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话语分析

中日话语分析（精选三篇）

中日话语分析 篇1

日常会话中, 随着交流话题的构建、展开和深入, 交际双方会在认知或知识状态方面不断地发生变化。一般来讲, 当话题的建构者发起一个话题后, 交际双方通常会在言谈应对中使会话朝着融洽和谐的方向发展, 以便更好地维持或增进彼此间友好的社会关系。当交际的一方对某事物进行了第一次评价之后, 无论交际对方采取赞同或是反对的态度, 交际对方的回应都会体现出一种定位, 即自己对于评价对象的态度, 以及与第一评价作出者之间在知识层面的相互关系等。而交际双方中究竟“谁的观点更具有认知上的权威, 更具有影响力”的确认也就成为影响交谈者彼此关系和话题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1]而且随着言谈应对的继续, 交际双方的知识和认知状态也会逐渐改变。运用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 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交际双方是如何看待知识或信息在自己与交际对方之间的分配状况, 知识在言谈应对过程中的动态发展, 以及交际者对于知识的积极调整等内容。

在实际会话中, 交际双方不管出自有意还是无意, 都会敏锐感知彼此对评价对象在认知方面的有无、程度、优先度等, 而将话题继续下去。[2]知识优先不但使交际者在进行信息传达、判断、评价时拥有相对的优势, 而且意味着交际者认为自己在知识深度、广度和特殊性方面与交际对方具有非对称性特征。[3]对于会话发起方而言, 他可能在谈话话题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识优先的优势, 而面对的可能是知识非优先或知识更为优先的交际对方。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 话轮的构建者并不知道交际对方在评价对象方面的知识程度, 因此, 当交际对方认为自己对评价对象具备同等或更丰富的认知时, 就会出现话轮发起人和交际对方争夺知识优先的情况。这样, 交际对方表示知识优先的二次评价的出现便成为可能。交际者对于自己在知识方面的认识是他们设计话论的基础和前提之一。

从实际语料来看, 剔除会话双方对评价对象实际认知程度这一因素, 假设会话双方对评价对象的认知程度相当, 那么, 影响二次评价产生的因素大致有会话双方社会地位和个体的自我认知程度两个方面。当会话双方社会地位不平等时, 如师生关系、长幼关系、上下级关系等, 地位较高一方发起第一次评价后, 地位较低的一方在选择是否进行第二次评价时, 往往不会以自己对评价对象认知程度为依据, 而更侧重对方社会地位可能会对自己造成的影响, 选择顺应的态度, 这一点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十分相似。当会话双方地位平等, 或无实际利益关系时, 二次评价出现则主要依据会话者对自己在评价对象认知程度方面的认知。

从交际者自己对评价对象的知识程度的理解来看, 知识优先引起的话轮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况, 如图1:

第一种情况, 当说话人知识优先、而听话人知识非优先时, 说话人占据优势地位, 对于说话人的第一次评价, 听话人往往会采取接受的态度;第二种情况是交际双方认知程度相当, 也就是听话人和说话人同处知识优先的立场时, 由于说话人社会地位较高, 使得听话人对说话人的第一次评价采取顺应态度;反之, 当听话人社会地位较高时, 听话人由于自身社会地位的优势, 有时会进行二次评价, 这就是第三种情况;第四种情况, 当说话人知识非优先、而听话人知识优先时, 对于说话人所作的第一次评价, 听话人进行补充或否定, 以强调自己知识优先, 这时会出现二次评价。

为强调己方知识程度更为优越, 交际者在言谈应对中有时会使用明确的、但不具备语义的话语标记来强调己方知识优先, 进而导出个人观点。在汉语中, 我们经常使用“我跟你讲”这一话语标记, 来达到强调自己知识优先的目的, 同时可以通过其相应的变体来调整语气强度, 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最大化表述。日语的终助词“よ”也具有这样的功能, 并在表现强度和方式上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通过对这个两个词语在用法和强度等方面的对比, 我们可以发现种种差异性所展示出来的两国的语言文化特点。

对“我跟你讲”这一话语标记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语言学方面, 如董秀芳的《来源于完整小句的话语标记“我告诉你”》, [4]将其语义功能做了五个方面的概括;干敏《作为话语标记的“我跟你说”》[5]一文对其功能类型和演变机制进行了考察;陈丽君的《话语标记“我给你说”的演变过程》[6]中提到了动词的虚化过程及其语用功能。对于日语终助词“よ”的研究, 国内学者多数集中在其语法功能和教授法方面。如日本学者加藤重广认为, “よ”从谈话构成机能来看是“具有排他性质, 对相应知识管理有所储备的标记”, [7]常用于说话人与听话人立场相对的情况;今村和宏则强调在提高诉说强度时, 会用到“よ”;[8]白川博之认为“よ”用来特别说明谈话内容的对象为听话人。[9]但是尚未有学者对这两个词进行相关性的比较研究并从其相异性来考察内在的文化社会因素。

本文在分析话语标记语“我跟你讲”如何体现知识优先的基础上, 与日语中的よ进行对比, 以发现两种话语标记的相异点,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造成这种差异性的文化性因素。本文所用中文语料来自笔者所采集的生活录音以及北京大学中国语料库中心的语料数据库, 并对说话人姓名进行了改动。

二话语标记“我跟你讲”

话语标记语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非常普遍, 例如“其实”、“然后”、“我说”等等, 它们已经脱离了原词汇中的概念意义, 并不对话题的真值意义产生影响, 只体现一种人际互动或者是语言组织的功能。“话语标记是说话人为引导和制约听话人正确理解话语而选择的语言标记, ……话语标记语反映了人们使用语言时的元语用意识。”[10]

本文中的“我跟你讲”作为话语标记, 经常用于非正式场合的交谈, 而不用于演讲或是文章中。它可以用在话轮构建单位 (Turn Constructional Unit) 的开头, 也可以插入其中或是作为扩展 (Increment) 置于话轮构建单位的转换相关处 (Transition Relevance Place) 。有学者认为[4]“我跟你讲”的另一种形态“我告诉你”这一话语标记, 主要的语义功能是强调信息和发出指令, 但我们认为, “我跟你讲”在强调信息功能的同时, 体现了说话人并没有把听话人放在信息共享人的对等基础上, 而是将自己放在对信息的知识程度更高的一个层次上, 强调自己对描述对象更加了解, 更加拥有直接体验和优先知识。相对于说话人, 听话人则不具备这种优先知识或只具备间接的经验, 在信息量上处于较低的一个档次。

(一) 第一次评价中的“我跟你讲”

当说话人认为第一次评价中谈论的对象为听话人所不了解的事物时, 他 (她) 会使用这一话语标记, 用来加强语气, 强调自己在认知领域的优先立场, 如下文中的例 (1) 。在这个例子当中, 阿英和小惠是同班同学, 她们在回宿舍的路上, 谈论起前一天下午在学校操场上的一场篮球比赛。当天的比赛阿英去观战了, 而小惠有事没去, 比赛的结果是物理系以大比分完败了数学系。

(1)

01阿英: 昨天的比赛你没去太可惜了。我跟你讲, 物理系的那帮帅哥,

02 太给力了, 把数学系那帮家伙啊::=

03小惠: =收拾惨了?

04阿英: 没错, 唉, 那场面!

阿英在01-02行的话轮内首先对对方没有去观看比赛的事实进行了评价 (Assessment) , “太可惜了”。随后, 又对获胜一方的队员以及他们的表现给予了评价。而后面的评价是对自己前面评价的解释, 也就是说为什么阿英认为对方没有去观战是种遗憾。小惠在03行的话轮内和阿英共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话轮构建单位, 即对队员的表现进行了猜测。这样的猜测随后在04行得到了阿英的确认。在这个例子中阿英亲临比赛现场为自己的知识优先提供了基础, 通过“我跟你讲”进一步强调了自己在话轮中的优势地位, 小惠由于缺乏这种认知体验, 只能在对方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猜测 (Best Guess) , 这样的猜测当然就是承认阿英的知识优先。

与上文中, 阿英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通过自己优先享有信息而取得谈话中认知优势的情况不同, 在某些情况下, 对于话题讨论的对象, 说话人和听话人同时享有相等的信息量。这时说话人使用“我跟你讲”, 更加强调了个人感受和判断,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感受和判断是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例 (2) 发生在午休时间的快餐店, 两个年轻的女性职员小张和小李一边吃饭一边闲聊。她们在谈论小张的恋人小伟, 两人都觉得小伟为人热情, 善良可靠。以下是她们在一致肯定了小伟之后的对话。

(2)

01小李: 有时候看人不能光看他对你咋样。

02小张: 嗯, 是呢。

03小李: 我跟你说哈, 他要是对他周围的人都好,

04 将来才能真的对你好呢。

05小张: 哦, 他这个人倒是对谁也都挺好的。

在01行的话轮中, 小李的评价来源于其个人生活经验。对于这个评价, 交际对方小张可以表示赞成, 也可以表示反对。而实际情况是小张支持了小李的评价, 而且程度较高。因为一个简单的“嗯”作为简单反馈就有可能表示自己同意对方的观点, “是呢”又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在接下来的话轮中, 小李更加具体地阐述了自己在先前话轮内所作判断的依据。“我跟你说”进一步强调了随后的评价是她认为的一种普遍真理。尽管小李作为第三方, 对小伟这一评价对象掌握的信息量并不比小张多, 但是她认为自己的经验和评价具有真理性, 对于听话人是有益的, 因此完全有资格强调自己知识优先的权利。“我跟你说”在这里有强调个人感受和判断的作用, 而小张则再次采取了赞同和接受的态度。

(3)

01老师: 我跟你说, XX (手机) 除了样子做得漂亮, 没啥优势。

02学生: 唔, 哦::

03老师: 我从来不用XX的产品。

例 (3) 中, 老师和学生对于某手机品牌的认识, 都是来自网络或别人的评价, 对该品牌手机的实际认知水平是基本一致的。由于个人偏好不同, 老师在01行对XX手机品牌作出消极评价后, 学生在02行的话论内并不明确认同。但考虑到师生关系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等级关系, 学生没有正面作出明确的回应, 或者说没有明确对XX手机品牌给予评价。只是象征性用“唔”表示自己对于老师给予信息的接受, 而“哦”的意义在于表示学生在努力占有话轮, 但是学生随后并没有继续话轮。整体来看, 学生的回应仅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认可。而老师也看出了学生的不认同, 继续强调自己不用该品牌的手机以解释自己的消极评价。

以上这3个例子说明了交际双方知识关系中的前两种情况。例 (1) 体现了说话人知识优先, 听话人知识非优先状态下的一次评价;例 (2) 和例 (3) 则体现的是在双方知识程度相当的情况下, 说话人地位较高而导致的一次评价。尽管例 (2) 中说话人小李并非在客观事实上地位高于小张, 但是她对自己评价内容正确性的自信以及作为有益于听话人的忠告立场, 使得她认为自己有权利处于一个较高层次的优势地位。而事实上从会话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 这种心理上的优势地位得到了听话人的承认。

(二) 第二次评价中的“我跟你讲”

说话人在构建话轮进行第一次评价时, 往往是按照自己的认识途径来指向评价对象的, 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说话人主张自己对于话题对象的优先权。因此, 听话人想要在第二次评价中强调自己的优先权, 就会和说话人的主张产生分歧, 致使谈话的基调产生不和谐。在这种情况下, 进行第二次评价的人有义务进行相应的解释来维护自己所暗含的知识优先, 而“我跟你讲”常常用在解释或申诉之前。

例 (4) 是一个老妇人在百货商店选购一件羽绒衣。她向售货员指出, 同样款式的羽绒衣在其他商店的标价要比这家百货店低。售货员拿出了厂家的样品, 向老妇人展示里面的鸭绒质地优良, 用来说明造成价格差异的原因。

(4)

01老妇人: 这个羽绒衣咋这么贵呢, 我昨天看的

02 和这个一模一样的,

03 比这便宜多了。

04售货员: 阿姨, 不贵, 您看的和这个肯定不一样。

05 我跟您讲, 我们这儿是厂家直销,

06 您看看这里面的鸭绒,

07 您再摸摸这厚度。

08老妇人: 哦, 确实挺厚的。

这一轮会话当中, 老妇人在01-03行的话轮内对羽绒衣的价格首先给出了第一次评价, 认为看到的羽绒衣“咋这么贵呢”而别家的商品“和这个一模一样的, 比这便宜多了”。对于这一消极评价, 售货员作为回应方在04行随即给出了第二次评价:表示自己的不赞同, 并且用“肯定”这个词加重了否定的语气, 进一步提升了一个评价等级。作为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 与顾客产生交际上的不和谐是售货员本人不愿出现的结果, 因此她需要一个更加合理和有说服力的解释来为自己的二次评价提供依据。在这里, 出于对老年顾客的尊重和缓和自己二次评价带来的消极影响, 售货员使用了更具有礼貌意义的“我跟您讲”, 紧接着对货源和商品本身材质的说明展示出售货员比老妇人更加了解商品的信息以及商品的性价比关系。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 当听话人对说话人的第一次评价表达出直接的不赞成时, 往往意味着听话人在同一领域, 具有更好或是更合理的见解。“我跟您讲”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售货员知识优先的同时, 也对二次评价中的不赞成进行了解释。对于售货员的解释, 老妇人在08行采取了认同的态度, 接受了售货员之前话轮中的二次评价。

例 (5) 是某环保建筑材料企业销售部经理与总经理谈论该企业生产的建筑材料的市场销售前景。销售部经理认为, 由于国家控制房价, 使房地产业处于停滞状态, 会影响到本厂的建筑材料销售。总经理则认为应注重市场营销的策略。

(5)

01销售部经理: 这样下去, 下半年, 咱们公司的加气块

02 很难有好的业绩。

04 整体的市场, 但对于我们来说, 未必就

05 找不到销路, 关键看你们的营销水平了。

06销售部经理: 嗯, 那我们尽力吧。

在这个话轮中, 销售部经理在01-02行的话轮内对未来的销售业绩给出了一个消极的评价, 对此总经理在03-05行采取了不赞同的观点。首先他通过“那也不一定”否定了对方的观点;接着在“我跟你说”后, 总经理认为销售部经理做出评价的依据不正确, 关键不在于国家政策, 而在于“营销水平”。对于总经理的否定评价, 销售部经理采取让步, 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观点, 显示出积极顺应的态度。在国家对房价调控的信息上, 两人的认知程度相当。而对于本企业的销售预期, 两位经理均不可能很肯定, 因此从对评价对象的实际认知程度上, 两人并无差异。由于两人立场及地位不同, 总经理选择性忽略了销售部经理不看好下半年建筑材料销售市场前景所提出的客观因素, 而是强调了销售部应积极开拓新的营销策略, 使话题核心的基础发生了变化。销售部经理则放弃了再次评价。

这两个例子体现了交际双方认知关系的后两种情况, 例 (4) 是说话人认知非优先而听话人知识优先所导致的第二次评价, 而例 (5) 则是在双方认知程度相当的情况下听话人地位较高而导致的第二次评价的出现。

三“よ”与“我跟你讲”使用上的异同点

从序列位置来看, 汉语中“我跟你讲”以短语的形式可以位于话轮构建单位的开头、中间甚至末尾, 而日语的终助词“よ”只用在句末。“よ”本身没有特定的意义, 用来加强句子的强调、劝诱、呼唤等语气。[11]“よ”较为典型的用法是用来强调自己的主张。当说话人认为自己对评价对象更为了解或拥有直接体验和优先知识时, 往往在句末使用“よ”, 提示自己在信息储备和认识途径方面, 处于比听话人更高一个档次的位置上。[12]60从使用者的意欲表达与心理暗示上来看, “我跟你讲”与“よ”具有非常相似地强调自己优势立场的作用。在下文中我们通过“よ”代表性的用法来考察它与“我跟你讲”的异同点。

(一) “よ”与“我跟你讲”在强调知识优先上的相似之处

例 (6) 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よ”的用例。[12]78理香和她的阿姨加代在谈论猫的话题, 加代在很早以前就养过猫。

(6)

01理香: 猫って、結構、用なくても鳴くよね。

02加代: 鳴かないよ、そんなに。

03理香: あ、そうなの?

04加代: うん。本当に静かよ。

05理香: へえ。

在这个例子当中, 短短的五句话用了三处“よ”。第一处是理香在01行用于第一次评价时, “猫咪没事可真爱叫啊”, 表明自己作为猫咪的饲养者有着直接的经验和体会, 并且希望加代能分享她的体会并给予赞同。同时她注意到对方是长辈, 并且在养猫方面具有相应的知识, 所以在“よ”的后面加了另一个终助词“ね”, 缓和了语气;第二处用在02行加代的回应中“没那么爱叫啊”, 加代通过第二次评价表示了自己的不赞同。加代作为资深饲养者, 有足够的经验来支持她合理地主张自己的知识优先性, 因此此处的第二次评价体现的是说话人知识非优先而听话人知识优先的认知关系。为了缓和不赞同所带来的不和谐影响, 加代在句末添加了副词“そんなに” (那么, 那样地) , 将两人的认知矛盾减小到了很小的程度;第三处用在04行加代的进一步评价中, “真的是很安静呢”, 再次提升了自己对这一话题的知识优先主张的强度。

在这个连续使用“よ”强调知识优先的例子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よ”的强度变化。理香的“よ+ね”、加代的“よ+弱化性副词”, 以及加代的“よ”, 体现出“强调但更希望得到赞同回应”———“适当弱化语气的强调”———“直接强调”这一不断升级的语气强度, 也就是说, 随着说话人话题的深入和自身立场的不断转变, “よ”可以通过与其他词汇的组合来调整强调知识优先的强度。“我跟你讲”也有类似的变形, 如“跟你说”、“告诉你”、“我告诉你”, 或动词前加“还”、“可”, 句末加“哈”、“吧”这样的语气词, 同样可以达到调整语气强度的目的, 来更好地展示说话人的态度。

(7) 告诉你, 我是悄悄来雅典参加比赛的, 我妈妈还不知道呢。

(8) 我跟你讲, 一般这种晚餐都是男人请女人的。

(9) 可现在是不是他干的还不清楚, 还没有得到证实。我还告诉你,

就是确实认定了是他, 你动手打坏了他也是错误的。 (1)

例 (7) 至例 (9) 这三个句子中, “我跟你讲”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表达的是一种从弱至强的语感, 例 (9) 中的“我还告诉你”除了强调说话人在判断打人是错误的这一问题上的知识优先权的同时, 还包含了警告的意思。[4]

(二) “よ”与“我跟你讲”在强调知识优先上的差异

在交际过程中, 交际双方通常会努力趋向于评价立场的一致性, 因为表示一致或赞同往往会促进或维持和谐的社会关系, 相反不赞同则会损害这种友好关系。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交际双方的认知立场, 保持协调一致必然优先于不一致。强调知识优先往往意味着信息的不对称, 容易导致不和谐的结果出现。但是强调知识优先的目的如果是给交际对方以好的建议或评价, 那么同样可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积极结果。如上文中提到的例 (2) 、例 (8) , 都是以自己的认知积累给对方以建议, 在这一点上“よ”有大量相同的用法, 在此无须赘言。值得一提的是, “よ”还可以通过不赞同来达到“友好性”的意义表达。

例 (10) 是一个请朋友做客的例子, [12]79阿健一家招待真纱和由纪几个朋友, 真纱带来了一瓶葡萄酒送给主人, 并介绍说这是一瓶日本葡萄酒。对话是在大家品尝葡萄酒后展开的。

(10)

01真紗: なんか、日本の味がするね。

02健: いや、日本の味がしないよ。なんか、どう。

03由紀: うん。

04真紗: やっぱり本外国のと違う。

在评价葡萄酒时, 真纱认为它的味道是“日本的味道”, 从她后面的发言来看, 与“真正的外国的味道”是不同的, 是逊色的。由于这瓶酒是她带来的, 所以这里的评价通过自我否定来表达一种谦虚的意义。对于这个消极的评价, 阿健在02行给出了明确的不赞同回馈“不, 不是日本的味道啊”, 并用“よ”来主张自己在葡萄酒鉴别上的知识优先。同时这种不赞同完全没有表现出非优先结构中的策略特征, 既没有话轮前拖延, 也没有弱化。这表明对于真纱自我贬低式的消极评价, 阿健积极地强调自己的知识优先和不赞同立场, 这里的不赞同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友好”的态度, 它不仅不会破坏双方和谐关系, 还会表现出强大的亲和力, 缓解真纱自我否定后所产生的尴尬和不安。而“我跟你讲”在“友好性否定”这一方面的用法并不突出。作为一个短句性质的插入成分, 不如“よ”这样的单音节终助词给人的感觉更加轻松和缓, 用于否定时也往往暗示了强调见解和个人意愿等更复杂的内容。

“我跟你讲”比起友好性含义来, 更多体现出一种“侵略性”意味。无论何种知识优先的情况, 日语都是通过语法结构来完成对“知识优先”的强调, 这种表达方式并不是直接否定对方的话语, 而是借助语法和语气来达到强调自己知识优先目的。与日语带有“隐晦”特征的、用助词“よ”表示否定的方式不同, 汉语“我跟你讲”这种用短句的表达方式更体现出直接“炫耀”知识优先的色彩。如例 (8) , 说话者告诫听话者, 男女用餐时一般应男性付钱。例 (9) 带有强烈的警告意味。汉语中表示友好态度需要否定别人时, 更多借助于一些语感轻缓的感叹词, 如“也不是那样啊”、“不会吧”等等。

四结语

语言离不开文化, 不同国家间相异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民众心理、价值观念等等, 都会对语言的使用产生影响, 可以说只有对该国的文化内涵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这一国家的语言。反过来, 透过某些语言现象我们也可以发现隐含在其中的文化因素, 这不但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使用语言本身, 也能发现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

通过上文对“我跟你讲”和“よ”的分析, 我们弄清了这两个词尽管都强调了知识优先, 但又各具特点。将这些特点进行分析比较, 会发现其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社会因素。

首先, 从这两个词的词汇构成来看。“我跟你讲”中, 比较明确地出现了“我”“你”这样的人称代词,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会省略掉“我”, 但是不会缺少“你”, 体现了汉语中人称对象指代明确的特点。“よ”作为终助词, 只用来体现强调的语气, 而没有特定的人称指向, 这与日语当中经常使用省略主语的句子也是相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出, 汉语在强调自己主张时, 立场更加鲜明, 自我意识清晰, 态度明确, 从而显得语气也更加强势一些;日语则表现得含蓄委婉, 在义理人情上往往给交际对方留有一定的余地, 注重“不言自明”的暗示性, 这与日本社会长时间处于流动性低、各阶层自成集团的历史因素密切相关。各集团内部高度的一致性使得“以心传心”的非语言因素成为日常交际中重要组成成分, 从而造成了彼此间立场的模糊化。

其次, 从这两个词的变化形态来看。“我跟你讲”呈现出更多的变化形态:“跟你讲 (说) ”、“我跟你讲 (说) ”、“告诉你”、“我告诉你”, 在此基础上动词前可以加上“可”“还”等词来加重语气, 后面可以附加“啊”、“吧”、“哈”、“哇”等调整语气, 不同的组合不仅能体现出说话人对自己主张的诉求强度, 而且还能体现出说话人的个人气质以及教养程度甚至地方特色等等。而“よ”的变化形态则相对简单, 只有“よね”这一种形式, 语气强度比“よ”低。这种差异显示出汉语的层次性更加丰满, 交际主体涵盖的范畴更为宽广, 社会交际也更活跃;而日语则表现出单纯性, 说明强调自我主张这种语言现象的使用并不活跃, 是日本人服从团体、个人意识淡薄的一个缩影。

最后, 从这两个词的表现强度来看。“我跟你讲”通过上述几种组合方式, 强度层层递进, 到最强的语气时“我可 (还) 告诉你”, 说话人不但强调知识优先, 还包含有警告听话人的意思在内, 语感非常强烈, 体现出不友好甚至是挑衅的语气。而“よ”则没有这样的含义。其本身就是最强语气, 往往通过“ね”或是其他的副词来减弱强调的语气, 从而弱化个人主张可能包含的侵略性意味。这个特点也是非常符合两个国家的国民气质的。中国人讲话比较直接, 习惯于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想法或是情绪, 而日本人喜欢暧昧的表达方式, 比较注重别人的感受, 即便强调自己的知识优先, 也通过一些词语来弱化语气, 来减少对方心理上的不快感。同时, 这种强调往往用于建议性语气和“友好性否定”, 从语言本身来说, 更容易促进话题向和谐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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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分析 篇2

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按中国干支纪年，时年为甲午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这场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日本趁中国战败之际非法窃取了我国的钓鱼岛。如果我们仔细查看甲午前后的历史数据，发现就当时的综合国力而言，清政府已经远远超越了日本，但是这场战争为什么会以战败而结束，导致中华民族逐渐走向深渊？下面让我们就此进行探究。

先分析下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吧。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本身就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由于其自身实力资源都不具备相应条件，所以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来达到目标的实现。

反观中国，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但清朝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中兴”并未能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从其他列强情况来看，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这些成为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有利条件。

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军运兵船“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战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黄海北部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战役，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其中在平壤之战清军得到了朝鲜方面的帮助，而且战用物质储备充足，完全可以打赢日本。但清军并未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由于其主帅叶志超指挥失误和临阵脱逃，导致清军失败，以至于影响了整个战局。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虽损失较大，但并未完全战败。然而李鸿章为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港内，不准巡海迎敌。日本夺取了黄海的制海权。

在这里分析下中日双方的军备情况。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北洋水师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但日本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冲突后，便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战前日本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日本还出动乐善堂、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虽然说装备上比日本差很多，以及在海战中战术不利，但是有那么多爱国人士浴血奋战，也不一定会输。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其中金旅之战清军守城将领都不战而逃，日军十二天的登陆行动清军竟坐视不问，只有当地的农民自发抗击日本军，暂时拖住了日军的行动。日军攻陷旅顺后，即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4天之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死难者最高估计达2万余人。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是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然后仅十天，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整个战斗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中方虽然在装备上和日本有很大差距，但毕竟日本国家小，国力有限，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对日本本身就是一场灾难。尤其在陆地战斗时大部分清军都没有选择和日军战斗，导致日本几乎没有损失军队的情况下不战而胜。如果没有清军投降，我想日本军队没有这么顺利直达北洋舰队基地，甚至会因为资源消耗过多而被迫停止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对中国影响很大，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日本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扩张，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

我们输在哪里？我们输在制度上的腐朽落后。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摆脱了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同时日本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吸收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丰硕的科技成果，并使之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动力。日本政府还积极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建立起近代天皇制，由封建君主政体转变为君主立宪政体。反观此时的中国，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像为慈禧太后搞“万寿庆典”，官员们竟随意挪用海军建设的军费，大肆挥霍，导致燃料、弹药极度紧缺，北洋舰队老化却无钱按原计划购新舰。在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的方面，清政府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清朝的洋务派虽然积极寻求富国强兵的方法，却只知引进技术和设备，对于政治制度却视而不见。由此可见，封建地主阶级主观思想上的桎梏严重影响了中国接受西方国家的先进制度，使中国与世界脱轨，为中国的发展埋下重重危机。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加强海洋的开发、利用、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长远发展。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国首度将建设海洋强国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宣示中国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中国适时提出建设海洋大国战略目标，致力构建“和谐海洋”，既是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着眼于我国领土主权和发展权的维护。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了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有了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的教训，我们更加明白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性。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正是因应周边的复杂形势而作出全面性战略选择。可以预期，未来中国在海洋上的维权力度将会不断加大，并且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国际社会上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发展权益。个别国家倘继续无视中国立场和反制措施，只会自食其果。

中日农产品贸易分析 篇3

关键词：中日农产品贸易

一、研究背景

中日两国距离较近，贸易不断往来。历史因素的原因也影响着两国经济的发展，但随着改革开放，两国的经贸关系取得了良好的发展。目前，日本是中国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但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摩擦。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两国农产品的贸易如何发展，在挑战中抓住机遇，推动两国农产品贸易不断发展。

二、中国与日本农产品贸易现状

中日农产品贸易在波动中不断发展，也会因为一些客观因素而发生剧烈变化。我国是农产品大国，是日本农产品进口的主要合作伙伴。近年来，尤其从2005年后，我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到2008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经济衰退，从而2008年我国对日本农产品贸易额为76.9亿美元，较2007年下降了7.8%。

从总体来看，中国对日本农产品贸易出口额不断上升。但中国对日农产品的出口主要集中于一些水果、水产、和蔬菜类上，中国在一些对日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出口中竞争力不强，这是中国的一项弱势。

三、中日农产品贸易存在的问题

（一）出口增加幅度小

中国向日本出口的农产品虽然有一些发展，但是出口增长速度缓慢。在农产品出口上，对日本出口的增加幅度小于中国农产品整体增加幅度。相对于中国总出口发展，对日本农产品的出口还是增长缓慢。

（二）巨大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产品丰富，以粮食为首，蔬菜，油料，水产品，烟草等农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也是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但是，由于贸易壁垒保护，质量问题等原因，使中国对日的农产品贸易受到一定阻碍，巨大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

（三）质量差，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

中国农产品生产追求数量的增长而忽略质量的保证，出现了不同问题，如农药残留超过标准，一些食品的激素和饲料添加剂过高，还有重金属问题等，影响了中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的形象，使国际竞争力下降。

四、影响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因素

（一）资源禀赋存在差异

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少，而且耕地面积仅为全国面积的14.1%，人口老龄化，从事农业的不多，导致农产品很难满足国内需求，所以不断从外国大量进口。中国面积大，资源富饶，劳动力也多。农产品数量不仅可以满足国内需求，还能向国外出口。资源禀赋的差异形成了中国对日本出口农产品的格局。

（二）两国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不同

日本的收入水平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从消费水平上看，平均日本每个家庭每月消费支出是35万日元，其中食品消费占了7.8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0210元，是总支出的22.72%。但是中国农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生活费支出仅为1572.1元，而用在食品的支出占了66.32%，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个人的支出也只有3915.5元，食品支出占到48.6%。收入水平的不同致使两国的消费结构产生差异。

（三）地理位置及运输成本

因为在贸易中农产品单位价或体积的运输成本比较高，所以距离因素在农产品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中日两国地理位置较近，运输距离短，因此在日本进口农产品时，中国有很大的优势。以玉米贸易为例，从中国运到日本只需2—7天，从美国西海岸运到日本需30一35天，从阿根廷运到日本就需40—50天。距离短有利于农产品质量的保障，缩短时间有利于产品上市销售，减少运输途中的损耗。

五、面对中日农产品贸易问题中国应采取的措施

（一）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竞争优势

在农产品贸易壁垒越来越多，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自己的优势显得非常重要。

1.对优势产品加大投资力度

如果国内某种资源增加供给，国内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会向这种资源密集型产业倾斜，由于存在经济的偏向性增长，它的扩张幅度会比较大。中国要素密集型产品较多，这也有利于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但就需要加大对优势农产品的投资力度，扩大优势农产品的发展。

2.加强农业标准化生产

农业标准化生产是发展农产品必走的一条路，通过农业标准化实行规模生产，加大人才的培养，使生产经营的成本降低。同时政府要提供支持，形成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对其他农业发展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对于农产品市场加强监管，使标准化生产预期最大化。

（二）走市场多元化的道路，寻求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在中国农产品出口市场中，亚洲地区占农产品出口比重达到70%以上，中国出口的地区过于集中。因此，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必须实施多元化战略。

1.开拓海外市场，形成出口市场多元化

中国应该开拓更加广阔的出口市场，通过各种渠道来突破单一市场结构的约束，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多元化发展。非洲、拉美、中东和俄罗斯等地区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都存在巨大的潜力。如果能够扩大这些地区的国际市场，就能降低中国对日的出口压力，增加中国农产品出口数量。

2.实现农产品生产的多样化和差别化

中国不仅要积极地开拓海外市场，还应根据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对我国农产品的生产结构进行有效调整，生产不同的、优质的农产品品种，达到农产品的多样化和差别化，有利于出口的发展，解决品种单一、集中化程度过高的问题。

（三）利用国际规则，加强对农业的适度保护

经济全球的发展需要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懂得利用国际与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运用其中的规则，使中国的农业更好更快发展。

随着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逐步提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会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各国对农产品的限制措施也在不断地增多，日本也是如此。我国已经加入了WTO，成为WTO的一位成员，应当尽快了解相关规则，特别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特殊规定进行研究，利用相关规则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农业经济个体也要根据国家的宏观政策去进行调整，注重产品特色化和差异化，在档次、品质和色泽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向世界级的优质农产品发展。

六、总结

中日农产品贸易是建立在两者之间互利、互补的基础上，并不是中国对日本的单方面农产品出口。因此，只有在两国公平开放的贸易政策上，才能实现两国贸易发展的双赢局面。如果牺牲贸易伙伴国利益来谋取自身利益，最终都会遭到别人的追偿，任何个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在竞争寻求合作，在合作中发展的原则，同时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建立相关机制，才能使贸易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任可佳《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研究》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刘文媛.浅析非关税壁垒下的中日农产品贸易《时代经贸》

[3]韩伟.我国农产品对日出口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山东省农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