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伦理（精选十篇）
和谐伦理 篇1
伦理是处于道德最底线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于“爱”和普遍自然法则的行为规范。所谓伦理环境是指人类生存、生活于其中的道德环境或人文环境。伦理环境既和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相关, 更与当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相连。因此, 伦理危机是涉及经济、生态和文化道德等各方面的危机。
1 和谐文明中伦理危机的原因及表现
1.1 伦理危机之经济增长失范
伦理危机的根源是工业文化的危机, 是在狭隘的文化塑造下人的行为的结果。这就造成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崇拜经济理性, 而经济理性特征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
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推崇GDP指标数据, 似乎可以以此来证明我们经济的发展是理性的, 赚取的利润是超额的。GDP在衡量经济增长中的“指挥棒”作用使得人们对其趋之若鹜。然而, GDP只能衡量经济增长, 而难以衡量经济发展。GDP的数值再高、表面再繁荣, 也无法掩盖其背后的深层矛盾。
1.1.1 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协调
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从人均国民总收入来看, 上海、北京相当于第一世界, 第二世界是天津、浙江、广东、福建、江苏、辽宁;第三世界是山东等地区;第四世界是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具体以GDP 来表现则是, 2002 年, 东部地区的GDP占全国近60%的比例, 比1998 年上升了11.3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71%, 人口占全国的28.6%, 而在实施“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背景下, 其GDP依然只占全国的15.3%。
1.1.2 人均收入分配的不均衡
到2005年年底, 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46, 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 并据经济学家预计, 在今后的20年中, 贫富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据统计, 1988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17∶1, 2002 年扩大到了3.11∶1, 有专家估计实际差距大概为6∶1。由此可见, GDP 的增长并没有消除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人均GDP 高速增长的背后, 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日益突出。
1.2 伦理危机之生态系统失衡
近代以来的中国, 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 也将征服自然作为根本追求, 过分强调人在改造自然界中的力量, 将中国千百年来传承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抛之脑后, 形成了片面的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对自然关系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及在实践上的简单处理, 同时在客观上助长了人类对自然不顾后果的掠夺和征服, 加重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由于片面追求“高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 我国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污染排放严重, 现有的生态环境不堪重负, 没有足够的环境来承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据调查显示, 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7.4 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27.9%, 而且每年仍以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递增;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 亿吨, 超过环境容量的82%。生态破环和环境污染已成为人类健康的杀手, 目前我国癌症死亡率为108.39人/10 万人, 占人口死亡率的17.94%, 而癌症发病率越来越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工业和交通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从以上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 “发展”和“增长”不是一回事, 片面的以牺牲环境求增长, 最终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1.3 伦理危机之道德资源失落
道德危机也称道德滑坡, 一般指人们的道德品质和道德素养趋于低劣, 全社会的道德水准趋于下降, 传统美德被人们所轻视, 取而代之的是不良的道德观念。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麦金太尔曾在他的《德性之后》一书中指出当代道德危机从根本上说是道德权威性的危机, 这种危机的表现是人们的道德判断陷入没有公准、没有客观尺度的道德相对主义。道德功利化是当前道德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自利的经济理性行为意味着对“伦理道德”的动机观的断然拒绝。在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 崇尚功利与价值, 追求财富和利益, 用功利的眼光去观察和体会世界, 正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经常化表现。以前的“雷锋精神”, 现在已经鲜为人知。曾经有报道过这样的新闻, 车祸现场, 伤者的生命危在旦夕, 救人者却在为救人费用讨价还价。这些人把人际关系存在的动因看成是相互间的利益需要, 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如此的道德低下, 让人悲叹。
2 回归和谐伦理, 走向和谐文明
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伦理状态环境, 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 找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的解决之道。
2.1 破除GDP崇拜, 用和谐发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过去人们一般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 并把GDP 看成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唯一指标。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的GDP 增长不等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而且片面追求这种增长会带来发展失衡、环境污染等许多严重的问题。我们应重视GDP, 但不能唯GDP至上。中国期待着更干净的GDP增长、有效率的GDP增长和节约型的GDP增长。
对于社会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科学发展”。构建各个社会阶层都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尽所能”的良性社会运行机制, 同时使所有社会阶层的人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各得其所”, 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即必须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差异化发展原则, “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 社会只有在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或效率的前提下才真正具备了实现社会和谐、经济正义以及社会公正的牢固基础。当然这种“差异式”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并非绝对的, 而是一种“非均衡”、“差异式”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充分考虑了各阶层、各地区的发展利益, 实现了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有机统一。也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经济正义, 消除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
2.2 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 构建生态文明观
生态理性作用的观点基于一种被期望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涉及个体利益和私有财产所有权。诸如保存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以及促进正义的观念等, 它与其他妨碍资源有效配置的价值观发生了尖锐冲突。经济理性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议事日程服务, 提出资源配置的问题, 以赋予当代利益有高于后代利益的特权, 赋予富人利益有高于极端贫困者的基本需求的特权。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 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 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
生态文明观要求在突破经济理性局限的基础上, 以一种新的理论为出发点, 即从生态发展出发, 去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模式。生态文明认为, 生态发展的首要目标是通过使经济活动基于人类的基本需要和生态协调发展的方式来保持自然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尊重自然是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生态文明认为, 全球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整体, 系统中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在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中, 如果损害自然界的物种来满足人类无节制的需求, 只能导致整个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枯竭, 最终危害人类自身。生态文明要求人类重新认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 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 而不是自然的主宰。在评价自然物种的非经济价值时, 要承认物种有其自身天然生存的权利。科学的生态伦理思想有利于激发人类树立正确的自然观, 懂得尊重自然的价值, 尊重其他生命形式。
2.3 建立和谐的社会疏导机制, 消除道德功利化思想
社会疏导机制是指在道德建设中利用社会渠道疏导社会成员不良情绪、调整社会个体道德倾向的机制。任何社会都会产生社会矛盾, 矛盾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社会情绪源于社会矛盾, 也对社会矛盾产生反作用。消极社会情绪会造成人际关系冷漠、人们的责任意识淡化、个人主义盛行、功利化倾向严重等道德滑坡现象。和谐社会要创造良好的伦理状态, 一定要重视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社会矛盾疏导机制, 一方面通过构建良好、融洽的社会氛围尽量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 另一方面良好、融洽的社会氛围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调适和化解。
中国的道德危机并没有脱离中国社会而独立存在, 而是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之所以存在道德功利化思想, 究其根本是生产力的不发达。古人说的好, “仓禀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当前社会的物质供应量尚不能充分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需求。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的不平衡造成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这也为道德危机的产生埋下了隐患。公平和公正是社会道德的基础, 只有拥有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保障、丰富的物质资料供给以及先进的生产关系, 才会有公平和公正;也只有如此, 才能消除道德功利化思想, 人们的生活不再以金钱为目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温情并和谐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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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和谐指归 篇2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和谐指归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有七个基本特点,他们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整体,并具有共同的和谐指向:人伦关系或人伦价值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起点;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支柱;人道精神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归宿;修养践履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本要求;而推己及人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唯一重要方法;天人和谐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精华.
作 者：张静 作者单位：济南市委党校,基础部,山东,济南,250014 刊 名：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SOCIAL SCIN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4 14(5) 分类号：B82 关键词：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特点 和谐
敬畏伦理与社会和谐 篇3
敬畏伦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伦理”内在地包蕴着“畏惧”的内涵，敬畏伦理是在人类特有的敬畏感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敬畏感不是与生俱来的自发情感，即是说它不是单纯依附在人身上的自发的畏惧或恐惧的感觉，它是社会、文化、历史的产物，是一切善恶观念的基础。敬畏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生成性过程之中。敬畏感不是愚昧、猥琐的代名词，而是人类拥有伦理智慧的象征。没有敬畏感的时代是野蛮的时代，没有敬畏伦理规范的社会是无序的社会。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不可抗拒性，使得人类有足够的理由去敬畏它，而不去冒犯和亵渎它。对必然性的敬重、遵循与认识，有利于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和谐。
对和谐与秩序的追求是人性使然。这种追求使得人类必须对自身的言行进行约束和规范。康德对“头上的灿烂星空，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中国哲人对“天人合一”境界的向往、对“慎独”“敬其在己者”的崇尚，都凸显了敬畏伦理为人类自身立法的恢弘气象。对与人生命攸关的神圣事物或力量的敬畏，不仅是人类的倫理义务和责任，而且是人类自身生命情感的内在诉求。
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敬畏伦理规范警示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人类培养理想人格、安身立命之本，对社会的有序发展、人类的文明进化起着积极的作用。东西贤哲大多表达过他们的“敬畏”之情。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其首畏是“畏天命”，即对不可抗拒之必然性的敬畏；老子则表现出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海德格尔认为：“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正是出于敬畏之心、出于人性中蕴涵的与宇宙万物共生共荣的内在诉求，人们才崇奉称之为敬畏伦理的道德规范，并将拥有这种道德品格的人称之为君子、圣贤。
安顿精神
当今时代，随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水平愈来愈高、改造世界的能力愈来愈强，一些人的敬畏感却愈来愈淡漠，敬畏伦理所具有的神圣性、警示性和规范性也在逐渐弱化。这种趋势的存在，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但也相应地滋生、助长了人类病态的痴狂，增添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朱熹在对《中庸》进行诠释时，特别强调对“道”和“天理”的“敬畏”：“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大佛顶首楞严经·卷四》云：“狂性自歇，歇即菩提”。正是“君子之心”难得的“常存敬畏”、正是人类明智的“狂性自歇”，才使得敬畏伦理的智慧之光能够普照大地，人类也才不至于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因而才得以拥有自己的自然和精神的家园。
和谐社会的建构有赖于公民的人格完善，而公民的人格完善取决于仁爱之心的培育、社会责任感的加强、道德境界的提升、对必然性律令的敬畏。人类应该有所敬畏。对敬畏感的褒扬，并不意味着宣传愚昧与迷信、抹杀人的主体能动性，而是主张对人的主体性加以适度限制，即对人的狂妄浅薄、妄自尊大、不自量力等予以合理规约。这种限制和规约，有助于人类心灵的净化、人格的完善，特别是在人的主体性已得到极大张扬的今天，尤为必要。
编辑/坦然
和谐:绿色学前教育的伦理之韵 篇4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矛盾不仅是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严重危机, 也是今后若干代人必须致力于解决的一个重大难题。如何保护自然环境, 并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 是一个连续性的研究课题与教育话题。绿色学前教育的提出正是对这一社会与教育问题的回应。绿色学前教育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原则, 并致力于回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教育过程中, 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处;二是如何通过教育使人与自然达成和谐。
进而, 绿色学前教育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与环境创设等方面做出了如下规定。
1. 教育目标
使儿童拥有环境意识是绿色学前教育的一项重要目标。在认知方面, 要求儿童初步认识环境与环境保护;在情感态度上, 要求儿童养成为保护环境而不断调整自身行为的自觉性;在行为上, 引导儿童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
这一目标与我国《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中科学领域的目标是一致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要求儿童做到“喜爱动植物, 亲近大自然, 关心周围的生活环境”, 这要求儿童不仅要亲近自然, 认识自然, 还要了解自然环境与自身生活的关系。
2. 教育内容
环境教育是绿色学前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 幼儿教育机构应设置专门的课程来帮助儿童认识自然环境及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另一方面, 教师应将环境教育渗透到幼儿生活与幼儿教育的各个领域与各个环节中去。
目前, 大多数幼儿园都设有专门的科学课程, 其中也部分涉及了环境教育, 例如认识水、石油等自然资源, 了解造纸活动的流程等。一些幼儿园也会组织幼儿开展采摘、踏青等活动, 甚至在幼儿园内专门开辟出动植物园区。但是, 从总体上来看, 专门的环境教育课程的比例还不足, 环境教育中特有的生态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幼儿园其他教育活动中渗透得也还不够充分。
3. 环境创设
绿色学前教育认为幼儿教育机构及其运作本身就应该贯彻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因此, 园所绿化与废弃材料的回收利用是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两项重要工作。
园所绿化不是单单地增加绿植面积, 还应考虑绿植与师生活动、绿植与建筑以及绿植之间的协调关系。例如, 在园所面积固定的情况下, 绿植的栽种不能使师生原有的活动空间大幅减少, 更不能妨碍活动室内的采光。同时, 绿植之间应高低错落, 交替相映。
回收利用废弃材料为幼儿制作玩教具, 可以有效地节约资源, 降低教育成本。同时, 在废弃材料的再制作过程中, 教师拥有了更多的教育创造的空间, 也能为幼儿的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因此, 许多幼儿园已经开展了这项活动,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在绿色学前教育提出之后, 其所倡导的和谐理念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承认, 并将其扩展到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层面。正如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 人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是一个社会性的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环境系统与个人行为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具体到绿色学前教育领域内, 对人与社会的和谐做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规定。
1. 构建民主、生动、活泼的教育环境
儿童是教育的主体。从人与社会和谐互动的角度来看, 要想确保儿童的主体地位, 就必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民主、生动、活泼的教育环境。首先, 幼儿园的物质环境创设应讲求人性化的设计与处理, 考虑儿童的生活与发展需要。其次, 幼儿园的文化环境与制度管理应做到宽严相济。即, 幼儿教育机构应在其内部处理好纪律与自由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教师应当在为儿童提供必要的约束与引导的同时, 给予儿童足够自由与多样化的活动机会。教育管理者也应当在为教师提供必要的规范与纪律的同时, 给予教师足够自主的教育权利与空间。因此, 绿色学前教育非常注重幼教机构管理文化的改观。
2. 幼儿园、家庭与社会的三位一体教育
对于儿童而言, 幼儿园、家庭与社会都是与之相对应的外部环境。首先, 每一个教育环境都应与儿童的自然天性相协调;其次, 每一个教育环境自身都应是一个内部和谐的生态系统;再次, 三个系统在教育理念与方法上应能做到和谐统一。这是绿色学前教育的应有之义。
一直以来, 我国都十分重视幼儿园、家庭与社会的三位一体教育。但是目前, 从社会的整体情况来看, 家庭与社会的教育功能有所减退, 幼儿园、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教育矛盾还十分突出。因此, 绿色学前教育重视幼儿园与家庭、幼儿园与社区之间的互动, 以尽可能使三个系统协调运转。
3. 品牌幼儿园建设与区域学前教育发展的联合互动
除了社会对幼儿园建设的影响以外, 对于单个幼儿园而言, 其他幼儿园也构成了其发展的外部环境。因此, 在教育系统内部, 单个幼儿园与其所在的区域学前教育发展之间也存在着和谐与否的关系。根据绿色学前教育的要求, 品牌幼儿园的建设必须与区域学前教育发展形成联合互动的关系。单个幼儿园的发展需要区域学前教育建设的支持;反过来, 单个幼儿园的建设也会带动区域学前教育的发展。这样的品牌幼儿园建设才符合人与社会和谐的原则。
三、人与人的和谐
绿色学前教育源生于自然生态理论, 珍爱生命是自然生态理论的核心价值。对于人类个体而言, 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之中。为了使个人的生命焕发生机与活力, 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和谐的交往关系。为此, 人与人的和谐是绿色学前教育和谐理念的第三个层面。绿色学前教育重视人的生命, 强调要尊重、关爱学生与教师的生命与价值。
人与人的和谐首先体现在人们的彼此尊重上。在绿色学前教育中, 尊重生命更多地意味着求同存异, 宽容彼此的差异性与特殊性。每个儿童都有自己独特的兴趣爱好, 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教育风格。师生在交往过程应时刻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
在尊重的基础上, 绿色学前教育倡导师生之间彼此关爱。教师应主动地关心儿童发展中的困难与进步, 为儿童提供比公正本身更进一步的仁慈。教育管理者应积极地关怀教师工作内外的心理感受, 使教师感受到工作与自身生命之间的意义关联。这样, 幼儿教育机构在其内部营造出一种互助共享的氛围, 使每个人都感受到来自周围人的关爱。
四、人自身的和谐
和谐不仅是个体与其他人或外部环境之间的和谐, 个体自身内部也存在着和谐问题。在绿色学前教育看来, 儿童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领域之间也存在着协调统整的问题。因此, 绿色学前教育将和谐理念贯彻到了人自身的和谐层面。
1. 坚持儿童整体发展
从不同的角度, 儿童的发展可以区分为不同的方面。最简单地说, 儿童的发展可以分为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两个方面。当然, 根据教育活动中的五大领域或者多元智能理论, 儿童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为更多的方面。绿色学前教育坚持儿童整体发展的原则, 强调儿童不同发展领域之间的协调统整, 坚持儿童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 以造就健康快乐的儿童。
2. 坚持儿童发展的连续性
从纵向的发展阶段上来看, 儿童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连续性也是儿童自身和谐的一个方面。绿色学前教育重视儿童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有机联系, 认为学前教育是儿童后续教育的基础。因此, 绿色学前教育重视幼小衔接, 并且将儿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重要的教育目标。
综合以上来看, 绿色学前教育的“和谐”理念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四个层面。沿着这条伦理主线, 我们清晰地把握住了绿色学前教育的涵义。人们在应对生态环境危机的过程中, 创造并使用了绿色学前教育这一概念。之后, 人们扩展了对“绿色”的理解, 用其来表达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前教育理想, 并强调教育系统内外的有机协调。概括而言, 绿色学前教育就是以环境教育为基石, 尊重、关爱师生的生命与价值, 构建民主、生动、活泼的教育环境, 培养完整儿童, 使儿童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教育。
和谐伦理 篇5
商谈与和谐--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现代意蕴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discourse ethics),着眼于商谈(discourse)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为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共生提供了另一条理性的.道路.其中,“主体的交往资质”和“理想话语环境”的实现又是商谈伦理是否能实现的关键.虽然当下通过对话消解主体间的斗争仍然不现实,但它无疑有助于使得主体间的关系从斗争走向共生,从紧张走向和谐.
作 者：郑璐 ZHENG Lu 作者单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江苏,南京,210000 刊 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PARTY INSTITUTE OF CPC AND NAN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年，卷(期)： “”(6) 分类号：B82-055.9 关键词：商谈伦理 交往资质 理想的话语环境 和谐 共生从社会和谐视角谈家庭伦理道德建设 篇6
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家庭伦理道德是家庭成员相互之间行为规范的总称，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处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其目的在于形成和谐的家庭关系。和谐家庭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内容。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建设和谐家庭，以家庭道德要求去处理家庭关系，维护家庭的团结和睦，不断提高家庭成员的道德素质，从而以和谐家庭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建设和谐家庭，关键是建立民主平等的家庭关系：一是夫妻关系的民主平等。一切家庭关系都是以夫妻关系为中心展开的，因此，建设和谐家庭，首先是建立以男女平等为前提的互敬、互爱、互让、互谅的夫妻关系。二是亲子关系的民主平等。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亲子关系的民主平等，是社会主义现代家庭的本质要求，也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前提。因此，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必须注重亲子关系的民主和平等价值的实现。三是其他家庭关系的民主平等。实现兄弟姐妹、婆媳、姑嫂等其他家庭关系的民主与平等，也是家庭关系进步和家庭和谐的重要内容。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息息相关，和谐美满的家庭有利于每个家庭成员自由、平等、健康、全面地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进步。
构建和谐家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诸多因素中，家庭的和谐是构成社会和谐的基本因素，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家庭伦理道德在家庭中起着调解家庭矛盾，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增强家庭团结的多重作用。和谐的家庭往往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带，因为和谐家庭就像不断净化水质的过滤器，用家庭伦理道德规范来约束家庭成员的言行，积极充当好各自的家庭角色，使家庭关系更加和谐，从而促进和谐家庭乃至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和谐社会建设中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的变革、社会结构深刻的变动，各种思潮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多元的价值观正不断冲击着传统道德下的中国家庭，影响着婚姻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婚姻关系稳定性下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婚姻家庭出现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如轻率离婚比率有所上升，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家庭离婚率不到5%，而现在竟达到25%，婚外情泛滥，家庭暴力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空巢家庭的出现，使家庭亲情关系淡化，家庭教育弱化，家庭伦理道德受到严重挑战，严重地侵扰着家庭的安宁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子女教育重智轻德。目前，许多家长对家庭教育的认识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一些家长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显得异常突出，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为他们设计将来，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了知识就有了未来的一切，而忽视了对孩子的品德、意志、兴趣、性格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不仅影响了孩子良好品德和健康人格的形成，而且阻碍了孩子德、智、体、美的全面和谐发展，甚至导致孩子道德人格的缺失，给其一生带来不良影响。
第三，家庭中代际关系失衡，出现“敬老不足，爱幼有余”的倾向，家庭中的长幼关系出现了尊卑错位，一些家庭尊老爱幼的责任相对淡化，对独生子女普遍存在溺爱现象，如不顾条件地满足子女物质上的要求，而忽视了对子女道德品德的教育，致使许多孩子好逸恶劳、自私自利、心理承受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很差。相反老人的物质和精神赡养退到次要地位，“啃老”、弃老、虐老现象突出，亲情纽带松弛，家庭伦理道德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第四，虚拟网婚使一些家庭背离正常的家庭伦理，增加了婚姻的风险。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网络发展可谓日新月异，这场信息革命已逐渐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工作和學习方式。然而，网络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网络道德失范问题在和谐社会中正日渐凸现，并引发了网络失范行为，对传统婚姻家庭和伦理道德产生了很大冲击。
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下的
家庭伦理道德建设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承载着社会赋予的伦理道德教育责任，家庭道德教育是个体道德化的基本途径，是培养合格道德活动主体的关键环节。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加强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因而对当前家庭伦理道德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审视和价值引导，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伦理道德缺失问题，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
一、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引领家庭伦理道德建设。
当前，家庭领域的道德建设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我国家庭伦理道德中的价值观念良莠不齐，价值矛盾相互激荡。与此同时，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滋长蔓延，严重腐蚀着人们的思想，引起家庭道德的滑坡。因此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婚姻家庭建设，加强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研究，倡导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思想和原则，具有时代特点的恋爱观、婚姻观和家庭观，并解决婚姻家庭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深入推进和谐家庭建设的各项工作。只有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抓住社会主义价值需要、价值创造、价值实现的关键，才能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突出和谐家庭建设的正确方向。
二、要充分利用传统的道德资源，营造和谐的家庭关系。
发掘蕴涵于传统家庭伦理中的道德资源，促使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现代转型与构建新的家庭伦理道德的紧密结合，从而发挥家庭伦理机制的调节功能，增强家庭的凝聚力，保持家庭的和谐与稳定。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有着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也有着优良的道德传统，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道德，发扬中华民族特有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扶弱济贫、尊老爱幼这些传统美德，不仅可使千万个家庭和乐融融，而且对于维护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三、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为主线，促进家庭伦理道德建设。
家庭成员的自身素质，直接关系到整个家庭的和谐。抓好家庭道德教育是建立和谐家庭的基础，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确定正确价值取向、作出正确道德判断提供了基本准则，因而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和引领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们明辨是非、善恶、美丑，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帮助每个家庭成员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以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行为营造出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家庭关系，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缩影，家庭伦理道德是社会和谐的一种体现，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生活的真实反映。加强家庭美德教育，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当前，我国的家庭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所具有的重要社会价值，正越来越被社会广泛接受，而家庭伦理道德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也被普遍意识到，为此，加强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提升每个家庭成员的道德素质，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是提高全民族综合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 作者单位：邢台学院社科部
编校：王 姣
伦理视野下企业人力资源的和谐管理 篇7
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管理者在进行选人、育人、用人和留人等有关人员或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时所需要使用的概念和技术的总和, 它主要包括工作分析、招聘与选拔、培训、实绩评估、报酬与激励、职业计划与职业开发、以及维护人力资源管理的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内容, 它是一种系统化的管理体系。
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经济活动和长期发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人力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
日本管理学家太田琴彦在总结日本企业成功的经验时认为, 在人、财、物、时间、空间诸要素中, 人才是企业生死攸关的要素。人是知识的载体, 具有一定质量 (智慧、技艺和能力) 又能在数量上满足需要的员工所形成的人力资源是现代企业的生命之源。
(2)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制胜的法宝。
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其主要的战略目标, 降低创造价值所需的成本并通过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要来增加价值。
(3)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在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的竞争, 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所以有效管理的人力资源是企业真正的长远竞争优势。在其他资源相同的情况下, 拥有独具创造性和主动性的管理人员及全体员工, 才是企业独具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4) 人力资源开发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
据美国的经济学家分析, 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额中, 有40%是人力资源投资的结果。我国1952一1983年, 国民收人总额的9%是人力资源投资的结果。这说明人才不仅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 而且对于社会的繁荣进步, 都是第一位的最稀缺的资源。
2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
(1) 人力资源管理的框架体系尚未建立和完善。
企业在建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过程中, 往往将其简单地理解成为设计一个考核体系, 或者一个薪酬体系以及长期激励制度等。人力资源管理中, 每个项目的成功运作必须建立在一个高效率运作的人力资源工作平台上, 否则, 其作用将大打折扣。的确, 绩效考核体系和薪酬激励体系等对企业转变经营观念与作风相当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建立这些体系的同时, 营造有效的配套支持系统, 否则就是一种在投机和短视的眼光下急功近利行为。企业业绩的持续提升和战略实现需依赖于企业形成一套系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和体系, 这里面包括从形成求才、选才、用才、育才、激才、留才的机制, 到建立畅通、快捷的沟通平台并融入企业的文化、价值与使命中。每个企业的生存环境、所处行业、面临问题都是不同的, 其经营战略、组织体系与文化价值也相异, 员工素质以及倾向也是有差别的。企业要立足自身特点, 坚持战略的眼光和思路, 通过对组织结构与流程优化、目标的设定与评价来形成高效的工作平台, 推动员工技能的持续提高和人力资本的不断增值, 从而增加其产品与服务的差别来实现经营战略, 从而创造出差异型的持续竞争战略, 才是企业建立、建设人力资源管理平台的真正使命。
(2) 大多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还处于传统行政性人事管理阶段。
这主要表现在:第一, 重视人的现实存在, 注意考察管理对象已有的教育文化程度、既定的工作能力、已经可以使用的体能。它要求即时的能够使用的“现实生产力”。第二, 强调人的社会性, 重视人的理性作用。它注重人的社会联系, 强调组织团体、社会群体对于人的管理效能和制约作用。它完全依靠制度, 依靠制裁来维持组织的存在和发展。第三, 重视领导对人的管理的操作性层面。它所坚持的对于人的识别与管理原则是:人的思想必定要从人的行为中表现出来, 因而, 只要把人安排到某个比较合适的工作岗位上, 管理好人的经济行为以及与生产劳动相关的社会行为, 我们所说的“劳动人事”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3) 员工普遍对绩效及报酬不满, 没有工作热情。
我国企业一直采用的是年功序列工资制, 分配上严重不公正。似乎考评绩效时论资排辈是天经地义的。分配制度上则强调平均主义, 即不论能力高低、成绩优劣、贡献大小, 只要处于同一级别线上, 就得拿一样职务津贴。这种过于公平的绩效观念, 抑制了人才的创新精神, 对企业发展很不利。亚当斯公平理论告诉我们, 一个人对所得的报酬、奖励不仅看它的绝对值, 而且要看相对值。如果员工之间相对比很不公平, 员工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多劳不多得, 少劳不少得, 勤劳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降低, 生产效率及质量大打折扣, 这也是员工流失的主要因素。而懒惰的员工吃大锅饭, 难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4) 人才储备方面欠缺科学性。
许多企业只重视眼前利益, 没有前景规划, 员工得不到积极有效的培训, 有的企业管理者对员工培训认识不够, 只重视生产, 不重视培训;有的企业没有持续的、有针对性的培训规划, 致使培训工作效果不明显。把人力仅仅作为一种资源, 抑制了员工积极性的发挥。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有明显区别的。所谓人力资源, 主要是指一国或地区基本已经开发的、具有劳动能力的总人口数;所谓人力资本, 它是体现在人力资源身上的以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一种非物质资本。正因为企业的核心技术 (亦即核心竞争力) 实际上只有通过技术创新者与职业经理人的内在结合才能构成, 所以我们说企业内的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把人力仅作为一种资源会给企业发展带来两方面的弊端:一方面, 不承认人力资本概念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使得企业内部失信状况很严重。因为企业中有的人是典型的人力资本, 但是却得不到承认, 充其量是一种高级打工仔而已。另一方面, 人力资本得不到承认, 就必然引起非理性的反抗, 例如, 有的卷款而逃、有的故意将企业中的实验搞坏等等。人力资本的非理性反抗必然导致货币资本的非理性镇压, 人力资本得不到承认, 其结果必然导致高级人才的流失。
3 企业人力资源和谐管理中新型伦理观的创建
(1) 建立新型人才选拔伦理观。
企业在选拔人才时应大胆选拔“开拓型”人才, 选拔一些有激情、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到企业中来, 企业才能富有活力和创造力。明确企业人力资源需求规划, 增强企业人才引进的针对性和目标性。企业在引进人力资源时, 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引进的人力资源是否符合企业发展需要, 这也是决定企业是不是引进人力资源的根本。有了企业人力资源需求规划后, 在引进人力资源时就要严格标准, 既要避免走后门、说情、降低用人标准引进人力资源的现象, 更要避免重学历、轻能力或不顾企业发展需要引进高学历人力资源的现象, 两种现象都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损失。这样, 通过制定人力资源需求规划和严格引进人力资源的标准, 企业就增强了引进人力资源的针对性和目标性, 引进的人力资源就更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也就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
(2) 建立新型用人观。
企业在号召员工立足本岗位干好工作的同时, 应十分注重从伦理上激发职工的主人翁意识, 使职工关心企业全局发展, 积极参与决策, 这不仅体现了企业决策的双重互补需要, 而且使企业的决策方式发生了裂变, 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 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最大的发挥。其一, 用人要德才兼备。企业在用人时, 这是一条首先要考虑的原则。一个只有才能的人是远远不够的, 很难想象, 一个道德败坏的人身居高位能带领企业走向成功。其二, 用人要扬长避短。所谓扬长避短, 是指在用人过程中, 要善于识别使用对象的优点和缺点, 尽量用其“长”, 避其“短”, 使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其三, 用人要量才而用。人才的使用, 必须根据人才自身的素质及能力, 把他们放在与其能力要求相对应的岗位上及职位上,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其四, 用人要充分信任,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对人才一定要“信而不疑”, 选用了就要大胆任用, 不要因为一些小节问题而持怀疑态度。其五, 要竞争用人。企业如果大量使用近亲及平庸之人, 会导致企业能者不能, 挫伤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 使企业缺乏活力。如果引入竞争机制, 使人才不埋没, 走向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人尽其才, 企业才有可能快速发展。其六, 要流动性用人。企业在用人过程中, 要注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部门壁垒, 有针对性地、有计划地让人才合理流动, 让人才能在各方面学习, 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发挥作用, 同时, 这也是一种培养全面人才的手段。如果人才得不到合理流动, 在小环境里, 容易窒息人才, 使企业丧失活力。第七, 优化企业人力资源配置, 建立能上能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企业可以对引进的人力资源进行职业兴趣和爱好的测试, 以发现人力资源的职业偏好, 并根据测试结果将人力资源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去。必要的时候, 可以适时进行更多的职业兴趣测试, 并把每次测试都建立起相应的档案, 以更好地掌握人力资源的职业爱好需求和发展潜力, 适当地引导企业人力资源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3) 建立新型报酬分配的伦理道德观。
从伦理学角度, 可以用“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这一伦理原则来处理报酬分配问题。现在的劳动报酬管理已从绝对的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及对个人绩效能力的肯定转化。新型报酬分配的伦理观应朝着如何使员工进一步发挥其潜能和积极性的激励型方向发展。在工资考核与晋级方面更多地考虑工作能力及工作成果, 是对杰出人才能力的一种承认。这种报酬体制摈弃了由编制等级、单位和个人的行政等级等非货币收入和社会权益差别导致的分配机制的不平等, 真正体现了公平、效率和原则。
(4) 建立人性化的管理伦理观。
切实关心企业人力资源的成长, 积极帮助企业人力资源解决实际困难,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 如果只强调管理和要求人力资源进行奉献, 就会在实质上影响到人力资源的积极性, 不利于人力资源作用的发挥。而要想改变这一点, 就要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关心, 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来说也同样适应。因此, 企业相关部门要经常与企业人力资源进行沟通、交流, 还可以到人力资源家中走访, 以充分了解人力资源思想和实际问题。对于人力资源思想上的问题, 企业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 采用说服、教育等手段, 努力加以解决, 消除人力资源思想上的困惑。而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的实际困难, 特别是生病、养老、照顾子女等方面的困难, 要坚持人本原则, 努力采取各种途径帮助解决。这有助于企业人力资源安心工作。
摘要：通过分析企业人力资源的现状, 初步探讨其问题的根源, 表明企业核心竞争力往往是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所决定的, 人力资源的优劣对企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提出完善企业人力资源和谐管理的基本措施。
关键词：企业,人力资源,和谐管理
参考文献
[1]王立伟.IBM调研对人力资源六大建议[N].东方早报, 2005-09-07.
和谐伦理 篇8
一、校长负责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小学管理制度的科学选择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学校逐步实施校长负责制”。经过30年的实践, 我国中小学校长负责制已趋成熟, 并在全国中小学普遍实施, 形成具有普适性的教育管理机制, 推动中小学管理改革不断深化。
负责制充分调动校长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校长在学校发展的地位一直备受关注, 不仅关系到校长本人的教育权益, 更影响了学校发展的方向和高度。校长负责制从机制上确保了校长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 为校长依法治校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首先, 激发校长的积极性。校长作为自然人参与到学校的教育管理, 不能简单地接受上级指令, 而应基于学校的发展实际需要和改革的应然趋势进行系统规划和设计, 满足师生发展需要, 达成学校发展愿景, 而这些均源于校长积极性, 只有校长积极参与到学校教育改革进程中, 教育改革才能进一步深化。其次, 激发校长的创造性。校长负责制充分尊重校长在学校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俗话说:有什么样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 校长成为学校发展的最直接的动力源, 校长必须发挥自身的教育智慧拓展学校发展空间, 丰富学校发展方式, 优化学校发展路径, 提升学校发展品质。
负责制解决了办学权限模糊的尴尬。校长负责制确保校长在学校建设过程的地位和功能, 明晰了学校作为法人单位的客观存在, 明确了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首先, 明晰了学校自主办学的权限。负责制从制度层面确保校长在学校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克服了传统校长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传话筒”的局面。校长在学校发展过程中有了明确权利, 校长有了办学自主权、决策权、指挥权、人事权、财政权等, 从不同层面对校长的办学治理权有了明晰的确定, 改变了以往领导体制带来的责权分离的弊端, 大大提高了学校的办学效益。其次, 规范了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办学管理。负责制明确了学校办学的主要责任人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管理的基本要求, 克服了传统的大包大揽局面, 注重对学校办学的宏观指导和评价, 将管理权和办学权进行了有效区分。
负责制为实现教育民主提供了可能。学校规范性的要求不是自上而下给出的, 而是通过理性的实践论辩达致的, 由于基于实践论辩的教育伦理规范较符合实质的民主精神, 因而也就较易贯彻落实。[1]负责制从制度层面构建学校组织形态, 使得学校教育管理机制从“从上”走向民主, 从“无从下手”走向“专人负责”的有序组织生态, 使得学校组织形态能够容许学生、教师、家长及社区代表共同参与教育规范的决策伦理过程。营造出哈贝马斯所言的毫无强制的“教育者与受教者和谐互动的教育伦常秩序。”因此, 学校民主推进必须依托学校内部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 增强自下而上的民主诉求, 增强学校管理的参与意识, 建构有效的参与机制, 确保校长决策的科学性和群众性, 强化教育行政部门的有效监督, 确保学校民主机制, 倡导教师、家长和学生等共同决策的机制。
二、校长负责制机制中隐含的伦理危机
校长负责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 其运行机制基本成熟, 在实施过程中, 由于社会、家长及学生对其内核理解的片面化, 看到了校长个人素质对学校的影响, 而忽视了学校制度对学校工作的决定性影响, 校长负责制的收效甚微, 调查表明:48.66%的教师认为校长负责制在学校管理工作中的作用一般;10.33%的教师认为根本就没有作用;26%的教师认为校长负责制的作用较小;而仅仅只有18%的教师认为校长负责制的作用比较大。[2]另一方面, 负责制使得有的学校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变形, 校长负责制的实施也招来了社会的质疑。
负责制成为“一言堂”的“尚方宝剑”。负责制成为中小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保障制度, 对校长实施管理提供了法理依据, 但在实际的学校管理过程中, 校长负责制往往会成为校长“独掌乾坤”的尚方宝剑。无论是学校常规管理还是发展规划, 过分依赖校长个人的素养和兴趣取向, 甚至出现“一言堂”的窘境, 其结果在主观上容易使校长惟我独尊, 从而诱发管理专断、任人惟亲等一系列问题。这也导致有的校长出现了一些违法犯罪问题, 究其主要原因, 就是歪曲了“校长负责制”的内涵, 导致学校校长在学校管理过程中权力严重失衡, 出现了“老板”、“老大”等称谓, 使得学校组织形态明显被扭曲。
负责制可能致使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管理失控。随着校长负责制的推行, 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既不能管死学校, 也不能放任, 如何掌握适度的力度和维度则是新时期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好学校的关键。教育行政部门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往往是一种宏观管理, 通过一定的经济、人事等杠杆对学校教育教学行为进行管理 (但这些杠杆作用微乎其微) , 往往不会深入学校管理深层次, 缺乏有效的把控和结构化的指导, 都是一些隔靴搔痒的管理指导意见, 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与学校之间形成某种认识上的默契。
负责制可能制约了学校教育生态发展。学校生态发展是基于学校的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管理机制而形成的一种和谐的发展样态, 负责制在实践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学校成员之间关系的不平衡性。首先, 学校出现对话危机。生态发展学校首先是一个平等对话平台, 然而有的校长借着负责制之名关闭对话之门, 导致教师、学生主体地位在学校生活中的偏斜与失落。校长的话语权逐步成为学校发展中主导力量, 而教师逐步养成了服从的习惯, 使得学校出现严重的对话危机。其次, 学校民主文化受到严重破坏。负责制推行致使有的校长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决定权不断增大, 校长个人的喜好、价值观和能力影响着学校发展的方式和质量, 不顾教育发展规律仅仅做表面文章, 或片面追求升学率, 或盲目扩张、贪大求快, 学校生态文化受到破坏。
负责制可能影响校长对学校教育发展的判断。教育发展是一个系统综合、渐进积累的过程, 没有捷径可走。负责制的施行使得校长在学校发展中的地位显得十分特殊, 久而久之, 校长对自己在学校中的地位也容易产生误判, 甚至会导致校长对权欲的膨胀, 影响其对学校发展状态的判断能力。导致将教育的复杂性过于简单化, 分不清是非就盲目表态, 无端指责下属, 奖惩不分明, 教育决策致人不信服, 信口开河、轻率浅薄的判断决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判断, 这对校长的影响力产生了严峻挑战。
三、校长问责制的伦理要义
问责制的产生是我国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发展和现代教育改革结果。问责制是基于校长作为教育管理责任主体在实施管理权利的过程中, 对其主观或客观引发的教育危机和后果进行后续追究, 以减少教育损失的一种教育管理补偿和追究机制。教育问责不仅有利于校长增强危机意识, 提升自身的教育管理素养和能力, 提升教育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 也有益于提升教育管理的质量, 推进学校教育管理共同体的和谐发展。校长必须基于学校学习型共同体的战略目标进行科学管理, 优化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 尊重学校所有成员参与学校建设权利, 调动大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问责制从制度层面克服了负责制的单向性。教育问责制克服过去学校办好、办坏一个样, 教育行政部门只注重宏观上的教育管理, 不深入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状况的官僚作风。问责制实际上是在学校教育管理过程中, 对校长及教师进行职、权与责的比照, 强调教育效益。实行问责制确保校长不再受到原有的教育机制的束缚, 而是分享共同的教育理念, 共同教育目标和使命。问责制使他们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 必定要紧密联系学校的实际, 加强学校与行政部门以及家长和社区的教育沟通, 关心师生成长, 使得学校工作得到全方位的关注。
问责制从伦理上进一步完善了教育责任的追究机制。实行问责制克服了校长大权独揽的办学倾向, 校长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 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履行足够的教育权利和教育义务。同时, 对其工作过程中出现的疏忽或过失造成的教育事故, 也要追究必要的教育责任, 以提高学校办学质量。校长作为现代学校的法人代表, 其权力主要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授予, 对学校内部进行有效的教育管理, 但这并不意味着校长独揽大权, 校长如何调配权力, 完全视其治校方面的需要, 校长必须充分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优势, 加强学校教育资源配备, 将必要的管理权力下放, 充分调动全校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还要用充分的权力去制定、统筹学校的教育规划。
问责制实现了自我完善与外部监督的有机融合。在目前推行的教育问责制中, 有两种推进伦理维度, 一是内部教育问责, 一种是外部问责。内部问责是基于校长管理学校的权限, 对学校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一种自我检查。从学校的管理与组织、学与教、校风及文化等维度进行较为系统的评估, 将学校存在的教育问题进行内化, 进行自我教育行为改进, 推动学校的发展。外部问责是基于校长对学校管理的社会影响及效益进行系统化的教育问责, 美国学者马丁·特罗认为问责即向他人汇报、解释、证明及回答资源是如何使用的, 并达到了什么效果。[3]因此, 外部问责的主体主要由教育行政部门、社区及家长等学校教育的“重要他人”, 为校长依法治校提供了有益的监督机制。这从操作层面进一步明晰了校长治校的教育管理应然行为和方式。
四、教育问责制与校长负责制比较分析
教育问责制与校长负责制是当前对校长治校权力的有效平衡机制, 不仅影响着校长依法治校的方式和效益, 也影响着校长自身专业伦理。
在我国, 校长负责制早于教育问责制的施行。校长负责制经过几轮修订, 逐步形成目前中小学普遍施行的机制, 从校长权利视角对学校其他人员的管理介入进行了系统的教育分工和合理定位, 使得学校教育管理工作基本上围绕校长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进行推进, 校长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的权威和地位实际上独一无二的。笔者曾于2004年在国内首次提出“教育问责制”这一教育管理概念, 并在学术界引发了系列化研究, 形成了较为多元化的教育理解和界定, 为中小学推进教育问责提供了有效的教育借鉴, 推动了学校教育管理体系日趋完善。目前, 大部分学校施行教育问责还是依赖于学校外的力量进行的, 而学校内部的教育问责机制是缺乏的。
问责与负责的关系是对立与统一。对于校长来说, 负责制成为校长可以依据自身的教育判断行使权利的保障, 而问责制则突出了责任的外在可控性, 即某人责任担负的情况如何, 不能通过自我判断、自我良心的发现来实现, 而必须有外部的监督机构给予监督、评判后才能做决定。[4]因此, 校长行使教育管理权, 不仅只关注负责伦理, 也必须尊重问责伦理, 强化问责与责任的融合, 有利于校长行使教育管理权利过程中, 确立正确的管理服务观和责任意识, 缓解校长压力, 确保校长在双重制度的推动下, 积极主动的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确保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推行, 有效行使管理权。
负责制与问责制的作用力方向相反。从物理学视角解析负责与问责的作用方向, 发现这两者的作用力方向是相互的, 负责制确保校长对外行使治校的权利, 问责则是对校长行使权力的外力影响, 这两者相互的作用力,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校长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的职与责的有机统一。校长如何基于负责伦理关注学校管理是校长应然选项, 其主要任务以教育教学为中心, 以师生发展目标, 以弘扬学校文化为宗旨, 以优化学校生存环境为要务;强化问责伦理进一步关注校长工作环境和自身专业成长, 关心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校的应然办学方向, 加强教师、学生、社区及家长的教育沟通和协商, 促进学校教育工作的和谐发展。
五、建构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校长专业伦理
如何理性定位校长在学校管理中的地位和伦理取向, 则是新时期校长治校的重要话语, 建构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校长专业伦理是新时期校长专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
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校长专业伦理倡导“理性”与“价值”和谐共振。科学与人文相融合就像硬币的两个面一样, 两者相互联系又有区别, 既对立又统一。科学以物为尺度, 推崇工具理性至上, 追求严谨和真实;人文则以人为中心, 推崇价值理性至上, 追求善良和美好。[5]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校长专业伦理就是负责与问责的融合。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校长专业伦理是基于校长在专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教育规范与自身专业素养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 进一步完善校长负责制, 使之更科学、更符合新时期学校教育发展新需求。优化校长成长环境, 同时强化人文化取向的问责机制建设, 使问责制不再是简单的追究制度, 更是一种预防机制和激励机制, 通过有效的保障机制激励校长实现其专业价值和学校发展的价值。强化负责与问责相融合的教育伦理, 在校长负责制与问责制之间寻求更适合校长专业成长的路径。
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校长专业伦理倡导“权利”与“义务”和谐共生。和谐是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深层底蕴上的融汇与蕴含, 倡导和谐不是负责与问责的简单相加或折中, 而是从校长专业发展的基本要义为出发点, 推进校长专业化发展。首先, 校长的权利和义务趋于平衡发展。校长治校权是施行校长专业伦理的重要保障, 但一味强化权利而忽视其义务则会对校长专业伦理产生冲击, 强化校长科学用权与人文问责, 确保校长实施权力过程中规范自身的教育管理行为, 优化治校策略, 强化民主管理机制, 促进专业素养的和谐发展。其次, 责任与对话相互交融。校长治校是基于自身的一种专业责任, 校长专业伦理中和谐价值不仅在于其对自身专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强化教育对话在学校教育管理生态中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有益于学校打造“学习共同体”。积极倡导校长责任的为他性, 不能只考虑如何提高人的生存能力, 也应该考虑如何增加人的存在意义, [6]关注每一位教育生命的存在, 营造出毫无强制的“理想对话情景。” (哈贝马斯语) 才能凸显校长的自我人性与伦理之维, 才能反证出校长在学校发展中地位和存在价值。
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校长专业伦理倡导“他律”与“自律”和谐共存。校长治校从本质上来看, 是一种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实践行为, 也是一项折射出校长的专业素养和信仰的价值取向。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伦理机制在本质上追求的则是他律如何走向自律。首先, 他律是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应然产物。校长负责制完善了校长治校伦理的法理依据, 是校长依法治校的重要保障, 随着校长在学校管理中地位日益巩固, 校长对自身专业伦理关照很容易被弱化。通过有效问责不仅解决并防止不必要的教育后果的发生, 利于推动学校管理的民主化进程。其次, 自律是校长应然专业素养。他律是基于现代民主机制的日趋完善而建构的外力, 校长如何从自身的专业素养的视角进行理性定位, 关注校长生命的存在, 强化校长自律价值, 明晰校长自律要求, 营造校长自律环境, 完善校长自律伦理, 确保校长在专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内省与反思, 对自身的教育地位有一个较为合理定位, 对自身的教育发展方式有一个科学判断。
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校长专业伦理倡导“承担”与“担当”和谐共契。校长是学校发展的核心, 其专业伦理将影响着学校的变革和发展品质, 校长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则是新时期校长专业伦理的重要话语, 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教育伦理激发校长对学校发展的担当。首先, 从被动走向主动。“承担”是一种义务, 是校长基于学校内外的教育压力和要求接受的一种责任, 这种承担是源于校长对学校教育的理解和自身在学校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其所致后果可能有:一是校长处于行政依附和服从的地位, 对学校的发展完全依赖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指示, 二是消极性的教育行为泛化, 疲于应付式的教育管理方式。而“担当”必然引发校长主动对学校未来的思索, 对师生生命存在的尊重, 关注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寻求学校发展更符合教育规律、有序、稳定的关系结构。其次, 从外力走向内生性的教育伦理。中国传统社会所奉行的伦理是一种宗法家庭 (族) 伦理, 而宗法伦理所强调的是家 (族) 长的权威, 而家 (族) 长也是重任在肩。传统学校管理也是如此, 校长从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开始, 他的一切教育管理行为都源于其对传统教育伦理的纠结和束缚。倡导校长的教育担当必须基于校长自身对教育工作的理解, 对学校文化的解读, 对师生发展目标的思考, 勇于用自己的教育思想去影响他人, 用自己的智慧改造学校的面貌, 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引领师生奔向学校的发展愿景, 而这些均源于校长对自己专业责任的理解和担当。
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校长专业伦理倡导“真”与“善”和谐共鸣。科学的本质是“求真”, 人文的本质是“求善”, 而人文在更大程度上是充实人类自身精神家园, 可以说“人文是求善的真, 科学是求真的善”, 教育不仅求真, 更要教育人求善, 二者既有理性因素也有感性因素。首先, “求真”是校长专业伦理的基础。庄子曾说过, “真者, 精诚之至也”, “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 陶行知也曾讲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真”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是一种至纯至美的精神境界。求真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 这是学校教育的应然诉求, 这也是一名校长基于自身的专业伦理必须明确的教育责任, 校长求真的专业伦理主要是遵循科学精神, 进一步强化现代学校管理求真的态度, 科学严谨的管理方法, 任何教育管理行为必须尊重学校发展的实际, 尊重师生的实际需求, 尊重学校教育环境的实然状态, 规范自身教育管理的每一环节, 不断改进学校管理的行为方式, 完善自身的教育理念对学校的发展负责。其次, 求善是校长专业伦理的本质。在教育本义问题上虽异见迭出, 但这样一个维度却不容否认, 那就是教育旨在使我们的本性得以完善, 旨在使每一个人都得到他所能达到的充分完善。[7]现代教育管理伦理是一种向善的教育, 问责有利于校长科学用权, 从人文的角度关注校长专业发展, 校长要树立立德树人的基本指导思想, 以人为本, 实现校长专业伦理的自为性转向为他性转变, 也只有在专业伦理中彰显为他性, 才能凸显校长的教育本真的人性和伦理之维, 才能凸显校长在学校存在的价值, 也只有不断完善为师生服务的教育机制, 才能强化校长治校的人文情怀。
就此而言, 校长应在伦理层面进一步优化负责与问责的关系, 通过自我不断完善的内驱力, 强化责任意识, 从自为性的教育管理思维走向为他性的教育管理思维, 从科学的管理策略走向人文的管理发展战略, 拓展自身的专业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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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背景下的家庭伦理剧透视与思考 篇9
一、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发展现状及社会需求
作为电视剧的一种创作类型, 从题材角度命名的“家庭伦理剧”是指以反映社会和家庭伦理道德为题材的电视剧, 它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 以家庭为基本的表现对象, 通过家庭中发生的各种事件, 探讨爱情、婚姻、孝道等伦理道德问题, 并从家庭伦理扩大到社会道德, 权利, 义务, 责任等, 由家而国, 通过个体家庭的伦理道德选择映射国家社会的道德价值, 以达到提升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目的。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国家, 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伦理型文化, 它以儒家伦理为观念架构, 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社会依托.引导并塑造着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和日常行为规范。由于浓厚而又根深蒂固的伦理本位文化传统的存在, 表现家庭伦理一直是中国影视作品中的传统主题。当今, 中国的家庭伦理剧已然成为最成熟的一个剧种, 它将镜头对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境遇, 从《牵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空镜子》到《大哥》《浪漫的事》《结婚十年》《守候幸福》《王贵与安娜》以及《香樟树》《金婚》等电视剧无不在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 都以直面现实的情怀讲述人间百态, 在矛盾的纠缠中展现理性的宽容, 在婚姻困惑中思考和谐的智慧, 在艺术审美和心灵感动中共同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家庭伦理剧的热播究其本质原因, 就在于它有效地满足了当代中国社会百姓生活的客观需要。帮助人们从家庭矛盾的困惑中提升道德认知, 回归主流价值选择, 解决了共性的社会心理问题。其高度的社会认同和接纳原因在于:
1. 中国家庭伦理剧成功的首要根基在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积淀。
中国家庭伦理剧的重点均在于强调表现和探讨传统文化和社会伦理道德。从根本上说, 中国的儒家文化中, 伦理性文化占的比重很大的, 家庭伦理剧迎合了中国民众爱看家庭伦理剧反映出亲情、家庭仍然是当代中国人最看重的价值。家庭关系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促使民众更倾向于向家庭寻找心理安慰。中国家庭关系的复杂性, 也使得家庭伦理剧有丰富的题材选择。形成了家庭伦理电视剧剧情矛盾的主要元素。因此, 从源头上讲, 家庭伦理剧在中国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挖掘力。
2. 故事情节的平民化, 大众化是家庭伦理剧保持高收视率的主体因素。
家庭伦理电视剧的热播, 满足了广大社会观众特别是当今担负中国建设的“中流砥柱”群体的欣赏要求。相对于电影的“高雅”而言, 以家庭为基本收视单价的电视剧本质上是一种通俗的艺术, 家庭伦理剧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 表现普通白姓的人生, 日常的悲欢离合, 日常的生活体验, 由于贴近观众的真实人生, 因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观众便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自身, 与自己的现实生活做对比, 对剧中人物和人物命运产生一种认同感。中年观众的生活感悟、感情经历、思想道德以及人生价值取向与家庭伦理剧中剧情相呼应, 相共鸣, 因而使其容易也乐意关注家庭伦理剧。对和谐健康的家庭生活和对美好人伦道德的渴望是人的天性, 在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异常激烈的现代社会, 为生存奔波而疲惫不堪的人们更加渴望和需求家庭的温情。高度发达的都市社会却阻碍了现代人正常的情感交流, 代沟日益加深, 夫妻关系日渐冷漠, 孩子日益感到孤独……这种普遍存在的家庭问题正在或已经演变为普通的社会问题。家庭伦理剧通过对普通平常家庭生活状态的描绘, 通过对即将逝去的中国传统伦理的挽留, 对重建仁义道德和家庭秩序的呼唤, 呼吁人们珍惜美好的情感, 坚守优良的伦理道德标准, 这与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都市文明中封闭、冷漠的人情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观看这些电视剧的时候很容易对剧中宣扬的美好伦理道德产生向往, 并由此得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和补偿。因而家庭伦理剧间接提高了大多数个体观众的现实生活质量和思想道德修养。
3. 家庭伦理剧有效地引导观众走出道德选择的困惑, 是其成功的客观因素。
现代文明与传统道德既有冲突, 又有联系, 百姓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面临取舍的矛盾, 这种理性认识的困惑具体反映在家庭生活中的夫妻争吵、亲情代沟、女子对抗中。家庭伦理剧对当代家庭生活矛盾的合理解剖使社会更加关注个体家庭的情感生活和婚姻质量问题, 在吁求个体健康人格的建设、深入开掘人性和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 以家庭为基点, 由家庭关系延伸至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和批判, 以传统的美德指引现实生活.借助美的感染力来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 将主导意识形态与普遍价值观念相结合, 推行和谐宽容的主流文化, 无疑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中国家庭伦理剧对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现实影响
“和谐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历史, 从孔子时代起, “大同世界”、“天下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等和谐理念就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和为贵、和气生财等思想同时也为历代先贤所推崇。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建设和谐社会, 最重要的因素是人, 而文化正是直接作用于人的, 直接决定着人的思想、人的行为。所以说, 和谐文化正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灵魂所在。离开了和谐文化, 就无从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谐文化,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 以文化形式外化的一种表现和展示, 也是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柱和具体方式。
现代化的电视传媒是构建和谐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具有覆盖面广、反应迅速、接受便捷而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 其影响力和感染力都超过了其他传媒。尤其是电视剧作为全力打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媒体主力军对构建和谐家庭乃至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审美教育和认知功能。
当下的家庭伦理剧在主题意蕴上涉及家庭婚姻情感方方面面的问题.表现了从传统伦理向现代化伦理的转变以及转变所伴生的时代精神震荡与个体情感痛苦, 它呼唤情感真诚与美好人生, 也吁求道德理性与家庭责任, 回应着当下社会所吁求所缺失的道德理性与情感价值困惑。它构成了家庭剧在主流上表现出来的呼唤人伦之和、美善合一的总体审美取向, 绝大多数家庭伦理剧以朴实自然的格调, 传达朴素的平民意识, 弘扬传统的伦理道德, 彰显人文价值和民间立场, 这一切使得它成为最贴近大众的剧种之一, 在满足观众审美需求的同时, 引导百姓反思生活, 领悟和谐的本意。
1. 家庭伦理剧引起不同年龄层次观众对婚姻的思考, 引导走向回归家庭的价值选择。
《金婚》的故事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到现在, 横跨了50年, 主要讲述蒋雯丽饰演的年轻漂亮的小学语文老师文丽和张国立饰演的重型机械厂技术员佟志的婚姻历程。其中两个人的争吵始终贯穿其中。正如蒋雯丽所言:“现代人选择回归家庭, 《金婚》的温情打动了观众。《金婚》受到观众的喜爱反映的是中国人对亲情的回归。”中年人看了《金婚》思考自己, 咱们的婚姻跟《金婚》比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这辈子是值还是不值;青年人看了《金婚》也会思考自己, 尤其是对潜婚族, 单身贵族, 单亲族, 解除婚姻恐惧症, 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来让自己在人生路上不走同样的弯路。客观上达到了社会离婚率下降, 社会稳定, 婚姻诚信, 构建和谐家庭的目的。
2. 家庭伦理剧引导百姓正视婚姻生活中的矛盾与争吵, 客观解读“幸福”本意。
《金婚》是人生的三个阶段, 年轻的时候是两个人自己折磨自己, 互相折磨, 那时候没孩子, 文丽一点小事也得跟人家闹一会。到四十来岁以后这段时间, 第三者折磨这两个人才开始有了整个故事的主要矛盾, 因为有矛盾了, 才吊人胃口, 其他人包括大庄也跟着这个矛盾走。再老了, 第三者也没了, 孩子大了, 老了懂事了, 不怎么互相折磨, 也没有那个劲头了, 孩子们开始折磨老两口。在这个马拉松式典型的中国婚姻里, 我们不难看到争吵与妥协两大婚姻生活主题。佟志和文丽为无数鸡毛蒜皮的事吵过架, 为钱吵, 为老人吵, 为孩子吵, 为亲戚吵, 为情人吵, 几乎什么事情都能吵起来, 并且一生都在为家庭成员关系散与和之间奔走。这种矛盾一方面是应运故事情节的推动而生, 另一方面也是婚姻生活的客观需要。剧中这种婚姻吵闹是我们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造成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每对夫妻都会有吵闹, 但强烈到这种程度的也不是说很全部, 谁最幸福, 就吵一辈子最幸福。这种吵吵闹闹的一生完全可以理解, 也是有合理性的, 其中也不乏在吵闹当中得到乐趣。吵到最后也能哈哈大笑, 也是一种快感。并且只有之前“吵的分崩离析”过, 才能体现出之后“二人和解”的重要与美好。在二人不断的散与和中, 让观众能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 从而达到互相理解, 互相宽容的目的, 从中体味和谐家庭的构建的基础。
3. 家庭伦理剧引导百姓学习婚姻中的妥协智慧。
如果说《金婚》更多的是体现二人之间性格不和使矛盾不断衍生, 那么《王贵与安娜》则是着重表现夫妻客观条件的差异以及对婚姻进行的妥协。王贵出身下层, 安娜则有着优越的童年成长背景以及鲜明的小资情节, 因而无论从文化教育上还是生活习惯上二人都容易发生各种摩擦。当梦想与家庭, 自我与儿女等发生矛盾时, 他们更多的是顺应生活选择妥协。从个体上看或许有残忍和不幸的因素存在, 但从夫妻和睦, 家庭和谐的角度上讲, 这些妥协已全然升华为一种宽容大度和理解, 让个体变得高尚。在道德责任感的影响下, 我们做出的舍己为家的一切选择终究彰显了传统文化道德的美感和中国和谐思想的光晕。套用俄罗斯文学家高尔基对小说创作的阐释:“家庭伦理剧 (小说创作) 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了解他自己:就是提高人的信心, 激发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就是和人们中间的鄙俗作斗争, 并善于在人们中间找到好的东西:就是在人们心灵中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 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 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其实幸福和浪漫都是在一粥一饭的日子里, 而不是在貌似完美的传说中, 只有把酸甜苦辣都尝遍了, 才能琢磨出人生的味道。家庭伦理剧以其对当下中国普通百姓身心状态和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 以其朴实的平民风格, 赋予中国传统道德的美感, 紧紧抓住普通大众, 为建设和谐家庭, 和谐社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家庭伦理剧在解读矛盾与和谐中应注意到的的问题
家庭伦理剧在2004、2005的热播, 直接引发了它的创作热潮。这必然会使得家庭伦理剧过度泛滥, 也势必会影响其赖以生存的制作质量。但在火爆的同时, 不少作品尤其是探讨婚姻伦理的家庭伦理剧也引发了观众广泛的争议, 《中国式离婚》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部探讨婚姻伦理的作品, 深刻揭示和反映了当下社会、婚姻、家庭中存在的某些本质性问题以及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困惑与迷茫。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品着重凸出明显的男权意识, 忽略了婚姻中夫妻双方共同的责任与义务, 在对人物进行伦埋评价时偏离了道德理性, 其放大婚姻不和谐、不宽容、不理性所带来的伤害与疼痛, 从而引发当下人们对婚姻的容忍、信任与责任的思考, 因此, 家庭伦理剧对当前家庭婚姻状况首先要有客观准确的反映, 其次处理好文化差异与社会心理共鸣的关系, 提升审美认知水平, 不使家庭矛盾扩大化。
从长远来看, 家庭伦理则还需要自身类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必须意识到:平民化的创作姿态并不意味着对市民价值取向一味地追体和迎合, 也不仅仅局限于对琐碎庸常的生活细节源源不断的描述和挖掘, “生活化”、“民间化”的口号也不能成为创作者谄媚世俗的借口和理由。如《王贵与安娜》让我们从安娜从高雅到平常的变化中体味到的辛酸, 没有反映出王贵生活情趣的提升。艺术创作的源泉当然来自于生活.展现生活的真实也能够拉近电视剧与观众的距离.但琐碎的生活并不就是电视剧本身, 艺术创作的过程还应该是一个审美创造的, 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过程, 必须在创作过程中坚持鲜明的、正确的道德立场和价值主张。不加辨析地迎合低俗、媚俗、庸俗的不良倾向, 只能与艺术创造的宗旨南辕北撤。家庭伦理剧的创作必须遵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规律, 处理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 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人情感得失和家庭悲欢的漩涡之中, 而应超越世俗, 对生活进行艺术的升华, 让观众能够推已及人, 由一己的悲欢上升到对社会道德的理性思考, 从家庭矛盾中看阶层恩怨, 从婚姻状况中看社会问题, 提升人们的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 促进人们的理想完善和道德完善, 净化人们的灵魂, 并积极倡导一种健康的格调, 歌颂美好的人伦情感, 展现生活的亮色, 在大力弘扬新型家庭伦理的同时, 引导人们建立和谐圆满的家庭关系,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电视剧也许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但他可以用艺术的方式尝试调节各种矛盾对立的意识形态, 化解对立情绪, 这也是当代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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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伦理 篇10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伦理的特点
(一) 强调家庭伦理道德规范。
中国传统和谐伦理思想体系中, 家庭伦理实体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 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模式, 只有“齐家”, 才能“治国”、“平天下”。从古代家庭夫妇、亲子、长幼关系的伦理道德要求看, 慈、孝、贞、悌是其道德规范标准。中国古代家庭伦理关系的主干是“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夫义妻顺”, 其他家庭关系是在这三者基础上的扩展和延伸。因此, 中国古代的家庭和谐尤其重视夫妻关系的和谐、亲子关系的和谐和兄弟关系的和谐。
一般而言, “家和”乃是“人和”的基础, 故俗语有所谓“家和万事兴”。传统家庭追求数世同堂的大家庭, 因此必然以追求和谐为治家之要, 换言之, 对和谐的追求乃是传统家庭伦理不断完备的动力源泉。在古人看来, 只有“家和”, 才能家道昌盛;只有家庭内部成员做到和睦相处, 才能实现“人和”, 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 和谐乃是中国传统家庭能够存在和生生不息的价值核心所在, 只有家庭和谐才被古人看做是家庭生活中至真、至善和至美的。此外, 还需强调的就是在传统家庭生活中, 家庭的和谐与血缘亲情密切相关。家族的血缘亲情具有极强的凝聚力, 它能将血脉相连的人们联结成一个群体。家庭中的亲情乃是维系和稳固家庭的感情纽带。
“在儒家的家庭伦理中, 父慈子孝是对父子伦理的根本要求, 它是家庭道德规范的最重要的方面。只有在家庭道德中修以孝慈, 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有序的和睦家庭”。[2]传统家庭伦理提倡“父慈子孝”的亲子关系, 父母必须履行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与义务, 并与子女建立亲密的感情。“父母威严而有慈, 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3]是说父母对子女态度严明而慈爱, 子女才会言行谨慎而产生孝心。同时注重“孝”, 子女要赡养父母, 尤其要尊敬父母, 即“孝敬”, 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 古人提倡夫妻之间要相敬如宾, 相互信任, 忠于对方。“悌”作为处理兄弟关系的行为规范, 具体表现为“兄友弟恭”, 兄长应该爱护幼弟, 幼弟也要尊敬兄长。在传统家庭中, 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责任和义务促进和维持家族的内部和睦, 使得本家族兴旺发达。为了做到“人和”、“家和”, 家庭成员必须在家庭中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顺等, 只有明确了父子、兄弟、夫妇等在家庭中的角色及与之相应的权利与义务, 才能自觉安于各自所处的等级地位, 有效地减少家庭纠纷, 达到促进家庭和睦的目的。
(二) 重视品德教育。
我国古代家庭注重早期对子女进行品德教育, 塑造子女的和谐人格。儿童的可塑性性极强, 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必须及早施教。《颜氏家训》:“人在年少, 神情未定, 所与款狎, 熏渍陶染, 言行举动, 无心于学, 潜移默化, 自然似之。”明朝吴麟郅教育子女:“人品须从小做起, 权宜苟且诡随之意多, 则一生人品坏矣。”[4]这说明了早教的重要性。
古代家庭提倡传统价值观念教育, 并将诚信、友爱、勤俭、宽容等品质作为个人必备的美德。慎重择友, “善人相处, 则日闻嘉训;恶人从游, 则日生邪性。” (《后汉书·爰延列传》) 是说与善良的人相处, 每天都能听到有益的训导;与险恶的人相伴, 每天都会生出邪恶的念头。对待朋友要“言而有信”。与邻里相处,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在日常生活中多行善事,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此外, 传统家庭意识到家长的身教对子女道德品德的影响, 孔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 因此, 家长要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
(三) 注重励志教育。
志向是人生价值目标的确立, 是人生道路的选择。古代家庭教育子女要从小确立志向, 孔子把志向比作人的灵魂, “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汗》) 荀子在《劝学》中指出:“无冥冥之志者, 无昭昭之明;无昏昏之事者, 无赫赫之功。”是说缺乏深沉志向的人, 就难有明察的智慧;不在默默无闻中孜孜不倦地努力, 就不会获得赫赫丰功。只有志存高远, 人的行为才有明确的方向, 才能具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信心。三国时嵇康在《家训》中说:“人无治, 非人也。”宋明理学家王守仁说:“夫志, 气之帅也, 人之命也, 木之根也, 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 命不续则人死, 治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 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 (《王文成公全书·示弟立志说》)
在人生道路上每个人都有或大或小的志向, 古代家庭认为子女要志存高远, 才能不断激励人奋发图强。张载说:“学者大不宜志小气轻。志小则易足, 易足则无由进。” (《张子全书·学大原》) 此外, 实现志向必须持之以恒, 坚定不移。
传统家庭教育子女不仅要志存高远, 而且要勤学敏思, 学以致用。《礼记·中庸》曰:“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察之, 笃行之。”“颜曰:‘积财千万, 不如薄技在身。’伎之易学而可贵者, 莫过读书也”。 (《颜氏家训·勉学》)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家庭思想对当代和谐家庭建设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家庭思想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家庭伦理道德中的精华, 对于实现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加以总结, 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我们必须立足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 对传统和谐家庭思想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和借鉴, 不断挖掘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产品。
(一) 借鉴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规范,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传统家庭注重家庭成员的亲情, 个人必须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规范是围绕“夫义妇顺、夫慈子孝、兄友弟恭”展开的, 其他家庭关系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和谐家庭主要指家庭成员关系的融洽与和谐, 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妯娌、婆媳等关系。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反映, 如果每个家庭把家风搞好, 就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中西价值观念冲突, 导致家庭价值观混乱, 家庭暴力、离婚率上升, 婚外情、婚外恋蔓延, 家长忽视对子女的教育, 子女虐待老人, 兄弟反目成仇等现象, 严重影响了良好家风的形成。因此必须借鉴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规范, 家庭成员履行各自的责任, 形成“夫妻和睦, 尊老爱幼, 邻里团结, 男女平等”的家风, 从而推动社会风气的好转, 维护社会稳定, 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 继承传统家庭教育思想, 创新和谐的家庭教育观念。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传统家庭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并形成“身教重于言教、因材施教”等教育原则, 这些思想对于新时期形成和谐的家庭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每个健康的孩子都有无限的智力潜能, 能否成才, 关键是看孩子的智力和潜能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开发。现今孩子身上所出现的许多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长教育观念和方式不当。家长要更新家庭教育观念, 将中国传统的和谐家庭伦理思想与当今时代的特征相结合, 为孩子的成长提供轻松、民主、健康和谐伦理环境;注重家庭伦理实体的建设, 使家庭环境成为孩子道德启蒙和道德养成的第一课堂。家庭的伦理和谐是促进孩子身心和谐的关键因素, 家庭成员的道德和谐是孩子道德养成的楷模, 要让家庭成为孩子道德认知和伦理规范教育的每一寓所, 让孩子从小就具有丰富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 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 使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成为一种习惯, 从而进行和谐的家庭教育, 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 家庭的和谐不仅对家庭成员有利, 而且对国家和民族也有利。因此, 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和谐家庭思想, 从中国传统和谐伦理思想中汲取营养, 有选择地吸收, 有鉴别地运用, 做到古为今用, 制定科学合理的适合中国文化传统的伦理制度和道德规范, 赋予其时代要求的新的意义, 对当前的和谐家庭建设将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和谐家庭思想, 对于实现家庭和谐,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时期面对家庭和谐意识的缺失, 我们应继承和借鉴传统和谐家庭思想,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创新和谐的家庭教育, 更好地推动和谐家庭的建设, 从而实现家庭和谐与幸福。
关键词：传统文化,和谐家庭思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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