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直接投资（精选三篇）
跨区直接投资 篇1
内在发展要求和外部环境变化不断推动产业集群迁移,同时由于对生产网络、资本网络和社会网络等交织形成的内聚网产生惯性依赖,迁移通常呈现明显的群体化特征,跨区域群体投资因此成为主要迁移方式。跨区域群体投资是指联合供应链上协作配套的多家企业或者产业内存在间接交易关系的企业群体所进行的跨区域投资。这种行为从组织演化角度看,是供应链自我调整所导致的迁移行为,是供应链空间结构的动态优化过程;从经济行为角度看,是大量关联企业利润最大化引发的一致行动,是资本边际收益均衡调整的外在表现。跨区域群体投资行为的日渐增多,不仅改变了产业布局现状,更对集群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出于研究的需要,产业发展研究需要依托产业集群这一具体的研究载体,产业转移研究同样必须基于这一成熟的分析单元,因此产业集群作为产业发展研究的基本范式和平台载体,也是产业转移研究的关键视角。基于此,本文从产业集群的视角研究跨区域群体投资的成因、模式及其对迁出地产业发展的影响,以期对促进我国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提供借鉴。
一、成因
1、集群内部
(1)集群企业的异质性和成长性。异质性是对同质性的纠偏,后者不区分群内企业,认为所有企业的贡献和获益均等,前者则认为贡献和获益各不相同。由于拥有更好的资源,相比低品质、能力弱的企业,高品质、能力强的企业在获得正的集聚效益的同时也产生单向的知识溢出,因此更倾向于采取各类措施,比如采用与同类企业合作并阻止能力弱的企业进入、将能力弱的企业挤出本地等方法,来增加集聚获益净值,其结果必然导致性质相近的企业更容易抱团行动,从而产生跨区域群体投资行为。成长性是指当某类产品由高附加值、本地热销阶段进入到技术标准化、渗透外地甚至国外市场阶段时,考虑到利润下降、管理复杂、需求多样化等原因,集群企业会更加关注生产成本、空间布局、供应链效率、当地市场需求差异等问题,因此更容易集中迁往成本洼地或产品主要销售市场,或是不断优化集群空间布局以提高供应链效率,从而引发持续的跨区域群体投资行为。
(2)群内网络的联系强度和演化过程。网络联系强度的高低决定了集群信息交换和企业合作程度,因此在强联系度的集群企业之间会存在建立一种维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系,单一企业脱离网络很难生存,导致出现“一部分企业行动带动一群企业行动”的现象,核心企业的带动效用尤其明显。随着集群网络的不断演化,本地集群共享性资源的作用逐渐减弱,集群企业不得不从依赖本地共享性资源转向依赖外部环境,从而导致集群网络“整体”迁移以寻求和形成新的共享性资源。
(3)集群定位的动态调整。这一动态调整源于两股力量:一是集群内在发展动力,二是产业进一步细分。集群早期一般只包含价值链的部分环节,如生产环节,中期延伸至上游研发环节或下游营销环节,后期则定位于价值链两端并外迁生产环节。这种内在发展动力促成相关企业的群体迁移。产业进一步细分也会造成原有集群“裂变”成若干新的集群,每个新的集群定位于不同的集群目标,目标差异促使集群企业进一步分化类聚。
2、集群外部
(1)资源方面。产业发展所需的重要资源,如劳动力、土地、矿产等,不仅数量有限、分布不均,而且往往缺乏流动性,尤以劳动力的跨国转移最为明显。大量使用同类资源的相关企业通常倾向于扎堆在资源丰裕的同一地区,对资源的过量需求又容易推高资源价格,当资源价格上涨超过企业承受能力时,大量企业就会集体迁往资源价格洼地,促使企业群体性跨域移动。
(2)市场方面。三个原因导致关联协作企业的一致行动:一是本地市场已饱和或是出于进一步扩张市场的考虑;二是新的目标市场,特别是日渐崛起的新兴国家市场,通常会被阻隔;三是企业希望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快速渗透新目标市场。另外,差异化的市场需求使得产品相近的企业更易集中于相似的市场,也会促使企业抱团行动。
(3)政策方面。地方政府通常根据当地产业发展的阶段性不同动态调整产业政策,因此产业政策的地区性差异明显,这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体现为梯度产业政策。由于不同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各异,因此涉及的相关企业或受益于某地产业政策而群聚于该地,或受政策限制而被迫迁移到合适的转移承接地,会引发跨区域群体投资。
二、模式
1、众星捧月模式
众星捧月模式最为常见,是指供应链中核心企业带领众多上下游配套企业的一致行动导致的群体性迁移。该模式企业主次关系明显,一般由一个核心企业和若干配套企业组成。核心企业多为研发或总成环节企业,生产系统复杂,产品技术含量较高,规模效应显著,因此需要大量配套企业协作才能完成生产。相比较而言,配套企业生产系统简单,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与核心企业间存在明显的垂直分工关系,同一零配件生产企业间的竞争激烈。该模式多出现在机械、设备制造等产业中。
众星捧月模式又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由分散走向集中,是指供应链上的各企业原先在地理上彼此分散,在核心企业迁往某地之后,配套企业随即也都迁往该地。迁移后不仅能降低协作和交易成本,提高供应链效率,还可以增加行动一致性,增强群体的市场应对能力。在现实中多表现为以企业命名的工业园,如南昌奥克斯工业园,就是2004年奥克斯带领之前分散于各地的140家配套企业集中迁往南昌后形成的。
第二种情况是由集中走向集中,是指原来已经集聚于某地的供应链协作企业,由于当地环境变化,为拓展生存或发展空间,而由核心企业带领配套企业集中迁往新的集聚地。富士康集团携原来同样集聚于深圳的协作企业集体迁移到郑州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是介于前两种情况之间,即核心企业不仅会携带原来已经集聚在自己身边的配套企业迁移到新的地方,还会顺便将原来分散的配套企业一并集中。这样既能获取新环境中的外部要素收益,也能最大化供应链的内部规模效益。
2、价值链主导模式
价值链主导模式是指同一价值链中紧密联系的若干企业,由于环境制约或是市场扩张的需要,为保持价值链的完整性而进行整体性迁移。该模式一般无核心企业,基本为大量相对弱小且彼此平等的中小企业。产业链一般较长,分工细致明确,产品在整个协作链条中被各个环节连续追加价值。多出现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如服装纺织、皮革制品、食品、造纸等。
3、要素共享模式
与前两种模式不同,要素共享模式中的企业之间一般没有明显的专业分工,也不存在前后续环节关系,单个企业基本能够完成一个价值链的全部或大部分环节工作。大量同类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只为共享某种要素,如农产品、矿产、木材等。这种因要素而聚的集群自然会因要素而动,要素数量和价格的变化决定了这一类企业的群体迁移方向。
三、影响
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跨区域群体投资与迁入地集群间的关系,却忽略了迁出地集群,这样将出现以下问题:理论上,跨区域群体投资、迁出地集群和迁入地集群三者间的系统关系被割裂,迁出地集群借助跨区域群体投资进而影响迁入地集群的机理过程很难被研究清楚。实践中,对内我国已经开启东中西部间产业渐次转移的大幕,对外我国正逐渐由投资输入转变为投资输入和输出并重,我国的迁出地角色日益突显,关注跨区域群体投资与迁出地产业集群实际意义重大。
1、积极影响
(1)提高迁出地产业集群质量。跨区域群体投资使集群企业面对新的发展环境,为适应由此带来的经营内容、方式和规模等变化,新的管理方法和生产技术将被运用。同时,随着新的生产方式、技术手段和社会网络的引入,集群系统变得更加开放,能有效避免集群发展后期常见的“自我锁定”现象的发生。通过跨区域群体投资向产业低梯度地区有序转移衰退产业,也能积极应对集群发展的结构化困局,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2)提高迁出地产业集群效率。与集群发展生命周期的形成、成长、成熟、升级或衰退四个阶段相对应,集群效率呈现出较低、较高、最高、再次较高或降低甚至为负的阶段性。一般在集群发展后期,如果没有新的发展动力,集群效率的降低会使集群衰落。跨区域群体投资可在迁出和迁入地间建立竞争合作关系,价值链中的平行联系对应竞争关系,垂直分工对应合作关系。竞争关系可以激发迁出地集群提高效率,合作关系有益迁出地更加深入的专业分工。跨区域群体投资也拓展了迁出地原有的集群知识和技术的扩散渠道和范围,改变了信息传递方式,商业环境、产业环境和配套环境的变化促使迁出地集群相应调整协作机制、激励机制、知识学习和技术扩展渠道,以走出“固步自封”困局。
(3)扩大迁出地产业集群规模。比较优势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如规模经济和外生比较优势,如要素禀赋。通过跨区域群体投资,一方面可以在更大空间上从新配置资源要素,从而使要素禀赋失去地理意义;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产业结构联系和分工协调发展突破产业发展的规模瓶颈,充分发挥内生比较优势。同时,消费市场扩容和地区间经济差异缩小也可刺激迁出地产业集群扩大规模。
(4)提升迁出地产业集群层次。可从两方面实现:一是原有产业集群升级,二是新的更高层次集群进入。经过跨区域群体投资,迁出地腾出大量资源要素,不仅可满足原有集群的升级需要,更可为新集群的进入创造条件,因为低层次产业集群的存在不仅会影响升级时的资源要素再分配,也会降低当地吸引更高层次产业集群进入的热情。
(5)改善迁出地产业集群环境。跨区域群体投资能有效缓解迁出地的资源要素紧张情况,使资源要素价格回落,拥挤成本降低。如果涉及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的迁移,则从迁出地角度看,高耗能、高污染集群的转出将会极大改善迁出地环境。同时,集群升级后,迁出地的整体产品形象、区域品牌层次将有较大提升,人才结构和消费层次等变化又会进一步间接影响迁出地的集群发展吸引力。当然,跨区域群体投资应避免集群的简单异地复制,更要防止借跨区域群体投资之名行污染转移之实的现象发生。
2、消极影响
(1)重复投资使迁出地集群发展陷入恶性竞争困境。在目标市场不饱和或被阻隔的情况下,跨区域群体投资能有效绕过市场阻隔并扩大市场份额,利于迁出地集群规模扩大。但如果市场总体饱和且迁入地与迁出地的产品趋同时,会造成两地间的恶性价格竞争,市场被进一步的行政分割,因此这样的重复投资不利于迁出地集群发展。
(2)网络断裂带来集群发展风险。集群网络是集群发展的关键要素,通过集群的产品网络、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集群价值链的纵向和横向关联企业之间以“契约”为介质,产生集聚效应,降低发展风险。如果迁出地集群网络中的某些环节迁出后不再与原有网络有效衔接,则迁出地集群网络完整性会被破坏,将给集群发展带来极大风险。若这些环节是关键环节的话,对集群发展的破坏性则会更大。
(3)产业空心化使迁出地集群陷入衰退。有序的跨区域群体投资可以腾出更多资源用于原有集群升级或更高层次集群的引入,但如果由于迁出地集群环境恶化所造成的企业大规模无序出逃,极易造成当地产业空心化;如果原有集群不能及时升级,或者新集群不能及时填补的话,迁出地集群将难免陷入衰退。
(4)经济增长放缓影响迁出地产业集群发展。受跨区域群体投资的影响,迁出地的税收、就业和GDP有所下降,经济增长因此放缓,基础建设、政策扶植和消费需求等均会相应受到影响,进而波及迁出地集群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低端粗放型产业集群向高端集约型产业集群转换时的必要阶段,暂时的影响将换来集群的长期健康发展。
四、启示与建议
1、启示
(1)保持资源充分流动,以跨区域群体投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资源价差和可得性是产生跨区域群体投资的重要原因。资源价格扭曲或垄断影响产业发展,相关研究表明,价格扭曲造成我国制造业2001—2007年的实际产出比不扭曲时低15%~20%。资源禀赋差异客观存在,我国地方政府的资源地方保护主义冲动难以避免,因此国家相关部委在跟踪资源价格变化的同时,也要重点监督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源的过度干预行为,为跨区域群体投资营造良好的资源流动环境,通过跨区域群体投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健全相关机制,适度有序引导跨区域群体投资。2010年,《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发布,明确提出七大类产业转移目录,为跨区域群体投资提供了产业政策引导方向。但是地方政府的相关机制仍未健全,主要表现在:一是人为拦截。近年来我国部分沿海省份为协调本省各地间经济发展水平,出台政策将产业转移至本省欠发达地区,客观上破坏了跨区域群体投资的自然转移规律。二是盲目迁出。部分地方政府为提升本地产业形象,不顾发展实际,盲目将产业链中关键环节强制迁出,造成原有集群网络断裂。三是无序引导。部分地方政府无明确引导政策,企业不能“抱团”迁移,集群效应大打折扣。四是政策零散。部分地方政府虽有引导政策,但各类政策独立分散,没有形成引导有序转移的系统政策。
2、建议
根据迁出地产业集群发展实际,充分考虑产业结构、产业互动,保持适度竞争的同时避免简单重复投资。关注迁出后集群产业链的完整性,鼓励通过适度的集群升级来填补产业链断裂。引导政策注意强调转移的集聚性,特别是向发达国家跨国转移时,面对壁垒的厚势,只有抱团才有生存的可能。注意引导的方向,应从单纯的比例调整向增强竞争力转变,从区域竞争向区域合作转变。特别是在当今产业分工已经进入到产品内分工的情况下,引导方向不再仅限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集群代替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还应该包括同一产品序列中不同档次产品之间的替代,以及同一产品生产过程中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环节对劳动密集型环节的替代。综合运用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以及各类规划,形成政策合力。建立“反哺机制”,在迁出和迁入地之间建立利益、信息、技术等的互动联系,减少迁移阻力。
摘要：集群企业迁移倾向于群体性行动,从而产生跨区域群体投资行为。本文从产业组织的主要形式——产业集群的内外部视角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总结了常见模式,讨论了其对迁出地产业发展的影响,最后提出促进产业群体性有序转移的建议。该研究对促进我国东部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跨区域群体投资,产业集群,成因,模式,影响
参考文献
[1]桑瑞聪、刘志彪、王亮亮:我国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上市公司为例[J].财经研究,2013(5).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篇2
利用外资
5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利用外资，但形式单一，规模很小，只有19亿美元，这其间主要是利用苏联提供低息贷款，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的156 个项目。60--70年代利用外资，主要是通过中国银行在港、澳吸收存款，并通过贸易信贷从西方国家引进工业成套设备。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主动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经济，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随着改革的深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利用外资逐渐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与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结构趋向合理，区域不断扩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投资呈阶段性上升，总量已具相当规模。自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批准第一批3家外商投资企业以来，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为了吸引外资，中国首先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并对建立的“三资企业”实行一些特殊政策，继而扩大地方审批外商投资的权限，并逐步完善立法。上述政策和措施，初步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调动了各地利用外资的积极性，使所吸收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
持续发展阶段。中国对外商投资兴办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给予更为优惠的待遇，改善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吸收外资的环境和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发展较快。
高速发展阶段。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更大改善，吸收外资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1995年6 月，国务院批准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8年，党中央又针对新的形势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外商投资的规模和领域进一步扩大，外资的来源国家和地区持续增加，越来越多国际化经营的大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也有了较快发展。
到1998年末，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2.4万个，协议外资额5732.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656亿美元。近十五年来，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年均增速高达32.9%。自1993年起，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流量已居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二）投资来源多元化，投资区域不断扩大。80年代初，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仅有30多个，目前已有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中国投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形成。从洲别看，1998年亚洲地区投资额为313.3亿美元,占实际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额的68.9％；欧洲地区投资额为43.1亿美元，占 9.5%；拉丁美洲地区为45.6亿美元，占10%；北美洲投资额为43.3亿美元，占9.5％；其它国家和地区为9.3亿美元，占2.1%。以香港、维尔京群岛、美国、新加坡、日本、台湾、韩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澳门、马来西亚、凯曼群岛、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为最多，合占外商直接投资额的89.8％。外资投向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东部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1998年外商在中国东、中、西部的实际投资比重分别为87.3%（包括中央部门）、9.7%和3%。
（三）投资项目规模扩大，跨国公司投资增多。外商投资平均规模由90年代初期的不足100万美元，增至1998年的 263万美元。目前，世界著名的500家大型跨国公司已有200 多家在华投资，其投资的规模大、领域宽、覆盖面广，对扩大中国外商投资的整体规模和带动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较强的推动作用。
（四）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产业结构有所改善。改革开放初期，外资投资领域仅限于工业和建筑业，经过２０年的发展，在继续保持以制造业为主的前提下，外资已经覆盖了农业、石油勘探开发、工业、交通邮电业、商业贸易、饮食娱乐业、金融保险业等国民经济主要行业、部门和领域。随着投资领域的拓宽，产业结构也有所改善，中国的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已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投资领域已从初期的以一般加工工业为主扩展到基础行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此外，金融、保险、商业、连锁、零售、外贸等行业试点引资的数量和地域也在不断地扩大。
二、借用外资方式多样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合作健康发展，被世界投资者、金融界评为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
目前，中国借用外资方式主要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出口信贷、外国银行商业贷款、对外发行债券五个部分。从1979年到1998年，中国共签订对外借款项目1579个,协议金额1301.8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1271.3亿美元。优惠贷款在对外借款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1998年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优惠贷款约占 50%以上。中国的金融、财政部门从80年代起陆续在新加坡、日本、德国、英国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累计筹措资金约80亿美元。这些贷款和债券支持了大批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内金融业的改革，繁荣了国内金融市场。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的营业性机构达178家，其中外国银行驻国内分行146家，中外合资银行７家，外资独资银行7家，外资保险公司11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1家。这些外资金融机构绝大部分贷款用于境内，贷款项目多为中长期项目。
三、利用外资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利用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利用外资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增加了国家税收和外汇收人；促进了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引进了先进、适用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吸收外商投资加快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推动了开放型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一）缓解和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外商投资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1997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达15%，比1983年增加了14.1 个百分点。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迅速增长，1991年为 542.1亿元（1990年不变价，下同），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4% ；1997年为13311.8亿元，占22.8%，年平均增长 70.5%。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二）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加速国有企业改造。通过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带进了国外一系列先进的管理经验，使企业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许多国有企业、乡镇企业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得到了更新改造，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吸收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在相互竞争和配套协作中推动了国内相关工业的技术进步，弥补了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空白，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领域通过利用外资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形成了一批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如中国迅达、天津奥的斯、上海三菱等电梯合资企业使中国电梯行业从手工控制一步跨入电脑制动的90年代水平。外商投资促进了中国汽车、电子、通讯等重要产业的发展，大大缩短了中国产品在质量、工艺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四）增加财政收人，创造就业机会。大量外商投资企业的建立和投产开业，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来源。1997年，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涉外税收达 993亿元（不含关税和土地费），比上年增长29．97％，占当年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13．16％。自1992年以来，涉外税收一直是增长最快的税源之一。目前，已开业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5万家，直接从业人员1750多万人，约占全国非农业劳动人口的10％，成为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
（五）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作用日趋明显。在1987年以前，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突出，1981年出口额仅占中国出口总额的0.1%，进口额占0.5%。到1990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达12.6％，进口额比重超过20%，达23.1%。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外商来华投资迅猛增加，大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了经营期，进出口额随之大幅度增加。到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达809.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44.1%，进口767.2亿美元，占54.7%。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增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对海外的投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海外投资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一、中国的海外投资已初具规模。中国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在实施对外经贸市场多元化战略中，努力开拓海外市场，对外投资取得一定进展。目前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已初具规模。截止1998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共5666家，中方总投资额为63.3亿美元。其中,贸易性投资企业3288家,中方投资37.8亿美元；非贸易性投资企业2378家，中方投资25.5亿美元。在这些境外投资企业中，驻港澳地区的贸易性企业有1821家，中方投资33.8亿美元；非贸易性企业246家，中方投资2.1亿美元。从投资规模分布看，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其中，在澳大利亚投资所办企业的规模最大。到1997年底，中国在澳大利亚兴办的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的总投资规模达12.4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为3．3亿美元，约占中国在海外投资（非贸易企业）总额的二成。其他逾亿美元的国家和地区有：加拿大7 亿美元，美国5.7亿美元，香港3.6亿美元，泰国 2亿美元，俄罗斯1.9亿美元，南非1.1亿美元。从资金来源看，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资本金多为国外贷款，或以中国现有设备、技术、专利等折价投资，真正从国内调出资金很少。90年代以来，中方在海外企业的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总额的一半左右。
二、中国的海外投资涉及到多方领域。在目前海外投资企业有两类，一为主营进出口贸易的贸易型企业；二为非贸易型企业，后者投资涉及的领域包括：资源开发、工农业生产及加工、装配企业、工程承包、交通运输、金融保险、医疗卫生、咨询服务、旅馆旅游及中餐馆等。
三、中国的海外投资遍布世界五大洲。从投资地域看，中国的海外投资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占有较大比例，而且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原苏联、东欧国家发展较快。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已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企业分布状况看,美国是目前中国在海外投资兴办非贸易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到1997年已建257家,占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12％，紧跟其后的依次是俄罗斯有234家，泰国有134家，澳大利亚有98家，日本有86家，加拿大有78家。此外中国还批准部分国内大型商场在独联体国家兴办中国商店，目前，原苏联地区已成为中国实施市场多元化发展较快的地区。
四、中国的海外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就总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正在取得积极进展，一些大型外贸企业、企业集团在国际化经营的转化中，通过到国外办企业、设公司，利用当地资源、市场扩大营销，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海外投资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对外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把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义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向受援国提供无息、低息贷款或无偿援助的主要方式有成套项目援助、技术援助、物资援助和少量现汇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历程经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950年至1963年的初级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尽管百业待兴，但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中国对朝鲜、越南和其他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支持他们抗击外来侵略和战后的经济恢复及建设。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亚洲、非洲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
1964年至1970年的发展阶段，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非14国时，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原则——被称为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独树一帜”的中国援外八项原则，从此，中国对外援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更多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中国根据这些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需要，先后帮助受援国建设了一批工农业生产项目和社会基础设施，并提供了物资援助。
1971年至1978年的增长阶段，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后，同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增加，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从亚洲、非洲地区扩大到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援助支出总额大大增加，对外援助的规模和内容也有了新的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底，中国共向66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其中38个国家建成880 个成套项目。在八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对外援助创立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真诚合作的典范，博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扬和高度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指引下，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合理的调整与改革。其发展大体又分为两个阶段：
1979年至1994年的调整阶段，中国对援外方式进行了探索性的调整。通过统筹安排，扩大了援助面，主要帮助受援国发展当地有需要又有资源的中小型项目；将中国援助同联合国多边援助、受援国自筹部分资金、国际金融组织或第三国援助等相结合，在投入较少援款的情况下推动双边、多边经贸业务，促进援外与互利合作相结合。促进受援国和中国共同发展；因地制宜地对不同项目采取技术合作、管理合作、合资经营等方式，提高援助效益；进行援外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由试行投资包干逐步开始试行承包责任制。
1995年以来的全面改革阶段，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中国对援外工作进行了全面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援外工作的精神，中国在继续遵循援外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对外援助主要采用以下方式：一是采取政府赠款、政府贴息贷款等优惠贷款援助，由中国政府向受援国提供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以扩大对外援助的规模，提高援外资金的使用效益，推动双方企业的投资合作，带动中国设备、材料和技术出口。二是积极推动援外项目合资合作，以利于政府援外资金与企业资金相结合，扩大资金来源和项目规模，巩固项目成果，提高援助效益。
在此阶段，中国援外工作在改革中稳步推进，先后同31个国家签订了38笔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框架协议，新的援外方式得到越来越多受援国的理解和拥护。
50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先后向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中国援外人员以精湛的技术，全心全意为所在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及人民的信任和欢迎。中国不少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还获得了所在国政府授予的各种勋章和嘉奖。
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
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是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之间发展政治、经济友好关系的一条有效的途径。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事业始于70年代末，起步较晚，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生事物。创业初始，中国仅有中国建筑工程公司、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中国土木工程公司和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在中东地区的少数国家开展业务。经过20年的不断努力，中国的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O年来，中国的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发展经历了起步、逐步发展和稳步发展三个阶段。1978年至1982年为起步阶段，中国共批准了29家从事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企业。中国的对外承包劳务队伍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主要业务集中在西亚、北非。1983年至1989年为逐步发展阶段，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公司遵循守约、保质、薄利、重意的经营原则，不断扩大业务量，对外承包和劳务合作市场逐步扩大，为90年代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以来则是稳步发展阶段，经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企业由流通领域的窗口型公司为主转向生产领域的实体公司为主，这些公司从中央到地方，从专业到综合，有专门在某一地区开展业务的，也有全方位开展业务的。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在外承揽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档次不断提高，市场多元化战略已初见成效。
截至1998年底，中国累计签订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合同份数 16.1 万份，合同额834.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583.7亿美元，外派劳务超过 177万人次。中国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在发展中所显示的突出特点是：
一、业务规模不断扩大。70年代末，初登国际承包市场的中国专业国际经济合作公司仅签订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合同36份，合同金额仅仅 0.5亿美元。经过20年的发展，1998年中国签订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合同已达2.6万份，合同金额和完成营业额均已突破 100亿美元，分别达到117.7亿美元和101.3亿美元。全年有26家公司新签承包劳务合同额逾亿美元。从国别、地区看，合同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有21个，新签合同额共计75.7 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64.3％。完成营业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有35家。完成营业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有34个，完成营业额共计75.3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完成营业额的74.3％。
二、合作区域不断增加。中国在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创业初期，仅在中东地区和少数国家开展业务，截止1998年末，中国已同 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目前，中国与世界各大洲的经济技术合作区域所占比重分别为：亚洲59.9%，非洲16.6%，欧洲3.3%，拉丁美洲0.9%，北美洲3%，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2%，国境内工程及其他14.3%。
三、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对外承包工程公司顺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不仅争取对外工程承包项目，同时参与项目的经营管理，正在向成建制的总承包发展。劳务合作的内容也由单纯提供劳务发展为与外派技术、管理人员相结合的服务型、管理型的多层次、高技术劳务输出。海外企业已从单一的合资发展到参股、合作、合资、独资相结合。合作领域则从森林采伐、农业生产、建筑工程、公路建设、渔业合作逐步向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开发等技术密集行业发展。
四、企业素质和合作水平不断提高。目前，中国国际合作公司积极贯彻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在向窗口型和经营管理型结合转换的过程中，以实业化为基础，加快集团化、国际化进程，按照“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制定公司的经营战略，把经济效益放在经营目标的首位，由注重合同向注重合同与效益并重转换，由单项经营向综合经营转换，由单一市场向多元化市场转换，由分散单干向联营集团转换，从而使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水平与层次不断提高，有力地增强了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直接投资新动向 篇3
区位决定因素演变
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以及投资便利化三大国际投资区位决定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国际投资格局。
从宏观经济方面看，各主要经济体在此次经济危机中触底反弹以来，复苏步伐很不平衡，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全球经济复苏主要由新兴经济体推动。为此，全球FDI的复苏也主要依赖于新兴经济体。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统计，2010年二季度和三季度针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并购数量在全球超大规模跨国并购中占三分之一以上，其 “绿地”投资项目也出现大幅增长。2010年二季度全球五大吸收外资国中，有三个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中国、中国香港和俄罗斯）。
但总的看，针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并不足以支撑全球FDI流动的持续增长，全球跨国投资总体呈低迷状态。随着率先走出危机的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开始逐步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其经济增长在2010年下半年有所放缓。
可以预见，在赤字财政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一些发达国家也将逐步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与此同时，与国际投资流动密切相关的金融市场仍不稳定，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全球流动性过剩引发了大宗商品及资本市场过热的忧虑，汇率之争的背后隐现各方围绕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较力。这些都将给全球FDI流动增添新的不确定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各主要经济体一方面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并努力寻求全球经济再平衡；另一方面对外国投资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寻求投资者与东道国权利与义务的再平衡。总的看，国际投资政策的大趋势仍是朝着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方向发展，国际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
但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近年来，特别是经济危机以来，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和对外国投资的监管，限制性措施在总的投资政策中的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投资政策“二元化”倾向进一步发展。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从2000年到2009年，限制性措施在所有新发布的投资政策中所占比重从2％增加到了30％，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的措施相应地从98％减少到70％。近年来累计增加的投资限制性措施的影响不容低估。
此外，在执行现行政策，特别是投资的市场准入、审批过程中的各种“隐性”保护主义也值得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直接投资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仍远未到位，与国际投资密切相关的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的方向尚不清晰，直接影响低碳投资的新的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尚未确立，国际直接投资环境短期内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从投资便利化方面看，各国在经济危机之后纷纷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并在经济刺激计划框架内，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总体上对国际直接投资带来了有利的影响。
总之，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投资便利化等方面来看，全球FDI流动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的大趋势仍在发展。但全球经济仍处在结构调整阵痛期，经济、体制、政策不确定性以及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风险犹存，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在短期内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投资复苏水平较低
在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国际投资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全球FDI流动的复苏停留在低迷状态。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数据，继2009年下半年缓慢回升之后，全球FDI流动在2010年二季度再次下挫。联合国贸发组织全球FDI季度系数从一季度的113下降到二季度的85。
2010年二季度全球FDI的下降在一些发达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负流入（撤资）现象。
例如，流入英国的FDI下降了490亿美元（从2010年一季度的420亿美元下降到二季度的-70亿美元）；流入比利时的FDI减少了180亿美元（从一季度的100亿美元下降到二季度的-80亿美元）；流入爱尔兰的FDI减少了70亿美元（一季度的60亿美元下降到二季度的-10亿美元）。流入美国的FDI从一季度的480亿美元下降了200亿美元。
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的FDI出现了增长，其中荷兰增加了440亿美元，瑞士增加了60亿美元，挪威增加了55亿美元。
发展中和轉型经济体主要外资吸收国的FDI流入量仅小幅下降。中国是二季度全球二大FDI吸收国，其流入FDI与最大的FDI流入国美国相比仅差5亿美元。
导致2010年二季度全球FDI流动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跨国公司从一些发达国家子公司抽回资金，即要求子公司偿还母公司的借款和大幅度减少利润再投资。
欧洲跨国公司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由于担心主权债务危机在二季度扩散到整个欧元区，欧洲公司大幅减少了对英美子公司的借款，导致流入这些国家的FDI下降。在美国，从欧盟流入的FDI大幅下降，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FDI却出现了增长。
尽管2010年三季度的初步数据显示，该季度的跨国并购额较上一季度增长27％，但跨国并购在二季度和三季度总体上继续停留在较低水平。
FDI另一种重要的方式，“绿地”投资也未出现明显反弹的趋势。“绿地”投资项目数和金额在2010年二季度小幅增长，但三季度的金额有所下降。与上一年相比，2010年“绿地”投资项目数迄今为止变化不大。
从以上情况看，2010年三四季度的FDI流动将缓慢回升，而跨国并购将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并购。从全年看，2010年全球FDI流动将与2009年基本持平或略有增长。
全面回升仍需时日
但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不牢，国际金融市场（包括主权债务市场）仍不稳定，主要经济体汇率等经济政策摩擦升温，保护主义措施逐步积累，加上全球流动性飙升的影响将逐步显现，全球FDI流动在短期内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其全面回升仍需时日。
从国际投资的中长期前景看，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仍在继续，国际投资政策总体上仍在朝着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方向发展，各国仍将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推动国际直接投资持续回升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
如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进展顺利，主要经济体在经过一两年调整之后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全球经济增长以及向低碳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新的投资机遇和热点有望推动全球FDI流动实现全面增长。
联合国贸发组织2010年对全球主要跨国企业所作的《2010－2012年全球投资前景调查》显示，跨国企业对中长期投资前景的预期明显改善，对2012年投资前景持悲观看法的跨国企业不到3％，持乐观态度的则占60％以上。全球主要跨国公司均表示将在今后两年逐步扩大海外投资。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全球FDI流动的低迷状况实际上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背离的状态。从企业层面看，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尽管对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困难，但并未对跨国企业全球化生产体系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
在危机期间，全球主要跨国公司，特别是受危机冲击较大的公司得到了各国政府有力的帮助。全球约4万家大型企业共得到了各国政府超过2万亿美元的救助。全球主要跨国公司销售额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
跨国公司外国投资存量2009年增长15％，达到近18亿美元。其海外资产比危机之前还有所上升，从2008年的71.7万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77.1万亿美元，增长7.5％。
随着全球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缓慢复苏，加上跨国企业削减成本，跨国公司利润水平不断上升。据汤森路透的预测，2010年美国最大的500家企业以及欧洲最大的600家企业利润预计增长30％以上。同时，由于企业盈利增加，加上外部融资环境保持宽松，企业流动性状况也明显改善。
目前困扰跨国企业扩大全球投资、经营的主要问题更多的是出在宏观和政策层面，而非企业层面。正是全球经济的失衡和增长乏力，以及国际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使跨国企业实施新的国际投资战略时举步不前。
特别是最近各主要货币汇率频繁大幅波动扰乱了资产价格信号，对跨国并购、海外资产价值、利润转移带来了不确定因素，影响了跨国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国际投资决策。
要实现全球FDI的持续回升，必须进一步改善全球金融市场状况，提高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加强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避免投资和贸易等领域的保护主义，消除跨国企业进行国际投资的不确定因素。否则，全球FDI短期内难以出现全面的复苏。
中国海外投资集群化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在改变全球投资流动的总体态势的同时，也改变了外国投资的地缘决定因素和区域性格局。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和供应链正经历着一次新的调整，并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相互交织，可能在今后几年推动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调整。
面对国内外的诸多新的挑战、限制和约束，中国对外开放需要质的变革，在战略上实现从“外向型”到“外在型”的转变。
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后，由出口和外资高速增长推动的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轨迹所面临的限制日趋明显。
贸易方面，中国经济在短期内遭受到西方发达国家需求骤降的严重冲击。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意味着中国经济借助出口实现超常规增长的外部条件已走过了其黄金时期。
投资方面，世界范围内国际直接投资虽在复苏，但达到危机前的水平仍需时日。加之中国外资规模基数庞大，引进外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空间有限。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沿着原有轨迹继续开放仍有空间，但已不能适应21世纪下一个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
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增长，须对原有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根本的调整和变革。国内经济方面，增收入、促销费、调结构、保增长等诉求与国际经济方面的战略调整密不可分。
一方面，必须维持经济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保持经济大进大出的局面，并继续在出口促进和吸引外资两方面发掘潜力，努力吸纳国际资源，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深化。
另一方面，须正视中国经济自身和国际经济环境的现实，积极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尽可能多地走出国界，主动地整合国际资源。这里所说的资源既包括初级产品及矿产资源，也越来越多地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
中国相当多的地区在工业用地的供应方面所面临的限制日益明显，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释放已近极限，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趋势将持续并不断加速。
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则可以帮助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企业突破产业升级中面临的一些瓶頸（包括资源、社会和环境压力，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贸易保护主义等）。
很明显，面对诸多新的、全球性挑战和内、外部约束条件，原来的“外向型”战略已显不足；而通过集群式、价值链驱动的海外投资实施新的“外在型”战略，已经成为尽可能多地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和配置资源，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再上台阶的必然要求。
从很大程度上说，产业升级是“中国制造”突破困局、再创辉煌的出路所在，而加大海外投资力度则是一个关键。考虑到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金融实力，以及人民币的升值，其海外投资将持续、高速增长，目前海外投资和吸引外资1∶2的比重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升至1∶1。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海外投资方面仍存在瓶颈，主要表现在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偏低，对知名品牌、核心技术和国际生产体系的控制仍然有限。因此，中国企业总体上的国际化程度仍然很低（在贸发会议以海外资产及经营规模排序的全球跨国公司100强中，中国公司仅占两席）。
从规模和产业布局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海外投资总规模仍然很小，且布点分散，缺乏配套，未形成海外产业链。但这些差距也彰显了潜力，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利用海外生产要素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民收入不断提高的巨大潜力。如何变潜力为实益，关键在于能否培育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群体。
推动海外投资和产业升级应具有全球视野。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应从“推动”（如通过优惠措施鼓励企业走出去）和“拉动”（如通过一体化的投资和市场体系吸引企业在特定东道国投资）两方面着手，实现跨国界的产业升级。应积极地引导相对低端的制造业产业链向海外延伸。
通过在海外投资设厂或培育代工企业，可以有针对性地将那些对土地、能源和自然资源需求量大的产业首先转移出去。在政策引导上，应着力于改变中国海外投资布点分散、缺乏配套的现状，实现海外投资由“点式”（生产导向）到“链式” （价值链导向）、由“散兵游勇”到产业集群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