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运动（精选十篇）
读经运动 篇1
一、读经要读“扬弃经”、“现代经”
经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含义。经是常理, 常道, 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适应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样的“经”非但孩子, 就是成人也该读。结合孩子的身心发展阶段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地去传道, 甚至让孩子自己感悟, 这样的“经”多多益善, 何乐而不为呢?“经”是特定历史文化中的产物, “经”本身就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 “经”是在特定历史文化中体现着“常理”的经书经文。如儒学有四书五经, 道家有《道德经》, 佛家有《佛经》, 基督教有《圣经》, 像这种在一定历史文化下的“真经”就该用我们深邃的眼光批判地选择与继承, 像那些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和压制思想、束缚个性的言论就不该再污浊孩子的耳根了。我们读经也要讲究与时俱进, 我们应该在读经的内容编排上下些功夫, 甚至可以旧瓶装新酒, 以古人优美的格调、音律为依托, 以现代社会的事物为载体, 创作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现代经”。读经既然要读, 就要读其“精华”, 读其“经典上乘”, 同时还不能完全与现代社会脱节, 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
二、在“儿童本位”基础上, 传承“诵读”的传统教育方法, 注重儿童的心灵感悟
现代的教育是以儿童为本位的促进人的发展的教育。我们的孩子不管读不读经, 读什么经, 他们都是学习的主人, 他们有权力在学习中享受求知的幸福感。这就要求教师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教学技能。“诵读”是一种传统可行的教学方法, 确实对于记忆的“黄金阶段”的孩子有着终身受益的影响, 不能因为“诵读”是传统的, 我们就彻底推翻, 我们应该有区别有选择地借鉴。我不大赞成“诵读”就是死记硬背的说法。我更推崇在优美的语言旋律中感悟心灵。“诵读”用于当今的语文课堂也不仅局限于大家齐读, 还可以有其他多种形式。儿童读经重在“童蒙养正”, 用代表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的经典之说滋养孩子纯净的心灵, 渐次熏染成性, 成为其真实的生命。
三、在经典教育中构造未来生命与健康人格。
所谓“蒙以养正圣功也”。这是《易经》上的一句话, 意思就是蒙童时期, 你要让他纯正的品质出现, 你就会形成一个造就圣人君子的气氛。蒙童时期应该培养纯正无邪的品质, 因为他比较单纯, 这个时候你把乱七八糟的东西给他, 他也能接受, 很快他就成为一个不是圣人君子而是小人了。我们让少年儿童天天跟圣贤接近, 让他慢慢理解圣贤, 慢慢地跟圣贤对话, 那就很不一样了, 他们慢慢会树立“天下为公”的理念, 树立“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风格, 树立“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操守, 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 树立“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为人原则, 树立“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精神, 树立“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 树立“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志, 树立“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雅量。还有“高山流水”般的友谊, “见贤思齐”, “无欲则刚”的人生哲理。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精神特质, 用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滋润孩子们的心田, 为其未来修身立世打下基础, 实在是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的大业!
西方有这样一个教育理念, 叫“与柏拉图同在, 与亚里士多德同在, 与真理同在”,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建立这样一个理念, “与孔子同在, 与老子同在, 与真理同在”。忘却了历史意味着背叛自己, 我们中国文化的发展是离不开历史的, 鉴古察今, 继往开来, 推陈出新, 已经成为颠扑不破的文化发展原理。儿童读经在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了两千年, 有其独特价值。当我们面临现实教育难以解决的困境, 自然会到传统教育中去寻找答案, 儿童读经就成为摆脱当前教育困境的一种选择。
摘要：经书承载着中国悠久的文化, 传统的读经教育中蕴涵着重要的教育方法。儿童读经对于儿童的成长和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不能夸大其作用。我们应理性地看待当前儿童读经现象, 将读经的实践与语文基础教育的现状有机整合起来, 在科学的研究中获得当前读经运动对语文基础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读经,语文教育,启示
参考文献
[1].晓明.读经:启蒙还是蒙昧[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徐强.中国语文教育研究[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6
[3].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再看读经：科学读经 品味经典 篇2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读经的作用众说纷纭。在上一世纪，关于读经的争议主要经历了四次：第一次发生在民国初年，主要围绕着复古尊孔和新文化运动者反复古的斗争而展开；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在东西文化反思过程中，以1925年章士钊“读经救国”论和鲁迅的批判为标志；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以《教育杂志》的1935年“读经专号”为平台展开的关于读经的大讨论；第四次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仍在进行中。
而这几次争论中，1935年的《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大讨论的影响尤为显著。其中讨论的分水岭很明确，参与讨论的人总是把读经简化为“要不要读经”这一问题。根据记载，有学者在对读经的讨论中采取了一些行动提倡读经。例如：1935年何健通令湖南全省各校一律读经；陈济棠在广东鼓吹恢复读经祭孔；阎锡山在山西重新提倡复古读经。它们的方式或保守或激进，但大都体现出学者对于读经的看法，即国人应该读经。但也有一部分学者以言论或行为反对国民读经，例如学者陈望道等人。
无论这场争论的结果如何，我们都能发现，人们始终重视对经典的阅读，只是不希望像前人因对文化的处理不当而给国家发展带来威胁。就这一点来说，官方和民间对于读经的争论还是有比较大的积极意义的。
二、对于读经的理性思考
关于读经的争论，总结下来，基本围绕着“读经能否救国立国”、“读经能否修身养性”、“读经能否存扬文化”几点展开。如今，我们对读经涉及的三层意义以现代的视角作进一步思考，一方面是对历史争论的信息进行筛选，另一方面，也可以结合当前实际进行合乎情理的新的判断。
1.读经能否救国立国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文化作为软实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立足当下，对于社会个体而言，读经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或者说是一种教育活动，更多地是一种基础修养。
笔者认为，站在国家层面，确实有一万个理由重视文化建设。早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作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与权威，这种做法很好地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也因为全民尊孔，国家的统治得以巩固。到了清朝末期，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中，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五四运动提倡的文化救国虽然最先是由一批知识分子倡导，其最后也并非以赞成读经而实现其目标，但其本质还是将国家存亡寄托于国家层面的文化建设。因此，文化并非不可救国立国，只是它需要统治者进行全局操作，作为知识者个体是难以达成的。
因此，读经作为一种文化或教育活动，就没有特别的必要将其烙上救国立国的印记。读经作为文化活动，更多地体现着人们在阅读经典中对于经典的多样化解读。通过读经，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人对于信息有着一定的筛选能力，能够从经典中排除历史的糟粕，而关注与当前发展相关的信息。同时，学校教育倡导读经，也都是希望通过读经让学生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2.读经能否修身养性
虽然大部分人对该观点持肯定态度，但有一事实我们必须承认：经典是从历史而来，它带有历史局限和文化糟粕。因为这样的缺陷，使得部分人对读经能否修身养性一事并不认同。有学者持反对态度，学者王新命就曾指出，古代经典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时代，读经没有意想不到的效力。但是基于国情的转变，笔者认为读经在当下能够起到修身养性的作用。
社会在不断进步发展，人们已经很少像先前一样吃不饱穿不暖。在物质需要得到了满足之后，人们恰恰需要丰富自身的精神需要，充实自己的文化生活。读经所涉及的书来源于各个阶段的历史，这类名著和经典，之所以能够在今日被人们熟知并极力推广，恰恰经过了历史的筛选和积淀。它们是珍贵且精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大众的评价。因此，通过读经，人们能够不同程度地置身于经典和历史中，从失败的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从成功的典范中提取优良的方式方法，以完善自身。
3.读经能否存扬文化
学者曾作忠曾经十分肯定经书的文化价值，然而有趣的是，当曾作忠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研学归国之后，对读经一事的态度产生了根本性转变。先进国家的教育经历使他认识到通过读经根本无法使人们获得“可靠的、有系统的知识。”因此，他呼吁正视现实，以合理科学的态度对待无“社会的需要”价值的读经诉求。
实际上，并非只有通过读经才可以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但却是最具实用性的方法。通过读经，名著和经典中的内容根据每个人的不同需求而不同程度地扎根在人们的思想中，人们在生存的仅有年限中，通过各种沟通将自己的思想与他人或交流或交换，种种方式，都是对经典的一种延续。经典承载了太多的历史的优劣。通过读经，无论我们批判历史的糟粕还是感叹历史的伟大，都是一种承认历史，正视历史的积极表现。
三、对于读经的合理做法
纵观对于读经的讨论，并不是在“是否需要读经”上出现的偏差，却由于对读经行为不明确而使人排斥读经。实际上，大部分人还是很赞成阅读经典的。基于此，笔者在读什么和怎样读这两方面有如下思考：
1.读经，读何种经
经典，不仅仅是流传至今的“四书五经”，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也可作为经典阅读。笔者对读经的参考书目有若干列举，如下举隅仅供参考。
就中国经典而言，经书类，可以以含括《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等著作为经典阅读材料，百家哲学典籍的阅读以《论语》、《道德经》、《大学》、《中庸》等为宜；诗歌类，以楚辞、唐诗、宋词、汉赋、元曲为上乘，可根据个人接受水平不同有所选择。
2.读经，如何读经
在对如何读经的讨论中，很多学者均认为人们应该对经典有着多元化解读。学者钱理群先生认为应该引导人们读原著，也有学者认为读经应对经典进行平民化解读。基于此，笔者认为，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说，不同学段应读不同的经。
小学阶段的儿童所读经典主要以蒙学经典为主，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为代表的古代启蒙读物，这些经典蒙学读物在历史上曾对普及文化知识、加强道德教育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初中阶段的学生应该阅读的经典，一般认为以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小令为首选，先秦诸子的诸如《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也可有所涉猎，四大名著亦可尝试阅读。
在高中阶段，可以进一步涉猎先秦诸子，且史书类如《资治通鉴》、《战国策》也可以根据注解有选择性地阅读。同时，我国现当代作品和国外同时代的文学著作也可以纳入阅读范围。
读经的意义 篇3
杨先生的这些话或属卑而无高之论, 由于属于常识而在众多教育工作者眼中甚至有陈词滥调之嫌。但我所以特别看重杨先生的论说, 是因为他认识得早, 实践得好。早在1993年杨先生出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之后不久, “华工”就掀起了一场“人文风暴”。如今的华中科技大学, 仍然要求所有学生 (包括理工科学生) 每年考一次中国语文, 每个学生每年必须修两个学分的人文学科, 不合格者不能毕业——就是那场“风暴”刻下的历史印痕。而对于自己的研究生, 杨先生则要求他们在参加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之前, 能背诵《论语》前七篇和《道德经》全书, 否则不准参加答辩。在杨先生看来, “科学人文, 和而不同”, 相异相成, 和谐互补;学者初读经典, 或许似懂非懂, 他也不可能一下子读懂, 但不懂不要紧, 只要心中有经, 就仿佛有一个高人时常伴你左右, 与你对话, 与你商谈, 不断提升你的精神境界。
记得陈平原先生在其《大学何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第191页) 中曾经说:“作为专业设置, 文、理、法、医、工、农等, 各有其独立性, 评价标准不一;但作为大学的整体形象, 是人文 (或社科) , 而不是科学 (或技术) 。这不仅仅指‘教育’的学科定位, 更包括‘办教育’这一行为本身所蕴含的文化理念。”我想, 在工程化思维越来越成为中国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支配性力量之时, 作为工程专家的杨先生所以能成为一名成功的大学校长, 被“华工”人誉为“永远的校长”, 既得益于他的专深造诣, 更得益于他的人文修养, 是科学头脑与人文情怀相互融合的结果。正是那种人文情怀, 使他在科学与技术的视野之外, 平添了几分对于人、对于学人和学术的内在理解, 从而能引领一所大学向着大学的真精神不断靠拢。于是, 我们不得不去进一步思考:经典和读经, 对于一位学者或一位大学校长究竟意味着什么?
或许是由于经学和读经与专制统治长相厮守的缘故, 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 对于经典和读经有一种本能的敏感和抗拒。一提起读经, 人们就十分自然地联想到思想专制、权威崇拜。在如今的后现代主义话语中, 它又背上了“精英主义”“贵族心态”等恶名。其实, 就其本义而言, 经典是独特性发展到极致的典范——《论语》《老子》《庄子》等, 都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理想诉求, 开发出人类精神的深刻内涵, 展现出人类思想的独特魅力。人们总可以对这些经典做出各种独特的解释, 这些经典总可以激发人们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果经典没有独特性且可为一切人复制, 经典便不复存在。反对经典崇拜, 就是反对对于经典的垄断性解释, 而不是反对独特性本身。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个体的独特性。确实, 每一个体都是独特的, 不可复制的。但这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经典, 因为他未必都能把独特性发挥到极致。其实, 不仅每一个人是独特的, 每一片树叶、每一块石头都是独特的。但树叶或石头的独特性恰恰需要人去发现, 因此, 树叶或石头没有经典。当人类没有经典的时候, 也便没有了独特性, 而沦落为一片树叶或一块石头。人类的独特性主要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而是说人能够发现独特性并通过与独特性对话去发展自己的独特性。当每一个人都奉自己为经典的时候, 他已经把自己封闭起来, 失去了发现独特性和再现自己独特性之能力, 更无法与独特性对话。
真正的对话发生在独特性之间, 真正的独特性具有非凡的对话能力。只有独特性才能发现独特性。因而, 只有人才有并需要经典。在人类已知的世界中, 人最具独特性, 也最具可复制性, 高度的复制性不过是高度独特性的逆向表达。对于一个学者来说, 与经典对话就是与非凡的独特性对话;他通过这种对话, 唤醒内在于自我的独特潜力, 进而走向继往开来的创造之境。对于一个大学校长来说, 研读经典的过程就是与最具独特性的人对话的过程;他通过这种对话, 获得了理解独特性、理解学人和学问的非凡能力, 并使自己大度能容, 拥有了非凡的包容性。造就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大学的蔡元培, 就是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民国肇基以后, 他一方面主持了杏坛禁祀孔、学堂废读经的教育改革, 另一方面又提倡从孔子和苏格拉底那里寻求古老的文化和大学智慧。前者是要把经典从君主专制、思想专制的牢宠中解放出来, 后者则要恢复经典的本来面目, 使之成为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历史坐标。想想看, 世界上哪一所名垂青史的大学不崇尚经典?它们崇尚经典也创造经典, 并使自己成了大学的经典。
在梧桐山读经 篇4
沿途风光旖旎。经过一所设施现代化的乡村小学时，除了灯光明亮，校园里却寂静无声；但是，当记者向村落深处走去，却传来越来越明晰的读书声。
读书声来自小道边上的住户里，孩子们读的是《孟子》。
2001年以来，梧桐山脚下逐渐积聚了十多家民间私塾，成为响当当的“读经教育”集散地。也因为其足够“特别”，来自媒体的闪光灯也从未在此停歇。
然而，这份“特别”的神秘面纱，距离揭开的时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尴尬的身份
初见蔡孟曹时，他正在哄一个6岁的小男孩。
小男孩来自中国台湾。几天前，他的父母才把他托付给蔡孟曹。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家中来到僻静的乡下，孩子明显有些不适应，眼里噙着泪水：“想妈妈。”
蔡孟曹创办的儒愿学堂有二三十个孩子，全部寄养在这里。
这是梧桐山村“读经教育”的基本业态：没有注册，没有挂牌，不能公开招生，不能对外宣传，甚至连私塾名称也不固定；孩子是朋友的，抑或志同道合者的，甚至就是自己的；严格来说，这里没有老师与学生，只有寄养孩童与受委托人。
原因显而易见——官方政策的空白与否定。2007年，千里之外的上海发生“叫停孟母堂”事件后，这样尴尬的业态便更趋明显。
只是，梧桐山要比其他地方更显“特别”。近年来，江苏、上海等地的私塾创办者纷纷选择挂靠于教育培训公司，从而解决公开招生的身份问题。但这种做法在梧桐山并不受认可：“我们不想挂羊头卖狗肉。”
正因为如此，经常有深圳地方教育部门的官员前来检视。但是渐渐的，梧桐山村也出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界人士及官员，对当地学堂检视的同时，更多的是“取经”。
来自湖南的老袁正是其中的一位。他说：“此次来梧桐山，就是拷贝梧桐山‘读经教育’的操作模式，带回去。毕竟这里是全国做得最好的!”
被官方否定，同时又被部分认可，为梧桐山私塾的“非公开化生存”带来了空间。
2001年时，梧桐山村只是一个不足1000人的小山村。梧桐山水库建成后，当地经济迅速膨胀，外来人口蜂拥而入，如今人口已经超过1万人。梧桐山的第一批私塾创办人，正是从那时开始迁入的。2004年，已在梧桐山扎根3年的画家张中和，找了几个朋友的孩子周末来读书，算是当地第一家私塾。之后的发展走走停停，如今在村落中零星散布着十多家私塾，二三百个学生。
蔡孟曹说，孩子的父母有哈佛留学生、有北大毕业生，有工程师，有医生，也有教师……“父母从小受体制内教育，深知不足与缺陷，事业成功后对人生又有了新认识，才会带孩子来到这里。”
但是，没有一个村里的孩子就读私塾。
记者遇到几位村民，问及此事，一位村民说：“那么贵，读不起!”
梧桐山私塾月收费普遍在1000～3000元不等，尽管包含住宿费、伙食费等生活日常开支，但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依然难以承受。
难以普及与推广覆盖，这似乎又与七八十年前的私塾大致相当。
王财贵的学说
1935年，当时的民国政府明令各地取缔私塾。
但是，私塾在中国的大地上从未绝迹。湖南平江的私塾便一直延续，直到2003年私塾先生朱执中封馆。
1995年，冰心、启功、曹禺等九位教育界老者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主张适当采取传统教学方法，使学生从小背诵中国古典名篇。1998年，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始推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倡导学生每日用20分钟阅读经典。出人意料的是，该项运动得到空前支持，甚至扩展到非希望工程学校。
不过，梧桐山私塾的操作模式，更多地受到了一位中国台湾学者王财贵的影响，他的书籍、演讲光盘，留下的题词，编著的经典教材，在梧桐山村随处可见。
1994年，台中师范大学语教系副教授王财贵以发送传单、奔走演说的形式，发起了一场“读经教育”运动。主张利用13岁以前的记忆高峰期，读诵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经典。
1997年，王财贵应国际文教基金会之邀，在海南岛举办了第一场大陆公开读经典演讲。之后，这样的演讲逐渐增多。到如今，王财贵去过33个省份200多个县市，演讲近干场。
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一场演讲，百年震撼》。在这场演讲中，王财贵主要讲述了三个观点：
其一，教育非常简单与喻快。孩子本来纯真纯洁，只要不去破坏他、阻碍他就好。
其二，中国人不能忘记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要会读中国书。
其三，从文化教养做起，儿童教育重在耳濡目染，不需花钱，不需花时间，不需花精神，“教材就是经典，教法就是读”。
——“小朋友，跟我念”，一时成为王财贵式读经教育的标志。“与其教语文课本，不如教三字经。但是要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不如读唐诗。但是与其教唐诗，不如教古文。你若要学古文，不如学诸子百家。你要学诸子百家，不如学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学会了，诸子百家没有不会的。四书五经里边以四书为标准，四书又以《论语》为开头，所以中国人要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论语》，第二本读《老子》，第三本读唐诗。”
不过，王财贵的演讲得到的并不全是掌声。
2007年，王财贵在广州白云区德泽中学的演讲便引来哗然一片。其中他谈到“小学语文课文是垃圾”、“数学课应靠边站”，尤其是说到
王财贵在演讲中讲道：其一，教育非常简单与瀹陕。孩子本来纯真纯洁，只要不去破坏他、阻碍他就好；其二，中国人不能忘记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要会读中国书；其三，从文化教养做起，儿童教育重在耳濡目染，不需花钱，不需花时间，不需花精神。“数学是人类最简单的一个科目，是最好教的一个科目，谁认真教数学，谁就把孩子教笨”时，台下议论纷纷，演讲一度被中断。
目前，尚无教育界大家对王财贵的学说做过全面系统的解读。
一位在梧桐山考察多日的民办教育培训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王的学说，有可以的地方，也有不可以的地方。”事实上，试图一两个小时，以听听演讲的形式来了解这套与现行教育体制截然不同的理念，也有些勉为其难。况且，其中不少观点从基础教育科学的角度来看，难以被接受与认可。
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圈内与圈外之间的敌意非常浓烈。
蔡孟曹说，体制内的教育人一看我们是民间的，也不问具体是怎样，便首先瞧不起了。
甚至于，媒体的关注也遗毒颇深。一些媒体更乐意关注梧桐山的孩子6岁能背诵成篇经典，便大肆炒作。蔡孟曹说：“我们就是要远离功利，绝不会让孩子们展示这些。”
显然，梧桐山私塾的真正面貌，还有待揭示。
“特别”的尝试
梧桐山私塾最“特别”的地方，无疑在其课程体系，我们谨以蔡孟曹的儒愿学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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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三年，学生需完成25万字中文经典的读诵与背诵，幼儿阶段不要求背诵。中文经典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老子》、《庄子》、《易经》、《诗经》等等。
前三年还需读诵英文经典，包括《莎翁十四行诗》、《仲夏夜之梦》、《圣经》选等等。到第四年时要求背诵。
第四年到第六年，学生需读诵及背诵适量德文、法文、日文经典。
第六年到第七年，需完成中医经典读诵及背诵，包括《黄帝内经》选、《伤寒论》等等。
——外界质疑之一，如此博大的涉猎范围，学生是否能够掌握。
在儒愿学堂，记者看到，孩子们被分为三组：3～6岁为一组，7～12岁为一组，13岁以上为一组。前两组有老师指导，主要负责生字识认。三组孩子的经典诵读主要靠自觉，课程表及时间安排是由每组学生自己决定的。
蔡孟曹介绍，学堂利用孩子13岁以前突出的记忆力，以不求甚解的方式，因人而异地要求孩子诵读经典。“一篇《孟子》也许要诵读200遍，便能背诵，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非靠老师强迫，或施压让学生死记硬背，我们也不会专门规定进度。”
颇为意外的是，儒愿学堂并不配备外语老师，外语教学采用MP3跟读的方式。由于时间有限，记者尚未证明此类教学的效果。
记者还发现，儒愿学堂尚有一些大龄的、刚刚接受读经教育的学生。蔡孟曹说：“一些孩子不能适应，坐不下来，我们便给他时间，一个月、三个月，哪怕半年，直到他接受；一些孩子送来时已经年龄很大了，我们也不会接收。”
这样的管理或是教学方式，被诩以“尊重生命规律”的教育。“孩子不能理解所背诵的经典，是因为理解能力尚未开启；13岁以后，孩子自然能够渐渐领悟经典；今日教育的问题，在于孩子到了理解力开启的时候，没有值得的东西可供理解。”
应该说，这与王财贵的学说基本一致：13岁以前强调认知，13岁以后开启理解。
也正是因为如此，梧桐山的私塾将数理知识置后，在学生13岁以后再施以学习。
“一些孩子的抽象理解能力发育较晚，七八岁时可能无法顺利掌握算术，学校的老师便强迫、或施压让学生掌握，过早地开发了理解力，最终枯竭。事实上，当孩子到达一定年龄，理解能力得到发展后，可能只需要几天时间便能掌握小学六年的全部数理知识。”
如此看来，王财贵所说的“数学不用教”，事实上是对标准化、模块化教学设计的一种抨击：“教育应为学生的一生服务，而非小学六年为小升初服务，初中三年为中考服务，高中三年为高考服务，在不适当的时间灌输高出接受能力的知识，令不能按时达标的学生被称为‘笨学生’，而一生失意。”
但是，外界认可此举的同时，又普遍对梧桐山数理教学的课程设置及衔接存疑。
儒愿学堂的数理教材依然选用数理经典，包括《几何原本》、《数沙器》、《圆的度量》、《物性论》、《物种起源》……直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教学方式为“自学+提点”。
在美国，科学教学被称为“做中学”或“实物教学”，非常富有探究性与认知性，而且难度不大，兴趣性很强；在中国，科学教学尽管以教师为中心，难度较大，过多注重于纸面或抽象思维，但课程设计依然遵循国际科学教育最新发展方向，课程衔接的合理性经过常年证明。相比之下，非理工科专业出身的王财贵，提出的科学教育理论，更易被传统学者或专家认定为某种儒式理想主义的辞藻堆砌。
事实上，与记者接触过的多位考察者均意识到这一点。一个普遍观点是：对梧桐山模式的借鉴，应有选择、有舍弃地进行。
不过，梧桐山私塾对学生音乐、书法、体育素养的培养，颇值得钦佩。
在儒愿学堂，并没有专门的音乐课、体育课设置。比如，学堂采取24小时播放中西方经典音乐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濡染、熏陶与教化，更注重实际素养的培养，而非功利目标的达成。只有那些确有天分的学生，才会被施以演奏等音乐技巧的培训。
尽管已有13岁以上的学生，已经存在四年的儒愿学堂至今尚未开启数理教学。但是，蔡孟曹在“未来的展望”中写道：若能通透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经史子集)和五千年的西方文明(文学、哲学、史学、科学)，才能培养出汇通中西、融贯古今的人物，并期望这样的人物引领人类前进的方向……
只是，“这并不容易”——蔡孟曹的口头禅。
力量的融合
低年级下课时，学生们站起来，搂住蔡孟曹的脖子，亲密地与之沟通；高年级的学生仍在教室内诵读，蔡孟曹说：“我问这些学生一堂课多长时间，他们竟然都说2个小时，那就按他们的来吧。”
事实上，其中的一些学生，原来在体制内学校学习时普遍不能适应，学习兴趣倦怠。
蔡孟曹讲了一个故事。不久前，深圳大学来了一批学生，在书院中体验学习。第一周，所有人都“毛”了，坐不住；第二周，能坐得住、读得进书了；第三周，能够积极配合学习；第四周，所有人都不想走了。
坦率说，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些许不满，以及寻求改变的热情，是梧桐山私塾存在并生存下来的根本源泉。正如上海孟母堂创办人周应之所言：“一群人想要读书，一群人想以这种方式来教书。”
从梧桐山的私塾，我们也可以明晰地看到，一些主张素食简朴，一些提倡顺其自然合乎人性，一些主张唯国学经典至上，一些坚持排除宗教教学内容……不同特点、不同倾向的私塾不仅融合了不同创办人的个人禀赋，同时也为家长、孩子提供了多元的选择与发展。事实上，这些孩子确实在梧桐山村中流动，在用脚投票；私塾创办人之间亦毫无保留地进行着相互融通，相互借鉴。
一个由民间力量构成，饱含理想色彩，允许多元、多种意见并存的教育生态俨然正在生根发芽。
编辑：舒畅
《读经明理》专栏前言 篇5
宋代书院讲学,被后人视为书院精神之代表。其书院是有共同信仰的学者们的生活共同体:在特定师者引领下,学者们以经典为论题,切问近思,以明人生之道。《论语》《孟子》式的对话,亦因以复兴。朱子复修白鹿洞书院,其觅旧址、建黉舍、立学规之功固不可没,而其以讲学为生命、“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之精神,尤当为今人所效法。
1912年初,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世界观教育等在内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其所谓“世界观教育”,其实就是传统的意义之学,是通过哲学进行的关于精神自由的教育。可惜的是,随后举行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所制定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和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删除了“世界观教育”这一要目,从制度上切断了教育与人的精神自由之密切关联。自是以降,尽性成德之教为成材之教所涵盖,人生意义之学为知识技能之学所笼罩。经学被拆分到哲学、文学或史学中,而后者则变成了大学里的高头讲章。韩愈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百余年来,“道”日不见重,“业”日向利而行,“解惑”亦日与人生疏远,沦为解考题之用。如此,则知愈博而惑愈甚。其为教为学,不亦悖乎?
所幸天运往还,周而复始。儒、道之学复起,求道之人日众。吾等沐浴此风,不甘以经学为讲章、以经籍为举业。遂以Q Q为平台,法古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举,游走于经籍与人生之场,切问而近思,读经以明理,以收进德修业之效。“读经明理”栏目中的文章,即是选取平日交流中的若干论题加工而成。每篇文章涉及中华经典中的一两句名言。人们虽或习知其言,但未必皆能通透其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先列师者与学者往复问答之语,最后用证学韵语诗加以总结。所以要这样做,乃因答问循序渐进,易于理会,而诗言韵语有助于牢记。
“儿童读经”之检讨 篇6
1990年代以来儿童读经运动的倡导者们格外崇拜经书,将经书的价值凌驾于童年的价值之上,为了“读”经不惜牺牲儿童的生活。这是传统教育的痼疾,也是历次读经运动的痼疾。
经书乃古人创作的典籍,它们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尊重和珍惜这些典籍,但不应当将其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的化身。任何典籍都不可能超出作者的个人世界和作者生活的时代,不可能有跨越古今而一贯正确的作者。一味将经书视为常理常道的化身,这违背人类认识的演进规律。
儿童与经书的关系其实可以还原为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本体是人,人的本体是人自身的自然(即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范畴“性”),正如机械臂是人手臂机能的延伸,望远镜、显微镜是人眼睛机能的延伸,计算机是人脑机能的延伸,文化是人天性(人自身的身心之自然)的外在延伸。文化是本于人的,是为人服务的,是以人为目的的;文化是人的摇篮、家宅、庇护所乃至精神食粮;人是本,文化是末。
当然,人创造文化,文化反过来又滋养人、创造人,此即以文化人。但以文化人应当避免作茧自缚,避免以文奴化人,避免让人成为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的奴隶。以文化人,这个“文”必须是以人为本的,是拱卫、滋养、庇护、壮大人自身的自然(即天命、天性),是为了人的天性的繁荣昌盛,是为了人的福祉,而不是去捆缚与损毁人自身的自然。非斯文,不足以谓其优秀传统文化。
评判当前的儿童读经运动,应当重拾天人之际问题,应当认识到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之所以在宇宙中具有崇高位置,是因为人自身承载天道、天命、天性。不只是圣人承载天道、天命、天性,每一个赤子、每一颗童心也都承载天道、天命、天性。中国许多古代经典就号召人们承担起自己的天命,体现天道的尊严。所以,中国有一种悠久的内在主义的思想传统。
孔子有云:“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又云:“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论语·颜渊》)这是强调个人的主动与自律,反对强制灌输与干涉。这种见地非常重要,很有现实意义。文化表现应当以人之“内在”为依据,即以人的“天命”“天性”为依据。
卢梭也可列入内在主义者之列。《爱弥儿》开篇即言:“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偏见、权威、需要、先例以及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将扼杀他的天性,而不会给它添加什么东西。”这是说外部文化无论如何折腾人的天性,都“不会给它添加什么东西”。这就是内在主义的基本信念,也是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其实卢梭以前的不少古代中国人已经具备这种观念。
要反对以经书为本,反对以教条为本。文革中的“语录不离手”“一句顶一万句”,就是读经文化,其实质就是极端的教条主义,就是泯灭个人的天性、地位、尊严和权利,从而使人成为奴才,真可谓殷鉴不远。读经文化造就教条主义者,会从心灵深处祸害人。那些在读经活动中被训练得举手投足自以为是的人,而实际上早已丧失了自我。何以如此?童心毁焉,童心失焉。
妙用影视乐读经典 篇7
朱熹认为:“教人未见意趣, 必不乐学。”其实阅读就是一个再加工过程, 是对作品作者精神财富的吸收、再加工过程, 我们要顺乎学生阅读心理, 保护阅读热情, 运用所有有利条件, 勇于创造。只要我们能够使学生有意义地阅读经典名著, 让他们在经典阅读中体会到快乐、得到满足。那么, 他们就会显示出极强的阅读动机的。
对90后、00后中学生来说, 名著文本阅读是一个“难骨头”, 也是一个“硬骨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浮躁心理盛行, 经典名著的厚重与博大是无法在囫囵吞枣中领悟的, 因此它一直被中学生边缘化。如何让中学生自发、主动地去阅读经典文本呢? 笔者认为只有引导学生挖掘有意识的阅读倾向, 激发认知驱力和自我提高驱力, 产生心理需求才能让学生自主、自发地阅读名著文本。
从某种意义上讲, 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的“期待视野”是交互性的, 很多学生往往是因为喜爱某部影视作品并进而化为阅读文学作品的期待, 影视成了学生和名著之间的“媒介”。在欣赏影片过程中对于人物或情节的兴趣、疑问, 都会成为学生阅读原著的直接动力, 而这种阅读无疑比观赏影视更进一步丰厚了学生的精神底蕴。
面对现在中学生名著文本阅读现状, 我们在哀叹的同时, 更应该挑战现实, 用好影视剧这把双刃剑, 激活学生名著阅读兴趣, 挖掘阅读的内驱力, 让他们渴望阅读, 喜欢阅读, 让经典阅读成为一种享受, 成为一种乐趣, 成为一种伴随终生的良好习惯, 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好读者”、“乐读者”。
在运用改编的经典影视激发学生名著阅读上, 笔者做了一些教学尝试。从学生感兴趣的影视入手, 调动学生文本阅读积极性, 调动中学生名著阅读的内驱力, 让他们乐读、好读, 真正让学生闻“读”则喜。
奥苏贝尔的认知驱力理论, 就是指学生渴望认知、理解和掌握知识, 以及陈述和解决问题的倾向。简言之, 即一种求知的需要。这是意义学习中最重要的一种动机。我们必须重视认知和理解的价值, 若要提高学生的认知驱力, 最好的办法之一, 是使学习情境具有吸引力。我们应当使学生对阅读本身感兴趣, 最好的办法是让新的阅读内容与学生认知结构之间有适当的距离, 这对引起认知驱力最为有效。这些文本表现的情感体验、思维方式、智慧认识、道德情怀同现在的高中生有一定的距离。俗话说距 离产生美。这种距离正是对学生现实生活的牵引、提升, 使我们学生的精神境界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自我提高的阅读动机会使学生变得更加努力, 会使学生努力地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 在同伴中赢得优越的地位。显然, 自我提高的阅读学习动机是激发学生努力阅读的重要动力源泉。
以学生感兴趣、乐接受、易理解的流行影视剧为切入点, 诱导学生“移情别恋”主动地、快乐地阅读相关书籍, 满足学生积极向上的心理、迫切认知需求, 享受阅读名著的快乐, 全方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我们可以运用流行一时影视作品作为激活学生对课本中的文学经典作品兴趣的突破口, 解决名著文本的阅读难点。
高中课文中总有一些文学性较强的课文, 学生最初阅读时总是十分不耐烦的, 也没有阅读兴趣。如果在上新课前将与课文有关的影片或集中的片段作一次性放映, 影视作品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可以丰富学生感知, 补充文字教材无法传递的空白, 突破教学难点, 激发学生阅读原著文本的兴趣, 主动寻找原著经典阅读, 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这里我们可以采用“影视课前酝酿式”。这一模式主要是在针对较为枯燥、晦涩的阅读文本, 选取较真实反映课文文本的影片片段, 在上新课前将一些片段作部分放映, 营造阅读氛围, 激发学生阅读文本的兴趣, 帮助学生了解部分新课内容, 为课堂教学提供必要的辅助。
如高中课本节选了《雷雨》的两幕剧, 话剧的阅读对于学生而言本身就十分困难:要在简练的对话中掌握人物的性格, 分析作品现实意义, 对高中学 生来说基 本上是“ 对牛谈琴”。如何激发学生对名著文本的阅 读认知驱力, 点燃文本阅读的主动需求呢?
笔者认为这时就应该发挥影视剧独有的光、电、声、像的直观性、形象性和生动性的特点来刺激学生的感官。运用声、像、景、情并茂的立体 式影视教学, 必然能大大提高学生的认知、理解和阅读兴趣。所以在学习文本前, 笔者首先从流行一时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入手, 请学生介绍电影情节, 激发了学生对话剧《雷雨》的阅读兴趣, 学生们仔细阅读完课文《雷雨》文本, 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是个“复制品”。此时许多学生就对《雷雨》 原著感兴趣, 内心文本阅读的主动需求调动起来, 进而开始有意识地寻找阅读《雷雨》原著。
语言的无穷张力, 没有仔细品味是无法领悟的。在阅读原著中遇到一些人物对话中蕴涵的感情, 学生无法领悟到位的情况, 笔者再辅以播放经典电影《雷雨》片段, 从影视中人物到位的神情、动作的表演中, 学生品味到文本语言描写的魅力, 一时间笔者欣喜地看到学生们初读、再读、精读文本, 乐在其中, 曹禺先生其他作品也盛行班级。因此巧引影视丰富学生感知, 补充文字教材无法传递的空白, 能突破教学难点,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班级一些学生痴迷网络游戏《三国演义》, 面对他们的特殊情况, 笔者专门组织他们形成课外PK小组, 从他们感兴趣的游戏《三国演义》入手引导他们进行“我最喜爱的三国人 物”比较阅读, 激发他们从名著文本中寻找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经历了哪些大事, 人物性格有什么优点, 什么缺点……一时间, 许多游戏迷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英雄人物是大英雄, 为了在PK中取胜, 游戏迷们都变成书虫。此时笔者因势利导地在班级播放张悦楷播讲的《三国演义》 , 每到精彩处那一句“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真让学生“恨之入骨”, 这样的激烈PK活动不仅纠正了一部分男同学痴迷游戏的不良习惯并激发了他们阅读经典的兴趣, 也让许多女生爱上了《三国演义》。班级掀起了一股“说三国”、“评三国”、“议三国” 读书热潮。由此衍生到其他名著阅读, 比如举办了“网络游戏《红楼续梦》与 《红楼梦》的异同”以及“笑谈———红楼海选”等活动, 一时间学生说起名著知识滔滔不绝, 互相分享着阅读经典的快乐。
在学习《报任安书》时, 笔者深刻地感受到影视剧的巨大影响作用。由于学生与司马迁的经历、时代、年龄的差距甚远, 他们要深入感悟《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一生心事”时, 单凭这一封信、这凝练的文笔, 现代的学生根本无法理解千年前的古人的情感。因此要全面把握司马迁的这种情感, 就一定得知道司马迁的生平遭遇;要真正理解司马迁“勇者不必死节”的卓见和他忍辱著书的原因, 就必得充分了解西汉宫廷斗争的内幕。在这里笔者选取了当时正在热播的电视剧 《汉武大帝》中一些经典史事: 汉武帝的穷兵黩武, 绣衣特使江允的巫蛊中伤、戾太子据的兵败自杀, 李陵的孤军奋战、归降匈奴, 司马迁的孤忠直谏、忍辱受刑……这些通过影视动态画面、精彩场景, 学生在刀光剑影中仿佛融入到那个时代, 仿佛就在这一次次的斗争中经历这司马迁的苦难, 正是这一个又一个声形并茂的镜头, 激发了学生极大的阅读兴趣, 学生们真正感悟到司马迁的忧愤, 他在那样的封建朝廷专制的重压下, 在遭受非人道的遭遇后, 他的坚韧、他的顽强、他的毅力、他的悲壮让许多学生为之动容。《史记》 一时间在学生间广泛流行, 盛行一时。这样的效果, 笔者认为单纯靠学生阅读《报任安书》这个文本是很难达到的。因此 好的影视作品的直接介入文本, 可以再现一些历史场景;可以引领学生走进作品, 调动阅读的内驱力, 激发阅读的兴趣, 原本认为晦涩难懂的文言文在学生极大兴趣的带动下, 变得通俗易懂、变得亲切可感、变得栩栩如生。
从改编的影视剧入手调动学生阅读文本的需求, 唤醒学生成长的内在动机, 使文本阅读活动自觉自愿。教育要将学生带入精神充实、富于理智挑战的境界进而深入赏析经典 文本, 真正让我们的学生走入经典的文本世界, 将学生带入精神充实、富于理智挑战的境界, 做到开阔视野, 启迪思维, 纯洁情趣, 滋养心性。
从影视作品入手, 带动学生迈向经典文本名著阅读, 侧重培养学生激发经典阅读的源动力, 从喧闹的现代社会回归宁静的文化世界, 让学生从语文所负载的认知形象中去完善自己的人格和陶冶优美的情操, 使他们成为情知对称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完善的人。这一过程其实伴随着他们终身。
读经的感觉像春天 篇8
关键词：经典,诵读
读经的感觉像春天, 阳光的经典, 喜悦的诗篇。
何为经?经, 原来是织布机上纵着的线, 横着的叫纬。织布时, 经线先摆上去, 固定住, 经线决定了一匹布的长短高低和她的品质。经, 具有先在性、主导性和永恒性。所谓天经地义, 所谓穿越时空。
何为典?摆在高高的桌子上的竹册, 也就是很重要的书, 所以引申为典藏, 所谓高文典册。
何为经典?记录着具有先在性、主导性, 穿越时空, 永恒不变的真理的书籍才称为经典。
为了静悟, 也为了提升, 读经已成为我每天的必修课。笔者给自己确定了初级目标, 从经典中选择了《弟子规》、《大学》、《中庸》、《论语》, 各诵读100遍。从三月份开始, 七个月的朗读, 天天坚持, 由开始的生涩难懂, 到如今的清新明朗, 笔者读了《弟子规》90遍, 《大学》50遍, 《中庸》40遍, 《论语》30遍, 读后之感觉——读经千遍也不厌倦, 读经的感觉像春天。
回忆这一切的开始, 源于2013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缘, 笔者在参加一次“读书明德”大讲堂时, 有幸聆听了甘肃天水伏羲班创办者吴鸿清教授的讲座——《如何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他的讲座触动了笔者的心灵, 也引发了笔者对教育工作的思考。之后聆听了普明私塾江洪波老师关于“教育之道及教育工作者的良知”的讲座, 更加透彻地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教”, 上所施, 下所效也 ;“育”, 养子使作善也。教育的重点首先在家庭。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家长怎样做, 孩子就怎样学, 教师亦然。教育的关键, 在于家长、教师要不断地学习, 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如果家长、老师让孩子学习, 自己反其道而行之, 孩子怎么能学得好呢?在观看了台湾王财贵教授《一场演讲, 百年震撼》的光盘, 笔者对什么是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是从那时起, 笔者由衷地感受到, 经典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 是最有营养的母乳, 是最好的粮食。这么好的宝贝, 之前怎么错过了呢?笔者忽然无比渴望研读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来弥补小时候未能接受读经的遗憾, 来填补头脑中的空白。
笔者曾参加过民革平度支部举办的“读书明德”公益课堂, 学习《弟子规》。通过诵读《弟子规》, 笔者知道了“弟子”不仅指小孩, 还有更广泛的涵义。子女在家是父母的弟子, 学生在校是老师的弟子, 员工在企业是老板的弟子, 工作人员在单位是上级领导的弟子, 所以, 弟子规不仅是少年之规, 也是成人之规, 不仅是男人之规, 也是女人之规, 是人人都要守的日常之规。《弟子规》虽然仅有1080个字、360句, 但容量大, 内涵广, 通过113件事把一个人如何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立身处事、待人接物、修身治学等态度和礼仪概括得淋漓尽致。
后开始学习《论语》——中国人自己的“圣经”。细读《论语》, 才真正理解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所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了 ;细读《论语》, 让我知道了怎样做人, 怎样做一个君子 ;细读《论语》, 明白了怎样当一个好老师。对待学生, 要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子曰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要学会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要求别人做到的, 自己要首先做到。“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遇到问题, 要多找自身的原因。无论教师, 还是家长, 要想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自己首先要成为这样的人。教育其实很简单 :修好自己, 成就学生。孔子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品读。
读《大学》——“中国独有之宝贝” (孙中山先生语) , 这是中国人必读的一本书。读《大学》, 让人懂得了“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善”。只有先拥有光明正大的品德, 弃旧图新才能达到最完善的境界。上自国家元首, 下至平民百姓, 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 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我找到了解决自己浮躁的方法, 即“知止而后能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只有确定目标, 志向坚定, 才能镇静不躁、心安理得的思虑, 进而得到收获。明白了“物有本末, 事有终始。知所先后, 则近道矣”。做任何事情, 都有规律, 都有本末, 都有始终。遵循规律则事成, 不分轻重缓急, 本末倒置想做好事情, 则适得其反。读后深深地感受到 :中国人可以不上大学, 但是不可以不读《大学》。
尤爱《中庸》, 一遍遍诵读, 感悟颇深。《中庸》中句句哲理 :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道也者, 不可须臾离也 ;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之行, 何其重要。子曰 :“好学近乎知, 力行近乎仁, 知耻近乎勇”, 学习可以转变人的思维境界和文化层次。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这是学习的五个层次, 正所谓量变才能达到质变, 在我们积聚量的时候, 一定要以中庸的态度来面对事情, 以平和的心态处理事情。
与笔者一起学《论语》的朋友给我们讲了一句她常对女儿说的话 :“人与人之间, 最小的差距是智商, 最大的差距是坚持”。由此, 笔者想到了《中庸》中的一句话 :人一能之, 己百之 ;人十能之, 己千之。果能此道矣, 虽愚必明, 虽柔必强。无论做什么事情, 贵在坚持。坚持读经, 就会产生奇迹!因为, 书读百遍, 其义自见。当熟能成诵时, 经典思想将融入我们的血液。经典, 如同春天的阳光, 闪烁着为人做事的智慧。当我们从这些经典文化中汲取营养, 内化成一种纯粹的人格与品位时, 我们就会由衷地感受到生命成长的快乐。
爱因斯坦曾说, “无论是教堂还是学校, 在他们行使其真正的功能的限度内——都是为了使人变得崇高。”为未来育人, 育未来有用之人。作为教师, 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 更应该有育人的长远眼光。在所教的班级中, 将经典的阳光洒向学生, 倡导学生们学习力行弟子规, 可喜的变化在悄悄地发生 :孩子们懂得了孝敬父母, 回家后为父母端上一杯茶, 吃完饭主动收拾碗筷、扫扫地 ;在“父亲节”“母亲节”这些传统节日里更懂得感恩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为父母、长辈自制精美的礼物 ;在学校, 孩子们变得懂事了, 同学之间亲如兄弟, 懂得了友情的珍贵和宽容的可贵, 吵架打架事件逐渐“销声匿迹”, 班风更优良, 学习氛围也愈加浓厚。鹿乳奉亲, 赤子之心, 抱诚守真, 文明做人, 温文尔雅, 礼行天下, 作为老师, 笔者是如此强烈地呼唤这样一幅幅温馨美丽的图景!13岁之前是孩子记忆力发展的最佳时期, 是最佳的读经年龄。当孩子们这一阶段将经典装进自己的脑中, 让孔子、孟子、庄子、老子等古圣先贤伴随孩子们一生, 满腹经纶的孩子, 必将拥有美好的未来。
为什么读经典 篇9
一、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二、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書，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
三、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他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四、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五、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
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七、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
八、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
九、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
十、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
十一、“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十二、一部经典作品是一部早于其他经典作品的作品，但是那些先读过其他经典作品的人，一下子就认出它在众多经典作品的系谱中的位置。
十三、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十四、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哪怕与它格格不入的现实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至少成为一种背景噪音。
隽之摘自《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
我为什么反对读经 篇10
本来, 读也好, 不读也好, 各有自由。你有鼓吹的自由, 我有反对的自由;你有“弘扬国粹”的理由, 我也有“救救孩子”的理由。
先来说说“读经”的过去。孔子的时代是怎么教书的?不清楚, 但在《论语》里大致可以看到, 是谈话法, 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差不多, 有时师生之间还互相辩难, 这就留下许多名言隽语, 记载在《论语》里。这些话好不好?今日看来有极好的, 有一般的, 有可看不可看的, 也有大可不必一看的。以后呢, 随着孔子在历代王朝地位的升迁, 他的话不管你懂不懂, 不管你认为好不好, 都要读都要背。非但背正文, 还要背注解——因为要考。明清两代科举考试题目就是“四书”里的一句话, 然后考生用“四书”里的话语写成“八股文”, 叫做“代圣人立言”。这样可以造成几个后果:一是学生思想都被“四书”罩住了, 用现代的话说是“思想不解放”;二是学生会用“圣人”的口气说话, 别的话不敢说, 久而久之也就不能说了;三是在这个脑袋瓜子上可以戴一顶官帽。用这种口气可以打打官腔。其余的本事呢?一概没有。所以才有19世纪末的“废科举”、“废八股”, 同时也就有“废读经”的呼声和行动, 接下来“兴学堂”, “编新式教材”, 使中国的教育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我认为, 二十世纪以来, 中国的教育尽管有坎坷、有失误、有迷茫, 但总比“读经”好。
但是不是就把古代的经典都废了呢?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毕竟是古代重要的历史文献、思想资料、精神资源, 有的还是优美的文学作品, 关键的问题在一点:不要把它当“经”读。什么是把它当“经”读呢?你只要看寺院的和尚是怎么念经的, 教堂里的信徒是怎么念经的, 三十几岁以上的朋友一定记得“文革”时是怎么“天天读”、“早请示, 晚汇报”的。用林彪的话说, “一句顶一万句, 句句是真理”, “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在执行中理解”。——它们在精神、态度和方法上是一致的。这就是“跪着读”:屈膝, 表示崇拜;低头, 表示屈服;口中念念有词, 表示信仰;脑子动也不动, 表示毫无怀疑, 全盘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