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学形成发展

历史理学形成发展（精选七篇）

历史理学形成发展 篇1

选择这样的经济体制, 绝不是偶然的, 是当时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使然。事实上, 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期, 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它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责任不分, 条块分割, 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 权力过于集中, 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 社会主义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大锅饭”的代名词, 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觉察到了计划经济的不足和致命弱点, 并对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是, 由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看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和改革,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市场调节的力度和作用, 不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总的框架。之后由于极“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并成为主流, 对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模式的探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继续前进和实质性的发展。也就是说, 自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十余年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和理论的不断创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然而这一转变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曲折, 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中华大地上显得异常艰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以此为标志,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 在实践上为发展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实践的发展要求在理论上实现创新, 以更好地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在思考用什么办法才能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时, 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他多次指出, 我们原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过去我们一直搞计划经济, 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把经济搞得太死, 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 实践证明, 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 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好东西, 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在思考这个问题时, 邓小平就开始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基本社会制度分开, 而只是作为组织经济活动的手段。1979年, 他指出,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肯定是不正确的, 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 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才能发展生产力, 加快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伴随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始是突破完全排除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1981年,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这个提法得到了十二大的肯定。虽然这一提法仍然坚持计划经济总体框架不变, 但它允许市场调节存在和发挥作用, 这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辟了道路。

1984年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 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突破, 认为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新的解释,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新的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后来, 又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事实上, 改革实践在不断提升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 在实践中越来越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1987年邓小平再次强调, 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 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利, 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习苏联的, 搞计划经济, 后来又讲计划为主, 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以总设计师的关注和表态为直接动力, 改革的航船破冰前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已呼之欲出。

20世纪80年代后期,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市场调节的比重事实上已超过了被长期视为正统的计划调节。这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都是一件大事。值得指出的是, 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而突出的成就,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的矛盾和困难。国际上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大变化, 国内由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并行引发的腐败和混乱激起了广大群众和学生的强烈不满。如何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使之在改革中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迫切需要实现理论上的新突破。

在这样的背景下,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 于影响深远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 从根本上突破了陈旧观念和思想束缚, 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 1992年6月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 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随后, 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突破, 推动了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江泽民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并在党的十四大上得到确认。此后,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不断深化改革和建设, 20世纪末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 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根据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的经济发展目标, 提出了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要取得重大进展的要求, 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 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之后, 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新的部署和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在中国大地扎根发芽、遍地开花。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它既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 更具有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江泽民也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并非‘画蛇添足’, 而恰恰相反, 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 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

2.5现代设计心理学形成与发展 篇2

现代设计艺术心理学的雏形大致产生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原因主要在于：首先，二战中人机工程学和心理测量等应用心理学科得到迅速发展，战后转向民用，实验心理学以及工业心理学、人机工程学中很大一部分研究都直接与生产、生活相结合，为设计心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其次，西方进入消费时代，社会物质生产方法繁荣，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当时的市场主流是以样式设计、风格的交迭促销，消费者心理、行为研究盛行；最后，设计成为商品生产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职业设计师。这些设计师中的一部分人反对单纯以样式为核心的设计，想要真正的为使用者设计，代表人物是美国设计师格雷夫斯，他率先开始用诚实的态度来研究用户的需要，为人的需要设计，并开始有意识的将人机工程学运用到工业设计中。

格雷夫斯1951年出版了《为人民设计》一书，介绍了设计流程、材料、制造、分销以及科学中的艺术等。对于他而言，设计师不仅是将美学运用到产品的表面，诚实的设计工作应从内至外，而非从外至内。书中的第二章介绍了人体测量和人机工程学研究，提出人与人的体型和尺度存在差异；在第四章，提出一种可用性测试以了解设计的产品如何表现。格雷夫斯的测试不同予一般人机工程师的测试,虽然组织严格，但没有严格的测试流程，他只是想看看人们是如何看待他的设计，如何理解其工作模式；或者设计的哪些方面难以理解以便修正：他认为过于正式的测试使人感觉紧张而不可能得到与真实场景类似的结果，而通过询问（焦点小组）可能会获得被误导的答案，因为被试可能会说出你希望的答案，因此测试应使被试尽可能自然，因此他认为观察法，特别是使用情境下的观察非常重要：他还在书中列举了如何设计测试环境，比如他模拟了一个客机内部舱位，让“乘客”呆10多个小时（这个时间是那时一个远洋飞机通常航行的时间）以检验人在这一空间中的活动。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他利用实例介绍如何在设计中运用人机工程学提高产品使用性，例如针对老年人设计电话时应该考虑到他们难以阅读细小的数字；或者设计飞机场座椅时，应适应不同人身形的需要。除了可用性以外，他还提出设计师应考虑时尚对于设计的影响，一个最有趣的观点就是所谓的“残余造型”，即设计师应将“旧”与“新”混合起来，所谓的“新”应是“新的和改进的”。虽然格雷夫斯没有在书中明确提出所谓的“设计心理学”，可是书中的许多内容都紧密围绕用户心理研究展开，他的设计不仅应作为“人性化设计”的先驱,同时其针对用户心理的研究也应作为针对设计的心理学研究的先行之作。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设计心理学相关的消费心理学、广告心理学、工业心理学和人机工程学研究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①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并且与生产和消费实践结合也日趋紧密。产品开发的市场调研、前期的用户研究、广告效果分析和测试、产品测试都已成为大型制造公司进行产品研发的必备环节。②研究领域越来越广，研究课题划分越来越细。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计算机（包括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其他数码产品）对话成为了最重要的人机系统研究命题,界面控制普遍应用于生产、办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机界面设计成为目前工业心理学、人机工程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③研究方法、手段越来越丰富,并且越来越先进，传统研究中的调查法、问卷法、实验法、访谈法仍是主要手段，但许多现代电子、数字技术设备被加人到研究方法中。例如焦点小组开始使用双面镜、录音录像设备等；研究结果分析方面，从其他学科中借鉴而来的方法被采用，例如从传播学、语言学中借鉴的语义分析法等;此外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也

被广泛采用，特别是借助仪器作为工具研究成为一种潮流，包括了眼动仪、心电图、脑电波分析仪、速示器、虚拟现实等。

建立于工业心理学、消费行为学和广告心理学等应用心理学分支基破上的设计的应用心理学研究还衍生出若干崭新的奴学科，主要包括可用虹程、雛工学等（如图2.4；！。

1.可用性工程，这门学科将人机系统研究镇定在交互式的IT产品/系统上，核心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论强调以用户为中心来进行开发，有效评估以提高产品可用性质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在美、日、印等国和欧洲诸国IT工业界被普遍应用。

2.稍早于可用性工程的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出现了另外一门新型学科，称为感性工学，即一种将顾客的感受和意向转化为设计要素的翻译技术。感性工学结合了设计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人机工程学、工程学、运动生理学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知识，试图以定量分析的方式来理性地研究设计中的感性问题，藉以发展新一代的设计技术和产品。目前感性工学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长町三生等提出的“将人们的想象及感性等心愿，翻译成物理性的册要素，具体进行开发设计„„”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收集用户对产品的感性评价建立计算机为基础的感性数据库和计算机推理系统，以辅助设计师设计或帮助顾客做出符合自己意愿的选择。二是与生物学结合的研究方式，以心脑科学的研究为主要趋向和基点，代表人物是筑波大学的原田昭教授，他自1997年起，致力于通过眼睛记录相机、摄像机、计算机、机器人等装置记录和实验,描述人在艺术欣赏过程中的行为特征，将感性的艺术品欣赏变成了测量的、数字化的结果，使感性的东西转化为一种可测量的理性结果。

近年来，设计艺术心理学发展历程中还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他们同为美国认知科学家，一位是多才多艺，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赫伯特---西蒙；另外一位是最早运用认知心理学知识解决产品可用性问题的唐纳德---诺曼。1969年赫伯特,八.西蒙发表了现代设计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人工科学》,他的思想核心就在于所谓的“有限理性说”和“满意理论”,即认为人的认知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具有限度，人不可能达到最优选择，而只能“寻求满意”。作为行为系统的人，其行为表面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所处环境的复杂性的反映。他认为：“凡是以现存情形改变成想望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设计则是一种方案的筛选过程，人们根据复杂的环境要素进行优化计算，做出合理选择，但是人们几乎不可能做到最优选择，就像计算机中的不等式，大于如何或是小于如何的条件，就能达到目的，使得人们满意，这就是设计的目的。他甚至为设计结果风格差异的产生找到了一个极为科学的解释，认为这是由于设计过程的差异所导致的，他将复杂的设计思维活动划分为问题的求解活动,其理论为人工智能、智能化设计、机器人等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依据。

美国西北大学计算机技术系教授,认知科学和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对于现代设计心理学以及可用性工程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他撰写了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国内翻译为《设计心理学》）成为可用性设计的先声，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本书侧重研究于如何使产品的设计符合用户的需要”,“重点在于研究如何设计出用户看得懂、知道怎么用的产品,这简直就是“可用性工程”的定义。他将认知原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以提高产品的可用性，降低因物品而导致的错误和事故的发生率，以改善人们日常生活的质量，一时之间，所谓的“诺曼门”、“诺曼开关”成为了那些

设计拙劣产品的代名词。诺曼虽然率先关注于产品的可用性,但他同时提出不能因为追求产品的易用性而牺牲艺术美，他认为设计师应设计出“具有创造性又好用，既具美感又运转良好的产品”。2004年，他又发表了第二部重要设计心理学方面的著作---emotionaldesign（《情感设计》），这次，他将注意力转向了设计中最为神秘，但最重要的内容之 情感和情绪，作为一名认知心理学家，他仍旧运用了认知心理学原理解释了情感对于用户（或消费者）的作用，以及其产生的生理、心理方面的原因，他根据人脑信息加工的三种水平，将人们对于产品的情感体验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三个阶段：内脏控制阶段、行为的阶段以及反思的阶段：其中内脏控制阶段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的、生物性的反应，而反思阶段则是有高级思维活动参与，以记忆、经验等控制的反应，而行为阶段则介于两者之间：他提出三种阶段对应于设计的三个方面，其中内脏控制阶段对应“外形”；行为阶段对应“使用的乐趣和效率”；反思阶段对应“自我形秦、个人满意、记忆”。

目前国内的设计艺术心理学才刚刚起步，以往该方面的研究以及院校中所传授的知识主要以美学中的审美经验或者消费心理学中的相关内容为主，理论研究基础薄弱，还没有明显的学科框架。例如用户心理研究中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部分学者倾向研究艺术设计作为审美对象所具有的审美价值，或者从意味和趣味的角度出发，将设计作为社会、文化心理的表现展开分析；另一部分学者則倾向于从用户使用过程中的生理、心理行为着手，研究如何利用这些心理规律设计的使用功能。这两个方面显然都是用户心理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却很少有人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研究，并找到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现有设计艺术心理学知识部分来自其他领域专家学者的研究探索，拥如认知心理学、工业心理学，或是美学等，但与艺术设计学结合不够紧密，针对性不强；部分来自设计者在调研、设计、销售等实践环节中自发产生的经验，例如对于设计中的心理现象的一般总结等，但缺乏严谨的心理学理论作为基础，内容往往停留在理象层次，缺乏内在机制的分析以及归纳、演绎的加工。

历史理学形成发展 篇3

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使社会财力和人力资源的分配极度不平衡，严重削弱了教育与社会服务方面的资源，而学校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却由于战争的影响更为迫切。在这种状况下，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教育大会的主题确定为“教育中心理服务的发展”。大会认为，如果学校教育不能适应儿童个体的心理特征，那就不可能是有效的。大会特向各国教育部建议，由于普通教师不能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完全精通心理科学及其应用，学校当局应当提请心理专家对那些学业落后、行为不良或状态反常的社会适应不良的儿童，以及其他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进行测验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大会还提醒各国政府关注学校心理学家的地位、工资待遇、培训和进修方面的问题。可以说，这次国际教育大会大大促进了战后学校心理学的发展。

地区性事件

就在1948年国际教育大会之后的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召开了一次国际教育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探讨儿童科学和教育心理学研究成果如何更有效地运用于欧洲学校。会议呼吁建立一个学校心理服务的模式，使之更广泛地渗透和融合到学校教育的所有方面，在各种水平上为所有的学生提供特殊教育服务，帮助学生从学习向职业转移。这份文件影响了十个缔约国家未来的学校心理学发展方向，它们是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前西德、瑞典、瑞士、英国和前捷克，现在这些国家学校心理学发展水平较高就得益于这次会议。这两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及其所倡导的精神，对欧洲国家学校心理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美国传播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流变 篇4

心理学与传播学的相遇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西方心理学界,人们普遍将涉及传播心理的那部分研究归入心理学的应用研究领域,尽管美国主流心理学界也在努力将传播心理学(他们更多地称之为媒介心理学)发展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但是至少在主观上确实很少有人愿意把这类研究看作传播学的分支研究。

一、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传播心理学的发生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和西方学术界就出现了以传播心理学冠名的学术专著,比较早的著作是1963年在美国出版的《传播心理学》,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Jon Eisenson,印地安那大学的J.Jeffery Auer,以及威斯康星大学的John V.Irwin。此书部分内容最早出版于1938年,书名为《演说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peech)。该书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演说心理,涉及演说的性质、起源与目的,演说的基本心理规律和传播过程,个体和群体在各类演讲中的基本心理特征,该书最后讨论了演说与人格的关系。作者在第五章“群体传播”中专门辟出一节讨论广播和电视心理,作者论述道:“广播电视节目中有20%的节目涉及演讲、访谈、小组讨论以及评论,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告知或者劝服广播电视受众。就本质而言,这些节目都具有公共演讲的性质。基于这一理由,我们在这本书中特别关注广播电视心理。”[1]这也许是美国和西方学术界最早专门研究广播电视心理的著作,尽管作者把研究的对象局限在广播电视节目中涉及谈话和演讲的那一小部分内容。

1967年另一本同名传播心理学著作在欧美出版,该书作者为George A.Miller。作者在序言中声称:“这本论文集讨论了多方面的问题,从计算机自动化到心理研究和超自然现象,但是这些不过是问题的表象。这本书实际上关注的是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总结人类在收集信息、处理信息过程中所形成的认知规律。”[2]该书收录了作者过去发表的七篇有关传播心理的论文,内容涉及信息与记忆、大脑信息处理的容量和极限、传播体系中的人类联想计算机、传播以及认知之间的关系等。无独有偶,1968年美国又出版了一本同名传播心理学著作,作者为Daniel K.Stewart。该书集中讨论了传播中的观念和意义,如何测量和评估传播过程、传播与理解之间的关系、传播与观念传播过程中意义的模式、传播与真理等。

1968年John Parry的《人类传播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Human Communication)在美国出版。该书以信息为核心概念,广泛讨论了与信息相关的心理学问题,主要包括信息的类型、人类传播的障碍、复杂行为中的传播难题等。该书最能够体现传播心理学特点的是最后一部分内容,即“心理学视阈中的传播学”,这一章实际上讨论的是传播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在作者看来,尽管从伽利略到培根几乎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在追求控制试验,尽管控制试验已经成为物理学和诸如生物学之类的大多数学科中的有效研究方法,但是作者反对完全以纯试验的物理方法去研究传播心理学问题。作者论辩道:“如果心理学家坚持将此类控制试验方法应用于所有的人类行为研究中,其结果将是背道而驰。”[3]作者认为:“物理学的研究主题是物质的结构,而心理学的研究主题是行为的结构,行为植根于认知和心理经验之中,而认知和心理经验并非完全是环境的产物,而是受到智力、先前的经验以及当下情境的综合影响。”[4]作者认为在实验室中人们很难完全再现心理反应的真实情景。显然,作者试图通过这种讨论为未来的传播心理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

另外一本值得一提的著作是《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ThePlayTheoryofMassCommunication)。该书出版于1967年,1987年再版,作者为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授William Stephenson,但是他的本行是心理学,所以《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这部著作仍然可以看作美国心理学界的研究成果。不同的是,这本书不是以传播心理学之类的字眼命名,但是由于该书结合大众传播比较紧密,又以游戏这样一种人类普遍的心理诉求作为理论基础,确实创造了一套独特的传播心理学理论学说。

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一二十年间,欧美学术界有关传播心理学的探索体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其一,有关传播心理学的研究主要在心理学领域发生,新闻传播学界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传播心理学有可能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60年代以后,包括60年代以前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新闻传播学界没有出版过一本传播心理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其二,此间心理学界关于传播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传播的基础领域,研究的问题也主要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语言传播、演说传播、信息传播,甚至包括文学批评传播、教育传播、科学传播等领域,相反,此间传播心理学研究却很少涉及新闻传播领域;其三,心理学界关于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其实是以信息传播中的心理学问题为逻辑起点,这表明60年代前后欧美心理学界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无处不在、影响深远的信息时代已经到来,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与信息传播相关的心理学问题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

二、20世纪80年代媒介心理学研究的兴起以及媒介心理学会的成立

其实,在美国学术界占据传播心理学制高点的始终是心理学专家,1985年媒介心理学学会(AMP,Association of Media Psychology)的正式成立应该是西方传播心理学发展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学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82年,当时美国一批精神健康专家聚集在一起,发起成立了该学会,Jacqueline Bouhoutsos是这一组织的创始人。1982年3月,媒介心理学学会在美国圣迭戈召开了首届学术会议,随后又分别于1983年秋、1984年在旧金山和洛杉矶召开了两次学术会议。

1985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美国心理学年会上,媒介心理学学会的组织成员要求大会讨论正式成立一个媒介心理学会组织,经过民主投票,大会正式通过媒介心理学学会为美国心理学会的第46个分支机构,Jacqueline Bouhoutsos成为第一任主席。[5]

媒介心理学学会定期出版学术简报《扩音器》(The Amplifer),每年两期,主要刊发本会会员的原创稿件。从2001年至今,已经出版27期。同时,这个学会目前已经出版了两本具有学科开拓性质的论文集,即《心理学和媒介的发展前景》(Perspective on Psychology and the Media,Published b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1997)和《再看心理学和媒介》(Psychology and the Media:A Second Look,PublishedbyAmericanPsychologicalAssociation,1999)。

媒介心理学学会从属于美国心理学会这一事实明确无误地表明它们努力的目标是要建立从属于心理学范畴的媒介心理学或传播心理学。事实上,在美国最早从事媒介心理学研究的许多专家都是因为职业需要而与现代媒介发生了密切联系,他们或者是作为嘉宾、观众参加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或者是作为专家在报刊上开辟心理学专栏,从而认识到心理学知识对于大众的重要性,认识到媒介在传播心理学知识方面的优势和力量,认识到心理学家对于现代传媒和大众的重要性。这些以职业心理学家身份和职业知识背景介入到传媒领域的心理学家被称为媒介心理学家,许多心理学家因为与传媒发生了密切的职业关系,又从传媒与心理学或者从传媒与心理学家的关系这一角度去研究所谓的媒介心理,这样的研究被称作媒介心理学研究。

《心理学和媒介的发展前景》一书中收录了《媒介心理学的先驱》一文,详细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那些活跃于现代媒介中的心理学家的职业经历,这些先驱包括Joyce Brothers、Sonya Friedman、Pat and Barry Bricklin、Toni Grant、Joy Browne、Lawrence Balter等人。

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教师,出于有效普及心理学知识的宏愿,Joyce Brothers从1959年开始先后在美国大都会教育电视台(Metropolitan Education Television)、NBC以及ABC电视台创办心理节目,她因此成为所谓的传播心理学专家的先驱。在《媒介心理学的先驱》这篇文章中,Joyce Brothers回忆说:“当我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人们确实如饥似渴地需要得到帮助,人们迫切需要心理学家帮助他们诊断日常生活中的心理问题。”她总结说:“我不知道这项生意的灵魂是什么,我只是在大家都还不知道的时候步入了这个领域,然后请求它们(电视台)为我提供节目平台,我是第一个进入这个领域的人。现在这项事业非常成功,在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很多媒介心理学家。”[6]

跟Joyce Brothers一样,Sonya Friedman也是一位自己主动介入到媒介领域的心理学专家,当他从Wayne State University(美国韦恩州立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他注意到一家名字为《古怪》的报纸居然没有心理学栏目,他自告奋勇给那家报纸的主编打电话,要求为报纸提供服务。他最终得到机会为那家报纸写了数年心理评论,其获得的报酬从最初10美分接一次电话,到后来10美分写一篇心理评论。他后来得到机会为《底特律自由报》(Detroit Free Press)的一个评论周刊撰写了差不多10年的文章,其获得的报酬价格上升为每篇评论100美元。在他作为职业媒介心理学家的一生中,他还受雇于ABC、CNN等广播电视媒体。因此,Sonya Friedman自豪地宣称:“纵观我作为媒介心理学家的历史,我和Toni Grant以及Joy Browne属于第一批从事广播服务的心理学家,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任何人在我们之前曾经被雇用从事国内新闻广播报道。”[7]

Pat and Barry Bricklin是一对心理学家夫妻,他们从1965年开始受邀担任CBS一档心理节目的嘉宾,当时很少有心理学家参与到媒介中。他们决定冒一次险,他们为这档广播栏目工作了5年,后来为另外一档电视栏目工作,一直到80年代。作为为媒介工作了一辈子的心理学家,他们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应该自问一些重要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我们的职业责任。首先,作为心理学家是否应该介入到媒介领域,尤其是介入到那些有受众参与的节目中?其次,心理学家肩负职业责任和职业伦理参与到这类节目中能否促进心理学本身的发展?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8]

另外一位心理学家Toni Grant参与媒介活动的经历与前面几位有所不同,1972年Toni Grant主动写信给一家地方电台的主管,请求开办一个心理栏目,主管对这样一个栏目的前景并不乐观,不过最后还是同意将午夜12点到凌晨5点的时段拿出来交给Toni Grant,开办了一个名为Dr.Toni Grant的栏目。事实证明,这个栏目运行得非常成功,一年之内该栏目的播出时间就调整到黄金时段。由于收视率迅速提高,全美国数百家电台开始订购该节目,1981年该节目进入全国辛迪加系统,取得巨大成功。

Joy Browne作为媒介心理学家的职业生涯始于1978年,当时位于波士顿的一家媒介机构WITS的销售总经理打电话给Joy Browne,邀请他作为嘉宾参与到一个谈话节目中,Joy Browne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但是当他发现作为一个栏目的主要嘉宾可以很快拥有300万到500万听众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心理学家参与到媒介中的重要性。他在WITS服务了3年后又先后在KGO、ABC、WOR等著名媒体工作。他认为:“一般的新闻使人感到痛苦,而我所做的,从理论上说,让人感到快乐。”[9]

作为纽约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Lawrence Balter几乎参与到美国所有重要的广播电视媒体扮演媒介心理学家的角色,如:为CBS的一个教育电视栏目Sunrise Semester工作;为NBCTV-owned的一个电视栏目Children and All That Jazz工作,并因此获得美国心理学学会颁发的媒介奖;为纽约的一家商业电台WABC Talk radio工作;为ABC Talk radio network工作;80年代中期受雇于CB-STV一档早间新闻栏目;1987年受雇于位于纽约的WABC TV等。Lawrence Balter认为:“心理学家参与到媒介中有许多益处,首先,这可以为公众提供有效和准确的心理学知识,它可以使公众了解心理学家的工作。”[10]

事实上,在美国,所谓的媒介心理学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职业群体,目前在美国媒介领域数以万计的具有心理学家背景的人正在专门从事媒介心理学工作。美国心理学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已经建立三个涉及传播和公共关系的永久部门———公共信息委员会(Public Information Committee,PIC)、公共传播办公室(Public Communication Office)和公共关系实践主管办公室(PublicRelationsOfficeofthePracticeDirectorate)。美国心理学学会还建立了媒介推荐服务数据库(Media Referral Service),通过这个数据库核准并向媒介推荐具备资格接受采访、愿意为媒介提供服务的心理学家名单。这个数据库储存了1500名有兴趣参与媒介实践的美国心理学学会会员专家的资料,每年有5000到6000名会员专家通过该数据库推荐接受媒介采访并参与到媒介实践中。[11]

在大众传媒研究者看来,传播心理学或者媒介心理学的重心似乎应该以大众传媒本身为主体,但是在美国心理学与传播学、心理学与媒介相会的半个世纪中,所谓传播心理学或者媒介心理学研究的主体似乎一直在心理学界,而研究的目的多半也是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以及心理学家的职业拓展服务。尤其是所谓的媒介心理学的引领者几乎全部是活跃于媒介领域的心理学家,他们参与媒介的主要目的无非是要借此传播心理学知识,谋求作为心理学家个人和群体的职业发展,所谓传播心理学或者媒介心理学在美国的产生缘由和发展结局多少让人感到意外。

媒介心理学学会在其2005年修订的章程中清楚地表明它们的学术努力方向,章程的第二节“宗旨和目标”专门约定了媒介心理学学会的目标,内容如下:

本分会的宗旨和目标是增进心理学家在传统媒介和新兴信息传播技术中研究、应用、培训、教学以及实践的角色地位。传统媒介包括广播、电视、电影、视频以及印刷媒介。新兴信息传播技术包括互联网、远程诊断(telehealth)、远程学习、虚拟现实、人机界面的新发展和应用(包括机器人技术和各种形式的脑信号传播以及其他先进技术)。本分会的具体目标如下:

1. 鼓励有关媒介心理、有关新技术与心理学和心理学家互动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表1:《心理学和媒介的发展前景》简要分析

2. 支持有关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传播效果的研究,支持有关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传播心理学知识方面的效果研究。

3. 扶持心理学家和分会会员学习使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以便向大众传播心理学知识,以此帮助那些寻求改善生活质量、情感质量和有关环境质量的人们。

4. 培训心理学家更加有效地使用各种形式的媒介,以向大众传播科学和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向大众介绍新技术对人类行为以及交往互动方式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5. 在媒介培训活动、媒介推荐服务以及公共教育工程等领域与美国心理学学会展开合作。

6. 收集和传播有关远程诊断、纳米技术、智能机器人以及其他与媒介心理相关的新技术、新议题的信息。

7. 鼓励在从事媒介研究,利用媒介向公众传播心理学知识,提供心理学服务的同时,严守美国心理学学会规定的伦理标准和行为准则。[12]

美国媒介心理学关于学会宗旨和目标的描述可以从职业互动、职业培训、传播知识、提供服务几个方面来概括。所谓职业互动是指心理学家如何参与到媒介实践中去,如何与媒介形成互动,研究在这种参与、接触和互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是媒介心理学学会所有组织活动的逻辑起点;所谓职业培训是指为心理学家提供有效参与到媒介实践中的各种必备技能,要解决的是参与能力和参与手段的问题;所谓传播知识是指心理学家参与媒介所借助的优势工具,即自己所掌握的专业心理学知识;所谓提供服务是指媒介职业心理学家参与到媒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受众和公众提供服务,以改善公众生活。由此可见,在美国无论是心理学家参与到媒介实践中,还是这些心理学家发起组织媒介心理学学会,他们根本的兴趣并非在于要建立一个以新闻传播学为母体的独立学科,甚至也不在于建立一个以心理学为母体的独立学科,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如何利用媒介,通过传播心理学知识为公众提供服务。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心理学家开设自己的私人诊所并无什么区别,区别在于私人诊所心理服务发生在自己的诊所内,服务对象局限于有限的人群,而媒介心理服务发生在媒介机构,服务对象是数以十万计甚至数百万计的受众。从根本上说,美国的媒介心理组织活动不过是心理学的应用活动。

表2:《再看心理学和媒介》简要分析

表3:《媒介心理学》1999年第1期简要分析[13]

但是,既然在美国有这么多心理学家参与到媒介中,既然媒介心理学已经被公认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那么围绕媒介心理的研究绝不会长久局限于心理学家如何更好地与媒介互动,更好地传播心理学知识,为公众服务之类的话题。职业心理学家必然会以自己的知识优势去拓展媒介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这正是媒介心理学学会成立以来人们看到的新变化。

三、《心理学和媒介的发展前景》《再看心理学和媒介》以及《媒介心理学》期刊内容分析

从《心理学和媒介的发展前景》和《再看心理学和媒介》两本书收录的文章可以看出,美国媒介心理学关注的领域其实远非诸如职业互动、职业培训、职业服务之类的实际应用领域,他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向正统传播学研究的经典领域扩张。以下是对这两本重要论文集的一个简要分析。

《心理学和媒介的发展前景》共收录有9篇文章,包括一篇后记,分研究、实践和后记三部分。

从表1可以看出,文章作者身份7人为大学教师,5人为私人心理诊所专家,考虑到作者合作论文因素,二者实际上各占一半。该书论题偏向传播学经典研究领域的论文4篇,偏向心理学家媒介参与实践研究的论文4篇,涉及媒介心理学学科建设探讨的论文1篇。从论文的母体学科偏向来看,偏向传播学母体学科的论文4篇,偏向心理学母体学科的论文5篇。

《再看心理学和媒介》共收录8篇文章,包括通过互动塑造媒介形象、印刷媒介、广播和电视以及不同群体的媒介形象几个部分。

表4:《媒介心理学》2010年第4期简要分析[14]

从表2可以看出,文章作者身份5人为大学教师,6人为私人心理诊所专家。该书论题偏向传播学研究领域的论文4篇,偏向心理学家媒介参与实践研究的论文4篇。从论文的母体学科偏向来看,偏向传播学母体学科的论文4篇,偏向心理学母体学科的论文4篇。

综上所述,作为媒介心理学学会的两本重要论文集,从作者身份、论文涉及领域以及母体学科偏向三个重要指标来看,两本书的研究内容并没有局限于学会章程所规定的目标之内,而是更多地体现出融合心理学和传播学学科知识,建设传播心理学学科体系这样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传播心理学专业学术刊物,《媒介心理学》自创刊以来,已经表现出心理学与传播学相互融合的强烈趋势。《媒介心理学》创刊于1999年,该杂志每年4期,截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经出版14卷共44期,是欧美规模最大的媒介心理学方面的学术期刊。为了研究《媒介心理学》发表的论文所体现出来的学科特点以及与传播心理学理论建设之间的关系,下面选取该杂志1999年第1期(创刊号)以及2010年第4期的部分内容进行综合分析,8篇论文取自《媒介心理学》数据库。《媒介心理学》每期抽取4篇论文刊发在自己的数据库中,因此下面8篇论文样本应该符合随机原则。

《媒介心理学》杂志内容分析(见表3、表4):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8篇论文总共29名作者,身份全部为大学教师。8篇论文中论题偏向传播学研究领域的6篇,偏向传统心理学研究领域的2篇,未见有关媒介从业经历介绍以及媒介经验探讨类型的论文。从论文的母体学科偏向来看,偏向传播学母体学科的论文6篇,偏向心理学母体学科的论文2篇。

从上面获得的数据看,《媒介心理学》是一个主要汇集学术界同仁进行传播心理研究的专业期刊,它从创刊起就没有把自己设定在心理学家与媒介关系这个角度去探讨媒介心理和传播心理问题,《媒介心理学》探讨的问题基本上集中在传播效果方面,这也是当代欧美传播学界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

四、余论:当代欧美学术研究心理学化的趋势

事实上,在美国从事媒介心理学研究的职业队伍越来越庞大,力量也越来越雄厚。最近十几年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大量出现与媒介心理学或者传播心理学相关的重要学术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除了上面提到的《媒介心理学》(Media Psychology),还有《美国媒介心理学》(American Journal of Media Psychology)、《媒介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Media Psychology,JMP)以及《媒介心理学评论》(Media Psychology Review)等。

美国媒介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偏离媒介心理学学会所定义的狭隘概念,趋向于以传播学为母体学科的真正跨学科建设的思路。媒介心理学之类的组织虽然主观上无意将媒介心理学发展成为传播学的一个研究分支,但是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传播心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形成。

事实上,当代欧美学术研究心理学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政治心理学为例,就在当代美国传播心理学和媒介心理学快速发展的时候,美国和欧洲政治心理学的发展也格外引人注目,政治心理学与目前正在兴起的传播心理学存在许多共同的研究领域,它们的共同兴起实际上正是欧美学术心理学化的又一反映。1978年,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ISPP,http://ispp.org)的成立标志着政治心理学被西方政治学界所普遍认同。

一切社会事实都是心理事实,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人类心理水平加以解释,这并非美国社会学前辈的专断,这一理论言说很可能就是对人类和社会发展的真实描绘。就本质而言,人无非是具有情感、认知、意志、判断以及高级行为的社会动物,无论人类以何种方式、出于什么目的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其实都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从人类心理的角度去解释人类行为,这或许就是一种终极解释。

社会生活永远不会按照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所界定的学科分类逻辑去发生和演变,社会生活永远遵循自己的逻辑展开,当人类试图描绘和解释异常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时候,心理学的参与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以心理学为母体学科或者以心理学为辅助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必然会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

摘要：美国传播学研究中一直贯穿着明显的社会心理学传统。一方面是在美国传播学萌芽和发展的百余年间,美国大量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家参与了传播学研究的建设历程;另一方面是,美国传播学研究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借鉴和吸收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和研究方法。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传播学研究已经开始努力将传播学与心理学融合为一门新型学科,80年代后,随着美国媒介心理学学会的成立,经过众多传播学学者以及社会学学者和社会心理学学者的共同努力,一门新型学科——传播心理学已经形成。事实上,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学术研究心理学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趋势。

历史理学形成发展 篇5

平山中学

物理

王亚敏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历程和自己的宝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和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以及党的历史使命和党的建设的实际，继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和基于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创立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1、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为“三个代表”思想形成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思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实践，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震惊了世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不幸。这一事件使中国共产党人从中总结出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健康顺利的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正是冷静观察，深入思考苏联东欧问题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至今，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累了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党的奋斗历程与宝贵经验，为“三个代表”的思想提供了科学而充足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而“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结晶，是党的历史经验在新的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2、新世纪国际政治局势的新变化及面临的严峻挑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事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三个代表”思想形成提供了现实需要。

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有待解决。党的领导正面对着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与新的挑战。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改变，走向多极化。但是由于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世界政治斗争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既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也使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

从国内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随着社会土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建立和加入WTO，深层次的改革还任重道远；由于社会变革和人们思想观念更新，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的新的矛盾层出不穷。从党的建设看，近年来围绕着全面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解决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解决许多突出问题还有大量的工作要作。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建设的客观现实，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事业，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回答的许多重大的问题，呼唤着指导实践的伟大的理论，这就为“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社会需要。

3、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三个代表”思想形成提供了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优秀品格提出了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它对“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启示。毛泽东思想，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它为“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认识的基本观点。邓小平理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为“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而现实的理论依据。

4、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具有的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巨大理论勇气,是“三个代表”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锲而不舍的不懈探索，特别是对执政党理论的探索,终于初步形成了“三个代表”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刻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及艰巨性、复杂性，将党的建设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党的十五大又为“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江泽民提出并不断深化“三个代表”的思想，“三个代表”的思想体系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就表明“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历史理学形成发展 篇6

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讲过这样一句: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一朝一夕突发奇想的理论智慧,探讨它的形成发展,我们应该追根溯源到这一理论体系产生的历史源头。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更具体的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使社会主义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炮响也给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因运而生。90多年的接力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在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实现了从理论盲从到理论清醒,从清醒到自觉再到自信的三次历史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伴随着这三次转变破茧而出,逐步形成发展起来。

一、从理论盲从到理论清醒的转变过程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受党内教条主义的危害,中国革命总体处于低潮,中国革命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考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旧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相结合。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不可能像西方欧洲国家通过议会合法斗争的形式取得革命的胜利,也不可能像苏联革命那样采用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从对马列教条、共产国际的盲从中清醒过来,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它的具体应用一定要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从理论清醒到理论自觉的转变过程

1938年10月在陕西延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任务。在中国的社会革命时期,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革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陕西延安的杨家岭召开,大会确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又结合本国国情有所创新,较好地解决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央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制度,由此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对苏联暴露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要引以为戒,要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与非党的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现在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要用民主方法解决大量存在的非对抗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毛泽东进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繁荣,还主张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三、从理论自觉到理论自信的转变过程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政治思想领域,这次全会集中解决了六个重大问题:(1)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得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求全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2)确定了马克思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3)确定了党的正确组织路线。相应调整了中央的组织机构,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4)恢复了党的民族传统和优良作风;(5)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6)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基本方向。给地方和工商企业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克服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重新确定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集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的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重新步入正轨。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要命题和基本理论。

1987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三大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十三大文件第一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十二个要点,指出这一理论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轨道。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推动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了判断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三个有利于”标准。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召开,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全面、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这次大会的重大理论贡献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明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且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世界历史进入到21新世纪之际,国际国内都出现了新形势,面临着新任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世界范围内民主化浪潮涌动,一批长期执政的政党丧失执政地位。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在珠江三角洲考察期间正式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把它定位为党的指导思想。

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刻阐述,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确立了把科学发展观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随着新党章明确了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八大报告中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命题的思想内涵作出了更为确定具体的概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定位为行动指南,与作为实现途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根本保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积累了重要的经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建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也凝集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上,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走自己的路,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0.

[2]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3]秦刚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历史理学形成发展 篇7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张立文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等,能够对宋代理学的思想内涵及其渊源有清晰论述,但是仍然摆脱不了马列主义和西方哲学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的理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相当影响的论著,标志着大陆宋明理学的研究已经树立了较为成熟的学术典范,为将来更为深入与全面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近几年来,理学研究的角度思路开拓,但关于政治斗争与宋代理学相联系的研究成果较少,笔者涉及也不足。沈松勤的《南宋文人与党争》论述了南宋党争对文人的影响,其中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南宋学术斗争,对本文的写作有着许多启示。

二、程朱理学创立阶段:政治环境和政治际遇对道学创立的影响

宋初以来,学术上基本继承唐末三教并行的状况,太祖、太宗、真宗虽然对三教各有所偏,但都是宽容对待,三教相互影响尤其是儒学糅合佛道的态势因而得到延续。仁宗时期更加注重以儒治国,信任忠厚正直的大儒执政,并且抑制朋党专政,能够令士大夫各抒己见,防止一家独大、学术不兴的局面。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施行仁政,朝廷大多是忠君仁德君子当道,朝中的奸佞小人还不足以改变大体宽厚仁德的政治局面,尤其是庆历前后,晏殊、欧阳修、文彦博、范仲淹等名臣当政,这些大臣大多本来为儒家学者,为在其位能够励精图治而在学术上辨经疑古,从儒家经典中发挥自己的见解,研究现实的治国之道,他们的见解虽然不尽相同,都能够聚集在朝廷各尽其用。

(一)政弊显现,宋儒分化,学派林立。

宋初以来文人治国,士大夫自然需要从儒学中找寻治国治世的指导思想,更改创新后的儒学将迎来“大展拳脚”的复兴机遇。然而到北宋中叶,“冗官冗费”的政治体制导致的“国弱民贫”的弊端逐渐显现,之前三教并行的学术思想已经不合时宜,更为合理、实用的政治指导思想需要被士大夫探索出来。仁宗时期,疑古之风更盛,儒学士大夫普遍摒弃之前重视经典本身,章句训诂的学术,认为佛道之学难以用之于解决实际政治问题,注重经世致用,穷其义理,发挥自身不同的见解。如欧阳修主张传承韩愈复兴儒学本义,疑《周易》而作的《易传》;刘敞著作的《七经小传》:周敦颐研究《易》而得《易通》、《太极图说》,主张心性义理之学,建立哲学化的道学基本架构。

(二)周敦颐的政治际遇与道学创立。

《宋史·列传·道学》开篇便讲到:“三代盛世,天子以是道为政教”,“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因而制礼乐典章,定《诗经》,修《春秋》,赞《易象》,以传五帝三代之圣学,然而“孟子没而无传”,直到千年之后的宋中叶,周敦颐“乃得圣贤不传之学”。元代史学家和后世学者包括朱熹等理学家都将周敦颐奉为道学开山祖师,这是无可非议的。前文提到周敦颐所处的政治环境,为道学的产生促兴提供了有利条件,那么周敦颐个人的政治际遇对其传承”不传之学”,开创强调心性义理,穷极伦理本体的道统理学有着怎样的影响?周敦颐开创道学的渊源来自于援佛、道入儒,将佛道具有辩证法性质的学说渗透到儒家道德伦理和人性论之中,将具体的社会学说上升为具有本体论高度的抽象哲学,初步建立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

三、神宗至钦宗阶段,政治斗争中处于下风的道学

(一)变法与反变法之争影响下的道学。

神宗朝熙丰变法之前,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道学士大夫主导的反变法派的论争已然展开,不论两派的各自的利益出发点,神宗以当时积贫积弱的局面为出发,必然是支持变法,尤其王安石的“三不足”给予神宗很大的信心,但这却带来道学士大夫更为激烈的反对和远离,因为王安石的“三不足”和具体的措施更是让理学士大夫认为其“功利”之心,令主张遵循“天理”反对“欲”的理学何以立足。

变法前夕即熙宁初年,支持理学的在朝士大夫吕公著推荐理学名士二程、张载、张戬等人,他们都是反对变法的,因而在朝时间均不长。熙宁前后出现的理学大家,充分证明周敦颐之后理学得到传承与弘扬,在吕公著的推荐之下,理学更是成为当时具有影响力的学派,变法前王安石还未得宰相之位,理学派大有与王安石争夺占据中央朝廷的态势。但是,变法与否的最终决策权在皇帝神宗,王安石的新学派和理学派无非在于谁适应神宗的决策。从这一角度看,道学并不落于新学。

道学士大夫也曾为反对而反对,这既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此时的理学理论尚未完全成熟的反映。当然道学遭到抑制,这些士大夫不可能将矛头引向帝王,只能是加剧对当政之臣和新学的斥责,甚至批判王安石的为人,这实际是学派不断分化、斗争的开启,包括后来理学的分化、外延,不能不说政治斗争是其中重要因素。

(二)元祐更化和绍圣绍述,党争不断,道学因利受害。

元祐年间,历来反对熙丰新法的高太后垂帘听政,召回大量因反对变法而被罢黜的保守派,这些保守派虽然对于新法无一不持否定态度,甚至恨之入骨,新法被全部废除,旧朝支持新法的士大夫遭到了排挤。绍圣后,哲宗亲政,对于以司马光为首保守派不理性的完全废除新法不满,而且得政的保守派士大夫私结朋党对其亲政造成阻碍,便绍述神宗复熙丰新政,再进用新法派罢黜包括道学士大夫在内的元祐党,道学再次在政治斗争中沉沦,以致后来更为严重的禁锢直至北宋末。可以说道学士大夫是因反对熙丰新法得到了司马光的信任和启用,道学得以在朝廷争夺政治地位和扩大影响力的机会,又因司马光过激的执政和陷入党争而招致退出朝廷的后果,可见在道学影响力不足的政治斗争中,或受利或受损,不能说与自身学术、政见完全无关,但却不是自身可以左右的。

(三)崇宁党禁对道学的影响。

徽宗崇宁年间,罢黜元祐党人,重用奸臣蔡京、童贯等奸臣,蔡京以“复哲宗绍述之政,兴安石新法”的旗号排除政治异己,朝廷“君子退而小人进”,推崇变法派士大夫和新学而抑保守派和元祐学术,令建中靖国年间刚刚缓解的党争和党禁在崇宁年间变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反对蔡京的士大夫成为元祐禁党,以程颐、程氏门人为首的道学士人及其道学遭到极为严重的禁锢。元祐“旧党”被罢黜之后,就连他们的子弟、学生都不能够到京城去且官僚不能与他们结交,期间还曾下诏元祐学术不能用于政事,只要不是提倡的新学书籍一律不能用。对于道学派士大夫,直接诏令“追毁程颐出身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不但追贬道学宗师程颐的官衔,他的著述也遭到了严格控制,可见此时道学传学也步履维艰,以致后来南渡之后,杨时已是程系理学在朝廷的仅存硕果。

四、高宗阶段,程系理学由尊到罢

(一)绍兴更化,全面尊崇伊川门人,程系理学昌兴。

建炎初,士大夫无不怨恨蔡京祸乱朝纲,附带对王安石新政没有什么好感,“崇宁以来,禁锢元祐学术,高宗渡江,始召杨时置从班,召胡安国居给舍,范冲、朱震俱在讲席,荐焞甚力。”高宗在刚刚建立南宋政权之时,自然要获得朝野士人的拥护,因此要推崇元祐学术尤其是洛学以笼络士大夫。自建炎开始,高宗便召道学,谯定、杨时、尹燉、胡安国等先后等到召用,绍兴年间实行全面更化,为元祐党人平反,“(建炎四年秋)丁已,申命元祐党人子孙于州郡自陈,尽还当得恩数”。任用元祐党人的后学、子孙,褒录元祐党籍,恢复元祐政术;废黜安石新学,尤其从程系理学士人中选用。绍兴年间,秦桧、张浚、赵鼎先后任相,他们无一不选拔重用伊川门人,推崇洛学。

(二)主战主和之争,程系理学士大夫失势。

绍兴八年至绍兴十一年间的绍兴和议,是高宗朝政治的重要转折,政治斗争发生变化,也是程系理学在朝廷地位的转折点。众所周知,高宗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历来主和,在主战主和之争激化的绍兴中期重用同样主和的秦桧,坚决主战的理学士大夫与以高宗、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从绍兴十四年到二十五年间,赵鼎、李光、王庶、张浚、胡铨等大臣不依附秦桧党,遭到诬陷以致迫害,如绍兴二十五年时,“凡一时贤士五十三人,桧所恶者,皆与狱”。吕中说:“断得秦桧之毒,尤甚于安石、章、蔡诸人。”

五、程朱理学的崛起

淳熙后期,王淮、郑丙等当政中央,常常弹劾污蔑朱熹和道学,皇帝都没有完全认同,后来王淮罢相,朱熹得到入朝进奏的机会,有人告诫朱熹不要对皇帝言及“正心诚意”的道学理论,但是事实证明朱熹关于“天理”和“人欲”,告诫孝宗正仁德之心的见解是得到认同的,孝宗对朱熹说:“不复以州县为烦也。”朱熹从州县职官到位列朝廷要职,朱熹及道学理论将在朝廷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必然引起异派势力的攻击,不免与他们进行政治斗争。孝宗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因学术讨论见解不一而遭到兵部侍郎林栗的弹劾。林栗污蔑朱熹本无真才实学,剽窃张载、程颐的学说还称之为所谓的“道学”,自恃清高,违背圣意不肯供职实属伪诈。林栗从学问到品德对朱熹都大肆否定。但孝宗认为这是有失公允,言过其实,尤其在重要朝臣周必大、薛叔似、叶适等人的辩解之下,朱熹得到了信任,林栗遭到贬谪。后来朱熹给孝宗的密疏,大论天下根本在于皇帝正心,当务之急在于辅太子、任良臣、振朝纲、易风俗、惜民力、整军政六要点,得到孝宗的重视和大为赞赏:“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可见孝宗本来崇尚程朱理学,只是不喜清议,不会将道学打入“死牢”。尽管周必大、留正对道学态度反复无常,但庆幸的是他们在相位期间大都拉拢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士大夫作为自己的政治势力“羽翼”,所以程朱理学不至于受到严重的抑制和创伤,为其在光宗后期的势力崛起做好了准备。

六、理学的劫后重生

“嘉泰初,学禁稍弛”,士大夫多认为党禁太过,而且打击面太广招来了士大夫对其政治主张的反对,因此党禁得以缓和,以朱熹为首的一些理学士大夫恢复了官衔和名誉,“嘉泰二年,追复朱熹焕章阁待制致仕”。开禧二年,韩侂胄专权,治理朝廷军政大事,“小人擅朝,欲为专宠固位之计,往往至于用兵”,之后韩侂胄准备不足的“开禧北伐”和史弥远的拜相更是使理学恢复了“元气”。宁宗本来不满足于屈居江南的现状而主战,韩侂胄因党禁招至反对需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加上他认为金国正处于虚弱状态,因而在军事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匆北伐,结果未能取胜还在政敌史弥远的主导下被杀,同时,对于道学的党禁也走到末尾。庆元党禁更大程度上是争权的政治斗争,以打击道学派官僚为主要目的,是因为道学派官僚对于韩党干政的强烈阻拦和反对而并不主要由于学术分歧,后来非道学派官僚也因与韩党政见不合而备受打击,致使儒林浩劫。由于在经历几朝的政治斗争,位居州县的道学派士大夫培养了众多的在野士人,朱氏门人继而入仕,承办教学,道学较其他学派在这场浩劫后凭借更有广阔的基础,自宁宗后期迅速走向复兴。

七、结语

综上所述,朝廷政治斗争和学术之争,其实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但是封建专制下的政治永远是比学术更有力量的,宋代的朝廷政治斗争和学术斗争之间,虽然也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但开端是提倡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没有经过类似之后的政治斗争首先占据了朝廷中枢,之后理学派士大夫与新学派士大夫谁在政治斗争中获得皇帝信任谁就取得朝廷政治的权力,谁的学说就成为朝廷政治的指导思想成为官学,可见,朝廷政治斗争左右着程朱理学的发展轨迹和方向。政治斗争处于下风阶段,程朱理学在地方传播学术,得势时则通过政治优势扩大影响力,这只是不同的发展方向,当然在受到严禁打击的时候,对于程朱理学发展是极大的阻碍。政治斗争激烈到党禁,是专制势力为谋取政治利益而采取的,更多出于私心,对学术也是极大的不利。可见,一定程度上,政治斗争的过程是学术争鸣的体现也会促进学术、思想的繁荣,而政治斗争的结果———朋党专制则会扼杀学术的发展,导致思想的保守和禁锢。

每一项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都如程朱理学一样,深深植根于其产生发展所在的时代,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密不可分,是一段历史时期内经济、政治、文化的凝练成果。站在历史的、客观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否定一项传统学术思想在形成之后带来的消极影响和作用,可以否定它对于当今时代的消极作用,甚至可以否定它的内涵本身,但我们无法否定它的发展历史以及它所处的时代,因为我们曾经从那里走来。

参考文献

[1](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3]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游彪.宋史十五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6]许忠.论宋明理学的形成及其历史必然性[J].齐鲁学刊,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