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救济（精选四篇）
争议救济 篇1
一、争议内部救济途径
内部救济是指非依司法程序而对公司关系争议予以救济的途径。一般内部救济主要通过《公司法》中对股东权利义务的一般设定以及公司章程中对股东具体权利义务的约定来实现。
(一) 《公司法》中内部救济的相关规定
1.股东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的权利
第41条规定:“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 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第102条规定:“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 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 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它赋予了股东在特殊情况下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的权利, 弥补了召集和主持股东会所可能出现的纰漏, 属于争议内部救济途径。
2.股东违约责任
第28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 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 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 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 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第3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 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 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对股东补缴差额及承担违约责任和连带责任的规定, 属于从内部对争议进行救济的方式。
(二) 通过公司股东之间签订协议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
股东之间签订的合伙协议、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认定协议通常会对股东的出资方式、股权比例、盈亏承担份额、股东权限、经营运作管理等各方面进行规范和约束。但在公司实际运作过程中, 股东之间因为出资到位不足、抽逃资本, 或经营管理、资本使用中由于分工、学识和经营理念不同造成滥用权力和不履行义务, 公司亏损或侵占公司财产等违约情形出现, 或因为其它原因所造成的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 甚至违法犯罪行为。出现此类违约之时, 其救济途径之方法有协商解决、司法诉讼或控告、追究违法犯罪责任之途径解决。
(三) 通过公司章程对争议内部救济进行约定
公司章程的社团规章特性, 决定了公司章程的效力及于公司及股东成员, 每一个股东, 无论是参与公司初始章程制订的股东, 还是以后因认购或受让公司股份而加入公司的股东或者是隐名出资股东, 公司章程对其均产生契约的约束力。同时对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约束力。公司章程是公司的自治规章, 公司章程可以在不违反公司法强制性条款的前提下, 对公司治理的各项规则做出个性化设计, 以更好地实现公司自治。股东可以就争议救济途径在公司章程中进行约定, 从而达到规制效果。
二、争议外部救济途径
外部救济主要指司法救济, 分为直接起诉和穷尽内部救济后方可提起诉讼两种方式。
(一) 直接诉讼
即股东单纯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基于股份所有人的地位而向公司或其他人提起的诉讼。相应的法律依据有:《公司法》第22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 股东可以自决议做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这不仅是对程序公正的肯定, 更是赋予股东监督相关会议的召开, 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第153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 损害股东利益的, 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 穷尽内部救济方可提起诉讼
即法院审理公司诉讼案件时, 应当注意解决纠纷的公司内部途径, 以维护公司内部的稳定与和谐。这一原则的适用, 涉及到司法救济介入公司自治的限度问题。公司纠纷案件主要涉及的都是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权力分配有关的争议, 而公司本身是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自治主体, 尤其是对有限责任公司, 具有较强的人和性、身份性和封闭性, 因此, 司法干预必须要有一定的限度。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派生诉讼的规定, 设置了诉讼的前置程序, 内部救济优于司法救济, 司法介入只是对公司自治机制的补充和救济, 属于典型的穷尽内部救济方可提起诉讼的情形。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下列公司纠纷应当先行穷尽内部救济规则, 即在司法介入前设计前置程序:1、股东派生诉讼;2、请求解散权;3、退出权;4、查阅权。
综上, 目前我国《公司法》通过内部救济和外部救济两种基本途径对公司关系争议进行解决, 其中涉及到很多的理论问题或公司实际运用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前沿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摘要：公司是多种利益主体、多元产权主体的有机统一体。公司存在着股东之间、股东与债权人之间、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等多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意味着一旦利益相关人在冲突中受损, 就势必涉及到争议救济问题。本文拟从内部救济和外部救济两种途径上分析当前《公司法》对公司关系争议的救济。
关键词：公司,争议,救济
参考文献
[1][美]莱纳·克拉克曼等著.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视角[M].刘俊海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8.
争议救济 篇2
人事争议诉讼遭遇“法律障碍”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及法律救济路子被“消灭”――析北京海滨区人民法院第一例人事争议诉讼案民事裁定之违法性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案情】
前解除公职14年后对簿公堂 法院受理多年前人事纠纷案 ( www.sina.com.cn 01月31日12:04 北京日报 北京法院网同时 )
本报讯（通讯员李东民）昨天，海淀区法院受理了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后的第二起人事争议纠纷案件。此时距原告从1990年底被解除公职，到20初案件提起诉讼并被受理，已经经历了近14年的时间。
原告称，其于1982年分配到北京某大学，担任图书馆西文图书的采编工作。1988年8月，经被告批准，自费出国学习。1991年12月回国后，被告以暂无工作岗位可供安排为由，未给安排工作，也未给任何待遇，原告多次申请未果。月，被告告知原告，其公职已于1990年3月17日被解除。2003年11月3日，原告收到了被告寄发的失业人员告知书，得知自己的人事档案已寄送海淀区某街道劳动科，且未上任何保险。原告在2003年11月24日，向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在京直属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12月19日，该仲裁委员会向原告下发了不予受理案件的通知书。
原告一纸诉状诉至海淀区法院，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北京某大学作出的`解除其公职的决定。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
注：据本案原告称：本案系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另一起因原告刘某（系某著名学府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不服人事争议仲裁起诉案之前立案。
该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庭审理后一直未作出判决或裁定。当事人用电话就已超过审限问题询问承办法官，法庭未作任何解释却将该案由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改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然后法院通知证据交换，连同简易程序中的两次证据交换，该案共进行了三次证据交换，后该案再次超过审限，法庭对此未作解释。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法庭依据职权前往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街道调查收集证据。
年8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04)海民初字第30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注：原告）起诉。
【民事裁定书】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04)海民初字第3078号
原告：×××，×，×××年××月××日出生，汉族，原北京理工大学干部，住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号。
委托代理人：×××，×，北京科兴双旺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被告：北京理工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法定代表人：匡镜明，校长。
委托代理人：孙树理，北京市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文祥，男，北京理工大学人事处副处长，住北京理王大学1 34单元1402号。
原告×××与被告北京理工大学人事争议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诉称，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理工大学，从事图书馆西文图书的采编工作。1988年8月经北京理工大学批准后，我自费出国学习。1991年12月我回国后即回到北京理工大学要求安排工作。但北京理工大学告知我学校现暂无岗位可供安排。在多次找北京理王大学协商未果的情况下， 我只能长期在外兼职，在此期间北京理工大学未给我任何工资待遇，也未给我明确答复。2003年10月，我得知北京理工大学已于1990年3月17日解除了我的公职，但北京理工大学在与我的多次交涉中，从未提及此事，亦未向我送达过任何解除公职的文件。2003年11月3日我收到了北京理王大学寄发的失业人员告知书，北京理工大学将我的档案转到了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街道，社会保险均未缴纳。2003年11月24日我向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在京直属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同年12月19日仲裁委向我下发了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现我起诉要求：
一、北京理工大学从北下关街道取回我的人事档案，并给我安排工作；
二、北京理工大
争议救济 篇3
关键词：高校； 编制外用工； 劳动争议； 预防； 救济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01-179-001
近年来，随着高校连年扩招，不少高校扩建或兴建新校区，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很快遍布了高校的诸多工作岗位。对于高校来说，大量编制外用工一方面解决了后勤管理、保卫等人员不足问题，另一方面也承担了更多的劳资关系管理风险。加之国家相关政策正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滞后，劳动争议的预防和救济也就成为高校管理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高校编制外用工现状分析
当前高校与其教职员工之间的法律关系具体可以表述为以下几个类型：事业编制内教职工与高校之间的正式国家干部、职工身份的人事关系；编制外的劳动者通过签订劳动合同与高校建立的劳动关系。一般为保安、保洁、教辅和管理等岗位，与学校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也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内容；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或以劳务派遣形式服务于高校的劳动者与高校之间的劳务关系；高校校办企业员工与高校之间的双重法律关系。
二、高校编制外用工存在的问题
1.激发劳动者请（诉）求的原因分析
1.1《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之后，法律规定明显倾向劳动者，个别略懂法律和诉讼流程的劳动者专门寻找学校的管理漏洞，寻找理由引发劳动纠纷。
1.2学校管理者有时工作方式欠妥，态度生硬，导致劳动者心生不满。一旦发生纠纷或劳动者被辞退、不再续聘等，即使没有正当理由，也要通过仲裁或诉讼“出口气”。
1.3已发生的劳动争议处理结果存在示范效应。特别是同一岗位或同籍员工对劳动争议的进展、结果多持观望态度。有一人仲裁胜诉后，便有多人效仿诉请，易引发连锁反应。
1.4仲裁、诉讼门槛大幅度降低。新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劳动争议案件，诉讼费10元，简易程序审理、调解结案的5元。劳动仲裁不予收费。
2.高校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处于被动局面的原因分析
2.1标准工时制度与实际的工作需要不相符合。高校人员相对密集，在这样一个特殊场所，不可避免地出现加班现象。而学校大多实行标准工时制度。凡劳动时间每日超过8小时或每周超过40小时的，超过部分均应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
2.2地方劳动主管部门接待咨询服务提升劳动者期望值。全国各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都专门设有接待室，专业人员接待来访，帮助并鼓励劳动者通过仲裁维权。导致劳动者不仅乐于申请仲裁，而且对结果抱有很大希望，校内调解几乎无法进行。
2.3学校自身在用工管理方面的问题
2.3.1学校以物品代替现金发放福利的做法有待调整，看似慷慨的付出，不能作为规避任何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理由。
2.3.2“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概念不清。制度的相对滞后，学校作为“用人单位”，具体职能部门作为“用工单位”，各自的权利、义务不明确。职能部门对劳动争议的责任意识、危机意识严重缺乏。
2.3.3从日常管理上看，尽管法律赋予了校长负责下的高校制定内部规章的权力，但高校内部规章发生法律效力受诸多条件限制，导致高校在劳动争议中频频败诉。
三、预防与救济的对策
1.建立健全劳动争议的预防处理机制
1.1建立健全学校合同制用工管理制度。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建立规范完善的用工管理制度，争取做到合同约定合法化、考勤记录细致化、工资发放明细化、办理保险及时化。
1.2建立用工部门预防和解决劳动争议的奖惩机制。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工作原则，鼓励劳动人事部门和用工单位及时发现并妥善协调劳动纠纷。
1.3建立健全校内劳动争议协调委员会。把纠纷、矛盾化解在校内，既有利于弥合劳动者与单位的关系，又降低了仲裁和诉讼成本，同时也有利于良好社会形象的树立。
1.4增强忧患意识，做好日常基础性工作。特别注意做好各类原始记录，规范送达程序，重要书面材料交付要制作送达回证；建立详细的员工通讯地址记录，以便要式文书的及时、有效送达，并保存好邮寄凭证。
2.合理运用劳动争议的法律救济方式
2.1调解。校内劳动争议协调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程序上没有固定的形式，依据上不仅可依据法律规定，还可依据道德规范、社会习惯、人情事理等。相对于仲裁裁决和人民法院判决而言，成本低、效率高、效果好，应充分重视这种方式。
2.2仲裁。劳动争议仲裁是兼有行政性质和准司法性质的执法行为，具有强制性。学校用工单位、人事部门都应对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内容、效力、后果等事项有充分的认识。
2.3诉讼。劳动争议当事人就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及进行审理，是解决劳动争议的最后程序。劳动争议进入诉讼阶段，学校应当注意把握和解或调解结案的可能性。在法院审理劳动争议的过程中，学校应认真应对，充分运用有关法律规定维护校方的合法权益。
本论文系2012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部分成果，项目编号：JRS-2012-7014；2012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筹经费项目，项目编号：SZ121004
参考文献：
[1]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32页
[2]李军峰主编.转型背景下高校人事、劳动争议判解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3]孙瑞玺，高月明.对劳动争议“一裁终局”及除外规定的理解[J]《中国劳动》，2008年第8期：18-20
争议救济 篇4
在投资法领域, 原则上公法救济作为首要救济是被接受的, 只要没有IIA的另外约定。然而, 仲裁庭在选择救济方式时, 仅仅在裁定损失方面适用这种自主权。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提起的诉讼与投资相关, 例如财产权或授权, 一般都严格限制在IIA范围之间。
ICSID公约并不限制投资者提出财产损失之外的请求, 它仅仅规定, 仲裁裁决应该对申请书中提及的所有请求进行处理。因此, 仲裁庭可以和内国法庭一样适用首要救济和进行审查。依照公约做出的仲裁裁定具有约束力, 条约国有义务执行仲裁裁定的内容。执行金钱裁定则更具实效性, 因为首要救济要求被申请过采取一定的措施。毫无疑问, 这极大的鼓励了申请人就损害赔偿提出请求。而仲裁庭受“当事人处分原则”的限制, 即按周ICSID公约的规定, 如果仲裁庭超出申请人的请求范围做出裁定, 该裁定有可能会被认定无效。
当然, 如果申请人提出了有关首要救济, 仲裁庭可就该救济进行裁定。在Goetz v.Burundi案件中, 仲裁庭就做出了具有两步内容的裁定。[1]在该案中, 申请人在布隆迪设立了一家企业, 并拥有减免税收和关税的许可证, 当布隆迪政府撤销该许可证的时候, 申请人依照比利时-布隆迪双边投资协议提出仲裁。仲裁庭在裁决中支持了申请人两阶段救济的请求。裁定布隆迪在确定的期限内重新颁发许可, 其次, 如果实施首要救济, 则承担金钱损害赔偿的责任。
这种方式体现出投资法与内国国家责任法上的一种共识, 即首要救济和次要救济可以一起适用, 该方式即允许国家实施首要救济, 如实施特定行为或颁布禁令, 同时国家也可以“自主”承担金钱责任或在发现实施首要救济会损害本国公共利益的情况再选择次要救济。这种双重性内容也只有在申请人提出请求的时候才能够写进裁定中去。总结而言, 国际仲裁中当事人自治从根本上限制了首要救济的适用。
二、用尽当地救济和司法拒绝的适用标准
该部分主要讨论次要救济在内国法和国际领域的衔接。
从极端的角度来看, 司法拒绝否定了任何当地审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 当地用尽救济意味着存在内国法上的最终裁决。尽管ICSID第26条规定国家享有主张用尽当地救济的权利, 但是大多数国家和当代双边投资条约都明确的摈弃了这一规定。
首先讨论当投资者适用当地救济, 但是在行政或司法程序中存在错误的情况。即当地救济达到司法拒绝的程度, 从而适用国际法上的次要救济, 此时, 申请损害赔偿被视为内国法上唯一能够适用的次要救济, 司法拒绝之诉基于违反国际法的正当程序也成为了一项实体性的诉讼。但是对于违反国际法的诉讼而言, 仅仅基于存在内国判决、对适用法的错误解释或错误适用是不够的因为此时内国仍能救济这些违法行为。从一个普遍和宽泛的角度来看, “司法拒绝”意味着:被视为异态的不恰当的民事程序或刑事正义, 包括法院拒绝受理和不公正的决定等。
“司法拒绝”和“用尽当地救济”是不能相互替换的, 而且二者的界限十分模糊。正如Don Wallace教授所言, 国际法上其中的一个遗留问题是, 源于司法错误的‘司法拒绝’和适用当地救济规则从来都没有从概念上或时间上结合起来, 而需要将二者融合, 究竟需要解决多少司法领域的差异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那么, “用尽”到底是这内国法院的最终司法判决还是只要在当地救济的过程中出现司法或行政失误就足够了?本文认为, 在内国责任法上, 终裁是进入次级救济的基础。而在现有的判例中, ICSID程序之前的内国程序, 大都是因为国家合同的履行出现了问题。投资者最先适用了当地救济。尽管这些合同中约定了适用内国仲裁, 但是, 在实践中, 这些仲裁不止一次的受到内国司法机构的介入。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上述情况是否构成了剥夺权利或侵犯公平公正待遇, 进而违反IIA。
一些案例涉及到了该问题, 主要是集中在剥夺投资者权利方面。在Waste Management v Mexico案件中, 仲裁庭认为, 在剥夺权利之诉中:
投资者在遭遇国家违反合同的情况下, 一般都会通过内国诉讼的方式来请求救济, 这是唯一能够从法律上和时间上阻止该违约行为构成司法拒绝的渠道仲裁庭认为这也是在一方违约时, 唯一能够剥夺另外一方权利的方式。政府不履约的行为并不等同于剥夺投资者的权利所以必须证明存在积极地否定权利, 并没有通过可行的方式纠正的情形存在, 从而从根本上或实质性剥夺了申请人的权利。
由此可见, 违反IIA不应被定义为因“异常的行政或司法审查”引起的“源头性或首要性错误”, 而应该视为“次级的错误”。在Duke Energy v Ecuador案中, 仲裁庭需要裁定该案中是否存在内国司法机构介入到商事仲裁委员会的运作之中, 从而存在司法拒绝的情况。由于申请人并没对内国法院的判决提出类似用尽当地救济的异议, 仲裁庭认定申请人不能证明不恰当和无效的救济存在。在Loewen案中, 仲裁庭也作出了类似的裁定:当内国司法程序存在可供申请人适用的有效和适宜的上诉程序时, 尚未出现一个判例支持仲裁庭裁定东道国需对其初等法院的判决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
也就是说, 一旦适用当地救济, 投资者就必须用尽所有救济方式才能提起违反国际投资法的申请。这与内国国家责任先适用首要救济的方式是一样的。而损害赔偿诉讼 (次级救济) 只要满足下述条件才能提出:在程序的中间阶段存在司法拒绝, 在内国没有最终判决, 未来的救济没有生效的可能性, 从而间接的剥夺投资者的情况已成定局。换句话说, 只有“整个体系都无法纠正最初的司法错误”时, 国家才需要承担责任。这主要是指不存在有效救济或“不存在对成功的合理期待”。
由此可见, 剥夺权利或违反公正平等待遇是否引起的司法拒绝, 从而使投资者享有提起实体性申请, 仲裁庭的一般标准是 (1) 投资者有提起申诉或复议 (2) 被内国机构拒绝。拒绝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 例如拒绝受理诉讼, 拒绝作出决定, 无理由的拖延, 明显的歧视, 受贿, 屈从行政压力, 但这些拒绝需达到违反国际法的程度。此时, 投资者可以直接提起国际投资仲裁要求金钱损害赔偿。因为再通过首要救济来处理司法拒绝没有实际意义。
三、现代IIA条款的推动作用
按照国际习惯法, 投资者与东道国发生投资争议, 只有用尽当地救济的情况下, 母国才能对其适用外交保护。但是现代IIA却从实用性角度, 从多方面出发解决了这一问题。之前已经提到了, 现代IIA经常不包含用尽当地救济的条款, 不过的确还是有类似的条款, 如投资者在不满地方司法裁判时, 允许国家行政机关或法院进行审查。这些条款的形式有:冷静期、“内国法院优先”要求、岔路口条款。而这些条款从不同程度上鼓励投资者适用次级救济的方式。
一般情况下, IIA会要求当投资者与东道国发生争议的时候“如果可能, 应友好的解决”。如果不能通过友好解决, 申请人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 (一般是‘首次提出争议解决之日起’三个月、六个月或九个月) 提出仲裁申请。尽管没有具体的审查方式, 但是冷静期能够让争议双方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并进行磋商。而不同的仲裁庭对冷静期的解释是不同的, 大部分的仲裁庭认为这不是一个管辖权条件而仅仅是一个程序性事项, 而另一些仲裁庭认为在提出国际仲裁请求前冷静期的规定应被严格遵守。
而内国法院优先的要求, 则与前述的国家责任的承担顺序一致。首要救济应首先被内国法院运用, 接着才轮到适用国际法领域的次级救济。早期的IIA要求投资者必须首先向内国行政机构或法院提出救济请求, 而现在投资者在行政机构或法院尚未启动程序的情况下就可以提起国际仲裁, 但是该请求一般是在争议发生两年之后, 且为固定期间。
但是内国法院优先的要求与用尽当地救济毕竟不是完全相同的。通过主张MFN条款的, 这一要求的效力会被排除。在国际投资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Maffezini裁决中, 基于阿根廷-西班牙BIT中有MFN条款, 所以智利-西班牙BIT中非严格条款也可以适用于阿根廷投资者。因为内国司法机构在保护投资者方面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尽管MFN的潜在作用是统一和扩大争议解决的安排, 但是仲裁庭得出一个审慎的结论:原则上, 协议条款上利益不能凌驾于公共政策之上……其中有四项有关公共政策的条款是不适用于MFN的: (1) 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 因为这是国际法的基本规则; (2) 岔路口条款, 因为该条款具有否定内国最终裁决的效力; (3) 特殊的仲裁体系的适用 (4) 适用高度制度化的体系, 如NAFTA。也就是说内国法院优先的要求因为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用尽当地救济, 所以存在MFN的条款时, 具有被排除的可能性。
有一些IIA中还包括岔路口条款。根据该条款, 投资者必须在内国法院和国际仲裁中进行选择, 且该选择为终局性的, Maffezin案件中, 仲裁庭肯定了该条款的效力, 依据该条确定了最后的救济方式, 且符合东道国的公共政策。很明显, 该条款在很大程度上鼓励投资者选择国际仲裁———因为当内国法上的首要救济被认为过时的情况下, 国际法上的次要救济是必然的选择。该问题在国际仲裁实践中得到了缓和, 仲裁庭适用传统的标准来判定是否存在重复起诉的状况。只有这些标准全部满足的情况下, 岔路口条款才能够适用。这意味着, 如果投资者选择仲裁, 那可以在没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 直接提起国际仲裁申请。
无论是首要救济在国际仲裁中受限, 还是相关的IIA条款推动投资者更多的选择次级救济。正如引言所述, 本文目的并不在强调次级救济在现代解决投资救济争端中的地位, 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投资仲裁, 而是通过已有裁决, 探究推动次级救济地位不断上升的原因, 分析这种趋势不断上升的法律根源。
摘要：随着国际投资全球化的发展, 次级救济在当代国际投资领域的适用范围也日益扩大, 本文将从国际投资仲裁已有裁决出发, 分三个层级次级救济地位上升的原因。第一, 首要救济在当代国际投资争端中受限状况。第二, 当地救济和国际仲裁庭之间相互作用中, 次级救济适用的条件。第三, 讨论影响次级救济的投资协议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