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法制

思想法制（精选十篇）

思想法制 篇1

一、法的定义

什么是“法”, 指纯粹按政治权力的从属关系组织起来的一套等级制度, 与之相适应的统治方术不在于提倡宗法道德而在于严格执行功过赏罚的办法, 以维护君主意志的至高无上的权威[1]。法家思想最根本、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一切以法为本。《管子》对“法”的表述体现这个特点。“法者, 天下之程式也, 万事之仪表也”[2](《管子·明法解》) (以下引用《管子》篇章只注篇名, 不再注书名) 。“法者, 天下之仪也, 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 百姓所县命也”[3](《禁藏》) 。“法者, 天下之至道也, 圣君之宝用也”[4](《任法》) 。《管子》把法比做自然界的四季、星辰、日月:“如四时之不貣, 如星辰之不变, 如宵如昼, 如阴如阳, 如日月之明, 曰法。”[5](《正》)

二、法的作用

在《七臣七主》篇中, 《管子》对法的作用做了阐述:“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纷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 吏民规矩绳墨也。”[6]法是用来推动立功警戒行暴的, 律是用来确定本分制止纷争的, 令是用来命令人主管工作的。法律政令是官吏百姓行为的规矩绳墨。

《管子》认为, 通过法的惩恶赏善, 使群臣、百官及百姓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从而达到百官奉法守职、百姓 (万民) 敦厚诚实的目的。“法立令行, 故群臣奉法守职, 百官有常法。法不繁慝, 万民敦悫, 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 威必足以胜, 然后下从”[7](《正世》) 。因此, 法律可以起到规范民众行为, 减少犯罪现象发生的作用:“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 然而不敢者, 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 然而不敢者, 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 案之以法, 则奸不生;暴慢之人, 诛之以刑, 则祸不起;群臣并进, 策之以数, 则私无所立。”[8](《明法解》)

《管子》把治国无法与有法的后果进行比较:“人君不公, 常惠于赏, 而不忍于刑, 是国无法也。治国无法, 则民朋党而下比, 饰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 则民不散而上合, 竭情以纳其忠。”[9](《君臣上》) 治国不用法制, 百姓就会在下结党营私;国家法制完备, 则百姓不搞党派, 对上尽心效忠。

三、法的制订

《管子》强调, 凡是准备兴办事项, 必须先出台有关法令。将要做某件事, 必须先明确赏罚的规定。具体办事的人要严格遵照君主的法令进行赏罚, 总结情况, 回复命令, 上报执行赏罚的结果。如果有和法令相违背的, 即使事有成效, 也叫独断专行, 罪行当死, 不得赦免。“凡将举事, 令必先出。曰事将为, 其赏罚之数, 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 计事致令, 复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 虽有功利, 则谓之专制, 罪死不赦”[10](《立政》) 。

而要使百姓为君主效力, 必须建立法制推行政令。所以治国使用民众最好的办法是建立法制, 禁止放荡制止暴行最好的办法是刑罚。“使民用者, 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时众莫如法, 禁淫止暴莫如刑”[11](《明法解》) 。圣明的君主设立标准, 制定法制, 就像天地一样坚实, 像列星一样牢固, 像日月一样明亮, 像四季一样真实, 这样政令颁布施行百姓就会听从它。“故圣君设度量, 置仪法, 如天地之坚, 如列星之固, 如日月之明, 如四时之信, 然故令往而民从之”[12](《任法》) 。

因此, 《管子》制订一系列法规, 规定虞师、司空、司田、乡师、工师等百官的职责, 对百官及百姓进行管理。如乡师:“行乡里, 视宫室, 观树艺, 简六畜, 以时钧修焉, 劝勉百姓, 使力作毋偷, 怀乐家室, 重去乡里, 乡师之事也”[13](《立政》) 。《管子》对不同爵位享受不同待遇等都制订标准:“度爵而制服, 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 衣服有制, 宫室有度, 六畜人徒有数, 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 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14](《立政》) 。

四、法的执行

《管子》认为, 法律制订以后, 必须依法办事, 否则会造成钩心斗角的内乱, 甚至犯上杀君的祸患:“有道之君者, 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 既已设法, 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 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奸心之积也, 其大者有侵逼杀上之祸, 其小者有比周内争之乱。”[15](《君臣上》) 所以, 从君主到百姓都要依法办事:“朝有定度衡仪, 以尊主位, 衣服緷絻, 尽有法度, 则君体法而立矣。君据法而出令, 有司奉命而行事, 百姓顺上而成俗, 著久而为常。”因为大家都依法办事, 因此“是以上有余日, 而官胜其任;时令不淫, 而百姓肃给。唯此上有法制, 下有分职也”[16](《君臣上》) 。

《管子》强调要依法治理国家, 依法对人民实行奖惩, 使人民受刑而无怨恨君主之心, 受赏又无对君主的感激之情, 自觉依法行事, 从而达到依法治国的目的“……故明主之治也, 当于法者赏之, 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 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 则民受赏而无德也, 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 则举错而已。’” (《明法解》) [17]韩非子也持这个观点。“巧匠目意中绳, 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 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斫, 准夷而高科削, 权衡县而重益轻, 斗石设而多益少, 故以法治国, 举措而已矣”[18](《韩非子·有度》) 。而如果从君主、大臣到百姓都服从法律, 这就是大治“……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辏, 以事其主;百姓辑睦, 听令道法, 以从其事。故曰:有生法, 有守法, 有法于法。夫生法者, 君也;守法者, 臣也;法于法者, 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此谓为大治”[19](《任法》) 。

在法律执行过程中, 对那些行为放荡、性情邪恶的人要处以死刑或流放:“五经既布, 然后逐奸民, 诘诈伪, 屏谗慝, 而毋听淫辞, 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 树为淫辞, 作为淫巧, 以上谄君上而下惑百姓, 移国动众, 以害民务者, 其刑死流。”[20](《五辅》) 在《立政》篇中, 《管子》连续以三个“罪死不赦”强调不落实法律的后果, 对不及时传达法令 (留令) 、不服从法令 (不从令) 、专断独行 (专制) 、削减法令 (亏令) 等, 都罪行当死, 不得赦免。“太史既布宪, 入籍于太府, 宪籍分于君前……宪未布, 使者未发, 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 罪死不赦。宪既布, 有不行宪者, 谓之不从令, 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 侈曰专制, 不足曰亏令, 罪死不赦”[21](《立政》) 。

《管子》认为要依法办事, 否则灾祸动乱就会发生, 君主地位就会危险。“审治刑赏, 必明经纪。陈义设法, 断事以理。虚气平心, 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 祸乱乃生, 上位乃殆”[22](《版法解》) 。

五、法制教育

法律颁布后, 必须得到遵守才能落到实处, 否则就是一纸空文。而怎样才能使法律得到落实, 使得百姓都遵守法律呢?《管子》认为:“夫民必知务, 然后心一, 心一然后意专, 心一而意专, 然后功足观也。”[23](《五辅》) 这里“务”就是法的意思。百姓必须懂得法, 然后才能做到思想一致, 思想一致然后才能做到意志专一, 思想一致而意志专一, 然后功业可成。与韩非等法家的愚民政策不同, 《管子》强调百姓要知法、懂法, 它的思想无疑比其他法家思想先进得多。

百姓不仅要知法, 《管子》还指出:“明主者, 有法度之制, 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 故吏之所使者, 有法则民从之, 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 下以法与上从事, 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 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 谄谀之人不得施其巧, 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 不可巧以诈伪。’”[24](《明法解》) 意思是说, 执法权不应是君主、官吏擅专的, 而应同样授予人民。也就是说, 人民有权了解执法的原则、方法、准则, 并以法为准绳监督执法人, 而且有权拒绝执法人的非法要求, 制止其违法行为。

那么, 百姓怎样才能知法甚至监督执法者呢?《管子》认为, 必须对百姓进行教育, 即法制教育。在《五辅》篇, 《管子》对教化内容做了阐述:“然则得人之道, 莫如利之;利之之道, 莫如教之以政。”[25]具体就是对老百姓在“德、义、礼、法、权”五个方面的教导。其中“法”有五个方面, 包括君主任命大臣治理政事、大臣坚守职分、士人修养品德、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等, 通过宣布政令, 官吏和百姓知道自己的职责。

为使百姓知法, 当时还专门设置了“民啬夫”、“吏啬夫”二职。吏啬夫负责法律执行, 民啬夫负责法制教育, 教育对象是百姓。“民啬夫成教、吏啬夫成律之后, 则虽有敦悫忠信者不得善也;而戏豫怠傲者不得败也”[26](《君臣上》) 。对此, 唐初学者尹知章解释道:“民啬夫之教既成, 则人皆忠信, 故无有独得善者也;吏啬夫之律既成, 人皆惧法, 不敢为非, 虽有豫怠, 不得为败也。”[27]

《管子》法制教育思想丰富、博大精深, 其法制教育思想是祖先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我们要辩证地吸收这些宝贵遗产, 发掘其合理因素, 古为今用, 从而有助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使之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服务。

摘要：《管子》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书中有丰富的教育思想, 其中包括法制教育思想, 反映了先秦时期的法制教育观。研究《管子》法制教育思想, 有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使之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服务。

关键词：《管子》,教育思想,法律教育思想

参考文献

[1]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思想史组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2][3][4][5][6][7][8][10][11][12]谢浩范, 朱迎平, 译.注管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

[9][19][20][21][22][23][24][25] (汉) 刘向, 校. (清) 戴望, 校.正管子[M].诸子集成本.长沙:岳麓书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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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法制教育个人思想总结 篇2

法律其实就是一种犯错了的惩罚，生活中有许多隐患，也许法律也是一种解决办法与防范措施。有时候，你也许不小心推倒了人，可那人却正巧撞在了桌子角上，弄得头破血流，成了残疾，怎么办?可你也不是故意的呀?只好承担法律责任。

若有一天，甲酒后不小心撞了乙一下，乙很不高兴，打算报复，晚上，乙将甲叫到寝室来揍了好一顿，甲怒了，将乙用随身携带的刀刺伤，担上了刑事责任。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如果甲不违反校规，不喝酒，不是会发生这样的事吗?若甲撞人后，说声“对不起”，还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吗?再说，乙当时心胸放开点，忍让些，事情还会成这样吗?

初中思想品德教学如何加强法制教育 篇3

一、把法律知识融入教学中，强化法制意识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

在教学中，笔者努力探索多种途径，创设各种方法，把教材知识和法律知识结合起来，把法制教育和思想品德课程内容的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利用学生身边的真人真事，生动具体地教育学生，贴近学生实际，进行课堂讲解，启发学生学法、知法、懂法、用法。

1　发挥阵地法制宣传作用。班级宣传阵地是强化法制教育、营造浓厚氛围的重要途径。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板报设计中加入一些与法制教育有关的栏目与版面，或是刊载一些学生在法制教育中的学习心得体会等内容，营造良好的法制学习氛围。

2　发挥班会课教育功能。教師在开展班会活动时，可将法制教育作为重要内容，让学生多熟悉一些法律知识，尤其是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息息相关的内容。比如可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相关法律常识融入其中，强化学生的法制观念，使其更多地了解相关法律知识。

3　注重心理暗示功效。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可以针对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及时捕捉相关信息和学生交流，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帮助学生消除思想认识误区，防范于未然。

二、把课堂作为法制宣传的平台，使学生系统了解法律知识

中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理解具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有些法律知识的内容含有很强的专业性术语，仅仅靠教师口头讲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取多种辅助手段，帮助学生了解法律知识。

1　运用导学案，对法律知识进行解读。学生对宪法非常陌生，针对这一现象，在教学《神圣的宪法》时，教师可以在学案上设计知识专题，帮助学生理解宪法是一切法律的立法依据，使学生加深对宪法的地位、起源、特性、分类、作用、重要性、法律效力的理解，让学生能够系统了解和掌握法律知识，轻松构建知识网络。

2　运用多媒体进行相关信息补充，进行案例分析。在法律知识的讲授中，如果教师不补充相关信息，教学就会显得枯燥无味，因而应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手段为教学活动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如教学《法律雷池不可越》时，学生虽然明白“凡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或者做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但不能深刻理解这一含义。教师就需要进行教学信息的补充，以深化教学成效。如可以从行政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和刑事违法行为等角度选取素材进行教学补充。通过课件，利用多媒体授课，有利于学生直观地理解法律知识。

三、让活动课成为法制宣传的舞台，培养守法小公民

单纯的说教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只有深入生活实际，才能有所感悟。我们可以借助校园文化建设，活化教学内容，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让学生投身实践，来培养学生的法制意识。

1　通过校园广播，吹响法制号角。选取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例，校园不良行为进行广播宣传教育，围绕青少年盲目讲义气、涉黄、涉暴、沉溺于网络等方面的惨痛教训，深化学生思想认识，在思想上防微杜渐。通过引导分析这些案件给当事人、受害者及双方家庭带来的伤害，让学生明白“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道理，为有不良行为的学生敲响警钟，帮助学生树立做遵纪守法好公民的理念。

2　利用班会举案说法，感受法律的尊严。教师可帮助学生搜集一些本地发生的青少年打架斗殴致人伤亡的案例，针对班级内呈现出一些苗头性问题，开展主题班会，让学生现身说法，参与讨论，以引起学生内心情感的震撼。有条件的话，还可以邀请相关警务人员现场说法，加深对“法不可违”的感悟，从而让学生感受法律的尊严，从小树立做守法公民的观念。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 篇4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 法治强调权自法出, 法律是公共权利的产出之所, 也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人治强调法律出自君主, 最高统治者的权利大于法律, 推崇个人的领导能力, 这就会很有可能导致个人崇拜。

建国以后, 由于“人治”我们党和国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上出现过失误。邓小平的主张法治, 反对人治的思想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都充分显现。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制定的关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 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与党内民主生活、国家政治生活没有民主化法律化有关, 与法律没有权威性有关。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 邓小平总结经验教训, 在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强调: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确立法律制度的权威, 保障人民民主,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 邓小平又极其深刻的指出制度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 制度的好与坏对于国家的公平正义的实现和国家的整体建设至关重要。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 由于也受到了不好制度的重大影响, 党和国家的制度遭到破坏, 个人的建设热情受到了打击, 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的损失。

邓小平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阐述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的危险性。他指出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问题有关, 过去发生了的错误, 但更重要的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好的制度的存在, 任意横行的坏人会受到约束和限制, 不好的制度会使想做好事的人却得不到发挥, 这就很可能会造成重大的损失。可以看出邓小平认为国家得建设和党的的稳定依靠个人的威望进行决策。反之国家的建设和长治久安是不能实现的。

邓小平指出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 专制色彩浓厚。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 邓小平同志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 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 无论是从公民意识层面还是制度建设上都很缺乏, 民主法制的进程将会很缓慢, 因此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法制, 不断得变革之前的社会制度, 加快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进程。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解决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依靠法制解决问题, 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

可以从以上看出, 在不同的场合, 邓小平同志不断的揭示人治的危险性, 不断的进行人治和法治的论述, 强调治理国家和社会离不开民主法制, 而不是把党和国家的发展建立在个人的威望之上, 这种思想在当下社会建设中仍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二、依法治国思想

在邓小平思想的学术研究中, 对于他的“法制思想”, 也称之为“民主法制思想”, 也有学者称为“依法治国思想”, 笔者倾向于“依法治国思想”。

邓小平指出把希望寄托于建立一个良好的和有权威的法律和制度, 这是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与条件。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国家的兴旺发达与法律制度的重要关系, 如1988 年他说, 如果把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依靠个人的威望上, 就会很靠不住, 就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国家的稳定还是需要制度的保障, 需要民主法制思想来进行国家建设。

邓小平强调指出, 必须用法律和教育的手段来解决实行开放政策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以后, 实行的开放政策所带来的不好的影响, 对于思想上和行动上是危害性的问题要通过法制和教育的方式。邓小平又指出对于出现的问题, 党不应干预太多, 依靠法制来和司法机关来处理法律事务。

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与法制是紧密相连的关系。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 法律的权威性得到确立, 促进了民主的法律化和法制的民主化的进程, 人民的权利与利益得到了保障。民主法制的建设不仅仅把着眼点立足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秩序上, 而且对执法机构和人员的权利也必须进行监督。这一做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开始体现了法治思想的真正内涵。

邓小平法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即邓小平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十六字方针: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它全面表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完整体系, 确立了从法制上解决问题的法制建设基本目标, 这也是依法治国的政治要求。十六字方针为转型于法治社会, 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法制化进程的加快,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摘要：在邓小平理论中, 民主法制思想是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现代社会进行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 “法治”代替“人治”的理论以及制度建设对于国家重要性的理论是他的思想的重要内容, 这些理论为实行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邓小平,民主,法制

参考文献

[1]张文显.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7 (4) :2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33.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72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72

列宁法制反腐败思想初探 篇5

【原文出处】学术论坛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20067

【原刊页号】6～9

【分 类 号】A1

【分 类 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200611

【作 者】张国安

【作者简介】张国安，华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泉州 362021

【内容提要】依靠法制反腐败思想是列宁反腐倡廉思想的核心内容。它包括惩治腐败要依靠法制，要有法可依，要从严执法，要建设司法机关和司法队伍，要加强法制教育，要完善法律监督等。研究列宁法制反腐败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推动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列宁/法制/惩治腐败/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列宁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6]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9]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0]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4]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列宁法制反腐败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惩治腐败要依靠法制

列宁认为，在俄共(布)党内和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出现的诸如铺张浪费、贪污受贿、追求特权、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是苏维埃国家机关身上的一种“脓疮”，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它严重地侵蚀着党的肌体，危害着国家政权的性质，妨碍苏维埃国家经济建设。他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P300)“如果不进行有步骤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机构，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2](P376)在这里，列宁从保持党的政治地位、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战略高度，把腐败问题看成是关系到苏维埃政权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重大问题。正是从这个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列宁阐述了依靠法制反腐败的重要思想。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针对俄共(布)党内和苏维埃政府内出现的某些腐败现象，列宁指出：“必须雷厉风行地立即提出一项法令草案，规定对行贿受贿者(受贿、行贿、为行贿受贿拉线搭桥或有诸如此类行为者)应判处不少于10年的徒

刑，外加强迫劳动10年。”[3](P138)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有些党员干部经不起考验，腐化堕落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对此，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指示司法人民委员部要“狠抓两件事”：一是要让人民法院“严格监督私营工商业者的活动，既不允许对他们的活动做任何限制，又要让他们始终不渝地遵守共和国的法律，有半点偏离都要严加惩处”；二是“要让人民法院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上的指挥失当进行司法追究”[4](P361-362)。由此可见，列宁是主张依靠法律的执行来惩治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的。

列宁依靠法制反腐败的思想，首先，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论断。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确保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性，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列宁和俄共(布)非常注重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加强清正廉洁教育，消除升官发财思想。俄共(布)“八大”还专门制定了对党员进行教育的提纲，“十大”、“十一大”都把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作为主要议程，并制定了相关决议。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各种腐败现象反而愈演愈烈，“不仅在我们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5](P386)。对此，列宁并没有消极悲观、张皇失措，而是在冷静地分析了腐败现象赖以产生的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依靠法制反腐败的思想，并在很大程度上付诸了实践。其次，他对法制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作充分肯定。列宁指出：“法令，这是号召群众实际行动的指令……法令的作用在于使倾听苏维埃政权意见的那成百、成千、成百万的人学会采取步骤。”“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6](P188)列宁把法律、法令看作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保证，当然也是严惩各种腐败现象的法律武器。依靠法制预防和惩治腐败是列宁晚年反复强调的一贯主张。

二、惩治腐败要有法可依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及时提出了党和国家机关要向依法治国的方向转变，他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象任何阶级一样，要通过改变同所有制的关系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7](P299-300)他要求党和国家机关都要“加强法制……为法制而斗争”[4](P498)。由此可见，依法治国是列宁法治思想的关键内容。

依法反腐败的根本前提在于制订反腐败法律，做到有法可依。因此，列宁高度重视反腐败的立法工作，认为要防止和消除各种腐败现象，就必须加快立法进程，把各种防范和治理腐败现象的措施“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并且定为法规”[8](P184)。根据列宁的建议，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惩办受贿的法令》，其中规定：“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担任国家职务或社会职务的人员……利用进行其职权范围内的活动或协助进行其它部门公职人员职权内的活动而犯有受贿罪者，应判处不少于5年的徒刑，服刑期间强迫劳动(并没收其全部财产)。”[9](P227)1918年，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革命法制的决定》，其中第1条就规定：“法制应当加强(或得到最严格的遵守)，因为俄罗斯联邦法律的基本原则已经确定。”[10](P130)此后，在列宁的领导下，相继通过了一系列反对腐败现象的法律和法令，如《关于贿赂行为》《关于消灭拖拉现象》的法令等。仅在1919年至1923年出版的《俄罗斯联邦法令汇编》中，就收入了相关法令16个。1922年《苏俄刑法典》有关“职务上的犯罪”一章中，也明文规定：凡公职人员滥用职权、逾越职权、玩忽职守、贻误工作、损害政权机关的威信、侵犯公民权益、贪污受贿、伪造文件、泄露机密等，视其情节轻重，给予免职处分或判处一定的徒刑。上述法律法规为严厉打击各种腐败行为，加强廉政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惩治腐败要从严执法

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的7年中，列宁十分重视同各种腐败行为和犯罪行为作斗争，号召人民群众同这些腐败分子和违法犯罪分子“开战”。“对这些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劳动者的敌人，要毫不宽容”；“只要他们稍一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规章和法律，就无情地予以惩治。在这方面任何软弱、任何动摇、任何怜悯，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犯罪”[11](P207)。1918年，当列宁得知莫斯科革命法庭轻判了莫斯科侦察委员会4名犯有贪污和受贿罪的工作人员后，不禁拍案而起，立即致函俄共(布)中央：“我请求把审判贪污案件(1918年5月2日)的党员开除出党的问题列入议程，因为他们对案情属实，本人供认不讳的受贿者只判了半年监禁。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8](P263)在列宁的坚持和催促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审了这个案子，结果有3名被告各被判处了10年徒刑。

不仅如此，列宁还主张，在腐败行为相同的情况下，对共产党员的惩治应加倍严厉，坚决禁止对党员干部重罪轻罚、袒护包庇的现象发生。列宁强调指出：“对共产党员的惩处应比对非党人员加倍严厉，这同样是起码常识。”[4](P426)1922年春，针对莫斯科苏维埃中央房产局营私舞弊案，列宁愤然写道：“莫斯科委员会(包括捷连斯基同志)事实上包庇应该绞死的犯罪的共产党员，已经不是头一回了。这样做说起来是由于犯了„错误‟，但是这个„错误‟的危险性极大。”他建议，马上“宣布给包庇共产党员(包庇的方式是成立特别委员会)的莫斯科委员会以严重警告处分；向各省委重申，凡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将把他们开除出党；通告司法人民委员部(抄送各省党委)，法庭对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凡不执行此项规定的人民审判员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应予撤销职务”。他还特别强调：“执政党竟包庇„自己的‟坏蛋！真是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5](P53-54)

从严惩治腐败，既是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也充分体现了列宁和俄共(布)执政初期坚决惩治腐败现象的决心和力量。然而，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使得政治权力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导致了“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和“以权压法”等腐败现象的蔓延，最终导致了亡党亡国的悲剧。

四、惩治腐败要建设司法机关和司法队伍

列宁深知，要同占据党政机关要职的腐败分子作斗争，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困难和非常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一个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没有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的司法队伍，就不足以肩负起运用法律武器惩治腐败的重任。因此，列宁非常重视苏维埃司法机关的改进和司法队伍的建设工作。

列宁认为，反腐败的法律能否得到贯彻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能否独立行使司法权和依法办事。为此，列宁提出了司法独立的思想。他主张法院应该依法独立地对腐败分子进行审判，党组织不应干预。对腐败分子只能“提交法庭审理”，对祸国殃民的严重的腐败分子要“就地审判，立即枪决”[2](P222)，坚决反对党组织庇护党内的腐败分子。1921年6月16日，俄共(布)中央未经列宁同意公布了一个《关于党的机关与司法侦查机关相互关系》的通告信，其中第4条和第5条的内容分别是：司法机关必须将待审的共产党员交由党委委托的人员保释；党委必须在向它介绍案情后三天内就案件的实质作出结论。这实际上就是使党委的决定成为党对法庭的指示并预先决定法庭的审判结果，从而否定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列宁得知此事后十分不安，指出第4条和第5条“依我看是有害的”，“对共产党员更要追究法律责任”[4](P267-268)。接着列宁和中央政治局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按照党员因一般刑事案件交法庭审判时应加重判刑和“消除任何利用执政党地位得以从轻处理的可能性”的精神，对通告信进行全面修改。列宁还多次强调要正确处理党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主张党的机关和共产党员要带头支持司法机关独立审判，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地行使其职权而不受任何机关和个人的干涉。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党对人民审判员和革命法庭成员施加影响，以改进审判工作和加紧惩治”[4](P425)；而司法机关则“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4](P428)。显而易见，在列宁看来，党组织干预司法机关的工作，必将严重影响对腐败分子的审判。

为了提高惩治腐败的执法水准，列宁还十分重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他主张：首先必须纯洁司法队伍，将那些混进司法队伍的人清除出去。他说：“我很希望我们能从党内赶走10万到20万混进来的人，他们不仅不会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而且妨碍同这些现象作斗争。”[4](P197)同时，列宁认为应该“从共产党员中间物色一些处理拖拉问题有经验的精明的„专家‟，两三个也行，但必须是比较严厉、办事比较果断的人”[1](P1-2)，把他们充实到司法队伍中去。此外，司法队伍还应该吸收一批受过“充分的法学教育，能够抵制一切纯地方影响的可靠的共产党员”[5](P196)，切实加强依法审判腐败分子的力量。列宁认为，只有集中到最优秀的司法人才，即“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5](P378)，才能形成一支懂法、守法和忠于人民利益的优质的司法队伍，才能保证反腐败法律的全面准确的实施，从而更有效地治理国家。

五、惩治腐败要加强法制教育

反腐败立法为防范和打击各种腐败行为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根据。然而，这些法律和法令的执行和遵守却很糟糕，“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道地的俄国现象作斗争”[4](P197)。个中原因在于广大工农群众的法制观念十分薄弱，一些党员干部的特权意识严重，工作上主观随意性很大，而这正是腐败现象赖以滋长和蔓延的主观原因。有鉴于此，列宁认为，必须加强法制教育，把法律武器交给广大干部群众，使他们善于利用法律武器同各种腐败行为进行斗争。对此，列宁提出了以下主张：

1.大力宣传新法制，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针对俄国经济文化落后、民主和法制传统缺乏的状况，列宁强调不能只是创立新法制，还要大力宣传新法制，在全民中开展法制教育，从而使人人都养成遵法、守法和护法的良好习惯和自觉性，并善于利用法律武器同各种腐败行为作斗争。1918年，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确切遵守法律》的决议，要求共和国的全体公民，都要严格遵守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中央政权机关过去和现在所颁布的决议、条例和命令，明确指出了所有的人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要严格遵守法律。1918年苏维埃宪法颁布后，列宁十分重视宪法的宣传工作，他说：“我们尽力帮助每个民族得到独立自由的发展，帮助它们多出版、多发行本民族语言的书报，我们还翻译和宣传我们的苏维埃宪法。”[12](P108)

2.消除特权思想，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俄共(布)执政后不久，列宁就指出：“让党员享有优先权是一种弊端，因为这样做，骗子就会混进党内来。同志们，我们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6](P15)为了严禁党员以权谋私、以权压法，列宁特别强调，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更应当模范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把自己的一切活动置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共产党员没有超越国家法律之上的任何特权。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违法犯罪，必须追究查办，依法予以严惩，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列宁说，法律“如果不认真地执行，很可能完全变成儿戏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12](P365)。

3.依法公开审判腐败分子，通过法制实践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列宁认为，司法机关对腐败分子的审判应该公开，尤其是要选择那些“比较引人注目”的案件进行公开审判。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要“使每次审判都成为有政治影响的事件”[1](P1)，从而对广大干部群众产生巨大的教育作用。列宁认为，对腐败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具有特殊意义”，“它的社会影响，与不公之于众而由党中央少数人私下了结可恶的拖拉作风的可恶案件的愚蠢做法相比，不是要大一千倍吗”[1](P149)？

六、惩治腐败要完善法律监督

列宁深刻地认识到，要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仅仅依靠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事后的制裁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系列法律监督制度，使之成为“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到处通行的”活动，以便从制度上堵塞腐败现象赖以滋生和蔓延的漏洞。因此，列宁十分重视法律监督的作用，并从全局的高度对如何完善法律监督，防止腐败，作了多方面的论述。

1.建立和强化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使它成为一道任何腐败分子无法逾越的防线。列宁认为，国家“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13](P95)。因此，列宁在《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把法律监督机关的建设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在谈及工农检查院的建设时，列宁指出：“我们应当把作为改善我们机关的工具的工农检查院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5](P380)；并就如何改组工农检查院，使之更好地发挥法律监督作用，提出了如下有益的建议：一是把工农检查院和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以提高它的威信和增强它的权力；二是精简机构，提高工作质量；三是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提高监督检查人员的基本素质。“我们必须用完全特殊的办法，经过极严格的考核来挑选工农检查院的职员。”[5](P381)

2.实行广泛的群众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法律监督主体的作用。为了建立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法律监督机制，“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8](P186)，列宁提出了以下主张：一是大力发展苏维埃的罢免制。“法官以及民政方面和军队方面的公职人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所有这些人都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决定随时撤换。”[14](P487)二是要让人民群众选派代表，参加专门设立的监督机构，实行间接监督。列宁说：“工人自己的监督要比任何工厂警官的监督更加有效。没有这种监督，法律就不会实行。”[15](P360)列宁还特别强调要“逐步地请各地农民(必须是非党农民)参加中央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7](P73)，以此培养工农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从而提高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程度。三是要建立群众信访制度，保障人民群众有效地行使检举、揭发和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的权利。对那些拖延审查揭发、控告案件的失职人员，列宁提出要坚决“追究责任，不管他是什么„级别‟”[1](P170)。如果对进行揭发、控告的群众打击报复，列宁指出，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必须给当事人以严厉的制裁，并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

思想品德课中的法制教育 篇6

一、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

法律素养是中学生全面素质的重要内容之一,法制教育是培育中学生良好的法律品质、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的有效途径。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生长发育阶段,培养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不仅可以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更重要的是促使他们养成依法办事,遵纪守法的好习惯。因此,在课堂教学中,适时适当的学习《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与青少年有关的法律知识,从小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教育他们学法、知法、守法、用法,进而增强他们的法律素养,不仅是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发展态势的现实要求,也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工程。

二、法制教育不能局限于课堂

由于对法制课的重视程度以及升学考试的压力等原因,导致现在的法制教育仅仅局限在课堂和书本上,而不是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造成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脱节,不利于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面对这种形势,我采用了以下的教育方法:课下我和学生共同阅读相关的法律知识,如:刑法、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知识,学生自我阅读,熟悉法律条文,质询探讨,教师讲解释疑,指点迷津。由于法律源于生活,贴近生活,因而对学生产生了特殊的魅力。课堂上,我经常以身边的案例引发学生思考、讨论。比如我在跟学生研究“当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应该怎么办?”时,选取了这样一则案例:公民李某因怕自己家的白菜被别人偷吃,就暗自将其中的几颗菜下了农药,结果导致村民王某致死。王某的家人将李某告上了法庭,李某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发动学生展开系列讨论:李某这样做是否违法?为何要被判刑?王某的家人报案对不对?学生兴趣盎然,讨论激烈,在不知不觉中法律知识潜入脑海、深入人心。

三、把握学生心理特征,强化社会责任感

当前,中学生的思想状况总体上呈稳定、积极、向上的趋势,大多数的中学生能够遵纪守法。但是,由于中学生们思想还不成熟,人生观正在确立,造成了中学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是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对他们的直接侵蚀;二是近年来一些学生在选择上忽略了奉献性、趋向功利性,强调个人的利益;三是严峻的就业形势加重了学生的心理负担,导致他们看法偏激;四是有的学生不懂法,法律意识淡薄而走上犯罪道路。以上种种因素都会对学生的思想产生负面影响,我们既要肯定学生思想主流健康的一面,又要看到他们矛盾的一面。因此,必须要把握青少年心理特征,有针对性地抓好法制教育。初中学生,对抽象的理论概念的接受带有片面性和跳跃性,所以在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时,应把抽象理论概念通俗化,不能生搬硬套,否则效果不佳。还要与行为规范教育相结合,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是学生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要求,是法律在中学生身上的最基本要求的体现。教育学生从这些最基本的规范做起,逐步树立法治意识、法制观念,用法约束自己的行为,培养遵纪守法的习惯。要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用社会公德、法律意识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体现中学生的良好风范。

四、加强教师的自身修养

“要给学生一滴水,首先自己要有一桶水”。现在的学校思想品德课教师自身的法律素养也偏低,应采取多种方式,培养教师的法制教学能力,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制教育水平,首先是上级部门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加强培训工作,定期举办法制教育的培训班和法制教育示范课、观摩课等。其次就是教师也要加强自身修养,多学习一些法律知识,增强以案说法,以例释法,化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生动,寓教于乐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校的法制教育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思想品德教育中法制教学的突出性 篇7

关键词：初中思想品德,法制教学

俗话说“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法制之于国家, 之于个人, 如同准绳, 如同规矩, 起到矫正、保护周全的作用。但并不是人人都懂法, 都能以此自勉, 所以, 犯罪者仍时有出现, 而受到犯罪侵害的人会因为懂法而维权, 也会因为法制的存在减轻侵害的强度。这就是法制存在的重要性, 一方面扼杀犯罪苗头, 另一方面给予被侵害者权益;一方面维持人内心善恶的秩序, 另一方面维持现实社会的秩序。[1]所以, 法制是思想品德课中最突出、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 它不仅仅是某种概念, 而且是方法论上的, 要作为实践呈现出的能力, 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突出强调法制的功用和能力效果, 让学生不仅知道有法制的存在, 而且应熟知用法制维权, 用法制来维持内心的秩序, 建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树立良好的思想品德。

一、提炼法律法规, 呈现法制的“骨”, 突出法制教育

法律法规是法制的“骨骼”, 一切法制行为都是依附其上的血肉。所以教师在法制教学中, 必须先以法律法规的例举作为前提。换句话说, 必先将以书面语形式呈现的法律条文作为法制学习的基础, 为用理论指导实践作行之有效的铺垫。教师要将课堂主体的角色让给学生, 让学生富有使命感, 在查资料、深入讨论活动中, 自行理解法律条例。当然, 初中生对法律还没有完整的认识, 还须教师合理地把握深度, 找准思想品德与法制教育的重合点, 做以清晰具体的总结。[2]

例如在讲解“做知法守法用法的人”这一章的时候, 教师在讲解法律的特征、概念、作用之后, 便可将有关法律法规提炼出来, 将法制的骨骼显现出来, 突出法制。在讲解法律作用的时候, 提到规范性和保护性, 从规范性角度来说, 与处于初中阶段学生对应的法律条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这一法律条例规范着未成年人的行为;而从保护性角度来说, 与未成年人对应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这里, 教师可让学生将这两种法律法规例举出来, 并围绕其查资料, 弄懂一些具体的、能在生活中运用的法律条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其中包括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家庭保护、第三章学校保护、第四章社会保护、第五章司法保护、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七章附则。每一章都有与学生个体生活紧密相连的条文, 学生可以任意选取一二条条文进行说明, 说出在什么情况下, 自己需要通过法律维护法律权益及自身安全。在这里, 教师可让学生以小组讨论的方式完成学习任务, 当然, 这并不是一堂法律课, 教师要进行总结, 将思想品德与法制教育做一次整合。

二、以生活实例印证法制真相, 突出法制教育

理论虽能指导实践, 但却无法情景化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让人信服。所以, 最有效的方式是运用理论所指向的实践事例的场景化特点, 来使人更深层次地理解理论, 并能将这种理论应用于现实。关于法制教育也是如此, 单纯的书面化的讲解、记忆、背诵, 只能衍生出许多“两脚书柜”, 对现实世界毫无帮助。因此, 必须将理论与生活实例结合起来进行法制教育, 印证法制的真相, 让学生了解“生活确有此事发生”, 拉近学生与法制的距离, 打破其天真的想法———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身边。对于有关法制的生活实例信手拈来, 尤其是信息技术水平高速发展、网络信息传播便捷迅速、网络信息覆盖面越来越广的今天, 生活实例更是课堂教学最受青睐的方式。在这里, 教师可以“抛砖引玉”, 先借助多媒体, 将涉及法制的生活实例以视频的方式呈现出来, 给予学生一个情感的铺垫及思考的一个方向。情感及方向都有了, 教师再让学生自行查找视频资料, 并对其内容进行分析评判, 可以是反例, 也可以是正例。

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提到:第二十一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这一方面是在规范教职员工的行为, 另一方面也是在保护未成年人, 为未成年人维护自身安全设定的法律武器。虽然如此, 仍有相当多的教职员工对该法律熟视无睹。教师可先为学生播放视频, 2010年发生在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沟赵乡第五十八中学的事件, 该校在管理学生上实施“三清”政策, 即节清、日清、周清 (全部掌握当节、当天、当周所学的知识) , 然后对过不了“三清”的学生进行体罚, 对女同学拽马尾辫, 对男生打脸, 甚至用竹棍抽学生的腿, 逼学生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受体罚的学生不敢上学, 十三四岁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回家了。这严重违反了该条法律, 学生及学生家长可以就此维护自己的法律权益, 教师也会因此受到法律的制裁。当然, 此类事件数不胜数, 教师可以让学生例举, 并使生活实例与法律进行联系, 围绕法律进行分析思考。

三、建立“第二课堂”, 法制零接触, 突出法制教育

身临其境是对生活实例列举的一次升华。对于法制教育, 教师有必要引导学生营造一种立体的情景, 可以身临其境, 进行对法律的触摸。在这里, 教师可建立“第二课堂”, 即模拟法庭[3], 让学生与法制零距离。模拟法庭是对青少年法制意识培养的有效的实践性活动, 它不仅能加深学生对法律知识的认识理解, 而且还丰富了初中思想品德的教学, 在道德与法律的情景体验中, 学生更能体会到品德与法律的紧密相连。当然, 模拟法庭不是任意模拟和假设的, 它的基本内容要与课本内容相对应, 在这一点上, 教师要进行指导, 使学生在不脱离课本内容的情况下, 开展模拟法庭, 培养自身的法制意识。

在这一环节中, 教师要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案例, 案例可以是真实发生的, 也可以是教师设计的。如依据初中学生爱去网吧的特点, 教师可就地取材进行案例设计。16岁的某初中生沉迷网络, 又因为喜欢足球, 而坠入网络赌球的陷阱里, 后来又拉拢同学一起。最后他因为要归还赌债, 在网吧附近抢劫, 被逮捕。事件的过程编排出来之后, 教师还要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角色分配:法官、辩护人、公诉人、证人、原告、被告, 然后准备道具、场地, 进行适当的预排, 然后再正式演出。这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沟通、思辨能力, 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一个人的法制意识规范着其行为, 使其建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促成良好的思想品德水准。因此, 在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同时, 不得不将法制教育一并重视起来。当然, 法制教育不能立竿见影, 需要教师长期的努力, 由浅入深地不断引导, 才能逐渐培养起学生的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1]李雅瑞.让法制教育的花朵在初中思想品德课堂上绽放[J].中小学电教:下, 2009 (9) .

[2]周功满.论在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必要性[J].中国西部科技, 2005 (3) .

论邓小平“一国两制”法制思想 篇8

一、邓小平“一国两制”法制思想的形成过程

(一) “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化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从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 尊重历史和现实, 创造性地提出以“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新构想。1978年12月15日, 邓小平提出统一后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外国投资不变。军队变成地方武装。”[1]这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最早表述。1979年1月, 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指出:“只要台湾回归祖国, 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2]。这是我国领导人最早公开表述了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1982年1月11日, 邓小平第一次把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概括为“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3]。之后, 邓小平又提出了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1982年9月24日, 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明确提出:“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 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4]。至此, 一个完整的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基本形成。之后的两年中, 邓小平同志多次对“一国两制”构想的内涵作了具体阐述, 提出对台湾的政策会更宽[5], 提出“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 五十年后更没有变的必要”[6],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得到全面发展, 并从具体方针上升为科学理论。

(二) “一国两制”理论的法律化

要保证“一国两制”能成功实施, 必须将它从理论上升为法律, 使之有法律依据、有法律保障。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第62条第13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的《政府工作报告》, 首次将“一国两制”写入报告。1984年中国和英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7年中国和葡萄牙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一国两制”构想的原则精神和主要内容构成了两个联合声明主要组成部分。1990年4月4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过将“一国两制”入宪、入《政府工作报告》、入《联合声明》和入《基本法》这样的一系列法律化运作, “一国两制”理论便有了宪法依据和保障, 成为有法律效力的基本国策和有国际法效力的国际条约, 也使特别行政区政府有了施政的正当法律基础。“一国两制”完成了从理论到法律化的进程。

二、邓小平“一国两制”法制思想的丰富内涵

(一) “一国两制”法制思想的内涵

1. 一个国家。

从法律角度看, 坚持一个中国, 意味着全中国只有一个最高权力机关, 一个中央政府, 一部宪法, 对外只有一个统一的代表。香港、澳门、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建立特别行政区, 享有高度自治权, 台湾还可以保存自己的军队。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 特别行政区与中央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2. 两种制度。

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制度同时实行于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就法律制度而言, 香港继续适用资本主义性质的普通法系, 澳门和台湾继续适用资本主义性质的大陆法系, 与祖国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法制并存。

3. 高度自治。

就是国家通过立法授予特别行政区以高度自治权, 这些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但外交和国防事务除外。特别行政区享有的几乎是一个政权的全部权力, 中央只保留了几项必须保留的权力, 它比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力要大得多。对台湾的政策还将更宽。

4. 法律保障。

如前所述, 通过将“一国两制”写入宪法、政府工作报告、联合声明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用宪法和法律来保障“一国两制”的国策长期不变, 使特别行政区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 生活方式不变, 法律基本不变, 以保持特别行政区的稳定和繁荣。

(二) “一国两制”法制思想的特征

1.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邓小平认为, “两制”则是“一国”范围内的“两制”, “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坚持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统一和不可分割, 是邓小平一再坚持的原则, “一国”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法制思想的原则性。“两制”则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法制思想的灵活性。邓小平多次强调, 在统一的前提下, 什么都可以坐下来谈, 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并且长期不变, 这是前所未有的, 但这些都不成问题。可见, 邓小平关于“一国”与“两制”关系的思想, 既对立又统一, 充分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和巧妙结合。

2. 主次性的统一。

从法学理论上讲, “一国两制”的主体是起决定作用的那种社会制度, 它体现国家的性质。因此, “一国两制”的主体必须明确, “两制”不能平分秋色, 而应有主次之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虽然长期共存, 但它们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一国两制”的主体。邓小平指出,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制定的。以香港为例, 香港的发展直接受惠于祖国大陆的强有力的支持和改革开放政策, 没有社会主义的祖国, 就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和稳定。“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告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 五十年以后也不变, 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8]。“两制”的主次性十分明显, 二者统一于“一国”之中。

3. 单一制与联邦制的统一。

根据宪法学理论, 国家结构主要有联邦制和单一制两种。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一直是单一制国家, 全国只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最高权力机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同志提出用“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从而使我国原有的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呈现出新的变化。中央授予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 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终审权等, 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这大大突破了单一制国家给予地方的自治权限, 使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又具有联邦制的某些特征, 联邦制的某些特征统一于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之中。

三、邓小平“一国两制”法制思想的法学贡献

邓小平“一国两制”法制思想, 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也是对世界法制文明的重大贡献。时任香港《明报》社社长查良镛 (金庸) 评价说, “一国两制”“不但有哲学上的深度, 适合大多数人爱好和平、要求安居乐业的天性, 同时也包含了进步发展的积极意义。将来如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那也是中国人对人类的一项伟大贡献”。“‘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这句话, 岂仅一言兴邦而已, 真是一言可为天下法, 一语而为百世师也。”[9]

(一) 邓小平“一国两制”法制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1.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立法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立法理论认为, 一个国家的立法权、立法机关和行使立法创制的法律在性质上必须是一致的。这就是说, 我国的立法机关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其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权, 其所创制的法律必定也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法律思想突破了这一立法原则, 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立法权制定的, 但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本身却规定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容。也就是说, 在一定条件下, 立法权、立法机关和所创制的法律在性质上可以不完全一致。

2.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宪法学内容

首先, 它架构了国家结构新模式。一般情况下, 单一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比联邦制下成员邦政府的权力小。而邓小平“一国两制”法律思想对单一制下地方政府传统权力范围作了很大突破, 即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许多联邦国家成员邦的权力, 如立法权、终审权、发行货币权, 甚至保留军队权, 等等。这是国家结构的新模式。

其次, 它增添了国体和政体关系新内涵。马克思主义宪法学认为, 国体就是各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 政体就是政权组织形式。国体与政体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们的一致性, 即国体决定政体, 政体为国体服务。有什么样的国体, 就有什么样的政体;另一方面是它们的不一致性, 即国体相同的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政体, 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国体不变却可以采取不同的政体。而邓小平“一国两制”法制思想为国体和政体关系的不一致性增添了新的内容, 即在同一时期, 国家在国体和政体都不变的情况下, 部分地区各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政权组织形式可以和整个国家不同。在祖国大陆, 国体和政体都是社会主义的, 在特别行政区, 各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政权组织形式都是资本主义的。

(二) 邓小平“一国两制”法制思想为世界构架了一个新型的法律体系

根据传统法学理论, 社会主义法律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彻底摧毁资本主义法制的基础上创立的, 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有一种制度、一个性质的政权、一种法律体系。社会主义的法律决不能保护资本主义的东西,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允许有社会主义法律和资本主义法律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存在。但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法制思想突破了这一传统法学理论, 即在统一的中国内, 香港、澳门和台湾可以实行不同的法律制度。从法律性质上, 大陆的社会主义法律与港澳台的资本主义法律并存;在具体法系上, 大陆是社会主义法系, 香港属普通法系, 澳门和台湾则属于大陆法系;而澳门和台湾又属于不同的法域。这样, 在一个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中国, 将在世界上构架起“一个国家, 两种法制, 三大法系, 四个法域”的新型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所三局编.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第5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 (1) :81.

[2][3]王叔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1) .

[4][5][6][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3, (1) .

[7]1984-10-16.人民日报.第1版.

初二思想品德课渗透法制教育的探索 篇9

一、把握时代脉搏, 深化课前演讲

思想品德课的课前演讲一般是时政演讲, 那么可不可以充分挖掘课前时政演讲的内容呢?考虑到初二思想政治课和法律知识的联系很紧密, 于是笔者在“时事播报”时引导学生增加了“法律快报”这一版块。每次上课前, 按照一定顺序请一名学生到教室前面面向全班学生展开演讲。演讲的主题不限, 但要求与法律有关。学生演讲结束后, 再对自己所选的案例与知识点进行综合分析, 教师适当点评。

在准备这些演讲主题时, 学生要搜集、整理、加工处理这些资料, 因此他们能在演讲时亮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准备演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进行法律思考的过程。对于每一个演讲主题, 师生都要进行点评, 提出自己的观点或看法。而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笔者并不要求学生完全同意某一种观点, 而是积极鼓励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这样, 通过笔者结合实践的点评, 通过师生不同观点的碰撞, 笔者已经不知不觉地将学生带入到用法律思考问题的情境中, 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能力。

二、利用案例引导, 注重课堂挖掘

教师要根据学科特点, 以教材为依据, 在教学中恰当地把握分寸, 潜移默化地渗透法制教育, 既不要把政治课上成枯燥的法律理论课, 也不能忽视教学内容中蕴涵的法制教育因素。

教师要引导学生观察、关注身边的新鲜事物, 直面社会的热点问题, 根据时代的发展, 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出发, 收集法制教育素材, 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回归现实, 活用教材。初二思想品德教材中安排了相当多的法制教育内容, 按照学生的年龄、心理、知识现状、认知规律等因素进行编排, 其内容贴近学生, 操作性强。

如在讲授《同样的权利同样的爱护》这一框题内容时可以选用发生在南京的一则案例:2013年4月12日, 正值南京全城上下齐心协力应对H7N9禽流感疫情的关键时刻, 家住南京建邺区莫愁湖街道辖区内的一名苏姓女子, 为“保护”自家散养的家禽不被城管队员捕杀, 竟用碎酒瓶袭击城管队员, 致使一名队员的脚部肌腱断了两根。提问:你如何看待苏某的言行?这一鲜活生动的教学案例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加研讨的热情, 结果学生很快得出结论, 课本知识的传授水到渠成:苏某侵犯了城管队员的生命健康权。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 这是公民首要的人身权利, 这一权利受法律保护。苏某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要受法律制裁。

通过一个个贴近学生实际的真实情境设置, 扣住了学生的心弦, 增强了学生的法律意识, 学生深刻地认识到增强法制观念的重要性, 必要时要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 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明白了自己要做一名学法、守法、护法、用法的好公民。

三、丰富课外活动, 提高学生法律素养

“环境铸人”, 我校是南京市首批32家小班化实验学校之一, 同时又把“法苑社”的社团建设作为本校的特色, 为法制教育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纸上得来终觉浅”, 课堂上的法制教育是肤浅的、缺乏活力的, 只有在多彩的社会实践中, 才能提高学生守法、护法的自觉性。法制教育的目的不是要进行简单的法律知识传授, 而是要切实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 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

如教师可举办“今日说法”法制讲座、开展法制知识竞赛、观看法制电视电影等活动, 还可鼓励学生自己编辑法制小报, 参观法制教育图片展览, 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进社区进行普法宣传。这样, 由校内延伸到校外, 避免了“读书死, 死读书, 读死书”的尴尬局面, 使学生对法律伸张正义、惩戒犯罪的威力有了深刻的理解, 避免了抽象的条文灌输, 增强了学生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

思想法制 篇10

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并联合各族地主阶级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法律制度渊源于明朝, 其基本的体系和内容与明朝法律制度相同, 即“清承明制”。清统治者人主中原后, 迅速采取了联合汉族官僚地主阶级、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政策, 并全盘继承明朝的政治法律制度, 以天命正统自居, 建立起超越前代的封建大帝国。清初法制指导思想正是基于这个总方针而形成的。清朝入关之始, 宣布明朝法律制度一概有效, 并在历次法典制订活动中, 注重保持明律原貌, 对明朝《问刑条例》也大多照搬照用, 在立法上贯彻“详译明律, 参以国 (满清) 制”原则。清朝对于明朝法制的继承,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为了减少与汉族地主阶级的摩擦, 顺利实现对全国的控制。

满族兴起于东北, 人关之前“民淳法简”, 没有成文法典、 法规体系, 主要施行满族的习惯法。入关后统治地域广阔, 人口众多, 有悠久制定法传统的中原地区, 只能依明朝现成法律制度进行统治。尤其重要的是, 清初统治者极为推崇明朝法律制度, 认为明朝法制全力维护高度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特点完全符合他们的需要。他们将明太祖创建的法制视为楷模, 力图以此实现清朝的长治久安。

同时, 清统治者为了压制、肃清汉族地主、官僚士大夫的反满意识, 防止不利其专制统治的的“异端”思想传播, 入关后竭力以儒家正统自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钦定“, 御纂”有关儒家《易》、《书》、《诗》、《礼》、《春秋》五经方面的著作有几十部之多, 力图以儒家“天命”、忠君的思想统一中原汉族地主阶级的意识。并大力提倡程朱理学, 全盘继承、发展“明刑弼教”、 “正人心、厚风俗”的理学思想, 以此作为法制指导原则和思想。

二、清朝司法机构的设置

(一) 中央司法机构

清代中央的司法机构体系主要是承袭明代, 设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称“三司法”, 在形式上既听命于皇帝, 又构成互相制衡的中央最高司法机构, 但其职权不但与明代相比相去甚远, 并且在清代中也屡有变化。在清朝, 三法司并没有单独的自上而下的审判组织系统, 更无所谓“司法独立”、“独立审判”的原则。三法司之间的关系, 简言之, 是刑部审判、大理寺复核、都察院监察的关系。

刑部, 中央审判机构, 职权较明代更重。设满、汉尚书各1人, 满、汉左右侍郎各一人, 堂主事满五人、汉军1人, 满、汉司务两人, 缮本笔帖式40人。并置省区清吏司、督辅司、秋审处、减等处、律例馆、提审厅、赃罚库、赎罪处、饭银处及清档房、汉档房、司务厅、督催所、当月处等单位, 定员总数为407人, 实际上官吏人数大大超过编制一倍或几倍。

根据《大清会典》的规定, 刑部“掌天下刑罚之政令, 以赞上正万民, 凡律例轻重之适, 听断出入之孚, 决宥缓速之宜, 脏罚追贷之数, 各司以达于部, 尚书、侍郎率其属以定义, 大事上之, 小事则行, 以肃邦纪”。具体来说, 其职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在皇帝之下行使国家主要的审判权, 具体审理京师百官犯罪、京城地区大小刑案, 核定全国的死刑案件, 批结全国军、流案件, 并负责办理每年的秋审和朝审大典。其二, 作为主要机构参与或主持国家的重要立法, 如作为负责机关主持律例的修订工作。专责修订律例的“修订律例馆”即隶属于刑部之下, 一些重要法律政策的制定, 都有刑部官员参与其中。其三, 负责全国的司法行政工作, 如办理全国命盗重案、秋审案件等方面的司法统计、造办相关“黄册”、指导全国狱政管理、负责本部法司官员的成绩等。

大理寺为中国古代传统司法机关。廷尉、大理等的衍属, 至唐代为“三法司”中的审判机关, 明代改为司法行政机关。 清大理寺的人员编制较少, 大理寺卿、少卿为正副长官, 其下设左、右寺, 有寺丞、评事管官。

大理寺, 负责复核重案, 审理昭雪的“恤刑”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复核死刑案件有无怨错。在名义上, 大理寺“掌天下刑名, 凡重劈则率其属而勘”, 主要的司法活动是参加三法司“会谳”, 即京师死刑案件的会审和外省死刑案件的会复。大理寺在会谳中主要是平反冤狱, 即所谓“大理则取其所问者而平反之也”。大理寺在会复外省死刑案件时, 如有不同意见, 有直接奏上裁决的权力。显然, 大理寺在会勘中, 对执法是一种监督, 对刑部又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此外, 大理寺也与其他九卿一样参与秋审和朝审, 但在实际上, 其地位和影响都较为有限。

都察院, 中央监察机关。与其他朝代一样, 督察院也被视为“风宪衙门”, 负责对全国各级、各部门官员的监督和检查, 也是天子的重要“耳目”。都察院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为主管官员, 分设十五道和六科, 合称“科道”。十五道各设御史若干人分管相应的各省和中央部院寺监事务。六科分吏、户、 礼、兵、刑、工各科, 各设给事中若干人, 稽案相应方面的事务。科道行使弹劾、谏议、纠察等监察职责时, 可直达于皇帝, 而不必经总宪。这种带有“独立”行使监察权性质的权力, 是其他六部司所没有的。

对司法官员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 是都察院职权之一。 清代实行“台谏合一”制度, 将针对六部对口监察的六科并入都察院, 都察院御史、六科给事中多顺从皇帝的意志、看皇帝眼色行事, 极少有犯颜强谏、弹劾权臣的举动。顺治十七年, 清朝取消了明代施行的“代天子巡狩”的巡按御史制度, 雍正以后又推行“密折”制度, 每个大臣都可以以密奏的形式上书于皇帝, 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监察的职能。所以, 从整体看, 清朝御史的监察作用和影响, 都逊于明朝。

清朝末期对相关机构进行了改革, 改刑部为法部, 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事务, 以使行政与司法分立, 并改按察使司为提法使司, 负责地方司法行政工作及司法监督。从理论上讲, 三法司之间既有分工:持天下之平者部也;执法纠正者院也; 办理冤枉者寺也。但清代的专制政治体制, 决定了天下司法权责的重心在于刑部, 都察院、大理寺多数情况下未能发挥监督和复核的平衡作用。

(二) 地方司法机构

清朝的地方司法体制分为县、府、按察司、督抚四级。县 (厅、州) 为基层政权, 是第一审级。州县官有权审决笞、杖徒刑案件;流刑、死刑案件只可预审转呈府衙判决。《大清律例》 规定:“军民人等遇有怨抑之事, 应选赴县衙门具控。”发生于州县管辖区内的田土、户婚、斗殴等轻微案件, 系笞杖轻罪, 均有州县官全权处理, 为州县“自理案件”。命盗等刑事案件, 州县初审后, 按期将案卷与案犯一起解赴府或直隶厅州复审。另外, 州社吏目、县社典史为捕官, 专司缉捕和监狱, 但无权受理词讼。

府是第二审级司法机关。府级的司法职责主要是复核州县上报的刑事案件, 复审州县解来的人犯, 查核有无翻供, 查验人证、物证, 审查州县初审案卷有无错谬、州县“拟罪”是否妥当。此外, 府级还受理军民百姓不服州县审判的上诉和申诉。

按察使司为第三审级。按察使司对府上报的刑案进行复审, 其中对徒刑案件仅进行复核 (因徒刑人犯不解省) , 对军流、死刑案件及人犯进行复审。如无异议便加以“审供无异” 之看语, 上报督抚;如发现有问题, 则驳回重审或改发别的州县更审。

总督巡抚为第四审级。督、抚是地方最高审级。督、抚有权批复徒刑案件, 对按察司上报的徒刑案件审核后, 如无异议即批复执行;督抚对军流刑的案卷复核, 如对按察司的看语无异议, 则咨报刑部, 听候批复。对流刑案件, 由督抚进行复审。

(三) 特殊司法机关

清朝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理满人案件, 需由特殊的司法机关负责审理。满族宗师刑名案由宗人府审理;内务府所管辖的满人由内务府慎刑司审理;京师地区普通满人的诉讼由步军统领衙门审理;外省满人诉讼, 由满洲将军和副都统审理。

同时, 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司法管辖, 设立了理藩院, 作为朝廷统治各少数民族的重要机关。少数民族地区判决重大案件须由理藩院审核方能生效。但理藩院受理的案件如罪至发遣, 须会同刑部裁决。死罪要经“三法司”会审定案。理藩院的设立表明清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和管理态度, 清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制定专门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 并对其实施有效的法律控制。在巩固清朝对全国少数民族的统治上, 理藩院起了重要作用。

(四) 清末司法机构的变革

清朝末年, 仿照东方资本主义国度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对司法机关进行了较大变革, 首先是把原来的刑部改为法部, 成为专门的司法行政机关, 管理监狱、执行刑罚, 监督各级审判厅和高等审判厅判决的死刑案件。而相应地, 作为清朝传统的审判机关, 大理寺更名为大理院, 正式成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大理院下设民刑庭, 并设推事和庭长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工作。同时, 大理寺还有统一解释法律的权利, 其解释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效。同时, 作为清朝最高监督机关的都察院, 职能在改革中进行了重大调整。在清末以前都察院享有重要的司法权, 能参与某些重大案件的审理。但在清末改革中, 都察院的职能得以净化, 开始向现代行政监察机构靠拢。

总之, 清朝司法机构是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和满族贵族特权的而设置的, 一方面通过对明朝法制的继承, 对汉族官员的任命和选拔, 减少了满汉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通过设立特殊的司法机构, 用以满足少数满洲贵族的特权。清朝司法机构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清朝统治者“慎刑”、“恤刑”的思想, 同时也是清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D].北京:对外经贸大学, 2004:26.

[2]田涛, 郑秦.大清律例卷二十五刑律诉讼[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