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坚守（精选三篇）
孤独的坚守 篇1
蓝脸不惜一切代价拒绝加入合作社, 先是将妻子、儿女从自己的世界里隔绝开来置于时代的潮流中生存, 然后让自己身边唯一的小儿子也加入了合作社, 开始了一个人的孤独之旅。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象征着主流与未来的合作社妥协, 他也清楚知道:合作社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血缘社群结构。诚然如他自己所言“谁指的路, 爹都不走, 爹走自己的路”。他对路有着自己的判断, 他执着于自己的一亩六分地, 执拗且不可理喻地与动物保持着至亲至纯的关系, 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着特定的距离———这使他与时代的关系显得尴尬而孤立。在高唱理想的时代氛围中, 像洪泰岳这样高唱革命论调, 用革命的话语权来凝聚民众和夯实自身威望的人, 抑或是像西门金龙那样利用暴动来攫取革命领导权的人, 或者是像李瞳那样被动地依靠时代的巨变而被戏剧性推到主流阶级行列里的人, 都不过是时代洪流中微不足道的尘埃, 充其量也只是时代最强音在激荡历史中的微弱回声。他们自身的阶级特性决定了他们无力依靠自己的意志去推动历史的演变。时代的节奏裹挟着他们在历史进程里踟蹰前行。从大众与时代的关系中, 可以发现大众自身主体意识的缺乏。相对像金龙这样的大众把蓝脸的单干归结于生理缺陷所导致的精神变态, 蓝脸认为“我们单干, 完全是出自一种信念, 一种保持独立性的信念”。对于各自与时代的关系而言, 蓝脸置身于时代热潮之外而保持了底层难得可贵的独立性。他清醒地意识到“运动就是演戏, 运动就有热闹看, 运动就锣鼓喧天, 彩旗飞舞, 标语上墙, 社员白天劳动晚上开大会”, 充满了神圣色彩的革命运动在这里也只不过是一场充满滑稽色彩的闹剧。在众生狂欢的时代舞台, 人生的起起伏伏成为荒诞时代的陪衬。狂欢之后是清醒的痛苦与真实的悲凉。这一切源于人们与土地的关系。没有土地, 他们像无根的浮萍, 被放逐在历史的浩瀚宇宙。
蓝脸陶醉于作物的生长、视驴为自己的至亲, 自始至终迷醉于他的土地、守护着心爱的动物。他所钟爱的动物无不充满了蓬勃的野精神, “这野精神来自山林, 来自大地, 就像远古的笔画和口头流传的英雄史诗一样, 洋溢着一种原始的艺术气息, 而这一切, 正是那个过分浮夸的时代所缺少的, 当然也是目前这个矫揉造作、扮嫩伪酷的时代所缺乏的”。他对动物与土地的沉醉, 以动物和土地里蕴含的野性精神为根本, 痴迷于野性精神的蓬勃生机与力量。他对动物和土地的坚守是源于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他是远古先辈生命力的继承者与传播者。他的单干成为先辈在历史的洪荒岁月刀耕火种的一座雕塑, 是群体记忆的象征与标本。单干使蓝脸众叛亲离, 遭受各方打击, 直到最后一个人与清风明月为伴, 与大地星空为友。20世纪80年代,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当年的农民回头看他, 发现历史转了一个圈, 又回到了单干的起点, 蓝脸竟然有前瞻性。他的坚守为现代人重回大地提供了有价值的范式, 他的固守为现代找到了历史的依据。与此同时, 他又具备了现实的意义。他曾经的自白:牛啊, 太阳是他们的, 月亮是我们的, 只有当土地属于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在这里得到了历史和现实的佐证。过去, 在人们逃离土地的历史记忆里, 太阳是大众的, 唯有月光属于他。待到人们重回现实时, 太阳的光辉属于他一人, 而月亮是大众的。他是唯一的权威叙述者, 他说的就是历史。
孤独的坚守 篇2
作为一项重大改革，能够做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应该说，改革是基本成功了。更为可贵的是，焦作的财政改革一搞就是13年——作为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一个局部，一个小小的局部，她可能遇到的风雨实在太多，可能遇到的变数太多。焦作却奇迹般地坚守住了阵地，把改革坚持了下来，并不断取得新成果而为世人瞩目！所以我认为，在现今的中国，焦作堪称财政改革之典范！
顶层推力
公共财政改革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把政府的所有收支关进预算的笼子。这一条，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比登天还难。因为它涉及到许多部门的切身利益，你想在他们的身上动刀子，谈何容易。即使你这个“管家”有破天的胆量，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站在他们身后的那个位置更高、权力更大、更具威慑力的“影子”相抗衡。
对此，我有过较深体会。上个世纪90年代，自己身为西部一个种粮大县、财政穷县的财政局长。上任伊始，遇到的第一难题便是工资欠发。欠发工资的深层原因，是体制造成的县级财力极度匮缺，表象则是财政部门的资金调度困难，而一些权力部门却闲置着数量可观的资金。我想，凭借政府权力收来的钱本来就是政府的，财政作为政府的管家，本来就有权统筹使用。不过原来没那么弄，我也不得罪你了，可借来顾顾当下的“紧”，总该可以吧？谁知连这点都不能够，真正的业不由主了！恰在这时，上级出台了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我和我的同事们达成共识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全县范围内的行政事业单位账户清理、资金清查工作，注销了近百个预算外账户，将一大批体外循环的资金纳入了财政专户管理。财政这个主渠道的流水多了、活了，调度资金的回旋余地大了，保障力度显著增强，从各个方面传来的叫好声不绝于耳。可是，不和谐音调也越来越多，并呈渐强趋势。多亏遇到了开明的“顶头上司”，在他的支持下，才使我们跨过了这个“槛”，而且成立了相关机构，健全了有关制度，使全县的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基本实现了常态化，并走在了市、省前列。尽管那时的综合预算管理与后来的管理规范相差甚远，仍遇到了来自部门利益的拼死抵抗，可见改革闯关不容易。
2002年6月，我有幸参加了财政部召开的一次会议，听取了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关于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报告。我才了解，这种管理上的博弈，我们基层遇到的麻烦，相对于财政高层的难处，只能用“小巫见大巫”来形容，自己的这点“委屈”，可以忽略不记。所以，我越看“焦作经验”，越是感到焦作同志的不易和焦作精神的可贵。——当然，还有成千上万个为人民、为政府理财而不避艰辛、不计名利、默默奉献的财政工作者。现在我想，当时若不是自己的好“遇合”，不要说当时的局面如何收拾，就连那个令多少人羡慕的“位子”能否坐稳，都还是个问题。13年刚好是两届半，如果在这三任领导中，哪怕有一任稍微摆摆腰，焦作的财政改革都可能推进受阻，甚至中途夭亡——这是中国很奇怪的政治生态，但焦作成为了例外！所以，我很感慨于焦作同志的幸运。当然，焦作的这个“幸运”，孕育于中国共产党开拓奋进、实干兴邦，早日实现宏伟“中国梦”的伟大进军的步伐中，孕育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改革创新的精神中。因此，焦作的“幸运”又属必然。
贵在坚持
现代化公共财政预算要求财政部门必须成为核心预算机构，树立自己在预算分配中的权威地位。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存在于许多方面的预算“碎片化”“软约束”，抵制各种支出压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保障民生和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健康发展的目标，真正起到国家财政应有的作用。党的十八大和已经召开的全国“两会”，对公共财政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我想，当公共财政对政府收支实现全口径预算管理的时候，现代化公共预算的目标也就实现了。焦作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国推进这一改革的一面镜子。
预算公开是现代公共财政预算的基本要求。财政是政府的管家，为人民理财，理应将收支帐目公之于众。但过去有一段时间，自己的认识却颇为模糊，总有一种财政崇高、财政作用巨大甚至财政神秘的思想。也可能缘于自己担任过党委系统的保密局长，觉得财政收支事关全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党政机关的运行，岂能随便向外公布？不仅是财政部门，曾经县统计局印发的统计资料上不也标有“秘密”等字样吗。所以有人与我聊起财政状况时，我总是虚与应付，说到具体数据，也只是含糊其辞。更有甚者，还出现过劈手夺过来办公室的熟朋友正在翻看的财政月报表这样可笑而又可悲的行为。究其根源，还不是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作怪！抱有这样的思想，要想财政公开，只能是一个字：难！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为“尊者”讳。尊者是谁？当然是党政机关，特别是党政领导机关，自然也包括自己的同行兄弟：国、地税部门。
那时还没有提出“三公”经费说法，只是行政办公费用，主要包括水电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电话费、办公用品以及公务接待等，而且预算的标准极低，只能靠日后追加。想到自己在乡镇当党委书记时看到的农村贫困户以及一些专业户因缺乏资金而焦虑的景况，往往为政府的花销大感心疼，我也曾常常在背地里埋怨，说政府的钱都“吃”了（接待），“烧”了（公车），“打”了（电话费）。作为一个财政局长，我深深地感到难于面对几百名人民代表了！我最担心的是财税经费这一块。尽管那时向人代会提供的财政报告所附的预算执行情况只是一张表，却将财税经费支出数单列了出来，那个数字的增长比例往往因比其他项目高许多而十分刺眼，我也因担心代表的质询，无“正解”而苦恼。果不其然，有一年的县里的“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揪”住经费支出不放，我只好“坦白”了拿钱“买”税的苦衷，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所以以后对于预算公开、透明之类的提法，我往往畏如虎途。虽然自己当时类似的想法做法都与现代公共预算背道而驰，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预算公开透明的紧迫性和现实性。我也常常想，“三公经费”之所以居高不下，中央的几百个文件管不了一张嘴，缺的就是公开透明这个利器，把一切都放在阳光下，贪腐行为不收敛才怪！上级文件不落实才怪！这次中央的“八条”一公布，各部门的“三公经费”一公开，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各种人民群众不齿的行为大为敛迹！问题的关键在于坚持，贵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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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除了做到坚守、坚持，他们还搞了“财政沙盘”，在财政的窗口地方，只要手指在“沙盘”轻轻一点，政府及部门、单位的预算收支便尽露眼底，甚至连市长的工资都一目了然！这就把政府的全口径预算执行，彻底地毫无遮蔽地公开在了人民面前。不光如此，公民参与预算，将以往的“政府内部分钱”变为“公共分钱”，参与预算执行的监督和评价，而且，这些都已成为常态。面对人民，这是何等的忠诚！在改革的进程中，这又是何等的超前！可他们并不满足，仍务求使各种规范愈加完善，要求愈加严格，效果愈加明显。公务员说：“在焦作，花公家钱比花自己的钱还难”。采访的记者由衷地发出了“在焦作为官，有点艰苦”的感叹。这个“苦”人民欢迎！这个“苦”使公务员活得踏实、自信、“值钱”！这个“苦”缩短了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将会使人民政权跳出“其勃忽焉，其亡忽焉”的周期律！
这就是公开、透明的力量，是阳光的力量！
所以，《新理财》（政府理财版）将焦作的财政改革命名为“防腐解药”！
焦作财政改革的推进，使财政的权威地位大幅提升，部门预算的计划性和政策性也大大增强，在政府战略性的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绩效预算改革的推进，确保公共资金支出后实现了预期的政策目标，解决了人民希望政府予以解决的许多问题。因此，焦作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各项建设，民生等多项保障等，都能够平稳发展，财政也一跃而为万人更加瞩目。在这种情势下，焦作财政人没有忘乎所以，而是从一开始就更加注重使内部改革与公共预算改革同步进行，他们坚持把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评价分开，设立会计工作站并垂直管理，把所有预算单位包括自己置身于全面的监督之下，而且建立了“预警”制度，这无疑是一次最无情也最明智的革命！
所以，《新理财》（政府理财版）将他们的做法又命名为“进步解药”！
改革艰辛
我多少能体会到焦作财政改革中包含着怎样的苦与痛的成份和悲与喜的泪水。
人的本性是趋利的。要剥夺既得利益，必然会遇到殊死抵抗。明的、暗的、文的、甚或武的，都有可能遭遇上。这时候，只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因为你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正义的力量。回想当初，我是在许多方面对财政的作风颇有怨言的情况下上任的。用当时县委主要领导和我谈话时的话说，就是钱乱支、车乱跑、饭乱吃，影响很不好。领导当时的愤激情绪至今仍历历在目。说着说着有时就手指着我，好像“三乱”是我本人所为。医治这种乱象自然是我的首选。但我打了“迂回”战。因为，对于我这个财政新兵来说，尽快做好与上级的联系是当务之急。同时，暂时作为一个“局外人”，如何着手治乱，我必须要冷静处理。近一个月后，各种措施相继出台，并配合强大的舆论引导，局面很快改观。但是，由于财政系统的特殊性，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处境相对比较艰难。但我不退缩，也不能退缩，中国的事就这么怪，想干点事，想干成点事，没有开明的领导还就是不成——在危急关头出马，有关会议上的一顿脾气，有点火药味的气氛立马转了风向。虽然也有秋虫呜咽般的唧咕声，终究翻不起浪花了。有了这一下，稍后的岗位调整就顺当多了。经过前一场“战火”，我也学会了一些用于自保的“本领”。
焦作财政的主政者却始终是一个“彻底派”。财政内部的“四权分离”，来得一点也不含糊。明摆着的事，不仅得罪于外部，亦得罪于内部，应该是一个不太短的时期内，主政者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尽管有当地主政者的全力呵护和支持，尽管财政内部的人后来绝大多数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
改革事业从来就是在理解与责难、赞扬与怨声、支持与反对的交错碰撞中波浪式前行的。可贵的是，改革者不断从人民中汲取营养，坚持目标，修正航向，调整政策，稳步向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焦作的财政改革是这样，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也是这样。
虽然如此，焦作的财政改革还是显得有些孤独。工作的轰轰烈烈，难以驱走改革者内心的寂闷；媒体的热闹，难掩不时夹杂而来的不和谐音符；更有甚者，有人以焦作经济总量和增速在全省位次的下降，对改革提出实际上的质疑；财政部门甚至包括中央领导批示推广焦作的做法而屡遭现实困境，以及专家、学者，包括改革的实施者对焦作财政改革前景、命运的忧虑，和将焦作作为全国财政改革实验田的呼吁等等，都显示了改革的艰辛与不易。
上文记录的由焦作的实践而引发的个人点滴回忆，只是想说明，自己当时的那种以解决资源短缺为目的、根本算不上改革行为，都会因触及一些层面的既得利益而招致极端抵制，作为天翻地覆般改革的焦作，遇到的阻力更是可想而知。改革从来都是有成本的。但是，作为改革洪流汹涌澎湃的中国大地，作为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今天，这样的成本不该也不能由改革的地区以及改革者个人承担。焦作的改革能够坚持十多年已实属不易，现在到了关键时期，最迫切的是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不错，焦作的实践或许因特质性而不具普适性，但她极具借鉴性。我们不期望一项改革措施能够包揽一切——“虽然公共财政制度是国家政治体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改造公共财政体制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口”——但极具前景的改革萌芽，绝不能因为没有上级——在中国，上级常常能决定一切——的支持而被狂风暴雨摧折！
改革，作为一种永恒和沉重的努力，需要百倍千倍的韧劲、定力和努力，才能朝着既定的目标一直向前！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财政部财政文学会副秘书长）
孤独的坚守 篇3
在他的投资过程中也渗透着这样的性格——从2002年回国至今，9年来薛军如同孤独的羚羊，一直摸索早期人民币基金的投资方向，最终将启迪创投做成了国内为数不多的大学基金。
2001年3月，启迪创投前身——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和技术资产经营公司成立；2007年，更名为启迪投资。薛军在2002年加入并被委以重任。国内专注于早期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不多，而启迪创投就是其中之一。
从“打游击”开始
提起启迪创投，人们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它的LP（有限合伙人）清华大学及清华科技园，却无人不知。背靠这棵“大树”，启迪创投获得了丰富的项目资源。
但在9年前薛军刚回国的时候，一切并不像现在这么美好。如今回忆起来，他不免有些感慨。
“坚守早期人民币投资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但是这也不能说我们就适合做早期，而是因为我们在过去有这方面的积累与经验，有过真正从零开始，然后一个项目走10年的经历。”
2002年，启迪创投并没有多少钱，也没有一个专业的投资团队，他们一路走到今天，书写了一个饱含艰难的创业故事。正如每个企业家背后都跨过了九死一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坚守背后的孤独。
“我回国时，核心团队中的三个人——我、罗茁、雷霖每人都有自己的具体工作，我们只能松散地聚集在一起，然后开始VC运作。刚开始是去找钱，但找了很长时间，2002年~04年我们都没找到什么钱，直到05年资金才落实，06年正式用这些钱进行投资。总的来说，前5年，我们属于非正规的‘游击队’，处在积累阶段，近5年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在找钱的过程中，他们打起了“游击战”，这边找着钱，那边同时找项目。看到一个项目还不错，就赶紧说服领导能不能拿点钱把这个项目给投了。清华科技园虽然有钱，但因为其主营业务并不是投资，因此能拿出来投资的钱有限，需要去申请。
实践历练真功夫
成功的投资人似乎天生拥有一种直觉，知道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投资，什么样的人值得信赖。
其实，无论在美国硅谷还是中国清华科技园，投资的感觉都需要长期的实践才能形成。
“做投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符合VC的投资理念，做得最好的美国硅谷VC就是如此。实际上，VC的投资理念是实践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或说出来的，所以说不是你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创业投资公司，你就会做创业投资。”
对于薛军来说也是如此。行进的道路虽然艰苦，但“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他调侃道：“如果刚开始就有人给我们一笔钱的话，其实也不知道钱该怎么花。”
正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认认真真实践了VC的这套投资理念，启迪创投才能形成一套早期投资的真功夫。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功夫？他们又是如何练就这套真功夫的？
“我們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先是学，看别人怎么做。那时候你想投资一个项目，但是由于接触的项目少，对行业不是很了解，对人的拿捏也不像现在这么自如。”
后来薛军总结出了一套规律，那就是先接触企业家，然后了解行业，最后判断出这个项目的好坏。VC与PE投资不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当中，要学会用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方法去看待投资风险。其实，投资一个企业，风险必然存在，关键是你是否有能力管理风险。
启迪创投投资的都是早期企业，在薛军看来，早期的企业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发生什么问题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个问题不能发生，那就是创业者出现了道德风险。其实只要创业者拿着钱兢兢业业去做业务，失败就失败，他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但创业者不能拿着钱自己买房子。
因此，他现在比过去几年更有经验、更有效率，过去判断一个项目要花很长时间，现在不需要花太长时间就可以做决定。
虽然说起来简单，但在实际投资过程当中，这套真功夫背后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由于是早期投资，因此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看项目，与创业者一起沟通，帮助他们寻找方向，也要比其他PE投资更耐心。如同抚养一个孩子，真的很难，有患难与共的感觉。因此，即使现在有一些我们投资的公司已经上市，做得很大，但是当我们有事情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很愿意帮忙，因为他们知道，是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们。”启迪创投内部人士告诉《投资者报》记者。
抹不去的清华情
如同所有清华人一样，即使毕业多年，薛军及他的启迪创投，依然有着浓浓的清华情结。
“虽然投资是投资，市场是市场，价格是价格，看起来跟清华没有多少关系，但其实，我们投资的企业大部分都跟清华有关联，主要是清华校友创立的公司，或者是技术、市场、合作伙伴与清华有关联的公司。清华情结是我们的特色和优势，也可以叫做我们的一个策略。”薛军对记者说。
刚开始，清华是启迪唯一的靠山，那时候他们非清华项目不看，只在清华好的项目里挑一些。
这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跟清华相关联的项目质量比较高，可以规避风险；第二，清华基金会是启迪的LP之一，也是启迪的单一大股东，因此他们接触这些项目很容易，这实际上降低了投资成本；第三，由于启迪是有清华背景的投资公司，清华相关项目更愿意第一时间接受其投资，这是一个两厢情愿、两全其美的双赢局面；第四，做尽职调查的时候，要了解清华相关项目的背景比较容易，成本很低。”
事实上除了将“清华”作为一个策略之外，启迪创投与清华的渊源更为悠长，因为清华基金是其大股东，启迪创投的创立与发展都离不开“清华”这个巨人的肩膀。
“不管是基金会的体系还是企业的体系，它毕竟是我们的根。”薛军说，“同时，在启迪创投的日常运作中，清华基金会对我们没有任何要求，他们无非是想通过我们实现资产保值。不过清华基金会也不是把所有的钱都投给我们，让我们来管理，它也是多元化投资，这样才能规避风险。我们毕竟是VC，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它只能把一小部分钱投给我们，表示对我们这个团队的信任。因为我们启迪创投这个团队也是从清华出来的，我们就相当于他们投资组合中的一种产品。客观来说，这个产品实现的回报率上要比其他产品更好。”
薛军非常感谢清华基金会的信任，同时他还告诉记者，在他眼中，清华基金会是一个很合格的LP。
“一般来说，我们的决策他们都不参与，但是我们每年都得汇报，告诉他们今年做了什么，业绩有哪些，偶尔他们也会提一些问题，比如我们投资的公司情况，股权什么时候能够退出等等。”
薛军提到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清华基金会对他们的信任。清华基金会就在他们隔壁办公，不过他们一般都不过来，有时候薛军去找清华基金会，让他们参加股东会，他们都会说：“我们很忙，就不参加了，我们很信任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