干预调整贫富差距, 使财富向大多数人手里分配, 营造一个在国民中占多数的中等收入阶层, 即中产阶级, 遏制“马太效应”, 降低基尼系数, 具体手段包括提升公民的教育水准、制定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工会保护工人权益的能力、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充分运用财政税收制度等等, 防止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培养出一个人数众多、收入丰裕、生活富足的中产阶级 (中等收入阶层) 。“有恒产者有恒心”, 这个中产阶级成为西方社会的基石, 更是西方社会的消费主力, 他们富足稳定的生活决定了他们的消费结构全, 消费层次高, 成为市场的“铁胃”, 拥有极强的消费力, 成为西方社会的内需主力, 引领拉动着西方经济的持续发展。以美国为例, 在美国, 中产阶级没有标准定义, 一般认为, 美国65%~85%的人属于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占有了社会财富的大多数, 是美国市场的主要购买者,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决定着美国经济的兴衰。所以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来看, 中等收入阶层 (中产阶级) 塑造对于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非常重要, 这是西方战后几十年来经济危机周期变长且破坏力降低的重要原因, 也是西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过低严重制约我国内需扩张

阶层是阶级的下位概念, 每一个阶级都包含诸多阶层。受马克思理论的影响, 我国的阶级理论曾经非常发达, 但改革开放后原先的“两阶级一阶层”[1]发生了高度分化, 单纯的阶级划分方法的解释力日渐降低。我国学者开始重视从阶层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 当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 笔者选择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成果作为问题分析的依据。2001年11月, 历时三年, 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担纲的重大课题《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发布, 该研究“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 将当代中国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

(一)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 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2.1%。

(二) 经理人员阶层。

指国有、集体、私营和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这一阶层占比约为1.5%。

(三) 私营企业主阶层。

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 这一阶层占比约为0.6%。

(四)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 (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 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 这一阶层占比约为5.1%。

(五) 办事人员阶层。

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 这一阶层占比约为4.8%。

(六) 个体工商户阶层。

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 (包括不动产) 并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且以此为生的人, 这一阶层占比约为4.2%。

(七)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 这一阶层占比约为12%。

(八) 产业工人阶层。

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 这一阶层占比约为22.6%。

(九) 农业劳动者阶层。

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 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 以农 (林、牧、渔) 业为惟一或主要的职业, 并以农 (林、牧、渔) 业为惟一收入来源或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 这一阶层占比约为44%。

(十)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 (排除在校学生) , 这一阶层占比约为3.1%。

虽然陆学艺的研究以职业为基本依据, 但是在中国这个正在从“身份”向“契约”转变的社会里, 各阶层的收入与其职业 (身份) 正相关。笔者以这项研究为准探究我国各阶层的收入分布状况。这十大阶层依其收入水平可以分为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极低收入阶层四个层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尽管阶层的划分标准很多, 如职业、收入、教育水准、价值观念等等, 但最重要最基本的标准还是收入水平 (财富占有水平) 。

从表1可以看出, 中国目前的收入结构是“三角型”, 高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仅占人口的较小比例, 低收入阶层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这就决定了中国大多数居民的消费力低下, 无力消费掉国内市场的巨大产能, 导致内需不振。

高收入阶层消费力惊人, 胡润百富榜2010年1月14日发布《2010至尚优品——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称, 2009年中国的高收入阶层的人均消费170万元[2]。这一群体消费方式追求个性化和现代化, 物质消费讲求高质、品牌、时尚和个性, 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成为消费的重点和热点, 高档商品、进口商品、奢侈品已经成为经常性消费内容。虽然这个阶层消费力惊人, 但是人数比重太低, 对内需的拉动作用有限 (而且该阶层的消费对象相当部分是进口的高档奢侈品) , 况且其边际消费能力是逐渐降低的, 其庞大的财产更多是作为资本投入了扩大再生产, 所以依靠高收入阶层不能解决中国目前内需问题。

低收入阶层虽然人数众多, 但收入有限, 在国民财富中的比重偏低, 无法对内需起到主体的拉动作用。按照经济学家李实的研究, 全国高收入阶层占15%左右, 中间阶层占到10%左右, 而低收入阶层超过70%。[3]低收入群体在人口中的占比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农业人口在人口中的占比过高, 而收入过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0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 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 781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的3倍。2008年全国有7.2亿农民, 即使农民把收入全部消费, 也仅及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30%。而2008年年末, 农村人口中还有4, 007万贫困人口, 这部分人口的全部潜在消费力不及480亿元。另外据陆学艺等人的研究, 2005年, 10%的城乡低收入户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7.4%和51.4%,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7个和5.9个百分点。食品支出用去了低收入户城乡居民家庭近一半的收入, 而居住的支出又花去了12.3%和13.3%的收入, 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均增长15%以上, 几无结余。[4]所以这一阶层消费非常谨慎, 主要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对于改善生活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 虽有愿望和要求, 但力不从心。

中等收入阶层在一国的内需中无疑应当居于主力的位置, 因为这一阶层消费行为比较理性, 发展消费和享受消费的支出比重不断提高, 生存消费的支出比重不断降低, 消费领域比较宽, 所以消费水平相对较高。但是我国这一阶层发育严重不足, 2001年占人口的比重仅为14.1%, 根据陆学艺等人的研究, 2000年之后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 但到2009年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 (中产阶层) 在人口中的比例也不过23%左右, 仍未在人口中占据多数, 所以这一阶层的发育不足对中国的消费力具有极大的约束。[5]

三、结语

中国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中等收入阶层发育不足, 要想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必须通过分配制度改革扩张中等收入阶层, 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 使国民财富为大多数国民掌握,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稳定强大的消费力, 使内需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

参考文献

[1].陈光金.当代中国的五次阶层流变[J].瞭望东方周刊, 2006, 40

[2].陈斌.中国富豪2009年人均消费170万:平均有3辆车4块表[N].重庆晚报, 2010-01-15 (3)

[3].李实.中国低收入阶层超70%,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N].第一财经日报, 2009-11-16 (2)

[4].汝信, 陆学艺, 李培林.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16～25

中低收入阶层 篇10

关键词：各收入阶层；消费者行为；特征

中图分类号：F29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57-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是巨大的，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不同收入阶层的形成，各个收入阶层又形成了各自的消费者行为特征。分析这些特征能使我们对各个收入阶层的消费有个初步的了解，且能为国家的宏观消费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撑。

一、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行为特征

低收入阶层主要是下岗职工、失业人员、靠打零工或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较早退休或内定退休的集体企业职工、停产或半停产企业职工以及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残疾人和孤寡老人。从他们的外部环境设定看：(1)消费者选择自由。1992以后，由于市场商品丰富，商品流通领域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在各个层面上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消费者选择已接近完全自由；(2)价格充分弹性。价格基本上随着市场供求的变化而变化，当供大于求时，价格下跌；反之，需求大于供给时，价格上升；(3)流动性约束。由于我国私人消费信贷市场目前还处在刚起步阶段，以及他们几乎为零的资产积累，他们面临很强的流动性约束；(4)预算约束。这部分人收入水平较低、资产积累极少，同时又面临非常强的流动性约束，因此其预算约束是一期的；(5)不确定性。1992后，国家进行的国企改革及对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改革力度加大，使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大，居民形成了较大的风险预期。但由于这部分人的收入较低，都用在吃饭穿衣等基本消费上，即使面临不确定性，也没有多余的钱为防范不确定性而进行储蓄。因此不确定性对他们的消费并不会产生影响。

就内在因素设定而言，他们收入非常低，预算约束上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安排消费时，仅看眼前的现期收入，是“短视的、原始的”消费者；由于他们的预算约束是一期的，相应他们追求的是即期的效用最大化；他们的消费行为是短期行为，规避风险的意识较弱，无时间偏好。

根据他们的消费行为假定分析，这部分群体的消费行为接近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他们具有短期的消费行为，即其消费主要决定于当期收入。这个阶层的消费者收入在全社会中最低，他们的现期收入在满足消费之后，已所剩不多。所以，尽管这个阶层的消费者能够意识到未来的风险，有比较强的储蓄欲望，但他们的经济实力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太多的储蓄，而必须将收入的大部分消费掉。其消费相对于其他阶层来说难以压缩，因为此阶层消费的绝大部分都是以食物支出为特征的生活必需品消费。据1999年我国的一项抽样调查，贫困阶层的恩格尔系数高达0.8以上，这意味着低收入阶层消费中至少有80%是为了吃饭，在这种情况下，压缩消费极为困难。即使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收入增量中绝大部分也不会用于储蓄。其原因在于，这个阶层的储蓄，是在消费受到高度压抑的前提下出现的，也就是通俗所称的“从牙缝里攒出来的”。所以，此阶层的收入若有提高，首先将导致他们被压抑的消费释放出来，储蓄则是排在第二位的事情。



二、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行为特征

中等收入阶层主要由政府公职人员、国有企业职工、科教文卫人员、个体经营者等组成。他们的收入基本稳定，在满足日常消费之外有一定的结余。从他们的外部环境设定看：(1)，(2)同第一部分消费者的相同，都存在消费者选择自由和价格充分弹性；(3)预算约束。这部分人在满足日常消费外有一定的结余，具有了一定的跨时预算能力，但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传统思想影响及较强的流动性约束条件下，他们的预算约束并不像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所描述的那样进行跨时的或一生的预算；（4）流动性约束。与第一类居民面对的外部消费信贷条件相同。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有了一定的资产积累，他们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较第一类居民有所放松。就传统的中国消费者分析，即使流动性约束不是很强，受“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传统思想影响，他们也不会积极地进行信贷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流动性约束对他们的消费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并不是非常显著的；(5)不确定性。他们面临的仍是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工资的市场化及国企改革、政府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的深入、市场竞争的压力，加剧了人们收入不确定预期。另一方面，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改革使过去居民的一些福利如免费高等教育、单位分配住房、免费医疗等已经取消，增大了支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这部分人的影响尤为突出。从内在因素设定看，一定的资产积累，不确定性的增加，使这部分消费者有了由凯恩斯的短视的消费者向持久收入假说中的前瞻的消费者转变的倾向：这部分群体的收入水平增加幅度较大，金融资产和其他资产的数量迅速增加，他们的预算约束已开始由现期一时的向跨时的过渡，与此相应追求现期效用最大化在向追求跨时效用最大化过渡；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进行的各项制度改革所形成的不确定性，对这部分的冲击最大，使他们风险意识和风险预期行为在逐步加强；从我国一些学者的分析看，就以利率为时间偏好的度量标准而言，时间偏好对他们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个阶层的收入处于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之间，所以这个阶层的消费也呈现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特征，或者说有了一定的由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向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过渡的倾向。他们的收入已达到一定水平，所以消费压抑的现象已大大缓解。但是，他们的消费仍然在两个方面受到压抑：首先，他们的现期收入与某些高档消费品的售价还有一定距离，必须经过一定时期的储蓄才能负担得起。其次，尽管拥有中等收入，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工薪阶层，资产存量有限，所以不能像高收入阶层那样规避风险，而必须考虑维持退休之后的消费水平，这又导致了他们的储蓄行为。所以如果这个阶层的收入因为转移支付而提高，并不会将所有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因为他们的消费毕竟还是受到压抑的，只不过受压抑的程度比低收入阶层大大减轻。



三、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行为特征

高收入阶层主要是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演艺界和体育界的明星，律师，医生等。从他们的外部环境设定看： (1)预算约束。这部分消费者的收入在近几年增长较快，在满足日常消费外有大量的结余，资产积累较多，具有了跨时预算的能力，但并不像生命周期假说所描述的那样以一生的收入作为预算；(2)流动性约束。虽然由于我国私人消费信贷市场目前还处在刚起步阶段，但由于其收入水平较高、资产积累较多，他们受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很小；(3)不确定性。他们的收入水平非常高，其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问题都已得到了妥善解决，因而他们受宏观经济不景气和住房、医疗及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很小。从内在因素设定看，高收入水平及较多的资产积累，使他们具有了跨时预算约束的能力，与此相应他们追求的是跨时效用最大化；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进行的各项制度改革所形成的不确定性，虽然对他们的影响不大，但也使他们风险意识和风险预期行为在逐步加强；对他们而言，时间偏好仍然不显著。

这个阶层的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较接近持久收入消费理论。他们的收入较高，在满足了对生活必需品和高档消费品的需要之外，还有大量剩余，这些剩余在转化为储蓄之后，能够为这个阶层提供大量的财产收入。所以，无论在现期还是未来，无论在退休前还是退休后，这个阶层均不会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的危险，除非他们的财产受到某些意外的损失。此阶层的消费有其独特之处：第一，由于他们在消费上几乎不存在预算障碍，所以就不存在消费压抑现象，即他们的消费已经在现期得到满足。如果暂时收入增加，则绝大部分将转化为储蓄。第二，由于消费存在生理极限，因此他们的收入增长只能带来微弱的消费增长



参考文献：

［1］臧旭恒,张继海.收入分配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6）.［2］李实,张平，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孙凤.消费者行为数量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袁志刚,宋铮.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便以与我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1999,（11）.

［5］李军.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定量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9）.



The research on consumer behavior characteristic of the city various income social stratum



PAN Ai-min

(Business Schoo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China)

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our country inhabitant division of income disparity change has been huge, this kind of income differential expansion has caused the different income social stratum formation, each income social stratum has formed respective consumer behavior characteristic . The low income social stratum mainly is composed of the unemployed person, people depends on the odd-job , people leaves early rests ，the disabled person and the widowed senior citizen who or the decided but not yet announced retired collective enterprise staff, the production suspension or half production suspension enterprise staff as well as receives the lowest social security. The medium income social stratum mainly is composed of the government public official,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staf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rticle health personnel, the individual operator and so on. Their income basic stable, and they have certain surplus in satisfies beside the daily expense. The high income social stratum mainly is composed of enterprises，administrator ,attorney, doctor and so on. The consumption of each income social stratum provides the support for the policy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macroscopic.

Key words：acteristic various income social stratum; consumer behavior ;characteris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