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利益整合

多元利益整合（精选八篇）

多元利益整合 篇1

一、充分发挥党的利益整合功能, 整合利益关系, 化解社会矛盾

随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人民内部矛盾不断涌现并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 矛盾触及的层次性加深。各种矛盾的利益性特点突出, 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矛盾, 并会从经济利益矛盾波及到政治利益, 影响到不同利益群体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的差异。如果经济利益关系处理不好, 就会上升到对现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失望和认识分歧。第二, 矛盾复杂性加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本身就意味着差异与矛盾。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 相互渗透, 形成十分庞杂的矛盾体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时, 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也往往交织着理性与非理性、政治与经济等多种因素。协调、整合不同利益要求与矛盾, 在现实中涉及效率与公平、少数与多数、近期与长远等各方面利益关系, 使解决矛盾的难度增大。第三, 矛盾的对抗性具有潜在上升的趋势。新形势下人民内部利益矛盾越来越多地集中表现为各种利益冲突, 有的甚至激化为群体性事件。突发性群体矛盾的发生会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 容易导致社会舆论的错位。如果定性不当, 处理不及时、不得当, 往往容易造成对立情绪, 导致行为冲动与失控, 使矛盾激化, 甚至产生对抗性结果,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这些新的矛盾特点对执政党的整合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党作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必须注重社会公平, 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 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这样才能赢得各阶层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支持, 推进党群关系的和谐发展。

二、运用法律调控手段, 调整利益关系, 化解社会矛盾

法律本身具有调节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功能。法律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公平性和统一性的特点, 它是缓和、化解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的内在调节器。法律正是在对利益关系的控制过程中表明其自身的价值、体现出其旺盛的生命力的。党和政府必须从调节利益矛盾出发,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律法规, 形成以利益调节为基础的法律调控手段。

1. 坚持以人为本, 确保司法公正透明

“以人为本, 司法为民”应是现代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内容。在司法制度的构建和运作中, 必须体现人文关怀, 将人作为民事司法的立足点和归宿点, 承认并保障当事人的主体地位, 将人作为有理性的、能独立判断和自主选择的主体, 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维护当事人的尊严, 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和应有自由。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诸多司法不公的现象, 司法机关受到行政干预和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比较普遍, 受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 更重要的是损害党和国家的则无威。任何损害司法公正的行为, 都是不能容忍的。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的生命线, 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保障和基本前提。因此, 要加快司法体制改革, 从制度上保障司法公正。同时, 要以人为本, 把提高司法队伍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作为战略任务来抓, 从根本上保障司法公正, 以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正中的能动作用。

2. 加强人民调解工作, 着力化解矛盾纠纷

人民调解, 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民事纠纷当事人在依法查明事实真相、分清责任是非基础上, 通过说服教育、规劝疏导, 促使其互谅互让、平等协商, 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消除纷争的群众自治活动。人民调解的性质属于民间调解, 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有效方式或手段。这些非法律化的社会手段在维持社会价值以消灭冲突的同时, 也为社会提供了这种价值的行为准则。人民调解制度既是促进基层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服务的一项民主制度, 也是解决纷争、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法律制度。鉴于中国的实际国情, 人民调解更适合于广大农村地区。因此, 健全农村民调组织, 加强民调工作, 提高民调水平, 对防止矛盾激化、升级, 维护社会稳定, 更显意义重大。然而长期以来, 人民调解工作中存在组织定位不准、人员素质不高、工作过程中无标准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尤其是相关的法律制度严重缺失。因此, 要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工作改革与发展新思路、新做法, 更好地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3. 通过普及法律知识, 增强全民法制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 人们的法制观念大大增强, 开始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在目前普法工作中, 应有意识地、有针对性地强化群众的权益意识、契约意识和诉讼意识, 为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让群众知晓在各类社会活动中, 公民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哪些行为受到法律保护, 哪些为法律所限制和禁止, 以增强群众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自觉性;让群众明白契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违约的责任, 破除“情重于法"的传统观念, 养成事前立约、事中履约、事后守约的行事习惯;让群众自觉树立诉讼是维权之道的思想, 积极引导他们逐步增强依法维权的自觉性。

三、不断调整完善党的政策, 整合利益关系, 积极化解社会矛盾

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每一项决策的制定和执行, 都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党的决策和执行正确与否, 是党能否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首要问题。党必须群众的内部矛盾, 以推进党群关系的和谐发展。

1. 关注弱势群体, 调整公共政策

弱势群体是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分布广泛的群体。其人员构成主要包括下岗失业人员、体制外工作人员、进城农民工、较早退休人员和收入较低的贫困农民。弱势群体在经济上属于普遍贫困的阶层, 在政治上也处于无权状态, 因此, 他们大多处于社会的底层。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弱势境遇归结为经济利益原因时, 社会中就潜伏着某种冲突的危险。还可能导致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不满, 影响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因此, 关注弱势群体问题, 化解群体利益冲突, 应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着眼点。必须有效发挥国家政策导向作用, 在建立健全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的基础上, 通过国家立法, 采用法律的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 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合的社会保障制度, 采用社会援助、社会疏导和社会调节等社会保障手段, 有效解决弱势群体的困难, 化解矛盾。

2. 坚持社会公正, 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运用政策进行利益调整和分配, 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它涉及各个阶级、阶层、团体乃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下, 利益调整不当或分配不公, 必然会诱发新的矛盾和冲突, 因此, 在对利益进行调整和分配的过程中, 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在具体操作中, 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做到公平公正, 因此, “照顾大多数”是实践中应掌握的重要标准。比如, 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要充分体现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利益, 每项决策、每项改革措施, 都应该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社会劳动者成为主要受益者。同时, 要认真分析政策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影响, 并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尽可能让他们少负担、多得利;要加强收入分配中的宏观调控, 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要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 采取相应政策措施, 保护合理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 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

3. 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快推进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 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以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要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 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 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党只有保障和改善民生, 才能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摘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 要处理好社会多元利益关系, 必须充分发挥党的利益整合功能, 整合多元利益关系, 化解社会矛盾, 有效地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要运用法律手段, 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坚持以人为本, 确保司法公正透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 着力化解矛盾纠纷;通过普及法律知识, 增强全民法制观念。要不断调整完善党的政策, 关注弱势群体;调整公共政策, 坚持社会公正, 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快推进社会建设。

关键词：和谐社会,利益关系,矛盾,整合,化解,党群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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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光宇, 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矛盾研究[M].吉林:白山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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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殊.新时期党群和群众路线新论[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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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邦佐, 等.执政党与社会整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多元利益整合 篇2

关键词:黑车治理;合法性;政府

2009年10月,遭遇“钓鱼执法”的孙中介及张军事件被媒体曝光后,“钓鱼执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其合法性及合理性提出质疑,黑车问题也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所谓“黑车”,是指未经行业主管部门批准而非法运营的各类小客车、微型面包车、三轮摩托车、残疾人车等车辆的统称,其重点是微型面包车。

一、黑车存在的各方利益得失分析

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的发生,最终源于城市中黑车横行,屡禁不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地方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与黑车长期处于“猫捉老鼠”的胶着状态,之所以如此,背后莫不是“利益”这根弦主导着一切。

(一)正规出租车司机

在成本上,对黑车司机来说,由于黑车没有层层审批的过程,不需购买牌照,不用缴纳“份钱”,也规避了税收,即使有惩罚成本,但也具有偶然性,而且还可以通过寻租减少惩罚成本。在收益上,出租车是由政府定价,因此出租车司机收益的多少往往取决于司机劳动时间的长短。而黑车在收益上就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其在时间、区位、服务、价格上有自由定价权,也可以议价。

因此,与出租车司机相比,黑车的进入门槛低,收入高,导致了黑车愈发泛滥。黑车的泛滥进一步抢夺了出租车的市场,提高了出租车的空载率,致使出租车司机的成本愈发增高,收入则不断降低,正规出租车司机成为黑车横行的最大受害者。

(二)乘客

在黑车的运营中,乘客的身份可谓是矛盾的组合:乘客既是黑车市场的创造者,也是黑车运营的受益者,同时也是黑车运营的受害者。通常情况下,乘客乘坐黑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时间成本,即是乘客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才有可能等到出租车。二是价格成本,对于很多人来说,乘坐出租车仍然是比较奢侈的出行方式,当面对运价低于出租车的黑车时,很多乘客愿意乘坐黑车代替出租车。

但是乘客也要承担乘坐黑车所带来的安全隐患:由于运营“黑车”多数是低档车,有些是报废车,黑车的质量问题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黑车司机不一定经过客运业务培训和考核,很多黑车司机为了争夺客源而上演“生死时速”,有些黑车司机侵犯乘客人身和财产安全;黑车司机没有投法律规定的承运人责任险,一旦发生事故,乘客无法得到合理合法的经济赔偿和良好的医疗保障。

(三)黑车司机

在黑车经营中,黑车司机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大部分从事黑车经营的司机都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提供者,然而除驾驶技术外,他们并没有高的学历和其它特殊的技能,开黑车虽然冒着被“惩罚”的危险,但是与开出租车相比,他们在成本小、见效快、劳动强度低的情况下,收入要远多于出租车司机。因此,很多司机都愿意选择开黑车。

然而很多黑车司机除要逃避执法人员的打击外,黑车司机之间也会存在恶性竞争,如轮胎被扎破、玻璃被砸等,有时新加入某一地盘运营的黑车司机还要向老的黑车司机团伙缴纳一定的“会费”,由于本身也是违法经营,遭受这些的黑车司机也只有对此予以默默承受。

(四)政府

在管理部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非法营运车辆数量仍不断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政府对运输资源配置的失败。

在目前的出租车管理上,我国大多数城市都采取“公司化”的经营模式。据对广州出租车市场的调查,除在获得出租车营运资格时,承包司机一次性向公司缴纳3~5万元押金,以后还要按月缴纳8000~10000元的“份钱”。因此,即使是高强度的工作,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也普遍偏低,形成了很多司机由开出租车变成开黑车的怪圈。

打击黑车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据上海市公安局交警部门透露的数据,2006年,上海全年共出警力1.6万余次,查获“黑车”17138辆次,平均查处“每辆次黑车”就大约需要配备“每人次”的执法人员,执法成本极高。另外,有时执法人员为取得黑车违法经营的证据也要冒着违法的风险,如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发生。

二、多元利益视角下的"黑车"治理措施

黑车的存在牵涉到各方的利益得失,政府作为黑车治理的主要决策和执行者,在黑车治理上虽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应该使“各方利益得到基本保证,各方损失得到最大弥补”的原则下进行多维度治理。

(一)建立长效机制、采取高科技手段,依法坚决打击黑车营运

对于顽固不化、执意从事违法经营的黑车,应坚决予以打击。一方面,建立长效的黑车治理机制,不能只靠一些突击性检查。可设立由城管、客运和交通部门联合组成的的常规行政执法部门,长期负责对黑车的治理。另外,可安装出租车防伪电子标签管理系统等技术,利用电子标签的防伪性、专有性及快速读取、可移动识别等特点,提高打击黑车的效率,可以有效打击“克隆车”、“套牌车”等非法营运的“黑车出租”。

但是在打击黑车中,执法人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引诱取证”的问题。由于黑车的取证难,执法人员可以对已经存在违法事实的黑车进行引诱取证,但是予以引诱的人员应是具有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不可雇用专门的“钓钩”对黑车进行引诱;在引诱的方式上,执法人员应给黑车司機制造机会,而不能主动引诱其违法。二是执法程序问题。执法人员应对取得的证据进行调研,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方可进行行政处罚;应尊重黑车司机的申辩、听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以此对黑车进行监管,方能不损害政府公信力水平。

(二)区别性地扩容出租车规模

大量存在市区的黑车也在对市民们的出行提供着一定的供给,如果抛掉黑车,则出租车的供给就会出现不足。对于市区的出租车,在总量上可以适当增加。在郊区或者更偏远的地方,由于现有公交车和出租车偏少,这些地段的居民的出行难"养肥"了黑车,应该在这些地段大量增加出租车的规模,但是这些地段出租车的价格应和现在黑车的运营价格相持衡,否则人们还是会因为价格的原因而选择黑车。

同时,政府应当有效利用出租车经营牌照的发放,加大对出租车公司的监管,规定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收费上限,保证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同时放宽对个人申请出租车牌照的限制,通过严格考试的形式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获得出租车牌照。最终保证出租车行业的稳定。

(三)合理配置公共交通资源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给公共交通运输的拓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应及时调整公共交通规划,将公交运输空白和盲区降低到最低。尤其要注意城市距大型公交站点“最后两三公里”的交通需求,使交通线路延伸至这段距离,增加公共交通班次,延长公共交通运输时间。另外对于邻近的几个社区,可以开通一批廉价、便捷的短途公交,由区按照社区居民的状况统一布置线路,并予以相应的财政补贴,来满足市民出行的要求。

(四)变“堵”为“疏”,促进黑车司机的再就业工作

黑车司机的就业需求也是黑车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做好黑车司机的就业工作对有效的治理黑车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政府可抓住扩大出租车规模及增加城市公交运力的契机,鼓励黑车司机“黑转白”,对于符合条件的人选,可以优先考虑加以录用。其次,政府可以办一些培训班,设置一些既符合黑车司机的条件、市场需求量又高的技术培训,号召黑车司机积极参加,并在培训期间给予经济补助。最后,政府可联系一些企业,向黑车司机提供就业岗位。

参考文献:

[1]廉旭.城市“黑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及治理对策[J].公安研究,2006,(12).

[2]刘莎,黎新华.公司化模式下出租车经营分析[J].科技资讯,2009,(8).

大学课程决策的利益失衡与整合 篇3

一、我国大学课程利益失衡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境遇

1. 历史脉络。

中国大学虽然移植自西方, 但从源头开始就被打上了鲜明的中国烙印。当时, 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各色人等期盼大学起到选拔人才、巩固国本、实现自强的作用。大学由政府设置, 隶属于中央政府机构管理, 在课程设置上, 注重以德为先, 在培养目标上, 强调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 从而奠定了中国大学的国家主义传统, 也决定了中国大学课程决策上的政府主导模式。其后延续百年, 虽形式或有变化, 但教育的功利主义外衣却从未脱下。民国时期, 由于政府力量的弱化, 加之教育精英们的惨淡经营, 大学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空间, 对“高深学问”的追求一度使得大学课程强化了对学科及科学共同体的利益保障。但是, 正如波普尔所说, “人似乎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动物”[1],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顽强深入并决定着课程决策主体的价值观念。所以, 每个时代拥有一定决策权的社会精英, 尽管在大学课程决策过程中常常显现出主体的“个人观点”, 但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 使得大学课程的主色调仍然成为国家与政府意志的映射。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 大学是国家政治机器的附属物, 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被当作政治、经济事务, 导致大学迅速行政化和官僚化。影响所及, 大学里只存在大一统的国家课程, 而少有或几乎没有学校课程、教师课程和学生课程, 课程的基本特征有二:一是依附发展, 表现为对西方大学课程的移植、模仿;二是社会本位, 表现为大学课程始终把满足社会需要放在第一位[2]。此时, 课程利益主体表现出“一元化”特征, 即国家是课程利益的唯一主体;课程决策的出发点是国家发展的需求;课程决策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国家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

2. 现实境遇。

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 政府对高校的集权管理模式开始松动, 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步落实。比如, 政府有限放开了对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的限制, 对大部分学科专业课程而言, 国家不再编制和颁布全国统一执行的大学学科专业课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基本要求, 而由大学自己决策、组织和管理。目前, 学分制、弹性修业年限、多样化的学习标准、考试和评定方式等课程实施与管理方式已经得到普遍实行。这些决策权力是大学与政府经过长期博弈而获得的, 它为大学课程决策权力的重新分配和课程利益的重新划分提供了基础。

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已是一个治理型社会, “政校之间开始形成合作型关系, 大学的独立地位开始得到承认, 获得了相当多的自主权, 知识生产开始出现了繁荣的气象”[3], 但是, 仅就课程领域而言, 政府对大学课程的控制仍然较严,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颁布文件实现对大学课程的行政干预, 对大学课程的结构、内容、实施均有比较明确的要求。二是设立新的课程管理机构。如教育部先后成立的高等学校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就把对大学课程的严格控制作为其重要职能之一。三是目前教育部对公共课程仍然实行统一管理, 对公共类课程的课程标准、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都有详细规定。四是增加了新型课程管理手段。比如, 将大学课程既定指标纳入相关评估体系, 控制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的评选活动等。

因此, 从本质上说, 目前我国的大学课程仍然是“基于专业设置, 在专业培养计划的严格指导下, 通过各种教学大纲规范下的教学资料的教学, 来实施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进程”[4], 课程利益处于失衡状态, 政府以外的其他相关利益者的课程利益依赖于政府的整体调控, 难以得到充分满足。

二、大学课程决策的利益相关者及其诉求

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 按照与大学关系由近及远, 按区分尺度的不同, 可以把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分成多个层次。如: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校友和财政拨款者———与学校有契约关系的当事人———当地社区和社会公众等四个层次[5]。可简化为“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两部分, 前者主要指教师、学生、管理人员, 后者主要指校友、出资者、当地城市与社区等。“大学的目标应当是实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而不能以某一部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否则就会顾此失彼。”[6]因此, 大学的课程决策必须权衡和兼顾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1. 国家利益。

布鲁贝克曾指出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7]:以认识论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模式要求大学不受价值影响传承和研究高深学问;以政治论为基础的功利主义模式要求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 大学不应仅仅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有机体”, 而要成为一个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对此, 博克从大学对资源的垄断、大学独有的教育与研究专长以及得到来自政府的巨额资助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大学必须承担国家和社会责任, 回报社会, 帮助社会解决问题[8]。所以, 大学的课程必须保障国家利益, 要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从事科学、技术、工程、人类健康和公共学校教育等;它要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 它的科研成果为经济增长加注燃料, 同时也引领国家创新。

2. 地方和用人单位利益。

大学的发展有利于地方利益的增长, 既有经济利益, 也有文化、观念等非经济利益。地方政府鉴于自身的发展战略规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对大学课程体系提出相应的要求;用人单位则要求学校培养出有知识、善沟通、勤劳、动手能力强的人才, 不少单位甚至把要求大学生修习的课程纳入招聘条件。而当前高校培养的人才往往缺乏针对性和职业性, 不能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规格与类型、数量与质量的需要。

3. 科学共同体利益。

各利益集团的要求最终要由专家加以整合, 学科专家决策大学课程时, 往往强烈地体现出科学共同体的利益取向, 以知识或学术活动的需要作为大学课程的出发点和归宿, 竭力追求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知识内容的逻辑性与系统性。虽然人类行为更多的是受现实利益驱动, 但科学共同体这种追求始终未曾泯灭, 就是因为“对于这些较少政治色彩、较少阶级烙印且又长期永存的问题, 大学常将其作为课程价值取向的目标之一”[9]。

4. 教师和管理人员利益。

每一次新的课程决策, 都隐含着对原有课程体系的变革, 牵涉到利益的调整。当前, 变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过去, 那些时刻渴望变革的人被称为反叛者, 如今, 维护现状的教师成了另类。尽管如此, “道德目标的最高形式不是无私的牺牲, 而是自私与非自私动机的混合体”[10], 教师也是一个理性的人, 从投入和收益的角度来看, 正是超出成本之外的收益推动着教师对课程改革与课程建设的投入。如果课程决策罔顾教师利益, 将会导致教师消极抵抗, 难以取得效果。而当前的变革强调分权、强调多元化、强调管理的专业化, 对管理人员也是一个挑战, 如果调整不好, 就容易造成管理人员的失落, 进而产生抵制。

5. 学生和家长利益。

作为高等教育中的顾客, 学生通过投入物质资本与人才资本来获得高等教育服务, 同样是大学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对于学生来说, 其最大的利益需求是希望通过大学阶段的系统学习, 获得积极适应社会的能力并在社会中获得良好的发展。中国家长历来有望子成龙的心态, 他们对子女在大学里能学到什么十分关注。很多时候, 学生 (家长) 往往选择那些容易使个人获利的专业领域, 所以国家和个人 (家长) 的课程利益常常产生冲突。当然, 学生与家长对大学课程的期待并非铁板一块, 如有的人希望有利于进一步深造, 有的人则希望增添更多的求职砝码。正因如此, 大学课程利益的单方面满足往往也会引发激烈的争议。

三、实现基于利益整合的大学课程决策

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 课程决策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决策, 必然需要有某些固定的决策规则———关于制订规则的规则, 主要包括权力分配与程序法规。就大学课程决策来说, 要协调课程利益冲突, 课程决策中的权力分配与决策程序是决策规则的两个核心问题。

1.对大学与政府之间的课程权力作出合理分配。

“自治”是大学躯体中与生俱来的DNA, 当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 需要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 政府基于利益整合而对大学进行适度控制是必要的。与此同时, 政府也会对标准化、中央控制和管理清晰化产生迷恋, 美国政治学与人类学学者斯科特解释说, 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促使统治对象简单化和清晰化, 以便更容易地实行自上而下的控制。因此, 政府总是注重追求一种规范统一的标准、稳定的教学科研秩序以及便捷的管理控制, 必然造成权力在政府的过度集中。“中央集权的行政结构和中央计划的强制命令创造出一台对地方知识和地方条件全无反应的笨拙机器”[11], 最终使教育由摇曳生姿的生命陶冶过程变成批量制造毕业生的工业生产过程, “笨拙”的大学课程体系对社会需求难以及时应对, 人才培养滞后, 而且大大增加管理成本。因此, 大学理应获得更多更灵活的课程决策权。

2.在大学层面建立民主化的课程决策规范。

政府与大学的课程权力一旦分配定型, 除去政府强力控制的部分外, 大学层面的决策是课程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前, 中国的行政权力强化也同样投射到大学组织内部, 大学进行课程决策时, 大多采取自上而下的垂直驱动方式, 工作轰轰烈烈, 却很难形成制度化的积累, 原因在于缺乏规范化的课程决策规则。在大学内部, 如果课程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 制度化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无限制攫取, 必然导致功能性主体的缺位, 最终滑入课程权力分配的单极化陷阱, 课程总体价值的实现必将受到同步削弱。因此, 必须建立民主化的课程决策规范。

首先, 保持参与者适当的数量与参与程度。课程决策是决策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 主体的参与数量与程度对课程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目前大学课程决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政权力主导, 教师和学生权力缺位。所以, 在课程决策过程中, 教师与学生作为大学课程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他们的参与数量与程度都要进一步加强。

其次, 充分进行信息沟通。从信息的角度看, 课程决策过程就是一个信息发送、接收和处理的过程, 只有课程决策信息公开、透明、充分、真实, 各利益相关者才能保护自身的权益, 沟通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课程决策的民主化程度。比如,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岗位知识能力, 只有用人单位“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但联通他们的信息通道常被忽略, 增添了课程决策的盲目性。因此, 大学课程决策者应与学校师生、校友、用人单位、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者建立起充分而有效的联系, 加强和开辟各种沟通渠道, 除了传统上的行政、学术系统, 还要充分利用社会行业调查、毕业生质量调查、人才共同培养以及大众媒体等途径, 充分了解各方的课程利益诉求。

另外, 建立大学课程的审议和协商制度。在利益诉求明确表达的基础上, 需要各方按照一定程序进行审议和协商, 整合课程利益。为此, 学校应该组建课程审议委员会或审议小组, 成员由学校行政人员、教师与学生、家长及社区人士、学者和专家等代表组成。课程审议和协商制度是决定课程决策质量的关键。该项制度的核心在于审议小组人员构成是否有代表性, 程序和决策是否民主, 审议基本原则和标准框架是否专业并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充分的审议协商, 可以丰富决策过程的所需信息, 弥补决策过程的有限理性, 并因协商程序的公开运行而强化决策过程的责任约束。

3.增加大学课程决策结果的可选择性。

20余年来我国大学课程的改革, 无论是调整专业目录、拓宽专业面, 还是推行学分制、选课制;无论是拓宽基础、淡化专业, 还是设置文理交叉的通识课程, 都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 即增加课程的可选择性, 保障学生的课程利益。但就目前情况而言, 由于办学理念和客观条件的限制, 我国大学课程设置过窄、学生自主选择余地不大的弊端仍很明显。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不仅意味着学生规模的扩大, 也意味着学生更多的差异性和利益分化, 大学课程提供充分的选择性, 是各相关利益方获得自身利益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尊重教育规律和以生为本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

总之, 课程决策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性 (开放性) 、可选择性、自主性。大学从承担“单一的国家责任”到“广泛的社会责任”, 成为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 不断分化的利益主体对大学课程也会提出相应的利益诉求, 有共识, 也有矛盾。为了更好地整合利益各方的课程利益, 大学课程决策必须在不同层面上体现权力的均衡, 建立规范的民主决策程序, 最大可能地增加课程的可选择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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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杜希民, 等.大学课程的价值取向特征[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1) :132.

[10][加]迈克尔·富兰.变革的力量——深度变革[M].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加拿大多伦多国际学院, 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25.

多元利益整合 篇4

一、物质利益多元化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特点

经济利益多元化使思想政治工作对象复杂化。过去, 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强调人们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把利益分化控制在最低的限度内, 决定了人的分化比较简单, 基本可以概括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后, 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客观上促进了经济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而且促使了原来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大群体的进一步分化, 多种多样的有着不同利益要求的利益群体应运而生,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在结构上日益复杂。在此情况下, 思想政治工作原有的工作内容和方法, 诸如普遍号召、行政命令等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经济利益多元化使社会心理产生一定程度的失衡。改革开放以后, 对利益分化和多元的认同和鼓励, 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但是, 由于我国的利益分化, 除了一部分是由于人们自身条件、个人努力程度等不同造成的之外,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家政策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上的倾斜, 某些地区或垄断性行为得天独厚的条件造成的。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人是靠钻国家法律、政策的空子等手段而发家的。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地区、群众或个人与仍处于落后状态的地区、群众或个人的生活水平和发展条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中的个别人挥霍、浪费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严重地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一些人为金钱及奢侈的生活方式铤而走险, 非法经营、非法牟利、贪污盗窃。而党政机关的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发生, 这既是社会心理失衡的一种表现。也是社会心理失衡的触发因素。社会心理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 将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 做好人们之间的沟通、协调和引导工作, 平衡社会心理, 就成为思想政治工作新的任务之一。

经济利益多元化使一部分人的政治意识淡化。部分人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 而对国家利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漠不关心, 最明显的表现是党、团组织活动及其发展曾一度受到冷落。在利益的驱使下。一部分人在经济活动中不讲政治方向, 出卖政治原则:不讲政治纪律, 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不讲企业道德、职业道德, 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坑害国家、危害人民。这些行为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目标相悖的。人们政治意识的淡化, 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

经济利益多元化使人们的价值观取向多元化。改革以前, 人们经济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人们在价值取向上的基本一致。改革以来, 一方面由于人们获取利益的渠道日益多元。利益差别进一步加剧, 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不同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另一方面, 我国在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随之而人, 部分人模仿西方的生活方武, 片面追求物质享受、追求高消费, 片面强调个人需要和欲望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盛行。这些价值观念的存在和发展, 很容易滋生为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尊严、不顾法纪约束、不顾道德廉耻、丧失共同理想、缺乏奉献精神的倾向。这样必然会阻碍改革的进程, 使改革开放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因此, 引导人们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 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任务。

二、物质利益多元化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对策

思想政治工作应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它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问题, 具有导向作用。在我国, 思想政治工作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新时期工作的指导思想。

思想政治工作应坚持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其中物质利益又是其基础。邓小平也指出:“不讲多劳多得, 不重视物质利益, 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 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问可以, 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 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 革命是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 不讲物质利益, 那就是唯心论。”这就告诉我们, 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是辩证统一的:如果离开了物质利益来讲革命精神, 那就是违背了唯物论;如果离开了革命精神来谈物质利益, 那就违背了唯物辩证法, 就不可能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多元利益整合 篇5

关键词：场域理论,城中村,利益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城中村是我国快速城市化的特殊产物, 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 坐落于城市之中或者城市周边的、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都基本上已经非农化的村庄。

一方面,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城市用地急剧膨胀, 农村土地被逐渐蚕食, 出现了大量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 被城市建设用地包围的都市中的村庄, 它们既具备城市的某些特征。

另一方面, 在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经济生活、管理方式等方面依然保持着小农村社的特征。受到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影响, 城中村成为城市中的边缘社区, 存在着规划混乱、管理困难等诸多社会问题, 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矛盾焦点, 城中村的改造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城中村改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村民、政府和房地产商等多方利益, 只有理顺各方利益, 形成使各方利益平衡的合约安排, 城中村改造才能顺利进行。

二、布迪厄场域理论概述

城中村作为城市和村落的混合社区, 是一个特殊逻辑的社会空间, 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和理论视角具有启示作用。

法国学者布迪厄是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 他坚持将社会学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相结合, 提出了方法论的关系主义, 主张研究实践。

场域理论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迪厄提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 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 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社会小世界”即布迪厄的场域, 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哲学场域、文学场域等。

在布迪厄看来, 首先, 场域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 每个场域都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 一经形成就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其次, 场域具有能动性, 它可以利用自身结构重塑进入场域内的关系或力量。再次, 场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场域中的行动者为资本和权力不断发生争斗, 行动者为占据场域中的某种位置的不断争斗使场域持续运动变化, 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写面貌。

场域是一个由各种因素组成的关系网络, 因此用场域理论研究社会问题应当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在场域中行动者只有获得某些资本才能占据特定位置, 然后凭借其所占据位置获得在场域中的某种权力, 并进行新的竞争。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受到他们在关系网络中位置的制约, 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他们个人所具有的资本的制约, 行动者需要根据自身所处位置和场域中的各种关系制定自己的行动策略。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城中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网络, 在社会发展中有自己的目标与追求, 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则, 内含丰富的资源与资本。诸多群体或个体的利益附着于这一特定的复杂关系网络中, 各种类型的行动者为取得或捍卫资本和权力不断发生争斗, 在这一过程中场域改写着面貌。

场域在变迁过程显示出其自身具有推动发展的内在自主性力量, 只有充分开发与利用这种力量, 社会发展才具有更充分的基础性推动力, 这往往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最为经济的策略。基于以上考虑, 场域理论为我们认识城中村这一独特村社共同体、梳理其中诸多群体与个体利益提供了理论视角。

三、城中村多元主体间利益关系

在城中村这一特定场域中, 主要存在着村民、开发商和政府这三个利益主体。城中村改造涉及各方利益, 在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的矛盾与冲突, 因此改造过程中必须理顺关系, 均衡三者间的利益。

(一) 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管理制度, 城乡关系人为割裂。在土地制度方面, 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城中村虽然处于城市的规划范围内, 但是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 由村委会代表村民进行管理。在城市化进程中, 城中村的土地迅速升值, 成为一笔极其可观的集体资产。

政府作为实际上的土地所有者, 出于城市整体规划发展的需要, 想要获得城中村土地的支配控制权。而村民作为名义的土地所有者和实际的土地使用者, 土地是他们的根基, 更是收入的重要来源。村民为了自身的利益, 坚决反对土地的国有化, 或要求由村民自己获得拆迁改造和新建楼盘的开发权, 希望实现土地使用权转让后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土地所有权归属、失地村民的利益补偿成为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与村民利益博弈的关键问题。

另外,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 城中村的管理模式应当由村社管理模式向社区管理模式转化。但城中村尽管已经非农化, 村民仍然对村落有很强的依赖关系, 习惯于找村委会处理解决问题, 就将出现社区街道居委会与原村委会之间职能的冲突与管理权的争夺。并且, 由于村民能够从村集体资产中获得分红等可观收入以及各种福利, 他们不愿成为城市居民, 而愿意保留村民的身份。

(二) 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分析

城中村改造的难点之一就是改造的资金从何而来。房屋出租是城中村村民的一项重要收入, 出租屋的成本低而收入可观。于是村民最大化地利用有限土地, 争取更多空间, 使得城中村中建筑物密集, 出现了为人所诟病的“握手楼”、“一线天”等景象。而村民中也出现了依靠房屋收入为生、终日无所事事的食利阶层。

因此对于村民来说, 城中村改造不仅要补偿村集体土地产出和增值的收益, 更重要的是要补偿出租收益。这使得城中村改造需要庞大资金。政府无力承担全部改造费用, 引入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 由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和减免相关的税费, 开发商提供拆迁及改造费用。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 其看中的是城中村较好的地理位置, 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安置补偿数额过于庞大, 开发商担心他们将无利可图。因此,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成为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矛盾的焦点。

(三) 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分析

村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城中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把股权具体量化到每个村民身上, 是城中村社区股份制改革的重点。对于村民来说, 他们关注村籍如何界定, 哪些人可以享受集体资产产权, 哪些人不能享受集体资产产权;以及集体资产的收益如何在村民之间进行分配。村民之间的争议首先表现在如何确定“村籍”上, 比如外嫁女是否分配产权, 上门女婿是否给予产权, 等等。在村籍界定过程的争议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间秩序的调整和本土资源的重新选择。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则是在界定了村籍之后, 在集体成员之间进行分配, 村民的争议集中在分配方案如何设计, 是平均分配还是区别对待, 哪一种方案更能够体现公平。

(四) 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分析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 政府通过改造可以获得丰厚的土地资源及改造后地价提升所带来的财政收入, 但政府同时注重社会效益, 使城中村改造符合城市整体规划, 确保改造与城市发展相协调;并重视改造后村民补偿安置, 确保社会稳定。因此, 政府必然对城中村的改造与开发进行规划与限制。而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是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 获取政府优惠政策的同时力图把改造成本降到最低, 于是产生政府政策限制与开发商市场化运作之间的矛盾。

四、结束语

城中村是村民等利益主体所依赖的蕴含着丰富资源与资本的特定场域, 也是利益主体实现其诉求的途径,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 各方要实现其利益诉求, 必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协, 才能达成利益平衡的改造方案。政府在利益关系中拥有最终制度安排的决定权, 应当发挥主导作用, 关注所有群体的利益诉求, 在不同群体的收益要求中寻求次满意均衡点, 协调城中村改造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扶助弱势群体, 促进社会公平, 推动城中村改造问题的解决。

另外,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 应当尊重当地地方性传统和文化, 借助本土资源降低城中村的改造成本。在改造方案的制定过程中, 重视村民的智慧, 尊重村民的选择, 让场域内的惯习成为推动场域发展变化的自主性力量。城中村利益主体之间竞争与妥协, 最终将改变城中村的面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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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培林.村落的终结[M].商务印书馆,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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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运迎霞, 常玮.博弈.和谐.共赢——“城中村”改造经验借鉴及其策略研究[J].城市规划设计, 2006 (3) .

整合资源构建多元评价方式 篇6

班主任对学生的评价,既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更要关注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和发展。在班主任工作实践中,我不断摸索着,在结合各类活动设计多种评价方式的同时,尝试着整合身边已有的资源,利用学校、家庭、社会这三个主阵地开展对学生的评价。我发现,这样做不仅有了更多元、更弹性的选择,而且使得每一个学生都能以适合自己的方式接受评价,使得人人都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一、岗位体验活动

将队员们的岗位创建活动与雏鹰争章活动结合,以队员在队集体、在家庭、在社区的岗位实践为载体确定“小岗位章”的具体争章要求,开展小岗位实践活动。如:在校,“学习部”设立了督促学生按时完成课间作业的“学习小闹钟”;在家,创设“学习小主人”岗位,要求学生能独立完成作业,学会自己检查作业,自己整理学习用品;在社区,创设“分类垃圾袋发放员”等。

仿照学校大队的常规检查,建议队员给每个岗位以“红星——表示优秀,黄星——表示良好,蓝星一表示须努力”的标准评定。教室里专门布置了“星光灿烂”小岗位展示栏,班级设职能部,每天进行汇总。每个队员在主动为他人提供满意服务的同时,他们名字后面的星星也与日俱增。这样一个过程,不仅使他们感受到了服务他人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他们的责任心。除此之外,我们还采用“岗位体验单”“岗位评价单”等形式进行自我评价、学生互评、家长评定和社区评定,增强了岗位履职、岗位体验的效果。

二、财富“加一加一加”

对学生的评价,常规的表现为评价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业及其平常各方面的表现。如何把这些零零碎碎的方面整合起来,让学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努力的方向呢?我借鉴了“积点数”的方法,把平时的学科小测试、作业评价等分层给予相应的点数,从学生自评加分到中队审核计分再到班级布置亮分,一直归总到期末,成为我对学生学期综合评价的主要指标之一。每天,学生通过“财富申请卡”记录好自己的表现情况和相应的财富点数。在每周的班会课上,中队职能部组织学生进行审核评定。对符合实际的,班干部及时在“财富排行榜”的板块中给予累积加分。这样到了期末,自然就有了对每位学生客观公正的评价。当然,在实际操作中,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评定的内容也会有所改变。教师可以根据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给予建议,特别是学生表现不佳的方面,教师可以倡议学生积极改进,累积财富。

三、巧用《学生成长记录册》

评价需要着眼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上海市小学生成长记录册》关注了学生认知水平,更关注了学生学习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受到很多教师的好评。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发现它比较烦琐。如何让它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教育教学评价呢?

多元利益整合 篇7

首先, 全语言教育的思想在目标上趋向完整语言的要求, 提出在培养幼儿的听、说能力和良好的听、说习惯的同时, 要注意培养幼儿的早期阅读习惯和技能;其次, 在内容上表现出整合的倾向, 把儿童语言学习看作一个整合的系统, 充分意识到儿童语言发展与其他智能、情感等方面发展整合一体的关系;再次, 教育过程呈现出真实性和活动化倾向, 教师在组织活动时注意为幼儿创设具有真实语言运用机会的交流情境, 使语言教育活动的过程成为教师与幼儿共同建设的、积极互动的过程。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整合教育的思想和全语言教育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新课改的过程中, 我积极研究语言教学, 努力整合, 大胆尝试, 通过巧妙设计、趣味游戏、和谐互动三个方面丰富语言教学, 立体语言教学。

一、在“巧”上探索, 注重设计的完整性

传统的语言教学内容比较独立, 在一个教时内学习一首儿歌、理解一个故事、欣赏一篇散文、尝试一段看图讲述、围绕一个话题开展讨论, 等等, 这样的内容尽管目标明确, 但是实施起来比较枯燥, 教育因素的单一使得活动苍白、单薄和无力。

小班语言活动《毛毛虫的故事》是一个讲述毛毛虫如何蜕变成为蝴蝶的科学童话故事。传统的教学方式一般定位在故事教学上, 主要过程无外乎两大环节:第一个环节感受欣赏故事;第二个环节分析理解故事。这样的设计忽略了故事本身所蕴涵的丰富的教育因素:数字、序数的认知、蝴蝶种类的了解和韵律动作的结合。

本着以发挥孩子语言活动主体的宗旨, 在整合理念的指导下, 我将以上教育因素巧妙地进行梳理和整合, 把这个故事教学定位在看图讲述教学上, 让幼儿在看看、讲讲、做做的主动过程中, 了解这个作品。目标定位为:1.仔细观察画面, 在看看说说的过程中了解毛毛虫变成蝴蝶的主要过程;2.积极参与活动, 能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活动前, 根据教学需要设计制作PPT课件, 主要过程为:

一、谈话, 自然导入活动。

1.现在是什么季节?暖洋洋的春天到了, 小动物们都出来晒太阳啦!有一条绿色的毛毛虫, 爬呀爬呀, 忽然, 它的肚子咕噜咕噜叫起来。原来它? (肚子饿了) 得找点东西吃!是呀, 它想找一些东西吃。

2.猜猜看, 毛毛虫会找什么好东西吃?

3.看看, 它都找了什么!

二、阅读故事图片, 初步了解故事内容。

1.毛毛虫吃了什么? (课件PPT页面, 幼儿自主阅读)

2.看明白了吗?吃了什么? (引导幼儿看PPT页面一起说)

3.吃了多少?你说!你说!是吗?一起来看看! (根据幼儿发言内容点击相应画面, 引导幼儿说量词:一个红苹果、两只黄梨子、三只红桃子、四块咖啡色的巧克力、五片绿树叶)

小结:第一天, 毛毛虫看见了一?它就 (张嘴吧) 啊呜啊呜大口吃掉了;第二天, 它发现了两?它就?第三天, 它找到了三?怎样吃? (结合用餐, 提醒幼儿:我们吃饭的时候也要啊呜啊呜大口地吃。)

第四天, 它又发现了四?啊呜啊呜?第五天, 它找到?就?

4.毛毛虫吃了这么多的东西, 现在, 肚子还饿不饿了?

5.接着往下看毛毛虫怎么啦? (继续播放PPT课件)

6.毛毛虫怎么啦?变成美丽的蝴蝶啦!

三、完整欣赏故事, 了解毛毛虫变成蝴蝶的主要过程。

1.其实啊, 这是一个好听的故事, 叫《毛毛虫》。想听听吗?听的时候, 想一想毛毛虫是怎样变成美丽的蝴蝶的?

2.毛毛虫是怎样变成美丽的蝴蝶的?先要吃许多东西, 吃完了把自己包起来, 藏在茧里, 美美地睡一觉, 等它醒来的时候, 它就变成?

四、经验迁移, 欣赏各种蝴蝶。

1.你们见过蝴蝶吗?是什么样的?是呀, 蝴蝶有各种各样的。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播放各种各样的蝴蝶图片, 丰富幼儿对蝴蝶的认知。)

2.哇, 原来蝴蝶有各种各样的, 真美丽啊!

五、音乐游戏《我是一条毛毛虫》。

你们想不想来做一条可爱的毛毛虫!来, 找一个地方扭起来!看, 这儿有个大西瓜, 一人尝一口!这儿有个大鸭梨, 两口吃掉吧!再来一颗小樱桃……吃饱了, 结个茧, 美美睡一觉, 变成美丽的蝴蝶啦!

以上活动, 我在突出语言、做大看图讲述的基础上, 巧妙地渗透了数学、科学和艺术领域的相关教育内容, 通过一个活动有效地使孩子获得了多方面的信息刺激。巧妙的设计, 使得语言教学活动更完整, 更立体。

二、在“趣”上调控, 注重内容的游戏性

游戏是孩子最喜欢的活动, 也是最主要的教学方式。在传统的语言教学中, 游戏仅仅是针对听说游戏, 而一些智力游戏是没有机会在语言教学中崭露头角的。如果为了整合而整合, 将一个智力游戏生搬硬套在语言活动中, 则非但没有起到激趣的作用, 反而变得多余。

那么, 如何进行有效的整合呢?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研究语言教学内容:反复阅读与理解, 剖析和琢磨, 寻找内容中存在的游戏因素, 把它放大, 围绕活动目标设计成有效的、有趣的游戏, 从而开展立体语言活动。

以绘本《小蓝和小黄》为例, 这是一部世人公认的抽象派作品。在这本图画书里, 作者用一蓝一黄两个近乎圆形的抽象的色块, 象征两个孩子, 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融合的故事。在反复的研读中, 我看到了色彩的认知、朋友的交往、方位的猜测、色彩交融的变化和语言的表达。

为此, 我根据绘本的特点, 结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 以故事感受为主、游戏探索为辅的形式设计了小班综合活动《小蓝和小黄》。让幼儿在看看、说说、猜猜、做做的形式中理解绘本、感受绘本。活动目标为:1.有兴趣地观察画面, 在说说讲讲中理解故事的内容。2.大胆参与玩色游戏, 感受蓝、黄色彩交融的变化。在这个教学设计中, 我结合绘本内容, 主要设计了两个智力游戏帮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绘本内容:

游戏一:智力游戏《躲猫猫》。

……

(3) 认识熟悉小蓝的朋友。

师:小蓝呀, 还有好多朋友。瞧, 它们来啦! (点击课件) 哇, 来了几个朋友?数一数!

师:你认识它们吗?谁来说说它们的名字?

小结:原来, 小蓝的朋友有?小紫、小红、橙色、咖啡, 还有粉红。

师:可是呀, 他最好的朋友是 (点击课件) 小黄!小黄住在街对面。

(4) 帮助小蓝玩游戏《躲猫猫》

师:小蓝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 可开心了!看, 它们在玩躲猫猫呢!谁来帮帮小蓝, 找找朋友们在哪儿?

在这个游戏中, 我把小蓝的朋友们藏在大树的不同位置, 每个人都难易不同地露出一点点, 让孩子们仔细观察, 看谁找到的朋友多, 比谁找朋友的速度快, 找到的孩子说出朋友的名字后, 我请孩子到电脑上操作, 将朋友们一一找出来。通过游戏, 帮助幼儿熟悉了小蓝的朋友, 进一步激发了活动兴趣。

游戏二:智力游戏《玩色游戏》。

……

2.玩色游戏, 探索蓝色和黄色交融发生的变化。

(1) 老师示范玩色游戏。

这儿有? (出示一盆蓝颜料) 有? (出示一盆黄颜料) 拿一个小杯子, 先请小蓝进来。小蓝在哪里?小杯子凑上去, 轻轻舀一勺, 慢慢倒进去, 一勺就够了。小勺送回家。它的家在哪里?对, 哪里拿的送到哪里去。再请?小黄在哪里?小杯子凑上去, 轻轻舀一勺, 舀多少?一勺。慢慢倒进去, 小勺送回家。最后, 请来搅拌棒, 轻轻搅一搅, 哇, 发生什么啦?

(评析:简明上口的儿歌提示有效地帮助幼儿了解操作方法, 也增强了活动的趣味性。)

(2) 介绍玩色材料和规则。

你们想来试试吗?试的时候注意, 小杯子一定要端稳, 搅拌的时候小心点, 别弄脏衣服。

(3) 幼儿进行玩色游戏。 (播放音乐)

(评析:欢快的乐曲烘托了活动的气氛, 为孩子们的操作探索营造了宽松气氛。)

这个游戏可以说是这个活动的亮点, 也是本次语言活动灵魂所在。绘本中的介绍再生动再仔细, 也没有孩子们自己动手操作实践得来的认知深刻和宝贵。通过这个游戏, 孩子们清晰地感受到了黄蓝两色交融变成绿色的过程, 有效地理解了绘本内容。

活动中孩子们思维活跃、发言积极, 游戏快乐, 和老师的互动自然有效, 整个活动在游戏化的过程中充满了快乐、喜悦和趣味。

以上两个自然、有效的游戏设计, 与语言活动的整合也是流畅、和谐的, 它们趣化了语言活动, 也增强了语言教学效果。

三、在“情”上延伸, 注重互动的和谐性

师幼互动是在教师和幼儿之间发生的一种人际互动, 其互动主体是教师和幼儿。教师和幼儿双方在互动中是同等重要、互为主体的。师幼互动是一种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师幼互动不是教师对幼儿或幼儿对教师的单向、线性的影响, 而是教师与幼儿间双向、交互的影响。这种交互作用和影响不是一次性的或间断的, 而是一个链状、循环的连续过程。这种过程更是一个情感交流的过程, 像朋友一样分享彼此的感受和想法的过程, 又像妈妈一样, 给予孩子关爱和照顾。

在语言教学中, 教师要淡化自己的权威, 真正站在孩子的角度看待孩子, 以一颗童心理解、读懂孩子的言语与行为。

大班语言活动《猫头鹰喔喔呼》是一个充满勇气、帮助和关爱的故事。在活动的实施过程中, 我把自己的定位确定为和幼儿一起阅读, 从孩子的角度看图书, 了解故事。为了让孩子们感受到这种朋友的关系, 我设计了一系列问题, 在语言上进行互动, 如:

……

(1) 怎样了?它实在太冷了, 这里暖暖的, 就睡着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你们知道吗?

(2) 是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是?它也是?它也是?奥, 原来这是一个? (母鸡窝) 母鸡们怎么啦?看它们睡得多香!

(3) 谁来学学?你学哪一个?多么温馨啊!知道来了只猫头鹰吗?

(4) 如果天亮了, 会发生什么事?接着往下看!

在这样一系列的提问、设问和追问中, 让孩子们知道:原来老师也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内容;我们是和老师在一起看一个故事;原来我们知道得比老师还多;原来老师也有不知道的地方……

再如大班语言活动《蚂蚁和西瓜》的组织中, 我结合大班孩子的年龄特点, 预设了相关环节, 和幼儿形成肢体上的互动, 如:

……

(1) 在这页上, 蚂蚁们分别在干什么?你想说说谁?请你来学一学。

(出示相应的词卡, 请幼儿单独、合作, 以及和老师合作表演相关的六个动词。)

(2) 这个音符表示什么?它可能唱什么歌?你们会吗?一起来唱。

(3) 瞧, 它们搬得多带劲啊!它们 (抱、抬、背、顶) 还有的?合作着把西瓜瓤搬回?

(4) 想象一下, 这么多放到蚁穴里会是怎样的情景。闭上眼睛。 (老师和幼儿一起闭上眼睛, 同时用语言描述蚁穴的情景。)

……

师幼互动除了表现在语言上、肢体上, 还体现在教师的神态上, 怒目圆瞪、哈哈大笑、双眉紧蹙, 等等, 这些都能向孩子传递“我是你朋友”的情感。

多元利益整合 篇8

一、利益整合能力的简述

关于利益整合能力, 首先是利益的概念, 列宁从曾经说过, 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就是利益。利益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利益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复杂的社会范畴。需要是利益产生的基础, 但需要并不等同于利益。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 核心是经济关系。总的来说, 利益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而实现的人们各种需要。

关于整合, 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常用的术语。它表示一种和谐、稳定的状态。社会只有通过整合才能保持团结与稳定, 但是整合的获得和内容则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时代要求不断发生变化的。

在利益整合的概念上, 有学者总结“利益整合, 就是通过多种方式, 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 使各个部分组合起来, 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政党是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利益之间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而且是特定阶级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工具。政党本身就具有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 而当它成为执政党上台之后, 这些功能就会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结合在一起, 从而形成了利益整合能力。

二、意识形态对中国共产党利益整合能力的重要性

利益整合是执政党的重要职能, 调节利益的能力是政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利益整合有许多的手段, 其中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利益整合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意思形态要发挥它对于中国社会的整合作用, 就必须随着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 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内涵, 由原先的强调对立的意识形态改变成为强调共存的意识形态, 并且具有兼容并蓄其他性质意思形态合理、科学成分的能力。

利益整合不仅是一种互补性的整合, 同时还是一种认同性的价值观整合。国外有的学者称“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重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自己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明显的挑战。”当然, 我们对于外国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表示不妥, 但是可以从国外的学者的观点中看出, 关于重视意识形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整合能力的重要性, 国内外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一方面, 意识形态为社会成员们提供了能共同遵从的价值取向, 使社会变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统一体;另一方面,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相应的意识形态都会具有一种思想先导的作用, 政党执政以后, 他的意识形态会居于社会主导地位, 政党的价值观念也会逐步成为全体社会公众所共有的价值理念, 继而成为动员和引导人们为某种社会理想、社会制度和社会目标而不断奋斗的一种巨大力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党的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更应该得到体现。我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 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社会阶级、阶层简单, 社会组织形式单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可以通过正面的宣传教育和反面批评批判来实现。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现实的利益关系表现却极为复杂的。有的学者指出, 就利益追求和实现的合理化, 意识形态对利益的整合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利益关系上的让度, 即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正确的处理个人与集体利益, 局部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二是利益关系的转移, 即引导人们确立科学的、发展的利益观, 正确处理好根本利益与暂时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三是利益关系的补偿。即引导人们树立奉献精神观, 用精神来协调利益关系。这三个方面基本上反映了党的意识形态应发挥的利益整合作用。

三、意识形态提高中国共产党利益整合能力的措施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要不断进行创新, 意识形态中所蕴涵和倡导的价值观必须符合和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要发挥对中国社会的整合作用, 必须随着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而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内涵。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反应变化了的中国现实与世界现实, 还有时代要求,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观点。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意识形态。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三个为民”, 更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更加从意识形态上, 烘托出中共共产党利益整合能力的要求。刚刚开完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 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 坚持正确导向, 提高引导能力, 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 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 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摘要：当前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 无论是执政环境, 还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 都必须加强对党的利益整合能力建设问题的研究。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利益整合能力, 则是因为政党的意识形态对于中国共产党利益整合能力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利益整合能力,执政能力

参考文献

[1]汤志华.中国共产党利益整合能力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2010.

[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3]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