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环节

公诉环节（精选八篇）

公诉环节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一) 适用范围和条件需明确

司法实践中, 基层检察机关在公诉环节适用刑事和解处理的案件主要有轻伤害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因为这两类案件在基层最为常见, 也是情节较轻或者过失犯罪案件, 加害方和被加害方有和解的条件和可能。但是到底那些案件应当适用刑事和解, 那些案件不适用, 没有法律规定, 也无相关司法解释或者文件规定予以明确。各地在执行上也不一致, 大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际需要适用刑事和解, 很不规范, 也不严肃。因此, 应当用法律规定的形式明确适用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 以纠正司法实践中适用刑事和解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另外, 公诉环节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条件是哪些?即在符合什么样实质和启动的条件下, 检察机关就可以按照刑事和解程序促使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只有对启动条件做出严格规定和限制才可以避免刑事和解权的滥用, 以防止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确保司法公正。

(二) 参与人的主体地位要规定

刑事和解, 是指通过调停人使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谈, 共同协商, 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 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了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1]按照程兰兰博士的这一解释, 在刑事和解时检察机关承担着调停的作用, 其主体地位是调停人。但在公诉环节, 参与刑事和解的检察人员的主体地位到底是什么?承担着什么角色?因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的“调解权”, 也就对其参与其中的主体地位没有规定, 无法可依, 也就是主体地位不合法。导致最终的处理结果在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上大打折扣。同时, 其他诉讼参与人如加害人、被加害人、第三人、被加害人的继承人、代理人、人民监督员等主体在刑事和解中所处的地位和享有的权利及应承担的义务也是需要规定清楚的。否则, 就会同刑事诉讼原则相悖。

(三) 操作程序应设置

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这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特征。刑事和解作为检察机关对刑事加害人刑事处置的诉讼活动, 也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这是规定也是常识。但法律和相关解释没有对检察机关进行刑事和解的操作程序做出规定, 即无程序设置。司法实践中, 检察人员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理解随意地, 无章法地主持加害人和被加害人双方达成和解。这种无具体操作程序的诉讼活动无疑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是不相容的。

(四) 法律文书制作需规范

经做工作, 被加害方接受加害方的真诚忏悔, 达成真正的“心理和解”后。作为调停人的检察机关就要制定相关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但到底制作什么样的法律文书最为合适, 才合法, 无相关规定。也无先例可循。司法实践中, 有的制作为“调解书”, 有的制作为“和解书”还有的制作成“协议书”、“和解协议”等。且格式、内容, 涉及的法律要素也五花八门, 不尽相同。这种形式和内容上都不规范、不统一的法律文书, 也影响着刑事和解诉讼活动的顺利实施。

(五) 法律效力待确定

在检察机关调停下, 加害人和被加害人达成和解协议, 这份协议有无法律效力?是否具有强制力?如果一方又反悔怎么办?反悔后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等问题, 没有明确规定。以致于司法实践中, 经过公诉部门办案人员的艰苦努力, 使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往往在随后就成为了一纸空文, 使协议所确定的实体内容无法兑现。不仅浪费司法资源, 更重要的是有损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 也会对另一方当事人真诚的“心理和解”形成挑战, 不利于案件的进一步处理。所以, 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及违背协议的法律后果应当确定。

二、问题研究

(一) 适用刑事和解案件范围

公诉环节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是按照《刑法》规定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并且有明确被害人的案件。主要有:1、轻伤害案件;2、过失犯罪案件;3、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可能在3年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4、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等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5、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案件;6、未成年人和70岁以上的老人等依照“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案件;7、其他需要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因为上述案件都是相对社会危害不大、情节较轻的案件, 具备刑事和解的条件。明确被害人的存在又是刑事和解的必备要件, 如果没有被害人或者被害人不明确就无法达成加害方和被加害方的“心理和解”, 启动刑事和解程序就无从谈起。

(二) 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调解权

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同人民法院一样发挥着同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检察机关不承担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 但在审查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 对附带民事的双方当事人提出的民事赔偿问题的处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对上述七个方面案件和情节, 人民检察院在公诉环节可以促使双方当事人在民事赔偿和精神抚慰方面进行和解。这里的“促使和解”如前文所述, 实际就是检察机关的案件承办人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基础上作为“调停人”进行的调解。但现行法律并未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调解权, 往往在司法实践中让检察机关案件承办人陷入两难的境地。其原因就是上面列举的五方面需要法律规定的问题。所以, 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调解权势在必行。

(三) 参与人的主体地位和操作程序

公诉环节刑事和解作为一项诉讼活动, 其诉讼参与人中的检察机关案件承办人和人民监督员应当是客观的中立者, 对经济赔偿的实体内容和当事人的意志无权干预, 必须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加害人和被加害人、被加害人的继承人、第三人和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都应当是和解的参加人。对和解的实体内容有权进行真实的意思表示, 有权表示同意和解, 也有权表示不同意和解。被加害方对和解的实体内容按协议要求加害方给付的权利。

公诉环节刑事和解具体操作程序可以分以下几个步骤进行:首先, 和解开始。应当在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案件后, 案件承办人对案件进行了初步审查, 对案情有了比较详细了解的情况下进行。和解可以由加害人或者被加害人一方口头或者书面向办案人员提出。案件承办人审查认为符合刑事和解条件, 经批准部门负责人同意, 启动刑事和解程序。其次, 和解进行。和解可以由案件承办人单独主持, 也可以有其他检察人员和人民监督员共同参与进行。地点可以在检察机关也可以在当事人所在地进行。但应当有加害人和被加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亲自参加。促使和解应当告诉当事人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以及和解后的法律后果。应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进行。再次, 和解结束。和解因当事人拒绝和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而结束。最后, 制作“刑事和解协议书”装卷备查, 并跟踪监督协议内容的落实。

(四) 法律文书制作

刑事和解法律文书名称应当是“刑事和解协议书”。这样表述清楚明了, 言简意赅。内容包括:编号, 可以是X检和解 (年号) X号;加害人基本情况;被加害人基本情况;第三人和被害人继承人及诉讼代理人等参与人的基本情况;检察机关案件受理和主要案情简介;双方当事人争议及达成协议的内容;主持人和双方当事人签名;达成协议的时间。

(五) 和解协议效力

刑事和解是受害人真正接受加害人真诚忏悔和加害人在知悉被害人受到的无比创伤的基础上所达到的“心理和解”。[2]基于此, 和解协议产生和达成的过程, 实际就是加害人对被加害人真诚忏悔达到心理谅解的过程。协议签订后, 对达成的给付内容都能如约履行。所以, 刑事和解协议应当不具有执行力。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只作为“调停人”介入诉讼活动, 但对和解协议给付内容的执行不采取国家强制力, 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如果一方当事人在协议签订后反悔, 不影响案件按照法定的诉讼程序进行。

(六) 法律后果

刑事和解协议达成并履行后, 经审查符合上述所述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管制、拘役或者单处罚金7种情形的案件的。公诉部门对嫌疑人可以提出相对不起诉的意见。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对嫌疑人不起诉。如果提起公诉, 公诉人针对刑事和解协议达成和履行情况, 应当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可以建议法庭对被告人判处非监禁刑罚。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如果一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又反悔, 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程序依法处理案件。切忌对反悔方的嫌疑人从重或者加重处罚。

刑事和解制度自1974年在加拿大开始实施以来, 受到了许多国家的重视。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探索刑事和解制度才是近几年的事。但随着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提出, 无疑为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和确立提供了政治上的原动力。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既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者又是探索研究者, 应把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作为为和谐社会提供保障和服务的基础。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胜败皆服, 定纷止争”的目的。

参考文献

浅谈公诉环节如何落实三项重点工作 篇2

落实三项重点工作

在公诉工作中，检察机关如何围绕重点、焦点、难点三层次问题清醒认识新形势及其新挑战，进而找准结合点、着力点、突破点，全面加强和改进工作成为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突出重点，提高公诉案件质量

案件质量是检察工作的生命线，更是公诉工作的高压线，应坚持以提高案件质量为中心，构建案件质量保障体系，确保办案质量和效率。

一是规范公诉执法办案流程。

二是建立案件审查机制，严把案件“进口”和“出口”。

三是开展侦、捕、诉、判衔接工作。一方面是对内，加强自侦公诉相互协作机制。为提高自侦办案质量和水平，对所有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公诉部门都要提前介入，共同讨论，引导侦查，为证据的收集、提取和固定发挥积极作用，提高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

四是建立案件质量评价体系。结合高检院规范化管理机制试点工作要求，制定公诉案件质量评价体系和操作性较强的公诉工作规范。

从法律文书制作到内部流程、诉讼程序、法律实体等各环节进行评审，面对面地提出批评和整改意见，一旦发现问题，立即予以纠正。公诉部门每月还要召开一次案件分析会，小到法律文书规范、大到案件定性等方面进行一案一分析，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通过推行量化考核、动态管理、调动工作积极性，提升工作责任心，提高了案件质量意识。

二、克服难点，狠抓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

检察机关承载着对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一是在审查案件中注重侦查监督。严把案件程序和实体两大关，在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查时，从法律文书、办案时限到事实的认定、罪名的定性等方面进行严格的把关和监督。三是在审判监督中推行量刑建议，加强与法院的沟通联系，严格规范程序，把握量刑规律，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和全面掌握情况的基础上，提出量刑建议，从而有效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量刑随意性，确保了法律的公平公正。

三、把握热点，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在工作中应不断更新理念，革除机械执法、简单办案的传统陋习，最大限度地兼顾各方面利益诉求。强化对刑事政策的全面把握和准确适用。善于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分类处理不同的案件和不同的涉案人员，使执法办案过程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说文解字》对“和”的解释是：“和，相应也”。而“谐”的意思是“配合得当”。“和谐”旨在使不同事物“相应”且“配合得当”，使多样要素相“统一”。与“和谐”相对的含义是“冲突”，因此冲突可以被视为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挑战，那么防范和协调冲突则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有之义。而刑事和解制度作为解决刑事冲突的有效方式之一，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条新的实践思路。我们知道，刑事冲突或犯罪往往对正常、平静、和谐的社会关系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与破坏，即通常所说的犯罪客体。这时，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或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而刑事和解制度则顺应了这一需求，其根本任务是使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这种恢复是一种更深的内在恢复，有别于以往那种仅仅停留在打击犯罪的表面恢复。后者是在被害人、加害人与社会利益同等减损情况下的一种简单恢复，而前者则是一种积极、全面的恢复：对被害人而言，修复物质的损害、治疗受伤的心理，使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恢复旧有的平衡；对加害人而言，向被害人、社会承认过错并承担责任，在确保社会安全价值的前提下交出不当利益从而恢复过去的平衡；对社会而言，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共同修复，从而恢复了社会

关系的稳定与平衡。

四、关注焦点，注重公诉执法环节社会矛盾化解

公诉案件也是信访案件的源头和最大隐患，为杜绝和减少公诉环节涉检信访案件的发生，应立足检察职能，创新工作方法和方式，协同有关部门积极参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

五、打造亮点，强化干警自身素质提高

打铁先得自身硬，坚持在提高执法办案能力上下功夫，确保公正廉洁执法，始终把强化自身监督，放在与强化法律监督同等重要的位置，以确保公诉权依法正确行使，防止自己的执法过错或执法行为中的瑕疵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一是不断提升公诉部门干警的办案素质。主要是结合办案，开展好正常培训和岗位练兵活动。如通过跟庭观摩、电子笔录的制作、多媒体示证、法律文书评比等，历练和培养公诉优秀人才。

二是强化内部监督。建立检委会案件评查机制、推行网上办案、健全案件集中管理机制、深化检务督察制度、严格执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等。

三是强化外部监督。不断深化人民监督员对公诉活动的监督;主动接受党委、人大、政协机关及其成员对公诉活动的监督;特别关注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对公诉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完善公诉环节检务公开制度和不诉案件公开听证制度，在开放透明中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六、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

公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初探 篇3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公诉环节；运用

2010年“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确立了依职权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工作模式，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有权行使公诉权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与此同时，第54条亦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上述三款看似十分简单的规定，其中却饱含着公诉机关的举证责任和证明压力。

一、善于发现、积极核实非法证据及其疑点

在刑事诉讼中，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因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大多数都是由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并经过公诉机关依法审查，公诉机关有能力也应当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因此，作为公诉机关的办案人，应当强化证据意识，切实肩负起审查证据的职责，对于非法证据要坚决予以排除，切实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公诉部门必须实质性地增强证据合法性审查和甄别意识，严格按照审查发现非法证据的基本程序，依职权通过书面审查、讯问被告人等各种可能的方式，发现证据存在的非法性信息及表现，并作出非法程度的基本判断。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因此，新《刑诉法》重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明确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了律师的会见程序、阅卷程序，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新《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与此同时，新《刑诉法》还详细地规定了针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这些规定的确立，必将会给公诉机关的日后出庭工作带来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作为公诉机关的办案人，应当严格依照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切实履行证据开示义务，并认真听取案件各方当事人、法定代理人以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针对其提出的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线索或者材料，依法进行调查核实，力争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前，维护公诉机关的庭审公信力。

二、出庭公诉中，做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应对

公诉人在庭审前的准备工作充分与否将直接影响案件庭审的效果，甚至决定案件的胜败。在庭审前，公诉人应当认真仔细审阅案件的全部事实证据，一旦发现有非法的言词证据或实物证据，应主动通过合适的程序予以排除，谨防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审中突然提出排除申请。精心准备庭审预案，充分设计答辩尤其要特别注意案件中出现的细节问题和相关知识，机动灵活回应，这样才能在庭审中做到知己知彼，沉着应战。

审查起诉过程中收到非法证据线索或审查发现有非法证据可能的，案件承办人应当向部门负责人汇报意见，得到采纳后由检察长决定是否启动调查程序，搜集相关证据来证明是否有非法证据，经过调查认为确有非法证据，提请检委会决定，如果检委会研究确定是非法证据的，应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的依据。排除非法证据不是排除案件，案件应继续审查。在法庭审理中的程序是：①启动程序。新刑诉法第56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被告人被刑讯逼供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和线索，避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随意性。②公诉人对证据收集合法性进行举证。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说明。③双方质证。公诉人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否合法的问题进行质证、辩论。④法庭处理。公诉人的证明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法庭确认该供述的合法性，准许当庭宣读、质证，否则法庭对该供述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要严格审慎地审查判断证据。要注意审查判断证据取证手续是否完备。刑事诉讼法对各种证据应具备的手续做了明确规定，如对于勘验笔录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制作并由勘验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等。手续不全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对证据取证手续是否完备进行审查判断，能够确认证据是否被伪造、变造或篡改，从而确定证据的真伪。要注重审查法律文书。法律文书可以反映诉讼过程的全貌，因而通过审查法律文书一般能够发现证明主体搜集证据的行为是否合法。如侦查人员进行搜查有无搜查证，进行勘验是否邀请见证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无两人以上进行，扣押邮件、电报是否经过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等。

三、掌握排除非法证据的有效方法

根据法律规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方法有讯问笔录、原始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讯问时在场的其它人员或者证人、讯问人员。在我国当前尚缺乏讯问期间辩护人在场制度的情形下，侦查机关使用同步录音录像是极为必要的。而对于较容易出现翻供现象的案件中，公诉人员应当积极与侦查人员进行沟通，对其出庭作证做好充分的准备。除此之外，充分运用批捕、起诉阶段所作言辞证据复核材料也是有效地排除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公诉人员必须在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才能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

针对是否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关键是要看是否侵犯了被讯（询）问人的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不能把一般的程序违法的瑕疵言词证据统统称之为非法言词证据而加以排除。如，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讯问聋哑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时，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上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就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再如，询问被害人、证人没有个别进行而取得的证词；没有经被害人、证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书面证词；询问聋哑人或者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应当提供翻译而未提供的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均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针对物证、书证，哪些是应当直接予以排除，哪些是可以补强后采用，关键是看物证、书证的来源以及收集过程是否存在疑问。对于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形式上的瑕疵，经过侦查机关办案人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当然可以采用，反之则应当予以排除。比如，据以定案的物证、书证均应当是原物。原物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书证有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及其内容的，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此外，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亦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公诉环节 篇4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一) 前立法状态———-两个证据规定

两高三部在2010年6月印发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 , 这两个证据规定是对以往刑事证据规则的一个重要突破, 其中“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意味着对非此即彼的裁判思维的一种调和, 让中国的刑事法庭上出现了独立于合法证据、非法证据之外的瑕疵证据种类。

(二) 正式立法状态———新刑事诉讼法修改

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并于2013年1月1日施行新的刑事诉讼法, 新的刑事诉讼法采用了与两个证据规定的基本一致的表述方法, 并将排除非法证据这一规则列入之中五十四条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进行了明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立法层面正式确立。

二、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

针对于检察机关的公诉环节来说, 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通常通过两个环节, 分别为审判阶段排除环节和审查起诉阶段的排除环节。

(一)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

1. 公诉人如何发现非法证据

实务中, 公诉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审查发现非法证据。

(1) 明确告诉犯罪嫌疑人享有申请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的权利, 犯罪嫌疑人有权对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提出控告, 但必须提供具体的证明依据。如果犯罪嫌疑人供述侦查人员没有非法取证的, 则由犯罪嫌疑人签名、捺印予以确认。

(2) 审查案卷材料发现线索。审查侦查机关是不是会把每一次讯问、询问笔录全部移送;审查录音录像, 可以要求侦查机关对不清楚、不连贯的部分的原因进行详细的说明,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 可以协同技术部对其进行审核检查;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在决定羁押到看守所的时间按时羁押等方面。

(3) 讯问犯罪嫌疑人发现线索。公诉人在起诉审讯时要严格认真地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方式, 并对讯问情况如实形成笔录。

(4) 向辩护人获悉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在刑讯过程中受到严刑逼供等不正当手段取证的行为, 辩护人是犯罪嫌疑人比较信赖的, 能够将真实情况向辩护人陈述。因此, 主动向辩护人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更容易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发现是不是存在有非法证据问题。

2. 公诉人如何调查核实非法证据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赋予了检察机关具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权, 公诉人审查非法证据, 进行调查核实可从以下几个方面。

(1) 听取辩护人或者犯罪嫌疑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理由, 同时对他们提供的线索进行审查, 有伤痕的要及时进行证据固定, 有其他材料的要及时提取、固定保全。

(2) 仔细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同步录音录像。公诉人在审查非法证据时, 应特别注意要细致审查侦查机关移送的同步录音录像, 其能最直观证明在审讯时有无非法取证的行为。

(3) 检查犯罪嫌疑人的提讯证, 核对公安机关笔录制作时间与记载的提押时间是不是一致的, 是否存在疲劳讯问以及超时讯问。

(4) 需要侦查人员以书面的形式对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说明, 特别是对于有可能影响司法公证的、不符合我国法律程序收集的物证和书证, 应该要求侦查机关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 (5) 调查讯问时是否有其他人员在场。对于未成年人案件, 其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是否到场见证了讯问过程, 并在适当时就此作证。

3. 排除非法证据后的法律后果

(1) 经审查查明为非法证据, 经依法排除后, 在案证据指控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依然证据确实充分的, 依法提起公诉; (2) 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为关键证据, 依法排除后, 在案证据对于指控嫌疑人犯罪在证据上达不到确实充分标准的, 可退回补充侦查或自行补充侦查, 视补查情况作起诉或不起诉处理; (3) 对于非法取证行为, 视情节轻重, 依法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二)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

1. 庭前会议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

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 人民法院对于非法证据方面存在的争议, 可以召开庭前会议。对于庭前合议启动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不应该进行排除, 但是被告人则认为该证据应该排除, 在这种情况下, 该争议应该提交人民法院在开庭前进行审查决定。检察机关委派公诉人参加庭前会议, 公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向法庭提交证据的合法性, 排除被告人提出的争议证据系非法取得。另一种是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未审查发现, 被告人或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首次提出涉案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公诉人应该建议对开庭前审查程序时间延长, 进行更深入调查, 也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明加以证实。在调查完毕以后, 如果需要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的话, 可以把调查结果告诉辩护人、被告人以及侦查机关。若其他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话, 可以撤回起诉, 将此案件退回侦查机关, 并由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或者是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2. 庭审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

公诉人经审查起诉环节、庭前会议环节严格审查核实后, 均认为案件不存在非法证据, 如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庭审中依然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 应就辩方提出的内容和理由, 进行有理有据的答辩和说理, 必要时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同时应提出辩方认定为非法证据的不妥之处, 努力让法庭采信公诉方出示的所有在案证据, 依法成功指控。

三、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用的几点难点探析

(一) “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界定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 应该予以排除, 而对于何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立法上则没有明确的规定。

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界定问题,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 (以下简称规则 (试行) )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均作了概念上的界定, 三规定内容基本一致。

笔者认为, 虽然上述规定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作了概念上的界定, 但是实践中依然不好判断, “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是否指古代广义上的黥、劓、刖、宫、大辟五刑, 实践中扇耳光、用脚踢能否上升到“肉刑或者变相肉刑”的高度, “肉体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精神上遭受痛苦”如何界定, 身体上剧烈疼痛、精神上痛苦的标准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见仁见智, 作为司法实务工作者, 在适用解释或规定的前提下, 必须依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利用自己的司法实践经验, 作出是否属于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判断。在此, 笔者认为实践中办案必须坚持“打击犯罪与充分尊重保障人权”相结合, “一般侦查违法行为与严重侦查违法行为”相区分的原则, 对于实践中, 多数嫌疑人称遭受侦查人员“扇耳光、用脚踢了几脚或讯问时有呵斥的行为”从而认为是非法证据申请排除, 笔者认为, 侦查人员的这些行为确属违法侦查行为, 身为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权利和义务对违法侦查行为进行监督纠正, 但上述违法侦查行为, 通过判断没有达到“肉刑或者变相肉刑”的程度, 也未达到使嫌疑人肉体上达到剧烈疼痛或精神上遭受痛苦的标准, 属一般违法侦查行为, 对于这些行为一方面应予纠正;另一方面, 对于并未违背嫌疑人意志的供述内容应当予以采信。从解释或规定所用“肉刑”、“剧烈”、“痛苦”等字眼, 我们认为, 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应当是严重的侦查违法行为, 这既是对侦查违法行为的必要区分, 也是对我国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举的现实国情体现。

(二) 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是否排除问题

1.“二次自白”的排除问题

对于“二次自白”的效力,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 实践中存在三种不同看法。 (1) 主张全部排出, 只要查实, 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等不合法的行为得来的, 犯罪嫌疑人之前所作的全部供述都要排除。 (2) 重复自白的效力, 对犯罪嫌疑人在刑讯逼供下做出的供述给予排除, 在没有受到刑讯逼供下做出的陈述不能用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 (3) 区别对待, 对并非排除全部重复供述, 而仅是选择性地排除部分要重复供述。

“二次自白”效力问题是指刑事诉讼证据必须回答的问题, 该问题在我们的办案中有涉及。关于这个问题,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的实施意见》第一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庭前供述被认定为非法证据, 依法予以排除, 此后与该非法证据具有因果关系的重复性供述,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该规定具有“因果关系”, 概念模糊, 实践中不好认定, 容易引发法检两家的认识分歧。其实初次自白往往因为取证手段违法而被排除, 而取证手段违法并不代表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假的, 也不代表通过违法手段获得的线索都是无效的。如果对于任何“二次自白”都不加以区分给予排除, 说明了放弃非法取证后重新获得合法取证的可能, 这样会导致因为缺乏口供的支持而无法实现打击犯罪的说服力。绝对放弃“二次自白”, 虽然对犯罪嫌疑人有利, 但无法弥补被害人的伤害, 被害人虽获得赔偿但难以实现。笔者较为认同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浙江省检察机关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规则 (试行) >的通知》的规定, 即非法言词证据被排除后, 重新以合法方法收集的内容相同的言词证据, 且能和其他证据相印证的, 可以不予以排除。即上述第三种观点中的有选择性的排除和有选择性的不排除。

2. 非法证据派生的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

笔者认为, 对于由非法证据派生的实物证据, 比如通过对嫌疑人供述, 侦查人员找到的作案工具、赃款等, 是以存在的状态、外部形态等来证明案件事实性, 对自身具有独立性, 不会因为程序违法而改变, 该类证据应当采用而不应排除。

(三) 采用“引诱、欺骗”手段收集的证据能不能排除问题

我国虽然在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中把“欺骗、引诱”作为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之一, 但是并没有在第54条中明确规定可以作为非法证据排除。通过“引诱、欺诈”行为收集来的证据能不能排除问题, 不管是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中都有争议。所以, 一般情况下不能将“引诱、欺诈”列入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内,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 要根据同步录像、录音来分析侦查人员的话语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以及精神压迫程度来进行明确的对待, 若是引诱、欺诈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 应该列入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制度作了重大的修改, 形成了具有我国刑事司法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于该规则部分法律规定方面的模糊、侦查人员长期侦查陋习的存在、办案人员长期重实体轻程序理念等因素的影响, 给检察机关在公诉环节运用该规则带来了较大挑战。公诉部门如何应用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成为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公诉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二次自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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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敏.庭前会议程序与非法证据排除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 2012.

试论检察机关公诉环节法律监督说理 篇5

关键词：法律监督；说理；公诉；检察机关；监督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133-03

在我国，检察机关一方面担负着提起国家公诉、有效打击刑事犯罪的重要责任，一方面又作为法律监督部门，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达到法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并存。但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只有对被监督机关程序上的建议权，并不能取代被监督机关直接行使职权，这就需要检察机关在各项监督工作中充分运用法律监督说理，从而更加顺利地行使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作为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公诉部门又是对外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能部门，其在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过程中，同时又需要对侦查机关、审判机关进行法律监督，以及对被告人判决结果不满而可能引起申诉的当事人进行说理，这里的说理既包括了法理，又包括情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因说理不充分而引起的当事人上访、申诉以及机关之间的矛盾冲突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加强法律监督说理工作，可以使公诉部门在司法活动中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加强法律监督说理工作，可以使被监督部门更加心悦诚服地接受监督意见；加强法律监督说理工作，可以使检察机关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本文将从公诉环节的角度，论述公诉人应如何在公诉环节中进行法律监督说理。

一、公诉环节中法律监督说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在公诉环节中，承办人往往由于案多人少等各方面的因素，对于法律监督的执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即使执行了法律监督职能，但是在实务中也遇到一定的困难，例如监督的方式单一、程序也不统一。尤其是在审判监督过程中，公诉人发现审判机关有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时，往往是以庭后交涉的方式进行的一种事后监督，而非当庭指出，但是这种事后监督并不能及时地为当事人维护或者挽回相关的权益，更多的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行为。笔者根据在公诉工作中所遇到的经历，总结出如今基层公诉环节在法律监督说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检察人员自身原因，忽视了法律监督的重要性

由于一些客观因素，很多基层检察机关案多人少，因此有部分承办人往往注重对每个案件实质上的审查，以确保案件可以尽快起诉。在开庭过程中公诉人也是以一种被动说理的形象出现，即只有当被告人或者其辩护人对起诉的事实及罪名有异议时、当审判人员要求公诉人对相关事实进行答辩时，公诉人员才进行说理。这种被动式的说理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是公诉人会忽视每个案件在侦查、审判环节中的主动法律监督。另外部分承办人的法律素质也有待提高，承办人由于对相关诉讼规则的不精通、工作不细心，导致对于一些应当提起法律监督程序的案件，没有尽到一定的监督义务。

（二）畏难情绪的作怪

很多承办人尽管在进行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过程中，发现了侦查、审判机关有违反司法程序的行为，但是因法律监督势必要对兄弟单位相关承办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建议。在实践中，很多书面纠正意见都会导致对方的反感，有些可能会影响到对方的工作业绩考核，甚至兄弟单位的上级领导也会出面进行干涉。因此很多承办人会考虑到各种人为因素，在发现有需要纠正的行为时，自然而然产生了一定的畏难情绪，于是便消极怠慢采取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殊不知这对司法程序正义的破坏力极大。

（三）说理内容不充分

这一点是法律监督说理中存在的最普遍的问题。不少承办人员对实施法律监督的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抗诉书、不起诉决定书等文书，仅仅就依法认定的内容或者需要纠正建议的内容简单罗列，并注明适用的法律条款，有些人员甚至袭用之前拷贝的相关文书模板，填空式地将需要变动的地方加以修改，而没有根据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详细进行说理阐释，导致法律监督效果不理想。

以上三点是笔者归纳出在基层检察院公诉部门中履行法律监督说理职能时存在的比较普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导致目前公诉部门法律监督说理不足、监督不力的罪魁祸首。

二、公诉环节中的法律监督说理对象

在公诉环节中，法律监督说理主要集中在三个环节，分别是侦查监督环节、提起公诉环节和审判监督环节。因此，从说理对象来看，其对应的法律监督说理对象为侦查机关、涉案当事人以及人民法院。而在每一阶段，尽管说理对象单一，但因为刑事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不同，势必会需要以不同的法律文书来反映刑事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这时，就需要公诉部门对相关部门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并在发现问题时进行法律监督说理。

（一）侦查监督环节

公诉机关在侦查监督环节中，主要通过发送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纠正漏诉、立案监督、决定补充侦查、建议撤案等方式来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二）提起公诉环节

在提起公诉的环节中，并不要求对于每一个案子都进行详细的说理，主要针对起诉的事实在罪与非罪上有较大争议的案件，以及对一些社会关注的敏感类案件的说理。说理对象主要有当事人、旁听人员或媒体。在该环节中，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1.起诉书。目前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呈现的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版本，唯一能够体现区别的就是每个案件中的事实认定部分。笔者认为，起诉书过于简略不利于司法活动公开、公平、公正地开展，对普通民众来说，也没有起到一定的教育警示震慑的作用，因此，应当在起诉书的事实认定部分和处理结论部分有一定的说理以体现每个案件的不同之处。

2.公诉意见的说理：定性的说理、量刑建议。公诉意见的说理在日常实务中是公诉机关承办人在说理工作中开展得最好的一部分，然而公诉意见关于定性的说理、量刑建议的说理不光是对法律人的说理，更重要的是要让被告人、让旁听人员、让普通公民对案件本身为何定罪、定何罪、如何量刑有更直观的了解。尤其是量刑部分的说理，不光是要对量刑提出建议，更要对为何如此量刑进行充分的解释。

（三）审判监督环节

在审判监督环节中，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本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案件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当向上一级法院提出抗诉，并向原审法院提出抗诉书。这个时候，就需要人民检察院根据一审判决结果，就事实、定性以及量刑、程序等各方面来进行法律监督。在此过程中，抗诉书中的抗诉理由则需要检察人员进行详细的阐述。

三、公诉环节中的法律监督说理方式

（一）侦查监督环节

在该环节中，笔者之前也说到，监督对象是侦查机关，而因在工作中需要经常接触侦查机关的关系，使得在履行相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当前在侦查监督环节中，主要采取的说理方式有两种，即口头说理和书面说理。

口头说理指的是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有发现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与侦查人员了解和补充的，且该问题尚不需要以书面形式传达的一种简单说理。口头说理是公诉机关承办人员与侦查人员之间进行沟通的最常见的说理方式，这种说理通常没有一定的形式要求。如对于某些证据上出现的笔误或者不足以影响整个案件定罪量刑的证据需要补强的，承办人通常会以电话沟通或者当面口头交流的形式向侦查人员提出。但是侦查人员认为该证据的有无无关紧要，且需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不愿补充。这时就需要承办人的口头说理来强调证据的补强的重要性，若口头说理不强，而以一种强硬式的语气要求，势必会对侦查人员造成一定的抵触，甚至拒绝配合。因此口头交流也需要一定的说理，这里的说理不仅仅指的是法理，更多的是一种情理上的交流。口头说理既要注意简单明了，更要注意说理方式，不能以一种命令或者要求的方式，而应当以一种建议或者指导的态度，使得侦查机关承办人能够更加心悦诚服地配合承办人员审查案件。

书面说理即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一些说理文书，如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追诉建议书、退查提纲、撤案建议书等等。书面说理要讲究三个性，即逻辑性、针对性、建议性。逻辑性指的是在书面说理的过程中，不能为说理而说理，要对被说理的对象和说理的内容有紧密的联系，要有前后逻辑，使得侦查人员在看到文书后能够清楚地知道为何承办人会采用这种法律文书。针对性指的是文书不能洋洋洒洒，将一些没必要说理的内容也填入到文书当中，应当简单明了，一针见血，就应当指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体现在文书当中。建议性指的是说理的用词，应当以一种理性的、平和的、建议式的用语来表达相关内容，而不能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来要求被监督机关。

（二）提起公诉环节

在提起公诉环节中，当然也有对侦查机关进行监督的权利和义务，笔者在上文已对侦查机关说理方式进行阐述，现不赘述。下面主要就在提起公诉环节中，遇到对于起诉事实在罪与非罪上有较大争议及社会关注的敏感案件时，对相关当事人以及可能遇到的媒体的说理方式。

在有较大争议或者社会关注的敏感案件时，尤其要注意被告人及其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媒体等三方的说理。因为一旦说理不充分，可能会导致当事人不服而引起社会矛盾，或者导致媒体舆论压力的产生。这里的说理主要是一种口头方式的法律说理。

对于当事人的口头说理要把握三点：充分、易懂、耐心。因当事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势必在当事人的主观上有一定的理解偏差，而非理性地看待案件。因此，在对案件当事人进行说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说理的方式和内容。充分指的是说理既要阐述该案件为何定罪、定何罪的法律法规，即法律说理，又要针对该案件本身的特殊性进行事实上的说理，即事实说理，说理要有依据。易懂指的是要考虑到当事人的实际社会角色，因为大多数当事人并非受过专业的法学教育，并不能很好地理解案件在法律法规上的适用。因此，承办人应当尽量以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而非法言法语对相关问题做出解释。耐心，指是的承办人的说理态度，要以一种平和耐心的语气说理，避免公众认为检察机关人员的形象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

而对于一些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案件，通常可能会有媒体的介入，对于有媒体介入的案件，承办人在说理时必须严格注意一点，就是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反映相关事实。对于可能引起社会舆论，或者涉及案件本身隐私的事实不能直接向媒体公布。对于媒体可能夸大或者歪曲的相关事实要严厉指出并纠正。因为公诉人在媒体面前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单位，而是司法机关的整体形象，不能以个人名义来对相关事实进行口头说理、畅所欲言，说理时必须要有法可依，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给媒体乃至公众一个最直观的了解，必要时应当向上级领导请示，避免因个人行为而对整个检察机关产生负面影响。

（三）审判监督环节

在审判监督环节，说理的方式也主要是以口头说理和书面说理结合。但因说理对象不同，说理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审判监督过程中，说理对象主要是审判机关，也有当事人，对于当事人的说理在前文笔者已经做出一定的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审判监督环节中，口头说理并不是一种常态的说理方式。因为在审判活动中，往往是在审判人员主持下所进行的司法活动。笔者在之前也讲到，目前我国实务中对于审判活动的监督往往是一种事后监督，对于已经完成的审判活动，通常只能事后与审判人员进行交涉，而对于已经做出的法律判决、裁定，不能仅仅以口头说理的方式进行监督，而必须要以书面文书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审判监督过程中，书面说理是比较常用的说理方式，在该环节中的书面说理因为说理对象的不同，要求也会不同。审判监督过程中的书面说理要求有以下三性：客观性、充分性、准确性。因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的立场不同，职能不同，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行使的是一种控诉的职能，因此与被告人之间是一种对立的关系。然而审判机关在审判活动中保持着一种中立性。因此，我们在行使审判活动职能的过程中，不能以一种“推定被告人必然有罪”的强势态度来对待案件，当审判机关的判决与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所不同时，应当再次详细审查证据材料，做到每一个认定的事实都有证据相互印证，有法条相匹配，做到说理的客观、公正。充分性指的是在书面说理的过程中，应当对需要说理的内容充分说理，因为一旦审判机关做出判决，实践中，需要提出抗诉最后成功抗诉的案件少之又少。因此公诉机关对审判活动的说理必须要充分，充分主张自己的法律监督职能，从而才能使得审判机关得到重视并重新审视自己的判决。准确性指的是在对审判机关监督的书面说理一定要用词准确，于法有据。因为审判人员作为法律从业人员，也必然对相关法律法规有自己独到且充分的了解，在罪与非罪的认定中，势必会有一定的分歧，因此，公诉机关承办人在进行书面说理的过程中，要准确地阐明需要说理的内容，注意法言法语的运用。

四、如何加强公诉环节中的法律监督说理工作

（一）全面重视增强法律监督说理工作

说理工作，其实是一个使法律监督实现正当化的过程。在司法程序中，国家司法机关、监督机关是强者，而被监督者及被告人是弱者，如何使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对话体现得更为公平、理性，就是一个如何实现正当化的过程，于是说理工作就显得尤为必要。而作为在公诉环节中的检察工作人员，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监督说理是指引、评价检察业务工作的重要标尺。不说理或说理不充分的法律监督是失败的法律监督，说理充分、透彻的法律监督，才是人民满意和富有成效的工作。因此，检察人员要全面重视增强法律监督说理工作，培植正确的司法理念，增强说理的主动性自觉性。

（二）培养、提高检察官说理水平

一是完善教育培训机制。要尽量利用现有教育培训资源，在常规检察业务培训教育中增设法律监督说理这一培训专题，开展有针对性的说理培训工作，切实提高检察官在接待当事人、撰写法律文书等法律监督具体工作中的说理能力。

二是检察人员自身需要提高业务水平，扩充业务理论知识。因在法律监督工作中需要接触的对象不同，说理的内容、方向以及语言都有所区别。作为检察人员，首先就需要自身有着扎实的业务基础，对一些不时更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要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充分发挥出法律监督说理水平。

三是要抓好岗位练兵，提高说理本领。在检察机关内部，要多开展一些岗位练兵工作。在岗位练兵工作中，要在认真分析评估现有说理能力和说理水平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尝试采用与兄弟单位共同评析典型司法文书、请相关专家传授说理经验、与典型案件的承办人共同参与接待群众等方式，不断总结提高，切实增强检察人员的说理能力。

五、尾语

要切实开展好法律监督说理工作，绝不会一蹴而就，其必然会有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加强法律监督说理工作，是法律监督机关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法律监督机关对自我的一种监督。俗话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检察机关只有放下强者的姿态，以理服人，才能充分维护正义，更是司法为民的体现。希望本文能够起到一定的抛砖引玉作用，让更多的检察人员对法律监督说理工作引起重视，促进检察机关与其他司法机关、与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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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仲冠侨.浅谈检察机关公诉环节与法律监督的适用[EB/OL].中国企业新闻网，（2010-11-11）.

公诉环节 篇6

一、补充侦查的渊源和发展

补充侦查, 是指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 在原有侦查工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调查、补充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补充侦查只适用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的案件。在刑事诉讼中, 如果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发现案件存在证据问题时, 就需要通过退回侦察机关补充侦查, 或者自行侦查来弥补, 以确保公诉案件的质量。

1996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严格了控审分离原则, 作了两点修改, 一是明确规定补充侦查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完成;二是明确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修改补充侦查制度的一个重大目的在于解决超期羁押这个老大难问题, 期望通过上述的两点修改起到遏制超期羁押的作用。关于检察机关公诉环节的补充侦查, 原《刑事诉讼法》 (1996年3月17日修订) 第14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 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 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也可以自行侦查。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 应当在1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2次为限。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 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 不符合起诉条件的, 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此外人民检察刑事诉讼规则 (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修正) 中第二百六十二、二百六十三条、二百六十六条、二百六十七条、二百六十八条对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的具体情形、期限和次数等做出了详细规定。新刑诉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对审查起诉阶段要求公安机关提供证据做出了新规定, 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刑事诉讼法》的这种修改正体现了我国诉讼观念从单纯的认识论向程序公正主义的迈进。

二、公诉环节中案件补充侦查的特征

从法理上讲, 公诉环节案件的退回补充侦查是作为程序法——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一项诉讼程序, 它并非是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必经的程序, 也并非公诉过程中所必需的诉讼活动。

退回补充侦查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职能的一种具体方式。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退补的进行是为公诉之需, 其根本目的是为提起公诉、交付审判, 保障实体法的顺利实施;二是针对性较强, 主要是为弥补以前侦查过程中事实、证据等方面的缺陷;三是具有重复性, 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项补救性措施, 是对侦查活动的补充和延续, 是在新的诉讼阶段中, 针对新的情况进行的诉讼活动。四是属于一种刚性监督, 是公诉部门根据其监督发现公安机关或本院自侦部门在侦查活动中存在的案件事实、证据、程序规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要求其纠正而在刑事程序中引起相应的后果。

三、滑县院受理案件的补充侦查情况

近三年来, 滑县院受理侦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数、审结数、退回补充侦查数统计如下:

分析以上表格, 近三年, 滑县院受理案件中一次退回补充侦查数分别占当年受理案件数的5.95%、7.31%、6.52%, 总体上变化较为稳定;二次退回补充侦查数分别占当年一次退回补充侦查案件数的31.25%、40.82%、26.83%, 与一次退补数的变化相比, 变化不稳定。在实践中, 退回补充侦查案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 案件类型较为集中

近三年来, 一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中诈骗案23年31人、盗窃案11件16人、寻衅滋事案9件26人, 分别占一次退补总数的18.9%、9.0%、7.4%。其次, 还有强奸案、抢劫案、拐卖妇女案、拐卖儿童案、故意伤害案等。在二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中, 以诈骗案、盗窃案、寻衅滋事、强奸案居多, 共占二次退补总数的51.2%。除此以外, 还有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案, 引诱、容留卖淫案, 窝藏包庇案、敲诈勒索案等。

(二) 需要补充的证据类型较为集中

具体表现为:事实部分交代不清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诉、尚未取证的且与案件相关的证人证言、前后陈述不一致的陈述或证言、申请重新做鉴定的结论等。

(三) 不涉及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在滑县院的办案实践中, 尚未存在因对证据的非法排除而退补的情形。

(四) 退补的期限和次数均在法律规定范围内

由于受理案件的类型较为集中, 且不存在非常复杂的案件, 因此, 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中一半以上能够在一个月内按照检察机关的退补意见侦查完毕并补充材料。其中约占一次退补案件总数的33%案件需要二次补充侦查, 而基本上能够侦查完毕并重新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四、新刑诉法对公诉环节补充侦查内容的修改

新刑事诉讼法中, 关于补充侦查的内容有了更为详细且适应司法实践要求的规定, 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 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可以要求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做出说明。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 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 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也可以自行侦查。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 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 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与原刑诉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相比, 新增了第一款“认为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可以要求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做出说明”。这一修改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对审查起诉阶段中公诉人对证据的审查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补充侦查的范围和难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公诉环节 篇7

为说明当前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的情况,笔者将根据C市N区基层检察院近三年来,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中,经该院公诉部门审查后认为不构成犯罪而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来分析当前公安机关不当立案的中存在的问题。

2009年该区检察院公诉科建议公 安机关撤 销案件10件/15人,2010年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17件 /26人,2011年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28件 /41人,2012年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43件 /62人。三年来公安机关撤案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建议撤案的案件类型主要有非法拘禁、敲诈勒索、虚 报注册资本、抽逃出资等轻微刑事案件。

笔者通过分析以上建议公安机关撤案的案件中,认为公安机关不当立案上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 一) 对犯罪构成的认识错误

刑法的目的在于禁止和惩罚侵犯法益的犯罪行为,所以相关刑事法律对各种犯罪行为明确规定了构成要求以及起诉的标准。但是我们知道社会实践中任何案件事实往往是复 杂多变的,对于某一事实认定和性质的判断,需要一定法律素养和司法经验,由于我国当前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对与法律规定的理解和适用的水平往往难以达到检察机关和法院的水平和高度。尤其是涉及像贷款诈骗、非法经营、信用卡诈 骗罪、虚报注册资本等经济类的犯罪案件中,公安机关无论是在案件侦查水平还是相关专业知识的认定上都存在不足。如2012年,公安机关向该院移送的郑某某、张某等人虚报注册资本案件中,郑某某、张某等人2011期间为成立劳务公司向工商部门注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 由于自身资金不足,遂通过工商代办机构替其向工商部门验资注册。公司成立后由于无业务经营,郑某某、张某等人便放弃经营。2012年由于郑某某、张某没有到工商部门注销该公司,公安机关遂对该两人以虚报注册资本罪立案移送起诉。本案中公安机关只是片面理解刑法对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规定,而没有综合考虑该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人是否造成危害他人的后果等因素。而本案经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郑某某、张某等人未开 展实际经营活动,且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故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

( 二) 简单执法的工作方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一系列理念和政策的提出,要求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不仅注重办案的法律效果,同时也要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但是,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于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如邻里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亲属之间的盗窃案件,公安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中,往往不愿意花费精力通过和解的方式来化解这些群众矛盾。只要这些案件达到法律上的构罪标准就以刑事案件立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种简单执法的工作方式不仅不利于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而且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不当立案监督的现实困境

( 一)“ 重打击 ”的刑事司法理念

由于我国处以社会转型期,刑事案件发案率一直居高不下。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稳定,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首要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为追究打击犯罪的效果,社会大众的心理往往是认为“宁枉毋纵”的观念。大家往往关注的是如何 加强对公安机关那些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消极作为”的监督,以避免公安机关放纵犯罪。而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问题,一般都认为只要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没有故意的打击保护、诬告陷害等严重违法行为,大众往往是一种宽恕的心态。因此,在注重打击犯罪的刑事司法理念之下,而忽视了如何对于公安机关不当立案可能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行为的监督。

( 二) 相应法律制度的缺乏

对公安机关立案的监督,我国现有法律只是规定了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刑事诉讼法》第111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而对于如何监督公安机关不当立案的行为,却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只是在2010年7月26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制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 试行)》。该规定第6条:“人民检察院对于不服公安机关立案决定的投诉,可以移送立案的公安机关处理。”第8条:“人民检察院经调查核实,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不成立的,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或撤销案件。”但该规定仅为检察院、公安机关制定的试行性规定。而且,在2013年新修订的刑诉法中 ,也没有对公安机关不当立案问题监督的相关规定。

( 三) 不当立案标准难以界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公安机关立案的条件为“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即可立案侦查。但是我们知道实践中,许多案件发生时,公安机关要判断是否有犯罪事实的存在和确定作案嫌疑人,一般都需要在立案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和取证,才能确定。对于一个“犯罪事实”是否应当立案,如果没有经过立案后的一定侦查工作是很难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来判断是否需要刑事立案。因此,要在“犯罪事实”确定前就要判断公安机关立案是否适当十分困难。同时, 也有观点认为监督不宜针对立案本身,立案监督应主要针对公安机关违法采取的涉及当事人人身和财产的侦查监督、强制措施[1]。

笔者认为对于公安机关立案是否适当的判断,必须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该标准不能影响公安机关正常的侦查行为。因此,笔者认为该标准的确定应当是在公安机关立案后整个犯罪行为侦查终结后准备移送审查起诉开始( 即刑事诉讼法程序侦查环节结束)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这种不当立案监督,实际上是一种事后监督,而不是对公安机关立案行为的监督。这种监督也是对公安机关侦查过程是否达到侦查终结的标准的监督。

三、检察机关不当立案监督的必要性

( 一) 保证刑事司法活动的严肃性

刑事司法活动为国家惩罚各种违法犯罪的一种活动,刑罚也是一种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因此,刑事司法活动极具严肃性。公安机关的立案标志着刑事司法活动的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一经启动即将关系公民各项权益, 甚至人身自由, 该程序的启动必须慎重。公安机关的立案作为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重要环节,必须严肃对待。

( 二) 法律监督的应有之义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其目的是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我国刑事诉讼明确规定“ 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 对于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行为,让一些本应无罪的公民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对于公安机关的此种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应当也必须予以监督。

( 三) 节约司法成本

司法资源紧张一直是司法工作的困难,尤其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一些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 往往不经过批捕等环节,而直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公诉部门的承办人在审查后发现案件不应当立案的,一般是建议公安机关撤案或决定不起诉。 1 我们知道检察机关作出该决定,内部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审批程序,这期间需要花费承办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公安机关不当立案不但造成侦查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对检察机关司法资源造成浪费。

四、完善不当立案监督的措施

( 一) 法律规定的完善

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权力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才具有真正的强制力和约束了。我国检察机关虽然作为宪法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国家的法律实行进行监督。但是在实践中法律对检察机关具体的监督范围,确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检察机关往往监督无门。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当立案的监督,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公安机关的一种制约,甚至是追究公安机关的相关责任。因此,为确保检察机关此种监督权力的履行,必须从法律上予以明确的规定。

( 二) 完善监督的手段和措施

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于一些不当立案的案件,为规避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督,往往不向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提请逮捕,而直接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由公诉部门对这些案件进行审查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部门对于这些案件的只能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建议撤销案件,对于公安机关这种不当立案的违法行为,并没有其他的监督方式。因此,为确保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的有效监督,公诉部门可以以发出《纠正违法通知》的方式, 要求公安机关就立案的原因作出说明。审查后发现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在不当立案过程中有违法行为的,可以向公安机关的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相关人员进行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公诉部门应向本院职侦部门移送相关线索, 立案侦查。

( 三) 保障立案阶段辩护人的参与权

新刑诉法的修订,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保障。要求侦查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委托辩护人的权利, 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的享有权利也得到扩大。辩护人在侦查程序中的参与度和程序化得到强化。因此,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应当保障辩护人在侦查阶段享有的各项权利,认真听取辩护人提出的无罪意见,从而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判断,防止对刑事案件的不应当立案。

摘要：刑事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依法进行,从而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刑事诉讼程序作为国家惩罚犯罪的一种活动应当具有严肃性。“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原则。对任何公民来说此项权利的保障不仅仅是免于刑事实体法上的处罚,而且也应当保障公民免受无谓刑事诉讼程序上的约束。公安机关不当立案的行为就是对这一刑事诉讼重要原则的违背。但是长期以来,往往只关注于对公安机关“消极”不立案行为的监督。而对公安机关不当立案这种“积极”行为的监督,不仅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实践中也未引起检察机关应有的重视。因此,检察机关必须对这一行为加强监督。

公诉环节 篇8

[关键词] 审查起诉；宽严相济；实践思考

【中图分类号】 D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067-1

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正式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委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和《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这是我们检察机关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全面正确地理解、执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举措，是检察机关依法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对抗、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措施。

一、全面掌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基本内涵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指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宽与严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相辅相成，必须全面理解，全面把握，防止只讲严而忽视宽，又在防止只计宽而忽视严，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别一个倾向。“宽”即宽大、宽缓、宽容，主要是对未成年人，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应当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给其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严”即严格、严厉、严密。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主要是对严重暴力犯罪给以严厉打击。因此要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应以区别对待或者差别待遇为根本内容。由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同，与此相应的刑事责任也相应存在差别。必须建立合理的刑罚结构，按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同配置轻重相宜的刑罚，使每一个犯罪行为都罚当其罪。要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社会情势依法予以从宽或从严处理。

二、在审查起诉中准确运用“宽”

宽严相济是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对于非对抗性的轻微犯罪，特别是未成年人犯罪，弱势群体犯罪、初犯、偶犯以及邻里同事间的犯罪，要尽量依法从轻处理，防止因执法不当激化社会矛盾或者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宽”绝不是法外施恩，而是要严格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刑事法律，根据具体案件来处理案件。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下，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宽”：

（一）扩大相对不起范围。相对不诉权是司法机关非犯罪化处理刑事案件的一种处分权，是当前各国将轻微刑事案件终止在检察环节，不提交法庭，接受审判机关审判的一种主要的诉讼手段。这项权能无论在西方的两大法系国家还是在东方的中国和日本都广泛的存在，且这一权能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均规定由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刑诉法规定了三种不起诉包括法定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其中相对不起诉制度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大的运用空间。因此，提高相对不起诉适用比例是化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的客观需要，是我国通过法定的诉讼程序非犯罪化处理轻微刑事案件、具备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老年人犯罪案件的理智选择。

（二）引入暂缓起诉制度。暂缓起诉制度是指对某些已经达到起诉标准的犯罪行为，根据犯罪人的自身状况，通过设定一定的暂缓起诉期间，暂时不提起公诉，在暂缓起诉期间终结时根据犯罪人的回过情况，做出最后处理决定的一个诉讼制度。暂缓起诉的实质是介于起诉与不起诉之间的缓冲程序，在日本和德国等国家已有明文规定。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对此也早有阐释。暂缓起诉制度实质上是一项对不起诉裁量权的限制程序，也是一种确认犯罪嫌疑人没有人身危险的检验程序。但是暂缓起诉程序是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客观需求，它与相对不起诉权配套行使，能将宽、轻的刑事政策法定化，减少执法的随意性，从法治的角度构建和谐社会。因此应当引进暂缓起诉制度。

（三）依法建立快速办理刑事案件机制。“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效益与公平是各国刑事诉讼追求的目标。建立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机制，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办理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从而提高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保证办案质量，促进司法公正。在对被告的人认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不仅要建议审判机关适用简化审，同时还要根据实际，扩大简化审的适用范围。

三、在审查起诉中准确运用“严”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仅仅表现对轻微的刑事犯罪实行轻缓的处理方式，同时还表现为继续开展对严重刑事犯罪的严厉打击。因此，要始终把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首要任务。制定长期的打击计划，修复被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功能。

宽严相济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在深刻认识我国犯罪发展态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提出的一份指导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重要性文件。宽来相济的刑事政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猛相济”的合理成份，吸收了国外“两极化”刑事政策中的积极因素，它不是惩办与宽大政策的简单重复，而是我们党在深入反思二十多年“严打”政策后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应当在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参考文献：

[1]钱舫.公诉环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思考[J].人民检察，2007，（20）.

[2]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J].中国法学，2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