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政府（精选十篇）
清代地方政府 篇1
关键词：清代政府,文书档案管理,历史价值
清代政府的文书档案, 包括清宫内阁大库、方略馆大库、国史馆大库及宫中各处庋藏的“大内档案”, 以及清政府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的一些重要档案, 这些档案是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具有重要的档案史料价值。清代政府非常注重文书档案运转、收藏和管理。他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 并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人员进行保管。清代政府对文书档案的管理, 对当代档案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仍有借鉴价值。
一、清代政府文书档案管理的机构设置
在我国古代, 许多朝代都比较重视档案文献保存。清代时期, 统治者对文书档案管理更加严格, 档案管理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清代档案管理最重要的机构是中央中枢机构的内阁, 它下辖三大档案库房, 主要是内阁大库、皇史和副本库。另外, 清代有编修纪略、方略的传统, 故方略馆大库也收集了许多的档案文献。由于方略馆大库也是军机处档案的保管地, 因此, 方略馆大库主要由军机处兼管。另外, 在清政府统治时期, 中央其他机构也都设置了专门的档案管理保存机构。如户部有总档案房和南北档案房, 理藩院有满汉档案房, 礼部有清档房管档案, 礼部下辖的乐部亦有档案房, 刑部有清档案房, 内务府有档房、稿房、谱牒库, 所属御茶膳房、升平署、都虞司、掌仪司等均有自己的档案房, 八旗都统衙门亦有档案库。清朝统治者对文书档案管理的机构设置非常重视, 据记载, 1629年 (天聪三年) , 清政府出于“记注”的需要, 设置了文馆, 文馆的主要职责是“记国家政事, 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 以昭信史”[1]34。1636年 (清天聪十年) , 改设内三院 (弘文院、秘书院、国史院) , 其中, 记注实录皆由国史院所掌, 国史院的职责是诏令、收藏御制文字、掌记注皇帝起居, 凡外国来书以及用兵行政六部所办事宜, 俱编为史册, 同时, 纂修各朝实录以撰拟诰命、册文、祝文等。
随着清王朝政局的统一以及国家的稳定, 文书档案工作也得到了稳步发展, 档案管理的机构设置也进一步完备。从清王朝的档案核心机密中心内阁和军机处来看, 内阁贮存档案的地方是内阁大库, 主要由满本房和典籍厅分别管理, 内阁大库主要是珍藏朱批红本以及列朝实录的重地, 军机处收贮档案的地方是方略馆大库, 由军机章京负责掌管。方略馆配置承发和常川供事若干人, 这些人主要负责保存、记档、缮写档案等各项工作[2]74。另外, 按保管文件的不同, 在掌管中央政务的各部中也设立了清档房和汉档房。同时, 各寺、院等机构中也设置了清档房和汉档房。根据事务的繁简不同, 清政府还在这些机构中配置了相当数量的满、汉人员, 这些满汉人员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掌缮题本、奏折、保管档案”。
1840年以后,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入侵中国, 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 清朝外交活动日趋频繁, 清代的档案管理工作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许多新的档案种类。鸦片战争以后, 清王朝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设置了两个文书档案机构, 一个是清档房, 清档房下设清档科房, 另一个是司务厅, 司务厅下设文案科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属档案的承修 (编纂) 、校对等事宜由清档房负责。收发、监印、文书运转等事项由司务厅专掌。同时, 总理衙门的文书档案人员也有所增加, 由原有司员24人增至36人, 具体从事文书档案工作的供事 (缮写人员) 由27人增至44人[3]26。另外, 清政府总税务司署也设置了文书档案机构, 总税务司署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主要由外国侵略者直接控制。因此, 总税务司署设有汉文科和机要科, 汉文科负责管理一般档案, 由洋员中通晓汉文者担任。机要科负责管理机要档案, 外国人控制其主要权力。清朝末年, 政府对国家机构进行了改革, 清政府的档案机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当时, 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一些地方机关都成立了专做或兼做档案工作的机构。
二、清代政府的档案管理制度
清朝时期, 政府为了加强档案管理, 制定了一系列档案管理制度。首先, 清政府制定了档案编目登记制度。《清律例汇纂大成》案卷曾经记载“部院衙门案卷, 名立号簿, 加谨收贮。遇迁转之日, 将经管案卷交代, 出具并无遗失甘结, 送堂存案”。同时, 地方衙门也必须按照年月, 编号登记案卷, 并且标注经承人姓名及造册交代。另外, 凡审理词讼衙门, 在案件审理结案以后, 即令该吏将通案犯证、勘语、口供、呈状等粘连成帙, 并且在接缝处钤盖印信, 如有篡改、毁坏、遗失等情弊, 按卷治罪。其次, 是文件副本制度, 也叫录副制度, 这种管理制度主要行于各省督抚题奏事件。其三, 是汇抄档案制度。这种制度在顺治年间仅汇抄上谕, 到了康熙、雍正以后逐渐推广。汇抄档案制度主要有二类, 一类是专题事件汇抄, 另一类是各种诏令谕旨汇抄, 专题事件汇抄占汇抄档的大多数。如有关洋务运动的洋务档、慈禧六旬庆典档、经营西藏的西藏档、光绪大婚档、对俄关系的俄罗斯档及有关平定金川事件的金川档等[4]14。其四, 是确定档案缮修制度。如乾隆四十年, 重抄和转抄开国前后满文老档的文献, 乾隆五十四年、六十年对军机处档案进行了缮修, 此后又于嘉庆六年缮修了军机处档案。故梁章钜说:“自嘉庆十年开始, 军机大臣奏请五年缮修一次清汉字档, 方略馆译汉官缮写清字档, 内阁中书缮写汉字档, 以备阙失。”到了咸丰四年以后, 改为三年修缮一次清汉字档。光绪会典曾经记载, 清汉字档岁久则缮, 汉字档每届三年另缮一份, 清字档每届五年另缮一份, 由军机大臣奏明, 修缮之后与原档一并存储, 以备阙失。档案缮修制度, 对于清代档案的保存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时期, 档案移交和归档方面的管理也十分严格。1729年 (雍正七年) 曾有规定, 嗣后官员迁转, 必须将“呈堂用印收贮”, 同时, 将自己管辖的案卷“新旧交盘, 各具甘结”, 如果发现有疏失换易等弊则依例治罪。在档案归档方面, 清代建立了档案文件的副本制度和上缴朱批奏折制度。奏折是清代时期官员向皇帝汇报工作情况的一种官文书, 于1681年 (康熙二十年) 后, 由于奏折的内容都属于机密文件, 因此, 奏折也称为密奏。官员的奏折可以直接进呈于皇帝, 不经过通政司和内阁, 皇帝看过奏折后亲笔批答 (称朱批奏折) , 皇帝看过奏折批复以后, 奏折发还具奏人收存, 然后, 再由有关部门或内阁另发正式行文。康熙后期, 由于大量附有皇帝朱批的奏折散存于臣僚手中, 有些奏折载有王朝各种机密, 为了防止机密扩散, 同时也为了更好的维护皇权, 雍正登位后立即明降谕旨, 规定“嗣后朕亲批密旨, 亦著缴进, 不可抄写存留”, “所有皇考朱批谕旨, 俱著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存留, 隐匿焚弃, 日后发觉, 断不宽宥, 定行从重治罪”。同时, 还规定:凡病故或因事降调之员, 没有上缴朱批奏折及锁匙折匣者, 家属或本人必须呈明本旗都统、本省督抚代缴, 任何人不得隐匿存留, 违者治罪[5]52。这一规定, 对于集中保存重要档案以及重要档案的归档都有重要作用。
清朝末期, 档案的分类方法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档案的分类已经采取了按问题性质、重要程度、作者、地区等分类的原则。如按问题性质分, 1901年 (光绪二十七年) 设政务处, 当时, 政务处的开办条议中规定:将档案划分为若干个门类, 如财政、军政、吏治、官制、学校、科举等, 每门之下也分有若干类, 如在官制门类下, 就有武职、文员、添置、裁并等类目, 每类之下, 又分子目。另外, 按重要程度分, 档案分立两类, 一类是专档、一类是通档, 专档中又划分为密档、极密档两类。清代末期, 档案管理已经采取了科学的分类方法, 实行按问题性质分类以及三级分类的措施。
三、清代政府文书档案管理对当代档案管理的启示
清朝政府对文书档案管理的机构设置非常重视, 他们设立专门机构集中管理档案, 在档案文书管理方面, 已经向现代档案管理迈进。但是, 从总体上来看, 清代政府的档案管理依然具有分散性, 政府还没有设立独立的档案文书机构管理文书档案, 只是通过法律的规定以及各级官吏的管理实现对档案文书的管理。可以说, 档案管理的统一化和规范化还远远不够。现如今, 我国档案管理机构设置已经进一步完善。一是建立了国家、省、地、市、县等各级档案局、档案馆等国家行政档案管理部门, 二是各级国家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等也都设立了档案部门, 一般称为“档案中心”或“档案室”等, 这些档案部门负责保管、收集、整理本单位的档案资料, 行政隶属上归本单位, 业务上接受政府档案管理机关的指导, 这样的模式既有助于规范档案管理模式, 也有助于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益, 借此档案管理部门可以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 清代政府档案管理制度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对于当代档案管理也有很好的借鉴价值。比如, 规范档案管理的各个环节, 促进档案管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让档案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这也是当代档案管理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清代文书档案管理已经有了较完备的管理制度, 无论是管理机构设置还是档案管理制度的设立, 都逐步趋于科学化和规范化, 其中, 许多规章制度以及管理措施, 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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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宏图.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研究[J].档案学通讯, 200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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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政务 篇2
——以婺源县程允中家族为例
张杰
2012-05-04 10:00:11
来源：《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01期
内容提要：婺源程允中家族自康雍之际兴起，成为当地著名的科举世家。以《清代硃卷集成》所载程允中硃卷履历为经，乾隆等三种《婺源县志》为纬，通过程氏家族九代近百人的传记资料，论述程氏族人在修建公共工程、从事文化教育和兴办公益善举等等活动中的表现，进而得出我们的结论：科举世家是清代地方官在行政事务中的主要依靠力量。
关 键 词：科举世家 硃卷履历 地方政务
作者简介：张杰(1954-)，男，辽宁辽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清史、满族史、边疆史研究与中国古代史教学。
《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在讲到清代地方政府特点时，十分强调绅士的作用：“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地方长官只有在与当地绅士头面人物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做他的工作。”[1](P17-25)受该书这种观点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学者纷纷撰文论述生监或绅士在地方政务中的作用（如王跃生《清代生监的社会功能》；[2]王先明《清代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3]）。笔者认为“生监”或“绅士”的概念过于空泛，无法准确反映清代地方政府的真实活动。本文拟从“科举世家”这一新的视野出发，以近年来出版的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中所载程允中乡试硃卷履历为基本史料线索，并以程允中家族在清代婺源县九代近百人事迹为例，试论科举世家在清代地方政务中的重要作用。
一、程氏兴起与科名仕宦
科举世家这一概念，是指在清代世代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举人以上功名、出仕人数较多的家族。清代士人考中进士、举人之后，有自行刊刻其试卷分送亲友之风尚，时人称之乡、会试硃卷。乡、会试硃卷正文之前为作者履历，“这项记载普遍都很详尽，而且凡是家世中有功名官职和德行著述的没有不尽量记上”[4]。因此硃卷履历就成为研究科举世家的最基本资料。《清代硃卷集成》一书中载有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举人、安徽省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人程允中的江南乡试硃卷履历，结合乾隆、光绪和民国三种《婺源县志》中有关程允中家族的传记资料，将程氏兴起与科名、仕宦详情概述如下。
程氏家族先人自宋朝末年由歙县迁居婺源后，世居西培崇化坊，故三种《婺源县志》都将程氏族人写作城西人或西培人。婺源山多田少，每年农田收入“不足供通邑十分之四，乃并力于山，收麻、蓝、粟、麦，佐所不给，而以其杉、桐之人易鱼稻”。不利的自然环境和生存需要，使家族组织在当地普遍存在，“乡落皆聚族而居，多世族，世系数十代，尊卑长幼犹秩秩然”（乾隆《婺源县志》卷4）。祠堂是家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家族组织的重要标志。程氏家族建有祠堂两处，一处为“程氏宗祠溯源堂”，另一处为“程氏支祠承志堂”。程允中硃卷履历记载的家族连续世系，是从支祖程克鉴算起。康熙、雍正之际，程克鉴之子程宸“偕兄（程）寅及（程）宇，以巨资创建溯源堂宗祠”（乾隆《婺源县志》卷17《程宸》）。程氏支祠承志堂乃是程宇之子（程克鉴之孙）程应鹏、程应华、程应鹄、程应鹤、程应鶛所建。由此可知，程允中家族是清代婺源县新兴起的一个家族。
程允中支祖程克鉴（注：本文以程氏支祖程克鉴为程氏第1代，文中所述皆其直系后代事迹，并于首次出现时标明代际关系。），是程氏家族兴起的关键人物。程克鉴“性伉直，重然诺，乡里事无巨细，必取衷焉。„„甲寅、乙卯间，军兴旁午，供亿浩繁，居民多畏葸退缩。（程克）鉴独毅然身任，部署注措曲中机宜，公事既无诖误，闾左又复贴然，以是人益德之。晚年笃志课子，皆能有成”（乾隆《婺源县志》卷25）。史料中所说“甲寅、乙卯”年间战事，指康熙十三年（1674年，农历甲寅年）靖南王耿精忠于福建响应吴三桂叛乱，派部将“别犯徽州、婺源、祁门”事件[5]。在战争过程中，程克鉴“独毅然身任”军需供应，其家中之富有可想而知。清代婺源商人“服远贾者率贩木，木商以其赀寄一线于洪涛飞浪中”（乾隆《婺源县志》卷4）。程克鉴靠经营木材发家致富，从他的两个儿子事迹中可以得到证明：长子程寅，“偕弟宸先后食饩，树帜文坛。长历江湖，出其绪余，恢宏先业”；次子程宇，“游江湖，重然诺，恢扩先业”（乾隆《婺源县志》卷
23、卷17）程寅兄弟“长历江湖”和“恢宏先业”，显然都在继续其父程克鉴的水运木材生意，并且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于是才有前面提及的“以巨资创建溯源堂宗祠”之事。
程氏家族凭藉程克鉴父子积蓄起来的财富世代应举，成为婺源著名的科举世家。据程允中硃卷履历统计，程氏家族自程克鉴起至程允中中举，计9代成员中，拥有科举功名者达174人。程允中硃卷履历列名家族男性人口数为410人，有功名者占家族人口42%以上。在获取功名的174人中，生员134人，贡生33人，举人7人。程氏家族中第一个获取贡生功名的是程克鉴之子程宸，“雍正丙午(1726)岁贡生”，他也很可能是程氏家族的第一个生员。第一个获举人功名的是程允中曾祖父程组，“乾隆壬子(1792)举人，内阁中书”[6](P3-4)。
程氏家族获取功名的人数众多，其中不少人成为清朝各级政府官员。清朝任用官员首先重用“科甲出身”之人，“文进士、文举人出身者，均谓之科甲出身”（光绪《大清会典》卷105）。程允中硃卷履历记载其家族7名举人入仕情形如下：程组（程氏第6代），乾隆五十七年(1792)壬子科举人，官内阁中书、文渊阁检阅、内阁方略馆分校、候选府同知；程肇祺（程氏第5代），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科浙江商籍举人，官德清县训导；程鸾渚（程氏第7代），嘉庆十五年(1810)庚午科举人，拣选知县；程鸾台（程氏第7代），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科举人，官陕西中部县知县，署清涧、石泉、安康知县；程元恺（程氏第9代），同治三年(1864)甲子科举人（后中进士，官湖北安陆县知县，作者注）；程达璋（程氏第7代），同治九年(1870)与程允中（程氏第9代）为同榜举人。清朝任用官员除科甲出身外，其次则为“正途出身”的恩、拔、副、岁、优五贡（其他方式均被视做异途出身）。程允中家族由正途五贡入仕的有5人，其中居官最高的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拔贡程尚义（程氏第5代），历任山东肥城、荏平县知县，高唐州知州、曹州府同知，广西平乐、思恩府知府。另外4人为：岁贡生程宸（程氏第2代）官巢县训导；岁贡生程烈光（程氏第6代）官训导；优贡生程珮琳（程氏第7代），历官镶蓝旗教习，陕西白河、渭南县知县；优贡生程履丰（程氏第8代），署理甘肃秦安县知县。程氏族人由生员、例贡、捐纳、军功等异途入仕的有40余人，其中大多任州同知、县丞、教谕、典史、布政司理问、按察司照磨、盐运司经历等政府低级佐贰官员。其中惟一的例外是程荣春（程氏第8代），以军功官至署理福建福宁、泉州府知府。另外，程氏族人因功名或捐纳具备候补、候选、议叙、军功衔等做官资格的还有70余人（以上数字据《清代硃卷集成》第155册第3-15页统计）。
程氏族人任职府、州、县，掌有地方实权者不多，但颇有些政绩。嘉庆二年(1797)，程尚义任山东肥城知县时，遇上运河溃堤，清政府决定另挑引河，泄水便运粮船，肥城分担挑挖工程二百余丈。主持工程的官员因经费无着，打算按亩征银，造成百姓人心惶恐。程尚义向主管官员提出：“愿竭产贷赀，不忍贻百姓累。上宪善其言，得如所行，于是东境贴安。”程尚义前后任州县官十余年，“民未有犯死狱者，咸以为德化之徵，旋任广西思恩、平乐知府”（光绪《婺源县志》卷20）。程珮琳任京城八旗官学教习九年，后升任陕西白河知县，“时值旱蝗，便宜开仓散赈，更劝富民贷以余粟，全活者多，捕蝗不留余孽。”他后来调任渭南知县，“邑多盗，谓之刀客，严行保甲以清盗源，邻境有械斗者，单骑驰谕，斗遂息，上宪嘉之，记功优奖。以积劳病殁，任所宦橐萧条，三年始能归榇”（光绪《婺源县志》卷20》。
上述程氏家族的兴起，以及科名和仕宦情况，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程氏家族自支祖程克鉴父子起，靠经商起家致富，并凭借其财富“笃志课子”，而成为婺源县著名的科举世家；其二，程氏家族世代应举，科名甚众，出仕人数虽多，然官未过知府，其家族势力之影响主要在地方。其三，程氏家族科举功名算不上显赫，科甲出身者仅1进士6举人，却热衷于出仕，提任各种官职者则多达50余人。在上三点，就成为程氏家族在地方政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提条件。
二、修建地方公共工程
作为婺源县的著名科举世家，程氏家族受到历任地方官的特殊礼遇。雍正年间，岁贡生程宸是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以致“邑宰下车，敬礼咨访”（民国《婺源县志》卷23）。知县亲自登门，足见程氏在地方威望之高。候选盐运司经历程若金，因系广西思恩府知府程尚义之子，“历任邑宰，皆相器重，时以治体访之”（民国《婺源县志》卷40）。程氏家族如此受地方官尊重，除了其族人科名众多出仕为官外，更主要的是历任婺源知县在地方行政事务中，往往离不开程氏家族的支持与合作。
清代地方政府的一个特点是：“它没有独立的预算，它们被指望用当地征收的陋规自行支付费用来进行工作”[1](P26)。前面曾提到程尚义任山东肥城知县时遇上挑挖运河，主管工程官员试图征收陋规解决费用之事。但征收陋规往往导致严重后果，不仅损害地方官声誉，甚至可能激起民变。故程尚义深知征收陋规之害，才动用个人私财用做工程费用。清代类似程尚义富商出身的地方官毕竟是极少数，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官遇到兴建公共工程时，都要依赖地方上有影响的富家大族协助解决。程氏家族主持兴建的婺源县公共工程具体如下：
文庙和崇圣祠，均为清代婺源县学中的主要建筑。雍正二年(1724)，“邑人岁贡程寅、州同程宇捐造崇圣祠”（光绪《婺源县志》卷10）。程寅之弟程宇及其后代曾多次主持修建文庙、崇圣祠等工程，“尝协众改建文庙，又偕伯兄新崇圣祠”（乾隆《婺源县志》卷23）。乾隆三十四年(1769)，婺源县内文庙因多年失修，言知县倡议重建，程宇之孙、侯选同知程文达（程氏第4代）被公推为主持人。程文达悉心筹办，无间寒暑，建成文庙。程文达又以崇圣祠为祖父程宇所建，“遂与堂兄（程文）遴，捐金数百，焕然一新，以继祖志”（民国《婺源县志》卷29）。
书院，为清代地方士子读书之所。乾隆中期，婺源言知县于县内三贤祠旧址重建紫阳书院，继任唐知县拓展书院规模，均由程文达负责整个工程。在修筑书院大堂时，经费出现严重不足，程文达便慷慨解囊，用自家财产独立建起书院大堂。嘉庆年间，程文达之弟程文暹再次投入巨资修建书院大堂等附属工程。吴熊光《重建紫阳书院大堂及二门记》一文，对程氏家族在兴建过程中作用记载较细：“乾隆四十一年(1776)，邑人鸠金重新之前门后寝，翼以书舍，时故绅程君应鹏（程氏第3代）冢嗣文达，独力捐赀营建大堂，规模始备。洎嘉庆九年(1804)，邑人复议增修。程君文暹，应鹏季子也，率其侄暨孙等重建大堂及两廊二门，视前规加廓焉”（光绪《婺源县志》卷59）。
婺源地处山区，交通极为不便，县内许多桥梁道路都为程氏族人独资修筑。程宇之子贡生程应鹄，在修桥筑路上“挥千金不惜”，他个人出资修建的工程有四项：“弦歌门外之新亭，小北门外之石磡，均独立建造；诸如香坑口石桥、镇头观音亭，所费甚巨，皆不藉人佽助”（光绪《婺源县志》卷32）。程寅次子生员程应凤出钱修筑的工程至少也有四项：“造福洋、石田等处石桥，费千余金；梅田大路、石田水口亭，均行人所倚藉，独力营建”（光绪《婺源县志》卷32）。婺源县南乡黄家尖岭，为清代江西与浙江两省交通要道，道路长期失修，倾塌难行。盐运使司衔程志章（程氏第5代）“独力重造石级，置亭设茶”（光绪《婺源县志》卷34）。由于黄家尖岭工程过大，直到程志章去世尚未完成，他的儿子廪贡生程守谦继承父志，“悉成之”（光绪《婺源县志》卷35）。
程氏还有许多族人，对婺源地方工程捐助银两：同知衔程志晖（程氏第5代）“建书院、考棚，均协力捐助”（光绪《婺源县志》卷35）；州同衔程世杰（程氏第6代）急公好义，“修路造桥，莫不踊跃捐输”（光绪《婺源县志》卷34）；程若金（程氏第6代）不辞劳费，“建文庙、葺衙署，创造书院、考棚，修整城垣、尊经阁以及郡乘邑志，无不倡首捐赀”（民国《婺源县志》卷34）；生员程辉（程氏第8代）遇到“本邑及省垣大兴作，每输钜金”（民国《婺源县志》卷24）。婺源地方文献说程氏家族对地方公共工程“每输钜金”，并非溢美之词，如程世杰修城垣捐银1400两，海疆经费捐银1000两。程世杰同代族人程光纬兴建紫阳书院时“首捐千金”（光绪《婺源县志》卷33）。道光时，清政府下令各地筹措海疆经费。候选员外郎程锡绂（程氏第6代）“慨然与兄（程）组，共输千余金”。
程氏家族在兴建婺源地方工程时，逐渐形成以下特点：其一，积极参与兴建公共工程，已经成为一种长期的家族连续行为，而不是个别人的临时活动。以上所举兴建地方工程事例中，程氏族人在时间上持续数代、人数上多达几十人参与。其二，程氏家族在修建公共工程中，往往投入巨额资金独力承建，仅在桥梁道路上，程氏族人独力修筑的就有9项之多。没提到的还有许多，如候选道程文逑（程氏第4代）于嘉庆六年(1801)“独力重建”县学明伦堂（民国《婺源县志》卷36）。其三，程氏家族多由有功名或官职者出面参与兴修公共工程，因此被推举为主持人，如州同知程宇协众修建文庙，他们在地方上的威望和号召力，往往对工程顺利完成起着关键的决定作用。由是可知，历任婺源知县上任伊始，就前往程家拜访其头面人物，恰是因为地方公共工程没有程氏族人主持参与，是难以完成的。
三、从事地方文化教育
与徽州府中歙县、休宁等地相比，婺源虽然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却是宋朝理学大儒朱熹的故乡，“至今俗尚儒学，诵弦者比户而是”（何达善《乾隆乙亥邑志序》）。程氏家族正是在这种“俗尚儒学”的文化氛围中，由经商起家后转向科举。作为婺源地方著名科举世家，程氏有众多族人从事文化教育，为发扬光大“俗尚儒学”这一优良传统，培养地方人材，推动地方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首先，刻苦读书并以此为荣，是程氏族人从事文化教育的前提。程氏重视教育始于支祖程克鉴，而贡生程应鶛（程氏第3代）的作用最大。程应鶛幼年习儒，“郡、邑试列前茅，未获隽父命就商，历游吴越，称干济才”。他把经商获取的财富投入于家族教育，“集兄弟兴文会，给膏火以培后学，俱捐赀不吝”（光绪《婺源县志》卷37）。刻苦读书在程家蔚然成凤，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监生程耀祖（程氏第5代）“顾日焚膏断晷，肆力于学，积劳成疾以卒”（光绪《婺源县志》卷37）。廪生程承诏（程氏第7代）“好学不倦，日理茶务，夜读书，尤淹贯群史。惜年不永，未竟其功”（光绪《婺源县志》卷34）。对教育的重视加上族人苦读，保证了程氏家族功名不断，为程氏族人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创造了条件。
其次，程氏不少族人“卓志业儒”，终身以任教为乐。其中事迹较为突出者有：廪生程致祥（程氏第7代）“系出宦门，无豪贵气。读书稽古，舌耕四十余年。尤工制艺，奈屡荐不售。后掌教湖山书院，评陟公允，士林钦重”（民国《婺源县志》卷23）。岁贡生程鸾池（程氏第7代）五次乡试落第，遂选择教书为业，“授徒四十余年，不干外事。门下列胶庠、举贤书、入仕籍者，不一而足”，直到88岁去世（光绪《婺源县志》卷26）。增生程学源（程氏第8代）6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生活陷入“一门孤寡，贫乏难存”的困境，年长后母亲让他出外经商以维持温饱，而程学源“甘枵腹，卓志业儒”。他获取生员功名后“舌耕奉养，授徒不倦，多沐裁成”（光绪《婺源县志》卷26）。廪生程执中（程氏第9代）以教书著名，“门下多端士，„„从不出入公门，故士林敬服”（民国《婺源县志》卷23）。
第三，程氏有些族人还出任教官，在其他州县从事文化教育。清代州县教谕、训导（均为八品官），一般由举人和五贡出身的本省士人担任。岁贡生程宸曾任安徽省巢县训导，任教期间“课士有方”，不仅不收学生礼物，“间资诸生匮乏，且捐俸为巢立学”（乾隆《婺源县志》卷17）。举人程肇祺受邀主讲河南西平书院，任浙江省德清县训导，讲学所在“文风丕振”（光绪《婺源县志》卷25）。廪贡生程道南（程氏第6代），先署铜陵县教谕，后任无为州学正，“按月课勤宣讲，士风因加厚”（光绪《婺源县志》卷30）。廪贡生程祖训（程氏第7代）“历任滁州学正，海州、凤台县训导”（《清代硃卷集成》第155册第9页）。
第四，程氏族人在任教或仕宦之余，还勤于著述。举人程组曾任内阁中书，归乡后潜心宋儒之学，著有《资治通鉴札记》、《春秋经传集解》、《艺荪堂制艺》、《小蓬菜仙人诗稿》等书（民国《婺源县志》卷23）。程组之子程诒“著有《南窗寄》、《傲琴谱》四卷”（光绪《婺源县志》卷30）。岁贡生程鸾池任教之暇，著有《绿满轩诗文稿》、《史学述要》、《周易述义》等书。此外，据光绪《婺源县志》卷55《典籍》条记载程氏族人著作有：程文在（程氏第4代）《周礼撷华》20卷；程尚志（程氏第5代）《古经义钞》、《史镜》、《算学卮言》3种；程尚志同代人程尚友《近思录辑要》6卷；程学金（程氏第6代）《金石纪闻》、《书巢吟草》、《消寒诗帖》3种。在程氏族人中，著述多而影响大的是廪生程文远（程氏第4代），“怡情子史，著作多不收拾，所传惟《史液》四卷、选订《文载》一部，《吴门刻烛诗》一帙”（道光《徽州府志》卷11）。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士人读书以做官为最终目标。教书授徒多为科场失意穷儒，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之中即使有人做了州县学校教官，因手中无权无钱，并不认真执教，而且经常撰写楹联自我嘲讽：“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象官”[7]。程氏族人出自富商宦门，而能够“卓志业儒”，以教书为乐，与程氏的教育思想有很大关系。程允中之父、附贡生程蕙春教授他的弟弟们读书时，“见能读者，教之读；不能者业商，均成立”（民国《婺源县志》卷32）。反映程氏读书目的，除了提高人的素质之外，只是视做谋生手段。教书育人与经商致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同样有益于社会发展，所以程氏才有众多族人从事文化教育。婺源有“东方邹、鲁”（光绪《婺源县志·序》）之美誉，是与程氏族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四、热衷地方公益善举
在清代地方政府的日常政务中，有大量的事务属于公益福利活动。诸如赈济灾荒，解救贫民，出谷平粜，修筑社仓，施药饵，给棉衣，施茶，助婚，偿逋等等，程氏家族都率先响应，因而赢得了“善服贾勇为善”（光绪《婺源县志》卷38）的名声。婺源县内的集善局，是由程氏族人倡议兴办的。贡生程应鶛花在各种福利上的费用“不下累千金”（光绪《婺源县志》卷37）。盐运司运同程志章因乐善好施，县中“给银建坊”（光绪《婺源县志》卷34）。程氏族人在婺源地方公益福利活动中，成为最热衷的参与者，给当地百姓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
赈济灾民，平粜粮价。婺源山多田少，本地粮食不能自给，遇上水旱灾荒就更加困难。乾隆八年(1743)，婺源发生严重旱灾，粮价涨至斗米三百钱，贡生程应鹤（程氏第3代）从外地贩米“三十余石，以赈族里”（乾隆《婺源县志》卷20）。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婺源县又发生两次严重水灾，当地官员拟设米局平粜粮价，都察院都事程文邃（程氏第4代）“首先踊跃捐输”（民国《婺源县志》卷29）。程氏族人赈济灾民的活动，屡屡见于当地文献纪录：增贡生程应鹏凡遇水旱灾荒，“皆捐赈，邑里多所全活”（乾隆《婺源县志》卷20）；候选道程文逑每遇岁饥，“屡捐米百余石平粜”（民国《婺源县志》卷36）；附贡生程尚友（程氏第5代）“居恒好施，遇灾歉，力任周恤”（光绪《婺源县志》卷28）；嘉道年间，当地叠遭水旱，同知衔程志晖“并捐赀平粜”（光绪《婺源县志》卷35）；道光年间岁荒，盐运司运同程志章“首输千金赈济”（光绪《婺源县志》卷34）。婺源地方的赈灾事务中，几乎每次都有程氏族人的慷慨捐献。
乐善好施，周济乡邻。候选盐运司运同程文暹家中备有灭火器具，见到领居失火，“则以器往，复捐金赏能救灾者，尤厚恤遇灾之家”（民国《婺源县志》卷31）。生员程先（程氏第5代）发现乡里“处士”王某贫困无以为生，就经常予以周恤，“又虑其年老无嗣，赠金使娶”；乡里举人王某，向程先贷银数百两做生意，结果未赚钱还亏蚀了本钱。程先得知后，找到王举人“焚券慰之”（民国《婺源县志》卷31）。廪贡生程守谦（程氏第6代）有某旧友“突生事端，几至身名莫保，得谦一诺三百金，俾两造冰释”（光绪《婺源县志》卷35）。巡检程馨年（程氏第8代）辞官还乡后，睦亲族和邻里，“尝焚贷券一万八千余金，乡里义之”（民国《婺源县志》卷42）。程氏族人的这些善行，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说程氏“有求必应，负欠不追，背德不校”（光绪《婺源县志》卷32）。
族医送药，治病救人。封建社会医学落后，地处山区的婺源更是缺医少药，很多人患病后得不到有效治疗而丧失生命。州同程志熙（程氏第5代）少习儒业，以老父患疯疾，遂绝意科名，发愤研究医术。程志熙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掌握精湛的技艺，“多活人”，而且将他毕生从医经验上升为理论，写成《脉论》、《治病杂论》两书留给后人（光绪《婺源县志》卷29）。除程志熙外，程氏族人因业医而出名的还有：候选道库大使程振基（程氏第6代）“业歧黄，施药饵，„„人皆德之”（光绪《婺源县志》卷40）；议叙八品衔程立猷（程氏第7代）“尤专外科，费钜赀买药敷治，见功不受谢，全活无算”（光绪《婺源县志》卷35）；铜陵县教谕程钟麟“精歧黄，活人无算。季学使艺昌按临池郡，宿下血，延治数剂顿瘥”（光绪《婺源县志》卷20）。
经商仕宦，不忘善举。程氏族人外出经商时，也尽其所能兴办福利。候补同知程尚忠（程氏第5代）长年经商江浙地区，“丙午(1786)吴郡（苏州）大饥，继之以疫，领袖设糜施棺，又尝修同乡义冢，葺吴地宗祠，示不背本云”（光绪《婺源县志》卷28）。监生程承谕（程氏第7代）“曾贩籴江西，同舟有病死者，（程承）谕独施棺殓之”（光绪《婺源县志》卷30）。增生程葆醇（程氏第7代）于道光十二年(1832)赴南京参加乡试，“过吴门，输金同善堂以施棺槥”（光绪《婺源县志》卷34）。程氏族人之热衷公益由是可见。
五、结论
根据《清代硃卷集成》所载程允中家族九代人世系、功名、官职，以及乾隆、光绪、民国《婺源县志》中程氏家族近百人的传记资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首先，程氏家族自支祖程克鉴于康熙年间经商起家，其子程寅兄弟“以巨资创建溯源堂宗祠”，利用家族组织结族人，凭借家族财富鼓励族人读书应考，使程氏家族成为婺源地方著名科举世家。程氏家族科名不断，依然保持经商传统，族人业商者频繁见于地方文献记载，程同春（程氏第8代）还被县中各界“公举商会正会长”（民国《婺源县志》卷20）。程氏家族有强烈的入仕愿望，据程允中硃卷统计，出仕为宦和拥有官衔的人数超过上百人。家族的地方声誉，雄厚的财力资金，入仕的极度渴望，这三个方面就构成了程氏家族踊跃参与地方政务的根本原因。
其次，清代地方行政经费的不足，是程氏家族参与地方政务的客观条件。清代地方官由于回避制度规定均为外省人，他们来到任职地方后，若想在不征收陋规情况下，解决经费不足困难，开展正常有效的行政工作，而且在地方得到好官声，必须赢得当地上层集团的支持。类似程氏家族这样的科举世家，恰恰是地方官员所必须争取和依靠的主要对象。婺源历任知县频繁拜见程氏代表人物，是看中程氏家族拥有的财富和在地方上声望，以及程氏族人急公好义不辞辛劳的热情，与他们能够在地方政务中发挥地方官无法做到的作用。
第三，程氏出仕众而官职低的特点，使程氏族人热衷于参与地方政务。程氏家族获取科举功名和官衔人数都超过上百人，但科举功名不为显赫，仅1进士7举人；为官职务不高，任知府者只有2人（程尚义和程荣春）。这种情况既限制了程氏家族向外发展势力，又促进程氏族人在县内政务中投入更大的热情。程氏族人响应地方官员号召，主持修建文庙、书院等文教设施；他们轻财重义，修桥筑路，赈灾济贫，稳定地方秩序；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讲学著述乃至研究医学，为百姓施医送药解除病痛。程氏家族所做的这一切，有力的推动了婺源地方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效保护了程氏家族利益，进一步增强了程氏在地方的影响。
最后，程氏家族九代近百人的活动，有力证明了科举世家在清代地方政务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绅士”在地方行政中的关键作用，曾盛行于美国史学界，但始终存在着较大分歧。如张仲礼主张：“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和官职获得，凡是上述身份者即可成为绅士集团成员”[8]。何柄棣则争辩说：“生员要排除在绅士之外，理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绝不能和具有较高功名的人相比”[9](P3-4)。我们选取“科举世家”这一新的视角，更能准确说明清代地方政务活动中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助于推动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清代地方政府 篇3
关键词：清代中叶；地方政府；商业秩序；巴县
中图分类号：DF127.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3-0107-04
随着清初大规模移民的涌入和清政府对西南地区航运的开发，四川的商业活动日趋活跃。特别是自乾隆初年开始对长江干支流水道的持续整治使四川所属的长江上游，在清初得已进入全国市场的流通体系，长江上游与长江中、下游之间的航运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契机，大规模商业贸易兴起。重庆地处长江上游航运的门户，有极优越的水文条件，“内水，则嘉陵、白水，会羌、涪、宕、渠，来自秦。外水，则岷沫衣带会，金沙来自滇，赤水来自黔。俱虹盘渝城下，遥牵吴、楚、闽、越、两粤之舟”。乾隆《巴县志》称当时的重庆为“三江总汇，水陆冲衢，商贾云集，百货萃聚”，“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计城大小街巷二百四十余道，酒楼茶舍与市闼铺房，鳞次绣错，攘攘者摩肩接踵”。从现存的清代巴县档案和相关史籍中可以窥探到清代重庆城市商贸的成长与兴盛，同时这些档案也呈现了当时包括牙行、铺户、船帮、脚夫、商帮、行会等任务在内的各个利益群体，究竟是如何构建市场秩序的过程。当然，王朝政府尤其是地方衙门对市场秩序的维系更是不容忽视。尽管在20世纪初年以前中国社会没有近代西方产权观念的民商法典，但这并不代表市场秩序、贸易制度以及财产权这些问题没有进入立法、司法体系的视野。传统中国政府对市场的法律规范早已存在，清代规范市场制度的主要法律是大清律例中的《市廛》5条及后附的26条例文。笔者并不着意于从条文层面探讨这些规范，而将侧重于探讨这样一个课题：在清中叶重庆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如何通过立法和司法活动构建出某种特殊的市场秩序。
清代中叶的重庆，凭借其地理位置及所转运之物产成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转运站和贸易中心，是一个以水运码头为中心的商业城市，其商业活动的主角除各地云集而来的商贾外，当推承担水陆运输的船帮、脚夫和远距离大宗贸易不可或缺的牙行。笔者将以这些行业为例，分析地方官府对其的控制，以及相关纷争的处理过程，进而探究清代地方政府在市场秩序构建方面作出的种种努力。
一、清代中叶重庆水运和地方政府的管理
作为以水运码头为中心的商业城市，重庆有较为复杂的运输业结构，有负责将货物由外地沿长江或嘉陵江水道运入重庆的船帮，有在重庆城内负责短程货运的驳船，还有承担客运业务的渡船。
中国古代贩运商多自备舟船，自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水上货运量增加，船商分离，出现专业航运的船户。船户业小分散，很难取信于商旅，于是出现官方给帖的货船之间的居间人——船牙。船牙又叫“埠头”，明清法律都有《私充牙行埠头》律文：“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之)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逐月所至)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每月赴官查照。(其来历引货，若不由官选)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人官。官牙埠头容隐者，笞五十，(各)革去。”商航分离，航运业形成以后，船牙就成为船主、货主之间的居间人，且需订立契约，称为“写字”，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增入《私充牙行埠头》律文中的例文。当时中国大部分地方都设有船行，但重庆城却于乾隆十六年(1750年)时裁革了船行，其理由是“上下客商，各有信心，船户世相依结，货物银两，无庸亲押，止凭船户交卸，十无一失，名日主户。若设立埠头，轮派先后，不由商择，所雇者不必相识，相识者不能相遇，商人与船户两不相信，而贩运维艰”。船行的存在虽然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交易的安全，但也造成了船户与客商之间的信任危机，且“垄断取利，鱼肉商民”的弊端彰显，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淮安板插地方有土棍人等，开立写船保载行，由该县滥请司帖，合伙朋充”，当船商“重载至关口，雇觅小船起剥者，土棍等辄持强代雇，任意勒索使用，不厌不休”。既然现有的商业习惯也能保障交易安全，船行裁撤之后，虽然仍有一些不法的事情发生，如偷盗客货，向客硬索钱等，但当地人认为再设埠头也不会改善这些情形。
船行裁撤之后，巴县档案中逐步出现了“船帮”这一团体。嘉庆年间(1796－1820年)官方的文书中频繁出现“大河帮、下河帮、小河帮”等所谓“三河船帮”的名称。其中大河帮是航行于重庆以上长江、岷江、沱江的船帮，有嘉定、叙府、金堂、泸富、合江、江津、綦江、长宁、犍富等九帮；小河帮是专航嘉陵江、涪江、渠江水运的船帮，有三峡、合州、遂宁、渠县、保宁、安居等六帮；下河帮则为运送重庆以下直至两湖的船帮，计有长涪、忠丰、夔丰、归州峡内、归州峡外、宜昌、宜昌黄陵庙、辰州、宝庆、湘乡等十帮。三河船帮专司远程货运。负责各码头到栈房短程货运的拨船也有类似的组织“五门拨船帮”，指在金紫、太平、储奇、朝天、千厮五门的拨船，前三门在长江沿岸，后两门位于嘉陵江与长江交接处附近。
三河船帮与五门拨船帮的设立当是在嘉庆初年，其中的小河帮设立于嘉庆三年(1798年)，嘉庆十五年(1810年)十月初九日巴县告示中对小河船帮的设立有这样的描述：“缘小河各帮船户，向来原无专责，因嘉庆三年逆匪滋扰，不时动兵剿除，无人承办装运粮米火药、铅弹所需差船。前任道府各宪传谕身等船户，议举首人，应供纳绎差徭，身等遵谕，议举殷实练达，强壮首人三名，每年轮流体德办公，至今无误。”此外，嘉庆十一年(1806年)巴、江、綦三邑船户的一份禀状中也称“缘苗、教两匪不法，由渝过境，一切差务，须船应付。事因船户应差，苦乐不均，各帮船户议举首人，按年更换，办差在案”，其中的“苗、教两匪不法”，当是指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事及“乾嘉苗乱”。其中白莲教起事始爆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前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而乾嘉年间的苗族起义直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才告平息。大规模的用兵使重庆地方对船只的雇募和征调越发频繁，地方衙门不得不将船户组织起来，以满足差务需求，这也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对船帮控制的一个主要着眼点。虽然船帮的首人是各船户自行推选产生的，但承充首人仍需报地方政府批准且地方政府一再强调船帮首人必须是船户，不得由他人承充。船户也借助船帮组织协商如何应对政府的差役，并在嘉庆九年(1804年)由三河20余船帮联合各省客长共同制定了一份《差务章程清单》，通过自愿抽捐的形式设立共同基金，以补贴被征募商船业者的损失。对于这样的行规，地
方官府自是乐意支持的，直到道光年间仍能看到将船帮章程立案晓谕的情形。
从事客运的渡船业与货运不同，其承担着重庆两江三岸之间的交通联系，故清代地方政府对渡船业的管理尤为严格。道光元年(1821年)巴县知县的两份告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巴县衙门对这一行业的管理。当时的渡船业存在着超载等诸多弊端，“三河渡船，无论水大水小，船只总以满载至二三十人不等，船重水急，致复舟淹毙者时有。有勒索渡钱，每人至一二十文，远来过客，每人至三四十不等”。不肖渡船业者为了一时之利，不顾危险，极易造成翻船或是乘客落水等交通意外事故。为了加强渡船管理，保障乘客人身与财产安全，巴县衙门规定“自九月初一日起，至三月底，春冬水平，每大船装载十人，小船装载六人。自四月初一日起，至八月底止，夏秋水涨，每大船装载六人，小船装四人”。同时，对船资收费标准也依水大、水小，乘客是行人、骑马或是坐轿等不同情况，分别作出细致的规定。同年九月的另一份告示针对的是临江门至磁器口、璧山、铜梁、大足等处的水路客运，其里程多在三四十里左右，显然与上述渡口客运是不同的。告示同样对不同水文情况下的载客量和船资作了规定，同时还对客船的水手数额作了规定，且严禁客货混运。
二、对牙行业的管理
牙行是商业活动中类似“中介者”的人物。商业活动越发达，牙行的活动空间就愈大。从“私充牙行埠头”律的立法意图来看，其要旨有二：一是要求所有货物买卖都要经由牙行，不得私下交易；二是要求承充牙行之人必须是有抵业人户。
至于前者，虽然法律规定几乎所有货物都要经由牙行“投行发卖”，但事实上不经牙行的情形非常普遍。例如道光年间(1821—1850年)四川巴县的丝行控告称“凡属丝类概归蚁等行内发售……近因奸贩装运山丝来渝，竟不照前规例投行发售，多有私相交易”。对于牙行的这类控告，巴县地方政府往往很快予以回应。嘉庆十三年(1808年)油行行主控告客商私卖，五日后巴县就发布了告示，严禁这种私卖行为，“除呈批示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仰某某油贩以及新到卖油之人，并河岸栈房人等知悉，嗣后贩运油斤到渝，务须投行发卖，勿得串同附近油贩以及各栈房拦截私卖，冀图渔利，以致课税虚悬”。丝行行户蒋晋候等人控告“奸贩”不经丝行，私相交易，地方官府即贴出告示。“嗣后装运山丝、水丝各样丝斤来渝，务须投行发卖，以资该行抽用完课，承应大小差事。勿许买卖二家私相授受，致坏成规。自示之后，倘敢不遵，许该行户等指名赴县具禀，以凭按律惩治，决不宽宥”。除了张贴告示严禁私卖行为，巴县地方政府为了保护牙行经营者的利益，还使用了其他办法，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重庆布匹买卖多有不经牙行的现象发生，经巴县县衙委托八省客长与从业者商议后，采取了在布匹上加盖行名图记的方式防止私下买卖行为，凡是布匹上没有加盖行名图记的，就属于私下买卖的布匹，行户可以指明具禀。
而后者，即要求承充牙行之后必须是有抵业人户，这是清代牙行制的核心。清代法律有明文规定，每隔五年，要重新编审牙帖，以杜绝牙帖存在的弊端，“于五年编审之期，查明现在经纪，如非身家殷实，父子替袭者，即行更换”。也就是说，即使是承继父亲的牙帖，但如果家道已经败落，就不再具有开设牙行的资格。清代实行定额牙帖制之后，民间自行发展出了一套牙帖转移的制度，但经营权的转移必须报由地方官府批准，并需履行一定的手续，否则将被视为非法。因为这其中涉及到承充资格的问题，若不上禀衙门，私自顶补，就很难实现“私充牙行埠头”律文的立法本意。
巴县档案的相关记载表明经营性的赊买赊卖方式在清代中期的重庆商业社会中非常普遍。与晚明时期的情况略有不同的是，清代中期的重庆牙行一般是按照自己的计算或接受客商的委托，购买商品，再向其他商人或店铺出售，待货物售罄方才向客商支付货款。这种经营方式较易引发牙行侵欠客商货款的纷争。虽然巴县地方政府针对牙行侵吞客本、欠账累商的弊病推行三联行票制，但是如果遇到牙行经营者无赖甚或逃脱的情形，即使客商持有行票亦无济于事，只得诉之官府。对于此类案件，地方官府的处置显现了一定的灵活性。按照大清律例“私充牙行埠头”条规定，“若有……拖欠客本、久占累商者，问罪，枷号一个月，发附近地方充军”。但是在相关的案例中，巴县的处理并没有严格依照该条将拖欠货款的牙行主予以“惩治”，而多采取“押班追缴”方式，逼迫当事人还款。道光六年(1827年)五月谢常明等控洪兴靛行拖欠货款一案，巴县地方采用的方式仍是将被告“锁押”，藉此迫使牙行尽快还钱。可见地方官府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主要目标是商人拿到钱即可。
三、对脚夫的管理
脚夫是我们在研究清代重庆商业社会容易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与船帮一道在商贸过程中担负着运输职能。巴县脚夫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在码头卸货的脚夫，分为三个脚夫帮，即西帮(陕西省出身的同乡所组成)、南帮，又称为茶帮(是由湖南省长沙府茶陵州出身的同乡组成)及后来由当地人组成的川帮。在嘉庆十七年(1813年)时，位于太平门码头的西帮约有百位散夫，主要背运棉花、布匹；南帮约有二百位散夫，主要背运山货、广货、药材、钱包和杂货，彼此背运不同的货物。其二，是负责运输商品出入码头、仓库及牙行店铺，再由行户背运到铺户的脚夫，这种脚夫专责某一行户的商品背运，将物品背向铺户或从码头背来行店。
脚夫帮的设立与船帮设立的原因大致相同，也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差役，只不过时间更早。“情蚁等自乾隆三十六年间，在朝天门码头背运客货，因金川回兵，仲主给牌，设立西、南两帮夫头，承办各文武大宪差役”。脚夫三帮基本是以同乡为主，并设立夫头来管理，负责对地方衙门的差役和赔偿委托者的损害。之后，为管理脚夫与商人间的纷争，客商也主动推举夫头来管理。嘉庆时在同乡的脚夫组织里又产生了新的搬运行帮组织杠帮和索帮，两帮因为争夺生意而对簿公堂。“杠抬两造呈控，沐蔡主廷讯。断令以重二百余斤，归杠帮抬运；百余斤，归索帮背负……朝天门行内货物，应归杠帮抬运，索帮不得渗入，恃横背负。铺面白地开行，糖油归杠帮，棉花行索杠两帮均分背抬。山广杂货，轻背重抬。行改店，归索帮；店改行，归杠帮”。地方官员县官以搬运货品的重量和种类来分出彼此的势力范围。
脚夫之间也常因背货地盘而引发争端，例如重庆当地脚夫中的川帮及茶帮因争背客货而不断互相起冲突，“委因蚁等与王清等为争背棉花客货，肆闹不休，以致互相上控属实”。两帮之间为了争取背运棉花的权益而互控，地方官在处理此事时采取了较谨慎的态度，小心地划分其地盘，以避免因划分不均引起更大的冲突。“今沐讯明断，令蚁等背运千厮门正街，上抵新街日，下抵城门洞，并屎巷子，姚家巷，上下城墙边，及二郎庙等处，一切花行、花栈、花
店，并各铺户棉花，及山广、杂货、钱包、行李等件、悉归茶帮背运下河，川帮不得紊乱争背”。两帮地盘的划分是由县官自行考量当地状况而定，面对此讼案以县官的立场最怕事件扩大，因为这牵涉到不同地域所组成的团体，很容易扩大成为两地域人之间的冲突，所以要以公权力来为双方将地盘分好，作出让双方都信服的判决。巴县当地的码头脚夫有西帮、茶帮及川帮，加上当地移民多，外省的商贾亦多，县官如没有处理完善，冲突的双方会寻求同乡者的支持，很容易扩大成地域性的纷争。清代四川与湖南之间有繁盛的棉花贸易，此案中茶帮所背的地盘中有关棉花相关贸易地点有很大可能是由湖南籍商人所开设，这些商人如有运输需求也是大多找同乡脚夫背运，县官作的判决也符合此现象，这可反映县官在律无明文中所做的判决要配合当地状况，并让事件尽快解决。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承担短程水运的拨船业中。道光年间储奇门拨船与太平门拨船之间因争运栈房货物而上告，后由县衙划定彼此的营运路线、范围才止息纷争。
至于负责运输商品出入码头、仓库及牙行店铺的脚夫，专责某一行户的商品背运，将物品背向铺户或从码头背来行店。这种脚夫与牙行之间有特殊的合作关系，脚夫可与行户签约，并支付一些押扛银，获得专承其行内商品的运送权。虽然押扛银不能退还，但无论行主或牙帖帖主更换，脚夫都还可以在此行内享有商品运送权，牙行不得另募他人来行背货。如果牙行主要换人搬运需与原有脚夫相协商，让新脚夫向原行内脚夫买进搬运权，否则即会有纠纷产生。此类脚夫一般也设有管行脚夫来管理，其职责如同码头三帮脚夫中的夫头。行户或客商委托商品如有遗失，管行脚夫要赔偿。
四、结论
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商事法或商事习惯法的研究明显增多，特别是有关明清商人阶层对商业规则和商业秩序的渴望，以及通过建立行业性组织等方式为维护商业秩序作出的努力等问题，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明清政府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则较少研究，研究者多强调中国历史上的抑商传统，并以此来说明中国缺乏产生商事法的制度基础。事实上，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商业的发展和繁荣现象，并不是我们以一句“抑商”就能回避的。大量的史料表明，明清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构建稳定的商业秩序，保障交易安全、便利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研究者囿于“抑商”的认识对这些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认为这只是各级官员们出于“安民止讼”的目的而设。虽然我们不能将这个因素完全排除，但地方政府为建构或维系市场秩序的努力却绝不能被说成只是为了安民止讼。诸如乾隆年间巴县裁撤船行、规定不同水文条件渡船的载客量和收费标准，以及推行行票制，甚至是划分商业地盘等做法，从中都可以看出清代巴县地方政府为保障商业安全、促进交易便利而采取的积极做法。清代巴县衙门处理各种商业纷争的审判活动，本身也是地方政府建构市场秩序的一种重要方式，地方官员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必须考量已在当地形成的市场秩序，或维持民间旧规，或根据商业贸易的实际情况，去形成可以与之互动的法律秩序，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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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谕条例[z]，清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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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方政府 篇4
一、英国扶持印度茶叶的原因
17世纪中期才被介绍到英国的茶叶, 1664年的时候, 运到英国的茶叶只有2磅2盎司[3]2, 1760—1764年, 中国出口茶叶达到平均每年8000担, 1800—1804年, 平均每年4.42万担, 1867年是131万担, 1886年创造了最高纪录——221万担[1]275。茶叶贸易为欧洲的公司与政府带来了巨额利润和财政收入, 引起各国对茶叶贸易的争夺。1784年, 英国出台折抵法案, 法案将英国茶叶进口税的税率由120%降低到12.5%。进口税收的降低使走私无利可图, 遂使英国在茶叶贸易争夺中取胜, 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售量迅速增长。同时, 进口税的降低还降低了茶叶价格, 更刺激了茶叶消费的增加。
垄断了茶叶贸易的英国虽然赚取了巨额利润, 但是不得不面临巨额白银来源问题。然而1790年以后, 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 英国的白银来源受到很大影响, 只能向中国输入鸦片平衡茶叶贸易, 茶叶贸易随时有中断的危险。更加让英国人难以忍受的是中国作为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者, 英国市场茶叶价格完全取决于中国, 一旦中国茶叶收成不好或者中国与英国关系出现紧张状态, 英国人就要面临无茶可喝或者茶价高昂的窘境。为了打破中国对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 保证英国茶叶消费, 英国开始寻找新的茶源, 并开始在印度试种茶叶。1838年, 印度向英国出口了第一批茶叶, 虽然只有350磅, 却是打破中国对世界茶叶市场垄断的开始, 标志着在其他地方也能够生产出茶叶。而且从一开始, 英国人就对印度生产的茶叶抱有很大的期望, 即使出高价, 有些人也宁愿购买印度茶叶, 他们“为一种爱国思想所驱使, 而欲以此鼓励英属阿萨姆一种有价值之生产品而已。”[4]80
二、英国政府与清政府的政策差异
英国人将印度茶叶看作是自己生产与控制的茶叶, 所以英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扶植印度茶叶的生产与销售, 与此同时, 清政府对此采取的却是不作为或打压本国商人与茶农的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第一, 在生产领域, 英国政府鼓励茶叶生产的创新, 诞生了很多制茶机器的革新。在政府的鼓励下, 英国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明, 用萎凋机、揉捻机、解块机、水门汀发酵地板、玻璃发酵台、烘茶机、切茶机、拣选机、筛分机及装箱机等各种机器设备生产茶叶, 取代了由中国传入的手揉、锅炒等方法, 保证了印度茶具有更加统一的品质。与此相对的是清政府毫不鼓励茶农与茶商进行技术改良, 反而不断提高茶农的负担, 导致茶农只能为了生存而挣扎, 根本无法投入精力改良技术。茶树修剪可以提高茶叶的品质, 增加茶叶产量, 但茶农对此并无兴趣, 因为“在恢复时期收成太少, 以致必然会有数百人有冻馁之忧。”[5]5政府的盘剥造成了茶农即使知道更好的生产方法, 也不得不放弃, 以此换取茶叶收成的暂时提高。
第二, 在运输环节, 英印政府不遗余力修建基础设施, 降低茶叶运输成本。英印政府投资将铁路修到了茶园, 然后将茶叶打包以后直接运输到码头, 轮船就停泊在铁路旁, 装船以后即可直接抵达英国。这种运输方式保证了“茶箱可以廉价运至目的地, 而且包装也不致因多次搬运和粗心的搬运夫的碰撞而破损。”[1]1217与此相对的则是清政府不但不修建良好的基础设施, 降低茶叶运输成本, 反而人为增加运输费用。中国的产茶区一般地处深山, 山路崎岖, 全靠挑运, 运输成本高昂, 为了降低运输成本, 商人自己采取了措施。18世纪末, 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师波耳曾经估计从星村搬运一担 (100斤) 功夫茶按照清政府规定路线行走需要3.65—3.92两的运输费用, 如果转道福州走海路到达广州, 成本则会降低到0.43两[6]249。然而福建内陆没有税关, 如果允许茶商使用该路线, 国库必然招致很大损失, 所以清政府断然禁止了通过这条道路运输茶叶。鸦片战争以后, 在内地关税的基础之上, 又加上了沉重的厘金。据统计, 当时中国茶叶所包含的税款, 包括厘金在内, 大约为4.1—5.4两银, 为茶叶价值的35.5%左右[1]1213。这直接导致了中国茶叶出口价格的高昂, 上海商会统计, 1887年中国功夫茶的平均价格应该卖到14.5两银以上才能获利, 而同期大吉岭或阿萨姆所产茶叶能在加尔各答卖到每磅8先令, 相当于每担14两银就可获利;锡兰价格更低, 当地茶叶的离岸价格在每担8.5两银以上即可获利。所以就连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许士也说:“与任何其他产茶国相比, 中国茶叶税负极重。”[7]724沉重的运输费用导致了华茶在与印度茶竞争过程中面临成本过高的困境。
第三, 在资本领域, 英印政府积极投资茶叶种植园。随着大规模采用机器生产, 建立茶园与茶叶公司所需的资本日渐高昂, 这些公司少则需要30余万, 多则需要上百万元的投资。这些巨额投资并不能立刻见到收益, 必须“经得起最初几年的赔钱来经营茶园。”[1]1206一般茶叶商人难以负担如此巨额资本, 英印当局便直接帮助私人投资茶园, 1925—1926年全印4338个茶园的投资里, 英印当局占了四分之一[8]。相反, 清政府不但在茶叶生产中没有任何投资, 反而通过种种手段控制茶叶贸易, 将利润转移到皇室与官僚。清政府规定茶商不能与外商直接交易, 行商把持着茶叶的外贸定价权, 这使行商一般是茶叶贸易的获利者, 他们将风险全部转移给了茶商, 导致茶商的获利空间很小[7]256。茶商又不得不将风险继续转嫁给茶农, 造成茶农利润更加微薄。然而行商的状况也并不好, 他们虽然垄断了茶叶贸易, 但需要承担很多额外负担。1823年至1827年间, 行商单是应付官员的盘剥就要付出30万两[6]282, 几乎占到了行商利润的一半, 再加上缴纳关税、捐输等项, 行商的利润侵蚀更加严重。更为重要的是官员的刁难经常导致行商资金周转不灵, 以至19世纪初, 行商都是政府强迫而为之了[6]289。茶农与商人的利润微薄, 导致他们没有能力投资各种机器设备, 只能够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
第四, 在销售方面, 英国政府极力推销本国茶叶, 同时贬低中国茶叶。为了争夺英国市场, 英国茶叶种植园主“在其国内广登告白, 誉扬印度锡兰茶叶”, 甚至采用欺骗、造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提高印度茶叶的美誉度。如初期的印度茶叶, 制造不精, 其味道远不如华茶, 甚至不如日本茶, 但是英国却宣传其“为地球之美品”[8]。与此同时, 他们不断攻击中国绿茶营养价值低, 含有鞣酸, 损坏肠胃等, 甚至故意在商店中出售过期的中国茶叶, 借以败坏中国茶叶的名声。强大的广告宣传攻势终于使英国人逐渐改变了口味, 接受了印度茶叶。与英国政府在广告宣传方面的积极主动相比, 清政府则是无所作为。他们既不知道外国市场上发生的一切, 对此也不感兴趣, 甚至在中国的茶叶出口数量下降之后, 也仍然缺乏积极应战的姿态, 反倒有些幸灾乐祸, 认为这恰是一个劝导人民弃末务本的好机会。正是双方政府对待茶叶生产与销售的不同态度, 英国政府积极扶持与清政府的无为甚至盘剥茶农与茶商, 造成中国茶叶生产与销售始终是分散与个体的, 不能够形成强大的集团, 中国茶叶的生产与销售只能以单打独斗的方式与印度大规模的生产抗争, 多年以来垄断国际市场的华茶在短时间内即被印度茶叶击败。伴随着印度茶叶的兴起, 中国也完全丧失了国际市场上茶叶的定价权。1869年, 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大大缩短了欧亚海路的距离, 1875年, 轮船取代帆船, 缩短了运输时间达一半以上, 这使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也进一步加速了华茶的衰落。
三、华茶出口衰落的影响及教训
据学者估计, 1861—1894年年均华茶外销量占总产量的比例为52.2%, 而且国内消费量变化不大[9]。因此茶叶贸易的衰落, 必然对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1886年以前, 虽然中国茶叶出口已经相对衰落, 但是茶叶的绝对出口量仍然不断上升。因此与茶叶相关的产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除了茶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之外, 从事与茶叶生产、运输、交易的相关产业也都获得了很大发展, 茶叶贸易商路上的驼帮、车帮、挑夫日渐增多, 市镇逐渐繁荣, 政府也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1886年以后, 茶叶出口数量的下降又使伴随茶叶贸易兴起的各产业趋于全面衰落。1887年, 茶叶因为销路问题, 价格大跌, 该年茶叶平均价格仅为1864—1866年的31.75%—42.75%[9]。此后, 茶叶价格进一步跌落。茶叶价格的下跌迫使茶农和茶商放弃了茶叶种植和贸易。“茶价下降如此厉害以至于种茶不再是有利的营生, ……茶园无人照料, 许多情况下, 甘薯或其他普通蔬菜在茶树旁生长。”[10]423茶叶商人的境地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贩运商人, 血本全糜, 多难再举;间有余力者亦思改图别贸。”[11]24最为严重的是茶叶贸易的衰落导致了失业人数增加, 社会陷入动荡之中, “船夫和苦力不能全都找到工作了, 现在只有一半人是运茶所必要的。因此, 失业人数很多, 每个人经常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人成为目前可能发生的骚乱的根源。事实上, 在冬季纵火事件很多, 只不过由巡视火灾的官员动用极刑制止一下而已。抢劫事件也很频繁。”[1]1466
清代地方集团性贪腐案频发镜鉴 篇5
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到四十九年（1784）间，清廷共查出了浙江嘉湖道王燧贪纵营私案、甘肃通省冒赈案、乌鲁木齐冒销帑银案、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案、闽浙总督陈辉祖抽换侵盗入官赀财案和江西巡抚郝硕勒派属员等六起集团性贪污贿赂大案，每起案件都涉及该省州县以上官员数十人甚至上百人，且往往持续数年甚至二三十年后才被发现。在江西巡抚郝硕的案件中，除了巡抚和藩臬两司外，还有71名地方官涉案。乾隆帝为了避免全省的行政瘫痪，不得不将涉案的这些官员“免其革任”，只能议罚了事。这些案件不仅牵涉的官员多，而且贪赃过程中官员们默契配合，甚至有组织行动，呈现出很强的集团性。其中又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甘肃通省冒赈案最具代表性。
甘肃冒赈案是一个典型的集团性腐败案例，上有大学士于敏中、陕甘总督勒尔锦等人的庇护与暗中支持，下有甘肃通省府厅州县官员的全力配合，操盘手王亶望等得以从容运作多年。如果不是乾隆帝足够精明，恐怕仍然难以发现。其他贪腐案件虽然没有像甘肃冒赈案这么有典型的组织性，但每個案子都有大批官员涉案，集团性政治腐败成为这些案件的一个共同特点。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此惊天数额的贪腐，为什么大清官场竟然没有一人举报而必须由皇帝自己去发现？清朝的监察系统哪里去了？
清朝皇帝通过奏折让官员们互相监督
根据《清会典》记载，清代掌握监察大权的部门是都察院，负责掌司风纪，监察百官的政绩与品德。都察院下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分别对全国各省的刑名事务进行审核、监察，给事中则分别对口监察吏、户、礼、兵、刑、工等中央各部院的事务。二者合成“科道”。
然而，清代的科道体制最大的变化有两点：第一，御史作为监察官员，不但失去了自宋明以来巡视地方的权力，陷入到日益繁琐的程序性事务，而且，科道官员通过“风闻奏事”的权力也几乎丧失殆尽。言官动辄以风闻无凭获咎、获罪，不能随意弹劾官员，且常以党争之嫌得罪。第二，给事中作为封驳官员，不但在管理上被划入都察院，视同御史，而且在实际政务运行过程中，已没有实际上的封驳权。
而且，从查办各次大案来看，乾隆皇帝很少依赖于都察院，几乎从不把贪腐大案交给监察系统处理，而主要由他自己察觉后，派专门的钦差大臣前往查核。所以，乾隆帝的惩贪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对官员权力的制约、监察机制。受制度所限，监察官员难以在清代的惩贪反腐事务中有所作为。少了这层制度上的监督监察，仅仅依靠皇帝一己之力，并不能形成对官员权力的有效制约，也就无法阻止官场腐败的泛滥。
清朝皇帝之所以不重视监察官员在惩贪防腐中的作用，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些官员乘机介入党争、重蹈明朝覆辙。而且，自康熙、雍正时形成的奏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监督官员的作用。在康、雍二帝看来，通过奏折让官员们互相监督，比将监察大权交给科道官员更为有效地防止党争，可以避免科道言官因介入党争而导致信息不准的弊病。
按照康、雍二帝的设想，奏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代督察院科道官员监察百官的职能，各省官员可以通过奏折向皇帝密报任何人的任何事情，其严密程度远超科道体制。然而，为什么乾隆时期的诸多贪腐大案中，我们也很难看到奏折制度的作用呢？
官员都不愿意用奏折去举劾同僚
在甘肃冒赈特大贪污案中，奏折的作用显然已经大打折扣。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王廷赞先后违规操作将近七年之久，本应该通过密折来举报的督抚大员，却全都缄默无言，其中几个人不得不说。
首先是陕甘总督勒尔锦。勒尔锦主政陕甘，对王亶望冒赈之事一直给与保护和默许。乾隆三十九年（1774），向中央上奏请求开捐赈灾的恰恰是勒尔锦。但勒尔锦并不知道王亶望用一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将捐本色粮谷，改成了捐折色银两。这是作为甘肃通省舞弊的首犯王亶望操盘甘肃冒赈案中一个最关键的步骤，这也是案发后审案官员和乾隆皇帝都难以理解的事情。偌大的总督，竟然对动静这么大的事情无法知觉、无所作为，可见要么是极端昏聩，要么就是被拉下了水。而王亶望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据勒尔锦后来的供词说：他也听说了王亶望改收折色的事情，但风闻无据，不敢上报。他也曾派属下四处打探，“怎奈委文官去，文官说没有此事。委武官去，武官说也没有此事。通省就把我蒙蔽起来，我想不出怎么样可以查他们的弊”。
第二是当时身任甘肃按察使的福宁。他和王亶望同列省级大员，按道理，他应该可以上折密奏。但福宁后来说，在捐赈过程中，王亶望很高明的一招就是让兰州府全权处理此事，兰州知府蒋全迪是王亶望的亲信，全省捐纳都直接交给兰州府收储，并由兰州府向捐纳者发放“执照”。全省各州县能够收取多少捐纳，发放多少执照，全由王亶望一个人决定，他人无从插手。得到捐纳名额意味着可以将所收银两纳入私囊，所以各州县纷纷逢迎藩司王亶望，争先恐后地给他送钱、送礼、盖房子。各州县在收取捐纳后，上下级之间开具证明，以完结事项。不但从来无人告发，而且手续齐全，上下通同作弊，即使握着全省监察大权的臬司福宁，也无法以一人应付全省官员。
在其他很多大案中，为本省官员贪腐遮掩瞒报的现象屡屡出现，很多人都不愿意用手中的奏折去举劾同僚。为什么此时手握折奏权的封疆大吏都不愿举劾同僚在经济上的不法呢？这其中有一个奏折性质改变，从密折逐渐常规化的因素。一是折奏人的常规化，奏折创立之初，折奏人需要皇帝私相授受，得到这种权力的人被视为被皇帝信任有加，自然受宠若惊，无所不报。而到乾隆时期，有折奏权的人已经固定化，被地方督抚大员等视为当然的权力，而已经不是特权；二是奏折内容的常规化。康雍时期，奏折的内容多源于皇帝的需要，皇帝常在奏折中与某督抚专门讨论某些问题，朱批常至数百字、千余字之多。乾隆时期的奏折皇帝仍在亲阅亲批，但多以“知道了”、“览”、“该部议奏”等格式化内容为多。至于专门上谕，则由军机处根据皇帝口授起草而成。也就是说，奏折原来那种皇帝和大臣之间私人通信的性质逐渐淡化，公文色彩渐重。至于地方督抚大员列入奏折的事项，也越来越多，凡人事、财政、军事事务，大多都先以奏折奏报，内容趋向固定化。
更重要的是，奏折不再是密折，不再保密。乾隆执政时，已经开始把一些官员的奏折交给军机大臣讨论，甚至转发给其他官员阅看处理，这本身就有违当初康雍二帝设置奏折的初衷。这对奏折制度来说是一个质的转变，在失去密折这层保护膜后，手握折奏大权的地方督抚大员谁还愿意去举报、弹劾其他官员的贪渎之事呢？
清代地方政府 篇6
关键词：甘肃,山丹,民乐,家谱,编修,发塔寺,水陆画
一、《谢氏家谱》及其编修
《谢氏家谱》记载:第一世谢辉, 字彦章, “岳州府华容县宁福乡籍”, “洪武三十一年 (1398年) 戊寅九月, 内调山丹卫中所管军。永乐十三年 (1415年) 乙未八月内逝世, 享年七十余岁。所娶太孺人姓无可考, 生年卒日俱未详, 悉合葬于山丹卫大西门外西南大路西陂子渠总沟沿。”[1]由湖南岳州府华容县迁来甘肃山丹的谢氏, 其一支又由山丹迁至甘肃民乐。《谢氏家谱》末尾“大清光绪拾捌年贰月二十柒日增第补修”的记载表明, 从洪武三十一年 (1398年) 算起, 《谢氏家谱》记载了十五代494年的历史。其记载之完整, 在河西走廊现存的家谱中是极为罕见的。正如刘汶所说:“《谢氏家谱》是迄今为止, 我县在民间珍藏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族文化谱牒之一。”[2]396
《谢氏家谱》对编修者有这样的记载:“甘州府岁贡吏部候铨训导外孙刘中兴秀先氏顿首撰”, “岁贡生候铨训导表侄刘中兴秀先氏顿首志”, “岁贡生候铨训导眷表侄刘中兴秀先氏顿首志”。这表明, 刘中兴曾以“外孙”、“表侄”、“眷表侄”的身份先后三次编修《谢氏家谱》, 具体年代缺载。《谢氏家谱》光绪十八年 (1892年) 由谢增第进行的补修, 应为第四次编修。
二、《谢氏家谱》之真伪
关于《谢氏家谱》的流传, 家谱保存者谢鸿儒在影印本“前言”中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家谱保存于乃家崖谢育秀家中,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怕被抄查批斗, 家谱藏于土墙中, 幸免于被焚毁。”
《谢氏家谱》记载的人物, 亦见于乾隆本《甘州府志》和道光本《山丹县志》。
1.第七世谢天宠。《山丹县志》记载:“谢天宠, 嘉靖十九年出征永昌, 斩首建功, 授总旗。二十五年, 从征庄浪石门峡。二十八年, 剿虏部于镇羌堡马鞍山, 升世袭百户。”[3]572新修《山丹县志》记载:“谢天宠, 明代山丹卫人。嘉靖十九年 (1540年) , 从征永昌, 以军功授总骑之职。嘉靖二十五年, 率部赴庄浪 (今永登) 石门峡抵御入侵之鞑靼。二十八年, 率部在镇羌堡马鞍山与鞑靼作战, 屡建战功。后世为世袭百户。”[4]704
2.第七世谢天用。谢天用, 名载《甘州府志·选举》《山丹县志·文宦》。
3.第八世谢诏。名载《甘州府志·选举》。《山丹县志》记载:“谢诏, 万历年升高台游记。时黄草坝、清水堡强虏肆勍, 公帅兵从杨旗堡、水关口堵御之, 身冒重围, 矢尽力孤, 外无救援, 捐躯报国。”[3]556新修《山丹县志》记载:“谢诏, 明代山丹卫人。青年时从军入伍, 因军功于万历年间任高台游记, 时高台黄草坝、清水堡一带鞑靼袭扰, 民不堪其苦。诏率兵在杨旗堡、水关口一带堵御, 保境安民。后率部在漠北与鞑靼作战, 所部陷入重围, 终因矢尽力孤而死难。”[4]704
4.第八世谢谕。《山丹县志》记载:“万历年以功授千户, 征甘肃泉水墩, 授指挥佥事。”[3]572
5.第十世谢治。《甘州府志》记载:“谢治, 以戎行积功, 雄武倜傥。历官广东左翼镇总兵, 威名甚著。”[5]《山丹县志》记载:“谢治, 康熙初从总镇肃大都督潘公征葛尔丹, 于召募多获功。奏凯, 升广东提标游府。后为大司马赵公保奏, 旨赠骁骑将军, 授两粤总兵, 雄武倜傥, 威名甚著。”[3]574新修《山丹县志》记载:“谢治, 清初山丹卫人。青年时代从军, 驻防肃州。康熙二十九年 (1690年) , 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进犯漠南蒙古 (今内蒙古) , 肃州驻军奉命平叛, 谢治随军转战漠南、漠北。康熙三十五年 (1696年) , 在漠北昭莫多 (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图拉河上游南岸) 战役中, 谢治英勇杀敌, 建立战功。战后升任广东游府提标。后屡涉行阵, 以军功封骁骑将军, 授两粤总兵。谢治在两粤主持军务多年, 威振南疆。”[4]691
6.第十四世谢希彪。《山丹县志》记载:“谢希彪, 花马池守备。”[3]575
7.第十五世谢生春。《山丹县志》记载:“谢生春, 由武举授把总。”[3]575
由此可见, 《谢氏家谱》的真实性应是无庸质疑的。故刘汶认为:“谱载人物的事迹, 总体上符合历史事实, 是可信的”。[2]392
三、《谢氏家谱》对山丹发塔寺水陆画的记载
《谢氏家谱》“谢治传”云:“又如吾里中发塔禅寺, 旧有大总戎王公捐绘水陆佛图一坛, 迄今越百余载, 竟尔残缺零落。公慨然重绘二十三轴, 寄归寺僧, 以为闾里观瞻。”
谢治《重绘发塔寺水陆佛图记》云:“今之山丹, 古仙堤也, 为天水冲要之区, 余生于斯长于斯, 乃复官于斯, 稔悉其间形胜, 如山川之□秀, 人物之殊观, 难以枚举。而发塔禅林传自西方, 佛祖现身削发之道场, 尤为吾里所瞻仰。梁时创建, 唐代重修, 栋宇巍峨, 规模宏敞。莲台自昔有梵宫, 树宝塔以生辉。法体至今存石匣, 贮金刀而不朽。至若晨钟暮鼓, 响分龙凤诸峰, 而且画角禅灯, 光映西南弱水。久矣, 寺称古刹;洵哉, 地号仙堤。余于试武谈兵之余, 每往来而敬礼焉。适逢水陆大会, 僧众修斋颂经, 悬诸佛像数十轴于坛上, 余见其残缺零落, 随向寺僧问所由来。乃曰:‘此前万历年间, 大总戎王公所舍也, 历今百有余哉, 遂致乃尔。’余慨然大息者久之, 顾谓住持曰:‘此地鲜刘褒妙手, 但得良工, 余亟当重绘之。’方着意于西来, 旋量移乎东粤, 谬佐提军……此中偶得善绘者, 遂忆及当年发塔寺之愿, 即命绘成水陆佛像三十二幅, 寄归吾里, 敬藏寺内, 遇有设斋胜会, 焕然悬之, 乡党交相睹之, 庶不致残缺零落矣。”“康熙已亥岁春王月吉旦谢治薰沐敬题。”康熙已亥, 为康熙五十八年 (1719年) 。上述记载与《甘州府志》《山丹县志》对发塔寺的记载是一致的。
《甘州府志》记载:“发塔寺, 城东南隅, 明洪武年掘土筑城得铁佛五, 石函一, 内藏发, 又有石炉镌字曰‘发塔’。有迁来南人包志信、陈文昌募建为寺。宣德年太监王安、指挥杨斌继建。正统十三年, 指挥彭智增修, 僧桑尔伽藏卜与比丘相思藏勒铭, 滨州训导陈敏碑记二道。”[5]191
明滨州训导陈敏《重修山丹发塔寺碑记》, 叙王安、杨斌建塔事云:发塔建成后, “发塔高耸于晴霄, 殿宇巍峙于福地, 廊庑山门, 伽蓝僧舍, 焕然聿新。塑像壁画未就, 杨公终。正统乙丑春, 朝命都指挥佥事彭公智, 镇守山丹, 实襄成之, 复延缁流桑尔伽藏卜住持, 勤于焚修是寺。”[5]563
山丹发塔寺水陆画在《甘州府志》《山丹县志》中均无记载。谢生保在《甘肃河西水陆画简介———兼论水陆法会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中说:“山丹县博物馆藏水陆画61轴。其中58轴, 绢画绢裱, 原绘时代为明代崇贞年间, 清代咸丰年间重新装裱, 原藏于山丹县大发塔寺内。”“甘肃河西水陆画是可移动的敦煌壁画”。“河西水陆画可以说是敦煌艺术的延伸和续作。”“现存的这批河西水陆画, 不仅是研究敦煌艺术的珍贵资料, 也是研究河西佛教艺术的珍贵资料。”[6]山丹现存的水陆画中是否有谢治从广东寄回的, 尚待考证。虽然谢生保认为, 甘肃河西古浪、山丹、民乐、武威的水陆画是那些流落到河西各地的曾经创造敦煌艺术的画师和工匠绘制的, 但我们从《重绘发塔寺水陆佛图记》中看到, 在广东也有一些水陆画的“善绘者”, 即画师。
总之, 《谢氏家谱》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山丹发塔寺水陆画的来源和河西走廊水陆法会的珍贵资料, 而且对我们研究河西走廊宗族史、社会史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 (民乐) 谢氏家谱 (抄本) .
[2]刘汶.说说《谢氏家谱》[C]//民乐史志文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0:396, 392.
[3][清]黄璟, 编纂.山丹县志[Z].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48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 1990.
[4]山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纂.山丹县志[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5][清]钟赓起, 编纂, 张志纯, 等, 校点.甘州府志[Z].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从清代奏折看清代农业思想 篇7
康熙帝是一位勤政、有为的皇帝, 他迫切要求了解官情、民情来加强皇权, 以此来达到他长久统治的目的。对于题本和奏本为主的奏报文书是很难能满足康熙帝全面体察民情的需求的, 因为题、奏本章运转时间长、手续繁复、容易贻误时机, 经办人手杂、机密性差, 此外这些奏报文书并不是皇帝亲自作答,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正如康熙帝本人指出的那样:“朕令大臣皆奏密折, 最有关系, 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雍正七年, 清廷谕令建立副本制度, 所有臣工奏折, 除留中不发者外, 都由军机处抄录副本, 这样奏折也就由密折逐步向国家正式文书转化, 逐步取代了一部分题、奏本章的职能。到乾隆十三年, 终于取消了奏本的使用, 使奏折与题本并存, 成为国家正式的文书, 建立了正式的处理制度, 由军机处负责办理。至此, 从康熙年间, 奏折文书制度逐渐形成气候。
自清代康熙年间, 便形成了大量的奏折文书, 然而在这些各级官员对日常公务上奏的奏折当中, 占据很大比重的是有关农业生产的内容。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 同其他历代的封建王朝一样, 以农立国、以农业为中心。在清末, 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就其社会生产力的总体而言, 仍旧属于中世纪的水平, 其社会经济模式仍然以小农经济为主。清王朝的各级政府都以农业生产方面的赋税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且除少数官员以外的广大农民群众也以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活动作为人民生活的主要谋生手段, 因此, 农业的丰歉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 决定着清王朝的兴旺与衰落, 所以清王朝统治集团自上至下莫不对农业生产倍加关注和强力干预。
清代的重农思想是较为普遍的, 上至清朝各代的皇帝, 下至百官, 以至于贫民、布衣无不重视农业的生产与收成。如康熙帝在《耕织图》序中写道, “……且欲令寰宇之内, 皆敦崇本业, 勤以谋之, 俭以积之, 衣食丰饶, 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3]清代官僚包世臣认为“天下之富在农”[4]。可见清代君臣都将农业的发展放在了首位。甚至连皇帝定期对天神及宗庙社稷的祭祀活动, 也主要是为了祈求农业的丰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高级官员差、调离京或回京, 须向皇帝奏报其沿途农作物生长、收获情况及对各地物产民情的所见所闻。另外即使是群臣官职的升降, 也与其所管辖区域对于农业干预的政绩作为主要的依据, 重农思想可见一斑。在清代朝廷以及各级官府对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视和关注的过程中, 产生了大量奏折文书, 这些奏折文书具有数量多、涉及范围广、时间长而且可靠性强等特点。
清代由上至下都极为重视农业, 在对农业生产问题的处理和干预方面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思想倾向, 这种思想倾向是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当时封建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 从清代的大量奏折就可以看出清代的农业思想, 这些思想是当时农业工作的基本原则以及指导方针, 对当时的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并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其中的农业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防治灾害的思想
清代农业灾害预防思想历经了各个朝代的积淀与完善, 伴随着清朝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百官对于农业的重视, 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这种农业灾害预防的思想不仅逐步走向制度化, 而且其对于减轻甚至阻止灾害的产生等方面, 都产生了颇为积极的作用。
1. 气象奏报思想。
在封建的小农经济时代, 气候对于农业收成的影响是起决定作用的, 上至皇帝百官, 下至普通百姓无不祈求风调雨顺。据知, 清代官方观测气候, 始于康熙初年, 起初仅仅限于京师地区, 到康熙二十四年以后逐步推广到全国。这些观测的气象记录不仅对于当时农业收成及处理农业自然灾害有着重要的价值, 而且对于现今研究清代社会及经济史都可提供可靠的线索和佐证, 甚至对于我国当前的气象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代十分重视气象灾害的上奏, 因而建立了全国性的气象观测网。因此, 清代的奏折中有很多是记载气象内容的。如乾隆三年, 直隶总督李卫奏:“畿南之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并直隶赵州各所属州县多已普遍得雨, 该处节气原早, 又叠次续降, 颇为优渥……又如天津府各属虽得雨亦少, 因系近海临河, 湖淀低洼之处向前有雨尚可无妨。”
2. 富民预荒思想。
裕民备荒思想是古代主要的灾害预防思想, 其核心内容是平时蓄养民力, 培植抵御灾荒的能力, 为防备灾荒做好积极准备[5]。富民预荒思想在农业比较欠发达的清代是较为进步的。其指导思想认为富民是治国预荒之根本, 推行“裕民为本”的农业政策, 促进农业生产, 这是国家繁荣昌盛的根本之所在, 因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以民众的丰衣足食、自力更生为根本前提的。
清代奏折当中多处有教导乡民耕种的记载, 其中包括指导农民掌握耕种的技巧、了解土地的优劣等诸多方面, 以此来提高农民耕种的水平。如乾隆元年, 广东巡抚奏:“……臣会折请于山东、河南二省选择善种旱地之人二十名来粤教种, 蒙世宗宪皇帝愈允, 令豫、东督抚二臣各选十名, 差役伴送前来……随分发有旱地之广、肇、高、雷、廉、罗等府州所属, 饬令督率民人悉心教导去后, 兹据布政司详据各属申称奉发善种旱地农民来县教耕一载有余, 属内乡民已知地土之宜, 耕种之法, 毋庸再留农民在粤, 请咨送回籍……查豫、东两省来粤农民以及分发各属教耕一载有余, 乡民既知土地之宜, 耕种之法, 即别府州县有可耕旱地, 本省民人亦能转相教导。”[6]
二、农业救灾救荒思想
清代奏折很多内容体现了皇帝以及群臣对于救灾救荒思想的重视, 体恤民众、顺天应人的救灾思想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也深深影响了救灾济荒行动, 这些救灾救荒思想对于减轻受灾农民负担、恢复灾后的农业生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救灾思想。
清代皇帝对灾情勘验和及时上报十分重视, 康熙帝曾说:“自古弊端, 匿灾为甚”, 并且严格规定灾情奏报时限, 夏灾限六月下旬, 秋灾限九月下旬。对于隐匿不报或延迟报灾者, 还要追其罪责, 受灾地区, 依灾情轻重, 酌定分数, 蠲缓田赋或免十分之三, 或免半, 或全免, 或缓征本年钱粮[7], 以此来减轻灾民的沉重负担。
光绪十九年, 江西巡抚奏:“新建县六月初旬以后, 河湖陡涨, 各处圩堤间被冲决, 低洼田亩被淹, 晚稻收成失望。九江府入夏以来大雨连朝, 江水陡涨, 内外州地被水淹没, 收成歉薄。”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张家口内外因上年秋间严霜早降, 禾苗枯萎, 颗粒无收, 被灾村庄至二百余处之多。”[6]可见各臣僚都较为及时地将所管辖区域的自然灾害予以上奏, 以此来减轻灾害所造成的后果。
2. 农业救荒思想。
清代人口激增, 人多地少矛盾越显突出, 开垦荒地和充分利用土地就成为迫切问题。政府不仅通过借贷、赈恤、减税方式解决垦荒问题, 而且鼓励开发边塞地区, 试图解决土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 这样的恤民救荒思想是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体现。如乾隆四年, 甘肃巡抚奏:“甘州府属之张掖县所有抛荒地亩, 经臣于乾隆二年十一月间借给籽种、口粮一万五千石, 牛具、人工银三千两, 以资耕种。并请所借银、粮分作三年还项, 以纾民力, 奉旨准行在案。自去岁借给银、粮之后, 民力宽裕, 踊跃开垦, 已垦熟十分之八, 兼以所垦地亩有收, 其应征借项, 依期争先完纳, 一年之内已过粮一万两千余石, 银八百八十余两。”清政府以减税的办法来鼓励人民开垦废耕荒地, 而且对地方官员施以压力, 境内新垦面积多者, 地方官得到奖励;面积少者, 地方官要受惩戒。减税的办法也一再提高, 最初是免升科三年, 不久后延长为四年, 后又延长为六年。
三、清代重农思想的根源
清代皇帝仍旧沿袭了重农的思想, 之所以重农, 因为粮足便可以“安民”、“安邦”, 就可以避免“叛变”、“起义”等社会动荡, 这样便可以维护对国家的统治, 使国家可长治久安, 这就是封建统治者对于农业影响社会稳定的基本认识, 这种认识使得对于人口不断增加的清朝来说, 只能维护民众的基本温饱, 对于人口不断增加与土地稀少之间的矛盾无法根治。尽管清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增加农业的产量, 但伴随官方朝政中一系列腐朽特征的出现, 基本的农业政策便不能正常运行, 因此灾害之年, 清政府仓储之粮对于灾民的救济也是杯水车薪。如咸丰元年英隆奏:“……黑龙江、摩尔根二城在省城之东北, 近年收成歉薄。而齐齐哈尔省城逼近嫩江, 自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 江水陡涨, 田地被淹成灾以后, 连年频遭水患, 下洼田地多被水占。每遇灾歉之年, 不能不量为接济。查本城自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十九年 (1820-1849年) 三十年来, 共遭到水患十一次, 田地多被侵占, 仅余高阜之地又不耐旱。近日人口倍增, 即遇丰年, 所获粮食亦不足本处食用, 赖邻省吉林所属之伯都讷、阿勒楚喀两处稔岁居多, 商民由水陆二程运粮米前来, 若彼处歉收, 势必拮据。”[7]
参考文献
[1]李煦.李煦奏折[M].中华书局, 1976.
[2]杨小红.中国档案事业史[M].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2.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4]朱家桢.中国经济思想史[M].人民出版社, 1994.
[5]冯利兵, 卜风贤.清代农业减灾救荒思想研究[J].农业考古, 2008 (1) .
[6]葛全胜.清代奏折汇编[M].商务印书馆, 2005.
清代宫廷舞蹈钩沉 篇8
一、清代宫廷舞蹈中的民族传统形式
追溯元朝时期, 由蒙古少数民族建立政权而形成的宫廷舞蹈吸收融入了宋代宫廷大曲歌舞的形式, 并具有自身豪迈奔放、昂扬粗犷的独特风格, 比如据《元史·礼乐》记载, 宫廷舞蹈中, 只见“男子一人, 冠隐士冠, 服白纱道袍, 皁绦, 执麈拂”, 带有一些浓烈的宗教色彩。明朝建立后, 汉族复归统治, 其宫廷乐舞又回归到传统的汉族舞风中, 但显示出程式化的特点, “大抵集汉、唐、宋、元人之旧而稍更易其名”, 缺乏创新性的新品传世。清代初期, 宫廷舞蹈除了因袭元、明朝代的一些特征之外, 还融入了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特色, 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燕乐。据《清史稿·乐志》记载, 清代的宫廷舞大概分为两类, 一是用于祀神者, 谓之“佾舞”, 二是用于宴飨者, 谓之“队舞”[1]38。清代燕乐共分为队舞乐、朝鲜乐、蒙古乐、回部乐、廓尔喀部乐、安南国乐等九类, 这些都是少数民族的舞蹈类型。其中, “队舞乐”是满族舞蹈, 包括庆隆舞、世德舞和德胜舞等三种形式, 而庆隆舞“内分大、小马护为扬烈舞, 是为武舞;大臣起舞上寿为喜起舞, 是为文舞”。
清代统治者对乐舞十分重视, 每逢祭祀、朝会或者宴享时, 都要举办大型的舞蹈盛会表达庆祝之情。其中, 乐舞分为“外朝”和“内廷”两种, 外朝乐舞包括祭祀、朝会、宴飨和仪仗;内廷乐舞则包括娱乐、祭祀和朝会舞蹈。这里以“圜丘大祀乐舞”为例。每年冬至日, 清代皇帝都要到圜丘坛 (天坛) 开展祭天活动, 并配以规模宏大、气势昂扬的乐舞烘托气氛。在“圜丘大祀乐舞”中, “乐用九成”, 其中乐舞生合计共用250名, 具体包括执事乐舞生、文舞生、武舞生、焚香乐舞生、执旌节乐舞生等, 他们各司其职, 各有所用。乐舞所采用的乐器包括编钟和编磬, 左右各安排十六人。同时, 乐舞还包括十琴、四瑟, 均设在钟磬之前, 另设有十箫、十笛、六篪、二排箫, 二埙等, 但凡乐器均是左右各半, 一一对应。除了祭祀乐舞之外, 由于满族继承先祖女真人的健身娱乐游艺习俗, 保持着河流渔猎、山林狩猎的特色, 这些特色便也体现在满族宫廷舞蹈之中,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庆隆舞。庆隆舞为满族传统舞蹈, 原名莽式舞, 亦名玛克忒舞。据《清史稿·乐志》载:庆隆舞由扬烈舞 (武舞) 和喜起舞 (文舞) 两部分组成。扬烈舞在前, 由32名艺人装扮成野兽模样, 黑黄各半, 全部戴着极其丑陋的人造面具, 采用野兽一样的姿态进行跳跃、抛掷、倾倒等舞姿表演;另由8名艺人扮作果敢英勇的猎人, 他们采用身携箭、踩高跷、骑假马等形式象征骁勇善战的八旗军兵。先由一名发现野兽行踪的机敏猎人发箭, 但见弓弦响处, 一只“野兽”应声倒下, 其余“野兽”则表示驯服, 象征着满人高强的武功和英勇的斗志, 满族民间亦将这一过程称为“射马狐子”。表现满族骑射狩猎生活的庆隆舞属于传统型舞蹈, 其分为远望、追踪、行围、神功、猎成等五个表演段落, 主要涵盖响箭、舞刀、弄棍等二十多个动作, 精彩纷呈。扬烈舞之后, 便要上演喜起舞, 这是一种9对双人舞, 代表18名大臣, 其均身着朝服, 磕头对舞, 13人展喉歌唱, 66人用琵琶、三弦、琴、筝等传统乐器进行伴奏, 气韵盎然。
乾隆年间, 清朝宫廷乐舞发展得最为兴盛, 当时仅朝廷乐部的管理和演奏者就达到1000多人。比如由意大利人郎世宁 (1688—1768) 绘制的《塞宴四事图》, 便记载了乾隆皇帝在木兰秋狝后, 于避暑山庄举行诈马 (赛马) 、什榜 (蒙古音乐) 、布库 (相扑) 和教跳 (驯马) 等四事的生动场景, 其中就包括情绪热烈的“什榜”乐舞活动。当四事之一的“相扑”完成后, 身着蓝色花袍的乐队便跪坐于皇帝左侧, 为皇帝对面整齐排列的舞者进行伴奏, 亦即演奏“笳吹”。《笳吹》为蒙古族音乐, 采用笳、胡琴、筝、口琴、琵琶等乐器伴奏。由于这种活动通常是在诸如承德避暑山庄等山水秀丽的山野郊外进行的, 为此极富诗情画意, 深得皇室群臣喜爱。乾隆曾为此题诗云:“初奏《君马黄》, 大海之水不可量。继作《善哉行》, 无二无虞, 式谷友朋。”[2]28探究塞宴四事活动的起源, 其始自于蒙古、新疆等地, 是游牧民族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清朝皇帝非常在意的一个活动。在射猎活动之后, 清朝皇帝与边疆民族首领共聚一堂, 宴饮狂欢, 以增进彼此间的感情,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面对多民族国家的统治上, 作为一个渔猎民族的满族所着力采取的因地制宜、海纳百川, 对不同文化兼收并蓄的治理手法。
同时, 清朝乾隆时期, 皇室还组织编撰了《律吕正义后编》, 这是当时第一部对国家祭祀礼仪中所采用的舞蹈进行详备规定的著作。在该书中, 绘制有专门的舞谱, 为左右两个舞生规定了基本姿势, 每个姿势又附有一条详细解释, 在这些解释中, 既有传统的舞蹈术语, 又有新创的词汇。无论舞生图像, 还是文字边框, 使得这些图示看上去较之以前显得更加正规。在乾隆一朝, 朝廷对于舞谱的改动, 自然是在前朝的发展基础上进行的, 因此, 它们看上去似乎并非那么激烈。由皇帝钦定的乐谱一般都是先在阙里实行, 然后才推及全国学宫。同时, 在乾隆年间, 朝廷也加快了舞生管理方面的条文制定。
此外, 由于清王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推动和促进国内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措施, 戏曲和地方戏也出现了较为繁荣昌盛的新局面。明代兴起的昆曲、弋腔以及清代的京戏、灯彩戏等都渐渐传入清代宫廷。顺治年间, 朝廷便从江南广泛搜罗教坊女优。康熙年间, 朝廷设立了南府演剧机构。乾隆年间, 朝廷开始收罗一些优秀民间艺人进宫表演。清朝末期, 道光七年 (1827) , 清廷设“升平署”。咸丰六年 (1856) , 升平署首次从民间选拔艺人进宫承差。光绪九年 (1883) , 对于选入的民间著名演员, 大部被任为内廷“教习”, 并发给银米, 随时被传入宫内演出, 习称“内廷供奉”, 比如是年四月初三选出的第一批入宫者就包括陈寿峰、刘长喜、李顺亭等人, 著名京剧演员王瑶卿、谭鑫培、杨小楼等也均曾被召入宫内演戏。其中, 李顺亭 (1846—1919) 即“大李五”, 其是名丑李四广、小生李玉泰之五伯父, 工老生, 曾与谭鑫培合演《定军山》, 与何桂山合演《风云会》, 与黄润甫合演《下河东》等, 可称功力悉敌, 珠联璧合。另外, 据光绪年升平署档案载:凌通、广福、吉升就是清代宫廷的秧歌教习, 宫中一些太监曾向他们习舞, 并在节日里为皇帝、皇后及宫眷们表演《秧歌》、《太平腊鼓》和《龙灯》等舞蹈。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 北京、天津的《走会》在春节、元宵、端午等各种节日进宫表演也已成为清宫惯例。
二、清代宫廷舞蹈中的西洋乐舞形式
1840年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 中国宫廷中出现了许多西方乐舞形式。实际上, 早在清朝中晚期, 清代宫廷就曾出现过第一支西洋乐队。康熙年间, 供奉内廷的西洋传教士南怀仁、徐日升等人曾向康熙皇帝进献了包括风琴、长拉琴、小拉琴、西洋箫、铁丝琴等在内的许多西洋乐器, 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极大兴趣, 他还学着演奏了一些西洋乐曲[3]47。乾隆皇帝即位后, 他某日突然心血来潮, 破天荒地在紫禁城中建立了一支由14名太监组成的西洋管弦乐队。据史料记载, 乾隆七年 (1742) , 皇帝下旨将洋人进献的各种西洋乐器在陆花楼教小太监弹奏。这样, 以演奏宫内乐为主的小型管弦乐队就在清宫内诞生了, 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支西洋乐队。演出时, 演奏的太监们打扮成不中不西的怪模样, 目的在于博得乾隆皇帝一笑。鸦片战争之后, 西洋音乐逐渐传入中国, 并产生了一些影响。光绪十一年 (1885) , 担任清廷海关总税司达45年之久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在天津组织了西洋铜管乐队, 他招募了多位天津音乐青年, 开创了中国人组建西洋管乐队的先河。不到一年, 乐队中8个成绩较好的乐手被调往北京, 负责指导新招来的一批学员, 组建北京乐队。赫德的乐队在他工作时常常在院子里奏乐伴奏, 在家庭舞会中担任伴奏。光绪三十年 (1904) , 光绪皇帝接见德国王子时, 在席间奏乐的就是赫德组建的西洋乐队。后来, 这批乐手中的许多人被袁世凯军乐队、北大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等所吸纳, 成为西乐中播的使者。1911年, 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 在晚清没落的夕照中, 中国宫廷舞蹈最终结束了它曾经灿烂辉煌的千年发展历史。
参考文献
[1]刘卓.满族舞蹈历史演变[J].音乐生活, 2008 (7) .
[2]王凯.郎世宁笔下的《塞宴四事图》[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08 (1) .
清代条案形制研究 篇9
一、正立面形制
1. 案面形制
案面形制主要是指与面板正立面所形成的样条线。主要有平头式、翘头式和收拢式三种形制。平头式案面形制为“一”字形, 案面两端齐平。翘头式案面两端向上翘曲, 即在平头式基础上, 在案面端头上部附加两个构件, 突出于案面, 其构件形式有卷云形、卷书形等。收拢式也是以平头式为基础, 与翘头式相反, 案面两端向下, 并由外向内聚拢, 其形式有拐子形、卷书形等。案面正立面通常在边缘部起灯草线, 也有的对其进行雕刻或镶嵌处理。
2. 牙子形制
牙子形制包括牙条和牙头两部分形制。如图1-1所示, 牙条形制主要分为条板式和框架式。条板式牙条形制有素面和锦面之分, 素面条板式牙条表面不做任何处理, 只在牙条边缘处起灯草线, 以直条状居多;锦面条板式牙条除在边缘做灯草线外, 其表面多以浮雕、透雕、镶嵌等工艺手法进行处理, 装饰纹样以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几何纹样居多, 外轮廓除直条状外, 还有洼堂肚、壸门等形制。框架式牙条形制一般是将短木条采用格角榫攒接方式结合, 主要分为罗锅式、矮栳式和花式。罗锅式牙条是在两腿之间将两侧牙头运用一个罗锅枨或多个罗锅枨并列形式将其连接起来;矮栳式牙条采用单矮栳或双矮栳的形式将案面和与案面平行的木条连接起来;花式牙条采用攒拐子形式连接左右两边, 如攒接的回纹形式。
牙头与牙条搭配, 其形制也可分为板式和框架式两种。板式牙头形制可分为素面和锦面, 其中素面板式牙头形制大多为拐角矩形, 还包括一些以形造形的素面牙头, 如如意纹、变形如意云头等, 利用如意或祥云的变体作为牙头的基本形制。锦面板式牙头包括两种形制。一种是以形填形, 就是在素面拐角矩形、拐角梯形的基础上, 再在其素地上运用线雕、浮雕、镶嵌等手法进行纹样装饰;另一种是以形造形, 多运用动物纹样、植物纹样的形体作为牙头的基本形制, 常用透雕、镶嵌的手法对其进行处理。框架式牙头形制与框架式牙条形制大致相同, 都是采用攒接方式, 以腿足为中轴线, 其形制可分为对称式牙头和非对称式牙头, 常见的有矩形框架对称式牙头、矩形框架非对称式牙头、花牙对称式牙头和花牙非对称式牙头。
3. 腿足形制
腿足形制包括腿部和足部两部分形制。从正立面分析, 腿部包括两种形制:长方形和变体长方形。其中长方形腿部形制如图1-2所示, 从下到上宽度均等或上部略呈收分形式, 通常情况在腿部外边缘起灯草线, 或再在纵向长方形腿部中间处刻画单线、双线或三线, 将长方形腿分为相等的两部分, 此外还包括一些锦地长方形腿, 运用雕刻、镶嵌手法对其进行装饰纹样的刻画。变体长方形腿部形制变化丰富, 主要有仿竹节形、枭混曲线形和突变形。仿竹节形腿部形制就是在长方形腿上分割一段一段的竹节, 每段竹节中部略向内凹, 两头相对较宽;枭混曲线形腿部形制变化多集中在中上部, 线条自由流畅, 凹凸有序;突变形腿部形制变化主要集中在腿部中间部位, 常做一些突出造型比如如意云纹, 使其中间关节较腿上下部位更加突显、膨大。
从正立面角度看, 可将足部形制分为托泥形和非托泥形。托泥形足部形制包括方形足、梯形足、花瓶形足, 其中花瓶形足形制类似花瓶, 瓶颈内收, 瓶口外扩, 瓶腹向外凸起, 整体造型比较饱满。非托泥形足部形制多样, 常见的有内翻马蹄足、回纹马蹄足、莲花足以及撇脚足。
二、侧立面形制
1. 牙条形制
从侧立面分析, 牙条形制如图2-1所示, 主要有条板式和框架式两种。条板式牙条形制大多为矩形和矩形的变体。其中变体矩形形制多样, 常见的有书钉式, 中部内收, 两头较中部略宽, 另外在此基础上还演生出其他形式, 比如在书钉式基础上中间添加一如意云纹等;还有一种壸门式, 此形式与牙条正立面壸门式大致相同。框架式牙条形制也是用木条攒接的方式, 如同牙条正立面框架式形制。
2. 腿足间形制
腿足间形制如图2-2所示, 主要有挡板式和管脚枨式。其中挡板式又有单层挡板和双层挡板两种形制。单层挡板形制是从案面底部到足部为一个整体不分层, 两腿间镶方形素券口或壸门券口, 券口下加托泥, 托泥以方形和壸门形式居多, 券门内镶装饰纹样;双层挡板形制是指在腿部的上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处加一横枨, 将整个挡板空间分成上小下大的两部分, 上部空间或不加任何构件, 或镶一块木板, 也可在木板中部开鱼门洞, 或镶方形素券口、壸门券口等, 下部空间与单层挡板形制相似, 较少在券门内不加任何装饰造型, 下部空间的券口下或加托泥, 或接底枨, 底枨下安方形、壸门素牙条。管脚枨式有单枨和双枨两种, 单枨靠近腿中部或稍向上, 沿边打洼起线, 直枨较多, 也有罗锅枨;双枨一种形制是两枨都位于腿中部偏上, 彼此间距较近, 另一种形制是两枨分别接近于腿部的顶端和底端, 间距较大, 有的还在底枨下安素牙条, 多用直枨形式, 枨子边缘起灯草线。
结论
通过对清代条案构件形制的研究得出, 案面正立面形制一般是直线, 或在直线的两端作曲线样式;牙子形制中牙条无论从正立面还是从侧立面看, 通常在直线形的框架中添加一些曲线元素, 如在牙条下边缘作洼堂肚、壸门等曲线样式, 正立面牙头运用以形填形的造型手法多用直线元素, 运用以形造形的多用曲线元素;腿部正立面形制中长方形腿运用直线较多, 变体长方形腿是在直线中添加曲线元素;在侧立面腿足间形制中, 挡板形制是在两腿和托泥 (或底枨) 直线围合而成的矩形空间中添加壸门券口、方形券口等曲线或直线元素, 管脚枨形制主要运用直线形, 或在底枨下加曲线形的牙条。由此结论可知, 清代条案各构件形制从平面构成角度分析是直线与曲线元素的结合, 直曲线的交替和穿插体现出清代条案整体的节奏感。
参考文献
[1]李景生.说“案”和“桌”[J].德州学院学报, 2009年01期:21.
清代餐饮文化探究 篇10
一、清代早期餐饮文化的起源
清朝统治者来源于东北大地的满族, 因此, 早期清朝的饮食习惯与满族的饮食习俗息息相关。满族人民淳朴的民风以及简单的饮食文化, 随着清朝统治的逐鹿中原而逐步发展。清政府统一中国以后, 为了笼络和稳定汉族知识分子, 在文化思想领域逐步接受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但是, 为了防止八旗子弟过于汉化, 清政府也在服饰、发式、礼仪、饮食等方面制定了许多防止汉化的措施, 通过这些措施, 维护本民族的优良传统, 加强满族八旗官兵的凝聚力, 进而提升清朝皇室的向心力。因此, 清朝饮食文化, 尤其是清朝宫廷、贵族饮食文化在统治初期大多保留满族传统, 清朝宫廷、贵族的饮食原料、物料大多数还是以东北特产粮肉蛋菜为主。每到年底, 皇帝仍沿袭关外风俗行“狍鹿赏”, 赏赐满、蒙、汉八旗军有功之臣东北野味。在当时, 北京城内设有关东货场, 东北的狍、鹿、熊掌、鲟鳇鱼都有出售, 这样, 八旗士兵和眷属虽然远离家乡来到北京, 仍然能够吃到家乡风味, 在心理上也是一种安慰[1]97。
早在16 世纪中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东北人民已经“乐住种, 善缉纺, 饮食服用, 皆如华人”。到了17 世纪中叶, 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大力汉化改革, 汉满文化更加紧密融合。东北满族入关以后, 汉满文化融合更加紧密, 清朝逐步进入汉文化为主体的异文化社会, 满族的饮食文化也在不断拓展, 烹调技艺上更加多样化, 出现了烧、烤、煮、蒸、炖、炒、熬、煎、测、拌、腌、馏、贴、煤、扒、焰、垠、炸、糖馏等多种烹调技艺, 食品的操作方法也更加多样。
皇家的饮食器具从外形到内观每一件餐具都非常精美, 并且每一件餐具都有专名, 如“大金盘”、“双凤金盖碗”、“上交三羊开泰碗”“、大紫龙碟金盖”“、青白玉无盖葵花盒”“、绿龙白竹金盖碗”等, 每一件餐具都要体现出皇家的气派和权势, 充分体现皇家独有的“尊”“、荣”“、富”“、贵”“、典”“、威”[2]122。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馆还收藏着许多清代“宁寿宫”慈禧膳食餐具, 故宫“珍宝馆”内陈列的膳食餐具仅象牙、玉石、金、银等材料制作的就有1500 多件, 这些足以证明清代餐饮文化中, 皇家使用餐具的奢华。
二、清代皇家餐饮文化的发展
随着清朝政府统治地位的稳固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清朝的饮食文化也在逐步发展。由于清朝的京城设在北京, 因此, 在饮食习惯上必然要受到北京饮食时尚的影响。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有王天下者食天下的愿望, 清王朝统治者对天下的美味同样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到了顺治、康熙两朝, 虽然在饮食上也以故乡“关东货”为主, 但是, 他们却经常以“尝鲜”为由, 按季节征收天下美味。如直隶的蜜桃、鸭梨, 两广的瓜果蜜饯, 江南的鲜鱼虾蟹, 山西的核桃, 新疆的奶子葡萄, 山东的苹果, 陕甘的花皮瓜等等[3]75。江苏镇江的鲥鱼之贡是最值得一提的事情, 鲥鱼的主要产地是今江苏南京、镇江一带, 由于鲥鱼是季节性很强的鱼种“, 鲥鱼年年初夏时则出, 月余不复有也”。因此鲥鱼成为江南特产, 价格也非常高。明朝的时候, 鲥鱼就已经成为皇宫的贡品。清代初期, 江苏镇江的鲥鱼之贡则是每年必备的贡品。因为在清代初期, 清朝宫廷每年春季要举行“鲥鱼盛会”, 品鲥鱼看桃花。因此, 江苏镇江第一网鲥鱼就要送皇帝尝鲜, 由于鲥鱼味道鲜美, 皇帝要赐文武百官一同品尝。鲥鱼虽然好吃, 但是, 在当时的运输环境下, 运送新鲜鲥鱼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镇江第一网鲥鱼打捞上来, 地方官员就要派冰船和快马分水、旱两陆快速运往北京。由于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程, 因此, 运送鲥鱼时, 沿途许多地方都要设冰窖、鱼场保鲜。运送鲥鱼的时间也有规定, 官府限定四十四个小时鲥鱼必须送到北京, 宫廷事先做好烹制鲥鱼准备工作, 鲥鱼一到, 即举行盛会。由于运送鲥鱼旅途艰辛, 途中马歇人不歇, 运送鲥鱼之人只准许吃鸡蛋充饥, 因此, 在运输过程中, 马伤人死的现象也会时有发生, 这就是古代帝王为了“尝鲜”, 举行“鲥鱼盛会”付出的代价。
清代帝王日常肴撰的数量有很大的差别, 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 日常膳食比较简单, 而到了乾隆时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乾隆膳食菜肴每次一般都在40 至50 品以上, 菜肴的品种和特色也在不断翻新, 随后, 清朝帝王的膳食花样品种越来越多, 到了清朝末年, 皇帝饮食的铺张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清代初期, 皇室帝王日常膳食所能吃的肴撰野味占很大的比重, 主要是吃鹿、山羊、野猪、山鸡、野鸭、野雄、虎、熊、狍等原料制作的菜肴。这些野味在烹饪方式上也比较简单, 一般情况下, 是将野味原材料割成大块, 洗净后放入水锅中, 然后, 加入昔油、葱、姜、花椒、大料、海盐煮熟即食。这种传统的烹调方式, 体现出满族人实在、粗犷的食风。随着满族与汉族饮食方面的不断融合, 其他饮食原料的不断丰富, 清代中后期, 皇室帝王日常膳食野味逐渐减少, 乾隆年间帝王日常膳食还可以经常看到“烧鹿肉一盘”等野味, 等到了光绪年间, 帝王日常膳食就很少见到野味了。江海产品“南鲜”、燕窝、鱼翅、鱼虾、蟹等及新鲜蔬菜已经占到了很大的比重, 鸡、鸭、猪、牛、羊肉的比重也在逐步增加;《清朝野史大观·食品》中曾记载“:宫中食品以豚肉、家禽、蔬菜为最多。豚肉之制, 约得十种, 如肉丸也有红白之别。红煮烹以普油、味甚可口。又有笋炒肉丝、樱桃烧肉、葱炒肉片等。又有鸡蛋饼、菌子炒肉、白菜垠肉、萝卜垠肉等。鸡、鸭、羊肉, 亦有数种。”
清朝皇家膳食皇帝饮食口味也有很大的差别, 可以说是各有所好, 各有特色, 吴正格先生在《满族食俗与清宫御膳》中曾经记载, 在清朝早期康熙年代, 康熙进膳所用的原料以羊、鸡、猪肉和东北出产的各类兽肉等为主, 到了乾隆时期, 帝王日常膳食就比较丰富多彩, 花样繁多了, 乾隆除了喜爱吃东北的山珍野味, 还喜爱吃锅子蔬菜、、苏州菜点、燕窝、鸭子和素食, 同时, 乾隆帝还喜爱吃水果, 但乾隆不太爱吃海河产品, 他的日常膳食中很少有鱼翅、海参、鲍鱼等烹制的菜肴。而清代末年的光绪帝恰恰相反, 光绪帝特别喜欢海味菜, 在他的日常膳食中, 每餐必备海蜇、海带、鱼翅、海参等原料烹制的菜肴, 慈禧则喜欢吃菌、蘑菇、木耳和新鲜的蔬菜, 同时还喜欢吃鸭子和带有糖醋味、果味的菜肴, 溥仪喜欢吃素食和西餐[4]77。每个皇帝的口味都不一样, 为了保证每位皇帝都能够吃到可口的菜肴, 御膳房在烹制菜肴过程中要精细加工, 不但要注意严格地选料, 还要特别注意菜肴的火候和口味, “菜肴的色、香、味、形”也要符合标准。为皇帝烹制的肴撰, 每一道菜的烹制加工都有明确规定, 烹制加工完成后, 还要将原料和调料的使用情况仔细记入账单。这是御膳房一贯的旧制, 这样, 就不会导致同一款菜, 你做成这样, 他做成那样。
三、清代餐饮文化的最高融合———满汉全席
满族人入关以前, 就曾经有满族特有的御府菜系雏形, 御府菜其实就是满族盛京王府菜肴以及宫廷菜肴。随着清军入关以及清王朝统治地位的巩固, 满族皇室以及满族贵族在餐饮方面的要求也有所提升。定都北京之后, 受北京汉族饮食文化的影响下, 御膳房厨师们的厨艺也有所创新和突破, 这一时期, 逐渐形成了盛京御府菜系。后来, 随着清王朝的灭亡, 御府菜系许多都已失传。现如今, 我们只能够了解到它的部分菜肴, 如御府八宝酱、御府掐菜辣子、御府椿鱼、御府干贝菜心、御府酱鱼丁、御府铁雀、御府鸭掌等菜肴, 另外还有各种全鹿席、全猪席、全鱼席、全羊席, 据说清政府当时为了安抚伊斯兰教徒, 巩固其统治地位, 创设了全羊席, 据称此席首先以四鲜果、四干果、四蜜饯押桌;每道菜以冷盘八品、热菜十二品、点心四种、大件四品、饭饭菜四品为格局;主要菜肴有鹿茸凤穴、水晶川、七巧玲台、凤眼珍珠、斩箭花丝、采闻灵芝、烤红金枣、千层梯丝、文臣虎板等, 这一格局充分体现出皇家风范以及宫廷餐饮雅文化的特点[5]55。另外, 在当时, 由于满族人是统治阶级, 汉人为讨好满族官员, 在设席宴请满官时必设满席, 由于满席烹调简单, 因此, 在宴请满官时还必须增加一些汉族的名肴。同时, 许多汉族官员为了体会异族风情饮食, 也比较喜欢满席的野味, 这样, 为了充分迎合满、汉官员以及当时许多富人的口味, 在创新和突破的基础上, 就出现了满汉全席, 因此说, 满汉全席是满汉饮食文化融合的结果。
清代饮食文化的发展, 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征, 清军入关以后, 满族饮食文化与汉族饮食文化的结合, 推动了清代餐饮文化的发展, 从此以后, 餐饮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促进了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向更高层次迈进。
摘要：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中国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 而且有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清代的餐饮文化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则更加明显, 尤其是宫廷餐饮文化, 汲取了汉族和满族餐饮文化的精华, 影响极其深远和广泛。
关键词：清代,餐饮文化,起源,发展,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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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冷传平.满族饮食文化初探[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2005 (6) .
[4]李自然.试论满族传统饮食文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贡献[J].满族研究, 2002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