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精选七篇）

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篇1

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深深根植于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因此, 各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诸多差异。由于起步较晚, 目前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总体发展水平较低, 规模普遍较小且运作不规范, 其制度效应远未充分发挥。相对于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短暂的发展历史, 日本的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 形成了系统而成熟的发展模式, 很多的做法已被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所验证。与此同时, 日本渔业领域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小规模分散经营与我国的渔业基本经营制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 将日本和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征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明确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短板, 找准发展方向, 促进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快速地发展。

一、日本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概述

日本的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指创建于1901年的日本渔业协同组合, 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 是日本渔民利益的强有力代表。日本渔业协同组合的组织化程度非常高, 形成了一个包括地方性组织和全国性组织在内的庞大而完整的组织体系, 几乎覆盖日本所有渔区。

创建初期, 日本渔业协同组合主要有两大职能:一是管理日本沿岸渔场, 确立渔业生产秩序, 解决渔场纠纷, 稳定渔业生产, 保障中小渔业生产者在渔场中的平等地位和经济利益;二是消除渔业信贷中的不平等盘剥, 维护中小渔业生产者的正当权益和社会经济地位。[1]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日本渔业协同组合的职能更加丰富, 服务内容更加广泛, 不仅包括渔业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指导、教育培训、渔业信息、水产品加工、贮藏、销售、渔业信贷、保险等, 还提供生活服务和医疗卫生保健服务。

日本政府在渔业协同组合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仅向其提供各项援助以及优惠政策, 还赋予其部分行政管理职权。日本政府向渔民提供的各项援助和补贴, 包括沿岸渔场开发援助以及渔港区道路建设援助等都通过渔业协同组合进行发放。渔业协同组合还具有部分渔政管理职能, 拥有渔业管理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权, 如规定定置网的高度、长度、网目大小、作业区域和时间等。日本渔业协同组合还拥有近海经营小型定置网、地曳网、养殖贝类、海藻等的特定权利, 该组织成员因此具备优先生产经营权, 非组织成员的作业将受到严格限制。在这样的体制下, 渔民参与协同组合的积极性很高并且具有很强的自律性。[2]

二、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的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伴随着“单船股份合作为主体的捕捞业和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养殖业”这一渔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建立以及水产品市场的改革而产生, 至今已走过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十多年间,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历经了萌芽、徘徊、艰难探索等阶段, 直到21世纪初期才形成了较大的发展规模。2007年7月1日,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颁布实施, 明确了新型农 (渔) 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地位, 为其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农 (渔) 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得以建立并取得良好发展。

目前,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如下特征:

1.以养殖领域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主, 涉及捕捞的数量较少

行业分布的差异是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日本、韩国、挪威、澳大利亚等渔业发达国家的主要差异之一。我国是渔业大国, 更是养殖业大国,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渔业领域实现了捕捞为主向养殖为主的结构转变, 在之后的十多年中这一趋势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得以萌芽和发展的阶段。正是渔业产业结构和渔业政策方针的变化决定了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养殖业领域实现了更快发展。与之相比, 日本、韩国、挪威以及澳大利亚等渔业发达国家更加注重捕捞业在渔业产业结构中的地位, 捕捞为主的产业结构上百年来始终未发生改变, 这也决定了在众多渔业发达国家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更多分布于捕捞领域。

2.发展历史较短, 发展程度较低

与日本运行了百余年的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相比, 我国的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只有十几年的发展历程, 合作组织相关立法甚至只有短短5年的时间, 决定了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程度上的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①规模普遍较小, 成员人数在100人以下的合作组织数量众多;②覆盖面较窄, 截至2011年上半年,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入社农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2%, 这与日本、韩国等渔业发达国家90%以上的农户覆盖率相比差距明显;③发展不规范, 部分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管理混乱, 组织章程形同虚设, 成员权利义务不明确, 也有部分合作组织自成立至今未开展过任何业务, 合作组织沦为少数人套取税收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的工具。

3.组织功能单一, 影响力较小

通过联合增强市场竞争力、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是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立的初衷, 时至今日, 仍主要围绕这一初衷开展经营, 经济职能仍是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最主要也是唯一的功能。与之相比, 日本的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则在承担经济职能之外还承担了政府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 包括补贴的发放、某一海域渔业经营权的分配、渔业保险活动的开展、渔业社区的管理等。另外, 对日益衰退的渔业资源进行管理, 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也是日本以及韩国、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渔业发达国家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职能。组织能否承担并充分发挥相应的职能是决定组织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单一职能容易使其被渔业经营领域的其它组织形式所代替, 必将影响其发展规模和未来前景。

4.较高的政府介入程度、较低的政府授权与政策扶持不足并存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深受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 纵观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 每一次强有力的政策出台后都会有一批合作组织随之涌现。另外, 尽管“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政策指导原则被反复强调,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官办色彩仍比较重, 很多合作组织挂靠在渔业相关管理部门之下, 依赖其优惠政策而生存, 也有很多合作组织的领导人就是地方渔业管理部门的在职或退休干部。在较高程度的政府介入之下, 政府政策对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力度却十分欠缺, 仅税收优惠政策得到了普遍落实, 其它如奖励政策惠及的合作组织数量有限, 技术和信贷支持尚须进一步加强。另外, 与日本政府授予了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较为充分的微观管理职能形成鲜明对照, 我国重视行政管理而轻视民间组织作用的问题比较突出, 对于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授权不够, 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权限仅限于组织内部成员的经济行为, 作为中间组织的社会管理职能远未得到发挥。

5.实践形式多样, 运行效果亟待进一步验证

由于发展历史较短, 我国广大渔业经营者对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未形成足够清晰的认识, 广大渔区出现了形式多样的合作经济组织, 造成了中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三种现象, 即部分合作组织的发展完全脱离了国际合作社联盟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基本原则, 使得合作组织流于形式, 成为少数人获利的工具;部分合作组织虽严格遵守合作社原则, 运作效果却非常差;也有部分合作组织在基本遵守合作社原则的基础上, 某些环节灵活设计, 却收到了良好效果。面对形式多样的渔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实践, 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都给予了极大关注, 但对于什么样的合作组织形式更适合我国当前渔业发展形势却始终不能形成统一的认识,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仍将处于艰难的探索当中。

三、日本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借鉴

1.加强组织间的联合, 扩大组织规模

日本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首先是因为它拥有从中央到地方庞大而完善的组织架构, 从而使其在面对渔业领域的其它经营者以及执行部分政府授权职能时具有强有力的谈判能力。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在组织规模上寻求突破, 以此争取更有利的谈判结果和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实现组织规模突破的手段包括合作组织自身的扩张以及组织间的联合。组织自身的规模扩张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组织管理架构、成员认同以及渔区分布等因素的制约较强, 实施起来比较困难。相比之下, 组织间的联合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上述因素的制约, 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规模的扩张, 同时又不至于影响各合作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和积极性。近年来在我国部分渔区出现的合作社联合社即是组织间联合的产物, 对于实现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模扩张和争取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非常值得提倡和鼓励。

2.拓展组织职能, 增强社会影响力

作为组织内成员利益的代表, 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首先要承担起服务社员的基本职能, 在生产资料购买、技术指导、信息服务、产品销售、病害防治等环节充分发挥作用。另外, 在做好基本服务工作的同时, 也要充分发挥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优势, 积极寻求组织职能的拓展, 为解决渔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和难题发挥作用。

例如, 在渔民资金短缺且融资困难的问题上, 可以在渔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发展资金互助以及贷款担保服务, 降低渔民资金筹集成本, 提高资本供给水平。再如, 由于渔业领域的小规模分散经营以及产业自身所具有的高风险特征, 商业性渔业保险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监督成本过高、损失难以度量、道德风险高等问题, 因此商业性渔业保险在我国发展缓慢, 养殖险更是发展空白。针对这一问题, 可以依靠渔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渔业互助保险, 弥补渔业保险供给的不足。除此之外, 近年来, 结合国外“渔业共同管理”和“渔业社区管理”的概念, 我国渔业研究专家对渔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渔业管理职能进行了研究, 指出面对渔业资源的日趋衰退以及水域滩涂生产能力的不断下降, 政府自上而下的渔业管理效果不佳, 而将渔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社区”形式在我国实施渔业社区管理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3,4,5,6]

3.明确政府角色, 加大政府授权

政府的介入有助于节省渔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创建和运行成本, 对于推动渔民专业合作组织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应进一步加强政府对渔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政策扶持力度, 包括制定优秀合作组织奖励政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管理咨询和技术指导、加强行业技术推广、开展合作组织领导人培训等;另一方面, 要规范政府的介入方式, 杜绝政府一手包办和干涉合作组织内部事务, 让“民办、民管、民受益”真正落到实处。

借鉴日本授予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一定的政府行政职权的做法, 加大政府对渔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授权力度, 让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承担起部分的渔业管理权, 降低渔业相关政策的实施成本。例如, 将特定水域的捕捞权限以及资源管理权授予当地渔民专业合作组织, 由合作组织组织成员科学地开展捕捞活动, 避免无序和过度捕捞造成的资源枯竭。再如, 将渔业补贴的发放权授予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可以有效降低渔业补贴业务的实施成本。

摘要：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渔业领域重要的组织制度创新, 对于提高渔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维护组织成员利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与能够为成员提供完善的社会化服务并拥有庞大而完整的组织体系、多样化的组织职能以及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的日本渔业协同组合相比,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出发展程度低、发展不规范、规模和覆盖面小、功能单一以及较高的政府介入程度、较低的政府授权与政策扶持不足并存等特点, 制约着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借鉴日本渔业协同组合的成功做法, 应在加强组织联合, 扩大组织规模, 拓展组织职能, 规范政府介入, 强化政府扶持并不断加大政府授权等方面做出积极努力, 以此来促进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日本渔业协同组合,组织职能,政府授权

参考文献

[1]杨立敏, 潘克厚.渔民合作组织——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J].中国渔业经济, 2005, (01) .

[2]马林娜, 慕永通.渔业共同管理模式初探[J].中国渔业经济, 2004, (05) .

[3]唐建业, 黄硕琳.渔业社区管理在中国的实施探讨[J].海洋通报, 2006, (04) .

[4]高明, 高健.中国海洋渔业管理制度优化研究[J].太平洋学报, 2008, (02) .

[5]李晟, 朱颖颖, 杨正勇.渔业协会、渔村社区组织及其渔业资源管理功能[J].渔业经济研究, 2009, (03) .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 篇2

汪金敖 涂建明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由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在技术、信息、资金、购销、加工、贮运等环节开展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新时期我国农民群众顺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大创造，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创新。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和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必须大力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

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纵观世界农业的发展历程，通过组织、引导农民联合起来，共同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是各国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普遍做法。从英国创立世界第一个成功合作社----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至今，合作组织的发展已走过150多年的历程，现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几乎全部，美国、法国80%以上，德国70%以上农业生产者加入了各类农业合作社。美国1/3农产品、法国2/3谷物和猪肉、荷兰90%牛奶、丹麦90%左右猪肉和牛奶都是通过合作社销售的。我国合作制也有几十年的历史。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6年全国实行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由农民入股发展的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加之其他种种原因，人民公社化后，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渐演变成了农业集体化，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也逐步走上了“官办”道路，完全失去了合作属性。我们现在引导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新产物，与过去农业合作社有作根本区别，最重要的不同，是在办社原则上实行了“民办、民管、民受益”，强调专业性和经济性。这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我国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的雏形是农村专业户基础上产生的联合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专业合作社、联合体、服务中心等专业合作组织开始加快发展，并进入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的新阶段。到2004年底，全国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15万多个，会员2363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按照成员合作的紧密程度和运行机制区分，目前主要有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两种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家庭承包、独立生产的基础上，从事同类产品生产的农户自愿按照合作制原则组成的加工销售自有农产品的自助性经济组织。这类合作组织一般是实体性的，内部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比较规范、与农民利益联系紧密，形成劳动者约定共营的企业和社会利益共同体。农民专业协会，是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在农户经营基础上，实行资金、技术、生产、供销、加工等互助合作和服务的开放性、民间性经济合作组织。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有利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市场竞争力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长期保持稳定。但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顺应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利于这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实现劳力、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臵；进入合作组织的农民能够通过组织表达和实现他们的愿望，增强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从而提高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它既能加强政府在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的地位，又能作为一个重要手段更好地实施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将有力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民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有利于培育农业支柱产业，提升农业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 培育农业支柱产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根据当地资源条件和产业发展状况，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围绕主导产业共同从事产、加、销等经营活动，有利于克服分散农户无法对农产品生产环节进行全程质量监控的弊端，有利于逐步形成名特优农产品的优势产业带和优势区域布局，从而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促进当地优势产业的发展壮大和农业整体素质的提升。如湖南桃江县是个竹资源大县。1997年，该县创办竹业协会，该协会一手抓资源培育，一手抓产业开发，有效扩大了产业规模，提高了产业档次。全县竹资源面积由60万亩发展到现在的72万亩，增长20%；竹产业实现了由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由单一产品加工向多品种加工，由多品种加工向发展主导产品三次升级。2003年，该县竹产业产值达15.14亿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40%，竹业增加值达到9.08亿元，占全县GDP的35%。

（三）有利于构建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企业与农户的共同发展 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显然，仅仅依靠分散的农户是不可能真正建立与企业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其特有的民办性、合作性和专业性优势，将农民与龙头企业连接在一起，架起了生产、加工、销售的桥梁，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从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向前发展。永州祁阳县发展优质稻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过来由于企业和粮农没有一个适合的纽带和桥梁，该县的优质稻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农民由于受单户种植的局限，往往不知种什么，种了卖给谁，而企业由于收不到质高量足的优质稻，也难以做大做强，企业和农户都迫切需要一个中介组织将两者联系起来。针对这种情况，祁阳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依托天龙、银利来、神怡、湘妹等稻米加工龙头企业，先后组建了祁阳县优质稻推广种植协会、银利来优质稻米开发协会、神怡优质稻种植协会和湘妹优质糯米种植协会，通过这几个协会把企业和农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开拓优质稻米市场，打造优质稻米品牌。目前，协会共发展会员25.5万人，发展优质稻75万亩。由于有了充足的优质原粮，三大龙头企业都创出了一批优质稻米品牌。如天龙米业精深加工的“天龙”系列优质米被授予“全国质量信得过食品”、“放心米”、“湖南省名牌产品”等殊荣，还有多个品种的大米分别被国家权威部门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天龙米业跻身“全国大米加工十大企业”排名榜。2004年，会员农户共增收1.56亿元，户均增收531元，加工企业增效2200万元，实现了互惠互赢、共同发展。

（四）有利于完善农技服务推广体系，加快农业技术的引进和推广 农技服务推广体系，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力。由于目前基层农技服务体系功能的弱化，农技的引进推广正面临有效载体缺失的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对其成员及周边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将服务渗透到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环节，有效解决了农民普遍存在的信息难寻、门路难找、技术难学、产品难销等问题，成为现阶段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新生力量，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经营体制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现己承担着基层农技服务体系的部分职能，一个专业合作组织就是一个培训基地，就是一个乡土人才的聚集基地。衡阳祁东县牲猪养殖合作社为了让社员所养牲猪达到外贸出口的严格要求，仅2004年先后聘请各级专家16人来合作社进行科学养猪讲座，培训社员836人次，使合作社379名成员获得了国家出入境商品检验检疫证。2004年合作社带动农户出栏牲猪122万头，实现总产值1.2亿元，其中出口港澳活大猪1.6万头，实现利润240万元，全年全体社员养猪纯利润达2258万元，提高了广大社员的科学养猪水平。

（五）有利于畅通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机制的建立 农民持续增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显然，我国农村这种一家一户为单元的小规模生产经营方式，难以解决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实现有效对接的矛盾，分散的小农经营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改变了农村一家一户小生产的经营方式，有效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搭建了农民进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较好地改变了单家农户闯市场的弱势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产品的“买难、卖难”问题，并通过参与产后的加工、营销等经营活动，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条，使成员获得更多的农产品增值利润。如湖南湘潭县青竹村养猪协会成立以前，农户单家独户养猪，疫病难防，销路难寻，市场竞争力差，养猪效益不高。2002年5月，村支两委成立了养猪协会后，协会实行“八统一”服务（即统一引种、统一防疫、统一饲料供应、统一培训、统一贷款、统一生产标准、统一销售、统一结算），大大提高了该村养猪的市场竞争力和养猪效益。2001年，该村农民纯收入仅1930元，2003年达到3680元，增长90.7%。益阳市2004年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经营纯收入6.1亿元，会(社)员人均纯收入3796元，比全市平均水平高1485元。

二、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

（一）基本情况

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起步于90年代中后期，近几年呈加速发展态势。至2004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共有11647个，其中专业合作社5645个，专业协会6002个,有社（会）员167.19万个（户），占总农户数的12.2%，位居全国前列，并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合作形式由农民间的合作逐步向农民与龙头企业、科研机构等相互联合转变，形成了企业（科研机构）+专业合作组织+农户+基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合作内容由单项合作逐步向产加销全程合作转变，形成了产前、产中、产后的配套服务；合作机制由松散型逐步向紧密型转变，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合作区域由区内合作逐步向跨区合作转变，形成了跨行政区域的广泛联合。按组建主体划分，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农民合作创办型。大多数由农村能人或专业大户牵头创办。全省共有4461个，占总数的38.3%；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举办型。全省共有2051个，占总数的17.6%；三是企业带动型。主要通过农产品加工企业带动兴办。全省共有1142个，占总数的9.8%；四是技术服务部门领办型。全省共有3226个，占总数的27.7%。其中农技部门领办652个，占全省总数的5.6%；畜牧部门领办787个，占总数的6.8%；科协部门领办484个，占总数的4.1%；供销部门领办467个，占总数的4%；林业部门领办400个，占总数的3.4%；水产部门领办184个，占总数的1.6%；水利部门领办152个，占总数的1.3%；农机部门领办100个，占总数的0.9%。五是其它类型。共有767个,占总数的6.6%。按从事行业分，已涵盖种植、养殖、加工、旅游、劳务、运输、信息、技术、销售等多个领域。

（二）运作方式

1、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收取会费。如望城县奶牛养殖协会向会员收取每年每头奶牛100元的会费，协会负责奶牛引进、技术培训、劣质奶牛淘汰补助和无偿提供挤奶设备等。二是部门扶持。石门县柑桔协会挂靠县农业局柑桔办，办公场地和运转费用由柑桔办提供。临澧县供销社给其入股组建的县清水鸭养殖协会支持30万元作开办费。三是政府扶持。资兴市采取以奖代投的形式，给每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奖1000元作为开办费。四是由会员大户募捐。桃江县竹业协会每年的活动经费主要由几个企业老板捐献，会长莫运湘每年要拿出6000—7000元资助协会搞活动。

2、活动方式。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开展技术服务。以技术研究和技术推广为主。如临武县同益乡老寨村党支部书记刘圣文率先与本村26户农民成立了临武县第一家“农民科学技术学会”，通过举办培训的形式推广技术，目前全乡有400多人加入了协会，发展水果专业大户260户，1200多人由此走上了致富之路。二是开展综合服务。协会在产前、产中、产后对会员进行技术、资金、物资、销售等多方面的服务。三是开展实体经营。协会通过自我积累或集资入股，逐步发展成为经济实体。如安化县优质果品产销合作社，有核心会员260多户，2001年成立以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已拥有柑桔加工生产线三条，固定资产45万余元，安臵500余个劳动力就业，成为当地有实力、有影响的农产品产销龙头企业。

3、利益机制。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紧密程度可分为紧密型与松散型两种。紧密型利益机制，是专业合作社通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向社员返还盈利所得。祁东县生猪养殖合作社创办了两个经济实体，4年来，该社共返回社员红利650万元，股平3421元。松散型利益机制，大都是各类专业协会依靠向会员收取会费、大户的捐献、部门和政府的支持，向会员提供无偿信息、技术、培训、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服务。

（三）主要作法

为了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湖南各级各部门都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政策支持。2004年，省里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意见》（湘办发[2004]11号），由省财政安排专门资金试点示范。长沙、常德、益阳、郴州、永州、娄底、岳阳、湘西等市州,以市（州）委或政府名义下发专门文件，出台财政、信贷、税收、用地、登记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湘西自治州免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登记手续费，并奖励1000元开办费，从创收开始三年内免税，在2003年安排资金279万元的基础上，2004年又从扶贫开发、农业综合开发等资金中切块800万元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常德、郴州、益阳三市2004年分别安排400万元、182万元和130万元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其他市县也安排了一定的扶持资金。

2、业务指导。各地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指导，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规范发展。如益阳市为了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完善内部机制，市县两级都配备了工作专干，安排了专项工作经费，通过加强指导和专业培训，目前，全市有一定规模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都建立和完善了三大机制：一是内部管理机制。在建立章程，健全成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等法人治理机构的基础上，按“一人一票”和“一股一票”相结合的办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二是利益分配机制。专业合作组织经营产生的收入，在留足一定比例的公积金、公益金和风险金后，大都采取按交易量还利和入股分红二次返利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分配。三是风险消减机制。专业合作组织从每年经营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基金，用于投资改善生产条件、对社(会)员农产品实行保底价让利收购和给受灾社(会)员直接补贴等方面，为社(会)员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提供了保障。其它市州县农经部门也都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注册登记，帮助、指导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3、办点示范。2004年，共安排国家、省级单位71个进行试点，其中财政部11个、农业部4个、省级56个。各地结合本地实际，也办了一些试点，通过以点带面，摸索了经验，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动因与制约因素分析

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分析，主要是“五力驱动”：

（一）发展动因

1、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农产品生产面临国际国内两大市场的激烈竞争，过去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很难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由于受市场、资金、体制与人的观念的影响和冲击，已很难直接面对千家万户的农民并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单家独户的农民也难以把生产与市场紧密连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将千家万户的农民和龙头企业联系起来，变小生产为大生产，从而实现与大市场的对接。

2、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力。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高度重视，明确要求要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湖南各级党委政府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比较过硬的措施，加快了发展步伐。省委、省政府专门下发了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文件。有关部门把引导指导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各市州县及有关部门也加大了工作力度，召开专门会议，下发专题文件，安排专项经费，创办工作试点，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氛围。据统计，2004年，省、市两级共安排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专项经费1500万元，有力地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3、龙头企业和大户带动，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拉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村能人大户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建立稳定的原料基地，提高市场竞争力，立足自身资金、技术、加工、管理和销售网络优势，领办和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加快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近几年，全省依托龙头企业和大户创办、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5503个，并且这类专业合作组织参会(社)人员多、辐射带动力强。如省茶叶公司这几年一手抓国际市场拓展，一手抓优质茶叶基地建设。公司通过多种措施支持茶叶专业协会的发展，目前建立基地52个，总面积42万亩，发展会员8.5万个，2004年实现产值3.52亿元，利税2236.4亿元，茶农户均增收1860元。沅江市珍珠养殖大户、全国劳动模范甘松柏领办的沅江市珍珠产业合作社，发展社员1860户，养殖水面42000亩，珍珠蚌养殖规模达到3100多万只。龙头企业和能人大户带动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反过来又促进龙头企业和能人大户的发展。

4、政府职能转变，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基层政府职能也在随之转变，乡村干部已从过去主要抓税费收缴转为抓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发展农村经济改进服务方式的有效载体，越来越受到基层干部的重视，他们把主要精力逐步转变到了抓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上来。临武县双溪乡背溪村主任陈桂成牵头办起来的香芋协会，会员发展到2300人，辐射带动全县种植香芋3.5万亩，带动农民1.8万人，芋农人均增收800元。不少地方还有部分干部主动分流领办协会，带动农民致富。如新田县大五星枇杷协会会长蒋建平2002年从乡党委副书记的岗位上主动停薪留职，联合其它大户办起了枇杷协会，目前已发展会员128人，带动种植枇杷2万多亩，发展前景看好。基层干部的积极主动参与，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注入了新的活力。

5、比较紧密的利益联系机制，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增强了凝聚力。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内部管理逐步规范，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机制，农民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加入专业合作组织的积极性高涨。岳阳县张谷英镇芭蕉扇业协会与江苏舜天集团建立长年合作关系，产品畅销16个国家和地区，2004年实现产值9500万元，创汇600多万美元，二次返利940多万元，会员人均增收1600元以上。协会带来的实惠，对农民入会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会员从成立时的几十户，不到两年时间，就发展到1198户。

（二）制约因素

上述“五力驱动”促进了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长足发展，但总体看，还处于初始阶段，普遍存在规模不大，覆盖面小，实力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稳定性较差等问题,在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从当前看，主要有以下制约因素：

1、认识不够到位。部分地方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认识不够高，没有把它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有的领导调查研究不够，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形势和作用估计不足。有的片面强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应由农民“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监督”，放松了指导和引导。还有的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心存疑虑，有的甚至担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后，影响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威，不敢放胆发展。

2、法人地位不够明确。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近几年涌现的新的组织形式，国家还未制定相关法规和规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尚未明确，给登记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目前，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面临要么无部门登记，要么多部门登记的局面。据统计，全省经过有关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仅占52.9%，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的占7.05%，农经部门登记的占13%，其他部门登记的占32.85%。

3、机制不够健全。目前相当一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管理无章可循，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行不太规范或活动不经常的占了40%左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没有建立起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二是没有形成社员控制的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普通社员的参与度低。三是政府干预较多，许多合作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过强。加上一部分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的素质不高，缺乏科学管理经验和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容易出现“一年合伙、二年红火、三年散伙”的现象。

4、扶持不够得力。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应在政策法律上给予帮助，特别是在资金上给予扶持。但目前从中央到地方还没有建立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扶持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自发性和盲目性比较突出，资金短缺，发展后劲不足。

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基本思路

（一）基本思路和主要原则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若干决定，以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充分发挥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按照合作经济的运作方式，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围绕农业特色产业和优势产品，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和农村向产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根据目前情况，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坚持以下主要原则：

1、坚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原则。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必须长期坚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只能建立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不能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实行规模化经营为借口，强行将农民承包的集体土地收回，改由集体经营、出租，或者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统一种植，统一经营，破坏和动摇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地位，侵犯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自主权。

2、坚持农民“入会自愿，退会自由”和“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这是合作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就是要完全依照农民个人意愿加入专业合作组织，不搞强迫命令，不搞行政“归大堆”，坚决防止人为“拉郎配”。“民办、民管、民受益”，就是在创办上，要以农民为主体，按照农民意愿，自主开展劳动合作、资本合作、技术合作、营销合作；在管理上，要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充分保障成员对组织内部各项事务的知情权、决策权和参与权；在利益分配上，应建立科学的分配办法和利益联结机制。

3、坚持“边发展、边规范、边完善”的原则。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达到规范运作还须一个过程，因此，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过程中，要树立“扶上马，送一程”的理念，通过“边发展，边规范”，逐步达到“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责权平等、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要求。

4、坚持因地制宜，多种形式发展的原则。根据生产经营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农民意愿，既可以引导成员以入股形式开展紧密的合作，也可以采取入会形式松散半松散的合作；既可以开展单项的技术、信息合作，也可以兴办加工、流通实体，开展产加销一体化的经济合作与贸易服务；既可以在本地、本专业范围内开展合作与联合，也可以跨地域、跨所有制开展合作与联合。

5、坚持市场运作与政府引导扶持相结合。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搞包办代替，更不搞行政干预和强迫命令，又要坚持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政策扶持，通过办点示范、制定优惠政策、开展培训与服务、帮助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等，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二）发展重点

1、围绕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突出专业合作社建设，在数量上加快培育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包括专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两种形式。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民的经济利益关系最为密切，能够解决农民分散生产和经营的问题，同时，专业协会的组建必须建立在大量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缺乏一定规模和数量的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将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现阶段要突出抓好专业合作社建设。要发挥农村各类生产大户、运销大户和农民经纪人在生产、经营、购销的优势组建，扶持基层农技部门利用其技术优势组建，引导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利用其资金、信息、管理和加工、流通优势组建，鼓励基层供销部门和其他部门利用其人员、场地、经营优势组建，真正形成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在抓好种植业和养殖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同时，突出培育一批加工、流通、信息等专业合作组织。

2、以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为目标，突出农业标准化建设，在服务质量上迅速提高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除开展一般性的技术、信息服务外，应注重农业的标准化体系建设。按照市场准入制度的要求，统一制定并实施产品质量和安全卫生标准，有条件的要完善安全生产监控体系，确保产品质量。积极实施农产品的品牌战略，创造条件在合作组织内部统一注册商标，统一包装。积极申报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和绿色农产品、绿色食品等项认证，一个合作组织内部应尽可能统一产品的销售价格；同类产品的不同合作组织之间，应相互协调，互相沟通，或者通过行业协会，逐渐形成一种良好的价格运行机制，规范市场行为，防止相互低价竞争，损害农民利益。

3、积极探索与农民的利益连接机制，突出内部制度建设，在运行机制上力争规范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一是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在合作组织内部一般实行“一人一票”制，这是合作组织与股份制的重要区别之一。二是建立健全价格保护机制。积极创造条件，对社员的产品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尽可能采取“下保底上不限”的作价原则。三是建立健全利益分配机制。有条件的合作组织应建立风险基金，实行二次返利。四是建立健全财务公开制度。定期向社员公开收支情况，接受社员监督。

五、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支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列入“三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各级农业行政部门切实履行协调、指导、管理、监督和服务职能，加强和充实业务指导力量，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指导管理工作制度化、具体化。各级财政、民政、工商、税务、交通等部门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搞好有关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形成支持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合力。

（二）加强宣传培训

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大力普及合作知识、宣传合作典型、弘扬合作精神、培养合作意识。同时，对主管农业的领导、乡村干部、合作组织负责人应分层次进行培训，尽快培养、造就一批熟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知识的骨干队伍。

（三）加强政策扶持

加强政策扶持既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现实需要，也符合利用“绿箱”政策支持保护农业的新要求。

1、加大资金投入。各级应安排专门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开展信息、技术、培训、质量标准与认证、市场营销等服务。各金融机构应把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支农重点，增加信贷投入。

2、加强项目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规模种养、项目引进、加工销售、基础设施建设等，在立项、用地、用电和运输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

3、优化发展环境。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给予税费优惠，该减免的要减免，严禁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特别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跟踪服务。

（四）扩大典型示范

近年来，通过办点示范，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今后应进一步加强这方面工作，增加试点投入，扩大试点范围，提高试点水平。要加强示范项目跟踪指导，深入项目单位，认真解剖典型，及时发现问题，帮助协调解决实际困难。要加强对国家扶持补助资金的监督检查，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和平调。

（五）规范注册登记

在国家相关法律出台前，我们要按省人民政府第196号令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村工作部门登记。专业合作组织所办经济实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非营利性的农民专业协会到民政部门登记。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登记机关要简化手续，依法予以登记，核发证照。经登记的专业合作组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其资产收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其财产和经营自主权。

汪金敖，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的探讨 篇3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原则；种类；措施

中图分类号：F32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5－0015－1

1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条件和基本原则

1.1条件

有明确的发起人和一定数量的成员。一般发起人要5人以上，农户、经济人、专业生产大户均可以发起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坚持以人为本，能人牵头的原则，要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懂市场经济规律，乐于奉献的人担任理事长和理事会成员。要采取自我推荐、公开、公平竞争的原则选举本组织的领导及成员。从事生产经营的农户不受行政区域限制，可自愿加入；有共同的专业生产经营项目和具体的合作内容。在购销、加工、储运、技术，资产及农业机械等一个或几个环节上开展互相合作：有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章程；有一定的经营要素。例如资金、技术、设备以及土地，建筑物等经营要素。

1.2基本原则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坚持政府引导，群众自愿，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不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会员是独立的财产主体，对发展生产经营具有自主权和所有权；坚持农民自主自愿加入，自由退出的原则。加入自愿，退出自由，各有关部门做到推动不强迫，扶持不干预，积极引导，大力扶持，搞好服务；坚持民主管理，实现自我服务，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原则。重大事项“一事一议”并实行一人一票制；坚持专业突出的原则。经济组织要有共同的专业生产经营项目和具体的合作内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必须围绕农产品专业生产经营项目组织起来，各个环节上开展互助合作，确定适宜的项目作为载体，通过项目组织实施，使本组织成员的共同经济需求得到满足；坚持以服务为宗旨的原则。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其成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等多种形式的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对外追求其成员利益的最大化；坚持依章管理的原则。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必须建立比较规范的章程；有～定的经营要素。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需要具备一定的资金、技术、设备以及土地、建筑物等经营要素。参加合作经济的成员一般以现金入股，也可以以经营要素折股，或其他自行商定的方式筹集集体组织的活动经费；坚持合作制的分配方式。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的盈利和积累归成员共同所有。

2农民专业经济组织的种类

2.1能人或专业大户带动型

具有一定发展规模的种、养、加、全省大户，围绕某一产业为会员开展技术、资金、生产资料产品销售等信息服务。

2.2产销协作型

充分发挥农村经纪人队伍的作用，在市场与农民之间建立一条利益联结的纽带，通过订单的方式，形成松散型合作模式。

2.3龙头企业带动型

以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依托，组建产业协会，引导基地户以会员的身份加入协会，形成“公司+合作组织+农户”的模式。

2.4市场集散型

立足特色产品生产，通过协会和经纪人把特色产品打入市场，在一定区域形成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优势。

2.5综合服务型

这类合作经济组织的领办单位为政府职能部门和各乡镇综合服务部门，主要是及时、快捷、免费为农民在生产技术，信息和农村政策法规等方面提供综合服务。

3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所采取的措施

3.1各级政府要善于总结典型进行示范引导

齐齐哈尔市在总结龙江县华民乡辣椒协会、龙沙区养鸡协会、泰来县水稻协会和梅里斯区洋葱协会的基础上，及时召开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经验交流会，在全市得到广泛认可和推广。

3.2强化指导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扶持。自2002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把该项工作摆上了位置，纳入议事日程。制定并下发《关于印发齐齐哈尔市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指导意见的通知》，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指导思想，坚持的原则，扶持的有关政策等提出了明确要求，保证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發展。

3.3要召开现场会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

为使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规范运作，需要召开现场会加以推进。市农委组织全市各协会会长参观了齐市大豆协会、市洋葱协会，市养鸡协会，黑岗乡养牛协会。介绍了经验作法。通过现场看、实地学，促进了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

3.4明确责任制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市农经总站负责对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设立的审查、登记、行业管理。为协会建立和完善协会章程和管理制度，为其发展搞好服务。充分利用宣传媒介，宣传报道农民专业协会经验。

3.5搞好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技术培训

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培训、向农民讲解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示范章程和协会管理制度，以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有关技术。

3.6加大资金投入数量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思考 篇4

一、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及其功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伴随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 我国大部分渔村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大批原先由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渔船作价下放, 滩涂和水域实行承包经营, 民营、个体的渔业企业及家庭单位成为全国渔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立了渔民的生产主体地位。原来在业务上与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经营制度以及国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统购统销制度相衔接的供销合作社也大幅度减少了低利、无利、亏损的水产品购销业务, 水产品市场化改革逐步推进。上述变化的结果之一是, 广大从事渔业生产经营的个体渔民与市场连结的传统链条发生断裂, 渔民在得到市场放开所带来的较高的水产品价格实惠的同时, 水产品卖难问题也开始显现。不仅如此,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范围的扩大, 原来以计划经济体制和集体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也都出现了与分散的渔业生产经营单位脱节的现象。因此, 把渔民重新组织起来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这种背景下, 政府和学术界开始探寻一种适合中国渔业国情的新的渔民组织形式, 并在充分借鉴国外农业合作社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逐步明确了对于发展渔民合作组织的支持态度, 促进了渔村社区经济组织、渔业专业技术协会、渔民专业合作社等渔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形式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 我国渔民合作组织处于摸索发展阶段, 相关概念比较模糊, 以生产经营型合作组织为主, 也有开展渔业新技术和新品种推广的渔民专业技术协会。

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 是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的起步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渔业经济向市场化纵深发展, “小渔民与大市场”的矛盾更加尖锐, 水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日益突出, 渔民对合作的要求不断提高。同时, 市场化的纵深发展也使渔业行业内部分工不断深入, 渔业产业化迅速发展, 分立后的各个环节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连接和协调, 进一步推动了渔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这一阶段的渔民专业合作社, 突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生产环节合作为主的局面, 服务内容向上下游产业拓宽, 服务功能增强, 以水产品销售为主的合作社大量兴起。

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此之前人们对渔民专业合作社的认识还处于探索和艰难的求证阶段, 仅仅将专业合作社作为渔业产业化经营的实施载体之一, 并未将其与“公司+渔户”、渔业股份公司等有效区分。而到了这一时期, 专业合作社已成为具有特定内涵和定义的组织, 与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合伙企业、股份公司等联合体区别开来, 合作社的重要性也被更好地认识。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 赋予了渔民专业合作社明确的市场地位, 进一步促进了渔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渔民专业合作社得以建立并取得良好发展,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步入崭新的发展时期。

根据《中华人们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可以将渔民专业合作社定义为“在不改变渔区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 由渔业生产经营者或者渔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和利用者, 按照‘自愿联合、经济参与、共同所有、民主管理’的原则联合组建而成, 对渔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 在技术、资金、信息、购销、生产、加工、储运等方面进行联合与合作, 以提高渔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维护团体成员利益, 并具备法人资格的合作经济组织”。

近年来, 各地渔民专业合作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把本属于不同利益主体的技术、资金、人力资本、劳动技能、水域、滩涂、网具、渔船等生产要素根据生产经营的客观要求集合于一体, 带领渔民实行专业化、标准化生产, 开展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经营, 逐渐走出渔业分散经营的弊端, 使渔民以崭新的面貌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 渔民专业合作社已成为提升渔民组织化水平的重要载体。通过为社员提供全方位服务, 提高渔民组织化程度,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主要发挥了规模集成、技术传递、信息整合、作业协同、产业开发、成员能力互补等多项经济功能, 大大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跨区域、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优化组合, 提高了要素使用效率, 大量节约了信息成本、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 有效规避了渔业经营风险和生产不确定性。

二、对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阶段的判断

我国的渔民专业合作社只有20几年的发展历程, 合作社相关立法甚至只有短短5年多的时间, 决定了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程度上与日本、挪威等运行了百余年的渔民专业合作社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1. 规模普遍偏小

尽管合作社发展规模并不是判断合作社优劣的决定因素, 但合作社规模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合作社聚合生产要素和提供服务的能力范围和水平, 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合作社的影响力和带动力。事实证明, 与日本、挪威以及韩国等渔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相对比较充分的国家相比, 我国的渔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规模上普遍偏小, 合作社的影响力和带动力有限。渔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规模偏小表现在:

(1) 单个合作社社员规模比较小。以山东省渔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为例, 截止到2012年6月份, 山东省登记在册的渔民专业合作社共888家, 社员总人数为64290人, 平均社员规模仅为72人。从地区发展来看, 平均社员规模在100人以上的只有青岛和威海两个城市, 菏泽、济南、莱芜和烟台四市渔民专业合作社平均社员规模都在30人以下 (见表1) 。合作社社员规模偏小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 有利于社员之间达成统一行动意愿, 降低合作社决策和监督成本;另一方面, 规模经济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难以取得市场主导权和话语权。

(2) 注册资金额低, 合作社可以控制的资产少, 限制了复杂服务内容的提供。合作社注册资金不仅是社员出资的证明, 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合作社的经济实力、风险和责任承担能力、合作剩余创造能力以及复杂服务供给能力。作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 合作社的注册资金额与提供服务的复杂程度基本呈正相关关系 (见图1) , 注册资金额小的合作社一般只能为社员提供简单的生产、信息服务, 创造合作剩余的能力较低, 而注册资金额大的合作社其服务内容可以延伸到贮藏、流通以及加工环节。由于发展时间较短, 合作社规模偏小, 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组织社员数量的严格规定, 与同为渔民经济组织的水产公司相比,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的注册资金额普遍偏小, 只有在一些由水产龙头公司领办的合作社中, 其注册资金额可以达到较高的规模。与之相对应, 我国大部分的渔民专业合作社以为社员提供生产、信息等简单服务为主, 只有为数不多的合作社具备流通、加工等复杂服务的供给能力。

(3) 社员地域跨度小, 多数局限在行政村内, 只有极少的合作社实现了跨村、跨乡镇、跨县市和跨省。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大多是在地缘、亲缘基础上基于业缘的联合, 具有明显的地域局限性和狭隘性。受千百年来渔区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 我国渔区社会形成了以行政村为基础的生产生活群落, 人际交往、社会网络、生产管理皆以本行政村内成员之间最为密切, 以村为中心延伸向外呈现出明显的圈层结构特征, 距离本村落越远, 关系越疏远。渔民专业合作社是社员之间基于信任的产物, 而生活和作业空间相邻、传统文化相近并彼此熟知的渔业生产者之间更易于建立起信任关系, 从而联合起来组建渔民专业合作社。我国的渔民专业合作社即主要是基于行政村内生产者的契约联合, 只有少数实现了跨村、跨乡镇、跨县市和跨省。以行政村为单位组建渔民专业合作社同样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 增加社员违约的声誉和社会关系成本, 因此可以有效发挥非正式制度在合作社监督和管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 合作社社员局限在行政村内, 限制了合作社规模的扩张, 也造成了合作社经营、服务和视野的狭隘性。

2. 覆盖面较小, 发展程度与渔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相适应

与日本、韩国等国家90%以上的渔民、养殖水面和渔船覆盖率相比,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还非常不充分, 覆盖面较小。以山东省渔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为例, 截止到2012年6月份, 全省登记在册的888家渔民专业合作社共有社员64290人, 仅占全省渔业总人口的2.7%, 极大限制了合作社作用的发挥。此外, 由于发展时间尚短, 渔民专业合作社当前发展水平与渔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成比例, 亟需加快发展步伐。2011年, 山东省实现渔业经济总产值2676.4亿元, 占大农业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的比重为13.5%, 而渔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仅为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的1.5%, 发展程度不足。从全国范围来看, 在2012年6月农业部公示的600家获“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称号的合作社名单当中, 涉及渔业生产经营的仅有30家, 占示范社总数的5%, 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渔民专业合作社成长的滞后。

3. 盈利能力较差

根据作者调查, 多数渔民专业合作社尤其是规模比较小的初级合作社, 在产品市场开拓和加工增值等方面的能力十分薄弱, 合作社服务内容还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有限的技术合作和产前的生产资料购买等方面, 渔业产业链中的第二、三环节即加工和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相对较少, 普遍处于资源性的生产销售初期阶段, 合作社的盈利能力受到极大限制。部分发展较好的渔民专业合作社, 业务内容也比较单一, 业务领域相当狭窄, 主要集中在水产品销售上, 真正涉足水产品加工的渔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数量少, 而且规模也很小, 主要从事简单的粗加工, 产品附加值不高, 市场竞争力较差。山东省渔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数据显示, 在全省登记注册的888家渔民专业合作社中, 从事简单生产信息服务的合作社有831家, 占合作社总数的93.6%;而提供加工流通等复杂服务的合作社只有57家, 仅占合作社总数的6.4% (见表2) 。

资料来源:由作者调研数据整理得出。

4. 运行欠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对渔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注册和组织运行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为渔民专业合作社向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 但在实际运行中, 其作用被大打折扣。我国对渔民专业合作社的资格认定采取注册登记认定的方法, 一般来说, 只要合作社发起人能够提供社员构成、出资额以及合作社章程等相关纸质资料, 就可以注册登记为渔民专业合作社法人单位, 享受合作社发展的相关政策优惠, 而对发起人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在合作社成立后的各种规章制度的真实效力并未给予足够关注, 导致一些不具备资格的合作社得以成立, 在运行监管缺位的情况下, 其后续环节的规范化更得不到保证。作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虽然登记注册的渔民专业合作社普遍建立了自己章程, 但仍有不少渔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管理混乱, 民主管理制度难执行, 分配机制落实不到位, 成员权利义务不明确, 组织章程形同虚设, 也有部分合作社自成立至今未开展过任何业务, 合作社沦为少数人套取税收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的工具。

三、渔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关注的几大问题

1. 合作社概念明晰化问题

伴随着渔业生产市场化程度的日益加深, 渔业产业组织体系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 在渔民家庭经营、单船股份经营以及渔民专业合作社之外, 还存在着渔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投资者所有企业以及渔业协会等多样化的产业组织形式。与渔民专业合作社相比, 上述组织在产权性质、成员资格、组织结构、交易规则、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明确其差异,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渔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优势和劣势, 也有助于明晰各类组织的生存边界。

理论研究领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渔业协会”、“渔业技术协会”、“渔民专业合作组织”、“渔民专业合作社”等名词, 被不加区别地应用在政策规章和学术著作中。按照国际社会形成的关于合作社定义及其原则的普遍共识, 渔民专业合作社并不完全等同于渔业协会、渔业技术协会和渔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具体使用过程中, 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着认识错位和交叉, 对指导和规范渔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均造成了很大的障碍。由此, 作者认为, 明晰渔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及其本质特征, 是科学制定相关政策及开展渔民专业合作社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

2. 合作社竞争能力建设问题

作为弱小群体的集合, 与大型水产企业相比,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在融资能力、业务能力、市场开拓能力、风险应对能力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距, 组织竞争力有限。因此, 竞争能力建设是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维持市场地位的关键。提高渔民专业合作社的竞争能力, 一要注重培育合作社领导人, 提升渔民专业合作社领导人素质;二要强化合作社的专业化市场主体角色, 从专业化人才引进、组织机构设置、管理方式改革等方面着手, 提升渔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现代化水平;三要致力于合作社业务链条的拓展, 在资金、技术、管理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发展水产品加工、流通、营销等环节, 扩大渔民专业合作社盈利空间;四要寻求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积极发展渔民专业合作社联合联, 强化合作社的规模经济优势。

除此之外, 法律及各项文件所赋予的有别于公司制企业等其它经济组织的差别化优惠政策, 尤其是税收优惠政策, 也是渔民专业合作社的竞争力来源之一。因此, 充分、合理地运用好上述优惠政策, 也是渔民专业合作社竞争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3. 成员异质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合作社规范化边界问题

国家法律、政策的导向作用激发了不同社会主体参与兴办渔民专业合作社的热情, 处于不同社会地位、有不同利益要求和对合作理念有不同理解的各种主体都参与到合作社发展过程中, 导致合作社社员的异质化问题凸显。成员异质化已成为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常态。目前,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包括一般渔户、生产运销大户、政府基层部门、渔业技术推广站、水产龙头企业等, 各参与主体在生产规模、经营内容、资源禀赋、合作诉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种利益和能力上的异质性和耦合性, 深刻影响着渔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 对合作社发展和合作社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成员异质合作社中, 合作社内部结构趋于复杂化, 出现了由要素禀赋和要素贡献差异引致的成员分层和责权利在不同要素提供者之间的差异化分配格局, 稀缺要素所有者普遍掌握了合作社的实际控制权, 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演化为不同层级要素提供者之间的代理关系, 作为一般要素所有者的委托人与掌握稀缺要素的代理人的利益一致性面临挑战, 合作社治理衍变为以稀缺要素所有者为核心的“大户治理”、“资本控制”和“稀缺要素所有者治理”, 偏离了经典合作社“一人一票”、“按惠顾额分配”和“资本限制”等民主管理的一般要求。值得注意的是, 在渔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实践中, 这种成员异质化和偏离了传统合作社原则的渔民专业合作社反而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合作社发展形式。学界普遍将上述现象定义为合作社制度的异化问题。

面对形式多样的渔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实践和这种变异了的合作社制度, 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都给予了极大关注, 但对于如何看待这种偏离了传统合作社原则的制度安排, 其合法与否, 应如何规制等问题却始终不能达成共识。争论的焦点在于这种异化了的合作社是否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会不会引发“大农吃小农”、“普通社员边缘化”、“搭便车”等问题。

作者认为, 在合作社制度异化问题上, 一方面应充分尊重这种变异了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社员利益改进, 只要其有利于实现全体社员的帕累托改进就值得肯定;另一方面, 应努力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 使合作社制度变异的程度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4. 合作社的治理问题

渔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依赖于科学合理的具体制度设计, 否则, 合作社功能将大打折扣。随着渔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展, 合作社制度设计的规范化问题逐步成为制约我国渔民合作社发展的瓶颈。从总体来看, 目前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受到认识水平、法律法规、管理水平等方面的限制, 大部分合作社运作极其不规范。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问题集中体现在合作社治理制度的缺失上, 并表现为治理结构欠合理和治理机制欠完善两个方面。在治理结构上, 大部分合作社虽然明确了权力机构、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 但在决策和监督机构成员的具体构成、决策和监督人员的选举方式和选举程序、决策者的权利范围、监督能力和监督的有效性等方面缺乏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在治理机制上, 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 决策随意且偏向性强, 对管理者和一般社员的激励不足, 监督部门形同虚设, 合作社被少数掌握管理权的核心社员所控制, 影响了民主管理原则和管理科学性的实现, 社员参与合作社管理和一般事务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严重制约着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对科学有效的合作社治理模式的探讨将是渔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5. 政府的介入程度及介入方式问题

政府在合作社发展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一直是我国合作社运动实践和合作社研究面临的重要命题。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 我国渔民合作化运动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和强制推行的道路, 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合作社成为政府引导个体经济走向集体化的手段, 并最终失去了合作性质, 成为了具有行政级别的政府机构。改革开放后, 渔村社会和渔业基本经营制度改革赋予了渔民充分的自主经营权, 渔民从对国家的全面依附中解脱出来, 合作社成为个体渔民自发形成的自我保护的组织, 还原了合作社的本义。

实践证明, 当前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深受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各级政府对渔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大力支持, 包括立法支持、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等方面, 在合作社发展初期,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甚至直接参与领办了一批渔民专业合作社。这些都极大促进了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使得合作社数量在短期内得以实现迅速增长。

同时, 我国政府也意识到对渔民专业合作社的干预应以间接干预为原则, 并对政府在渔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与发展中的介入程度和介入方式予以规定, “民办、民管、民受益”被反复宣传, 强调在保障必要的指导和提供科学的政策支持下, 杜绝盲目和过度干预的现象。但在实际运行中仍然存在着政府越位干预的现象, 很多合作社挂靠在渔业相关管理部门之下, 依赖其优惠政策而生存, 也有很多合作社的领导人就是地方渔业管理部门的在职或退休干部, 由政府指导渔民专业合作社应该怎样做和可以怎样做, 官办色彩十分严重。因此, 在一段时间内, 政府的介入程度介入方式问题, 仍将是渔民专业合作社研究的重要内容。

摘要：作为合作社制度在渔业产业中的具体实践形式,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已成为提升渔民组织化水平的重要载体。由于成长时间较短, 当前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规模普遍偏小, 覆盖面较窄, 盈利能力较差, 运行稍欠规范, 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下一步应针对明晰合作社概念、合作社竞争能力建设、社员异质化及合作社制度异化现象、合作社治理、政府角色定位等问题给予重点研究和关注, 以促进渔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渔民专业合作社,竞争能力,成员异质化,合作社治理,政府角色定位

参考文献

[1]赵嘉.日本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借鉴[J].农村经济, 2012 (7) :127-129.

[2]邵科, 徐旭初.成员异质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影响——基于浙江省88家合作社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2) :5-9.

[3]李姿姿.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6.

[4]于会娟, 姜秉国.中国新型渔民专业合作社生成机理分析[J].中国渔业经济, 2012 (4) :38-44.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调查 篇5

查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调查2007-12-12 17:08:12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调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调查(2)架起农民进入市场的桥梁---全市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调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重要载体。最近，我们对全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总的感到，近年来，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我市涌现出一批农民自发成立的互助性合作经济组织，对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民增收，改变农民在市场交易中弱势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作为一

种新型的市场主体，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市还处于起步阶段，突出表现为数量少、规模小、实力弱，需进一步加大引导扶持力度，规范运作方式，使其真正发挥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桥梁作用。

一、基本情况据调查，至2004年底全市已有各类农村合作组织1055个，拥有成员万人，辐射带动农户万户。其中运行较好的合作组织（成员30人以上，辐射带动50户农民以上）464个。2004年，全市农村合作组织共代销农产品59万吨，代购农用物资万吨，年内销售收入达到亿元，盈余5616万元，组织成员人均增收500元以上，比其他农户收入高出10～15。历城区张而草莓协会被农业部命名为全国百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试点单位；章丘市食用菌协会连年被评为“山东省先进农研会”。从组织方式看，我市农村合作组织主要分为五种类型（以运行较好的464个合作组织为样本分析，下同）：一是大户领办型。由农民经纪人和种养殖大户利用自身生产、经营、购销优势

领办。这类合作组织共有327个，占总数的。比较典型的是济阳县孙耿镇东盐村养猪协会，该协会1999年9月由养猪大户刘成海发起组建，现已发展会员400多个，带动章丘、商河、临邑、齐河等地的养猪大户2000多户。协会与济南、上海等地的几家大型猪肉加工企业签订供货合同，年销售商品猪3万多头，会员户均增收6000元以上。二是农技部门领办型。依托乡镇农技服务部门建立，提供信息咨询、技术培训、生产资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等系列服务。这类合作组织有63个，占。如平阴县平阴镇肉羊合作社，2003年4月由镇畜牧兽医站牵头组建，现已发展社员600户，户均增收5000多元，群众和社员赞誉“入社养羊，一只保吃粮、五只上学堂、十只盖新房、百只奔小康”。三是龙头企业带动型。由龙头企业牵头发起，组织农户共同参与的一种经济利益联合体。这类合作组织共有16个，占。如槐荫区蔬菜加工协同协会，由樱龙食品公司牵头兴办，发展

会员120个，以订单形式组织1000多户农民联合生产、加工、销售圆葱、牛蒡等蔬菜，基地面积发展到5000亩，年出口创汇300多万美元。四是专业协会型。依托当地主导产业和优势农产品，经政府部门审批或农民自发组织而成立，对内提供技术指导，对外推销产品、开拓市场。这类合作经济组织有28个，占总数的。如1997年组建的历城区董家镇张而草莓协会，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北京、天津等国内20个大中城市，现有会员200个，日均销售草莓4-5万斤，会员户均年收入万元。五是股份合作型。采取股份合作的形式成立，对外一般称为公司。这类合作经济组织共有30个，占总数的。如长清区万德种子专业合作社成立于1998年，现有社员8000多户，合作社资本总额万元，分8334个股份，每股50元，集体入股30万元。这个合作社的建立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玉米制种业的发展，目前已形成制种基地3万亩，社员户均增收1000多元。综上所述的各

类合作组织，不论层次高低和辐射面大小，都带动了当地特色主导产业的发展，盘活了农产品市场流通，加快了农业标准化、集约化步伐，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虽然发展势头不错，但还存在 一些问题和困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认识不到位。调查中发现，社会不同层面对合作组织的性质与发展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存在“合作制过时论”、“经济条件论”等错误看法。部分基层党委政府特别是村级组织认为合作组织发展是农民自己的事，政府和集体不宜插手干预，存在“缺位”、“错位”的问题，合作组织生产经营中遇到的许多实际困难还难以靠自身力量解决。同时，少数农民担心加入合作组织是“重新入社”，心存疑虑，积极性不高。

2、管理比较混乱。目前合作组织还处于多头管理状态，缺少统一的管理协调机构。许多合作组织由于怕麻烦、怕“双重收税”不愿登记。全市登记注册 的合作组织只有126个，仅占总数的，其中在工商部门登记的40个，占登记总数的；在民政部门登记的63个，占50；在农业部门登记的23个，占，登记的名称也不尽规范。这就使许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确，自身的合法性令人质疑，其市场主体地位在交易中也不被认可。

3、内部运作不规范。由于缺乏统一的制度规范引导，合作组织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呈现多样性。一是章程不规范，流于形式，有的甚至没

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篇6

关键词:人才缺乏;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资金短缺

中图分类号:F2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6-0199-1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者为维护和改善各自的生产乃至生活条件,在自愿互助和平等互利基础上,联合从事特定经济活动所组成的共营经济组织。作为适用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项组织和制度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素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结合甘肃省临洮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以及现阶段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1 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农业、供销等部门本着“政府支持、部门引导、市场运作,多元化、特色化、科学化”的思路,围绕我县种植业、养殖业等几大重点产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到2009年底,全县已有国家级龙头企业2个;省级龙头企业3个;创办了六大示范园区:及十大产业基地。全县共有43个合作经济组织。从总体情况上看,全县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态势良好,呈现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创办合作社的主体多元化。既有养殖种植业大户、经营能手牵头,又有龙头企业带动;既有基层农技干部和原供销社职工领办,又有村干部领办。二是全作社运作实现规范化。大部分农民合作社都按照规定制订了较为规范的管理制度,基本做到来“民办、民管、民受益”。三是产业分布区域化。合作社的成立依托当地的四大支柱产业即:蔬菜业、畜牧业、马铃薯种植、花卉养植等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布局特点。四是服务范围一体化。原有合作社的服务领域包括单纯的农业技术咨询、服务,但新型的农民合作社已经开始向组织供应农资、农产品加工、运输、储藏、销售等全方位转变。

2 农民合作社存在的问题

通过几年的实践,临洮县农业合作社发展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县农业合作社的总体水平不高,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2.1 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

由于基层干部对发展农村合作社的认识度不高,在基层工作中并没有把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工作去抓,有的基层干部只重视专业大户,忽视了将农民与生产大户的联合;也有的基层干部把合作社与一般企业相等同去对待,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2.2 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影响了农民合作社的健康有序发展

由于尚未出台农民合作社的地方性法规,合作社的登记审核、建社要求、跨地区吸收成员以及组建合作社的人员等问题,均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这也不利于合作社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2.3 资金短缺

虽然现有法律对农民合作社在项目、资金、信贷、税收方面提供了保障,但尚未明确,且限于地方财力,政府扶持力度较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费多由领办大户垫资自筹,加上利润较低,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还无法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合作社的建设中来,合作社自身也无法积累足够的资金,由于政府财政扶持为度不够,又没有健全的担保贷款体系,导致部分农民合作社缺乏流动资金,运作困难。从客观上制约了合作社运营活动的发展和壮大。

2.4 人才缺乏

由于进城务工的青壮年农民较多,因此造成了农村懂技术会管理、市场开拓能力强的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缺乏。另外,合作社牵头人虽然是本地的一些能人或专业户,但仍缺乏全面管理经营知识,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这些都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再者,农民素质普遍不高,一些农民缺乏法律法规观念教育,法律意识不强,合同意识淡薄,在市场行情好转时,单方面撕毁合同,不顾合作社规定自行销售农产品的现象不见少数,致使合作社的合作效益不高,难以获得突破。

3 对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建议

3.1 加大对农民合作社的宣传

农民合作社是新时期农村体制结构改革和发展在组织上和制度上的一项创新,县级各相关部门要加大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宣传力度,让各级干部真正理解、认识到位,支持合作社发展壮大。并能帮助解决生产经营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给农民以信心。

3.2 出台地方法规政策,保障合作社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建立合作社贷款担保机制,为合作社提供融资担保。目前,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已出台农村小额贷款,不需要抵押担保,手续简便。

3.3 加强扶持力度

从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保证农民专业合作社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活动相应的税收优惠;支持合作社突破地域和行业限制,扩大合作社规模。

3.4 适应合作社发展的新形势

改进管理方式,改善服务态度,帮助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政府部门应树立起支持合作社就是支持农业、支持农民、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观念,需要引起政府各部门的高度重视的一项工程。

3.5 注重发挥农民合作社作用

充分发挥其在新品种引进、新技术引用、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的载体和示范作用,加强业务指导,开展技术培训,提供政策咨询,搜集发布信息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保驾护航。

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篇7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权；治理结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化加剧，农民成为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农民之所以是弱者，是因为他们力量弱小，分散的农民与有权力和资本做支撑且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强势集团之间力量不平衡，因此，团结联合农民，实现农民组织化是壮大农民力量的必然出路。在当前形势下，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联合农民的有效途径。

一、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性

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农生产条件下，农民的经济利益失去了保障，农民以分散的无组织状态进入市场，犹如赤手空拳的农民同全副武装的市场搏斗。农民生产贵买贱卖，盲目被动；产品销售商家大肆压价；购买生产资料商家层层加价。这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农民市场分析能力和市场谈判能力薄弱，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其本质是掌握不同社会资源的市场主体互相博弈的结果，力量强大的胜出，弱小的必败。建立农协、整合农民力量是當前条件下增强农民市场分析能力和市场谈判能力的有效途径。

1.市场经济瞬息万变，如果不对市场需求进行有效分析，生产往往处于盲目被动状态，生产经营风险巨大。而大部分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市场需求分析能力不够，无法掌握现代化的信息搜寻方法，加之搜寻信息成本高，导致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盲目性、滞后性。建立农协，通过农协充分挖掘农民精英，通过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手段对市场需求进行分析，准确把握市场规律，为农民生产经营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大大降低生产盲目性，增加经营过程的稳定性，有效应对市场风险。

2.销售往往是农民生产经营的一大难题，一是销售难，二是价格低。针对以上两个问题，先由农协专业人员跑市场、找业务，挖掘市场潜力，解决销售难题。在以往，往往是农民单个分散销售，单个农民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交易，没有平等谈判权利，农民只能被动接受交易对手单方面设定的交易条件。而如果在农协的组织下实行联合销售，农民就能成为市场交易平等主体。同时，农协直接对付各类大型市场主体，农民经过整合，通过农协以强有力的姿态出现在市场交易中，市场谈判能力大大加强。

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

1.产权建构倾向于股份化而非合作化，导致合作组织内部缺乏民主决策与管理机制。当前农村经济的现状是资本缺乏而劳动力充足，在实践中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尤其在大部分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中，农民企业家、领导者或大股东等这些关键成员的资本仍占据控制地位，因而无论在经营制度的设计上还是在日常的管理决策上都拥有突出的影响力，出现倾向于股份化而非合作化的特点。此外，产权结构十分狭隘，有的合作组织只由二三个股东出资构成，其中有的股东之间是靠亲缘、地缘联结的合伙制合股，所以，许多合作社往往是少数股东控制全面或大多数的企业股权，这样的股权结构很难体现合作经济组织中应有的合作制性质，也难以真正实施民主决策与管理。

2.治理结构不健全，民主决策机制不合理，缺乏内部监控机制。目前在我国现有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经济组织中，尚有一定比例的组织内部管理无章可循或规章执行不力，缺乏规范高效的运行管理机制。一些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没有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机构的设置，而只有几个主要股东的“人治”管理，大股东说了算的非民主决策很明显。

3.管理不规范，分配制度不够合理。许多地方社区合作社的管理结构与村民委员会合一。这一问题严重影响了社区合作经济的产权代理的转变，民主管理不能真正落实。就目前而言，社员代表大会还远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监事会也没能真正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一些股份合作社中，社员代表大会形同虚设。原村委会主任当了监事长，村党支部书记被选为董事长，原村长监督原村党支部书记，这样的管理模式难以保证合作社的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此外，在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最常见模式是“公司+农户”，这一模式在一定时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难以有效维护自身利益。

4.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大部分专业合作社与其成员之间没有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更无法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组织与成员之间联系松散。现实中面临的分配难题是，合作社的大股东往往同时也是合作社的创办人、管理者，他们当然希望只实行按股分配，不希望实行二次返利；而作为成员的农民投入的股本少，则希望限制按股分配，主要采取按惠顾额返利的方式。在实际运作中许多合作社与其成员的利益联结相当分散，一般采取买断或订单方式，基本上没有按惠顾额实行二次返利，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显然，主要或仅实行按股分配，对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吸引力不大。这是当前许多农民不愿意与合作社进行更深层次和更广泛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政策建议

1.设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构建激励和约束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分配制度要突出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农户利益的增值性，保证农户参与合作组织的利益分配并分享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利益增值。增值收益返还应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收益返还的机制设计上一定要保证公平性和科学性，既要考虑按交易量的返还比例，也要兼顾按股金投入的返还比例，并留成适当的积累作为抵抗风险和未来发展的资金。对于按股分配方案的确定，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社员大会投票决定，既可按股份比例分配剩余的可分配盈余，也可参照国外一些合作社的做法，按照银行的利率或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作为出资人股份的固定回报。

2.政府立法和出台优惠政策。纵观发达国家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经验，政府立法及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对于其健康顺利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应大力支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完善政府支持农业的制度安排、组织管理和支持政策体系，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有效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参 考 文 献

[1]王淑娟.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经营制度创新的深层障碍与现实途径[J].学术交流.2009（12）：135～137

[2]刘艳菊等.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农民增收的效果研究[J].乡镇经济.2009（12）：77～80

[3]李志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必要性分析[J].中国园艺文摘.2011（7）：193～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