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伐林木（精选三篇）
滥伐林木 篇1
随着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现象的日益加重, 森林资源的重要价值也越来越被人类所认识。在1997年刑法颁行前, 1979年刑法、森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均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森林保护功能。为了更加适应打击盗伐、滥伐林木行为, 1997年刑法改变原有一个条文两种罪行的处罚方式, 而是采用一个条文两款的形式, 依照盗伐和滥伐林木行为特征, 分别规定了两个罪名及不同的量刑单位, 并明确了单位构成滥伐林木罪的, 应实行两罚制。
滥伐林木罪, 是指“违反森林法的规定,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 或者虽持有采伐许可证, 但违背采伐证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 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 数量较大的行为。”这是破坏国家林业资源的一种犯罪行为, 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及自然生态平衡, 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它不同于盗伐林木罪, 也不是普通的违法行为, 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行为。然而近年来, 农村滥伐林木犯罪案件呈不断上升态势, 而且滥伐自己承包、经营、管理甚至所有的林木的案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有些犯罪人甚至不知道砍伐自己的林木会构成犯罪。
二、滥伐林木罪法益保护
法益是由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利益[1]。在法理上分析和界定法益, 如同探究法的目的和价值一样, 见仁见智。笔者认为法益的内涵是分层次的。在表层上, 法益是一种利益或价值;在深层上, 法益则是一种秩序或状态。利益反映的是人与其周围世界中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们受客观规律制约的各种需要, 如生命、健康、名誉、财产、社会秩序、自然环境等。关于利益的属性, 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2]显然, 法益并不等于利益, 并非所有的利益都可以上升为法益, 只有那些经过法律上的利益选择、上升为国家意志、需要由法律加以保护的利益才可以成为法益。简单地说, 法益就是法所保护的一种利益。李斯特指出:“所有的法益无论是个人利益, 或者共同社会的利益, 都是生活利益。这些利益的存在不是法秩序的产物, 而是社会生活本身。但是, 法律的保护把生活利益上升为法益。”
“刑法法益”则是指为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利益。从逻辑上讲, “刑法法益”是“法益”的一种特殊类型, 其外延和其他部门法法益的外延共同构成全法秩序上法益的外延。但是利益和秩序的复杂性, 以及不法行为的差异性, 使得同一利益和秩序往往由多种法来保护。与其他部门法相比, 刑法法益的范围最广。
滥伐林木罪其实是两门法学的一个交叉点, 在《刑法》和《森林法》中都有规定。《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细则》等法规, 对森林经营管理、森林保护、森林采伐以及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森林法》规定森林资源只能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 任何个人不能拥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林木和森林之间的区别, 森林资源的所有权不同于林木所有权, 对于林木, 不仅国家和集体可以享有所有权, 个人也可依法享有所有权, 比如城镇居民、职工在自有房屋庭院内种植的林木。所以滥伐林木罪的法益中主要是指社会法益, 是为了保护社会的利益。虽然林木可以作为社会特定人群的私有资源, 需要保护其个人利益, 但同时作为自然资源, 也要保护其社会利益。林木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能够被人们所利用制造工具或燃料等, 还在于是自然资源中的重要一环。不同种类的林木、不同地点的林木、不同树龄的林木具有不同的生态价值和环境意义, 在生物圈中起着重要的不可获缺的作用。对林木的这种多元的客观利益进行判断、评价、权衡和比较, 可以得出其社会法益更显重要于个人法益, 当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冲突时往往会取大舍小, 个人财产的处分不得侵害社会的共同资源。
分析了滥伐林木罪的法益后不难发现所要保护的主要是人类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利益, 然而在立法上存在着一些问题,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于滥伐林木罪的认定罪与非罪以及定罪量刑是以对林木的滥伐的数量作为依据的, 这样势必存在一个缺陷。由于不同种林木有不同的作用, 例如水土流失区的林木起到保持水土稳固的作用, 而风沙防护区的林木起到防沙治沙作用。不同林木的不同作用差距甚远, 但以数量来作为定罪的唯一标准是不科学的, 并不能很好的切合理保护好林木资源, 也无法有效保护生态平衡。随着人类生态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 世界各国在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同时, 我们新刑法也加大了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 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都有涉及, 但相对于我国现阶段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 还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应当对单一的财产立法的方式和以数量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予以修改或补充, 应该一方面针对不同的法益作出不同的裁判, 另一方面根据犯罪对象即林木的不同种类、地点、数量、树龄等多元的因素来定罪量刑, 这样方可真正起到对生态环境这一人类共同的利益予以法律上的保护和规定, 也符合刑法中关于环境保护方面利益的保护, 能更好得与环境法所交叉和互助。
三、结语
“滥伐林木罪”只不过是刑法中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个罪, 连这么一个小方面都存在着那么多问题, 更别说在实践中对环境刑法法益保护, 作为我们, 必须在掌握刑法基础上认真了解和学习环境法, 才能彻底解决类似“滥伐林木罪”这方面罪名在实践中之问题, 而在法律上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则需要有关部门予以密切关注并对现行刑法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杜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研究》,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版1.杜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研究》,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版
滥伐林木 篇2
【发布文号】鄂政发[2000]16号 【发布日期】2000-03-21 【生效日期】2000-03-2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地方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
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林木、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的通知
（鄂政发〔2000〕16号2000年3月21日）
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地在加快造林绿化的同时，切实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总的情况是好的。但有的地方超限额、超计划采伐林木，违法开垦、非法征占用林地，违法收购、运输、经营、加工木材，乱捕滥猎、非法倒卖野生动物，致使林业大案要案呈上升趋势。为了切实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现就有关问题作如下通知：
一、一、坚决制止乱砍滥伐和超限额采伐林木行为
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林木采伐的限额管理，加强分项控制，坚持凭证采伐、按期采伐，落实全额管理。各级林业、公安、司法部门要密切配合，集中力量，深入到乱砍滥伐林木问题严重的地方进行专项，对已发生的毁林案件要依法严肃查处，狠狠打击乱砍滥伐活动，特别是要加大对超限额、超计划采伐林木以及越权批准采伐林木案件的查处力度，对超限额、超计划采伐的单位及其领导，必须依法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二、二、严厉打击非法收购、运输、经营、加工木材活动
各地要认真贯彻《湖北省木材流通管理条例》，严格执行木材凭证运输、经营、加工的制度，进一步规范木材流通秩序。铁路、交通等部门要积极协助林业部门依法查处非法运输木材的行为，凡没有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签发木材运输证的木材，一律不得承运。从事木材经营、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批准并领取经营、加工许可证后，方可从事木材经营、加工。新建大中型木材加工企业，必须由林业主管部门进行森林资源论证，未通过资源论证的企业，一律不得批准立项和建设。各级林业、工商等部门要加强对木材流通的监督管理，坚决取缔非法经营活动。
三、三、强化对天然林区的资源管护
今年上半年，神农架林区政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有关市、州、县政府，要组织林业、公安、司法、工商等有关部门，认真调查处理超限额采伐林木、越权审批采伐林木、哄抢盗伐滥伐林木、乱征乱占林地、非法设点收购神农架林区和自然保护区林木，以及殴打、伤害林业执法人员的案件，严厉打击非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破坏珍稀危树种，非法干涉、阻挠林业执法和包庇、怂恿犯罪等违法犯罪行为，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一次重点整治行动，依法从重从快惩处违法犯罪分子。对1998年以来发生的积案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对影响大、危害严重的案件要公开处理。
四、四、开展保护森林资源大检查活动
今年上半年，各级政府要组织林业、城建、水利、交通、铁路等有林木采伐权的部门开展一次保护森林资源大检查活动，检查的重点是，抓好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加强森林资源管护，落实限额采伐、凭证采伐制度，落实凭证运输、经营、加工木材有关规定的情况。对于退耕还林不到位，制止违法运输、经营、加工木材行为不力，执行采伐管理制度不严的单位，要进行批评、通报，并督促其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和防范措施，限期整改，消除隐患。
五、五、切实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
各级政府要重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落实各项保护措施，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关猎捕、出售、经营利用、驯养繁殖、运输、进出口野生动物的审查和发证制度，坚持实行狩猎证、特许猎捕证、驯养繁殖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制度，严格管理猎枪、弹具生产及其销售使用。要利用国家确定今年为“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执行年”的有利时机，广泛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制宣传活动，动员全社会力量都来保护野生动物。要组织林业、公安、工商、海关、水产等部门开展保护野生动物联合执法行动，坚决打击各种乱捕滥猎、非法倒卖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违法行为，对有的宾馆、酒店等餐饮业经营野生动物的行为要加强监督检查，并采取措施制止。
请各地将此通知的贯彻落实情况于6月底前报送省林业局。
滥伐林木 篇3
关键词：盗伐滥伐林木,非刑罚处罚,适用原则
一、引言
林木资源是大自然的保护伞, 能够吸收二氧化碳, 减轻大气污染, 还能防风固沙, 减轻水土流失, 从而维护生态平衡。随着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 对林木资源砍伐颇为严重, 以至于如今环境急剧恶化, 若不加以治理, 必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现实中, 不少人受利益驱使, 开始盗伐、滥伐林木, 虽然获取了短暂的利益, 但生态环境的疮疤却无法恢复, 潜在的危险不堪设想。为了更好地保护林木资源, 保护人类环境, 世界各国都将其提升至法律高度, 并制定有相应的法律。由于内中情形复杂, 过去的刑罚处罚难以起到良好的作用, 不妨换个思路, 从非刑罚处罚的角度去思考, 探讨出合理可行的对策。
二、我国盗伐、滥伐林木罪的特点和非刑罚处罚问题
(一) 特点
近些年来, 虽然国家对林木保护非常重视, 也相继出台了相关法规制度, 但盗伐滥伐行为依然频频发生, 而且多数案件已经构成违法犯罪。但同时, 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盗伐滥伐的行为主体有自然人和单位两种, 我国前者居多, 而且大都是经济贫困的山区的当地人。由于经济落后, 与外界缺少及时联系, 他们依旧遵循“靠山吃山”的规则生活, 砍伐树木并没有犯罪动机, 很多只是为了生存。还有一个特点, 犯罪行为主体的受教育程度不高, 加上法律知识宣传不到位, 他们并未意识到自身行为已构成犯罪。虽然没有经过相关部门许可, 但他们有时砍伐的只是自家林木。
(二) 问题
盗伐滥伐林木属于环境犯罪, 它并没有直接侵犯某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这是其特殊之处。人类都生活在自然环境中, 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可见, 环境权具有社会性, 其伤害不仅仅针对某个人, 而是会影响到全人类。其后果往往并不会随时可见, 但后果十分明显时, 已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所以, 针对环境犯罪, 应该予以相应的惩罚。依据以上特点, 如何惩罚又显得颇为复杂。
首先, 我国早在夏朝, 就有了官方保护林木的记录, 可以说是最早的立法。当前我国针对环境犯罪的法律主要有《宪法》和《森林法》, 对盗伐滥伐行为加以规定, 包括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然而, 刑罚处罚太过严重, 难以起到教育作用, 甚至会引起恶性循环;如果不予以惩罚, 犯罪行为会更猖狂。可见, 目前的处罚结构非常不平衡, 缺乏对非刑罚处罚的研究, 相关处罚措施并不适用, 难以起到良好的实际效果。
其次, 非刑罚处罚需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予以相应的惩处, 这就需要有一个参考标准, 然而在实际案件中, 受地域差异、法官看法、盗伐数量、生态效益等因素影响, 目前还没有比较明确的适用标准。适用程序不够规范, 整套程序还未形成健全的体系, 与其他部门的沟通也相对不足。
三、关于国内盗伐、滥伐林木罪非刑罚处罚的措施研究
制定刑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合法权益, 减少犯罪, 而并非单纯地为了惩罚罪犯。我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社会, 越来越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 法律除了树立权威, 起到震慑作用, 还非常重视“宽”。宽严相济, 才能建设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过去针对环境犯罪, 不是监禁, 就是罚金, 展示了法律的严厉。而非刑罚处罚, 则是法律宽的体现, 同时也是理性司法的要求。所以, 尽管非刑罚处罚存在一些不足, 但就目前形势而言, 依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应加以完善。可从以下几点考虑:
(一) 遵循适用原则
要想建立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 必须服从规则。就好像环境犯罪, 应对其行为加以限制约束, 否则毫无节制地砍伐, 后果不堪设想。按照我国国情, 法律具体规定的行为方可进行定罪。福建省的复绿补植案件是个例, 在《森林法》中有提及, 但《刑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非刑罚处罚有其适用性, 针对这一情况, 可增加一种恢复补偿制度, 即发生盗伐滥伐林木行为后, 需对此进行补偿, 主要是令被砍伐的林木重生, 如此也可以保护环境。在其他法律中, 也有恢复原状、限期治理等措施的规定, 可引入到环境犯罪中, 作为参考。环境权属于全人类, 非刑罚处罚能起到更有实际效用的作用, 应从立法角度予以重视。另外, 复绿补植制度不妨用于缓刑案件, 根据恢复程度来确定缓刑考验期。
以上所述, 可归为法定原则, 体现的是法律的稳定性, 但在实际执行时, 会发现往往有特殊情况, 还需灵活判处。非刑罚处罚应该具有多种不同的措施, 适用于不同的行为人, 和不同的案件。再者, 盗伐和滥伐有区别, 前者的某些细节也可以归为盗窃罪。在保证金、判刑上也有差异, 盗伐的最高法定刑有7年以上, 但滥伐并无此规定。这些都需要加强注意, 两项原则相互配合, 尽可能地实现最大平衡, 使得非刑罚处罚的优势充分体现。
(二) 完善适用原则
相对于其他惩罚方式而言, 刑罚比较严重, 正如前面所提, 如果刑罚过于严厉, 非但起不到震慑作用, 反而可能会引起行为人愤怒, 导致犯罪的恶性循环。非刑罚处罚亦是如此, 若惩罚太轻, 与其所用承担的法律责任不符, 也难以起到良好效果。所以, 在遵循适用规则时, 还需对此加以完善。
第一, 明确适用规则的条件。根据这几年的盗伐滥伐林木案件来看, 行为主体多是自然人。自然人犯环境罪和单位犯罪, 后果及影响都不同, 应对其适用条件进行明确划分。对自然人而言, 一般并不存在主观上的犯罪动机, 加上教育、宣传等比较落后, 他们多数是无意识的砍伐, 认为自身行为在许可范围内。而犯罪分子明显不同, 往往有明确的目标、对象, 和周密的计划安排。两种情况下, 惩罚力度应当根据严重程度而定。对企业单位而言, 盗伐滥伐可能会给其带来巨大经济利润, 他们甘愿被罚金, 因为罚金数量与其利益相比, 可谓九牛一毛。刑法中对其采用双罚制, 在此建议和前面的复绿补植措施结合使用。
第二, 规范适用规则的方式。选择最佳方式, 能够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效益最大化, 因此有必要对适用的方式进行规范。对现有非刑罚处罚制度进行梳理, 加以修改补充, 剔除陈旧落后的条例。比如盗伐滥伐林木的行为人, 应承担起修复森林的责任, 以抵偿经济损失。
(三) 复绿补植制度
在刑法处罚措施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把其作为一种非刑罚处罚措施看待。把其作为一种强制令文件, 即法院在审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中随判决书一并作出的法律文书, 所以可以把该强制令文件作为一种法院所颁发的执行书看待。而此时该执行书就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具有权威性和执行力。同时, 从司法、执法等方面加以完善, 包括配套措施, 也要加强此方面的建设。
四、结语
保护森林资源、抵制盗伐滥伐行为是每个人的责任, 我们应当树立起此方面的意识。针对犯罪行为, 坚决予以惩罚, 但在体现法律的强制性和严格的同时, 还要体现出其宽柔政策, 采取非刑罚处罚制度。今后还需对此制度不断完善, 使得处罚措施能起到实际效用。
参考文献
[1]方云.盗伐、滥伐林木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15.
[2]冯锦华.非法运输盗伐、滥伐林木行为的定性和处理[J].森林公安, 2008, 25 (2) :38-40.
[3]杨文勇.黔东南原生态地区盗伐林木犯罪问题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