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模式（精选十篇）
经济增长模式 篇1
一、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定义
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简单概括为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在内经过战后近半世纪的经济增长而形成的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经济增长范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20世纪五十年代起源于日本;20世纪六十年代后, 发展到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七十年代后, 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相继仿效。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给东亚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和所持续的时间之长是令人瞩目的, 创造的东亚奇迹。下面以“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时期和以后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其经济绩效。1965~1973年, 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13%和7.9%, 中国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在随后的11年中, 即1973~1984年期间, 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各为7.2%、8.2%和9.1%, 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最近几十年, 日本从千疮百孔的战败国而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 已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开始走向后工业化社会;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也正在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二、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
为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东亚各国 (地区) 政府积极推行适合本国国情和世界市场的适宜技术发展经济的政策, 提升适宜技术水平, 调整产业结构, 使产品更新换代, 以符合市场的需要, 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地发展。在20世纪六十年代初, 东亚各国和地区把握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的机会, 利用自己丰裕的劳动力大力发展鞋类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 迅速打入国际市场, 其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1964年的1.16%上升到1985年的6.4%;尤其是制成品出口猛增, 1983年制成品出口额占发展中国家全部制成品出口总额的60%。适宜技术发展经济的政策使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 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创造的就业机会多, 劳动力充分就业。在1960~1990年, 东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就业增长率要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南亚国家增长快。
此外,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劳动力需求的趋向是技术型劳动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 白领和技术人员占总的就业人员的比例逐渐上升。例如, 台湾的比例从1980年的31.8%上升到39.8%。 (表1) 东亚国家劳动力需求的职业构成比例所发生的变化显示: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储备的增加, 降低了稀缺的技术吸收和创新成本, 导致相应的劳动力价格下降;同时, 非技术工人工资的上涨, 削弱了其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的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因此, 东亚的出口演变为技术密集型的产品。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 韩国政府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 大力投资高新技术产业, 加速产业向技术密集型演进, 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台湾开始实行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 20世纪六十年代末转变为出口导向型产业, 实现传统产业向电子电器等出口产业的演变;20世纪八十年代, 台湾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取得成功, 有21种电子产品的出口跃居世界第一位;20世纪九十年代初, 台湾的电脑终端机等若干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据世界出口第一位。台湾发展以民间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不断
人数的百分比 (单位:%) 提升适宜技术水平, 产品打进国际市场, 促进外贸的发展, 进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在经历几年经济增长缓慢之后, 调整适宜技术结构, 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其发展重点。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 新加坡高科技产业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 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脑磁盘和磁盘驱动器生产国, 其产值占世界同类产品产值的80%。新加坡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积极提升适宜技术, 产品参与国际竞争, 推动本国经济快速发展。
(单位:%)
注:A.香港的总就业人数包括曾工作过的失业人员;B.包括服务业工人。
三、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成功经验分析
从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经验而言, 推行适宜技术发展经济的政策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劳动者充分就业;同时,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 劳动力逐渐变得相对稀缺, 工资水平不断提高, 劳动者从经济的增长中不断受益,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不仅发挥在经济增长的每个阶段上的生产要素结构的比较优势, 而且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利用, 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共同的规律是:适宜技术从低级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向高级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技术升级, 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演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 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综上分析:遵循适宜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践是成功的。
四、结论
通过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定义、特征和成功经验分析可知:健康的经济增长建立在遵循适宜技术的经济增长路径之上。这样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其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结构, 使其发挥动态比较优势的效用, 进而提高其稳态经济增长率。这说明遵循适宜技术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实践是成功。因此, 采用适宜技术是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原因。
参考文献
[1]林毅夫, 蔡昉, 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增订版) [M].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1999.2.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战略转型 篇2
目前中国农村发展主要的问题来自三点：一是农村农民收入低;二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三是缺少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有效路径;
而要破除如此困境，首先可以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小城镇化入手，目前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大，可以考虑分流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到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带动农民收入的提高，比如农民可以参与建设而获得收入来源;这将为过剩的一些建筑原材料如水泥、钢铁等建筑材料供应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二是通过农村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创新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将以前对城市的支持转向对农村的支持，
三是发展城市集群概念，在东南沿海发展城市集群，在西北部发挥其资源比较优势，发挥东北部的制造优势;
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辩护 篇3
最近，我在国外和国内的相关研讨会议上，多次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做辩护，尽管在有些细节观点上做了部分修正，但直到现在，从总体上说，我的看法还是没有改变。
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涉及增长真实性和持续性
首先，当我们在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时，有必要把中国放到更大的经验范围里面去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对不对？有什么问题？不仅要看我们自己认为这个增长带来什么问题，更重要的一个角度是，与其他曾经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相比，我们看看我们在一些方面是不是比它们更过分。需要着重注意两个特点的比较，一个是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比较高，另一个是工业增加值在GDP当中的占比，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在GDP当中相对的比重。这两个特点基本上可以涵盖我们目前理解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
当前，很多人包括众多媒体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GDP的分配里面，好像消费的占比是有所下降，这是很多人关心的，对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要为中国的增长模式辩护？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怎么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这个问题在1994年后始终引起国际上经济学家的关注，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真实？有没有增长这样快？这个实质意义上的增长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延伸到增长的持续性的问题。第二，我们对这个增长模式的批评所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不是可靠？有没有统计的基础？这个统计有没有问题？第三，很多人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快会发现里面有许多的指标，这些指标非常独特，可是如果你要是把中国经济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里面去看，你会发现如果中国经济如此独特的话，这个经济基本上是不可能持续到今天的。所以，一个问题必然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是与众不同的、是独特的？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困惑源自统计数据落后
现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批评有许多，比如大家都会批评我们经济增长中的资本积累的特征，大家认为这是不可靠的增长的源泉。还有，很多人批评我们投资过多、消费占比过小、过度出口和外部不平衡、贸易条件恶劣等。
我想，看经济增长模式，首先要碰到统计的问题。前不久，世界银行有两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假如经济改革快于统计改革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在统计上，中国经济往往会显示出很多与众不同的特征或者困惑，其实很多困惑很大程度上导源于统计的落后。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中国生产几乎所有的东西，但是不生产数据。意思就是说，我们数据上有很大的问题。用这些数据我们做研究就可能导致我们发现很多中国独特的现象。我想，我们可能在统计投资的口径上有很大的问题。如果你看西方很多国家关于资本、关于投资的数据就明白，资本都是用微观的资本支出、设备投资的支出来核算的，在中国总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样的概念，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多大程度上跟我们所需要的固定资本的投资是有关系的？里面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我记得2005年、2006年经济过热的时候，我曾经到江苏两个城市调查，市长告诉我，其实在固定资产统计上有很多的水分，尤其是涉及到房地产部分的投资水分非常大。他们感觉，那时候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应该没有那么快，但是我们统计报表上反应是40％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还有，是投资价格指数的问题，以及我们现在消费价格指数的横向对比，这样的问题其中没有解决。中国的CPI始终是用时间序列，比如我们不知道贵州消费品的价格和上海消费品之间价格的区别，这就涉及到你怎样用价格指数的问题。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的投资太多了，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本很低的国家，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源泉，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有没有恶化的趋势？中国实际的增量资本产出比有没有显著的上升？
摩根史丹利的罗奇说过，中国GDP增长的一个最大矛盾是，固定资产投资占了GDP的50％，并且以30％的速度在增长。为什么中国的GDP增长在过去10年没有高于10％的增长率？两个可能的答案：数据错了；或者增长得太糟糕了。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答案？
我认为问题主要可能是在投资的数据上。
中国宏观数据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高估投资、低估消费，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居民住房私有化在统计上总是把居民购房支出简单地算为投资而不是消费，因为90年代才出现住房私有化的现象，大多数的老百姓购房了，这必然影响投资和消费的区别。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简单地给出答案，我们应该做更多的研究，至少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到底中国的投资是不是太多？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资本劳动比例总体还是非常低的。不少研究者也发现，中国需要更多的投资，如果真的要赶上发达国家的人均所得的话。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源泉
关于投资回报的问题，2005年世界银行有一份报告，专门估算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我的看法，如果把中国放到更多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中间，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是非常好的，而且没有持续恶化的现象。中国经济整体的资本回报，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是非常不错的。如果用各个省的数据估算，中国的投资回报在各个省之间的差距是在逐步缩小的。大家都谈论中国的地区之间有差距，但我们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差距是在缩小的、有收敛。
再者，很多研究都显示，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们有很多的证据，生产率增长是非常重要的，生产率增长的持续性本身决定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像菲律宾和斯里兰卡，是上世纪60年代人均增长很大的国家，现在却已经被“亚洲四小龙”远远甩在后面。研究表明，菲律宾、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后来的增长之所以停下来，和它们的民生政策有关，后来过早走向民生。
最近，我们用行业数据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显示，从1982年开始，尽管有些受到商业周期的影响，但是，我们把中国和“亚洲四小龙”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中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好于“亚洲四小龙”。
另外，如果你把企业盈利的贡献因子做分解，即使原材料价格在上升，但是中国单位劳动的成本是在下降，单位劳动成本就是其用工的成本，工资被产出去除，就是每小时的工资被每小时的产出去除，这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我的劳动成本在上升，但生产力增长更快，我仍然是有竞争力的。中国在这方面，我们大概企业的情况是明显表现出单位劳动成本下降的趋势。如果把我们的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因子拆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始终是第一位的。
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们的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始终是我们经济增长里面的一个源泉，中国经济不仅总量在提高，而且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中国是大国，也是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之间始终存在差距的国家，这些差距导致我们要素的配置，无论是资金、劳动力，始终在朝着市场定的方向不断地改善配置的效率。这一点，我想我们在研究、观察经济增长模式的时候要始终牢记，结构是否在变化？事实上，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已经成为中国生产率改善的重要源泉，有1/3是来自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再比如我们看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城乡之间、所有制之间都有非常持续地要素配置的改进，农村就业人口的变化，其中潜力仍然很大，如果和东亚经济相比，中国的农业人口要转移出来的规模还是很大的，我们相对的比重可能还会进一步持续地降低，这都是需要我们依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解决就业结构的矛盾。关于出口，我不同意把中国简单定为一个重商主义的经济，我觉得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的关系在中国是双向的。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来讲，中国很多方面按照可比较的指标，把中国和东南亚很多经济放在一起，中国很多指标上都不是很特殊。中国外资规模达到了7800亿美元，平均分摊到每个人头上还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中国有这么大的出口规模。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能简单地看总量，必须要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当中比较，中国要与其他的发展中经济、转型经济做对比，最重要的是我们选择一个怎样的度量指标。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成功经济体共性表现
我的结论非常简单，我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看法其实是很乐观的，并没有那么悲观。存在这些批评，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做得太好了，中国人比较谦虚，所以更多地去批评它，只是希望我们做得再好一些。事实上，如果你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放到一个更大的跨国经验的范围里面，你会发现中国的增长模式并不太糟糕，并不特殊。1994年以后中国的增长非常重要，才彻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面貌。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研究 篇4
一、我国外需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现状
(一)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大幅下滑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影响, 就是导致国际市场需求的大幅萎缩。世界贸易组织 (WTO) 总干事拉米 (Pascal Lamy) 2010年2月24日表示, 2009年世界贸易额下降了12%, 创下自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全球需求萎缩, 以及由此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对我国外贸特别是出口形成了巨大冲击。2008年11月, 我国出口结束了长达7年的持续增长局面。进入2009年以来, 对外贸易量呈现大幅下滑态势。2009年我国出口虽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一, 但出口总值却同比下降16%。在这样的情况下, 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 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二) 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外贸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十多年达到10%以上的主要拉动力, 但是在我国外贸出口成绩的背后, 不可忽视的问题也凸显出来。
一是外贸出口的三个“为主”, 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企业利益和劳动者收益受到挤压。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长是在以加工贸易为主、低成本竞争为主、外商投资企业为主的格局下取得的。在我国出口产业中, 加工贸易为主, 导致出口商品主要赚取的是加工费, 而赚取的加工费只占出口商品的极小部分, 企业利润必然受到挤压。低成本为主, 表现在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要素定价过低, 加上对企业的环保、安全生产及劳工待遇上没有严格要求, 企业投入低, 企业出口产品的低价是以粗放型生产为基础的, 我国的低价出口商品实际上大大损害了我国资源的有效率配置、损害了我国劳工的利益, 打压了劳动者收入提高。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贸易, 瞄准的是企业利润的提高, 其外贸出口收益更是大比例受惠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要素。因此, 尽管我国外贸出口总量持续上升, 但不论是国家还是企业, 还是劳动者个人的收益都在这种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格局中, 在自己的不经意中被大大缩小了。
二是过分依赖净出口的扩张, 会引起美国等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 导致贸易摩擦增加。目前持续的外贸顺差、巨额外汇储备与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并存;市场作用与美国逼迫并存。如上所述, 我国的外汇储备由于我国资源定价过低, 实际收益比例大大缩水。不仅如此,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仍然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宰的背景下, 我国持续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大幅度增加已经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贸易战、汇率战的重点目标, 近几年, 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就是典型。
三是国民经济增长对外需较大程度的单一依赖阻碍了我国内需拉动。数年来我国外贸出口及创汇的连续增加, 刺激了各类资源向沿海出口加工产业聚集, 出口加工企业在市场的作用下日益增多, 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使人们产生了外贸出口轻松获利的错觉, 这种错觉不仅加剧了经济和产业不平衡的发展, 更为严重的是使企业忽视内需, 冲淡了企业调动内需、引导内需发展的积极性。
以上问题的存在都大大削弱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若继续单一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 必然阻碍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驱动型存在的困难
(一) 国民收入低, 消费信心不足
国民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增长不足以支撑我国现阶段消费结构条件下的消费增长。从总体上说, 我国现阶段消费结构已经升级, 已经从温饱型的消费结构转向初步小康型的结构。但是初步小康结构自身还存在不同层次量的差异, 因而从微观上看, 初步小康型消费结构是一种多样型的消费结构, 社会不同人群的消费层次有明显差异。这种多样型的消费结构其根源在于国民收入水平多层次, 贫富差距有所扩大, 城镇低收入人群和广大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不同程度压低, 加上近年物价水平提高幅度加大, 又使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提高幅度受到制约。相当多数的人群消费倾向偏低的状况不易改善, 消费需求难以稳步提高。近年来高层次的消费人群将住房、汽车、通讯、文化娱乐等发展和享受的消费演变成新的消费热点, 拉动了房地产、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发展, 而同时多数普通居民却感觉生活越来越“贵”, 不敢、不愿消费, 消费信心明显不足。
(二) 多储蓄少消费的消费理念根深蒂固
储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与消费相比, 我国家庭优先考虑储蓄的倾向持续着。2009年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高达80%。居民储蓄大幅增加的直接原因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使得我国经济出现下滑, 居民消费倾向萎缩, 储蓄意愿增强。但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 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明显偏高。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高居不下, 必然影响消费的增加。所以要想拉动消费的增长, 必须要使居民储蓄率下降。想要分析家庭储蓄率下降的可能性, 必须先分析家庭储蓄的动机。居民储蓄很明显的一个动机就是为了预防和应对生活中的意外情况, 例如疾病、失业或人身伤害。
截至2009年底, 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2715万人,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14896万人。虽然参保人数有显著增加, 但比重仍然很低。因此绝大部分工人不得不进行储蓄, 而不是依靠保险, 来补偿可能的由于失业、伤害而带来的收入中断。
家庭储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退休后生活和孩子教育做准备。因为基本的政府养老项目极为有限, 政府的教育支出也很有限。截至2009年底, 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3550万人, 距离普遍实现养老金制度还遥遥无期。家庭储蓄也是为教育支出做准备。我国居民教育消费比重高固然和我国人民一贯重视教育有关, 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尽管已经普及, 但教育经费的相当大部分由居民个人承担, 这种情况在广大农村地区也非常严重。而且目前在很多城镇地区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的入学赞助费、择校费、择班费等等费用都相当昂贵;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大学生的学费、生活费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国居民的可承受水平, 为了应对子女未来高昂的教育费用, 我国居民只能尽力削减当前消费开支, 加大储蓄力度。初级教育费用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 对较为贫困的农村家庭更是如此。
(三) 财政支出结构不利于拉动内需
我国财政收入增加幅度大, 但支出结构却没有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格局。近年来, 我国财政税收收入持续增加,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的税收数据表明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的条件下, 个税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7.3%, 比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 (GDP) 10.4%的增速快一倍多。税收收入高于经济增速的现象已经连续多年出现。
多年的财政收入持续增加, 但是财政支出结构却未能充分体现公共财政的要求, 财政支出过多地关注投资性支出, 对保障公民公共消费利益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社会公共事业由政府支持发展滞后与过度市场化并存, 导致公共产品提供的现状是:由市场决定的部分超值消费服务、物品和资源供给过剩, 而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如公路、治安、教育、卫生和一些社会福利等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分布在乡村和中西部的大规模人口群体亟需上述基本社会公共服务, 但是各级政府却未能履行职责, 基本社会公共场所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水平;而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必然影响到国民个体的市场消费能力。
三、促进经济增长向内需驱动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长远来看, 当前扩大内需应着重在扩大消费需求上下功夫,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由于消费需求的决定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消费习惯和消费倾向, 这些因素具有相对稳定性, 因此, 可以有效缓解经济波动, 为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同时, 消费通过生产和流通环节, 可以引导投资的规模、结构和时机, 是投资价值得以实现的有效通道。
(一) 增加国民收入, 积极拉动居民消费需求
提高居民可持续消费能力。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 着力促进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特别是要提高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具体地说, 一是要调整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结构, 提高居民收入在三者之间的比例, 改变压低劳动力价值的不合理状态, 相应提高在职职工的收入水平, 从源头上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上升。二是要特别重视提高广大农民的可支配收入, 提升我国国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大, 而人均收入水平低, 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重在提高农民收入, 因此, 国家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应该进一步出台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各项政策。三是要继续研究个人所得税对消费需求拉动力的影响, 如个税起征点需要再予以适度提高等, 以便更有力地刺激消费需求的提升。
(二)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刺激消费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乡社会救助和教育体制等制度, 改善居民消费预期。通过全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使全体国民学有其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居有其所、困有所助, 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国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极大地激发国民的消费潜力, 以国内消费拉动我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
(三) 改善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国民个体市场消费能力
改善财政支出结构, 为国民特别是乡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 增加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 使其充分体现公共财政要求。通过改善政府支出, 使基本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适应需求水平, 以此提高国民个体的市场消费能力。
(四) 正确处理外需和内需的关系
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 外部需求急剧减少, 在客观上对扩大内需形成了巨大压力。为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必须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到扩大国内需求上。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要忽视或放弃外需。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 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世界, 内需和外需都是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动力。
外需对内需也有着同样巨大的拉动作用, 一是外需作为一种最终需求, 对国内即期投资与消费需求有很大带动作用。二是外需对发展中国家拉动内需和消费结构升级有特殊效应, 通常发展中国家新兴和高端产业发展都会遭遇本地需求不足的严重制约, 高成本、高价格瓶颈制约的打破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 我国信息通信技术和消费类电子产业就是在庞大外需支撑下迅速实现了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 大幅度降低了成本和价格, 激活了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 我国也因此迅速跃居互联网用户和电话用户世界第一。三是我国成为世界工厂, 在规模经济、竞争效应、消费引导等综合性外溢效用作用下, 我国城乡消费品市场得以迅速成长。四是外贸出口通过上下游产业产生乘数效应, 拉动国内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需求的扩大和升级。
因此, 促进内外需协调发展, 既不能单纯强调内需为主, 也不能过分夸大外需的作用。2008年, 我国外贸出口超过1.4万亿美元, 与对外贸易直接相关的从业人员超过一亿人。如果一味地强调内需为主, 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不到位, 一旦出口持续下降幅度过大, 必然导致依出口为主的企业停产倒闭增多、失业人员增加的局面, 不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而且使国家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措施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从长远来看, 我国目前应在稳定或促进外需增长的同时, 必须保持经济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既要防止从外部输入经济波动, 也要防止外需结构不合理加剧国内资源供求矛盾, 还要防止外需扩大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
摘要：全球经济危机以来, 我国出口下滑, 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影响, 若继续依赖外需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将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经济增长模式亟需由外需导向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应积极拉动居民消费需求,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改善财政支出结构, 正确处理外需和内需的关系。
关键词：外需导向型,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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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模式 篇5
说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区别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在引进技术创新、专业化分工和人力资本之后，内生增长理论得出以下结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分工程度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
财阀模式:韩国经济增长不稳定之源 篇6
关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曼瑟·奥尔森、西蒙·库茨涅茨在内的经济学家们都曾做过一些探索和研究。曼瑟·奥尔森指出：“经济增长——特别是快速的经济增长—经常涉及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将引起不同产业重要性的巨大变化、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以及产品的地缘配置，并导致人们生活、工作方式和地点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经济增长意味着收入分配的巨大变革……此外，经济增长意味着快速的经济变革，经济变革必然引起社会混乱。明显的，不管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都将成为一种不稳定的力量。”有必要承认，奥尔森的深刻洞见，对更深入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后果是有极大帮助的，尤其是对本文所要讨论的韩国案例。
一、以财阀为中心：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力量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出色的经济表现，韩国及其发展模式总是被当做一个后发展的成功案例。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人均GDP只相当于世界上最贫穷的亚非国家水平，经济以农业为主。但是，几十年间韩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1961年到2008年，韩国名义GDP从22.1亿美元增加到了9287亿美元，人均GDP从92美元增加到近2万美元。
韩国的经济增长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奇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称，韩国是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转型的极少数成功案例之一。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化，在威权主义向民主化转型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后，韩国政府已经跟不上与复杂经济活动相对应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由于对财阀的经济依赖，国家丧失了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和决定性作用。通过在国民经济中的巨大份额以及企业内部的高额交叉持股比例，韩国财阀掌控着韩国经济的命脉。韩国前30家财阀企业的制造业雇员占到了雇员总量的10.7％；前30家财阀企业的制造业销售额占到了销售额总量的45％；前30家财阀企业的制造业增加值比率占到了制造业全部增加值的41％；前30家财阀企业的资产比例占到了总资产比例的50％。特别是通过家庭成员直接持股或者非家庭成员的间接持股，韩国财阀企业股权的交叉持股比例达到了48％。其中，一些财阀头目的个人持股额就达几百亿美元。韩国财阀通过异常复杂的交叉持股，使得企业所有权变得非常集中，从而牢牢地控制着旗下众多的附属企业。根据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数据，仅韩国前30大财阀就有600多家关联企业。而韩国财阀企业的经营范围则非常广泛，吃穿住用行等，无所不包、无所不办。
除了制造业外，韩国财阀也涉足金融业和媒体等特殊行业。根据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2005年的公开数据，韩国的14家最大的财阀企业，用50000多亿韩元持有了78家韩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份。这些被财阀参股的韩国银行既有区域性的，也有全国性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韩国的金融和保险业等，一直禁止财阀企业的进入；在60年代的朴正熙当政时期，韩国更是将所有银行全部国有化，以进行信贷审查和金融控制。而在90年代之后，基于在金融业的股份，韩国财阀能对银行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贷款方面。关于1997年的韩国金融危机有很多解释和争论，韩国财阀能够轻易地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基于这些特殊的经济结构，从宏观层次到微观层次，从实体经济到金融部门，韩国财阀控制着韩国经济的命脉，成为了挑战韩国经济民主、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强大力量。
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在一个社会中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其中一个部分变化太快，那必然会导致社会其他部分的不稳定。在韩国，经历了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化之后，政治矛盾、社会和经济矛盾被大量积累，诸如增加的腐败、勾结、收入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韩国的收入差距水平一直呈扩大之势。即使根据韩国官方统计部门的公开数字，韩国2008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325。根据OECD报告，韩国的基尼系数排名仅处于OECD国家的下游水平，同波兰、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相差无几。如果考虑财产因素，特别是财阀的因素，韩国的收入差距水平将会更大。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援引一些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成果指出，财产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更显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如果不平等因素是系统因素所致，这种系统性的不平等因素有可能中断经济增长的过程。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韩国财阀也卷入为数众多的腐败案件。韩国财阀捐助政治献金，贿赂政客和政府官员，与政客的子女联姻，以及按照他们自己的偏好参与管治政策的制定。几十年来，从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到卢武铉，韩国的历任总统无一能够免于财阀的政治献金。对于此类的政治献金，财阀们并不掩饰，甚至公开承认。财阀也用其他方式施加他们的政治影响。以前甚至发生过多起财阀公开挑战韩国政府权威的事情。1988年，大宇财阀的头目公开的挑战政府的权威，并威胁政府对大宇造船厂(曾是国有企业)给予额外的资助，否则将会让大宇造船厂破产。1995年，三星财阀头目李健熙公开迁怒韩国政府官员和时任总统金泳三，辱骂韩国政府是“瘪三”政府。虽然三星财阀头目后来表示道歉，但是，明显可见政府的权威受到了财阀的挑战。即使韩国财阀被法院判以刑罚，韩国财阀已能通过特赦而免予处罚。2008年，包括现代起亚汽车集团总裁和sK集团总裁在内的14g财阀头目就被韩国新任总统李明博以经济增长的名义赦免。此外，财阀还积极地参与韩国的政治选举。在1992年，现代财阀的头目之一，就曾参与韩国的总统竞选。
二、财阀毁灭资本主义：“所有者掠夺”和“大而不倒”
在韩国，20世纪80年代起，特别是经历90年代民主化转型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后，政府和财阀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了。财阀作为市场力量，越来越不受政府的管治，也越来越对它们的行为不负责任。政府的自主性也受到了来自市场力量的极大挑战。无疑，如下文所介绍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引
发了多起经济或社会危机。为了获得利益，财阀挑战作为资本主义规则的“有限责任制度”等，利用作为大股东的有限责任地位(特别是高额交叉持股等)和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财阀寻求利益而逃避责任，对内以大欺小、掠夺或剥削小股东的财产，对外转移风险、贻害国家和社会大众。
乔治·阿克洛夫和保罗·罗默曾经证明了所有者可能为获利而破产，不惜导致社会损失。在韩国，财阀的交叉持股率接近50％。为了获得利益，财阀——作为控股股东，利用其控股所有权和内部操作，做了大量剥削公司财产、侵犯小股东利益的事情。例如，通过人为的转移定价，财阀头目可以轻易地将利润从一个公司转移到另一个他本人有大量股份的关联公司。财阀头目也可以通过研究开发、广告开支、各种基金会和其他名义，轻松地转移财产给他们自己。流行的委托代理理论强调了代理人可能的卸责和掏空所有者拥有的企业的可能性。事实上，在韩国财阀的案例中，财阀头目扮演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角色，身为委托人财阀自己也参与了卸责和掏空企业的行动。韩国财阀的案例启示我们：委托代理问题变相存在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任何企业，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私有企业；而所有者参与掠夺企业的总资产，是对传统委托代理理论的新挑战；代理人会卸责。委托人也会卸责。根据大量有关控股股东和公司价值的实证研究，控股股东所有权份额的上升将导致公司价值的下降。
除了上述所有者掠夺行为外，基于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韩国财阀采用“大而不倒”的策略去社会化其风险。通常软预算约束问题被作为一个大问题，去批评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但是，不幸地，由于财阀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财阀“大而不倒”的策略导致了同样的后果，外部性社会化，正如软预算约束。在金融危机的1997年，韩国前30家财阀企业的平均负债率达到了521.5％，甚至一些财阀企业的负债率达到了近4000％。这也几乎被视为是世界经济体中为数最高的负债率。为了拯救受资本主义影响的金融危机，韩国政府和普通民众都捐献了大量的资产：韩国政府支出达168万亿韩币，其中仅87万亿韩币在金融危机后被收回；而韩国民众为此开展“攒金运动”，捐献的各种金银首饰价值达22亿美金之多。韩国的案例充分表明了软预算约束现象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广泛存在，这也正如处于困境中的“美利坚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近来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讨论中，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承认，由于美国银行相信“大而不倒”，而导致事实上的软预算约束发生。的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提供了数千亿美金去拯救那些频临破产的私人银行和企业。美国学者鲁里埃尔·鲁比尼说，由于对这些破产企业的拯救，美国正在变成—个美利坚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社会主义”美国的利润私有化给了个人，而损失社会化给了整个社会。韩国财阀也同样“将伴随企业的风险转嫁给政府和公众，而成功时候卷走其全部的利润”。
此外，韩国财阀作为市场竞争尤其是同业竞争中的庞然大物，给同行业的中小企业带来了挑战和压力。关于此问题，韩国学界有很多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财阀的存在符合规模经济原则；从组织生产的角度看，财阀是一种有效的组织。有学者则对财阀的垄断等深表异议，认为现有的财阀体制抑制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活力和创新。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还指出，相比垄断的国有企业，垄断的私有企业可能更加不受约束。虽然这仍旧是一个有待研究检验的问题，但是，种种争论也显示出财阀体制下的韩国经济的矛盾和困境。
直接或间接的，许多经济社会矛盾来自于以财阀为中心的快速经济增长过程。这种财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成为了导致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力量。
三、财阀的形成：政治的产物
很多公开的记录都表明，在韩国产业化的早期阶段，财阀是不可能挑战政府权力的。在很大程度上，财阀依赖各种来自政府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起，朴正熙当政的韩国政府发动了一系列的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在这个经济发展计划的发展模式中，有三个政府机构在韩国的产业政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是：经济企划院、财政部和商工部。经济企划院作为一个总揽全局的计划部门，控制着财政预算，管理着价格，还控制着外国援助、外国贷款、外国投资和外国的技术转移。经济企划院也负责对国家的经济进行统计。财政部不仅控制着税收评估和收集，而且以政府国有的形式控制着国内的金融机构。此外，财政部还负责管理外汇，以及关税的收集和评估。商工部负责出口促进、控制产业发展计划、投资申请、项目和企业的命名、贸易配额、数量控制、产业协会和一些附属于政府的组织。有评论称，类似于对日本经济体制“日本公司”的描述，韩国的经济体制事实上也是一个“韩国公司”；韩国政府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财阀企业占据着一些董事会的席位；而政府对企业的管治和约束是通过如上种种机构和措施来实现的。
非常明显，在这种经济管治架构之下，也基于韩国财阀在产业化早期的有限力量，财阀很难有足够的力量去挑战政府。由于韩国没有太多的国有企业，为了发展经济，韩国政府寄希望于私有企业解决经济增长、就业之类的经济社会问题。通常，在一些政治经济学文献中，这种强烈的发展愿望、资源分配的自主性机构以及对经济活动的积极产业政策为主导的模式被称为“发展型政府”。在这种发展模式之下，国家或政府通常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去促进经济增长。在韩国，一般以“镶嵌性自主性”来描述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的发展型政府模式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研究后发展著称的美国学者彼特·埃文斯甚至称韩国是最成功的发展型模式国家。
最近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领衔的世界银行《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报告指出，20世纪50年代至今，全球只有13个经济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以上、并持续25年以上。这些成功经济体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有一个日益能干、可靠和有责任感的政府，即一个有领导力和有效的政府。迈克尔·斯宾塞的研究结论也得到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佐证。此外，尽管美国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潮占主流的国家，美国学者弗雷德·布洛克的研究却指出过去三十年的美国政治，事实上存在着一个隐性的发展型政府。他指出，隐形的发展型政府在美国的存在表明了发展中经济体有比想象中更大的产业政策使用空间；隐形的发展型政府的存在，对国内和国外都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的确，发展型政府模式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之处，也难怪韩国被称为后发展的成功案例。但是，应该看到，在产业化过程中，韩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过度集中于财阀。从20世纪40年代起，尤其
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财阀在政府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之下迅速发展、壮大。到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韩国从威权主义向民主化转型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韩国政府就逐渐失去对财阀的控制了。由于韩国经济对财阀的过度依赖和过度集中，它的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欠平衡的经济增长过程，甚至以牺牲韩国劳工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为代价。然而，在产业化过程中，财阀却极大受益于政府制定的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劳工政策等的支持。这些政策包括银行信贷支持、出口补贴、税收减免、政府的产业指导、对劳工的管治甚至镇压等等。除了政府的各种政策支持外，有一些财阀直接源于韩国国有企业和其他公共资产的私有化。据相关研究统计，1945年到1960年，约占韩国经济30％的公共资产，被以资产的账面价值出售给私人。这些资产包括工厂、生产设备和存货。诸如韩华、斗山、三星、SK和现代接收了这些资产，并将这些资产用作它们未来增长的基石。例如，通过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曾经的韩国航空造就了几个财阀。
一定程度上，二战后的韩国经济史就是一部韩国财阀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而在财阀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韩国政府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20世纪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卡尔·波拉尼曾研究指出自由放任绝非自然形成，就连自由放任本身也是国家的力量强制推行。明显的，在韩国——这个曾经的发展型政府，财阀就是一个政治的产物。关于这一点，另一研究发展问题著称的美国学者斯蒂芬·哈格德等人的文章也承认“一定程度上，(韩国)财阀是一个政治的产物”。
四、小结：财阀模式的启示
德国经济稳健增长模式的启示 篇7
一、全球危机后经济增长强劲反弹
(一)危机后的快速增长
2010年德国经济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3.6%,此轮经济复苏始于2010上半年,是德国自统一以来的最快增速。而2009年德国经历了二战之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7%。从需求方面看,2010年经济增长中,不仅仅是靠对外贸易拉动,内需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机器和设备的固定资本形成在2009年的下降创下了纪录,但2010年大幅度增长9.4%。虽然建筑业的固定资本形成增长2.8%,但在2009年其下降幅度也非常有限。最终消费支出2010年增长0.5%,政府消费支出增长2.2%。另外,在经济危机前,德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2008年和2009年德国对外贸易经历了负增长后,2010年对外贸易重新又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经价格调整后,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4.2%和13.0%,使得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1.1个百分点。
(二)通胀水平总体较低
2010年德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1%,虽然比2009年上涨0.4%,在增幅上明显上升,但从较长时期来看,仍然处于1999年以来年均增长率的较低水平,并且无论是从月度走势还是整个年度上涨幅度来看,都处于2%以下,总体上涨较为温和。
(三)就业增长迅猛
2010年四季度德国居民就业人数为4104万人,比2009年同期增加42.2万人,增长1.0%。这一就业水平是德国自统一以来最高纪录,并第一次超过了4100万人的关键点。与第三季度相比,2010年四季度就业增加36.2万人,增长率为0.9%。经季节调整后,增加9.8万人,比第三季度增长0.2%。同时,第四季度的工作小时数也在增加,平均比2009年同期增长1.9%,达到362.2个小时。短期工作的重要性下降,每周工作小时数和加班小时数增加。全国工作小时总数同比增长3.0%,达到149亿小时(就业人员总数乘以每人工作小时数)。
(四)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2010年德国货物出口和进口分别为9519和7976亿欧元,分别增长18.5%和20%。贸易顺差为1543亿欧元,比2009年增长1.1%。据德国央行数据,德国经常账户余额2010年为1299亿欧元,比2009年增加100亿欧元。其中服务贸易逆差91亿欧元,要素净收入331亿欧元,转移支付逆差372亿欧元以及补偿贸易项目逆差111亿欧元。2010年德国对欧盟成员国出口5706亿欧元,从欧盟成员国进口5038亿欧元,分别比2009年同期增长14.0%和17.5%。2010年德国对欧盟以外国家的出口为3812亿欧元,从欧盟以外国家进口为2938亿欧元,分别比2009年同期增长26.0%和24.7%。
二、德国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突出
(一)经济增长稳健强劲
在过去十年里,德国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9%,只有美国的一半。但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更快,部分原因是因为移民以及较高出生率导致其人口年增长率几乎为1%。相反,德国的公民人口正在锐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能更准确衡量发达程度的标准不是GDP而是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体现了德国的繁荣。在过去十年里,德国人均GDP的速度为七国富豪集团的榜首;美国仅位列第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德国还会在未来五年内经历最快的人均GDP增长率。
(二)失业率非常低
德国政府采取了包括降低失业率在内的一些措施,使得目前失业率是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在其他几个经济指标上的表现得分很高。它是七国集团里失业率低于十年前仅有两国中的一国。作为失业率第二低的国家,目前德国失业率为6.8%,比美国的9.4%要低得多,尤其是东德国现在的失业率有史以来第一次低于美国加州。
(三)公共财政状况良好
德国的公共财政和私有财政状况相对也健康得多,主要得益于保守的抵押制度,避免了房产和信贷泡沫。居民债务在过去十年里从可支配收入的115%下降至99%。英国的居民债务则从117%飙升至170%,美国从100%增加至128%。此外,德国的预算赤字最小,相对GDP的政府债务也最少。
根据德国著名研究机构IFO发布的一项指数表明,当前德国的商业信心已经从2008年末的骤降中恢复,并创历史新高。这一点现在看来毫不奇怪。民意调查显示,德国人以2000年以来最乐观的情绪进入2011年。自德国经济研究所(IFO)20年前开展记录以来,2011年的商业信心指数最高。
三、长期促进德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主要因素
(一)在国际分工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德国公司生产高度智能化,生产效率较高。例如保时捷公司位于莱比锡装配线的汽车生产井然有序,汽车组装高度智能化。其生产线横跨欧洲多国,最后在莱比锡完成全部组装,成品汽车分别向东西方向运往保时捷最大的两个市场:中国和美国。这是德国企业从全球化获益的例证。在需求方面,德国产品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和最大的经济体以高价出售;在生产方面,它们在重要的关键环节使用昂贵但是灵活的德国劳动力,而在其他环节使用东欧的廉价人工。目前,德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在生产和销售两方面,它分别从劳动力多元化和国际贸易的增长中获益匪浅。
(二)德国企业经营模式重新注入活力
德国大企业重新崛起,德国大企业十几年前曾被国外的对手们赶超,甚至德国的传统优势行业也是如此。德国制造业下游的重心看起来不可避免地移往亚洲和东欧,而德国的服务业则墨守成规,并处于过渡监管之中。国内失业率高企,劳动力成本也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然而,经过仔细思考之后,如今德国企业已焕然一新。例如国内汽车业巨擘大众有望在2018年前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制造厂商。单就工业业务来说(即排除通用电气的媒体和金融业务),西门子的规模已经超过通用电气。即使当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基本化学制品产量下降时,化工业巨头巴斯夫还在国内和国外市场持续扩张。
(三)劳动力市场改革带来巨大活力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推行的劳动改革方案显著提升了德国产业界控制劳动力成本的强大能力。该方案是德国政府针对失业人口实施救济、培训和促进再就业的社会福利方案。源于2002年2月施罗德政府对失业救济方面的社会福利进行改革,从2003年1月实施,以后又不断完善,到2005年1月年共推出4套方案。这一系列改革将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使人们更愿意找份工作而非领取失业补贴。这一改革使得德国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即比欧洲其他高福利国家灵活,又比美国等劳动力市场完全自由的国家规范。所以,国内许多企业将经济回升归功于这次改革。
(四)在竞争不激烈的市场中改变投资模式
德国的企业这次从西方经济危机的恢复比以往更为机敏。许多企业原来计划每年进行一次资本投入,但现在每隔几个月就有一次。这次危机影响深入,终于造成了真正的变化,德国投资方向也不断变化。德国投资主要指向那些被市场中的统治者/有绝对优势的企业忽略的某些细分市场,既利基市场一是指企业选定一个很小的产品或服务领域,集中力量进入并成为领先者,从当地市场到全国再到全球,同时建立各种壁垒,逐渐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德国企业对于竞争最不激烈的利基市场如猎犬般灵敏的嗅觉。从中小企业到大型集团,德国企业在需要持续新增创新的领域形成强大优势,从而将工程,科技以及服务三者相结合,不断增加在世界市场的份额。
(五)全面综合的教育培训机制
德国实行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和教育体系。这种结合已经证明可以为德国公司生产高质量产品提供稳定以及公司所需要的劳动力,即使类似的工作已经在其他发达国家中消失。在德国10岁或11岁的孩子中有2/5会被选入就读高级中学。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会步入大学的校门。那些没有进入高级中学或者是其他低一级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中的多数人最终会选择专门的培训学校。这些培训学校的课程覆盖面多达350种行业。这种教学和实际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们变的专业而且全面。在德国因为工作一般都比较稳定,所以许多员工花时间用在学习新技能上。公司也花钱教授员工新的技能,比如使用计算机设计零件,原因在于他们的员工离职机率微乎其微。
四、在危机时期德国经济采取的对策
(一)德国中小企业是德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德国经济增长的主发动机是一批专业化的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典型特征是家族所有,高度专业化,它们的产品在不为人知的工业分支中占绝对优势。如果完成某项工作最好的方式是使用机器,那么这种机器很可能就生产于德国的一个小镇中。这样一些公司被称为德国的“隐形冠军”,这些企业在极其细分的专业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中小企业的价值观念值得推崇
从某些方面看来,德国中小企业不仅是一种公司规模的描述,更是一种哲学概念。如贝朗(B.Braun)(一家家族所有的医疗设备供应商)或博世(Bosch)(一家慈善基金所有的工业集团)这样的优秀企业,规模也超过许多上市公司,而如今依然奉行他们声称的中小企业价值观——对细节的关注,谨慎的财务以及老板和雇员间的协作。这些公司在经济衰退时缩减了开支,而非大规模裁员,并且实现了盈利,并计划继续增加雇员,其中大部分新雇员将来自国外,特别是亚洲。
(三)始终坚持以制造业为经济主体的出口战略
最新的研究表明,通过将部分元件的生产转移到国外,德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降低幅度高达70%。对于这一点,地理上的优势帮了德国大忙。一些制造业中心地区毗邻东欧国家,存在大量便宜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这就让保时捷,大众等厂商能将生产部门搬到东部国家。德国企业做到这点要比当年英国企业容易得多。另外,德国对外贸易的外包模式发展迅速,为了市场份额增加和更便宜的获取劳动力,德国各种规模的企业都来到了海外。德国不仅是出口大国,同时大量进口组件,装配为更为昂贵的商品再次销往国外。科隆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认为在过去十年,含进口配件的出口成品占德国总出口的比例从10%上升到超过20%。
(四)政府对于就业的大力支持
德国政府承担了一部分企业不裁员带来的成本和风险,这表明他们坚信对德国产品的需求将会迅速回升。事实的确如此,这使得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德国企业处于有利位置,它们可以立刻加快生产。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时一样,政府大力帮助科技研究,在其认为对经济增长关键的领域,如绿色能源,安全或生物科技的研究进行资金支持。政府建造了大量研究用基础设施,中小企业在需要时可以随时使用,这就降低了创新的门槛。
五、德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对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依赖较大
德国为其在新兴市场的成功而自豪,但成果并不牢固。如果这些市场增长放缓,德国经济将受重大打击。对中国的出口虽然让德国企业赚取巨额利润,但这种对单一市场的高度依赖却令人担忧。德国在欧元区及其他市场的增长已经乏力,而未来几年看起来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二)服务业部门需要大力提升
德国虽然进行了一定程度自由化改革(比如在零售业),但德国的服务业部门依然落后。教育体系虽然证明在培养产业工人方面非常可靠,但仍需要彻底改革。虽然德国企业在出口工业品上取得巨大成功,但一些德国银行却错误地购买了美国的抵押债权。银行系统,特别是国有部分尚未恢复元气。
(三)扩大出口的战略应有所调整
德国认为2010年高达国内生产总值5%的庞大国际收支顺差为自身强大经济力量的有力证明。它是七国集团中面对中国竞争唯一一个自2000年以来世界出口市场占有率没有下降的国家。德国过去十年中的GDP增长总值至少有2/3归功于净出口的增加,这个数据比其他任何大型经济体的都要大。净出口占日本GDP增长的半数,只占中国经济增长的1/10。但这样的增长动力并不稳定。要一如既往保持占据GDP一定总量的优势,德国的贸易顺差必须年年上涨。
(四)扩大内需是当务之急
德国外部顺差反映了一个长期问题,它的外需有多强,内需就有多弱。受到延长工薪限制和高额居民储蓄的影响,年均消费支出在过去十年只增长了0.3%。一个像德国这样的老龄化国家储蓄应该大于投资(也就是说,制造国际收支顺差)才能在劳动力缩减的情况下存起能够支付未来养老金的国外资产养老储蓄,但德国的外部顺差过于庞大。很多资金并没有被合理利用,存在浪费问题,例如购买美国的次贷债券和希腊的政府债券。
(五)相对缓慢的生产率增长
按国家标准来看,德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很高。但服务业拖了后腿,部分原因是由于限制竞争的官僚作风。过去十年里,生产率缓慢增长带来的消极效应被德国以增加劳动力的方式抵消,这都得益于2003年至2005年的劳力市场改革。但以后德国的劳动力作为人口总数的百分比将会缩减。除非提高生产率,否则人均GDP的增加不得不放缓。
六、德国经济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借鉴意义
(一)区别不同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平衡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十二五”时期,经济转型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德国经济在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上与我国当前经济增长存在很多相似的特点:对于出口依赖较为严重,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虽然中国和德国都面临着转型和经济发展再平衡的问题。但是,中国和德国分别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二者在结构上相似,但在转型的路径上所达到的结构却有差别,德国面对的是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问题,而中国不但要面对经济增长,还要进行转型中的结构优化,或者说是一种向着发达国家经济迈进的第一轮转型,所以不可盲目照搬德国模式,还要立足我国的基本增长需要,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着更多的任务和挑战。
(二)加大企业创造性和活力
德国中小企业的活力在德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这些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精细专业化生产的能力非常巨大。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创新能力主要来自于国家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基本处于加工和装配的地位。在精细专业化生产方面,我国无论大型国有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都存在相当的差距,所以应当在目前“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大力扶持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发展,针对我国大中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特点,形成中国企业自身的创新特点和开拓能力。
(三)坚持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制造业是中国和德国都非常重视的产业,但二者的发展水平不同,有着不同层次的发展方向。德国坚持了高端和专业化的制造业发展,并没有像美国和日本一样将制造业大部分移至其他国家,使本国制造业空心化,在危机到来时没有了经济发展的根基。这一点中国可以借鉴的非常多,中国虽然现在发展的是较为低端的制造业,并且现在面临着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和来自周边国家的竞争,但我们一定要坚持发展和完善制造业,即使我们将来成为发达国家,也应该始终坚持这一点,德国的经验证明,这是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一环。
(四)严格控制信贷和房地产市场
正是由于德国保守的抵押制度,德国避免了房产和信贷泡沫。德国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较强,银行相应地扮演起全能银行的角色,它不仅为企业提供数额较大和期限较长的贷款,而且是债券和企业的投资者,即德国银行既是公司的持股人,又是公司的贷款人,这与日本企业的主体银行制十分相似。略有不同的是,德国银行拥有大量远高于其持股份额的代理投票权,通过代理投票和直接持股,银行一般可以在公司监事会中起控制作用,从而有效地担负起监控公司运行的任务。相比较而言,中国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和信贷市场方面的控制相对宽松,容易对宏观经济造成一定冲击,甚至存在一定使经济下滑的风险。进一步规范信贷和房地产市场是美国金融危机反面教训和德国经济稳健正面经验的必然选择。
(五)加强中德之间的经济合作
虽然中国和德国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存在着某些相似的经济发展结构,但二者通过贸易和投资在各个层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豪华轿车到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所需的机械,德国公司生产的产品正符日益合繁荣的中国的需要。无论作为全球化的供给方还是需求方,中国和德国都具有光扩大合作空间。另外,从长期看,中德在某些基础方面的合作,例如注重才能的培养和教育方面要加强交流。在比较前沿以及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领域,如环境和能源方面合作的潜力非常巨大。
(六)加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需求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篇8
在经济学中, 经济增长的过程不仅仅是产出总量的增长过程, 更有特征意义的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转换方面, 其中需求结构变动尤为突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需求变动不仅体现在总量上, 而且表现在结构上。结构变动和总量变动是需求变动的两种基本形态, 是双重变动的有机统一。这是因为, 中国现在还是处于二元经济结构之中, 由计划经济向发达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中, 在此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供给结构变动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变动, 都要频繁、剧烈得多。研究中国经济中需求总量变动状况, 并对其结构变动进行探讨, 从中发现需求变动的一般规律性及其发展趋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 研究总需求结构的变动规律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总需求及其内部的结构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平衡与协调发展
因此总需求的各组成部分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等) 如果能够保持协调的发展, 国民经济也会正常运行, 不会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
一般来说, 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造成的。如果总需求和总供给保持平衡, 国民经济可以顺利运行, 不会出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同时, 在短期经济波动中总需求是关键, 总需求决定总供给, 总需求内部的协调发展会影响到总供给结构之间的平衡状况。这是因为总需求结构中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及其内部的构成会直接影响生产的投入结构以及产出结构, 进而影响总供给的结构和方向。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 投资需求被看作是派生需求, 而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扩大的结果是带来产出, 市场上的商品供给量增加, 而这些新的供给只有不断地被新的需求所吸收, 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消费需求作为经济运行的最终环节和最终实现形式, 是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力量。实践表明, 过多地依靠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不仅不会带来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反而造成了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经济运行的较大波动, 这是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因此, 只有协调好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 转变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思想, 重视消费, 扩大消费需求, 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市场运行, 才能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以, 总需求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动对一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
2. 总需求的结构升级决定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一般来说,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人们需求的重点将逐步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移, 从生活必需品向高档消费品甚至奢侈品转移, 从易耗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转移。因此, 需求结构可以分为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 人们的消费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 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在第二个阶段中, 人们的消费重点从温饱转向了非生活必需品, 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在第三个阶段中, 人们的消费开始从数量转向质量, 具有个性、重视服务的产品成为这一阶段人们消费的重点。因此, 受到需求的影响, 产业结构在不同的阶段也表现出相应不同的产业结构。在需求的第一个阶段, 农业提供的产出可以满足人们在这一阶段对基本生存的需要, 因此产业结构中农业占有较大的比重;在需求的第二个阶段中, 消费的重点转向了非必需消费品, 与此相适应, 一些生产非必需品和耐用消费品以及为生产这些产品提供生产资料的基础工业和重加工工业得到很快的发展;在需求的第三个阶段, 为适应个性化的消费和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制造业和服务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因此, 需求结构的三个阶段反映在产业结构的变化上, 表现为农业、轻工业向基础工业、重加工工业再向高附加价值工业、服务业的转移。而这条发展轨迹正好体现出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的方向。因此, 可以认为需求结构的变化规律拉动了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方向发展。
3. 总需求结构可以更好地反映出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经济增长不是为增长而增长, 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 这一目标都不会改变。因此, 通过总需求结构可以反映一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及其内部结构, 反映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二、需求结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途径
1. 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扩大消费需求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 可以看到我国从1978-2001年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超过投资需求的贡献, 也超过净出口需求的贡献。从表中还可以看出, 很多年份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超过50%, 说明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大。但是从2002年~2007年,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下降, 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上升, 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 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因此, 要扩大总需求, 目前应着力于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具体措施如下:
(1) 提高劳动收入
根据经济学原理, 决定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是居民的收入水平 (当期收入和未来收入)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存在“买方垄断”的现实背景下, 劳动者由于缺乏同企业家讨价还价的能力, 而只能任由企业家来决定其工资的水平。而企业家在利润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 则会拼命压低劳动工资。这是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偏低和居民收入差距逐渐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 要扩大消费需求, 必须保证在初次分配中劳动的分配比例。各地政府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确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同时还要加大对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此外, 还应按照经济增长的速度, 及时建立规范的工资增长机制, 确保广大劳动者能平等地分享改革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成果。
此外, 还应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各级财政应积极支持农村教育和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 不断提高科教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 切实把提高农业生产率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上来。一方面, 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软”投入, 改善办学条件和环境,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积极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农技推广、农业信息交流等非正规教育, 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更新农民科技观念。另一方面, 要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强度, 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有条件的地区还可扶持发展农业高新技术区。此外, 还应深化农村税费改革,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 不能仅仅着眼于减免对农民征收的直接税费, 还应考虑减轻农民在购买商品、农业投入品或消费服务时所承担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间接税负。
(2) 改革和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增加居民的收入预期, 减少人们特别是低收入者的预防性储蓄, 从而增加即期消费。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 构建和谐的社会, 就必须进行收入再分配领域的调节, 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具体做到以下几点: (1) 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职能, 调节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 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 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加大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限制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过快; (2) 应着重建立合理的再分配机制, 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调节能力:完善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针对我国财政实力持续增强和再分配环节公平不足的现状, 需要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 并在公共财政框架内优先满足事关民生的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需求; (3) 利用财政专项拨款、失业保障基金、再就业基金等开展城市失业、下岗职工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 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教育机会不均等和城乡居民家庭教育负担日益沉重的现状; (4) 开征社会保障税, 建立社会保障预算, 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 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5) 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打破城乡壁垒, 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科学地确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尽可能使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涵盖每一个实际需要的农村居民, 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此外, 还要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为切入点, 重点加强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
(3) 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从近年来看, 在居民消费支出中,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呈上升趋势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而造成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持续下降除了收入因素以外, 农村消费环境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各地方政府应利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契机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采用各种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农村交通、通讯、电力等方面的建设, 积极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挖掘消费潜力。
(4) 提高居民消费倾向的税收政策
扩大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着力点首先应该是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倾向, 尤其是要注重提高城镇和农村低收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倾向。因此, 一方面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等因素, 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消除附加在一些生活必需品上的消费税, 引导消费方向, 扩大消费需求。此外, 由于房价的过快增长改变了消费者的支出预期, 成为影响居民即期消费的重要因素, 因此还应当发挥税收在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降低房价方面的积极作用。
2. 控制投资需求增长的速度, 合理优化投资结构
(1) 建立健全投资宏观调控体系
主要是建立以政策引导, 信息发布等间接调控手段为主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要从资金源头入手, 对投资总量进行调控, 保持适度投资规模, 包括年度投资规模与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 (2) 优化投资结构, 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中长期规划, 安排好投资。要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 优化工业结构, 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推进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 以及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发展服务业, 加速发展信息业,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3) 建立投资信息定期发布制度。要进一步制定和颁布新的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和一定时期的投资政策, 并以此为依据, 对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进行宏观调控; (4) 政府投资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建立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投资信息网络, 搞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信息的收集、整理, 分析, 建立投资市场信息定期发布制度, 以引导投资行为, 减少投资盲目性; (5) 要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不仅要减少审批的项目, 而且要简化程序, 减少环节, 提高效率, 强化服务。要使行政审批的设定, 符合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2) 扩大向非公企业的投资力度, 积极发展民间资本
目前我国民间投资不旺, 民间投资启动后的融资难、发展资金短缺已成为主要瓶颈。为此, 建议政府及有关部门:一要积极协调银行与私营企业、民间投资者之间的关系, 成立私营企业信用担保公司, 支持鼓励各级各类商业银行加大对民间投资企业的信贷投入;二要协调金融部门降低门槛, 加快开设民间投资配套贷款业务, 支持民间投资企业;三要允许具有一定规模、发展前景好、诚实守信的民营企业, 在企业内部扩融资;四要建立民间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规范操作办法, 使其成为吸纳民间资金的“母金”;五要发挥民间行业商会的作用。
(3) 提高投资的科技含量,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建设速度
现代经济的增长和一国经济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 主要取决于一国产业是否拥有技术上的优势。目前西方发达国家都在对未来和现有产业的投资结构进行改造, 以保持处于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因此, 今后投资结构改造的方向就在于建立一种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产业群体。具体来说, 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 (1) 对现有的传统产业进行高新技术的改造, 抛弃传统产业中的已经落后的生产手段, 以新型的生产手段去替代传统的生产手段, 对传统技术产业注入新技术的活力; (2) 发展新兴技术产业, 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加快大型装备制造业和运输装备制造业的健全和完善, 对现已存在而且未来很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 (3) 通过深化企业改革、建立技术创新机制、增加技术开发投入来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原材料的依赖和对环境的压力。
3. 优化进出口结构
(1) 加快外贸商品结构的升级, 提高外贸的国际竞争力
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特征显示, 伴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换代步伐的加快, 国际贸易商品的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精加工、深加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目前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世界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 要努力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同时加快资金密集型机电产业的发展, 为出口提供更多的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
(2) 提高产业结构的技术水平和层次,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要尽快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层次, 使出口商品由初加工向深加工、精加工转变, 提高其附加值, 特别是要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 增强其结构优化的带动作用。因此,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 提高其技术密集度, 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力劳动密集型。
(3) 尽快实现加工贸易的升级
近些年来中国加工贸易呈上升趋势。1981年加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5.1%, 到2006年这一比重上升到52.7%。在整个国际化生产经营链条中, 无论上游生产环节提供的中间产品和半成品, 还是下游的营销, 其所提供的技术、管理和附加值都比中游的加工组装环节要多。而我国加工贸易一般是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 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及原材料都要依靠发达国家, 加工企业所进行的加工组装过程实际上是最简单、技术层次最低从而提供附加值最低的环节。为了使我国的加工贸易升级, 需要实施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的本地化战略。同时, 引导外资投向增值较高的产业和生产环节。
(4)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创新机制
贸易结构的改善是对生产技术和人力资源持续投资和开发的结果, 同时也是与有效的激励机制分不开的。提倡一种自由贸易体制, 引入国际竞争机制, 提供获取各种形式的外国技术和设备的一切手段, 可以促进国内竞争, 消除进入和退出竞争的所有人为障碍。此外, 推动企业与基础研究部门开展合作研究, 建立合作研究的有效机制, 促进科技成果迅速转换和扩散将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的开展。
(5) 不断拓展中国的对外贸易市场, 降低过高的对美日对外贸易进出口集中度, 实现对外贸易市场的多元化
目前, 中国对美国和日本尤其是美国的对外贸易进口和出口集中度过高, 这一方面增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出口风险, 另一方面也加重了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和日本两国的过度依赖性。因此, 应不断拓展中国的对外贸易市场。发达国家和地区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 应受到首先关注和重视, 但对这一市场的开拓也要注意均衡;发展中国家中那些经济发展较快, 贸易环境相对稳定, 市场潜力巨大或具有战略前景的市场是今后应特别关注和加大开拓力度的市场。
摘要：本文从总需求角度分析了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机理, 并针对改革开放以来需求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旨在寻求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需求结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1]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经济增长模式 篇9
2008年底, 伴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年) 》的公布, 曾经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面临“二次起飞”。其中, 以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率先建成全国创新型区域的战略规划为未来的广东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 广东在经济总量不断攀升的同时,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问题日益突出, 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弱等深层次矛盾依然突出。本文试以科技原创力为视角, 对广东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问题进行探讨。
1 科技原创力与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内涵
在当代, 世界发达国家已经由生产资料优先为核心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以效率提升 (或称技术进步) 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而先行发达工业化国家从十九世纪后期以来效率提高的源泉主要是一下三点:①是“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广泛应用;②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③是信息通讯技术向国民经济各部门渗透, 改造这些部门的生产经营流程, 使它们的效率提高。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化来观察, 早期经济增长理论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 强调经济增长中的资本投入的重要性。而索洛的研究表明:如果单纯靠增加资本投入实现增长,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必然会引起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 (ICOR) 提高, 即投资效率的下降。1909-1949年的40年间, 美国人均每小时的产出增长了1倍。索洛分析后指出:其中的87.5%来自技术变化, 仅12.5%来自资本投入。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外生技术进步的观点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得到系统的修正。罗默 (1986, 1990) 的论文掀起了新增长理论 (或称内生增长理论) 的研究热潮。他在生产函数中引入“观念”一词, 正是由于“观念”具有广泛的正外部性, 从而带来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结果。
新增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同样具有研究价值和政策设计意义。例如, 过去的增长理论认为, 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存在技术落差, 因此, 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依赖技术引进来实现“后发优势”, 完成自己的工业化进程。而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国外新技术的因素远为复杂。在学术界, 此类研究还引发了杨小凯和林毅夫之间有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学术争论。
对中国以及广东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也扩展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应用。平新乔的研究结论是:从外资企业份额对中国企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距离的效果看, 外资进入并无显著作用, 且外资进入会妨碍内资企业通过研发自主创新而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距离的努力。易行健对广东省工业部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外资对内资生产部门的影响结果不容乐观, 原因是竞争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过大, 人才流失的局面也令人担忧, 而通过技术外溢带来的成果却相对有限, 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就目前看来似乎并不具有很大的成效。
从增长理论演化和实证研究的结论来看, 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技术进步, 其产业结构的特征是服务业比重的不断提高, 实现手段则是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与各经济部门的结合。“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路径困难重重, 政府和学者开始把目光聚焦于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自主创新上。在经济发展层次较高的地区, 原始创新能力 (科技原创力) 更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所谓科技原创力, 是技术创新系统中的一个较高阶段, 是指科技原始科学、技术创新的综合能力或科技原始创新的动力。具体来说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效运用其知识、技能及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若干资源, 通过独立或自主研究获得科学新发现, 技术新发明以及对科技、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和前沿性、战略性技术成果的能力, 是这个国家或地区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体现。
2 广东经济增长模式的困境
2003-2007年, 广东经济取得六大突破, 即地区生产总值和储蓄存款双超2万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破万亿元大关, 进出口总额和财政总收入分别超过5000亿美元和5000亿元。地区生产总值连续19年居全国首位。GDP平均增速保持两位数以上, 实现了动态经济增长。2008年,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 广东GDP依然保持了10.1%的增速, 比全国水平高出1.1个百分点。实现经济总量35696亿元, 占全国11.87%。与“四小龙”比较, 广东GDP总量超过其平均值, 并在1998、2003和2007年依次超过新加坡、香港和台湾。
在广东经济增长获得惊人业绩的同时, 建立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却面临诸多困境。
(1) 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大。
外延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广东原有的能源、土地等资源劣势日趋强化, 自上而下的节能减排硬约束更加大了绿色发展的压力, 资源集约和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严重的挑战。受国内、国际市场供应的影响以及重工业化的加速, 广东资源、环境双约束和经济增长矛盾加剧, 曾经一度遭遇的“油荒”和近期愈演愈烈的柴油奇缺无不警示着能源趋紧的信号。仅2006年, 从省外净调入或进口能源15455.70万吨标准煤, 占消费总量的78.2%。随着能源消费对国际、国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 加之近年价格高企, 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原材料购进价格连续5年出现“剪刀差”, 2006年为2.2个百分点, 这样不仅压缩了本省企业的获利空间, 而且给后续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2) 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提升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2007年, 广东三次产业比重为5.4:51.3:43.3。与2002年相比, 第三产业比重还下降了3.7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贡献率也从2002年的45.3%降至2007年的38.9%。同时, 第三产业发展仍然以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等传统行业为主, 2006年两大行业占三产比重的32.7%。近年技术含量较高的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软件业和计算机服务业发展速度虽然加快, 但所占比重很小, 2006年三行业仅占第三产业的7.2%。2004年, 广东三次产业结构为6.5:49.2:44.3, 还处于“二、三、一”的状态, 与“四小龙”的“三、二、一”差距较大 (见表1) 。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在第三产业比重上分别比广东高出45.7、11.2、21.8和24.2个百分点;广东就业结构偏离度大,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达到32.1%, 比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高25.6个百分点, 而台湾和韩国仅高5.6个和5.2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6》、台湾《中华民国经济年鉴2005》、IMF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等
(3) 产业发展中的创新能力弱。
在科技原创力三大评价指标中, R&D投入强度是其中可观测的、最为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尽管广东R&D投入强度不断增加, 但与国内发达省份相比, 仍然较低。 (见图1)
资料来源:广东省科技厅, 广东科技统计。
2007年, 广东R&D投入强度为1.3%, 低于北京 (5.4%) 、天津 (2.27%) 、上海 (2.52%) 、江苏 (1.67%) 和浙江 (1.5%) ,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与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相比, 远低于以色列 (4.53%) 、芬兰 (3.45%) 、美国 (2.62%) 、日本 (3.33%) 、新加坡 (2.36%) 和韩国 (2.98%) 。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 在2007年广东R&D投入结构中,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的比重分别为1.5%、3.3%和95.2%。其中, 与科技原创力提升最为相关的基础研究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在OECD国家中, 基础研究占R&D的比重一般都在20%左右。按执行部门分类, 广东高校和研发机构的支出比重仅为6.4%, 甚至比上年还降低了0.9个百分点, 远低于韩国 (21.8%) 、台湾 (32.5%) 和新加坡 (33.9%) 。尽管不断倡导应把企业视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R&D经费所占比重均不超过80%。在广东R&D投入强度本已不高, 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难以外源获取之时, 基础研究薄弱、高校与研发机构研发经费比重偏低, 这种结构性失衡必将导致全省科技产出的整体下降, 并最终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上游“瓶颈”。广东科技原创力发展不足的后果已经显现:2008年, 北京和江苏分别在专利申请总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上超过广东;在2008年《综合科技进步水平监测情况》中,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也第四位落到了第5位。
(4) 政府主导下的外源性经济特征并未得到显著改善。
上世纪80年代末, 在产业全球化布局的基本背景下, 广东面临着由改革初期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劳动密集型加工业, 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的迫切需求。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 广东通过外向的、出口导向的 (OL-EO) 工业化模式, 融入到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的产业链, 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 在经济总量上逐步稳固了广东在国内的领先地位。然而, 应当注意到这种外源型增长模式的不稳定特征。2008年, 广东进出口总额6832.61亿美元, 占全国26.7%, 比上年增长7.8%,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其中, 出口占28.3%, 进口占24.6%。按贸易方式划分, 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额的64.6%, 而能够体现较高技术水平和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仅占28.8%。按经济类型分, 外资企业在出口额中占63.3%, 在进口中占65.6% (见表2) 。在2005-2008的四年间, 广东经济对外依存度平均值超过150%。以外资企业为主体、高对外依存度既反映了广东开放性经济特征, 但同时也极大地抬高了广东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2007年以来,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 外部需求急剧萎缩, 广东的GDP和进出口增速明显放缓为这种不确定性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3 科技原创力对广东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促进作用
伴随着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人均GDP的不断提高, 以高能耗、高投入、高污染的广东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向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的现代经济增长转轨。而提升科技原创力是最终完成这一转轨的必由之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由原始创新而形成的) 技术知识不像其他的东西, 它具有非竞争性。与其他生产过程相比, 技术知识的获取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其复制的成本接近于零。同时, 技术知识的生产与扩散具有广泛的正外部性。依循此逻辑, 科技原创力的提升必然对广东的良性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推动力。通过鼓励原始创新, 努力以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占据产业技术制高点, 才能够推动广东产业技术的跨越, 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资料来源:2008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1 科技原创力提升有利于解决广东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瓶颈”
如前述, 广东在经历了长期的粗放式增长之后, 目前面临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约束, 节能减排、环境友好、资源集约等经济发展目标选择对广东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构成严重挑战, 由自然资源、简单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获得“又快又好”的经济增长显然难以为继。因此, 通过提升科技原创力来获得技术进步, 可以解决目前广东在环境恶化、自然资源短缺、能源紧张以及土地集约化使用的困境。理由包括:一是大多数资源具有多用途特征 (多宜性) 。因此, 技术进步可以增加资源使用的范围和广度。二是资源质量比数量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更大。资源数量可以反映开发利用的潜力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保证程度, 而质量则更能反映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价值。由科技原创力提升而带来的技术进步能够为高效率的资源利用和良好的环境质量提供保证。在技术创新前提下, 提高高能耗的主导行业能源利用率, 增强低能耗的主导行业增长贡献率。同时, 在技术进步条件下, 深度开发再生资源和新能源, 延伸产业链条, 开辟新的生产领域, 促进广东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2 依托科技原创力提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产业结构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产业结构的演进会促进经济总量的扩张, 经济总量的扩张也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演进。经济竞争力研究表明:人均GDP小于2000美元, 经济体以要素驱动为主;3000-9000美元, 是效率驱动时期;9000-17000美元, 则转向创新驱动时期。2008年, 广东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 按此推断, 广东已进入以效率提升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阶段。从产业结构上看, 第一、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现状, 清晰地反映了广东作为“世界工厂”和“加工作坊”的现实。从三次产业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可以看出, 第三产业贡献率基本维持在30%左右。世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出占GDP比重一般在60%以上, 这说明广东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潜力。1992-2003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374, 远高于第一产业的0.164, 而低于第二产业的0.436。回归结果表明广东各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和集约型转变仍然具有很大的空间。根据工业化的一般规律, 工业化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前期, 工业迅速增长,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显著高于其他产业。到中级阶段后期, 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开始明显下降, 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开始迅速上升。这与广东省整体经济与工业化中级阶段特征相吻合。在这一阶段, 通过大力提升广东科技原创力水平, 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适当时机。
3.3 科技原创力提升有助于突破广东外源型经济增长模式
“十一.五”以来, 由于要素的稀缺性、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以及整体经济环境的变动, 广东外源型经济增长已经到达极限。在国际市场需求锐减和建立“创新型广东”的内外部压力下, 早期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突破”变得更为急迫。通过独立或自主研究获得产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前沿性、战略性技术为特征的科技原创力提升过程, 便是突破早期模式的必然路径选择。毋庸置疑, 当广东产业竞争力的动力源泉从要素驱动向资本驱动转化, 进而走向创新驱动的动态演化中, 能否从各项科技原创力指标中实现持续攀升就成为问题的关键。高对外依存度的经济特征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 使经济抗风险能力减弱。更为重要的是, 技术的外源获取使得提高广东产业竞争力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只有在提高R&D投入强度, 改变企业从事R&D研发的比例与投入严重偏低状况, 提升科技产出水平、优化创新环境等促进广东科技原创力相关因素基础上, 才能改变广东出口产品附加值不高、内源性发展动力严重不足以及经济持续增长后劲不足等突出问题。
当代经济学家在长期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中已经发现, 完成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包括:技术的不断创新 (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转向对科技原创力的追求) 、产业不断升级, 以及与生产、生活、交易互动有关的各种制度安排的内生变化。因此, 广东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最终将围绕如何形成并强化广东科技原创力的主题而逻辑展开。
摘要：广东在经济总量不断提升的同时也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诸多困境。通过早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阐释, 探讨科技原创力提升对广东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科技原创力,广东,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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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模式 篇10
1. 国际收支差额结构
纵观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 一直是保持着顺差状态, 且涨势正猛。尤其是经常项目, 和金融项目相比较, 其顺差状态更为显著。但是, 仔细观察, 其问题就会越发明显。众所周知, 货物贸易是贸易顺差的重要组成成分, 而货物贸易重要组成成分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 其影响了贸易顺差。显而易见, 在整个市场经济中, 服务行业的发展还有待提升。作为第三产业, 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相比较, 服务业具有附加值高、吸纳就业水平高等特点。服务业是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的, 第三产业的不成熟, 则表明我国整体的产业结构的发展还有待提升。笔者进过实地调查也是证实如此, 一方面, 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使人们在物质上得到极大的满足, 进而追求精神享受, 但是, 另一方面, 服务行业的发展还有待提升, 人们的生活需求和服务行业的发展相互矛盾, 现阶段, 我国的制造业发展是以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 且效益低下。除此之外, 近年来, “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 究其原因, 是因为由于对产品没有创新意识, 而引起更多的贸易摩擦, 最后, 对国内的服务行业的过度保护, 不能让我国的服务行业的发展和世界完美接轨。
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 来华投资的国外企业越来越多, 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由于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一些外资利用我国的劳动力将我国作为海外生产基地。这也是我国外贸总额会持续增高的原因之一。从另一方面讲, 随着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和质量不断提高, 我国在对引入外资的利用以及经营管理和经营范围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和进步。但是, 近年来我国吸引外资的发展速度并不乐观, 这也与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提高和周边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有关。除此之外, 国外来华投资者也为我国的对外投资起到启蒙作用, 尤其是2008年之后, 我国对外投资得到迅猛发展, 到2016年, 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超过国企, 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力。但和其他国家相比较, 我国对外投资水平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且, 我国对外投资大都以直接投资为主, 间接投资为辅, 表明了我国对外投资的不合理性。
2. 对外贸易顺差总体状况
在上文笔者也有提及, 在上个世纪末期,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 我国对外贸易也在飞速发展, 进入21世纪,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其对外贸的发展又是锦上添花。但是, 自2008年之后, 我国对外贸易总额有下降的趋势, 在外贸组成中, 加工贸易顺差则有所上升, 相应的, 非加工的贸易顺差则一路走低, 甚至出现了逆增长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发生则表明我国加工业对外贸易的出口和进口保持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 两者相互制约, 其平衡不易破坏。但是, 与之相反的是, 我国的非加工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 我国货币快速升值, 使我国外部需求萎缩, 进而导致货物出口量大大降低, 我国有关部门对这一现象进行宏观调控并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果, 在2010年的出口贸易中, 非加工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了36%, 而进口同比上年增长了44%。综上所述, 在我国整个出口贸易中, 我国的贸易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 我国的加工业功不可没, 但是, 我国出口的加工业, 其外企占有很大比例。这也就间接地反映出我国对外贸易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 我国有关工作部门应加大对其的研究力度。
我国的非加工贸易呈现逆差的原因在于外资的非加工持续呈现逆差增长, 而非加工工业则大都由我国国内企业构成。因为外企在我国投资时, 需要配套的设备等, 其加之购买设备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而大量的财力都会计算到产品的销售。销售成本增加, 进而使非加工贸易呈现逆增长的状态。
结束语
现阶段, 我国对外贸易的对象主要是以美国和欧盟为主, 由于经济和政策原因致使我国和其发生贸易摩擦, 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不确定因素。因此, 我国提出了经济结构转型, 从经济附加值低的制造业转向高端制造业, 从发展第二产业转向发展服务业, 从促进对外贸易转为积极调动内需, 从依赖向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出口转为发展“一带一路”经济体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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