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与认同

理性选择与认同（精选五篇）

理性选择与认同 篇1

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詹姆斯·科尔曼在社会学领域对该理论做出过充分地阐释, 认为这一理论借助合理性的行动连接了作为研究起点的个人行动和作为研究目标的社会系统行为, 也即通过个人行动的集合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1]科尔曼的这种分析要通过对个体、资源、制度和组织等系统的各种因素开展综合分析, 然后达到对社会系统运行方式或运行模式的把握。科尔曼研究的基点是个体的有选择的目的行为, 其实就是比经济人的经济选择行为宽泛一些的理性选择行为。理性选择理论在分析个人行为的选择上, 重视逻辑的推断, 着重从个人选择的动机、个人信念、个人偏好以及个人选择时说面临的限制以及对选择后对收益的期望等方面来进行分析判断。运用理论假定的方法推导出个人选择行为可能产生的效果, 以达到解释行为发生的原因、预测行为发生前景的效果。

这种理性人的假设是由于 “理性人”实质上是社会人, 所以理性选择行为的进一步研究就一定要在社会层面上展开。展开的第一步是: 理性选择不仅是个体行为, 更重要的是个体之间的互动。科尔曼说: “最简单的行动系统是两个人交换资源”, “由于行动过程中只有一个行动者, 所以这种行动不具有社会意义 ( 除非他的行动影响他人) 。[2]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使社会学能够面向真实的经验现实, 既看到社会结构中的个人选择行为, 也看到限制着个人选择行为的社会结构; 而且还使社会学与取得辉煌成就的经济学共同面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经济生活, 进而开展深入具体和广泛丰富的对话, 摆脱困扰社会学多年的边缘化困境。[3]

2 职业与身份认同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 身份和身份认同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与角色、社会化等概念相联系, 解释着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常意义而言, 一种身份就标志着个人属于某一种职业群体。这也赋予的身份具有某种群体性的特征, 拥有共同身份的人普遍认同本群体的行为准则、具有本群体的归属感, 而这些属性都有助于实现群体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指个人对所属群体的角色及其特征的认可程度和接纳态度。[4]

3 阶级与消费认同

个人处在相同的社会环境, 拥有着一样的阶级地位, 经过理性化的选择, 形成了相同的消费认同。这种相同的社会空间究竟是如何影响人们的阶级实践的, 布迪厄的阶级概念将社会空间、实践、惯习、品味结合在一起。强调阶级是一群在社会空间中有着相似位置, 被置于相似条件, 并受到相似约束的行动者主体的组合; 同时由于这些行动者具有相同的位置, 便有了相同的生活处境, 因而也会有着相似的秉性或阶级惯习。处于不同阶级惯习中的人们存在不同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偏好, 并逐渐形成有别于结构层级化的消费模式, 产生一定的消费认同。生活在不同场域的群体的消费行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这种差异反过来又强化了阶层身份认同和阶层结构。所谓认同是一个 “求同”和 “存异”的过程, 有两个对立的意思: 一种是同一性, 即 “自我分类”与他者共有的素质或者状况;第二种是个性, 即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实体的个人所具有的不同于他人的鲜明个性。而对于特定阶层群体这样的一种认同正是一种求同和存异的共进过程。[5]这种消费认同的建构正是展现出来阶级之间社会距离的建构过程, 以及在这种建构阶级身份的定位过程。

4 总结

认同实质是一种群体认同, 个人以自身区别于它群体的身份来建构。身份认同和消费认同的建构可以从语言、文化、记忆等层面来着手, 因为个人普遍认为自己拥有这一群体的特质以及在上述方面的相似性; 同时在当个人承担的身份遭到质疑或威胁时, 以具体的行动保持身份原初的价值和意义, 这样的行为也是完成认同最初的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理性选择理论在个人做出选择身份的行为之前, 以系列因素为参照点, 对个人的决策做理论指导, 使得其后的身份认同行为获得了坚实的认同基础, 赋予个人在内在意愿和外在行动上进行身份认同的动力从而形成一定的消费认同。在建构认同的过程中, 由于个人对行为选择后收益的期望和身份选择行为前景的预测, 促使个人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探寻身份认同的着力点、调整个人认同情感的切入点, 既在思想上也在行动上实现一致的个人身份和消费的认同。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指导下, 确立身份并有效地建构身份认同、形成消费认同, 其目的是为了使个人在做出行为选择后, 提高自我的认识程度, 更好的生活并且实现人生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格林·沙皮罗[美], 徐湘林, 袁瑞军译.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科尔曼, 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3]刘少杰.理性选择研究在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与方法错位[J].社会学研究, 2003年第6期.

[4]黄铃.我国中小学心理教师身份认同感现状分析[M].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07.

《理性选择与大学生作弊》 篇2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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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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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教师：

2013年6月5日

理性选择与大学生作弊

专业：社会学学生：徐晶学号：20110903032

5前言：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在其著作《社会理论的基础》中，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社会行为，以理性选择理论为立足点，发展出新的社会行动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所讲的“理性”就是解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与其所可能达到的结果之问的联系的工具性理性。一般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其基本理论假设上的：①假定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②假定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③行动者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④行动者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理性选择理论可以简称为目标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理论，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而今，大学生作弊已成为普遍现象和热门话题。在社会学的视野里，大学生作弊也是一种行为活动，并且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理性选择主要考虑的是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以此来获得最大收益。今天，我们就通过理性选择理论来研究大学生作弊这一现象。研究主要是分析大学生作弊这一行为的行动者及行动者的成本和收益，我们通过材料分析，提出论点，并且利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例来论证观点，最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字：大学生作弊；理性选择；成本；收益；最大化。

一、提出论点

考试作弊已经成为当前教育工作中较严重的问题。有考试就必有作弊，在大学校园里更是如此。有人曾这样描述道：“在大学，作弊似乎像呼吸一样自然，作弊像阅读、写作、数学技能那样，是大学生的一种重要学术技能”。考试作弊不仅是大学生个人的道德问题，在当前提倡诚信和批判学术舞台的大背景下，大学生作弊还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涵义，成为一个急需引起注意和加强研究的社会问题。“作弊，指用欺骗的手法去做违背制度或规定的事情。”换言之，作弊在行为方式上具有明显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其行为结果违背社会行为规范，而根据所违背规则、规范的范畴，作弊可分为经济作弊、政治作弊、文化作弊等等。考试作弊属于文化作弊。考试作弊是指在测试和甄别人的身心各个方面的活动中使用欺骗手法，违背了规则、规范的行为。

从国外和国内有关大学生作弊的研究来看，涉及到教育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分别从大学生作弊行为及其教育控制、作弊者的内在心理因素、作弊的成本与收益关系，以及作弊的原因等方面开展研究。

研究资料来自某高校最近9年因考试作弊被教务处处分的所有档案以及被处分学生的检查与思想汇报。根据作弊大学生处分资料，大学生作弊手段包括偷看、夹带、传递、刻桌印、代考、违反考场纪律、手机作弊、换卷等类型。不仅是作弊类型多样，作弊规模也在不断加大，由单人作弊变为双人作弊，甚至多人协同作弊。作弊现象的与日俱增，究其原因，到底是什么。

分析大学生作弊的原因，我们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大学生自身的心理问题。普遍大学生在作弊时都存在侥幸心理和虚荣心理。

作弊学生中有部分学生铤而走险是为了获得奖学金、优秀学生等荣誉，尽管这些学生学习成绩不差，平时表现也不错，但为了高分也加入到作弊的行列中。但大部分学生是因为成绩不好或考试不能过关而选择作弊。

2.教育体制问题。许多高校对人才培养模式都强调统一的规格和要求，忽视

了大学生个体学习的差异性，学生在专业和课程选择上缺乏应有的自由，难于适应学生的个体发展，学生失去了学习的内在动力和兴趣。尤其是在实行学分制的院校，任课教师为了博取学生的好感，以便于学生测评时取得好的分数，增加选课人数，上课对学生要求不高，甚至在课堂上讲课外的知识吸引学生的兴趣等等。应试教育模式使得考试成绩仍是衡量学生优劣的主要依据，它决定了与学生切身利益总是息息相关的综合考试。

3.考试机制原因。尽管大学生的作弊现象普遍，作弊学生众多，但被抓获并

处理的学生却是极少数。相对于大学生作弊现象的严重性来讲，高校的考试机制有待完善。尽管每个学校都有一整套的考试管理制度，对考试命题，监考教师的职责和违纪学生处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然而在制度的理解、执行方面却存在着诸多缺陷和漏洞。个别教师担心学生考试不及格而影响毕业和就业，就任意降低考试难度，这其实是最隐蔽的集体作弊行为，也是被合法化的考试作弊形式。而在监考过程中，监考老师的态度对学生的作弊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另外许多学校考试管理工作存在明显漏洞，组织松懈，监考不严，有的监考老师没有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对学生的作弊持宽容态度，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学生的作弊行为。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大学生考试作弊不仅和学生自身的素质和心理有关，也与学校教务处、任课教师以及监考老师有密切联系。这些主体（也称行动者）在行动时都是以自己的成本和收益为出发点。站在理性选择的角度上来看，理性选择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利益。

二、分析论证

科尔曼认为“理性”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个体是有目的的行动；二是行动的 原则在于最大限度的获取利益。霍曼斯在他的《社会行为》一书中提出了交换行为理论，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根源是一种交换关系所决定的交换过程。追求个人私利是人们之所以进行交往背后的普遍动机。总而言之，社会交往行为是一种选择，计算得失的过程，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最高的报酬。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在四个假设之上：第一，假定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第二，假定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第三，行动者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第四，行动者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四个假设，我们可以解释大学生作弊这一现

象产生的各方面的原因。

1.从学生的立场出发，学生作弊的主要目的是得高分。第一，学生自身追求的最大利益是花最少的时间得最高的分数。个人是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第二，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选择不同的学习策略。第三，学生会分析各种不同的学习策略导致的结果。第四，学生在主观上对不同的学习策略有不同的偏好排列，而大部分的学生都偏向于选择花最少的时间和最少的精力以最快的速度提高考试分数。学生作弊可获得的收益是考试成绩，并因此带来的奖学金和优秀学生等荣誉，还有就是避免了补考和重修。而学生作弊的成本就是被抓违纪以及相应的处分。对于学生来说，作弊的收益要大于成本。

2.从监考老师的立场出发，整顿考风考纪，严抓作弊行为是监考老师的职责。在监考过程中，监考老师的行为也是有目的的，理性选择行为。监考老师受学校教务处的管理和委托，监督学生考试。监考老师在监考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收益就是学校的认可和奖励。他们在严抓作弊行为所要付出的成本就是要认真的履行教务处规定的考试作弊相关的程序，耗费时间和精力，并且还不受学生的欢迎。某些高校还存在一部分学生担任监考老师的现象，这些学生受到老师的委托。心理因素上，他们作为考生的学长学姐，自然是不忍心抓考生作弊。而他们的成本就是考生的反感和自身心理的愧疚感，他们所收益的就是老师的信任。所以对于监考老师来说，严抓作弊的成本要大于收益。

3.从学校教务处的立场出发，每个学校都有一整套的考试管理制度，对考试命题，监考教师的职责和违纪学生处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学校制定这一规章制度，目的就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知识水平，以此来提高学校的声望。这就是学校教务处严抓考风的最大收益就是培养人才，提高学校的毕业率和就业率，以此提高学校的声望。而学校在这一过程中的成本就是要提高老师的收益，增加奖励；降低老师的成本，减少考试作弊相关程序的步骤；以此来提高老师工作的积极性。对于学校教务处来说，严抓作弊行为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

从上述可知，行动者具有“理性人”的特征，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行动者具有充分的计算能力，即使存在不确定性，行动者也可以通过概率判断各种可能行动方案的预期效果，并比较它们的优劣。

行动者具有完全意志能力，能够保证其效用函数具有有序性和单调性。有序性保证行动者在不同行动方案下得到的效用是可以比较的；单调性则保证行动者能够在不同的效用之间判断出偏好程度的差异，并进行排列。有序性和单调性使行动者对自己的效用函数有着清醒的认识，使之符合最大化的要求。

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即个体借以实现其精心计算的短期自利目标工具的理性行动；取决于对真、善、美或正义之类较高等级的价值，或对上帝的一种有意识的信仰和认同的价值理性行动；由感觉、激情、心理需求或情感状态决定的情感行动；由一种习惯所形成的传统行动，就必须具备以下特征：行动必须是满足行动者需要的最好方式；其次，对于行动者能够分辨出的福利而言，需要必须是最优的；最后，行动者必须要收集（从成本和收益的平衡角度考虑）最优数量的证据，支持此处的每一种观点。

理性选择的行动者具有计算能力和完全的意志能力。行动者对自身所拥有的能够给他带来价值和利益的一切所有物也具有控制能力，并且能够通过资源的交换

和转让获得自身利益。大学生作弊这一现象就是学生、监考老师和学校教务处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的结果。

行动者之间也存在着多种关系，例如：权威关系（包括共同的权威关系和分离的权威关系）、信任关系和复杂关系。权威关系是指行动者甲有权控制行动者乙的某些活动，则行动者甲和者乙之间存在着权威关系。其中共同的权威关系是双方利益一致，而分离的权威关系是双方利益不一致，支配者行使权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被支配者服从为了获得补偿。在大学生作弊这一背景下的行动者之间，其中教务处与监考老师就是分离的权威关系。双方利益不一致，教务处是支配者，通过权力和规章制度控制监考老师的行为，目的是整顿考风考纪，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校的声望；监考老师服从教务处的安排，以此来获得补偿和奖励，实现个人价值。

三、解决方法

大学生考试作弊是高校教育教学管理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其原因与形成多种多样，预防和减少大学生作弊行为的发生，应从多方面着手解决，认真分析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动机和原因。把预防和减少大学生考试作弊情况的发生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认真对待，多方面，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

1.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加强学校学风建设，将德育放到学校教育的首位，培养诚实守信、光明磊落的人。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加强舆论导向，使学生培养高尚的道德素质。大学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期，这一阶段的大学生对事情考虑简单，自控能力。极易受外部客观环境的影响。学校应加强对大学生诚信教育为重点的思想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一种讲诚信光荣、弄虚作假可耻的正确道德舆论导向，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创造一个公平、公正、诚信、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建立相应的诚信道德机制，鼓励学生养成勤奋好学和诚实正直的品质。

2.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从教与学的客观上看，学生考试作弊，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很多高校教学内容陈旧过时，过多地强调以老师所教内容为标准的单一化考试，对学生的综合能力重视不够。在教学方法上过多地强调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忽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因此，我们要从教育教学的源头抓起，优化课程设置，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是预防和减少学生考试作弊情况发生的基础。

3.规范考务管理，严肃考试纪律，营造良好的考试氛围，是预防和减少学生考试作弊的关键。一是要合理安排考场，要根据考场大小确定考试人数，考生之间左右应间隔两个以上座位，考生座位考前应保密并随机排位，从客观上最大限度杜绝作弊，以有效减少作弊现象的发生。二是要严格执行违纪处分制度。坚持处罚和预防相结合，对于违反考试制度作弊的学生，一经调查核实，根据其作弊情节和学校有关的规章制度，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和纪律处分，并将处理结果尽快张榜公布，以起到警示作用。三是要加强监考教师的考务培训与责任心教育。考前学校应对监考教师实行培训，以提高监考教师对监考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明确监考的具体工作规则和要

求，使监考教师能以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认真履行自己的监考职责，在具体的监考工作中，认真对待每个工作细节，及时发现和制止学生的作弊倾向，尽量把学生作弊的动机消除在萌芽状态，对于个别考试作弊学生，及时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和要求处理。

总之，理性选择主要考虑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我们提出的一系列解决方法都是从学生、监考老师和学校教务处各自的成本和收益出发。就学生而言，提高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学习，是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成本，但同时也增加的个人的收益。就监考老师而言，加强监考老师的考务培训与责任心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监考老师的工作量，但同时也提高了老师的工作态度和个人价值。而对于学校教务处，规范考务管理，加大奖惩力度，有利于提高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以此提高学校的声望和地位。表面上以上措施都是从各个行动者自身的利益出发，实质上是从集体的利益出发。

四、总结

本文主要从理性选择理论的四个假设的基础上来分析大学生作弊的动机与成因。从学生、监考老师和学校教务处的角度出发，分析各个行动者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来解释大学生作弊这一现象的成因。并从这几个行动者利益出发，提出一系列的解决措施。理性选择简称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理性选择行动者就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利益。

参考文献

[1] 《社会理论的基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1版(2008年8月1日)

作者：(美国)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译者：邓方

大学生返乡后的语言选择与认同 篇3

【关键词】苏州；大学生；语言选择；语言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与抽样说明

学界已有的研究都证实了因人口流动而使语言呈现出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但是，对于大学生这一高学历流动人口来说，当他们从就读地返回家乡，其语言面貌是否会延续这一规律，是否会带来新的变化特征？我们主要针对在校大学生这一群体进行了问卷设计和发放，并在此基础上量化分析大学生从在读地地返乡后因交际空间的变化而作出的话语选择等语言实态问题。调查共获取样本300个，其中，调查的男性占56.7%，女性占44.7%。300个样本中，就读地都在苏州。样本中，来自东部户籍区域的比率49%，来自中部户籍地域比率30%，来自西部户籍区域的比率21%。为更好地观察大学生返回家乡后的话语选择，我们设计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交际空间和人群来观察大学生们的语言选择和认同情况。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图1为大学生返乡后面对亲人邻里的话语选择状况；图2为大学生返乡后同学聚会时的话语选择状况；

图3为大学生返乡后就餐购物时的话语选择状况；图4为大学生返乡后候车乘车时的话语选择状况。

通过比较四幅统计图可得：①与交际对象关系愈是亲密，交际空间愈是封闭，普通话运用比率愈低，反之则高。返乡后普通话使用范围受到局限，多用于在公共场合与外地人的交流，与亲人邻里以及同学相对来说较少使用普通话。②亲人邻里、同学、就餐购物、候车乘车四种交际人群里，对其普通话的选择使用比率分别为11.01%、21.67%、41.1%和53.37%，呈明显递增趋势；而对方言的选择使用比率分别为46.63%、34.36%、20.25%和20.25%，呈递减趋势。③我们可以发现在和同学交流时，虽然完全使用普通话的比率是21.67%，但使用普通话和以普通话为主的比率高达61.54%，远比与亲人邻里交流时使用普通话和普通话为主的比率高。可见在新一代年轻人中，普通话的影响非常大。在他们之间相互交流时，语言选择已经有非常明显偏向普通话的迹象。

图2为大学生返乡后同学聚会时的话语选择状况，图5为与一同在外上学的同学交流时的语言选择状况

通过比较两幅图可以看出大学生在话语选择时的心理倾向，对于同在外上学的同学，他们认为更倾向使用普通话。具体原因我们会在之后的论文中具体分析。

多语特质下语言选择使用的“内外有别”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由于人口流动，已使很多的流动人口成为双语（或多语）人，而大学生正是这些群体中的一员。他们返乡后可以运用普通话、家乡方言和就读地方言，并能在不同的交际空间、面对不同的交际对象进行语码转换，形成了多语特质下语言运用的独有规律。语言选择使用的“内外有别”，主要包含家人、邻里、同学与外地人，内部私密、封闭空间与外部开放、公众空间等四种情形的用语区别。从交际人群看，返乡后，关系越是亲密，使用家乡方言的比率就越高。反之，使用普通话交际的比率则大量增加。从交际空间的构成特征看，凡为较私密、封闭的空间，如面对很熟悉的家人、同学，以及交际时对象少而固定等非多人、非公众化的交际空间里，普通话使用比率降低，方言使用比率提高。本文通过不同交际空间及其相关度的调查统计分析，均显现出这一重要的特质。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大学生返乡后，面对一同在外上学的同学时使用普通话的频率要比同学聚会的时使用普通话的频率高。学界在探寻语言选择差异的内因时，往往将其同身份认同联系起来，认为正是由于身份认同这一心理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际交往中的语言类型，因人口流动，使得流动人口逐渐产生了对自我身份的觉醒与认同，在返乡后，这种心理特征表现得愈加明显。“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目标的驱使下，表达各自的诉求与意向。”“人们在通过话语进行交流的过程中确立了其自身与社会的关系，言语交际参加者各方的社会身份，如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都会对言语的使用产生影响。”在谈话时，人们往往将他们所说的话语和他们的社会、文化、关系等身份联系起来，身份制约着言语，言语又直接影响着身份的认同。”在人际交流时，往往通过主动选取话语类型，提升自己在他人心里的形象与评价，以获取交流对象的认同，并进而实现社会认同。所以大学生返乡后面对一起在外上学的同学习惯说普通话，可以反映出他们的心理倾向和情感认同。返乡后使用普通话，有习惯和礼貌的原因，也可能是体现一种“时尚”，会主动显示优越性，使用普通话，可以此“抬高”自己，是高学历的表现。

三、结语

因语言选择差异而形成的语码转换，也可造成“亲”与“疏”、随意与正式的区别。返乡后使用家乡方言，在语言意识上为“亲”和“随意”，主观上讲就是一种“语言靠拢”；而返乡后面对一同在外上学的同学使用普通话，则是语言意识上的“疏”和“正式”，是一种有目的的“语言偏离”。因此，虽然现在由于普通话的推行，方言影响在逐渐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身份认同和语码转化，让我们看到这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

参考文献：

[1]方宁，陆小鹿.跨文化交际视域中的语言运用和身份认同[J].外国语文，2012a，（2）.

[2]武小军，樊洁.交际空间与话语选择：流动人口在务工流入地语言实态调查[J].语言文字应用，2012

理性选择与认同 篇4

人类的困惑：理性追求与现实选择的冲突

近代以来，人类理性的光辉在实践力量的基础上确立了商品经济的统治权威，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身依赖、权力依附关系，克服了人的自然关系的`局限性，但无情的现实又置人类于物的抽象统治中：人的自然特性、个性差异、兴趣爱好都被淹没在冷漠的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之中，人的思想、感情和活动都变成可替代、能度量的商品货币的对等物，人成了物质世界不断创造、不断消费的工具和手段，人在创造自我、满足自我丰富性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自我。……

作 者：杨玉华  作者单位：洛阳工学院工商学院马列室 刊 名：青海社会科学  CSSCI英文刊名：QINGHA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 分类号：B0 关键词： 

东亚汇率协调机制与中国的理性选择 篇5

关键词:东亚货币合作;汇率协调;货币篮子;亚洲货币单位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040-05

一、东亚汇率合作的背景及现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东南亚国家(除日本之外)主要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结果由于日元相对美元贬值,东南亚国家贸易差额逐渐变为逆差,国际收支出现危机,引起投机资本冲击,汇率大幅度贬值,最终放弃钉住汇率制度,放任汇率自由浮动｡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清楚地认识到了区域内汇率合作的重要性｡但由于所谓的“协调失败(coordination failure)” ,目前东亚各国在汇率制度领域仍然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局面(见表1)｡

这种分散的汇率制度只能导致各国过分依赖美元｡事实上,东亚国家货币的运动规律的确在危机后呈现出了回归钉住美元制的态势,形成了所谓“浮动恐惧(Fear of Floating)” 的现象｡这种隐蔽的“实际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de facto dollar peg system)”使东亚面临许多潜在和现实的问题｡首先,这种汇率制度由于缺乏明确的承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从而使东亚仍然面临外部冲击的隐患｡其次,在目前全球国际收支因美国的逆差和东亚的顺差变得越来越失衡的背景下,钉住美元意味着东亚国家要不断牺牲国内储蓄为美国赤字融资,同时,还要忍受美国日益加剧的贸易制裁压力｡这种格局对于太平洋两岸都意味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和效率损失｡

二、东亚汇率协调方案

从理论上讲,要实现汇率稳定目标,有五种可供选择的汇率协调机制:(1)各国同时钉住区内单一货币(包含汇率区间);(2)各国同时钉住区外单一货币;(3)各国根据自己的目标钉住不同的货币篮子;(4)各国钉住同一货币篮子;(5)使用同一货币｡目前,关于建立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方案也不外乎这五种类型,本文将选取各类中代表性方案作以简要介绍｡

1.Ohno和Shriono(1997)的东亚日元区(Yen Bloc)方案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Jeffrey Frankel和Shang-Jin Wei就提出建立日元货币区的问题｡危机爆发后,“日元区”方案再次被提起｡Ohno和Shriono(1997),Dombusch和Park(1999),Kwan(1998)提出了构建东亚“日元区”的方案｡“日元区”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将日元作为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锚,各个成员钉住日元或者是建立目标区｡“日元区”方案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欧洲汇率机制(ERM)的实际货币锚｡同时,在东亚建立类似于欧洲货币机构(ERM)的合作和监管主体,成立通过合作协商的最初的汇率中心平价｡

2.McKinnon(2000)的东亚美元本位(EADS)方案｡McKinnon针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东亚美元本位”(the East Asian Dollar Standard)的构想,即以美元作为“外部锚”(External Anchor Currency),建立“外部驻锚型”东亚汇率稳定机制｡在“东亚美元本位”下,东亚区域内各国(地区)将本币与美元建立一个长期固定的比价关系,通过这种汇价的固定联系给国内价格水平提供一个整体的外部名义锚,达到稳定国内物价和吸引外部资金的目标｡由于区域内的货币都同美元建立固定的比价关系,彼此之间的汇价也相对稳定,从而形成统一的汇率合作区｡当外汇市场的压力较大时,可以允许终止平价,但政府承诺在危机过后再回到原来的平价｡这一方案的关键是要求东亚各国(地区)钉住美元的同时,日本也要将日元钉住美元,从而化解目前的东亚汇率困境｡

3.Williamson(1996,1999,2001)的一篮子目标区爬升钉住(BBC)方案｡Williamson(1996,1999,2001)提出了一篮子目标区爬升钉住方案,将其称作BBC规则(Basket, Band,Crawl)｡其主要内容包括:(1)东亚经济体实行钉住美元､欧元和日元一篮子货币的货币制度;(2)各个国家根据整个区域对外贸易的比重来确定区域内各个国家钉住主要货币的权重,而不是各个国家或地区根据自己的对外贸易比重来选择钉住的权重;(3)区域内每个国家宣布一个钉住一篮子货币的中心平价(Central Parity),并单边确定平价浮动的范围;(4)合作阶段每个国家或地区依然可以保持原有的汇率制度;(5)采用了McKinnon的“复位法则”,当受到大规模货币投机性冲击时,各个国家可以暂时中断钉住汇率,但此后必须令人信服地把汇率重新调整到原来的或是新的水平;(6)鉴于各个经济体的基本面变化和相应的汇率失调(Exchange Rate Mis alignment)是难以避免的,可以允许区域内成员根据基本面变动调整中心平价水平,或是平价波动范围;(7)建立类似于欧洲短期金融便利(Very Short Term Financing Facility, VSTFF),当成员国的货币遭到投机性攻击时,对其予以融资帮助｡

4.Oh和Harvie(2001)的亚洲汇率机制(AERM)方案｡Oh和Harvie(2001)提出建立亚洲汇率机制(AERM)的方案,即钉住东亚货币篮子方案｡其主要内容有:(1)由本地区所有国家的货币经过加权组成货币篮子,但不包括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在内,然后在这个货币篮子的基础上创立一种类似于EMS中欧洲货币单位的亚洲货币单位(Asian Currency Unit, ACU),它包括了成员国一篮子货币,作为各个成员单一的货币篮子目标;(2)与欧洲货币联盟中的权重不同,亚洲货币汇率机制给每个国家分配的权重是该国在整个地区贸易中的份额;(3)同1993年之后的欧洲货币体系中规定的一样,成员国汇率在中心平价15%的波动范围中上下浮动,一篮子货币中心平价不能够单边决定;(4)建立一个类似于欧洲短期融资安排(VSTFF)的最后贷款人机制,帮助成员国家抵御货币投机;(5)建立类似于欧洲货币机构(EMI)的亚洲货币机构(Asian Monetary Institute),以确认各个成员的中心平价和管理亚洲汇率机制,并实施成员国家或地区之间共同达成的协议和监管政策;(6)各个国家有义务将各自的汇率水平保持在汇率目标区内｡

5.编制亚洲货币单位(Asia Monetary Unit)的方案｡编制亚洲货币单位的方案是由日方学者（核心成员包括前日本财政部国际事务副主管,现日本产业经济所研究员,东京大学教授伊藤龙敏;现亚洲开发银行特别顾问兼区域合作部主任河合正弘;日本产业经济所研究员,一桥大学教授小川英治等）提出的｡按照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的解释,编制亚洲货币单位,并不必然地涉及到区域内的汇率合作｡但是,编制亚洲货币单位将直接有助于区域内各个经济体明确区域内货币相对价值的变化和亚洲货币整体价值的变化,另外,还将为区域内汇率合作的政策对话提供更加明确的依据｡

亚洲货币单位参照了欧洲货币单位的计算方法,即通过区域内各个国家汇率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出｡亚洲货币单位包括了东盟10+3(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的13种货币｡计算亚洲货币单位涉及到两个加权过程,其一是区域外货币的加权;其二是区域内货币加权｡在区域外货币的加权上,Ogawa等在计算中根据东盟10+3经济体对区域外贸易的比重,分别赋予美元65%和欧元35%的权重｡选定了这个权重以后,就可以计算区域内每个经济体货币相对于美元､欧元加权货币的相对价值｡比如,如果单位美元/人民币=0.123;单位欧元/人民币=0.1;美元､欧元加权/人民币=0.65*0.123+0.35*0.1=0.11495｡区域内货币加权是将区域内货币相对区域外货币(0.65美元+0.35欧元)汇率加权｡每种区域内货币所赋予的权重可以是该经济体在区域内贸易的权重3,或者是购买力平价下的GDP权重,或者是名义价格下的GDP权重,或者是外汇储备权重｡权重的选取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进行调整｡Ogawa同时考虑了贸易额和购买力平价下的GDP两个因素(各赋权重50%),以确定每种区域内货币的权重｡比如,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区域内的比重是21.65%,中国的购买力平价下的GDP在区域内比重为47.93%,二者加权得到人民币在亚洲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是34.79%｡

三、东亚汇率协调方案简要评述

1.钉住区内单一货币方案｡各国同时钉住区内单一货币能实现区域内各成员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但各成员国货币的总体汇率稳定性取决于各成员国与被钉住的区域内货币国之间的经济关联程度以及被钉住的区域内货币相对于区域外货币的汇率稳定性｡从经济关联程度上来看,日元和人民币是最适合被钉住的区域内货币｡但是,日元相对于美元和欧元的波动太大,且美元是主要国际结算货币,美国又是亚洲各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因此,钉住日元对亚洲各国货币的总体汇率稳定性十分不利,日元不宜作为亚洲的货币锚｡人民币汇率虽然比较稳定,但人民币汇率本身是钉住美元的,且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还不够成熟｡因此,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对于亚洲其他国家而言,钉住人民币还不如钉住美元｡当然,人民币存在作为亚洲国家货币锚的潜力｡

2.钉住区外单一货币方案｡各国同时钉住区外单一货币则不仅能实现区域内各成员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也有助于增强区域内各成员国货币的总体汇率稳定性｡因为这种机制能减少区域外汇率浮动的货币种类｡对于亚洲而言,最适宜被钉住的区外货币是美元｡各国同时钉住美元是金融危机之前亚洲各国自发形成的汇率协调机制｡但是,金融危机已经显示了日元的重要性,日元又不可能回到重新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亚洲国家即使又回到钉住美元也仅仅是权宜之计｡同时,钉住区域外货币的做法还将降低本区域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故各国同时钉住区外单一货币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亚洲也很难长期成立｡

3.钉住各自货币篮子方案｡各国根据自己的目标钉住不同的货币篮子往往不是以成员之间的汇率稳定为目标,而是追求各成员货币自身的总体汇率稳定｡根据小川英治(Ogawa)和伊藤(Ito)的研究,为了协调成员之间的汇率,各成员在选择篮子中货币权重的时候,需要考虑其他成员的权重｡因此,各成员选择权重的目标不同,不仅会影响自身对货币权重的选择,而且影响其他成员对最优货币权重的选择｡这种汇率协调机制虽然给予各成员国独立决定汇率政策的方便,但需要各国公开其货币篮子的组成,将汇率政策透明化,并且实际上使各国汇率政策受制于其他成员的汇率政策｡因此,这种汇率协调机制的稳定性很难得到保障｡小川英治和伊藤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没有哪个成员会率先采用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4.钉住同一货币篮子方案｡各国钉住同一货币篮子实际上是各成员国货币之间互相钉住,同时根据一个虚拟的货币锚(即货币篮子)对外联合波动的汇率协调机制｡被钉住的货币篮子可以仅由区域内货币组成,如欧洲货币机制采用的方法;货币篮子也可以包括区域外的货币,这种货币篮子体现了在维持区域内各成员国货币之间汇率稳定的基础上,寻求各成员国货币最大限度的总体汇率稳定性的思想｡小川英治等人通过一个大规模的计量经济分析,发现在东亚存在包括中国在内的钉住同一货币篮子的可行区域｡这一研究成果和欧洲货币合作的成功经验,使得各国钉住同一货币篮子的汇率协调机制被认为是亚洲汇率协调和货币合作的发展方向｡但是,要实行各国钉住同一货币篮子的机制需要具备一个基本前提,即各国的最优货币篮子必须大体一致｡这就要求各成员国之间具有大致相当的经济结构,汇率冲击对各成员国具有基本对称的影响｡欧元区各国就基本符合这一条件,这是它们能够成功实现货币合作的重要前提｡但在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经济结构也各不相同,汇率冲击的影响也不尽一致,因此,在亚洲不具备实行共同货币篮子的基础条件｡

5.共同货币｡使用同一货币是区域货币合作和汇率协调的最高形式｡在同一货币区内,已经不存在区内成员之间的汇率问题｡同一货币可以是区域内某个成员的货币(如拉美国家的美元化),也可以是一种新货币(如欧元)｡形成货币区并使用同一货币是亚洲汇率协调与货币合作发展的一个可能方向,但是目前显然还不具备相应的条件｡

可见,目前在亚洲还不存在一种可行的稳定的汇率协调机制,亚洲货币合作也不太可能在汇率协调问题上立即取得进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谋求在未来对自己更为有利的亚洲货币合作方案｡

四、中国的理性选择

在东亚汇率协调问题上,中国的理性选择应该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1)选择某种方案对本国汇率稳定的效果;(2)本国对区域内其他国家汇率稳定的依赖程度,以及其他国家对本国汇率的依赖程度｡

关于第一方面考虑,Ogawa和Shimizu(2006) 及Williamson(2005)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结论(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所有国家选择共同货币篮子对汇率的稳定效果都要优于各自选择不同的货币篮子;对中国来说共同钉住由美元､欧元和日元所组成的货币篮子是最优选择,而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和泰国来说,共同钉住亚洲货币单位是最佳选择｡但在无法就共同货币篮子(及权重)达成一致的约束下,选择钉住自己的货币篮子对中国来说是次优选择｡

关于第二方面考虑,姚枝仲(2004)从不对称竞争压力的角度所做的定量分析也提供了宝贵的结论｡他在文章中指出,一国的最优货币权重不仅取决于该国对外贸易的国别分布,而且取决于该国贸易对该国货币与他国货币的汇率弹性｡汇率弹性表示汇率变动对贸易变动的影响程度｡从需求方来说,汇率变动对贸易存在至少有两种影响:一种是收入效应,一种是替代效应｡替代品的存在是影响替代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两国贸易品之间的替代关系将显著影响贸易对两国货币的汇率弹性｡贸易品之间的竞争互补关系可以反映两国贸易品之间的替代程度｡因此,竞争关系越强的两个国家,贸易品之间的替代程度就越高,双边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就越大,对双边汇率稳定的要求也会越高｡

从表3可以看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而与日本存在较强的互补性｡新加坡则与中国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而与日本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性｡韩国则与其他国家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其中与日本的竞争性最强｡

此外,他还计算了各国的竞争压力指数(CSI) (见表4)｡表4的竞争压力指数表明中国､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竞争压力｡中国对日本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所构成的竞争力要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对中国所构成的竞争压力｡日本则对表4中所有亚洲国家构成的竞争压力都要大于他国对日本的竞争压力｡另外,中国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竞争压力要大于日本对这三个国家的竞争压力｡而日本对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竞争压力要大于中国对这三个国家的竞争压力｡

表5的数据表明,在美国市场上,中国对东盟10国以及日本､韩国都处于竞争优势地位,中国对这12个国家的竞争压力都要大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竞争压力｡而且除印尼和新加坡外,中国对其他8个东盟国家的竞争压力都要大于日本对这8个东盟国家的竞争压力｡

竞争压力的不对称带来了对双边汇率稳定性要求的不对称｡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表明,亚洲其他国家对其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有很强的稳定性要求,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对于维持亚洲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稳定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亚洲其他国家货币稳定并不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主要因素｡

基于以上考虑和实证研究结论,中国即使不参与亚洲汇率协调机制,不参与共同货币篮子,亚洲其他国家也必然要谋求对人民币的汇率稳定,必然要谋求与人民币的汇率协调｡中国既没有参与亚洲汇率协调机制的压力,也没有放弃人民币的独立地位来加入共同货币篮子的必要｡谋求人民币在亚洲地区作为关键货币的地位才是中国在亚洲货币合作中的最大利益所在｡

参考文献:

[1] 何慧刚.论东亚固定汇率区的构建:方案及其评述[J].世界经济研究,2005,(5):20-28.

[2] 姚枝仲.不对称竞争压力与人民币的亚洲战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7):63-67.

[3] 张斌,何帆.亚洲货币单位对东亚货币合作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6(4).

[4] Kawai, Masahiro and Shigeru Akiyama.“Implications of the Currency Crisis for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in Emerging

East Asi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0.

[5] John Williamson.“A currency Basket for East Asia, Not Just China,” 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UGUST

2005, No. PB05-1,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