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2024-07-06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精选七篇)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篇1

一、新闻自由的理解

关于新闻自由的定义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有的学者认为“新闻自由”的说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首先“我国历来的宪法中只有‘言论、出版自由’而没有‘新闻自由’”;其次, “各国宪法都有‘言论、出版自由’而没有‘新闻自由’”。[1]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宋建武表示:“新闻自由”一词不符合现代汉语构词习惯。自由是一种人的行为、动作的动词连用构成词组。比如我们说“创作自由”而不说“作品自由”, 说“言论自由”而不说“语言自由”和“观点自由”, 说“出版自由”而不说“书籍自由”等。而新闻是一个名词, 与作品一样是一种静态的东西, 它与自由合组的“新闻自由”一词, 如同“作品自由”一样, 并不符合现代汉语的一般构词习惯。[2]但是也有学者支持“新闻自由”的说法, 有学者认为:“新闻自由” (freedom of press o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包括视听传播自由, 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体实现其表达自由与信息自由, 它是信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公民知情权在新闻领域中的体现。它享有这些自由的各种权利, 但它所表现的权利更具体化和细化。[3]参考以上观点笔者比较支持后者的观点, 也许严格按照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无法解释“新闻自由”的含义,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现实生活中新闻自由这一用法已经非常普遍, 作为普通民众对这个名词的含义也有一定的了解, 同时笔者也注意到香港基本法中有“新闻自由”这一用法, 根据相关权威人士的解释:香港居民习惯了“新闻自由”这个说法, 希望照顾香港居民这个用词习惯。最后, 采取了折衷办法。[4]因此笔者认为既然在现在社会上已经普遍使用了“新闻自由”这一说法, 我们也没有必要非要拒绝它。笔者认为新闻自由应是由特殊主体即新闻工作者享有的一种自由, 包括新闻采访自由、传递自由、报道自由和收受的自由、报纸的出版自由、广播和电视的播送自由、发表新闻评论及开展批评的自由。

(一) 新闻自由的主体是特殊主体

笔者认为新闻自由的对象或者说客体是新闻, 新闻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指报纸。亦指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对新近发生的事情的报道。其实新闻有一个更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这也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构成新闻, 并不是所有人制作的信息都能算作新闻。现在社会上的新闻工作者才是新闻自由的主体, 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 有着专业的素养和能力, 他们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操守, 有国家法律规定的准入门槛。每个国家对于新闻的制作者都有较高的要求, 因为今天新闻在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新闻工作者的视野决定了我们的视野, 如果他们不告诉我们一些事实, 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知道, 因此新闻的制作者应当是有一定职业能力的、有一定职业操守的人。

(二) 新闻自由的内容包括了新闻采访自由、传递自由、报道自由和收受的自由、报纸的出版自由、广播和电视的播送自由、发表新闻评论及开展批评的自由

但从字面来看, 新闻自由应当指的是做新闻的自由, 根本一般公众的理解, 仅仅把新闻自由理解为做新闻的自由过于狭隘。但是正如笔者所说新闻本身有客观和真实的要求, 但是新闻自由中有一种是开展批评的自由。就算是由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享有这种自由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批评是客观的和全面的, 因此很多人会担心新闻工作者这种批评的自由很容易误导民众的思维, 容易形成片面的舆论, 并进而对社会秩序或者是对司法产生不良的影响。笔者并不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如成都市某区法院审理的何某夫妇被诉虐待母亲一案, 由于此事早经媒体曝光, 所以法院的庭审吸引了200余名群众, 众多媒体也到庭采访。此案自诉人以一般虐待罪提起诉讼, 但此前的舆论导向已定位为“虐待致死”导致群情激愤。庭审多次被旁听群众起哄打断, 更有甚者还对审判长说:你若判他们有罪, 你就是青天;不判他们有罪, 法院就是歪的。面对如此强大的舆论压力, 法院在裁判时很难说不受影响。[5]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因为新闻自由有一定的缺点就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 如何充分发挥事物的优点, 避免其弱点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为了充分发挥新闻自由的良好作用, 笔者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促进新闻自由的高度化发展, 给新闻自由更大的空间。

二、高度的新闻自由

正如法谚所云:人生而自由, 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任何一项权力或者是权利都不可能是完全的、无限制的, 放眼整个世界无论是对于权力还是权利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我们又看到不同的国家限制的程度是有很大不同的, 而这个不同恰恰反映了各个国家中权力和权利的广泛程度。过度的新闻自由的确会产生很多问题, 对正常的司法秩序造成不利的影响, 但是被极度压缩的新闻自由也很危险, 当社会上只有一种声音时, 很容易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倾向, 从而给法院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么如何在过度新闻自由和低程度新闻自由间寻找一个合适的点显得尤为关键。本文将通过参考各国对新闻自由的规制措施来提出我国可行的新闻自由监管方法, 实现高度的新闻自由。

(一) 美国“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的适用

这个原则最早在1941年的Bridges V.California案中得以体现的。亨利·布里奇斯是美国西海岸某工会的主席。在致劳工部长的一封电报中, 他批评法官在有关该工会的案件中所作判决是“荒谬和不公的”。对此, 州法院援用先例, 认为布里奇斯的言论意在威胁法官, 损害法院的权威和司法公正, 判他有藐视法庭罪。而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多数推翻了原有罪判决。[6]布莱克大法官在判决中指出, 在法院看来, 《宪法第一修正案》标志着美国法律在藐视法庭罪方面同英国普通法传统的分离:只有存在着针对正常司法秩序的一种“极其严重的”实际恶意和一种“迫在眉睫”的险情, 法院之惩罚新闻言行的行为才不失为正当。最高法院认为:“对所有公共机构发表评论, 尽管有时令人讨厌, 但这是一项珍贵的权利。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无论多么有限, 若仅仅是为了维护法院和法官的尊严, 其结果可能并非是增长人们对法院的尊敬而是招致怨恨、怀疑和轻蔑。”[7]在有些案件中, 法院通过签发限制令来对新闻媒体施加限制, 这是一种旨在限制某种信息流通的命令。

我们可以看到适用这个规则时对法院或者是法官有很高的要求, 怎样的程度才算达到了“极其严重”和“迫在眉睫”这全屏法官一个人的自由裁量, 很明显不同的法官对这个程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美国我们看到这个规则尽管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仍然得到了很好的实施, 但是在今日的中国这样的一种判断标准似乎很难令人信服, 中国法官的素质很难和美国法官相提并论, 其次中国法院也很难做到美国法院的独立, 因而这种无明确具体标准的判断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二) 德国的“资讯拒绝给予”制度

经历过纳粹政权统治的德国, 更加重视新闻自由的保护, 更加看重新闻自由所能带来的对政府、司法的监督作用, 因而相比较来说德国的新闻自由比美国更加广泛, 管制程度也更加低。

1.德国的新闻自由包括评论自由

正是由于德国基本法将新闻自由列入人民意见自由中的一环, 所以, 新闻不仅仅只是对已发生或将发生事件加以“报道的自由”为己足, 而且也有“评论的自由”, 媒体能够藉评论、批评来形成自己的意见, 这也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一贯的见解。

2.除了维护法庭秩序可以作为限制媒体的理由外, 对防止媒体干涉司法工作方面, 德国所采用对策的重心是“资讯拒绝给予”制度

[8]德国相关法律规定政府机关可“拒绝”提供资讯给媒体, 特别是在所谓的“未定之程序”时。也就说在某些情况下, 相关政府机关可以决定不向媒体公开某些信息, 而这时的决定可以视为一种行政行为, 媒体也是可以寻求相关救济的。此外, 政府机关拒绝给予这些信息并不是说就严格禁止这种信息的公开, 如果媒体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获得这类信息并进而公开是不受相关规制的。

德国在纳粹时期言论自由受到了很大的压制, 政府完全控制了新闻出版行业, 因而德国相比美国更加重视新闻自由的保护。德国的情况就是从新闻不自由逐渐走向新闻自由的过程, 在这样的过程中更需要给新闻自由更大的空间, 让原本很脆弱的自由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壮大。

因而笔者认为首先我国政府应当效仿德国对于一些结果尚未确定, 程序上尚未明确的信息可以拒绝提供给媒体, 但是并不妨碍媒体自己获得这些信息,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要立法明确规范媒体获取信息时的手段或方式不能侵犯国家安全和普通公民的隐私权。诚然较为开放的新闻环境有时会使得谣言得到传播, 但是笔者认为在新闻自由和禁止谣言两个选项中我们当然要选择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所具有的正效应远远高于可能产生的谣言的负效应, 而且谣言止于智者, 谣言止于政府及时的信息公开, 及时的辟谣才是避免谣言泛滥的关键。其次关于一些虚假新闻的监管问题, 笔者认为仅应当进行事后监管, 就是说仅仅当虚假新闻产生了不好的结果时才进行监管而不能当有了这种倾向时就进行监管, 这往往给监管机关很大的监管随意性, 不利于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虽然笔者坚持对于新闻自由的监管应当是事后监管但是笔者也认为对于新闻自由的边界或者说是外延应有明确的规定, 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产生了社会化大分工, 不同的行业需要的专业技术是不一样的, 作为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案件的报道时不能也不应该对某个案子应该怎么判决发表评论, 他们没有专业的法学训练, 他们能够做的应该是对案件事实的报道, 或者是对整个诉讼程序进行报道, 因为我国法院坚持审判公开原则, 对程序的报道恰恰体现了这个原则。

三、高度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

(一) 高度的新闻自由可以对司法起到积极的监督作用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路灯是最好的警察”, 因此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共识。“理性的法院”和“理性的法官”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司法制度的合理运行必然需要其他权力的制约以及社会的监督。[9]新闻报道因其传播速度快, 覆盖面广是进行权力监督的有效手段, 这是基于媒体的这种特殊作用, 西方一些学者将新闻自由视为独立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而普通民众有时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亲自参与这种监督, 媒体在这时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媒体通过对整个过程的报道让普通民众无需到场就可以有所了解, 这样的公开报道对于预防司法腐败, 加强民众对于司法的监督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其次, 新闻自由更好地促进了审判公开。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民事审判原则上应是公开的, 让新闻媒体对诉讼过程进行报道是对审判公开原则的贯彻。审判公开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直接公开就是民众走进法院, 当场观看庭审;一个是间接公开就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宣传来达到公开的目的。

(二) 高度的新闻自由为普通民众提供多元化的看问题角度

当我们面对这个社会上一些问题的时候, 不同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记者也是这样, 正所谓立场决定态度, 不同的记者看待同一个问题往往有不同的报道侧重。笔者坚持高度的新闻自由就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如果这个社会上只有少数的媒体或者记者从事新闻行业, 那么很自然这个社会上新闻的角度也是较少的, 如果我们让足够多的人参与到新闻行业, 可以预见到的是伴随着新闻从业者的增多, 他们对事件进行报道的立场和观点也会随之增多。唯有这样我们普通民众才能对这个世界有全面的了解。正如笔者所述, 今天这个世界, 我们普通人的视野是由这些新闻从业者决定的, 如果新闻从业者视野狭隘, 立场片面, 我们得到的新闻必然也是如此片面和狭隘的。

(三) 多元化的角度带来的是舆论的多元化, 这就避免了一边倒的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笔者一直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影响司法公正的不是表现在报纸、电视、网络上的新闻而是通过新闻的传递所形成的普通民众的舆论。舆论滔滔很难说法院没有感到任何的压力。但是笔者认为真正影响法院公正判案的不是所有的舆论而是一边倒的舆论。在药家鑫案中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舆论的倾向性, 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一些所谓的教授无不在表示药家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探析如此一致的舆论背后我们发现这和我们新闻媒体的倾向性报道是分不开的, 从案件的开始, 媒体就开始关注张妙两岁多的孩子, 张妙曾经多么美满的家庭, 还是她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同时媒体也开始报道药家鑫可能是官二代、可能是富二代, 一时间使得群情激奋。这样的情况很不正常, 且先不说药家鑫杀人的目的在哪里, 我们也可以看看药家鑫的家庭, 就算是不判处死刑, 这个家庭也是频临崩溃但是媒体很少去关注药家鑫父母的痛苦。今天公众舆论的一致性来源于媒体对该案件报道的一致性, 如果媒体可以有多角度的观察和报道, 那么民众将可以接收到多角度的信息, 也许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一双弹钢琴的手拿得起刀捅向一个柔弱的女子。如果有更多自由的媒体, 就会有人站出来说不对, 药家鑫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 也许那时我们的民众会更冷静, 更中立得看待这个案件。

(四) 高度的新闻自由避免了舆论审判

笔者已提到过, 高度的新闻自由并不等同于过度的新闻自由, 真正的自由应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新闻传媒在本质上是为了传播信息, 因此更多的是从社会公众的道德感情出发来评价司法行为, 并为其建立道德上的正当性。随着大众媒体的不断介入和发展, 舆论监督一度演变为“舆论审判”。人们对舆论监督以促进司法公正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似乎陷入了对舆论监督的盲目崇拜中, 民众认为利用舆论造势既经济迅速又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而决策者则将其作为“政绩”的一种体现。[10]虽然高度的新闻自由让新闻从业者有足够的自由去对案件进行报道, 但是其报道的内容应当是有限制的, 最重要的就是未经过专业法学教育的新闻从业者不能对该如何判决进行评论, 也就是说程序可以报道但是结果不能预测, 判决的结果是法官的职责, 新闻从业者不应干涉他们的活动。

(五) 高度的新闻自由有利于优胜劣汰, 助于真实客观信息的传播, 有利于司法公正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现今市场化运作的新闻行业, 新闻媒体有时会附和民众的新闻偏好。但是笔者认为虽然民众的新闻偏好的确存在, 同时一个更重要的偏好也存在那就是民众对于新闻客观真实的偏好, 我们看新闻关键在于了解这个社会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最基本的需求是真实, 这和娱乐新闻有很大的不同, 娱乐新闻可以不确定可以是炒作。另外不同的人对于新闻的偏好也不同, 当有足够多的媒体时, 不仅民众对真实客观新闻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而且真实的新闻也会脱颖而出。

(六) 高度的新闻自由可以起到对法制的宣传作用, 民众对于法律的了解和遵守才是法治的根本所在

中国人厌讼, 不喜欢规则, 喜欢通过人际关系来解决纠纷, 因此普通民众对法律有某种天生的不信任, 同时民众的法制意识和观念也很薄弱。不知法、不懂法的现象还很普遍, 而不知法又不能构成免除责任的理由, 因而对法律的推广也是我国面临的很重要的课题。现代高度发达的信息传播媒介为普法提供了很好的手段。通过媒体的报道可以让普通民众更容易知法、懂法、用法, 司法机关独立判案不仅来源于本身的独立还来源于民众的认可, 当民众对司法充满了信心时, 对司法公正也有相应的促进作用。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 完善法制应是基础, 将行为的规制明确地表达出来, 告诉人们哪些可以做, 哪些不可以做, 这是法治的起点。因此制定专门的新闻方面法律法规势在必行。许多法律专家和学者认为, 解决当前国内一系列涉及到新闻媒体的法律问题, 其根本的途径在于尽快制定和出台一部专门性的《新闻法》, 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媒体新闻自由的权利和新闻监督工作的范围、程度等等, 避免出现法无明文规定所导致的司法纠纷。[11]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促进新闻自由都是大势所趋, 新闻自由有自身的问题, 这需要我们合理的约束, 但是有问题决不能成为限制、压制新闻自由的借口, 否则就成了因噎废食。

摘要:信息时代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但是伴随着信息的廉价传播和随意传播, 信息时代的缺点也逐渐明显出来, 新闻自由也是如此。新闻自由作为当代十分重要的一种自由, 它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一直备受人们关注。高度的新闻自由不仅不会影响司法公正, 更可以很好的促进司法公正。

关键词:高度新闻自由,司法公正,新闻

参考文献

[1]喻权域.“新闻自由”不是科学的用语[J].江汉论坛, 2006 (1) :5.

[2]宋建武.“新闻自由”概念不科学[J].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6 (1) :54.

[3]郭道晖.论作为人权和公民权的表达权[J].河北法学, 2009 (1) :57.

[4]喻权域.“新闻自由”不是科学的用语[J].江汉论坛, 2006 (1) :5.

[5]曾英.构建法治规则中的动态平衡——浅析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关系[J].社会科学研究, 2001 (4) :98.

[6]李晓梅.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4 (5) :81.

[7]Bridges V.California, 314 U.S.252 (1941) .

[8]王琳雯, 叶超.论新闻自由的限制——以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为视角[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6) :43.

[9]田莺.论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J].政府与法治, 2004 (4) :43.

[10]梁平, 张蓓蓓.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基于当代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研究[J].河北法学, 2012 (3) :48.

浅论司法公正与新闻媒体监督的关系 篇2

浅论司法公正与新闻媒体监督的关系

【内容摘要】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它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司法公正由于与人们合法的权利和义务密切相关,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而新闻媒体具有传播信息、形成公意、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的功能,是公民知情权与自由表达权的体现,代表着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制衡。所以,在现代法治国家,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是紧密相联的。如何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与促进作用,避免其对司法公正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实现既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维护司法独立公正原则和司法权威与正义,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笔者拟对司法公正与新闻媒体间相互关系以及如何构建二者间的和谐关系进行概略分析。

【关键词】司法公正 审判独立 舆论监督 媒介审判 新闻自由 司法权威

引 言

法谚“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给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那如何处理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关系呢?新闻媒体和司法在形式上都宣布其价值追求是“公正”,其二者间既存在目标的一致性,又存在矛盾与冲突,即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传媒体现的是自身或受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的公正。如何实现两者的协调共存,最终实现社会公众追求的正义与公平是司法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笔者拟对司法公正与新闻媒体间相互关系以及如何构建二者间的和谐关系进行概略分析,以期更好的指导工作。

一、司法公正的价值内涵分析

司法公正,是法律的自身要求,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其内涵就是司法机关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司法公正是以司法工作人员的职能活动为载体,以严格依法为基准,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坚持平等、正当的原则,且要在审判结果上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

司法公正涵盖整个司法工程,其价值蕴含包括适用法律平等、诉讼程序正义和判决结果公平等方面 [1],具体可从以下四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实体公正。指现行法律分配给人们的权益与其通过司法活动所确认的权益相一致,且这种一致性应得到司法机关的充分保障。关于实体公正,我国法律确立的基本原则是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即客观地认定案件事实和准确地适用法律。二是程序公正。指在法律适用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充分保障每位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益,它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手段,是长期司法实践中对处理各类案件程序、手段、方法规律性的科学总结。三是执行公正。即按法定程序公正、严格地执行生效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使纸上的东西得到切实的履行。四是形象公正。指司法人员的执法形象必须公正,也就是说司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除了要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处理案件外,在言行上还要符合司法人员的身份。只有司法机关形象公正,社会公众才能信任司法,司法救济才能成为社会公众一旦发生纠纷的首要选择,促使社会公众的矛盾和纠纷都能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消解,从而避免社会矛盾的非法律手段解决。

可见,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执行公正和形象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有机统一实体,都要求司法人员忠实地服从和使用法律,始终站在客观中立立场,不偏不倚,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二、新闻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和相互间的冲突分析

(一)新闻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

一是有助于实现审判公开。审判公开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当前,不少法院由于受审判场所、设施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旁听需求,加之现代社会中人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居住分散,不可能经常以旁听的方式来了解司法、监督司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闻媒体的报道实现了间接公开,扩大了人民法院案件审判的公开面和透明度,使广大群众能够及时详细地知悉一些广为关注的案件的审判情况,使法庭审判得到进一步延伸和扩展,人民法院审判公开的原则得到更彻底、更有效地落实。

二是有助于提升审判质效。新闻媒体的监督对人民法院实现司法公正,提升审判质效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新闻媒体通过对瑕疵裁判、冤假错案的无情披露,监督司法机关有错必纠,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从而最终使个案的错误裁判得以纠正,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终的维护。另一方面,新闻媒体的监督有力地促进司法机关发现自身工作存在的缺点和疏忽,从而改善自身工作作风,使司法活动也变得日以文明和规范。同时,新闻媒体的有力监督提高了司法审判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司法腐败的机会,使审判真正成为了“阳光下的审判”。

三是有助于改进审判作风和提升执法水平。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提高司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执法能力,促进其转变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文明办案方面均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审判工作经新闻媒体的关注和介入,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办案法官的业务水平。新闻媒体对庭审情况进行报道,客观上会促使法官认真学习相关的程序法和实体法,以更加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和高度的责任心去阅读案卷,深入了解案情,严格依法审判案件,以更加缜密、严谨的思维进行判决。一方面必将提升办案法官的职业涵养。在新闻媒体的监督下,会促使办案法官按规定着装,开庭程序会更加规范,法庭仪容仪表会更加严整,开庭用语会更加规范,作出的判决会更加缜密、严谨。所以,审判机关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干警素质的同时,强化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是十分必要的,它能有效提升办案法官的综合素质,也能有效抑制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四是有助于扩大办案效果。新闻媒体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进行报道,有利于扩大办案效果,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人民法院通过案件审判,惩处犯罪,调处纠纷,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但法院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审判工作的被动性、中立性。新闻媒体通过对审判工作的报道,扩大了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预防犯罪和矛盾纠纷的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依法治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闻媒体通过对具体案件的报道,在实现其自身价值和利益的同时,也在向社会公众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在全社会培育法治理念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新闻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

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才具有新闻价值,于是新闻工作者常常过多的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而司法活动具有一定的过程和程序。可见,新闻媒体过早的报道、评论势必会侵犯司法独立的原则,形成媒介审判,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伤害。可以说,新闻报道追求的案件往往是具有生动性、重要性、显著性、新奇性的案件,从而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媒体热点,而且,新闻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往往注重结果,追求惩恶扬善、分清是非为目的的正义,这使得其常常要对司法机关追求的以建立在程序正当基础上的正义构成强大的冲击,对人民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媒体压力,从而产生“媒介审判”的不良效应。

媒介审判这一概念发端于美国,由“报纸审判”演变而来。我国台湾学者尤英夫认为:“报纸审判的意义较为广泛,即任何民、刑事案件在普通法院审判前或审判后,由一般性或法律性报纸所刊载的消息或意见,不论其是以文字、图片、漫画及其他方式,不论其目的是在讨论、分析、攻击、侮辱与案件有关的法官、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关系人,或案件内容及其胜负得失,凡足以影响审判者,都可称为报纸审判。” [2]

笔者认为,所谓“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其是对人民法院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新闻媒体报道的对象一般是民愤极大,影响甚广的“非自愿社会公众人物”,在事实的选取上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所发生的案件一般具有重要性和显著性。随着传媒业的迅速发展,媒体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和白热化,一些新闻媒体对具有极大影响力和可读性的案件报道趋之若鹜,对其进行长时间、大容量、一边倒的宣传和炒作,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氛围。在这样的情境下,司法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审理时,就不得不考虑公众媒体的压力,从而导致某些案件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这实质上是一种严重的越位现象,其干扰了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对“媒介审判”与司法公正两者间的冲突性,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审判活动追求的“事实”与新闻媒体报道的“事实”两者间存在差异。司法审判活动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也就是说审判活动只依据“法定事实”对案件作出判决。新闻媒体也有在“全部事实”范围内对案件进行报道的倾向,但是新闻事实的“真实性”要求有别于法律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要求,即新闻事实是记者通过采访等途径了解到的事实,而司法审判所要求的是能够以确凿的证据来证实的事实。新闻媒体对案件信息的收集也不像诉讼程序那样受到严格的限制,它可以报道某些只注明消息来源的未经证实的消息,而法庭却不能采用这样的信息。由于两者所采用的“事实”不同,因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的结果与新闻媒体对所披露的案件所期望的处理结果之间必然存在冲突性。

2、新闻媒体的介入会给办案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时,对于某一案件,经常在司法机关尚未作出处理之前,往往裹挟着社会道德来评判案件,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有时甚至带有个人观点的评论,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影响司法人员的办案思维。这些都可能给办案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从而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3、“有偿新闻”的出现势必对司法公正造成不良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在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过程中,新闻媒体往往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会在吸引公众“眼球”上大做文章,个别法制观念淡薄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在利益驱动下,在未结案之前,也会做出倾向性的报道,甚至对案件妄加评论;有的为提升网络点击率或阅读量,经案件当事人的邀请,在未全面了解案情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歪曲报道以迎合案件当事人的诉讼需求,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趁虚而入。也就是说,新闻媒体通过有偿新闻、媒介审判等形式形成“媒体压力”,这必将侵害某一方案件当事人的权益,损害新闻媒体形象,对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三、对构建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间和谐关系的建议

新闻是自由的,其对法庭的报道和批评是需要的,但由于司法活动的严肃性和司法判决在社会上的重要影响,当新闻用于报道和监督司法活动时,其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一旦诉讼程序开始,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向公正审判的公共利益让步。当新闻用于报道和监督司法活动时,由于司法活动的严肃性和司法判决在社会上的重要影响,新闻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当受到限制。不仅新闻的采集、发布和传送要遵照有关法律规定进行,而且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更要慎重。也就是说,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记者要采取对法律负责、对真实性负责的态度,要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实践中,新闻工作常常过多的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伤害。所以,新闻媒体既要发挥披露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又要对新闻报道加以规范和引导,以此防止和消除对司法公正产生的负面影响。

为削除新闻媒体与司法行为两者关系上的紧张与不和谐,从而实现司法公正独立和传媒自由的平衡,并依法加以保障、引导和监督,使之达到良性互动与合理构建,形成媒体与司法之间的积极合作、良性互动的主导性关系,逐步探索和建立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与新闻媒体正当采访权的合理界限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么,在法治推进的过程中,如何促进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独立的良性互动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

(一)对司法机关自身的要求

一是提升执法办案水平。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人民法院应积极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素质,确保司法公正是当务之急。法官的法律知识丰富了,业务水平提高了,将会把一个高水平的庭审展现在新闻媒体记者面前,以其闪烁着法律的尊严理性和智慧的专业才能赢得记者的尊敬。同时,办案法官要精心审判好每起案件,认真制作每一份法律文书,保证案件从实体到程序都不出现瑕疵,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二是大力开展审判公开活动。公开审判的主旨在于让民众亲眼见到正义的实现过程,这一过程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具有提示性、感染和教育的作用,并成为今后行为的指向;程序公开还提供了对诉讼过程实施社会监督的可能。[3]在审判工作实践中,应根据案件性质,有意识地挑选具有代表性的案件进行“阳光庭审”,大力开展巡回审判、法院开放日等活动,积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旁听案件庭审,并加大裁判文书上网、庭审直播、全程录音录像等网上信息公开的力度,加强与网民的互动,及时为网民答疑解惑,推进“阳光司法工程”活动的深入开展,让社会各界了解法院、理解法院,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做法院文章的人没有机会。同时,应准予新闻媒体对公开审理的案件进行采访报道,并为其深入基层、深入实际采访报道创造便利条件,解释必要的司法程序和司法规范语言,引导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工作中尊重有关法律法规所保护的个人权利和司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尊重司法事实,尊重司法程序和诉讼规则;

三是健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开展审判执行工作过程中,人民法院应通过健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等方式,建立与新闻媒体对话的常规渠道,减少舆论炒作风险。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的不同阶段,各级司法机关的的新闻发布机构和新闻发言人应及时将群众关心的案件情况公之于众,使新闻媒体可以从正规渠道获取官方消息,让公众及时了解事件的真相或诉讼的进展,这样既确保了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防止公众的猜疑和舆论盲目的导向,最终达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四是强化自我宣传意识。人民法院在抓好执法办案的同时,应充分利用院内外各类宣传平台,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及时上报稿件、编发院内信息简报,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宣传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壮大宣传声势,做到审判活动与宣传工作合声合拍,为审判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出浓厚的宣传氛围。一方面要抓好法院内部的自我宣传。充分利用法院外宣网站、微博等快捷、便利的宣传平台对审判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及时宣传,不断提升法院司法公信力。一方面要充分借助外媒搞好对外宣传。进一步加深与各类媒体的沟通,努力与其建立起诚实可信的良好关系,协同做好每一个旁听庭审案件的宣传报道工作,拓宽法制宣传面,形成集中宣传报道的声势。

五是提升面对新闻媒体的能力。面对新媒体出现的即时化、多样化、复杂化、国际化新情况,一个涉法的网络事件很可能形成“无利害关系冲突”,形成“网络暴力”从而殃及法院。面对新媒体这柄“双刃剑”,人民法院应与时俱进地转变思想观念,加强对新媒体时代法院工作规律的研究,着力把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悉心体察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主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引导公众情绪,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法院权威的声音及时传送到微博等新媒体的各个角落,最大限度增加舆论的“正能量”。工作中,应完善与审判工作相关的舆情收集研判机制、预警机制、危机公关应急处置机制、一站式答复机制等,对突发性事件,应在第一时间把真实可靠、准确无误的新闻发布出去,以抢占先机,把握主动,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权,降低与新闻媒体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而避免新闻报道失实,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二)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要求

一是提升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涵养。新闻从业人员应遵循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自身的行为,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正视新闻媒介与独立司法的区别,时刻谨记自身的位置与职责,做独立、公正、超脱的旁观者,树立距离意识,保持足够的冷静,不要急于做评判、下结论,有效防止“媒体审判”。工作中,应坚持客观、真实的原则,切实尊重审判独立,遵守法庭秩序,报道案件信息时认真负责,严谨审慎,客观公正,向社会公众报道真实的审判过程和客观的情况,坚决杜绝“有偿新闻”,以新闻从业人员的良好职业形象,与法官一道为实现媒体监督与案件公正审判的良性互动做出努力。

二是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法律知识学习。审判活动有其不同于其他行业的职业特征,从事法制报道的新闻媒体记者和编辑要了解审判规律,熟悉基本的法律知识,尤其要把握现代司法的基本原则和审判工作特点。所以,新闻从业人员应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熟悉司法运作过程,对审判过程中的报道要慎重、严谨,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不作评述性报道,应不偏不倚,避免倾向性,不得充当诉讼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不得充当当事人与法官间的裁判员、审判员,更好地处理好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新闻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不良影响,最终达到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三是强化涉诉稿件的审核监督。新闻媒体应加强内部的审稿力度,对监督司法的稿件进行严格审查,把好政策法律关,确保没有明显的诱导和倾向性的内容,防止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或者侵权的报道流向社会,避免错误舆论压力影响司法机关正常的司法活动,侵害司法独立,损害司法公正,从而正常有效地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

结 语

论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篇3

1991年3月2日晚上, 罗德尼·金酗酒驾车、违规超速、耍蛮拒捕, 被洛杉矶四位白人刑警打翻擒获。这一白人警察殴打黑人的过程被一名叫做霍得利的公司经理用摄像机拍下了, 但这段短短八十一秒的录像既没拍摄到金扭动臀部挑逗辛格警官的画面, 又没拍摄到四位警官徒手格斗时横着飞出去的丢人场景, 更没拍摄到孔恩警官先后两次启动高压电警试图制服金的镜头。不早不晚, 这段实况录像恰好从金向鲍威尔警察猛扑过来开始到警察给不再动弹的金戴上手拷结束。随后, 这一录像在美国的主流媒体的黄金时段反复播放。然而, 在接下来的法庭审判中, 陪审团看到的证据录像中, 有罗得尼·金在拒捕过程中攻击警察的镜头。因此, 法院对涉案警察的无罪判决一出, 便引发了震撼全球的洛杉矶黑人大暴动。 (1)

二、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

美国新闻媒体历来标榜客观中立, 以揭露事实真相为职业的最高要求。其中司法新闻更是强调以事实为生命。但是, 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 新闻报道实际上不可能包括事实真相的全部细节, 它只能接近事实, 或只能是一种有选择的事实。毫无疑问, 在罗得尼·金案中, 新闻自由妨碍了司法公正。

首先, 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在于媒体的报道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如果新闻媒体对未决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意见, 法院和法官又不能顶住舆论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压力, 往往就只能顺从媒体的意见做出判决。决定裁判结果的不是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的理解, 而是媒体的意见。就这看来, 媒体实际上就成了裁判者。

新闻自由体现于拥有对任何原始录像的进行删减和编辑的权利。在美国社会中, 新闻媒体被称为独立于总统、国会和最高院之外的“第四权”, 是美国各行各业中受到宪法第Ⅰ修正案保护的特别行业。但在此案中, 美国主流电视新闻网播放的电视录像却把不利于金的镜头和画面全给掐掉了。换言之, 新闻媒体用偏离事实真相的“司法新闻”误导民众。在法院审判前, 媒体已用被删减的电视画面预先提供警察有罪的证据, 致使绝大多数民众在法庭审判前, 就已经认定涉案警察难辞其咎, 罪责难逃。

其次, 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还在于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对司法独立造成妨碍, 还会影响当事人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当媒体的报道能左右法官的裁判的时候, 法官裁判的依据就不是自己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理解, 而是媒体的报道。这当然谈不上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而如果法官一味考虑迎合媒体, 或者证人受到媒体的干预, 做出与自己所知的案件事实不同的陈述, 当事人受到公平的权利也因而受到到侵害。

最后, 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还在于媒体的报道可以直接地影响公众对案件事实真相的了解。如果新闻媒体对未决案件进行不正确、不公正的报道, 造成公众对法院的判决不理解, 会直接影响司法权威。司法没有权威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它使社会公众对司法丧失了信心, 从而影响了人们的行为预期, 这无疑是法制进程中的一种破坏力。

在罗德尼·金案中, 由于媒体的负面报道, 一个假释罪犯超速飞车、借酒拒捕引发的警察执法过当的事件, 竟然演变为白人警察无故殴打手无寸铁、善良无辜的黑人事件。1992年4月, 当地方法院陪审团做出裁决, 宣布四位警察无罪 (对鲍威尔警官一项罪状的指控未定) 时, 随即爆发了黑人大暴乱。1993年4月, 联邦地区法院小陪审团做出裁决, 四名警察中鲍威尔警官和孔恩警官被裁定有罪。另外两名警官无罪。由于对量刑有异议, 立即引起了洛杉矶各地民权团体的抗议。在舆论的压力下, 1995年1月, 联邦第9上诉法院下令重新量刑加重刑罚。因律师费已负债累累的孔恩和鲍威尔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最终, 1996年6月, 联邦最高法院以9比0票对孔恩诉美国案做出裁决, 以警察违法打人与金拒捕有联系为由, 推翻了联邦上诉法院关于对警察加重刑罚的裁定。就在涉案警察忙着上诉的同时, 罗德尼·金在州法院的民事赔偿案中胜诉, 获得了总额高达380万美元的伤害赔偿, 摇身一变成了百万富翁。 (2)

三、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的积极影响

媒体的不正确、不正当的报道, 会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造成不当影响, 并侵害当事人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但媒体对司法进行正确、客观的报道, 则会促进司法独立提高司法品质, 有助于当事人受到公平审判权利的实现。

在罗德尼·金案中, 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媒体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 媒体对司法是否仅有负面的作用, 或者像某些学者说的那样, 媒体与司法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 司法独立对媒体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呢? (3)

首先, 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在于对公众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通过揭露、报道司法活动过程的违法之处, 可以让人们认识到司法不公正的弊端, 认识到司法公正的重要性, 从而形成维护司法公正的共识的合力, 形成排除对司法的干预。另一方面, 媒体对司法过程进行报道, 能够使更多公众更加了解司法的现状与缺陷, 增进其对司法活动的认识。

其次, 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还体现于最大程度上实现司法活动的公正、公平、公开。不仅维护了司法权威, 也更好地维护了当事人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媒体对司法的报道, 使没有时间和机会旁听法庭审判的人们都可以了解司法过程。而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一方面, 媒体对案件进行报道, 不仅起到鞭策法官公正执法的作用, 有助于对法官司法活动的监督;另一方面, 也有助于保证证人证言的品质。而这一切不仅维护了当事人的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 而且促进了司法公正。

四、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寻求一个平衡点

新闻要求及时、真实、自由。而司法要求公平、公正、公开。司法公正不仅包括实体公正, 还包括程序公正。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并不直接地对司法发生作用, 媒体仅是一个媒介, 它的报道和评论对司法并没有强制力。但是应该看到媒体的报道可以通过舆论或借助管理或控制法院的领导或领导部分间接的对司法发生作用。可见, 过分夸大媒体的积极作用和负面作用都是不可取的。而是应当在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以便更好地加强新闻界和司法界的良好互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有句名言“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是我们文明中两种最为珍贵的东西, 实在难以在二者之间取舍。” (4) 罗德尼被殴案反映出的诸多问题, 正是这两种两难境地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徐静村.刑事诉讼前沿问题研究 (第五卷) .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

[2]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二题.中国改革报.1998-2-20.

[3]顾培东.论司法的传媒监督.法学研究.1999-6.

[4]汪建成.冲突与平衡刑事--程序理论的新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

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 篇4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监督,司法公正

在现代社会, 新闻媒体已经成为监督社会活动的重要力量, 其中和民生息息相关的司法活动更是备受新闻媒体的关注。在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的今天, 我们的媒体环境已经由原先广播、电视、报纸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向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变迁。这一变化也为新闻监督和司法公正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 新媒体在维护司法公正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多积极作用, 揭露了许多不公现象和违法操作, 对司法起到监督;但另一方面, 新媒体发布的一些不实言论以及对民众产生的误导, 也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正常的司法活动, 阻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监督和司法公正已经成为媒体人和司法界都需要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原因:新媒体环境下的变化

(一) 媒体特性的变化

新媒体主要指的是依托计算机网络和各种移动终端运行的媒体形态。相较于传统媒体而言, 新媒体借助新型的信息存储技术扩大了自身的存储空间, 而网络的超链接特性又使得其在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上得以无限扩展。对于媒体已有性能而言, 这种变化一是提高了新闻传播的及时性。传统媒体在播报新闻时, 需要经过记者采访、编辑加工、印刷出版或者制作播出等多道工序。但在新媒体环境下, 网民可以通过网页及时上传内容, 特别是手机等客户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变得快速便捷。这样一来, 对突发新闻进行现场直播就成为了可能, 人们可以及时了解到世界各个地区的实时状况, 从而更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二是新闻内容得以丰富。网络广阔的存储空间使新媒体能够向受众不断推送海量信息, 同时新媒体更加多元化的传播形式也使整个信息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除了上述已有性能的转变外, 新媒体还出现了一些传统媒体所没有的新特征。其中对新闻监督而言, 最为重要的就是自主性和互动性。首先, 新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垄断地位, 开启了全新的自媒体时代。新媒体的低门槛、匿名性、低成本使网民得以自主地完成信息传播, 原先处于信息被动接收者的受众开始向传播者转变, 积极就社会问题发表观点。这就使得新闻监督的群众基础不断扩大;另外, 新媒体中媒体与受众、受众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也在不断增加。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 新媒体更具有社会影响力和舆论导向作用, 也因此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更为强烈。

(二) 公民意识的变化

新媒体环境除了对大众传播进行改革, 还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民众的公民意识。由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较短, 社会法治化程度还存在一些问题, 再加上传统思想的影响, 总的来说, 我国民众的公民意识还比较薄弱。言论自由和新闻监督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事物, 人们对司法活动关注度并不高, 即便是想要关注也找不到合适的途径来获取信息, 发表言论。但近些年来, 自主性、互动性的新媒体为国民行使监督权, 自由发表言论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平台。这样一来, 国民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度与日俱增, 越来越多人愿意在新媒体上就社会事件发表看法。现在, 一个重大案件一旦发生就立刻会在新媒体上出现, 各种新闻报道和实时评论也不断跟进。公民意识的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司法公正。

二、现状:新闻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一) 积极影响

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中国公民享有监督权, 但在现实生活中, 普通民众并没有一个便捷的渠道来了解信息和表达观点, 而且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都是将媒体作为事业单位进行运营, 即便现在传统媒体已经开始逐步市场化, 但是仍然在很多方面受到党政机关的影响。在这种媒体环境下, 民众很多时候都难以通过传统媒体和司法不公抗争。

然而, 新媒体的发展改善了这一现状。通过改变信息单一方向的传播模式, 新媒体使新闻监督的话语权不再只掌握在少数主流媒体手中。民众可以自主地、便捷地通过互联网上传内容, 并借助网络几何裂变式的传播速度快速传播, 这就为民众有效及时地揭发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事件提供了客观条件。此外, 新媒体互动式、社交化的新特质使得民众能快速集合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组织, 对于社会共同关注的司法公正, 新媒体更是能够快速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 在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案件进程上形成足以影响事态发展的舆论压力, 从而促使法院做出公正裁判。

(二) 消极影响

新闻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常常被比喻成一把“双刃剑”。 (1) 从已有的经验看, 新闻监督对司法公正的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新闻炒作”、“缺少相应的法律知识”、“不实、夸大报道”、“不注重保护被告正当权利”、“媒介审判”等等问题上。在新媒体环境中, 这些问题同样存在甚至有不断增强的趋势, 很多案件因为媒体的介入, 往往出现法院由舆论牵着走的尴尬局面。

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监督存在的问题, 在“唐慧案”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就在唐慧案以唐慧和舆论的胜诉告终后不久, 南方周末却通过系列报道《“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 法治赢了没?》、《死刑判决应有更高证据要求》、《什么造就了唐慧》对“唐慧案”的司法进程提出了质疑。从南方周末披露的消息来看, “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中存在“强迫”证据不足、司法程序受到干预等问题, 而且七名被告中两名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四名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一量刑结果也备受法律界质疑。由于案件的众多具体细节并未公布, 关于案件是否量刑过重等争议我们暂且不能轻易做出结论。

在“唐慧案”的前期报道中, 多数媒体将为女儿乐乐被迫卖淫案不断上访的唐慧塑造成了靠自身力量寻求司法公正的“英雄母亲”。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情绪渲染很快就带动了公众, 网络上要求判处被告死刑的言论十分强烈。不论是“唐慧诉永州劳教委案”还是“女儿乐乐被迫卖淫案”, 来自媒体的舆论压力一直是悬在司法机关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三、应对:媒体和社会共同的责任

法律是维护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最基本的规则, 一个有序的社会如果仅靠多变的情绪来控制是非常可怕的,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绝不能成为干涉司法公正的理由, 新闻监督也绝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面对新闻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干涉, 媒体和社会应该共同改进, 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 缓解二者间的矛盾冲突。

(一) 提升媒体社会责任感

新媒体由于自身特性, 相比于传统媒体而言更加难以监管。因此, 媒体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就显得尤为重要。让民众更快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事件, 有效监督政府、司法机关的工作, 捍卫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都是新媒体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具体而言, 新媒体的从业人员首先要继承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铁肩担道义, 妙笔著文章”的新闻信仰和社会责任;其次, 在报道中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基本原则, 排除主观臆断, 要进行客观报道;最后, 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 尊重司法, 避免在法庭判决之前发布倾向性报道或不实报道。

(二) 加强司法独立

法治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司法独立, 司法权独立行使才能排除干扰, 实现正义。司法实践中, 司法机关往往受到各种干扰, 再加上媒体的舆论压力, 司法机关在进行审判时势必不能完全隔绝外界影响。减少媒体对司法独立不良影响的措施可以参照英美法系国家的经验。英国美国设有藐视法庭罪, 藐视法庭罪不只是适用于干扰法庭审理的行为, 也适用于一些有损于法庭尊严的不实报道的行为。目前, 我国的新闻立法中就缺少相应的罪名来规制媒体对司法的干预, 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出现相关案例。这就使得一些为了自身利益故意煽动舆论, 干涉司法的媒体和个人因为不受法律制裁而更加猖狂。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 公众的言论日趋自由, 司法独立面临的挑战也就更大, 这就更需要我们的司法工作者加快推动司法独立。

(三) 完善司法新闻发言人制度

媒体的新闻监督之所以能影响司法公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国的司法机构没有建立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对于媒体而言, 这种制度的缺失意味着难以获得官方的准确消息, 因此报道时就会出现一些不实新闻和主观言论。 (2) 美国的法院就借助先进的数字科技建立有电子记录公共访问系统, 向媒体和受众提供包括诉讼书、判决书等案件相关信息, 这就在法院和媒体间搭建了正规的信息渠道, 有助于媒体真实客观的报道。

从2013年8月22日开始,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第五法庭对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进行为期五天的公开开庭审理。在这一案件的公开审理过程中,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考虑到此案的特殊性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整个审理过程都是由法院统一向媒体进行直播, 之后由新华社转发当日庭审全部笔录。在这一案件中, 司法机关就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既实现了公开审判, 保证了司法透明度又有效防止一些人借此案件进行炒作, 传播不实言论, 影响司法审判的问题。在之后的重大案件审理上, 这一做法也可以不断完善。

(四) 建立针对媒体的监督机制

新闻媒体从问世以来一直都充当着监督和制约政府、司法机关的利器, 也因此获得了“第四权力”的殊荣。但新闻媒体的这种权力同样存在诸多缺陷, 夸大事实、故意炒作、滥加评论等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如今的市场化进程影响下, 一些媒体为了追求关注度、提高效益, 往往选择煽动性极强的报道来博人眼球。对于追求客观公正的司法来说, 这样的媒体就成了司法公正的妨碍者。

在一些媒体发展早, 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 这些问题由于显露较早, 已经得到了社会的重视, 相应的应对措施也比较完善。其中, 建立针对媒体的监督机制就是一个十分有效的策略。从施行这一机制的国家已有运行经验来看, 对新闻业的监督要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进行。内部监督主要是要求媒体人做好信息传播中“把关人”的角色, 对一些偏离客观事实、涉嫌炒作、干扰司法的新闻报道进行检查和厘清。由于这种监督是媒体内部的工作, 在实际操作中很难保证其公正性和透明度, 这时就还需借助外部监督的力量。但需要注意的是, 媒体作为一个和政府、司法相平衡约束的力量, 如果交由政府机关来监督很容易就会出现“限言禁言”的问题, 这无疑有损于民主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因此, 对媒体的外部监督应当交由民众来进行。在美国, 就是由市场来监督媒体, 如果一个媒体总是报道失实内容, 干扰司法审判, 就会失去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最后自然被市场淘汰。

注释

1卞建林:“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政法论坛》, 2000年第6期, 第124页。

试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 篇5

(一) 两者概念的界定

新闻自由这个概念由来已久, 最早是由约翰·米尔顿提出, 他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思想先驱。1644年, 在他的《论出版自由》中写道:“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 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 这才是一切自由中的最重要的自由”。 (1) 美国民主之父的杰斐逊也说过:“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由我来决定, 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 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2)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 在西方, 很早就开始关注并重视新闻自由。关于新闻自由的确切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观点, 专家学者的观点看法也并不一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列入宪法的直接或间接保护范围之内, 使之上升为一项宪法权利。” (3) 本人比较同意甄树青教授对新闻自由下的定义“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之一, 是通过传播媒介表现出来的言论、出版自由。它是指公民和新闻传播媒体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 搜集、采访写作、传递、发表、印刷、发行、获知新闻或其他作品的自主性状态。”[4]从这个定义, 可以看出他有三层意思:首先, 把新闻自由定义成公民的基本自由之一;其次, 新闻自由包括了搜集、采访写作、传递、发表、印刷、发行、获知新闻和其他作品, 概括的比较全面具体;最后, 强调是通过传播媒介的, 强调他的媒介特征。可以说这个定义全面具体, 关键是突出了传媒的媒介特征。

司法独立, 它是指法官只依据法律和事实进行不偏不倚的审判, 而不受其他任何干扰;且审判结果应得到全社会的承认与执行。尤其不受政府等权力机关的干涉。概括地说, 司法独立就是: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依据法律事实, 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判决。司法独立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司法独立的要求下法官只依据法律和事实进行审判。司法独立它既是社会进步和民主发展的结果, 又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只有司法独立, 才能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更好的司法保障, 才能保障公民接受公正审判的基本人权。对司法裁判的遵从或对法院的服从有赖于公众对法官的操守和独立的信心。法官的操守和独立性最终依赖于他们无所畏惧或不偏不倚的行为。目前, 司法独立已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基本原则。

(二) 冲突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1997年的张金柱案以最终被执行死刑终结, 他的代表律师认为, 张金柱在这个案件中, 已经不仅仅是交通肇事的被告人, 甚至已经成为公安队伍中违法乱纪的典型代表, 被当成了公安队伍中的反面人物。种种非法律因素影响了该案的最后判决结果。包括其他的如孙志刚收容被伤害致死案、刘涌案以及最近的许霆案, 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媒体的介入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因为新闻监督的存在, 使司法活动更加透明公开, 这对于公正地执行司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监督作用,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度的新闻干预会使司法活动失去本有的独立性, 使得他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满足公众的民意, 或者说不得不从一定程度上迎合公众的意见, 这种司法独立向民意的妥协无疑会影响司法的公正性。

法院的司法活动以独立审判为根本的价值理念, 新闻自由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等方面的表达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独立审判和表达自由其实都是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宪法性原则。两者之所以会产生冲突, 本人认为主要原因如下:首先, 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所坚持“媒体监督必须是审判之后的监督”。因为从学理角度, 司法活动是具有专业性的, 但是新闻媒体因为无法直接接触证据, 媒体所得往往是一些传闻, 而且信息不充分的报道容易有倾向性。另一方面新闻的自由无疑会增大民意的介入度, 但是一旦过分的介入, 民意本身的劣根性就会显现出来, 民意的表达主体通常法律素养、法律信仰的普遍不强, 整体素质、理性思维的低下而且民意通常更习惯于把问题道德化, 以好人坏人的观点来看待问题。但是司法它所强调的是自身的规律, 它有比较明确而冷静的一套原则, 它所需要的是理智和客观, 实践中又是往往道德立场比法律立场更有广泛的认同基础, 导致更能吸引广大民众, 两者的冲突就应运而生。

另外, 由于司法与媒体的价值不同, 特性不同等, 使彼此的矛盾和冲突显得不可避免。媒体舆论价值与司法公正价值不同, 新闻舆论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 对事件的报道会有选择和偏重, 而司法的公正在于通过法律的证据来表现客观的世界, 这是两者在价值上的相对差异。从特性上看, 新闻舆论讲究时效, 要真实新鲜, 同时也可能导致断章取义, 司法活动的主体根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利, 司法的程序性会导致司法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执行。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在公开场合说, “新闻采访讲自由, 法庭审案讲秩序;新闻报道讲时效, 司法诉讼讲程序;新闻评论讲有感而发, 法官裁判重理性分析;新闻报道追求轰动效应, 司法裁判追求平息纷争等。” (4)

二、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的必要性及相关做法

新闻自由从言论自由衍生而来, 言论自由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出版自由这个口号由英国政治家、诗人约翰·弥尔顿首先提出, 它是新闻自由理论的源头。后来发展成为报刊自由主义理论。弥尔顿所提出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观点的自我修正”理论是自由主义新闻学的理论根基, 也是西方新闻自由的理论根基。美国人托马斯·杰斐逊在1789年力促言论、出版自由载入宪法即《人权法案》, 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了言论、出版自由原则。同年, 法国国会也通过了《人权宣言》, 正是两部宪法的通过标志着自由主义在北美和欧洲占据了统治地位。

虽然西方多数媒体能够主张客观、公正, 自由报道新闻, 但是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西方新闻自由制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 新闻自由越来越受到经济利益的侵蚀, 开始走向媚俗化。另一方面, 由于垄断集体的发展, 使得新闻事业被少数人所掌控, 新闻自由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控制, 无法继续代表多数人普通人的利益, 也无法做到客观公正。更为关键的是, 政治利益、资产阶级和国家利益严重影响着西方的新闻自由。这些使得美国对新闻自由的限制显得尤其必要。

关于新闻采访权的合法性在我国现行宪法规范中有所蕴含, 但宪法同时对新闻采访权的行使也有原则性的限制。如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在我国的实践中, 对于限制主要有这几个原则:首先、不能妨害社会公共利益;其次、要考虑公民个人和法人合法利益, 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规定,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禁止实施对公民的侮辱、诽谤行为, 公民的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侵犯;第三、要履行保密义务。《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二十条也规定, 新闻传播活动应当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不得泄露国家秘密, 实践中新闻记者应具体依据《新闻出版保密规定》来履行该项义务。第四、手段要正当。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提倡“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 尊重被采访者的正当声明和要求”。2006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以及副院长都向外界宣布建立新闻发布体质以及发布了相关规定, 这些规定包括:法官未经批准不得接受采访, 媒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进行预测性报道, 重大案件新闻发布由最高法统一口径等。我国也通过最高院的批复和司法解释确认了将新闻媒体和作者列为新闻侵权的义务主体。本人认为, 各国包括我国在内出台的各项措施来使司法与媒体保持一定的距离, 是因为媒体的报道会是一些重大案例变为公众事件, 且对法律机构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 最高法院对法官的合理约束无疑是合理的, 公开那些应该公开的信息, 不公开那些不应公开的信息。按照职业道德要求, 法官不可以将正在审理的案件情况透露出去, 同时不可以发表相关评论。但是, 凡事过犹不及, 如果“过分限制”反而不利于自由权的表达, 另外, 我国这条限令限制法官接受媒体采访, 但如果没有相关的制度予以规范, 没有治本的措施出台, 所收到的效果可能并不理想, 毕竟除了接受采访以外, 实在还有太多的途径来透露案件情况了。

三、探寻冲突的解决方案

(一) 完善司法自身建设, 加强司法活动的公开

1. 加强司法自身队伍建设

新闻自由需要保障, 但同时要阻止传媒的“越位”监督, 对于司法部门自身而言, 必须加强自身的队伍建设, 努力建设出一支职业素质高, 政治立场明确, 严明执法的司法队伍, 严厉打击各类司法腐败案件;司法活动坚决遵守法律程序, 进一步加快司法改革, 增强司法的独立性, 减少外界因素对司法活动的影响。另外, 改革司法体制, 实现司法的真正独立, 对司法权的监督必不可少, 但是需要更为有效和可行的途径、方法或思路, 新闻监督要在公正的目的下运用合理的方式履行监督职责。另外, 当今法院对同级政府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有较强的依赖性, 导致其司法独立性很弱, 使得司法公信力降低。所以, 要实现司法公正就要求从外部改革现行司法体制, 使我国的法院真正独立于政府。从内部“而言, 要强化合议庭和独立审判员的职责, 落实公开审判的制度, 加大审判透明度, 另外, 要有一套有力的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以确保法官的地位。保障法官在制度上可以抵抗舆论审判的压力, 减少他们决策时的顾虑, 使得他们作出真正的公正的判决。

2. 端正对待新闻媒体的态度

其实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从根本上而言都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 所以两者在价值目标上是可以统一的, 当今司法部门对新闻舆论的排斥态度是不足取的, 虽然新闻舆论有时会做出不公正盲目的判断。司法机构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新闻媒体, 既不能一味地盲目服从, 也不能完成抵御排斥, 应该在两者的一定平衡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相对而言, 司法过程的封闭性较强, 尽管存在程序法的规制, 但在实践中这个过程的封闭性仍然是不可避免。这种封闭性一方面体现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予公开那些应予公开的司法过程, 或者即使公开也达不到法律公开的程度, 另一方面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但由于民主原则那些应当受到社会监督的司法过程并没有向社会公开。这对于社会监督十分不利, 也是对新闻自由权的限制。

(二) 完善新闻媒体行业规范

1. 尊重司法权威, 尊重司法特性原则

想要实现司法公正, 必须尊重其独立性、公性、程序性、权威性等与其他权利不同的特性。新闻监督所追求的同样是实现司法公正, 因此, 如果由于新闻监督损害了司法的独立性、权威性, 从而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这便违反了新闻监督的初衷。所以首先应当尊重司法特性。第一是要明确监督的目的, 监督活动的每个环节与步骤都应当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第二是对司法活动的报道与评论都必须做的客观公正不可以为了追求猎奇而过分渲染炒作。第三是在监督过程中要把握好界限, 对正在审理的具体案件, 不要轻易的评论和发表自己的看法, 注意自己的身份, 尤其要注意是法庭在审判, 不是记者在审判。第四是要采取谨慎的态度来对待涉及到司法独立性和权威性的问题。保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评判司法过程中的违法乱纪行为, 千万不能主观臆断、信口开河。当然, 也要注意不能矫枉过正, 公开性也是司法活动的特性之一, 不能因为没有公开, 就彻底失去监督, 这并不是尊重。相反, 那样对树立和维护司法的独立性是没有好处的。

2. 明确自己定位

首先应该明确新闻媒体的定位, 新闻媒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公正, 而不是为了干预司法。法律保障新闻自由, 从根本上是保障群众的知情权, 而不是说法律放任新闻对司法的肆意干预。按照传播学理论, “所谓媒介组织, 是指专门从事大众传播活动的, 以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单位或机构。它具有独特的地位, 既是公共事业单位, 又是产业机构;既自成媒介系统, 又难逃社会制约;既受惠于社会系统, 又反哺于社会系统。”[9]传播信息是传媒的本质, 什么性质的信息以何种方式在大众间传播也是由传媒所决定的。新闻媒体应该清醒地意识到, 司法制度本身才是司法公正的源泉, 因此, 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应履行其传播职能而非监督职能, 对司法活动的报道与其说是监督, 不如说是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 而监督只是由此派生的副产品。媒体对司法的报道一定要遵守司法程序, 坚持司法是第一位, 媒体是第二位的意识。新闻媒体提要定位准确, 媒体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尤其不能以过分明显的官方立场出现。

四、结语

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分别代表了民主和法治, 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但同时, 他们又在追求着同一个目标:即司法公正, 所以两者又是可以在一个平衡点上共存的, 新闻自由可以对司法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但是, 如果过度, 又会有损司法的独立性、权威性。两者应该在达到一个平衡点, 以达到最佳效果, 而要做到这样, 双方必须加强交流协作, 彼此要建立一个良性互动关系, 通过沟通协调, 可以增加对法院工作的了解, 也提高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支持, 有效的沟通, 使得法院对于某些新闻不真实不客观的报道, 及时采取措施更正。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的相互作用最后的归依应是公平与正义,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案件, 如张金柱案件、刘涌案等这些具有广泛公众影响力案件, 在二者共同的作用之下, 我们的司法活动总是免不了要受到舆论的影响, 或多或少地有所妥协, 但如果这种妥协是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 就未免得不偿失了。希望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能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希望我们国家的司法能够排除一切非法干预, 能够代表公平正义, 能够成为自由和秩序的保障。但在今天的中国, 我们的司法仍然需要新闻的舆论监督, 阳光是最好地防腐剂。我们确信, 一个越来越自由和谐开放的社会必将有助于司法独立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司法公正的实现。

摘要: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两者的冲突在现代法治进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突显出来。这本质上是公民言论自由知情权与司法独立公正审判这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 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一方面, 新闻自由有助于监督司法, 有利于司法的独立性;另一方面, 如果新闻舆论过度地干预影响司法活动, 又会导致司法向民意的妥协, 牺牲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所以, 两者必须实现平衡与契合。但要达到两者都能接受的平衡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磨合与调整的。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冲突的原因和探讨解决的方案。经过分析后笔者的建议是首先要从立法上予以规范;其次要完善司法建设和规范新闻媒体行业规范;再次要增进两者的沟通协调。

关键词: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冲突,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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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监督对司法公正的积极意义 篇6

关键词:新闻监督,司法公正,积极意义

近年来,随着政治民主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越来越深入和广泛,新闻舆论强化监督对清除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宪法保障新闻自由,其目的就是保障一个有组织、完整、独立、自主的新闻媒体,使之能够成为政府三权(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以监督公权,防止公权被滥用。新闻媒体越来越成为推动司法改革,推动司法进程巨大的社会力量。

一、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1.新闻监督司法活动的依据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就为大力推进传媒监督国家政治生活,特别是监督司法活动提供了政策依据。宪法和法律是我国政治民主建设的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司法机关属于国家机关,新闻媒体在当前是群众获取信息发表言论的主要工具,新闻媒体当然有监督司法机关的权力。

2.新闻监督司法活动,促进司法公正的可行性

实践证明,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新闻媒体监督活动对司法活动的个案公正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形成的“焦点访谈热”特殊模式说明,司法机关自身的纠错功能还不健全,需要新闻媒体的监督。“涉及某些权利部门或豪强人物的案件,小民百姓的利益受到侵犯,在司法机关那里得不到公正的解决,甚至压根儿状告无门,情急之下,投书媒体,记者仗义执言,领导见报怒不可遏,愤笔批示。巨大压力之下,司法机关不得不迅速地加以解决。”近几年来舆论监督出现了强化的趋势,很多案件都是由媒体报道出来司法机关再介入调查,事件才最终水落石出的。

在民主与法治国家,公民的权利不可侵犯。但是,当一个公民因被侵犯权利而去和国家机器进行博弈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此时,当司法机关不能自动地给他救济时,新闻媒体的舆论力量显得无比珍贵。它不仅是对弱者的同情与援助,也是对整个司法机关向公正迈进的推动。近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处女卖淫案”、“枪下留人案”、“孙志刚案”(对收容遣送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冲击)、“孙大午案件”(对民间金融制度的解释)等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新闻监督对司法进步的推动力。

以曾经引起极大轰动的陕西“夫妻看黄碟事件”为例。2002年8月18日,陕西延安某村村民张某和妻子在家里看“黄碟”,派出所民警突然闯入将张某带走,现场搜到3张光碟连同电视机和影碟机一起带回派出所。10月 21日,张某被延安宝塔分局刑事拘留。此案对张某产生了强烈刺激,从看守所回家整天沉默寡言、昏昏欲睡。自8月份事件发生后,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各路媒体都进行了及时的报道,事件的每一个变动和波折均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发表评论,大部分媒体的指向惊人地一致:认为警方人员涉嫌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历经130天,面对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该事件终于在2003年1月最终划上圆满句号。该事件的圆满落幕并不仅仅依靠司法系统的自身纠错功能,更来自于强大的外力——新闻舆论的推动。现在,我们可以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强烈关注,事件会朝哪个方向发展?类似的事件不胜枚举,实践证明,新闻监督对促进司法公正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新闻监督司法活动的必要性

新闻监督的特殊功能就“以权力制约权力”,将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活动中正当和不正当的行为公开,促进执法的公正,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进步。

1.新闻监督司法活动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需要

新闻监督司法活动是保障民主权利的需要。司法权是人民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言论自由是当代民主国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我国,随着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权扩大。新闻媒体是群众发表言论、监督政府的渠道和工具。新闻媒体通过对司法活动和司法人员进行监督,以使其依法、公正地行使司法权,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允许新闻监督对司法活动的正当评价,是保障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缺少了新闻监督,人民的言论自由就没法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不完善。

新闻监督司法活动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十六大报告把“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规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就是说,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意见权应当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保障。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司法活动是国家权力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公众有权“知情”。公众通过新闻媒体这个社会公器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及时依据所掌握的资讯信息并做出自己的评判,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公众实现了“知情权”后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实现社会公众和司法部门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

2.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是司法公正的客观需要

无数事实证明公权力的私化是腐败的主要成因。而公权力行使过程中缺乏监督又是公权力走向私化的主要因素。所以要遏制腐败就要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司法权的滥用,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证。司法公正的保证要求司法独立、司法人员自身素质高、坚持执法公开、有效的监督等等。

(1)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一定场合有助于司法机关抵御外来压力,为司法机构的活动创造必需的独立的环境。司法公正又称为司法正义。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就是司法独立,司法活动是理性的判断过程,要想公正就必须有独立的司法环境。原司法部副部长范方平曾在“两会”上痛斥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对司法案件批示意见,干扰独立审判,影响了司法公正。这种行政权力在司法活动中的不正当运用助长了司法腐败。新闻监督司法活动,将具体的司法行为公开化,客观上有利于防范“暗箱操作”,防止其他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

(2)新闻监督有助于司法公开和司法人员自律,促进司法公正。新闻对司法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司法活动的过程的监督。二是对行使司法权的人员进行监督。司法活动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公开”要放在第一位。新闻媒体将司法活动的过程和作为主体的司法人员的一些不正当的因素揭露出来,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压力,可以促使司法人员加强自律,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程序办案。同时,媒体的报道得到公众的反馈,公众的呼声和建议通过媒体公开,就可以引起国家监督机构和上级领导的关注,促进相应的监督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制约,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和推进司法公正。

(3)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是防止司法腐败的必然要求。从当前的司法现状来看,司法腐败普遍存在,权力失去监督就必然走向腐败。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人大监督、检察监督、审判监督是司法权的主要监督资源。”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人大监督弹性和缺失较大,检察机关的抗诉和上级法院的再审对司法不公的校准作用也相当欠缺。在司法体制内监督不尽人意的现状下,“传媒监督被普遍认为是司法体系外监督的常规、基本形式”。于是,在司法公正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监督资源又很缺乏的当前,公众必然会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寄予厚望。新闻以其特殊的功能监督司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就获得了“必然”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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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监督对实现司法公正的作用 篇7

一、新闻监督对实现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 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 (1) 这既是审判公开的法理根源, 也是媒体监督司法的理论基础。新闻监督作为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于公众了解事实真相、促使法官公正裁判、完善司法制度等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 新闻监督有利于公众了解事实真相, 增强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

在司法活动中, 法官依据法律、法规和认定的事实对案件作出裁判。新闻媒体将此过程通过报道的方式向社会公众传播, 扩大了法官审理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扩大了一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法规的影响范围, 在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同时, 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 扩大了司法公正的教育效果, 提高了公民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

(二) 新闻监督有利于促进法官公正裁判, 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现代社会中的矛盾纷繁复杂, 对法官公正裁判是一种挑战。新闻监督对司法活动的报道扩大了受众范围, 同时也增大了法官需要面对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压力。法官必须面临怎样运用法律知识和专业技巧做出既能体现司法公正又能为社会接受的司法裁判的重大问题。只有具有才能、超脱、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才可能符合做法官的要求, 才能在法官的职业行为道德框架内, 依据一定的标准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纠纷, 定纷止争。 (2) 媒体的介入, 将促使法官以更加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和高度的责任心来审判案件, 严格执行廉洁自律的规定, 加强自我约束, 谨言慎行, 廉洁司法, 文明办案, 防止司法腐败、法官收受贿赂、枉法裁判, 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3)

(三) 新闻监督有力地推动司法制度的完善

新闻监督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进程中,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是司法制度更趋完善的强大推动力。通过媒体人对案件作出详细、深入的跟踪报道, 将案件有关事实真相、发展过程生动地还原, 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 引发司法工作者、学术研究者以及司法权威部门的广泛思考, 从而为制定、完善现存的和即将出台的司法制度提供新颖的素材, 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二、新闻媒体在监督司法公正中存在的问题

(一) “媒体判决”

在社会生活中, 新闻媒体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在案件发生后, 法院未对案件作出裁判前, 新闻媒体用带有倾向性的语言、文字对案件进行报道或发表媒体评论, 诱导公众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进行预断, 导致有关案件在社会中造成的舆论压力影响法官的专业判断。若法院的判决结果与公众的预判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 可能使公众怀疑裁判结果的公信力, 从而降低法律权威和司法权威。

(二) 新闻媒体有时对案件事实报道存在片面性或不适当性

作为新闻监督具体参与者的工作人员大多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 对案件事实的报道偏重于引起受众者兴趣的那部分情节, 对案情的描述造成片面性或不适当性。法院在司法程序中, 着眼于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关键情节、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和构成完整证据链的各个证据的逻辑联系, 由此导致公众依据媒体报道作出的判断往往与法院判决不符, 造成法院裁判的公信力下降, 严重影响司法权威。“摧毁公众对法院的信任, 也就摧毁了法治的基础”。 (4) 此外, 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司法审判中不能公布的内容, 以及有关法官审理案件的审判秘密等不适宜公开的内容, 新闻媒体一旦通过报道公之于众, 可能对当事人和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和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三) 新闻媒体的半官方性为监督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国的新闻媒体具有半官方性质。在行政诉讼中, 行政机关作为其中一方诉讼主体, 政府部门往往会利用其控制的新闻媒体制造有利于自身的舆论向法院施压, 影响法官的公正裁判。新闻监督在对司法公正进行监督的过程中, 不应充当政府的喉舌, 站在政府的角度思考问题、发表言论进而引领社会导向。在行政机关参与的诉讼中, 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相对于强大的政府机关, 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如果案件的客观真实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作为诚信的政府,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弥补行政相对人的损失, 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职业操守的媒体人更应该重视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 监督法官公正裁判, 利用新闻报道的形式制造正确的舆论导向, 督促政府部门及时执行法院判决, 恢复、补偿行政相对人因错误的行政行为遭受的损失。新闻工作者不应以监督之名, 追求自己所谓的蝇头小利, 造成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怀疑。

三、加强并完善新闻监督作用的具体途径

新闻监督对实现司法公正做出了重要贡献, 应当通过完善司法体系、规范媒体的监督程序、提高司法队伍和新闻工作者的素质等途径, 使新闻监督在实现其价值和利益的同时不阻碍司法公正的实现, 监督司法机关公正审理案件, 通过报道扩大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 新闻监督应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为消除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过程中产生的消极影响,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的通知, 该规定为规范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工作, 妥善处理法院与媒体的关系做了具体要求。首先, 人民法院应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对新闻媒体旁听案件庭审、采访报道法院工作、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提供便利。对于社会关注的案件和法院工作的重大举措以及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向社会公开的其他信息, 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新闻通稿、法院公报、互联网站等形式向新闻媒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其次, 应当极力避免“媒体判决”。对于正在审理的案件, 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自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再次, 人民法院应当建立相关的制度促进司法公开, 协助新闻媒体发挥监督作用。新闻媒体因报道案件审理情况或者法院其他工作需要申请人民法院提供相关资料的, 人民法院可以提供裁判文书复印件、庭审笔录、庭审录音录像、规范性文件、指导意见等。最后, 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合作, 共同促进司法公正。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与新闻媒体及其主管部门固定的沟通联络机制, 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座谈会或研讨会, 交流意见, 沟通信息。

(二) 建立完善的新闻监督制度

新闻监督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以促使司法公正的实现, 为了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避免监督过程中产生的消极影响, 应当建立相关的新闻监督制度, 规范新闻媒体的监督行为。首先, 应当规范新闻媒体的监督方式, 对于案件相关案情的报道应尊重客观事实, 坚决避免人云亦云和虚假新闻;媒体对案件审理情况的报道不得影响法官的裁判。其次, 应当建立对媒体不当监督的处罚机制。当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做出不当的监督时, 应根据不当监督的处罚规定要求其承担不当监督产生的不利后果。

(三) 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新闻媒体工作者的素质和

职业素养

司法机关要严格依法办事, 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司法权威的前提下, 认真落实关于审判公开制度, 保障新闻媒体对案件进行采访和报道的权利。同时, 法官应当努力提升自己, 增强抵御外界干扰和社会舆论压力的能力。 (5) 新闻工作者应当具有扎实的职业素养和一定的法律知识, 恪守新闻职业道德, 有社会责任感, 审慎客观, 不能打着“无冕之王”的旗帜, 随意地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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