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政策（精选十篇）
服务贸易政策 篇1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各国经济结构的深化调整,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同时服务贸易也逐渐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和推动全球贸易发展的“新生力量”。金融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发展的“中坚力量”, 为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近年来国际贸易深化发展, 新的贸易格局逐渐形成, 这就需要新的国际金融服务体系来支撑其发展, 促进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可以有效推动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虽取得一定的成绩, 但与欧美发达国家金融服务贸易相比, 还存在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足、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高端金融人才短缺等问题, 分析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现状及其经济增长带动效应, 为更好的发展金融服务贸易提供决策参考和政策建议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外在效应
1.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 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获得了长足发展, 金融服务贸易规模从2001年的1.8亿美元到2014年的101.0亿美元, 足足增长了50多倍, 同比增长速度平均在50%以上。其中进口额从0.8亿美元增加到46.0亿美元, 出口额由2007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了2014年的55.0亿美元。从贸易规模上看, 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是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在服务贸易占比还是微乎其微, 说明我国在未来要继续扩大金融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的比重, 转变服务贸易发展结构, 促使其向高精尖方向发展。
2.金融服务贸易的产业带动效应
一国经济发展需要成熟的金融服务市场的支撑, 发展金融服务贸易可以有效带动金融市场的发展, 发达成熟的金融资本市场, 可以为企业提供更低更好的投融资成本, 投融资成本的降低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在日益激烈的全球价值链竞争中, 生产成本的降低, 可以有效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从而扩大国际市场占有份额。目前我国金融服务业发展还不成熟, 可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如电子商务和管理理念推动其发展, 通过建立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带动其他产业的技术向纵深层次发展, 从而增强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争取在国际市场占据有利地位。同时由于我国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国外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分支金融机构,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投融资平台, 融资成本降低促进企业相关成本大幅下降, 进一步带动了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3.金融服务贸易的人力资本效应
一国金融服务贸易要想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 就要努力开发和培养人力资源这一基础性因素。国外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的金融分支机构, 其技能水平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与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相当, 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较晚发展落后, 金融机构的技能水平与之相比相差甚远。因此, 跨国金融机构为了更好的在发展中国家拓展业务, 往往会选择技能高的雇员到国外分支机构工作, 在此过程中金融服务机构通过雇员技能可以实现向东道国的技术转移。因此, 东道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足和采取一些限制措施, 极易造成对跨国金融机构实现技术转移的负面影响, 不利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带动效应以促进当地金融服务机构的建设和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
4.金融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效应在金融服务领域主要体现在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两个方面, 一是在进口相关金融服务产品时的效仿学习、模仿创新;二是出口金融服务产品时, 出口企业为增强其竞争力所进行的技术创新。进口相关金融服务产品时, 我们往往会选择高精尖的产品, 这样利于国内金融机构引进其先进技术和技能用于效仿学习, 进一步模仿创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金融贸易产品, 从而实现技术外溢。而出口金融服务贸易产品时, 国内金融服务企业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取比较优势, 会不断对出口金融服务产品进行改进和创新以提供更高层次的产品服务, 国内金融服务机构通过在竞争性学习寻求创新发展, 利于实现技术溢出效应。
三、促进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1.兼容并包, 有序开放我国金融市场
中国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金融服务体系与之相匹配, 而成熟健康的金融服务体系需要金融服务贸易来带动。目前, 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还很落后, 金融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度不足特征明显, 这就需要我们在注意保护本国金融服务机构相关利益的同时, 有序适时地进一步开放和发展金融服务市场。一是要适时放宽市场准入, 积极引进发达国家金融服务机构进驻中国市场;二是要给予国内金融服务机构以政策支持, 鼓励相关企业走出国门。这样有利于提高我国金融服务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缩小与欧美发达国家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差距。此外, 有序适时的进一步开放我国金融服务市场, 可以使国内企业与国际市场有效接轨, 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各类金融服务机构实现共同发展, 进而加快中国金融服务业发展步伐。
2.培育尖端人才, 加强金融业高素质人才建设
促进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最基础因素就是人力资本, 目前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滞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缺乏拥有高技能的金融高端人才, 不论我国从进口端引进先进技术或汲取相关经验教训, 还是从出口端通过竞争性学习寻求创新发展, 这都需要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高端金融人才来学习和执行。因此在金融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 一是要制定相对完善的金融高端人才培养体系, 为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储备力量;二是对于相关领域紧缺的高端金融从业人员, 可以从西方发达国家积极引进。加强金融业高素质人才建设, 努力打造一支适应全球金融服务贸易竞争的高品质精英团队,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核心竞争力。
3.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促进金融贸易往来
目前, 中国在金融服务领域存在市场开放度不足和营商限制条件较多的问题, 这不利于与各国金融贸易的往来, 也不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我们应该营造适应全球经济环境的法制化规范化的营商环境, 加强金融贸易往来, 进一步促进我国金融服务机构引进新方法、新技术和新工艺, 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金融产品和技术创新。但我们应时刻牢记, 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落脚点都是要为发展本国国民经济以为寻求更高的国民福利, 当然鼓励加强金融服务贸易往来的政策也不例外。发展金融服务贸易是为更好的发展服务贸易, 通过服务贸易发展带动国民经济高质高效发展, 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主动权, 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华而城.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J].经济研究, 2001 (12) :13-21.
[2]郭根龙, 冯宗宪.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及相关概念的界定[J].国际金融研究, 2000 (1) :55-58.
[3]王树枉, 田华.关于FAS框架下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思考[J].金融论坛, 2004 (9) :43-47.
[4]郭根龙.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下的金融管制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 2006 (3) :22-26.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篇2
一、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与现实
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交替发展的历史。一国不同时期采用的贸易政策，往往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政府的政策目标：当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增长，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优势，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时，就会倡导自由贸易政策；而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分工地位及其利益与工业化发展之间出现矛盾时，必然转向保护贸易。
自由贸易政策主要基于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并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不断深化发展和层次上的变化而产生了新的理论基础。如从需求角度解释贸易发生的重叠需求理论，从供给角度的规模经济、差异产品和不完全竞争来阐述的国际贸易新理论等。而保护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取决于政府要保护的目的，其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重商主义、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凯恩斯的超贸易保护观点，以及在新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等。其次，根据政策目标选择适当的政策措施。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对各国实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明显抑制作用，当前新的贸易政策措施层出不穷，并成为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工具。最后，这些政策措施实施的效果是否达到了政府的政策目标，从而成为继续或将来实施的依据。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对外贸易经历了由国家统一经营、国家管理经营到放开经营的过程，贸易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在以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不断深化，但是，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却在自由化进程中更加激烈。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和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另一方面与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凸显出来，而这一变化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和采取的政策调整分不开的。在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势必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当前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注意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空间。
二、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阶段发展及其效果评析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离不开我国改革开放总体经济发展的背景，同时又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与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息息相关。
(一)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我国在沿袭建国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同时，提出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主要采取的是“奖出限Jk"的政策，这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基础和对外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是相适应的，也符合国际贸易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中心一外围”理论的观点。实施促进国内工业发展的贸易保护政策措施主要是关税，以及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商品分类经营和国营贸易等较严格的、传统的贸易措施。伴随着我国外贸体制实践中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下放部分外贸经营权、开展工贸结合、取消
财政补贴等改革进程，采取了放宽外汇管制，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为外贸企业自主经营创造了外部环境，为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采取了动态的、有条件的贸易保护措施，倡导的是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结果促进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鼓励和扶持了一批出口型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大批工业项目建立了我国的出口生产体系，形成了我国明显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进口的贸易结构，体现了比较优势行业和产品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政策实施上的不平衡，我国东西部贸易发展差距较大，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不配套，冲击了一般贸易下的设备进口，甚至造就了一些假合资企业。同时设备的引进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导致较先进的设备闲置，浪费了宝贵的外汇。
(二)贸易自由化倾向的过渡型贸易政策
进入90年代到我国人世前，是我国对外贸易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该时期我国经济提出了“外向型”发展和“国际大循环”战略，为此国家外经贸部提出“大经贸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该时期对进口管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在进口方面，1992年开始按照HS编码协调制度对225个税目进口税率下调，减少和取消配额和进口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以及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在出口方面继续实行出口退税制度，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专门扶持企业的对外出口，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等。特别是1994年外汇并轨制为代表的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贸企业实行统一的结汇制、减少进出口数量限制、鼓励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加强出口退税制度等，理顺了连接国内市场价格体系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的通道，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到2001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5097.68亿美元，大约是改革开放初期1987年(206.4亿美元)的24.6倍，是1992年(1655.3亿美元)的三倍。确立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以及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我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取向，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倾向于贸易自由化的过渡型贸易保护政策。尽管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与开放之初的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但仍然受古典重商主义观点的影响，重点鼓励出口创汇，甚至不遗余力地从事亏损出口创汇。结果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在给中国带来发展经济、引进技术所需的雄厚外汇资金的同时，“中国制造”的优势也给中国“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此外还存在出口贸易方式和结构的不平衡。加工贸易、代工贸易比重和出口中外资所有制比重上升的结构，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资源配置进行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中国处于全球低端生产环节，固化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低端产品的比较优势；刚性的出口收汇任务与国家资源收购方法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外贸经营者之间对国内货源的争夺；优惠政策倾斜的目的与实施对象的矛盾。由于国家鼓励多创汇，原有专业外贸公司或国营外贸企业实力强，仍是受惠主力，与优惠政策扶植我国私营和民营等外贸新生力量的初衷相悖。
(三)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
加入WTO以后至2007年，我国面临着加入WTO后如何推进外贸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和内外贸一体化的变化，为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经济安全成为新时期中国外贸战略理念的核心。对外贸易政策目标以构造有利于经济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适度内外均衡基础之上高速发展和对外贸易由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移为重点。尤其是WTO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因此，我国采取的基本是相对较低的保护与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相结
合的措施，即运用关税、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保障、政府采购等措施对国内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实行动态的、以扩张出口为目标的保护；运用低估汇率、调整出口退税和补贴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出口鼓励措施。人世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地位急剧上升，2004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1547.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短短四年后，即使在金融危机开始影响下的2008年，全国进出口总额达25616.3亿美元，是人世时(2001年)的五倍，是改革开放时(1987年)的一百二十多倍。
该阶段“人世”的要求决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要体现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具体体现在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政府从侧重宏观外贸战略向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实施有管理的自由化贸易政策。而现实中我国与贸易国的摩擦却并没有因为入世后自由化进程加快而有所减少，相反我国遭遇了更为频繁的贸易纠纷，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快速增长而引起贸易冲突的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必然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调整现行贸易政策、保持贸易的平衡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新的经济形势下面临的长期问题。
三、新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导向与对策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加入WTO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加入WTO的机会熟悉运用其中的规则，保护和发展本国产品的对外贸易能力和自己的民族工业，而不是单纯强调对WTO承诺的兑现。WTO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比较利益理论是有利于世界贸易发展的，但是其有效实现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参与贸易的各国面对的竞争条件应是平等、公正的。而现实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分工，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和地位始终是本国、本民族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不但不能使国家变得强大，而且很难保持政治统一和国家权力的独立地位。从国际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实践来看，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无不利用了重商主义学派的观点，也为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取向。
(一)贸易政策中性化趋势中的适度保护政策
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引发了发达国家与我国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我国出口额的增长率自2005年至2008年不断下降，但2009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口总额首次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受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保护更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监测统计，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各国政府提出的与贸易相关的提案有78例，其中66例涉及到贸易保护，高达84.6％，而在66例与贸易保护相关的提案中，已有47例被执行。其中发达国家在最终执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措施上的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面对危机时期贸易保护的升级，我国与贸易对象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我国应在中性化趋势中进行适度保护的政策取向。
我国面对贸易争端如果采取简单的贸易报复措施，引发贸易战是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但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对本国幼稚产业实施保护，是有充足的理论依据的。因为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还是中性，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国人世后的贸易自由化道路的选择以及实施开放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定了对外贸易政策的目的强调促进结构的转变、进出口政策作用力的相互抵消，使总体的贸易制度走向中性化。但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市场机制和国际环境的有效作用，货币、贸易政策以及其他经济手段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但问题是对“幼稚产业”的选择和判断应避免出现最终演变为保护落后产业的失误。因此，采取的保护政策必
须注意以下的问题：一是扶持的范围必须是具有未来发展潜能的，达到保护是为了日后不需再保护的几个行业，因此所选定的行业必须有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关联效应、学习效应和动态外部效应；二是应该明确保护或扶持的时间，对被保护的企业和行业规定限期；三是扶持目标，定位于能成为国际市场最主要的竞争者的这些产业，通过整合的方式提高大企业间高强度的竞争，以竞争促发展；四是政策手段不强调贸易保护，而主要是通过国内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加以规范、诱导和扶持。例如，可以考虑把汽车、半导体、数控机床和飞机工业列为幼稚产业，扶持时间定为今后的“XX个五年计划”，并对扶持目标和任务进行详细分解。
(二)扩大内需、以进促出，保持经济可持续和稳定发展
2007年我国GDP总量(按当时价格计算)为2.49万亿元，经济规模居世界前列，预计到2010年，我国GDP总量将比2000年翻一番，届时我国大国经济体的特征将进一步显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考虑到经济发展潜力、人口规模、市场规模，我国的经济增长比较趋近于大国的经济模式，应更加强调内需的作用。同时，面对当前对外贸易不确定性因素，合理化解高外贸依存度带来的潜在风险，提高本国经济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也需要依靠扩大内需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有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可借鉴我国主要贸易市场的经验。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是在通过税收政策基本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并且创造了“中产阶级”以后，才达到提高“内需”的目的，而这种“内需”又推动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就是依靠巨大的“内需”使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直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止。相比之下，中国没有利用对中国投资的外商通过征收大量税金来缩小外商与中国平民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也没有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人员征收大量税收，以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如果中国能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帮助大量相对贫穷的消费者提高收入，尤其是帮助中国消费者减少在“医疗、住房、教育”三方面的巨大支出，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
另外，我国经济增长应依靠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些要素的加强有赖于我国的进口结构和质量，因为进口中的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和战略资源，虽然不会直接对GDP总额产生作用，但将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集约化增长，从而提高GDP增长率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并注重消化、吸收和创新，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以“以进促出”，保持适度的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作为促进中国外贸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支撑条件。
(三)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减少贸易摩擦
面对经济危机每个国家都在寻找各自的出路。美国强烈要求中国减少外汇储备，改变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而这一政策却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陷入两难：一方面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会造成出口受阻、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从而引发银行出现大量的呆账坏账；使国内的总供给能力大于总需求，从而产生与经济危机类似的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不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4万亿计划”又可能引发通胀问题，从而加剧被美国套住和承受外汇储备大幅贬值的可能。因此，应当转变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进行进出口平衡，减少贸易摩擦。
从贸易结构来看，应逐步改善商品结构单
一、技术含量低的现状，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和重视程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调整和完善出口税收、加工贸易等政策，改变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大部分处于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的局面；我国对外贸易区域的结构性问题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要想减少贸易市场过分集中带来的威胁，需
要加强内需，扩大国内市场来分散风险；针对长期以来大多出口产品采用贴牌的生产方式，鼓励企业品牌发展战略；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环保节能型产品的出口给予优惠政策；规范出口竞争秩序和行业自律，稳步推进对外贸易秩序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快建设外贸信用体系。同时应协调利用外资政策，调整外商的投资结构，减少外商低端制造业的投资，限制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外资项目，提高外商投资的质量；取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缩小民族产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流失，增加政府调控资源配置的能力。
另外，政策措施应注意加强针对性。例如，美国轮胎特保案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存在国家干预不当问题。对于在国际上容易引起纠纷的传统优势产业，出口退税只要达到使出口产品以不含国内间接税的公平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即可，避免出口企业以退税作为压低报价的“优惠鼓励政策”，从而避免国外进行反倾销的可能。二是上述提到的国内外市场不统一，存在国家干预的缺位问题。目前出口市场的信用体系畅通，而国内市场信用体系相对滞后，交易成本高、风险大，导致对内销售的报价偏高。三国内商品流通出现阻滞的物流系统建设滞后，存在中央政府干预缺位，而地方政府干预不当的问题。因此，需要由中央政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改革高速公路收费体系，发展铁路交通。
(四)建立开放经济下的内外统一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
我国人世后虽然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管理体系融合，但仍存在外经贸管理措施的单一性、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做法的差异性、市场化的措施和金融融资方式依然“内外有别”等问题。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体系。政府在管理形式上，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等间接管理手段为主，为我国企业平等参与国内和国际竞争创造条件；运用市场机制促进国内外商品流通；培育我国具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包括生产商、贸易商、零售商，让中国企业更愿意在国内市场做生意，脚踏实地立足国内市场积累经验的同时参与国际跨国经营，形成具有世界“品牌”的生产型跨国公司、贸易型综合商社和跨国流通企业，这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更具有丰富的现实、政治和社会意义。
服务贸易政策 篇3
服务贸易摩擦是近年来骤然增加的现象。据初步统计，截至2011年12月31日，世界各国服务贸易摩擦共发生21起，其中涉及中国的摩擦有6起。各国服务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分销服务、金融服务和通用服务这三个领域，共占摩擦总数的76%。其中分销7起，通用服务5起，金融4起全部涉及中国，通讯2起，娱乐、期刊、古巴法案各1起。
到目前为止，涉及中国的服务贸易摩擦共有6起，摩擦发生时间集中在2007年以后，摩擦领域主要是金融服务，同时还有通用服务和分销。与中国产生服务贸易摩擦的国家，均为美、欧、加等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中美服务贸易摩擦案件为4起，占中国服务贸易摩擦总数的2/3。争端解决结果均以中国败诉告终。
一、 特征：中外服务贸易摩擦的发展态势
（一）国际服务贸易摩擦呈现的主要特点
1. 国际服务贸易摩擦有日益增多的趋势。随着各国经济的服务化程度不断提高，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占据国民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经济活动中服务的比重加速上升，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多边与双边贸易中的服务贸易利益争夺更加激烈。因此，国际服务贸易摩擦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但是，由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约束和各种对话平台的作用，国际服务贸易摩擦又不至于演化成大范围的贸易战。
2. 国际服务贸易摩擦的解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国际服务贸易所提供的服务这一特殊商品具有无形性，进行的是无形交易，所以服务贸易摩擦无法像货物贸易摩擦一样针对具体有形的货物商品发起，只能针对与之相关的政策、法规、管理办法等，但这些在不同经济体中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别，所以有更大的申诉可能与解释空间。同时，服务活动的提供与消费往往同时发生，服务一般不能离开劳动而单独存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服务是边生产边消费的，因而服务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以后，不需要储存，立即被消费。由此在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摩擦与纠纷中存在不易取证的问题，为服务贸易摩擦的调查、取证、辨析与申辩都带来了困难。再加上服务贸易产品通过海关的也是相关的服务提供者或者消费者，适用于货物贸易的保护手段无法相应的在服务贸易中使用，而只能通过国内立法和制定措施来实现保护。基于上述分析，服务贸易摩擦发生时不易将这些手段与幼稚产业保护、国家战略安全等纠缠在一起的目标和理论加以区分，赋予了申诉和解释较大的不确定性。
3. 国际服务贸易摩擦争端处理的影响容易被低估。国际货物贸易相关的产品都是有形的，所以必须经海关口岸进出不同的关税区，这样就可以掌握和统计货物贸易的交易量。而服务这一产品具有无形和不可储存等特点，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统计体系也尚未确立，导致服务贸易在统计方面的难度要大得多。这使得与服务贸易摩擦相关的统计量难以获得，更多依赖不同口径下的统计数字进行推算或假设，不利于贸易摩擦影响的计量与处理的公平公正。
（二）中国服务贸易摩擦出现的新趋势
其一，多发生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在目前已经发生的涉及中国的6起服务贸易摩擦中，有4起发生在金融服务领域，占全部摩擦案总数的2/3。事实上，涉及中国的这4起被诉的金融服务贸易摩擦案件，也是WTO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已有的全部4起案例。其他2起涉及中国的服务贸易摩擦案，1起涉及分销，另1起则与货物贸易有关。涉及金融服务的4起贸易摩擦案中，有3起涉及金融信息服务，这是打开中国金融服务领域的敲门砖，需要引起相关部门足够的重视。
其二， 涉及的提供方式比较全面。《服务贸易总协定》按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将国际服务贸易划分为四类：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在本文中分析的6起案例中，主要涉及了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中的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这三种，自然人流动并未直接涉及，但自然人流动是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自然人存在提供的服务，上述贸易摩擦都必然间接对自然人流动产生影响。
其三， 中国全部为被诉方。在已有的涉及中国的服务贸易摩擦案件中，中国扮演的均为被诉方。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尚有起诉他国的情形，但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屡屡被诉而尚无一例为起诉方。在被诉的案件中，除去起诉方外还有诸多国家以第三方的身份参与磋商。这种被动局面与中国服务业相对薄弱、服务贸易发展起步较晚、入世承诺兑现步伐较慢等因素有关，而且在应诉方面明显准备不足。
其四，主要发生在中美之间。除欧、加诉中国金融信息服务案涉及欧盟、加拿大之外，其余4起中外服务贸易摩擦，均发生在中美之间。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和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经贸往来十分频繁。在国内服务业发展极为成熟、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打开中国服务市场将是美国为改善自身经济状况急于进行的重要事务，摩擦较多在所难免。
其五， 矛头指向中国未履行入世承诺的法律法规。在已有的6起案件起诉方的起诉理由中，均有对中国在加入WTO时签订的《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所做出的承诺进行的质疑。这是由服务贸易的特殊性决定的，因其不能像货物贸易那样依靠边境措施进行规制，而主要受到国内法律法规的影响，而中国在加入WTO之前以及之后的这十年时间里面，对于国内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工作明显滞后于或者有悖于国际标准，因而中国国内相关法律法规极易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起诉的争议措施。
其六，焦点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上。从美国诉中国影响出版物和视听娱乐产品的贸易权和分销服务措施案，到美、欧、加诉中国金融信息服务案，再到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诉中国影响电子支付服务的若干措施案，与中国有关的服务贸易摩擦的焦点无一不是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可见在服务贸易领域，各国对中国服务业市场虎视眈眈，借助WTO框架下对各成员的限制和要求，随时准备进入中国市场并参与竞争。
其七，案件结果多以中国败诉告终。美国诉中国集成电路增值税案的结果是我国停止执行原先的集成电路增值税退税政策；美国诉中国影响出版物和视听娱乐产品的贸易权和分销服务措施案中，WTO专家组的裁决支持了美方的大部分诉求；美、欧、加诉中国金融信息服务案的磋商结果几乎满足了美、欧、加各国的要求；而最近的美国诉中国影响电子支付服务的若干措施案看起来裁决结果也不容乐观。
二、成因：中外服务贸易摩擦的深层分析
（一）欧美发达国家急于进入中国服务市场
目前对中国提出申诉的国家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尚无发展中国家发起的针对中国服务贸易领域的案件。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实现本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的战略升级，希望可以从服务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我国服务贸易起步虽然较晚，开放程度却非常高，服务市场潜力巨大，发达国家早就垂涎于中国这块大蛋糕，急于打开中国服务市场。上述案例的结果中，除美国诉中国电子支付案尚未定案外均以中国败诉告终，对国内政策的修订或者废止，直接带来了中国相关产业暴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为发达国家“合法合理”的进入并抢占中国服务市场提供了依据。
以美国为例，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存在巨大逆差，因而服务贸易成为其重要筹码，力求最大限度地扳回贸易平衡。此外，金融财团和钢铁财团在美国国会势力强大，他们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奥巴马政府多次在国会表示“只要国会要求，政府就出击”，尤其在临近选举时，政府讨好两大财团拉选票的意图就更为明显。美国诉中国影响电子支付服务的若干措施案就发生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逼近之时。如今美国大选在即，各方都可能为讨好财团而实施强硬贸易政策，摩擦产生的可能性变得更大。
（二）中国国内服务贸易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
至今中国还没有一部关于服务贸易整体的全国法规，虽然在《对外贸易法》中有所涉及，但并不系统，也不完整，必须尽快给予修改、扩展和完善。通过上述案例，尤其是在美国诉中国集成电路增值税一案中，涉及到我国从中央国务院到部委局等各个政治层级的文件、通知多达6个，这样的立法和制定政策的方式，必然存在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相互重叠、相互闭塞等问题，导致我国制定的有关服务贸易的法规政策国际化程度明显不够，对需要加以合理保护的服务行业保护不够或者不合理，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变成了极易引起攻击的贸易壁垒，明显违背WTO的相关规定或者《中国入世议定书》中作出的合理范围的承诺。
以美国诉中国出版物一案为例，在有关贸易权的争端问题中，中国有关贸易权的规定明显与《中国入世议定书》不符。而在美、欧、加诉中国金融信息案和美国诉中国电子支付案中，中国对金融行业的保护也存在明显违反《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表中包含的“冻结条款”、中国入世议定书、TRIPS协议以及中国在《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相关规定的现象。
（三）中国对服务业提供的保护不够合理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整体竞争力仍然较弱，政府出于各种考虑，会对本国服务业提供者给予优惠待遇。而中国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做出的承诺具有较强的概括性，有些承诺与WTO的规定并不相符，形成了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双重限制，导致国内政策在面对国际法规或者《中国入世议定书》的时候容易非此即彼，在国际服务贸易争端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以美国诉中国集成电路增值税一案为例，尽管该项增值税政策的设定与GATT第一条和第三条有关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规定并无分歧，经过分析可以论证并不违反相关规定，但在《中国入世议定书》第3条中对“非歧视”的高度概括性的阐述，导致中国依然败诉并不得不修改政策条款。这减少了我国合理范围内的税收收入，根据美国方面统计，2003年美国出口中国的集成电路产品的金额达到20.2亿美元，中国政府由此征收的增值税额达到3.44亿美元。同时，取消了该项政策之后，我国对集成电路等行业的保护明显削弱，使其直接面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平等竞争，不利于其健康快速发展。最后，这将作为一个失败案例为其他经济体在对我国相关税收政策等的申诉提供经验，使我国在未来面对该类案件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四） 中国在对服务业的监督管理中存在不符合国际规范的地方
中国改革开放才不过30多年的时间，走市场化道路的时间也不过几十载，而在此之前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的粗放式管理模式中。尽管现在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上都已经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发生了质的改变，但在国家的各个部门、经济的各个领域中难免还存在并不符合国际规范的地方，这在一些情况下也可能成为诱发中国服务贸易摩擦产生的部分原因。
以美、欧、加诉中国金融信息案为例。新华社通过推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新华08”，在商业基础上提供服务，直接与其他服务提供者竞争。这种既作为管理者又作为市场竞争的直接参与者的情况，明显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也违背了国际规范中关于管理机关应独立于所管理的任何服务提供者的承诺。另外，要求外国金融信息提供商在年度审查过程中必须向新华社涉外信息管理中心（FIAC）提供关于它们所提供的金融信息服务和客户等详细机密信息的行为，姑且放下这种行为是否符合国际常规不论，单从近些年中国频频出现重要经济数据官方公布前被国外金融信息提供商提前披露的情况出发，这对国内外金融信息提供商也是极不公平而无法让其切实履行的。
（五）《中国入世议定书》存在承诺过度或不合理之处
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中国在对国际规则还不熟悉、国内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还不能和国际接轨以及国内服务贸易发展刚刚起步极不成熟的诸多不利情况下，加入了WTO，入世时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对服务贸易作出了高于发展中国家普遍水平的具体承诺和减让，这为发达国家进军中国服务业提供了直接的攻击目标。各国均试图在国际服务贸易制度还不完善而中国自己做出的承诺明显过度的对其明显有利的情况下抢先进入中国服务领域，以自由化的名义实现战略布局。
最明显的例证是在美国诉中国集成电路增值税一案中，尽管中方可以有力地论证并不违反GATT第1条、第3条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7条，但由于中国明显违背了为加入世贸组织而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承诺的高度概括性的第3条，而美方对中国提出申诉的理由是中国的集成电路增值税优惠政策违反了GATT第1条、第3条、《中国入世议定书》第3条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7条，所以导致中国无法针对指控和申诉提出充分说服力的证明而导致最终败诉。
三、政策反思：中国服务贸易摩擦应对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服务贸易摩擦相关规则的研究不够深入有效。研究领域对与服务贸易摩擦相关的领域进行的研究成果鲜见，少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单一案例或者单一领域，没有深入研究服务贸易摩擦的特点和产生的原因，对GATT、GATS、TRIPS协议等WTO服务贸易相关的政策，《中国入世议定书》以及中国国内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整体研究不足。研究的缺失导致在服务贸易摩擦的争端解决中，一方面无法对其他国家违反WTO相关规定的行为及时主动提出上诉，另一方面在面对其他国家的上诉而匆忙应诉时提不出行之有效的抗辩理由。
第二，对相关术语解释的理解和掌握不够。尽管中国已经加入WTO十年有余，但对《服务贸易总协定》、TRIPS协议等WTO服务贸易法律规范、入世承诺表的解释方法及WTO争端解决方式等问题的具体内容的掌握仍显不够。在美国诉中国出版物一案中，就涉及到“视听服务”项下的 “录音分销服务”（sound recording distribution service）是否涵盖非实体形式录音产品的网络发行这一争议。WTO专家组认为“视听产品”一词表明录音制品分销服务不仅包括有形产品，还包括无形产品与服务；中国却认为专家组解释有错，“产品”的含义包含服务这一结论有误，而且即使该词包含服务，也并不等于包含无形产品的电子化分销。最终上诉机构没有采纳中国的解释方法，除去国际政治因素等其他原因的干扰，这还是说明了中国目前对WTO相关术语、规定的习惯性解释方法的理解和掌握不够。
第三，对相关政策的范围、对象等细节内容的理解不够。在服务贸易领域，很多政策及其中条款的细节能够决定争端的解决结果，如果不认真对其进行解读加以理解，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失误。以美国诉中国集成电路增值税一案为例，国内很多学者在面对美国指控的时候也认为美方对中国相关政策违反GATT第1条和第3条的指控是正确的，中国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但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GATT第1条和第3条界定的均为对产品是否存在差别待遇的问题，而中国有关集成电路的增值税政策其实是针对生产者的一种先征后退的税收政策，是对生产者的一种差别待遇，并不存在违反这两条规定的情况。尽管最后败诉，但在这两条的认识上，国内诸多学者理解有失偏颇的问题依然需要引起重视。
第四，对维护自身利益的相关手段的运用不熟悉。对于在国际争端中能够实现保护自身权益的手段的运用不够熟悉和规范，对于各种政策及其条款的相互关系掌握不够，运用起来明显不熟悉。如果有些措施被证明违反了中国入世承诺，可能的一个辩护理由是援引GATT第20条的例外，而每一案子中有关GATT第20条的问题都会有所不同，所以均有援引的可能与必要。对于类似GATT第20条的例外条款、《服务贸易总协定》 的一般例外条款和《金融服务业附则》中的“审慎例外”等可能为辩护提供支持的条款，何时使用、对谁使用、怎么使用都需要不断的熟悉。
服务贸易政策 篇4
贸易促进效应是指实施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之后带来的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扩张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即出口增长效应和贸易竞争力效应。
1.1 服务贸易出口增长效应
虽然服务与有形货物相比具有不可分离性、不可储存性、不可触知性及可变性的特点, 但在竞争市场中, 服务同货物一样, 依然遵循供求理论, 需求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服务价格和服务质量、服务商的形象与知名度等非价格因素。实施出口退税政策带来的服务出口数量的增长主要是通过降低服务价格和提升服务质量、服务出口企业的形象及知名度两个路径实现。
(1) 路径一:根据价值规律, 服务出口企业一般由生产成本来制定服务价格, 而间接税税赋会直接计入生产成本, 影响服务价格。实施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 将跨境交易的服务出口之前各相关环节已缴纳的间接税税款予以退还, 减少了服务的提供成本, 拓宽服务的定价区间, 提升服务的价格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 对于具有需求价格弹性的服务, 服务出口企业可以降低服务价格, 通过服务价格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带来海外服务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 实现服务贸易出口量的增长。
(2) 路径二:除价格因素外, 服务的质量、服务出口企业的形象与知名度也是影响服务贸易出口需求量的重要因素。对于一些不具有需求价格弹性的服务, 购买者更关注服务的质量;由于服务交易过程的客户参与性和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 服务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客户的服务期望与服务感知之间的差距, 因此服务质量的提高需要内部形成有效管理和支持系统。对于诸如教育、餐饮等抽象与不可触知性的、生活性服务, 服务购买者在购买前无法对服务质量做出准确地评估, 因而可触知的服务提供者的声誉与知名度成为购买者的决策依据。
1.2 服务贸易竞争力效应
服务贸易竞争力效应是指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能激发服务企业的创造潜能, 通过低成本战略和差异化战略, 扩大服务业竞争力的钻石体系, 继而培育我国服务业的竞争优势, 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过程。
1.2.1 服务业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
对于服务业来讲, 生产要素包括基本生产要素和高等生产要素, 基本生产要素是指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 高等生产要素是指现代化的通讯网络、高科技人才、研发中心等;需求条件, 包括需求管理、消费者满意度等;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是指服务产业, 尤其是高新技术服务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 具体是指服务出口企业的形象及知名度、社会化和一体化经营、企业创新和差异化程度、经营管理的专业素质、人力资本素质等;政府因素是指服务业相关规则的完善、监督管理、税收优惠、投资倾斜等;机遇主要是指重大技术革新、经济全球化、服务业革命等。
1.2.2 实施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 能够增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作为政府实施的一项贸易扶持与激励手段, 能够催化和激发服务企业的创造欲与生产潜能, 加大对人力资本、管理、技术等核心要素的投入, 一方面通过对无形资产和管理资产的规模使用, 实现社会化和一体化经营, 从而获得规模经济, 培育低成本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创新战略和差异化战略, 充分发挥管理与技术优势, 提高服务人员素质, 提升服务质量, 提高企业形象与知名度, 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 继而获得服务业竞争优势, 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2 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的财政税收效应分析
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的财政税收效应是指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对财政收入和税收公平的影响。
2.1 财政收入效应
财政收入效应是指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短期内虽然造成一国财政收入减少, 但长期会使财政收入增加的过程。
(1) 短期财政收入减少效应。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短期来看, 对服务贸易出口服务退还或免征国内相关环节的间接税, 会增加财政支出或减少税收收入, 造成财政收入减少。
(2) 长期财政收入增加效应。从长期来看, 对服务贸易实施出口退税会增加一国财政收入, 增强财政实力。主要由以下两个途径实现:其一, 服务贸易出口退税会降低服务产品税收成本, 提高服务出口企业的积极性, 促使服务出口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并吸引新企业开展出口服务贸易, 从而扩展服务贸易出口行业规模, 扩大服务出口, 增加净出口量, 通过贸易乘数的作用机制, 增加国内生产总值, 进而增加财政收入。其二, 出口退税政策带来的服务出口规模和服务出口企业规模扩张, 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对相关设备、技术等要素的进口量, 会增加进口环节间接税收入, 实现财政收入的增加。而财政收入的增加又为出口退税提供财力支持, 形成良性循环。
服务出口退税政策总的财政效是短期财政收入减少效应和长期财政收入增加效应的总和, 出口退税政策的生产扩展效应越大, 出口退税政策的财政效应也就越有可能为正。
2.2 税收公平效应
税收公平效应是指对服务贸易实施出口退税政策, 能够避免服务贸易出口重复征税, 减轻服务企业税收负担, 实现税负公平。
(1) 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可以有效协调间接税征缴。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是指政府免征或退还出口服务所含的国内间接税税款。间接税的管辖权有生产地原则和消费地原则两种, 国际上普遍适用消费地原则, 即只要服务产品在本国消费,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生产, 本国就会对其课征间接税。根据我国目前的营业税条例和实施细则, 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也属于营业税的征收范围, 而进口国根据消费地原则会对我国出口的服务再次征收有关间接税, 导致同一笔服务国内外两次征税, 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因此, 我国对出口服务退还或免征各环节的间接税, 遵循了间接税消费地原则, 有效避免重复征税, 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2) 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有利于缓解国内重复征税矛盾。目前我国服务业税制的一大特点是广泛征收营业税。营业税是按照企业营业额全额征税, 不剔除成本, 不抵扣进项税额, 而服务业具有分工精细化、产业链不断拉长的特征, 造成出口服务在国内存在多次重复征税。例如一家服务企业A与国外客户签订合同提供某项服务, 假设合同总价值为50万元, 而A公司又将其中部分服务转包给国内某B公司, 假设转包合同价值为10万元, 那么根据我国目前税法规定, A公司需要对这份涉外合同总价值50万元缴纳营业税, B公司需要对价值10万元的分合同缴纳营业税, 即存在对这10万元征收了两次营业税, 如果A公司不仅转包给B, 还转包给C或者B公司再转包出去, 即分包次数或层级越多, 重复征税状况越严重。实施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 退还或免征出口服务在国内生产环节的营业税等间接税, 有利于缓解国内重复征税矛盾, 促进服务业分工细化, 减轻服务企业税收负担, 提升服务企业竞争力。
3 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经济增长效应是指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通过税收乘数和对外贸易乘数增加总产出, 促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积累, 提高劳动生产率, 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
3.1 基于凯恩斯国民收入理论的经济增长效应
在宏观经济学中, 经济增长通常被定义为总产出 (GDP) 的增加, 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对总产出的影响主要通过税收乘数和出口贸易乘数实现。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与总需求相等的产出称为均衡产出或收入, 四部门经济的均衡国民收入为:
其中:α表示自发消费, β表示边际消费倾向, 0<β<1;i表示投资, g表示政府购买, t表示扣除政府转移支付的净税收;x表示出口, m0表示自发性进口, γ表示边际进口倾向, 0<γ<1。
根据式 (1) , 可以得到:
式 (2) 显示税收乘数为负数, 说明税收与国民收入是反比关系, 当政府对服务贸易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会减少税收, 增加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继而扩大消费和投资, 促使国民收入增加, 实现经济增长。
式 (3) 显示出口乘数为正数, 说明出口规模与国民收入是正比关系, 当政府对服务贸易实现出口退税政策, 会带来出口的扩张, 继而在出口乘数的作用下, 增加国民收入, 实现经济增长。
3.2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增长效应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技术进步、资本形成和劳动投入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 这三大因素通过生产要素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服务业是以人为核心的产业, 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作为政府实施的一项经济政策, 能够增加劳动投入, 鼓励资本形成, 推动技术进步, 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1) 能够增加劳动投入, 促进就业劳动投入的增加。从需求和供给两个维度实现。对服务贸易实施出口退税政策, 一方面能够提高现有服务出口企业的出口积极性, 扩展生产规模, 并且吸引新企业加入, 从而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 尤其像会计、保险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 出口退税政策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 扩大服务出口规模, 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效应, 增加服务出口企业利润与员工报酬, 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 并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的涌入, 从而增加劳动投入, 促进就业, 推动经济增长。
(2) 通过技术外溢和自主性技术创新实现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指生产领域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工艺流程、操作方法以及劳动者知识与技能等的改进、更新和发展, 涵盖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通过干中学效应和竞争效应推动技术外溢, 加速技术进步。
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会推动服务出口企业深化市场调研, 获取国外购买者对服务产品的反馈信息, 改进服务产品的生产技术, 优化服务提供模式, 强化管理, 提高效率;能够刺激服务出口企业学习和吸收国外同行的技术窍门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增加出口、增强企业竞争力。另外, 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一项利好政策, 会促使服务出口企业加大对劳动力进行教育、职业培训和保健等方面的投资,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技能、经验和创意, 为企业进行自主性技术创新, 推动技术进步奠定人才基础;同时, 服务出口部门技术和知识的提升会扩散到非出口部门, 从而提高国家综合技术水平。
摘要：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以效率和公平为目标。一项经济政策合理与否主要取决于该项政策能否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实施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会对贸易、财税等社会经济的众多领域产生积极影响。本文主要从贸易促进、财政税收、经济增长三个维度深入分析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
关键词：服务贸易行业,出口退税,经济效应
参考文献
[1]潘文雄.出口退税政策对社会经济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4) .
民族贸易政策弊端及其对策研究 篇5
摘要：族贸易能够加速民族地区商品流通，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我国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对民族贸易现行政策弊端的分析，提出了民族贸易政策调整的目标、思路及对策。
关键词：民族贸易政策；和谐社会；弊端；调整
The Study of Shortage and Adjustment for Ethnic Trade Policies in China Abstract：Trade among nationalities can speed up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in ethnic areas.The practice can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and it’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building the harmony society.After carefully analyzing the shortage of current Ethnic Trade Policies, this paper proposes adjusted goals, thoughts and the counter-measure we should take.Key words：Policies of Ethnic Trade in China； Harmony Society；Shortage；Adjustment
民族贸易是实现民族地区商品流通、保障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对我国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原有的民族贸易政策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发展要求，有些民族贸易政策已名存实亡，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我国民族贸易发展，阻碍了民族地区经济进步，对我国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产生不利的影响。鉴于民族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所以本文尝试着对民族贸易现行政策弊端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贸易政策调整目标、思路及对策。
一、民族贸易对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我国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应该同样有以上特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民族地区无论在经济规模、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和我国东部汉族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见图1），图1: 2007地区之间人均GDP 的绝对差异图 Fig1: the absolute differnece of per capital GDP for2007 由上图可以看出地区之间的差距，显然导致了民族地区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经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要多于东部地区，因此，必须重视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向绪爱（2006）认为边境贸易是沿边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王兆峰、张海燕（2007）认为，不仅是边境贸易对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构建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整个民族地区的区际贸易对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他们认为，只有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贸易优惠政策，才能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向发达地区的经济转化，促使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之间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差别，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才具有可能性。
民族地区的不和谐，关键是经济利益的不和谐。民族贸易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能够缩小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图2反映了民族贸易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机理：
如图2所示，民族贸易通过一系列的民族贸易政策，包括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引导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民族地区商品流通，支持与鼓励民族地区民族特殊商品的生产。一方面满足民族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的特殊要求，尊重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促进了社会和谐。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融洽相处。发展民族贸易，能够促进少数民族特殊用品的生产与流通，少数民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受到尊重，民族关系实现了和谐。
另一方面推动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族贸易优惠政策是党和国家扶持和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搞活流通，发展经济，在政策上给民族贸易（商业）一系列扶持措施、优惠条件、照顾办法的总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引导与制约（如图3所示），产业政策是引导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民族地区的市场需求是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决定性因素。民族贸易发展中，政府可以通过民族贸易政策的制定来引导民族地区商品生产，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当政府需要加速民族地区某一产业发展时，政府可以通过民族贸易优惠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来引导市场主体将资源投向这一新的产业，这样，便能迅速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加速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另外，民族贸易是民族地区商品流通，民族贸易发展受民族地区市场需求的影响与制约，当民族地区市场需求发生新的变化时，民族贸易内容也会发生新的变化（民族地区商品流通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民族地区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是否一致，当供给与需求相矛盾时，商品市场供需信息，通过民族贸易反馈给商品生产者，引导商品生产者调整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民族贸易通过民族地区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最后，民族贸易优惠政策，对大力发展边境贸易，繁荣边境两国经济，增强我国与邻近国家和地区人民友谊，维护边境地区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有当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处在稳定发展中时，那种不稳定因素才不会占主导地位，和谐社会的建设才具有可能。
(作者): 我国现行民族贸易政策的弊端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为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对民族地区的贸易企业实行以经营资金、利润留成、价格补贴和运费补贴为内容的“三项照顾”，后又实行了对民族贸易企业贷款的优惠利率、减免各项税收等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十一五” 期间, 国家继续对全国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定点企业实行“ 三项民贸优惠政策”。在党和国家建国以来各个时期坚持实行的一整套特殊优惠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民族贸易不断发展；成为满足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生产生活特殊需要的强大商品流通体系，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与此同时,在贯彻实施国家民族贸易政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1．改制后，享受民族贸易优惠政策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自从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和以调整结构、资本重组为内容的改革转制以来，民族地区大批基层民族贸易企业通过改、转、租、卖、并等方式，多已改变成为国有民营、社有民营、租赁或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等形式的贸易企业网点。就是说，民族地区的市场主体现已形成三种基本的企业制度，即个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公司(法人)制企业，过去的国合城乡分工、统包民族贸易市场的局面,已被多种所有制的企业网点、多种形式的贸易市场所代替。随着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全方位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给传统民族贸易及适应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需要的一系列民族贸易政策的贯彻执行带来了很大冲击。因此要进一步明确享受民族贸易优惠政策的对象和范围。
2．民族贸易政策的实施部门问题
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现在各类市场主体都是无主管部门企业,在这种的新形势下,应由哪个部门来实施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民族贸易政策?由于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够明确,以致近几年出现了尽管国家对民族贸易优惠政策曾多次强调、重申但却难以得到全面、顺利贯彻落实的情况。
我国的民族贸易,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扶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的历史时期,民族贸易企业除了国营商业,就是供销合作社企业,各自都有其上级主管部门和上下对口的专业管理系统,而且其经营活动都要严格执行国家制定、层层下达的指令性商品流转计划,一切按上级指令办事。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虽无独立决策的自主权,但对国家政策来说却比较容易自上而下地得到贯彻落实。随着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全方位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给传统民族贸易及适应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需要的一系列民族贸易政策的贯彻执行带来了很大冲击。因此政策要明确实施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民族贸易政策的部门。3．一些政策比较单一，不配套
单一的政策本身就很难达到其原定目标，尤其在执行时大大降低了执行保障力度；经济层次不高，跟不上形势发展。我国民族法律体系很不完备。在内容、结构和数量等方面, 同我国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的差距很大。一部分经济政策中央下放执行权利，允许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参照、酌情应用，从而导致一些政策名存实亡。4．民族贸易政策弊端问题
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使原来对民贸企业“三项照顾”的规定有的已经弱化,有的与现行经济体制和财政金融政策发生了矛盾而无法继续执行。现阶段一些经济政策依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很少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信贷、利率、汇率等现代化经济杠杆形式；经济政策以给钱、免税等输血式扶持为住，增长了少数民族人民的依赖心里，导致民族地区整个社会单求稳定、不思进取的倾向。5．建立和健全民族法的监督机制问题
历次贸易政策审议回顾 篇6
2006年4月19日，WTO对中国的首次贸易政策审议在日内瓦举行。这是中国加入WTO后第一次面对全面的贸易政策审议，犹如“大考”。
会前，WTO秘书处发布了一份长达303页的《中国贸易政策审议报告》。如此长篇幅的报告在WTO并不多见，大大超过了对其他成员审议报告的篇幅，加之中国收到的创WTO纪录的1100多个问题，足以彰显中国受关注的程度。从报告基调来看，对中国来说十分积极的，可以说给中国的表现“打了高分”。除大量篇幅介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显著成就，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之外，还高度赞扬了中国积极履行入世承诺，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
面对中国的第一次贸易政策审议，美国以中美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为由，提出了一系列指责。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团团长易小准进行了澄清和反驳，以详尽的数据表明中国认真履行了加入WTO时所做出的广泛承诺，是国际贸易大家庭中负责任的一员。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为世界各国企业提供了广阔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巨大商机，也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是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此外，中国还传达了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积极维护和弘扬WTO宗旨和原则等信息。而中国传递的信息也取得了成效，很多成员代表在发言中表达了对中国的理解。可以说，中国初次应对“大考”，成绩不俗，效果非凡。
第二次贸易政策审议（2008年）：中国审议成范例
自2006年起，由于当时中国贸易额位列世界第三，按照世贸规则每两年需接受一次贸易政策审议。2008年5月21日-23日，中国第二次贸易政策审议在日内瓦顺利结束。
第二次贸易政策审议，中国收到900多个来自各成员提出的问题。包括中国政策的透明度问题、进出口方面的某些限制措施、政府对某些投资领域的非直接干预、知识产权问题、服务业开放问题以及金融改革问题等。带领中国代表团与会的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仇鸿在发言中全面回顾了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状况以及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和转变经贸发展方式方面所做的努力。她还阐述了中国关于多边贸易体制、多哈回合谈判、区域和双边贸易关系的立场以及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
很多成员表示，中国在加入WTO后商业环境大幅改善，不仅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而使其他成员也从中受益。审议会议结束后，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主席对本次中国贸易政策审议工作进行了总结，高度评价两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中国在经济、贸易领域对外开放、政策透明度等方面的重大进步，赞赏中国与WTO之间的密切合作、对多哈回合谈判的大力支持以及中国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的帮助，认为这是中国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自由化而做出的贡献。此外，许多成员也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已为其他国家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范例”。
第三次贸易政策审议（2010年）：从容应对“WTO史上最难大考”
2010年5月31日和6月2日，经过两天的会议，世贸组织进行了第三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此次审议是在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进行的。WTO成员充分利用WTO机制，全面表达了对中国的关注。中国接到的问题清单共有1500多个问题，创下了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创立以来的记录。
此次审议的最大亮点是中国在外向型经济受外需骤降的沉重打击下，及时采取应急措施，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扩大内需，不仅使中国经济止跌回升，而且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各成员较为一致地予以了高度评价，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稳定作用得到确认。此次审议的另一个两点是中国长期以来倡导的“南南合作”得到了发展中成员的广泛赞誉。
此外，中国代表团就政府的产业政策、投资环境、坚持对外开放成员关注的议题等作出了说明，表示，中国鼓励和吸收外资的政策没有改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开放都将是中国不变的主题”。审议工作组主席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世贸组织成员赞赏中国在世贸组织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同时注意到顺畅运行的多边贸易制度也帮助中国维持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此次审议问题之多，被媒体称为“WTO史上最难大考”，但中国从容地回答了海量的问题，再一次以开放、积极的姿态赢得了绝大多数世贸成员的高度评价。同时，经历过3次贸易政策审议的中国更加成熟，更加懂得利用这个平台与其他WTO成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展示自己负责任贸易大国的形象。
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2012年）：中国进一步成熟
2012年6月12日和14日，WTO对中国进行了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此次审议是在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后接受的审议，是世贸组织2012年上半年最主要的关注点之一。
审计会议前，中国收到1700多书面问题，这一数字远超欧美日等大国，也在中国历次审议中再创记录。这充分显示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危机弥漫全球的艰难环境下，中国当机立断采取财政刺激政策，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得到了世贸成员的的广泛赞赏。此外，中国切实履行义务，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开放的市场，推动多哈发展议程、促进南南合作，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入世、对36个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等政策获得成员赞扬。
总体而言，世贸成员对中国过去两年来的表现作了客观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但同时，也有公开的或者隐晦的批评。例如，美国在审议中指责中国自2006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出现倒退，并积极推行国家资本主义。中国代表团对此予以驳斥。
在此次审议中，中国代表团深刻认识到借助审议平台增进与各成员间沟通与理解的重要性，把握机遇，积极沟通，沉着应对挑战，以更为坦诚和负责的成熟姿态，展现出中国不断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开放的作为与成效，获得了世贸组织成员的认同与赞誉。而随着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的结束，各方意识到，中国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服务贸易政策 篇7
尽管导致旅游服务贸易逆差扩大的因素包括人民币“内贬外升”等,但境内外旅游购物发展的不均衡是主因之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发展旅游购物,来最大限度地扩大旅游收入。而在我国,旅游购物业是旅游业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当前现有的统计数据来看,旅游购物收入在整个国家旅游收入中的占比呈下降的态势。如何打破这一局面,本文试图站在完善税收制度的旅游购物政策的角度,对旅游服务贸易逆差的改善提出创新性对策建议。
一、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现状分析
(一)总体趋势分析由顺差转为逆差且不断扩大
旅游服务贸易是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包括外国旅游者的入境旅游(旅游服务贸易的出口)和本国旅游者的出境旅游(旅游服务贸易的进口)。2009年我国出境旅游消费开始超过了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出现23.25亿美元的逆差,自此规模逐年扩大(见表1)。
数据来源:2004年—2013年《中国旅游统计公报》计算得出。
(二)我国入境旅游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1、入境旅游的发展对优化我国旅游产业结构,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做出了贡献。自改革开放,我国入境旅游业经过三十多年的蓬勃发展。对内而言,提升了我国旅游业的接待能力,促使我国整体旅游业的优化与前进;对外而言,加强了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数据来源:2004年—2013年《中国旅游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2004年—2013年《中国旅游统计公报》
2、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但增速逐步放缓。近十年,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但增长速度逐年放缓,入境旅游人数自2008年后出现持续波动下行,2013年降至13000万人次以下;入境旅游人均消费从2009年的313美元到2013年的398美元,增加85美元,年均增幅仅为6.7%。(见表2)
(三)我国出境旅游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1、出境旅游的发展彰显我国经济实力,同时也展现出我国文化软实力。自我国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出境游业务从零发展到如今的全球第二大出境旅游市场。一方面,伴着国人游迹遍布全球,华夏文化也随之传播。另一方面,中国出境旅游的贡献率占全球入境游客增长的30%以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相适应的旅游产品和营销手段吸引我国游客。由此可见,中国旅游业已成为世界旅游经济持续繁荣的动力源泉。
2、出境旅游市场增长明显,出游人数大幅攀升,消费需求旺盛。2009年后出境旅游人数和消费都增幅明显,此后4年间出境游人数从4765万人次升至9819万人次,年均增长19.8%;出境游人均消费水平从917美元增至1310美元,增加了393美元。参照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目前我国游客出境消费支出集中于境外购物消费,约占全部花费的57.6%,其消费结构呈现出少量高端、多数平民的特征。国外把中国游客描述成“睡廉价房、吃廉价餐、买高档货”,客观反映了中国出境消费现状的。根据境外旅游目的地的统计看,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台湾等是我国出境游最重要的目的地。
二、我国旅游服务贸易顺差向逆差转变的主要原因
(一)缺乏国家层面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战略
全球受欢迎的境外旅游目的地国家,往往与其制定的中长期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如美国2012年推出的《国家旅游和旅行战略》、欧盟的《新
欧盟旅游政策框架》、英国的《2012年决胜:旅游业战略和超越》、澳大利亚的《国家长期旅游业战略》、新西兰的《2015年旅游业发展战略》、韩国的《观光产业先进化战略》等。这些发达国家尤为注重宣传国家的整体形象,相比之言,目前我国还没有提出国家层面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战略,以及具有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的国家旅游形象体系,对我国入境旅游业的发展产生影响。
(二)国内物价上涨和人民币升值使出入境游的流量发生改变
近年来,我国的CPI指数屡创新高。国内物价上涨对国外游客入境旅游需求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由于旅游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消费活动,属于非基本生活需求,所以旅游需求价格弹性较大,旅游需求量对价格较为敏感。国内物价走高对入境游客的旅游需求影响越来越明显,直接导致了国内旅游产品一直以来的价格优势不再明显。据实证分析,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1%,中国旅游人数会减少2.71%。
(三)境内外游客购物消费发展的不均衡
一方面,出境旅游购物呈现的激增态势。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数据分析,预计2014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将达1.15亿人次,同比增长17.5%;出境旅游花费1550亿美元,同比增长20.8%,旅游服务贸易逆差将超1000亿美元。中国出境游客购物消费超过出游总花费的一半以上,集中于化妆品、钟表和奢侈品。出境购物热最主要是由于品牌商因素、代理商利润,国内场租、广告、物流费用及居高不下的税费,使得国内外消费品存在巨大差价。另一方面,入境旅游购物呈现低迷态势。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数据分析,2013年我国入境旅游1.29亿人次,同比下降3%;旅游外汇收入480亿美元,同比下降4%。多数外国游客对于旅游购物都抱着“只看不买”的态度。这种境内外游客购物消费发展的不均衡直接导致了我国旅游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化。
三、以完善税收制度的旅游购物政策角度改善旅游服务贸易逆差
(一)增加市内免税店的数量
目前我国的市内免税店只能服务于出境的港澳台和国外旅客,销售对象不包括出境的国内旅客。实质上,市内店仅是口岸出境店的市内延伸。同时,允许出境国内旅客在市内免税店购物的政策已在美国、韩国、日本、泰国等大多数国家实行,在韩国仅首尔就有乐天、新罗、东和等多家大型市内免税商店,在吸引消费回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市内免税店数量也很多。相比之下,我国市内免税商店数量偏少,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局面。
我国应根据入境游客的接待情况、增加市内免税店的数量,建议在我国公民出境旅游的主要口岸——北京、上海和广州以可行的市内店方式,把免税购物的对象拓展至即将离境的中国旅客。一方面,在主要旅游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设或者增开市内免税店;另一方面,利用现有的商业网点,选择几家符合要求的商店经营免税商品,使其成为对外开放的免税店,并制定相应的退税制度,方便国外游客购物退税。
(二)特定区域允许国人享受免税待遇
2011年4月,海南离岛免税业务试点实施,标志着免税购物经营的对象从国际游客以及出入境的国内游客拓展到海南离岛旅客,扩大了免税购物的受惠范围。这是在参考国际成功经验基础上的积极探索。根据海南省财政厅数据,海南海口、三亚两家免税店自2011年初至2014年第1季度共实现销售额81.53亿元,缴纳税费10.18亿元。因为如果该政策不存在,每年数十亿元的销售额可能流失到境外。规范的购物经营通过吸引消费回流,直接增加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反映出免税政策对优化目的地产品体系、增强旅游业整体实力方面的作用。但由于缺乏有力的政策保障,国内免税购物在免税区域、对象、限额、提货方式、相关政府部门协调等多方面存在诸多限制。这种政策上的不协调与日趋大众化的出境旅游购物需求时代格格不入,不可避免地导致我国公民消费持续外流。
因此,在科学地量化比较因税基扩大增加的税收收入基础与因免税购物所形成的税收损失上,将免税购物政策逐步拓展至有条件的地区。同时结合上海自贸区政策创新、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工作等,推进配套的免税(进口税)购物商务平台建设。
(三)优化我国入境游客购物退税
1、扩大退税对象的适用范围
在对国外实行购物退税政策国家的考察中发现,大多数国家将退税对象限定为非本国居民,并且在本国连续居住不超过6个月(超过6个月的则在其离境前3个月内所购买的商品给予以退税)。我国的退税政策规定,享受主体境外旅客是指在我国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183天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不包括华侨。华侨是指具有中国国籍但侨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其身份是境外旅客而非外国旅客。在经贸政策上我国相关法律也一贯将华侨视为“外商”。同理,将华侨与外国旅客同等对待的机理和效果也是相同的。
2、增加退税商品的种类
各个国家对购物退税商品种类规定不一,但大都是从规定哪些商品为非退税商品来圈定退税商品的范围,我国退税物品共计21大类324种。由于无法细化罗列所有的商品品种,给定点免税商店和海关部门的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建议借鉴国外的做法,只需要界定并及时调整不予退税的物品即可。
为了发挥政策的效果,逐渐增加退税商品种类。根据市场需求适当增加价格弹性相对较大的商品,特别是一些地方土特产品,以提升区域吸引力,提高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同时不断积极探索旅游购物退税向旅游服务退税的延展,探究游客入境服务性消费退税制度的可行性。这将有利于服务行业乃至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助于能体现出旅游消费外部需求内部化的优势。
3、增加退税税种、提高退税率和调整退税最低购物金额
旅游购物退税原则要求出口零税,所以各国的退税率一般都与征税率一致,考虑到退税成本的问题,一般退税率都略低于征收率。我国目前海南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规定的退税税种为增值税,统一退税率为11%,参照国际其他国家,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借鉴出口退税政策设计的模式和经验,设置差别退税率,对符合产业发展政策和出口导向的商品给予相对较大的退税力度。在政策成熟的条件下,可以把退税税种扩大到消费税,这样把商品所含的间接税退还给境外游客,实现与国际接轨。
同时,在随着我国境外购物退税相关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的条件下,可根据国外旅客购物消费情况及时调整最低购物金额。同时,可以允许旅客同一天在不同商店的单张或多张购物发票金额进行累计,累计后的购物金额达到最低购物金额,同样可获退税款。在这种条件下,可以适当提高退税额度,具体可以根据国外旅客购物消费的平均值来定购物退税最低购物金额,更好地发挥对消费的刺激作用。
4、放宽退税条件的限制
我国离境退税政策规定境外旅客的退税物品,应当“由境外旅客本人随身携运出境”。而在退税目录中很多物品是不适合“随身携运”的,如大宗家用电器。因此离境应当界定为货物在法律意义上离境,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离境。即货物只要办理了出关手续包括托运和邮寄手续即是“离境”,并不是指货物在地理上即刻离开海南,也不要求旅客同一时刻离开,或者说即便旅客仍在海南或内地旅游度假、探亲访友或公干等,亦不影响“离境退税”的离境条件已经全部符合。另外,中国入境游客在境内的空间扩散表现出明显的大尺度移动与扩散路径规律化特征,因此有必要在掌握入境游客流量流向特征的基础上,构建覆盖入境旅游流主要节点城市的离境退税网络,以便于游客“异地购物、异地退税”。同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国范围推广。
5、加强监管,简化退税流程
服务贸易政策 篇8
1.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1.2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
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 但与此同时工业上还处于落后的德国和美国等国的经济学家这竭力主张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代表人物是汉密尔顿和李斯特, 他们都提出以保护幼稚工业来促进后进国家的发展。
1.3资本主义垄断时期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垄断国内市场和争夺世界市场, 纷纷实行侵略性保护贸易政策。
1.4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贸易自由化时期
新型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为战后贸易自由化的兴起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 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 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 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 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1.5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时期
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 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结构性的经济危机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 国际贸易领域中自由化倾向逐渐减弱并趋于停顿, 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的趋势。
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演进过程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 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性是本质性的。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 保护性始终伴随着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进, 即使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 (2) 尽管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若干次自由贸易时期, 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总的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 (3) 在二战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 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 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 (4) 世纪年代倡导自由贸易, 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GATT) , 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 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
2国际贸易保护新趋向
2.1贸易保护措施多样化, 重点从关税壁垒转向非关税壁垒
贸易保护多样化的措施主要包括: (1) 按照有效保护税率设置阶梯关税。 (2) 加强了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的活动。 (3) 非关税壁垒不断增高。 (4) 强调管理贸易。由于关税壁垒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制约, 以提高关税水平来实行贸易保护已不现实了, 各国更多的采用以上措施来实行进口限制。
2.2被保护的商品项目不断增加
被保护的商品从传统商品、农产品向高级工业品和劳务部门。从商品类别上分, 主要的有四大类商品:纺织品、服装和鞋类;某些钢铁产品;运输工具 (主要是汽车) ;电子产品。
2.3 “奖出限入”措施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
二战后, 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和自由贸易的发展, 西方各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 争夺国外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往往会加剧国和国之间的摩擦, 受到其他国家的谴责和报复。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国家把“奖出限入”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方面。从经济、组织等多方面促进商品出口。如向出口厂商提供各种财政上的优惠, 利用出口信贷、出口信贷的国家担保制、出口补贴等措施鼓励商品出口。
2.4从国家贸易壁垒转向区域贸易壁垒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发展, 是当代国际经济体中一个最主要特征。区域性集团的建立本身就带着排他性, 在对内加强自由化的时候, 势必排挤、打击集团外的竞争者。区域化贸易集团的这种作用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寻找一些国家组织起来进行抗衡, 否则就会削弱在国际经贸中的竞争力。这种现象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将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限制和反限制、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重要特征。
3保护性贸易政策产生的原因
3.1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WTO政策执行的不平衡
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 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 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 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材料显示, 贸易自由化所创造的财富70%为发达国家所获取, 分给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仅仅30%左右, 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不仅没有获得好处, 有时损失甚至超过其获得的利益, 这使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样, 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 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 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而且历史证明, 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 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任何国家都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
3.2国内经济矛盾的转移
每当一国经济衰退, 其对本国经济贸易的保护也必然抬头。目前, 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都在走低, 特别是在去年的经济危机之后, 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是必不可免的。美国经济走低, 其他西方国家经济随着走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及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利益的影响, 西方国家不时笼罩着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 并凭借着其优势的经济力量, 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双重标准, 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环境变得更为恶劣。世界贸易组织虽以促进贸易自由化、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为宗旨, 但是由于各国竞争力不同, 自由贸易体制受益的程序不同, 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和对本国产业的保护, 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3.3国内政治矛盾的转移
西方民主政治是各种利益集团斗争后妥协的产物, 政治家为了迎合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 强行推行其国内市场保护的“国内法”。例如, 美国经常引用的“301条款”, 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一个条款。该款授予美国总统对外国影响美国商业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进口, 加以限制和采用广泛报复措施的权力。其中“不公平”指不符合国际法或与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不一致 ;“不合理”则不一定是非法行为, 只要严重损害了美国商业利益, 都是“不合理”。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 还有一个406条款, 是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商品对美国的进口的。根据这个条款, 无需有“严重损害”, 只要有较轻的“重大损害”, 就足以采取报复行动。”
4面对保护性国际贸易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调整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 我国的对外贸易已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且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框架。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 我国面临的贸易环境逐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处于国际贸易保护环境中的中国对贸易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但调整得进一步深入和有新的思路。
4.1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出口鼓励措施
出于鼓励对外贸易,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出口鼓励政策, 包括贸易补贴、外汇留存、出口退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关税减免等措施。但为了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变, 推进国民经济内外循环机制的改善, 今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改变应单纯的鼓励出口转向建立和培养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完善企业的产权制度, 明确产权,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并转变政府的行政只能, 规范竞争环境, 加快外贸经营权的改革, 确保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转。
4.2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关税手段
作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唯一合法保护手段, 我国的关税措施远在建国之初就已实行, 并且关税税率还相当高。但在漫长的计划经济时期, 随着计划控制的加强及经济管理权利的日益集中, 关税并不能真正起到调节进出口贸易和保护国内市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加强了对关税这一政策手段的控制和管理, 我国的关税总水平已是多次大幅下调, 税率已是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4.3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非关税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 我国的非关税壁垒是逐步提高的, 先后采取的非关税措施重要有:
(1) 进口许可证。进口许可证虽已大幅缩减, 但我国在许可证的申领手续和环节上还存在多头管理等一些问题, 为此必须加快简政放权, 简化环节的改革力度, 逐步减少许可证管理的范围。
(2) 进口配额。从今后的改革形势来看, 实行数量配额和价值配额相结合的方法, 该宽就宽, 该增就增, 有效地发挥进口配额调节进口规模的作用。
(3) 进口检验措施。应该说我国的进口商品检验制度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基本一致, 但还存在程序繁杂、多头检察、条款不统一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在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合理的运用规则, 发挥这一手段对我国国内市场的保护作用。
(4) 行政控制。为了加强对幼稚产业的扶持, 控制相关产品的进口, 实施行政控制这一措施主要是对机电产品而言的。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 由于各级政府先后制定了许多透明度不高的内部规定、目录管理及进口替代清单。2001年入世以来, 为了加快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进程, 在透明度方面, 我国已经清理修订了全部原有内部行政控制措施, 并及时公布了一大批符合世贸要求的法律法规文件。
摘要：通过回顾国际贸易政策基本演进过程, 总结出保护性是国际贸易政策的本质属性, 同时分析了当前新形势下国际贸易保护的新趋向, 指出世界各国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西方各国内部经济矛盾的转移、各国间政治斗争是产生保护性贸易政策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在出口鼓励、关税手段和非关税壁垒三个方面的保护性对外贸易政策。
关键词：贸易保护,对外贸易,贸易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
参考文献
[1]曼昆.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国海关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 1992-2004.
[3]何茂春.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规则[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4]程宪, 程大中.国际服务贸易[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5]贾建华.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国际贸易政策探析 篇9
一、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竞争环境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 面对世界经济的新变化、新挑战、新形势, 中国国际贸易面临的国际竞争格局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对今后的竞争行驶有着重大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快速发展, 各种不利于中国国际贸易的因素在不断滋生, 中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道路仍然崎岖、坎坷。
1. 国际市场及其制度环境相当严峻。
随着中国加入WTO, 中国将面临着全方位、多层次的挑战, 首当其冲就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建立。中国不像亚洲“四小龙”, 不能单向地直接向国际市场迈进, 只能在逐步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进军宽广的国际市场。同时, 中国不得不全面接受以WTO为中心而制订的一系列国际贸易制度、准则, 尽管这些制度、准则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完全合理。
2. 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新的形式。
当今国际经济中, 在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不断推进的同时, 贸易保护主义也以各种新面貌涌现。国家之间的竞争开始与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竞争结合起来, 从而使得国际竞争格局变得愈演愈烈。新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打着保护生存环境和人类健康、保障全球共同利益等旗帜, 利用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 对发展中国加进行变相的贸易保护政策。对于这些新型的保护政策, 其中, 适用的最多的就是“技术壁垒”与“绿色壁垒”, 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沉重的冲击了中国商品的出口, 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国内的出口企业, 其影响不亚于“反倾销”案件的影响。自从中国加入WTO后, 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更加严峻, 同时受本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 中国还没用能力主动利用绿色壁垒来保护本国企业。因此, 绿色壁垒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极大。技术壁垒主要是信息壁垒的应用, 在国际贸易竞争中, 发达国家经常性的对一些技术规则、制度或标准进行修订, 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上的落后、信息不畅等原因, 往往在出口使遭遇技术壁垒, 损失惨重。对于中国, 目前遭遇技术壁垒最多的出口产品是农产品、机电产品、纺织品、化工产品和医药产品等。
3. 新经济潮流呈现出新的机遇和挑战。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经济呈现出新潮流, 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新的机遇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设备的流入为中国现代化企业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及后备资源。通过网络产业的建立和发展, 新的经济运营和管理机制也相应的成立, 同时中国企业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来发展信息密集型产业, 或开发“信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信息—劳动密集型”产品, 从而开发出新的市场需求。我们还可以利用国际分工机制, 发展新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 参与国际及地区分工, 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可是, 中国一旦没有抓住这一机遇, 也就必将使中国经济在新的国际或地区分工体系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况。
4. 国家干预与自由贸易化同步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贸易自由化也不断的迅速发展, 世界各国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呈现出自由化发展的趋势, 可调节的有限制的自由贸易政策在此时已成主流。但在同时, 世界主要国家 (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 的政府越来越卷入到国际贸易中去, 要么公开的, 要么秘密的进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 从而达到扶持和保护本国的企业的目的。世界各国政府在国际贸易上的博弈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位。
5. 外贸企业的竞争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21世纪以来, 国际并购潮流盛行, “新寡头经济”形成, 许多行业都开始为不完全竞争市场, 各国大型企业的全球性战略眼光突显。但现在, 中国企业与外国的跨国公司的关系仍处在争夺中国市场的合作阶段。跨国公司不断的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的投资, 使得中国已成为他们全球战略思想中的一部分, 他们将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紧密地结合起来, 使“国内竞争国际化”和“国际竞争国内化”同步发展, 从而促使中国经济更迅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 使得中国外贸企业面临极其恶劣的国际竞争环境。同时, 经济利益关系多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政策协调能力失利, 也加剧了中国外贸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在国际贸易上的竞争, 使得国内企业很难做到“一致对外”。再者, 中国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贸易结构的不断重组以及利益结构的多元化, 从而导致中外企业之间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控制, 使得中外企业之间“敌友难分”。
二、中国国际贸易政策选择
针对国际竞争环境的越发激烈化, 中国国际贸易在坎坷中经历了近二十多年的改革, 逐渐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 使得中国国际贸易政策不断趋于成熟, 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及国民福利的提升。在中国参与APEC运作及加入WTO以后, 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也越来越趋于理性, 向自由化的贸易不断迈进, 贸易政策措施的选择也越来越具有针对性、规范性。
1. 在WTO体制下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
中国已是WTO成员, 中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依据WTO这个开放型的自由贸易体制, 必须在WTO所确定的原则、规则下推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一般说来, WTO中对贸易政策及贸易行为而制定的准则、规范提倡的是使贸易自由化逐渐进行。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开放贸易制度。 (2) 建立并维护贸易环境的公平性。 (3) 采取规范的、透明的贸易调节政策。 (4) 允许WTO贸易政策规则以外的经济事项发生。在实际贸易交往中, 一些交易和贸易政策部分的与WTO原则相冲突相违背的情况发生也是可以包容的。这些政策主要是:国际收支平衡、进口损害防御措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幼稚工业保护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政策等。在WTO贸易政策规则下, 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主要体现在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以及利用WTO的相关保护措施对国内市场、产业、企业进行适当的必要的保护。
2. 立足于本国的发展现状, 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
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不相同, 因而对他采取的贸易政策也不相同。所以每个国家在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时, 必须结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本国的具体法律制度, 而不能盲目地采用西方国家的政策策略。在本国行业遭遇外国贸易保护主义冲击时, 比如反倾销、反补贴、绿色壁垒、技术壁垒时, 中国应适时地制定相关应对措施, 加强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贸易保护主义打击最大的国家之一, 因此, 中国必须制定实时的贸易政策来应对各个方向而来的保护主义攻击。如:利用争端解决机构 (DSB) 保障自身的权益、建立反倾销应对机制等。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框架下, 国际上贸易政策的本质都是具有保护性的, 并且在WTO框架下的保护更具系统性、进攻性、合法性, 更难应对。中国加入WTO后, 首先, 必须制定出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贸易法律体系, 以保护本国市场和企业;第二, 由于国内各产业之间在中国加入WTO后各产业的利益分配存在冲突, 因此, 必须维护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 促使社会的平稳发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制定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措施。
3. 构筑中国非关税壁垒保护体系。
世界贸易组织在倡导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 对非关税壁垒的使用作了诸多禁止性规定。可是它的思维模式则是用规则、规范来消除贸易中存在的障碍, 但同时它的规则、规范还允许在贸易中进行合理的保护。这些保护的手段主要就是非关税性壁垒的措施。比如反倾销、检疫措施、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等。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非常注重这些非关税措施的应用。因此, 中国也应该在WTO框架范围内, 巧妙地利用这些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措施, 构筑起除关税外的非关税壁垒保护体系。
(1) 加强对非关税壁垒保护措施的研究。要根据国际惯例和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 对非关税壁垒保护体系的内容、结构、特征、出台时机、相互配合以及透明性等, 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当前特别要加强环境保护措施、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的建立和实施, 严防外国不合格产品、污染产品以任何形式进入中国。 (2) 加强非关税壁垒与关税壁垒措施的协调和配合。随着关税税率的下降, 非关税壁垒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外贸体制中关税和非关税的协调手段比较少, 而且中国传统的非关税措施已不能适应目前的保护要求。必须抓紧时机制定既为世贸组织所允许、又起到对本国特定商品进行保护作用的新非关税保护措施。在这方面, 政府采购、反倾销法等是切实可行而又极为必要的。
三、结语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过渡期即将过去, 世界各国的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为应对世界各国贸易保护政策的攻势, 中国必须结合国际竞争环境和本国实际国情、把握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质和方向制定一套正确的、有效的国际贸易政策, 从而促进中国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 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摘要：自中国加入WTO后, 国际经济竞争逐渐激烈, 贸易自由化的同时, 国家保护主义也呈现出新的形式。面对各国对中国企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攻击, 中国必须制定一套正确的、有效的国际贸易政策, 以维护中国企业、产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国际贸易,政策
参考文献
[1]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 (1-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2]王允贵.趋于中性化——加入WTO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影响与贸易政策体系重构[J].国际贸易, 2001, (7) .
[3]刘崇仪, 丁任重.WTO与中国经济[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战略性贸易政策述评 篇10
广义上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部分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另一部分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一) 利润转移理论
作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和基础, 利润转移理论认为在存在内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 政府干预贸易并不一定总是有害的, 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政策干预使得外国寡头厂商的超额利润转移到本国。它包括三个论点和政策主张, 即:关税抽取垄断租金论、出口补贴夺取市场份额论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论。
1. 以关税抽取外国厂商的垄断租金。
1981年, 布兰德 (Brander) 和斯潘塞 (Spencer) 在其著名的《潜在进入条件下的关税与外国垄断租金的提取》一文中, 率先提出了在面临外国寡头垄断的情况下, 进口国政府可以通过征收关税的方式来分享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租金的论点。这篇论文被多数学者认为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开端。1984年, 两位学者又在《关税保护与不完全竞争》一文中, 对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关税保护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 完善了他们用关税抽取外国垄断租金的论点。布兰德和斯潘塞借鉴了凯杰克 (Katrak, 1977) 和斯威特伯格 (Svedberg, 1979) 的理论, 认为在面对外国寡头垄断出口厂商的情况下, 如果进口国国内存在潜在进入该产业的企业, 那么该国政府就可以对外国进口征收关税, 这一方面可以限制外国厂商在本国市场进行销售的垄断高价, 迫使其自动吸收部分压低下来的价格;另一方面, 也可以激励本国潜在的生产者进入外国厂商业已占领的国内市场, 打破后者的垄断局面。在这两种情况下, 该国都能运用关税从外国垄断厂商手里提取部分垄断利润。
2. 以补贴促进出口。
该论点最初也是由布兰德和斯潘塞提出的, 1983年, 二人在《国际竞争与产业政策》一文中, 针对许多国家为争夺国际市场而对国内厂商的研究与开发进行补贴的情况, 提出了一种旨在解释在不完全竞争国际市场上用研究与开发补贴或出口补贴等“产业战略”政策进行政策干预的论点。1985年, 二人又在《出口补贴与国际市场份额竞争》一文中, 对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出口补贴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布兰德和斯潘塞假设有国内国外两个厂商为第三国生产同一种产品, 生产国不消费此种产品, 这两个厂商展开古诺双头竞争。如果没有政府干预, 每个厂商的产量取决于对竞争对手的预期, 比较容易达到稳定的古诺均衡。但如果本国政府给国内的厂商提供出口补贴, 该厂商无疑会扩大产量, 国外厂商的最优决策是收缩产量, 由此本国厂商利润增加, 同时, 出口补贴会导致该产品的世界价格下降, 意味着消费国福利水平上升。本国和消费国的总收益大于另一生产国的损失, 世界福利水平提高。这说明, 生产国具有给予本国厂商出口补贴的单方面“激励”。
3.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是克鲁格曼 (Krugman) 1984年提出来的重要理论。在《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寡头垄断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国际竞争》一文中, 克鲁格曼提出了在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分隔、存在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下, 一国政府的进口保护可以促进出口的观点,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发生作用的条件、机理和后果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克鲁格曼的模型有两个基本假定:第一, 市场是可分割的卖方寡头垄断市场。第二, 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他指出, 由于存在产量-边际成本-产量之间相互反馈、相互强化的作用机制, 政府通过保护某一个市场便可以为本国厂商带来滚动增大的规模经济效益, 会进一步增强本国厂商在对方国家及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 同时也会削弱外国厂商在本国及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 最终该国将能在所有市场上扩大本国的销售量和减少外国的销售量。
(二) 外部经济理论
同厂商的内部规模经济一样, 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外部经济效应产生于技术外部经济和货币外部经济 (张谦, 1998) 。克鲁格曼认为, 当某一具有显著外部经济的产业在某个地方建立起来以后, 技术外部经济的存在会促进同类厂商和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 以通过技术外溢或“干中学”免费获得该产业已有的技术或管理成果。当该产业达到一定规模后, 与该产业发展相关的要素供应、产品市场及配套服务也会相应得到发展, 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该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在这种地理上的集中过程中, 各厂商通过技术外部经济和货币外部经济不断地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提高竞争力。当该产业竞争力提高到一定程度且国内市场有限时, 该产业就会成为出口产业, 通过出口市场的扩大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该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长期出口地位。从而, 无论该国的资源状况如何, 强烈的外部经济会使其巩固现有的贸易模式, 以维持自己的大生产者的地位, 即使有些别的国家存在更廉价生产这些产品的可能性。因此, 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 外部经济的存在使得本国厂商进入一项新的产业成为不可能。所以, 为获取具有显著外部经济产业的战略利益和有利的国际专业化分工, 一个国家不能消极地等待偶然的机遇, 而应当通过积极的政策干预来达到这一目的。在建立起自己的民族产业之后, 本国便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出口产品, 同外国的产品进行竞争。这样, 本国政府就会有积极性去保护他潜在的有竞争力的工业不受外来竞争的打击。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一) 将市场力量引入了分析模型
大部分传统的经济分析是建立在市场不会偏离“完全竞争”太远的假设之上的, 在这种理想化的模型中, 市场的自发运动必然会产生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所以, 自由贸易政策无疑是最优的结论。然而,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现在相当一部分的贸易是由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积累的经验所带来的优势和创新所带来的短暂优势所引起的, 在这些因素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中,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竞争对手, 每个竞争对手都是价格的制定者, 他们做出战略性的行动, 以试图影响竞争对手的行为。所以, 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 (或递减) 为假设对研究贸易政策是不全面的, 而以此为基础的自由贸易政策最优的结论也开始动摇。布兰德和斯潘塞等人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引入了贸易政策的研究之中, 分析了国际寡头竞争条件下政府干预贸易活动的必要性、可能性机制和福利效应, 从市场结构的角度为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使得国际贸易理论更加接近现实, 从而为一国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实现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结合
作为一国政府支持本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两大支柱,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在某些部分存在着一定的重叠和交叉, 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效结合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和政府追求的目标。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中, 利润转移理论强调对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运用, 主张政府干预应该是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 对各种贸易政策都有比较明确的分工与搭配。而外部经济理论则更强调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运用, 主张政府应该从生产领域对战略性产业进行干预。另外, 战略性贸易政策还特别强调干预的时机, 认为无论是贸易政策还是产业政策, 政府都应该先发制人, 获取首动优势。
(三) 对政府干预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位
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政策, 而贸易保护则会产生效率损失, 但是, 这一论点必须建立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 一旦我们放弃了这一假设, 也就等于放弃了市场必然产生帕累托最优的阿罗-德布鲁 (Arrow-Debreu) 境界, 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就值得怀疑, 由于市场失灵所导致的贸易保护政策就会变得合理。虽然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 市场失灵应该由直接针对问题根源的国内政策来解决, 但由于某些国内政策实施起来较为困难, 所以可以使用贸易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 即使贸易政策只是“次优”, 而不是“最优”。由于寡占产业中存在的垄断利润本身就是一种价格扭曲和市场失灵的表现, 所以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 政府的干预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 政府干预贸易便成为转移外国垄断利润、获取规模经济效应和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强有力的手段。
(四) 确立了规模经济在贸易政策中的重要地位
在规模经济被引入贸易分析之后, 以克鲁格曼为首的经济学家对贸易政策问题持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 他们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世界里, 两个不存在比较利益或生产要素禀赋差异的国家也可以从贸易中获利;但另一方面, 他们又认为:正是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 才使得政府干预贸易成为可能, 这一点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得到了充分论证。利润转移理论以内部规模经济作为贸易政策的依据, 认为通过保护贸易政策可以实现本国厂商产量的增加, 获取规模经济利益;外部经济理论则将外部经济区分为技术外部经济和货币外部经济, 由于技术外部经济是可以跨国界流动的, 可以通过贸易产生溢出作用, 这与完全竞争是相容的, 因而它对国际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政策无关紧要。所以,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论证外部经济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时, 引入了货币外部经济的概念, 并假定技术外部经济是能够被限于国界以内的, 通过考察有相同或相近自然条件的两国之间的贸易方式, 论证了外部经济对一国特定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成本降低的积极作用, 从而奠定了外部经济在贸易政策中的地位。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招致的批评
(一) 不确定性过大
伊顿和格罗斯曼 (Eaton and Grossman, 1986) 指出, 利润转移模型过分依赖于古诺竞争 (Cournot Competition) 这一假设。然而, 如果在BranderSpencer模型中引入一些现实的考虑 (如竞争类型的选择、外国政府的反应和信息结构等) , 政策结论便会变得模棱两可, 这就否定了出口鼓励政策在原则上有利这一观点。伊顿和格罗斯曼在《垄断条件下的最优贸易与产业政策》一文中, 把BranderSpencer模型的前提换成伯特兰德竞争 (Bertrand Competition) 战略, 即以价格而不是产量进行博弈, 得出的结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完全相反, 最优政策不再是对国内企业进行补贴而是征收出口税。这一批评, 几乎动摇了战略贸易模型的基础。赫尔普曼 (Helpman) 和克鲁格曼在《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一书中, 将市场结构引入了模型, 研究了三种不同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的影响, 发现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果所依赖的条件是非常复杂的, 市场结构、竞争方式和政策手段等都对政策效果有影响, 其中任何一个变量的改变, 都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研究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Pandora's box) ”, 对政府采取正确的贸易政策的能力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
(二) 过度进入而导致垄断利润和规模经济的消失
利润转移理论依赖于某一给定行业存在着超过正常水平的利润或超额收益, 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存在的。因为价值规律的作用会促使其他厂商进入该行业, 瓜分利润, 使其接近于正常或竞争性水平, 这使得出口鼓励政策仅仅在短时间内是有利的。另一方面, 如果考虑到市场进入问题, 补贴的效应并不总是如战略性贸易政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这是因为:第一, 从获得规模经济的角度看, 补贴很容易导致过度进入, 这可能意味着长期内平均生产成本比没有补贴时更高, 最终会使他们得不到规模经济效应;第二, 当补贴诱使大量的国内厂商进入出口行业时, 反而引起他们之间的过度竞争, 并因此使出口产品的长期价格下降, 这一方面会造成第三国市场上寡头垄断利润的消失, 另一方面也会使补贴国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第三, 从厂商自身来看, 得到政府补贴的国内厂商往往会发现依赖补贴本身较参与同国外厂商的激烈竞争收益更大, 于是, 他们转而进行寻求补贴的活动, 而不关注国家赋予他们的转移垄断租的职责, 这是一种典型的“直接地非生产性寻租活动” (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DUP) 。
(三) 国外报复的威胁
无论是利润转移理论还是外部经济理论, 一国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总是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的, 所以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损人利己的政策, 这种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常会遇到其他国家的报复而两败俱伤, 克鲁格曼引入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论证了这一观点。他指出, 尽管两个国家都采取不干预政策的总收益最大, 但是, 由于存在单方面进行干预的激励和对对方贸易政策的预期, 结果双方最终会都采取干预贸易的政策, 这显然比双方都采取自由贸易时的结果要糟。然而在实践中, 这种一次性决策情况是很少见的, 囚徒困境的博弈会一直持续下去, 一国会对对方的贸易政策做出相应的反应。克鲁格曼引用了罗伯特·阿克西尔罗德 (Robert Axelrod) 的一些实验结果并指出, 在采取多次重复博弈的情况下, “相机行动战略” (contingent strategy) 是采用最多的一种战略。这说明, 当一国采取干预政策时, 对方最可能采取的政策是进行报复, 以惩罚这种不合作行为。另外, 巴格瓦蒂 (Bhagwati, 1989) 、鲍德温 (Baldwin, 1992) 等人也指出, 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家最终会遭到报复,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 两个进行贸易战的国家都会受到损害, 这往往会降低两个国家的福利, 甚至会降低世界福利水平。
(四) 政府可获信息的不完全性导致政府干预效率的降低
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政府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政府必须能够正确地辨别本国存在高利润的行业和具有外部性的产业, 并能够对他们实施恰如其分的保护, 所以,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前提便是政府必须具有实施扶持政策所必需的充分的知识和信息。但是, 在实际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时, 我们经常会碰到下列问题:首先, 政府是否能够正确选中应当给予扶持的产业。一方面, 因为许多不完全竞争行业表面的高利润率可能是在竞争初期阶段成功企业的正常风险回报率, 所以贸易当局很难识别出哪些产业是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产业;另一方面, 由于外部经济十分抽象和不稳定, 我们很难对其进行计量, 所以战略性产业的确定往往是政治标准而不是经济标准。其次, 补贴是否能够完全应用于本国企业。即使如许多经济学家所言, 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具有很强的外部经济效应, 但是, 国际投资的不断深入使得一国的高科技产业可能融入了外国资本, 导致政府很难区分究竟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 这使得政府对本国企业的扶持有可能被外国公司所获得;另外, 通常情况下技术是可以跨国界流动的, 技术外部效应的存在使得一国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所创造出来的收益往往会流入外国公司。再次, 如何确定外部性和补贴的数量。即使一国政府能够将补贴应用于本国的战略性产业, 但由于外部经济计量的困难, 也很难精确地计算出政府应该给予的补贴数量, 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能够充分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和知识, 制定出恰当的贸易战略。
(五) 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可能造成利益分配不公
贸易政策不仅仅是建立在经济学家的成本-收益之上的效率计量, 而且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战略性贸易政策既然主张政府干预贸易, 那么自然会受到来自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的影响, 这些利益集团在进行DUP的过程中, 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最终达到均衡的贸易政策。所以, 如果说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建议的政府干预真能增加国民福利的话, 最大的可能是大量增加了小的幸运集团的利益, 同时却强行增加了较大的较为分散集团的支出。因此, 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 也许总体上能改善一国的福利, 但其分配可能极不公正, 会把收入从社会其他部门转移给受保护产业的雇主和雇员。如果该产业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 整个产业只容许少数几家厂商存在, 那么从贸易保护政策中受益的仅仅是少数人, 广大的消费者和其他厂商都遭受了损失。
四、小结
福兰克林有一句名言: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贸易而被毁灭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贸易政策的制定都应该以国家利益为中心, 同时协调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 贸易自由化和贸易干预注定如影随形, 除非国家之间的界限消失。所以, 自由贸易只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为了能更快地接近这个目标, 全球各利益集团应该制定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贸易制度, 在这种贸易制度下存在着一个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实施其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边际区域, 以尽量“公平”地分享国际贸易得益。所谓“战略贸易政策理论”等保护性理论应服务于这一边际区域, 各国只能在这一区域内实施贸易干预, 并且通过干预尽快改善市场运行的结果, 否则就要落后于自由化的趋势而陷入被动。
摘要：以新贸易理论为依托, 战略性贸易政策主张通过政府干预贸易来分享外国厂商的垄断租金或获取外部经济利益。它的出现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 这种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也招致了不确定性过大、过度进入而导致垄断利润和规模经济的消失以及国外报复的威胁等尖锐的批评。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内部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政府干预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章元, 陈钊, 陆铭.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发展与局限[J].经济学动态, 200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