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税制改革（精选五篇）
物流税制改革 篇1
据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何黎明已经在2月23日的物流企业座谈会上就财政、税收、交通、融资、土地、产业安全等问题向国家发改委提出了10条政策建议;在这次会上中国物资储运协会会长姜超峰等与会专家及物流企业代表也就目前物流行业的税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建议。
其实，物流业内对税制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政府层面也屡有微调，如2005年开始实行的物流税收企业试点，到目前已经有四批共392家企业被纳入其中。但是在记者的走访和专家们的呼吁中却不难发现，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现有的相关税制已经开始暴露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关系到物流企业的营业税，由于其出台时间较早、内容繁复，已经难以跟上物流业发展的脚步，亟待变革。
问题一：仓储业营业税高于运输业营业税
对于“运输类企业的营业税率是3%，而仓储类企业的营业税率却是5%”的问题，业内的讨论由来已久。
作为中国物资储运协会的会长，姜超峰一直在为仓储企业降低营业税率奔走呼吁。他告诉记者，仓储企业的营业税率之所以要高于运输企业，是因为1993年在营业税暂行条例出台时将交通运输业归类为生产型服务行业，仓储业归类于消费型服务行业;而按照现代物流的概念，交通运输业和仓储业本应同属物流业，这就从根本上造成了谬误，“业内人士都知道，仓储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低于运输企业的，而它们却要承担高于运输企业的营业税，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何况，随着现代物流的发展，目前在物流企业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企业要交两种不同税率的营业税，原因是这个企业既有仓储业务也有运输业务”。
唐山北方物流就是这样一家既有仓储业务，又有运输业务的现代物流企业，据该公司营业部的张晓东经理介绍，北方物流目前的主要业务包括仓储、运输、国际贸易和货代，还有部分钢铁物流，其中仓储业务的营业税连同附加税的税率一共是5.55%，而自开票运输业务的营业税连同附加税的税率是3.33%，他说，“我认为现在仓储业的营业税税率确实偏高了一点，因为仓储的利润率比运输要低，据我了解就全国来说，仓储的利润率也就在3%～5%，而营业税却要上5.55%，这不太合理”。
问题二：自开票纳税人资格认定条件滞后
在记者的走访中，很多企业也提出了自开票纳税人资格认定条件滞后的问题。这些企业普遍认为，目前税务部门所使用的自开票纳税人资格认定条件及细则是2003年出台的，至今也没有按照物流业的发展情况给予及时修订，导致该政策已经落后于现实的需要。
张晓东经理也谈了他对自开票纳税人资格认定问题的一些看法，他说，“我也觉得现在税务局对自开票纳税人的界定条件和实际操作业务无法对应得上，比如说现在物流企业整合社会车辆很正常，可是整合的部分，税务部门却不认作是自开票纳税的业务范围，而是要到税务局代开发票”。张晓东告诉记者，到税务局代开发票的税率是6.68%，比自开发票的税率足足高出了3个百分点，不仅税率高，还要提供收货人、发货人税务登记证，而且是加盖财务公章的原件，“我有一个贵州的客户，全套手续足足办理了1个月的时间，真的很麻烦”。
“我曾到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上了解过运输业自开票纳税人认定的条件，我认为我们公司完全符合这六个条件，既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会计制度也很健全，也有自有车辆提供运输服务，道路经营许可证等也都符合要求，但是去年税务部门却又以‘我公司提供服务的不全是自有车辆’为理由取消了我们的自开票纳税人资格，这件事交涉了很久才解决。”
张晓东表示，现在物流行业里，整合社会运输资源是很普遍的，很少企业是全部自有车辆运输。随着轻资产概念的引入，更有一些管理能力很强的物流公司只专注于最核心的业务，把运输等业务都外包出去，而且中国公路运输的一大特点就是最大的运力都集中在个体运输者手里。“这涉及了一个对联运概念的界定问题，物流业普遍认为联运就是联合运输，而税务部门却认为联运只是指多式联运这一种模式。我们公司自有车辆20部，可供整合的社会车辆却有4、5百辆，现在需要整合社会车辆的业务的营业税只能到税务局代开发票。”
青岛交运联运公司的张金星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出了自开票纳税人认定条件亟需修订的建议，他的理由是现在的条件及细则落后于行业的发展，难以对物流行业进行规范与约束，“据我了解，现在这个行业存在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一些具备自开票纳税人资格的物流企业为客户代开发票，虚开发票，这个应该算作是税务监管的一个漏洞”。
问题三：开票额度限定制约第三方物流业务发展
济南大金物流中心有限公司运营总监丁勇敢提到的问题也很具有代表性，他告诉记者，企业运输发票的开据限额从某种意义来说制约了企业第三方物流业务的发展。
“我们公司现在虽然有自开票纳税人的资格，但是开票的额度是根据公司的自有运力来核定的，核定的方法是将公司所有自有车辆的载重量相加再乘以一个假设里程数，而企业在业务中整合的其它车辆的运力却不能被核定在内。举个例子，这样一个企业如果只有两台车，那么它的运输开票额度就可以只有30万”。
丁总监认为，在现今的物流行业里，企业做总包，再整合资源不可避免，如果一个企业与客户签订的是价值1000万元的合同，而该企业的开票额度只有600万元，那么剩余的票额将无处开具。“如果企业为了弥补这一项四处找票，不仅不规范，更不合法，因此我觉得按照企业的自有车辆载重吨位核定开票限额在某种意义上制约我们第三方物流业务的发展”。
在2007年8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所做的《物流税收试点企业调查报告》中也指出，“这种硬性要求企业自备车辆的传统思维，将会削弱我国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会阻碍现代物流业在我国的发展”。
问题四：物流税收试点何时在全行业推广
2005年至今，已经先后有四批共392家物流企业被纳入了营业税差额纳税试点范围，这些企业可以享受包括差额纳税在内的税收优惠。
然而在采访中，更多的受访者都表示自己的企业并没有被纳入物流税收企业试点。赣州物流协会的副秘书长李饶生和济南大金物流中心有限公司运营总监丁勇敢都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所在的城市还没有一家企业被纳入试点范围，“我觉得物流税收企业试点推行得还比较窄，还没有落实到更多的城市和企业”。丁勇敢表示大金物流也遇到过重复征税的问题，“我们做第三方物流管理，因为我承揽了甲方的工作，作为乙方我就要给甲方开票，而我又把其中的一些工作包给丙方，但是由于没有被纳入差额纳税试点，丙方给我开的发票并不能抵扣我开给甲方的票的税款。为了减少这部分的损失，我一般就不要丙方开具的发票，而是让他在价格上为我省出部分税金”。
中国物资储运协会的刘洪波秘书长、厦门物流协会的王惠军副秘书长也都表示，希望物流税收试点能尽快在全国推广，使更多的企业受益。
问题五：统一发票强化监管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物流业使用发票有普通运输业发票、服务业发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发票3大类，共20余种。张晓东经理告诉记者，唐山北方物流的业务不仅包括仓储、运输，还有海运、装卸、管理等，现在几乎是每一种业务都要开具一种发票，需要开具的发票，有仓储的、装卸的、国际联运的、运输的，贸易及加工业务还要开具增值税发票。
正如张经理所说，这些发票都有不同的使用范围、标准和要求，而繁杂的发票种类确实也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厦门物流协会副秘书长王惠军总结了四点影响，首先是是物流企业财务管理复杂，管理成本高，限制了业务集成和网络扩展;其次是税务部门拉长了管控链条，增加了监管的难度，降低了征收执法的效果;第三是物流企业所服务的生产型企业无法精确估算综合物流成本，影响企业产品成本分析和市场决策;第四是束缚了守法企业的手脚，给不法企业留下可乘之机，不利于形成诚信守法的社会环境。
丁勇敢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特别提到了统一税票的建议，他说，统一税票可以规范行业环境，这有利于正规的物流企业，一些小的没有资质的企业就会被拒之门外。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研究室主任贺登才则表示，整合与物流业务相关的各类现有发票，推出统一的物流服务业专用发票，可以适应“一票到底”的一体化物流运作需要，简化现有物流企业发票管理政策和税务监管机制。
在走访中，企业反映较多的还有仓储企业的土地使用税及所得税等诸多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利好的消息让我们充满希望：浙江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姜宁莲告诉记者，为了加快浙江省现代服务业和物流业的发展，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涉及到税收的相关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层面的关注。赣州物流协会副秘书长李饶生也表示，赣州市为制定适应本地的物流行业规模标准已经展开调研，今年上半年就会陆续出台相关政策，物流税收也是调研的重要部分……
如果说，引起政府层面的关注已经是在物流相关税制改革迈出的第一步，那么最终建立单独的物流税目将是所有问题的根本举措，这期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键是有关部门能不能直面现实，下决心对目前存在于物流税收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改革;在财政立法方面，对物流业在我国经济中重新定位;在地方裁量方面，正确处理好地方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关系。
分税制改革 篇2
为什么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分税制改革方向?
在中国即将启动新一轮经济体制配套改革的关键时期，财税改革再次成为研讨和推进配套改革的切入点。近些年因现实运行中所出现的诸如县乡财政困难、地方隐性负债、土地财政和以专项补助为代表的“跑部钱进”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将分税制的评判问题推向风口浪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分税制改革必须“全覆盖”
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这是世界各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不约而同形成的体制共性与基本实践模式。在举国“迎接三中全会”的当下，我们有必要按照基本分析思路来审视：为什么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分税制改革方向?
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机制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主要定位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弥补市场失灵和不足，因而政府的事权、财权主要定位在公共领域，“生产建设财政”须转型为“公共财政”，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作为主要目标和工作重心。所以制度安排上，必然要求改变按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的规则，而走向法治背景的分税分级体制，让企业得以无壁垒地跨隶属关系、跨行政区域兼并重组升级优化而释放潜力活力，充分公平竞争。同时在政府间关系上，也遵循规范与效率原则，由各级政府规范化地分工履行公共财政职能，将事权与财权在各级政府间进行合理划分，配之以财力均衡机制即以资金“自上而下流动”为主的转移支付。
分税制是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的简称，其体制内容，包括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支出责任)与财权(广义税基配置);按税种划分收入建立分级筹集资金与管理支出的财政预算;分级的产权管理和举债权管理问题，以及转移支付体系问题。分税制既适应了市场经济下政府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职能定位的内在要求，也迎合了各级政府间规范化地、可预期地分工与合作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公共需要。
一言以蔽之，分税制财政体制内洽于市场经济。在我国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全面配套改革，坚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方向，是切不可动摇的。近些年来地方财政运行中出现的县乡财政困难、隐性负债、土地财政、“跑部钱进”等问题，绝非分税制所造成，恰恰是因为分税制改革在深化中遇阻而尚没有贯彻到位，特别是在省以下还并未成型所引致。还有一种看法，虽未在表述上全盘否定分税制方向，却从强调“因地制宜”切入而提出“中央与省之间搞分税制、省以下不搞分税制”、“非农区域搞分税制、农业区域不搞分税制”的主张。
这一设计思路看似以“实事求是”为取向，要害是未能领会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内在要求而脱离了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的基线和现实生活中的可操作性，属于一种使财政体制格局重回“条块分割”、“多种形式包干”的思维方向，未能把握深化改革的“真问题”。一个统一市场所要求的各种要素无壁垒流动的制度安排，如何能够如此“因地制宜”而横纵皆为切割状态?如果说省以下不搞分税制，那正是“94改革”以来我们看到的因深化改革受阻而业已形成、为人诟病的现实状态。如果说“农业地区不搞分税制”，那么且不说实际操作方案中如何可能合理地将我国具体划分各类大大小小、与非农地区仅一线之分的“农业地区”，只要试想一下，假如处在体制分隔、切割状态，各个区域中的企业如何形成我国目前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各地政府将如何处理各自辖区的企业所得税索取权?
因此，统一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化机制，必然要求分税制“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地实施其制度安排的全覆盖。分税制改革的制度创新的内在要求如此，与之相联系、相呼应的管理系统创新、信息系统创新，也必然都应当“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地全覆盖。
事权与财权相顺应
近期和未来在深化改革中健全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大思路，应是在明确政府改革中职能转变、合理定位的前提下，配合政府层级的扁平化和“大部制”取向下的整合与精简化，按照中央、省、市县三级框架和“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配之以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和地区间横向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内洽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事权与财权相顺应、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根据“94改革”以来分税制深化改革不尽如人意的突出矛盾和真实问题，今后改革的重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最小一揽子”配套改革中积极、渐进推进省以下分税制的贯彻落实，通过省直管县、乡财县管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大面上将我国原来的五个政府层级扁平化为中央、省、市县三个层级(不同地区可有先有后)。
第二，在顶层规划下调整、理顺中央与地方三层级事权划分，进而按照政府事务的属性和逻辑原理，合理和力求清晰地划分政府间支出责任，尽快启动由粗到细形成中央、省、市县三级事权与支出责任明细单的工作，并在其后动态优化和加强绩效考评约束。地方政府应退出一般竞争项目投资领域，经济案件司法审判权应集中于中央层级等。
第三，以税制改革为配合，积极完善以税种配置为主的各级收入划分制度。大力推进资源税改革(以“从价征收”机制覆盖到煤炭为重头戏)和积极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范围;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调整部分税目的消费税征收环节，将部分消费税税目收入划归地方;将车辆购置税划归为地方收入;积极推进“营改增”，将增值税中央增收部分作为中央增加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来源。
第四，按照人口、地理、服务成本、功能区定位等因素优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公式，加强对欠发达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适当降低专项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归并、整合专项中的相似内容或可归并项目;尽量提前其具体信息到达地方层面的时间，并原则上取消其“地方配套资金”要求，以利地方预算的通盘编制与严肃执行;积极探索优化“对口支援”和“生态补偿”等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第五，结合配套改革深化各级预算管理改革，在全口径预算前提下从中央级开始积极试编3-5年中期滚动预算;把单一账户国库集中收付制发展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配之以“金财工程”、“金税工程”式的全套现代化信息系统建设来支持、优化预算体系所代表的全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决策;应加快地方阳光融资的公债、市政债制度建设步伐，逐步置换和替代透明度、规范性不足而风险防范成本高、难度大的地方融资平台等隐性负债;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建设也需结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设而积极推进。
第六，在“渐进改革”路径依赖和“建设法治国家”、“强化公众知情与参与”多重约束条件和逻辑取向下，逐步而积极、理性地推进财税法制建设，掌握好服务全局大前提下“在创新、发展中规范”与“在规范中创新、发展”的权衡点，强化优化顶层规划和继续鼓励先行先试，在经济社会转轨历史时期内，不断及时地把可以看准的稳定规则形成立法。
税种 现行情况
纳税人 计税依据 税率 税收归属
增值税 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 增加值(小规为销售额)0、13%、17%(小规为3%)中央地方75：25;进口环节归中央
消费税 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 部分商品销售额、销售数量 比例税率(1%-56%，共14档);定额税率 中央独享
营业税 有偿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 营业额或转让额、销售额 3%、5%和20% 地方独享(部分行业企业除外)
企业所得税 境内的一切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来源于中国境内外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扣除免征额 10%、15%、20%、25% 中央地方60：40;部分央企归中央
个人所得税 居民纳税义务人和非居民纳税义务人 工资、薪金所得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等11项，扣除免征额 工资、薪金5%-45%九级;个体户生产、经营所得：5%-35%五级;其余20% 中央地方60：40
资源税 境内开采矿产品或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 原油、天然气的销售额;煤炭、盐等5类矿产品数量 原油天然气销售额5%-10%;其余从量 中央地方共享
城镇土地使用税 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 实际实用的土地面积 分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四类 地方独享
房产税 房屋产权所有人 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的房产余值或租金收入 房产余值的1.2%，或租金的12% 地方独享
城市维护建设税 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税额 按城市级别分1%、5%和7%三档 地方独享(部分行业企业除外)
耕地占用税 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占用耕地的面积 5元-50元/平方米 地方独享
土地增值税 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 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产权所取得的增值额 40%-60%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地方独享
税制改革运行平稳 篇3
专家指出，营改增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对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结构转型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改革红利必将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当前，世界经济仍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大。“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营改增这招“大棋”时作出的郑重承诺。
5月1日，已试点4年的营改增全面推开，昔日地方第一大税——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将这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最深刻的财税改革推向高潮。处在发展关键节点的中国，通过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助推“十三五”中国经济迈向更高层级。
营改增是创新驱动的“信号源”，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全面实施营改增将释放巨大红利。据统计，从2012年启动试点以来，营改增已累计减税6412亿元，此次新增试点的四大行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涉及纳税人1100多万户，比前期试点的590多万户增加近1倍，营业税占原营业税总收入的比例约80%，今年减税的金额将超过5000亿元，这是本届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
专家指出，减税对企业而言就是放水养鱼，让大多数企业受惠，轻装上阵抵御经济下行压力，实现逆势增长。
总理——对于营改增这么说
营改增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备受李克强总理关心。
今年以来，关于营改增，李克强去过哪里？都说了什么？
北京——全面推开营改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座谈会。1月22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全面推开营改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显著减轻企业税负，调动各方发展积极性。李克强指出，全面推开营改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周全考虑、精心设计。今年全面推开营改增并加大部分税目进项税抵扣力度，将带来大规模减税，中央和地方都要采取措施落实到位。要把握节奏、稳妥推进，采取增量式、渐进式方法推进改革，避免财力分配格局变化对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影响，确保相关改革措施尽早见效。
北京——人民大会堂。3月5日，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全面实施营改增。从5月1日起，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北京——国务院常务会议。3月18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方案，明确自今年5月1日起，将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实现货物和服务行业全覆盖，打通税收抵扣链条，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升级。
海南——博鳌。3月24日，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开幕式上说，我们要积极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比如，全面推开营改增，这是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将为企业减轻税负5000多亿元，不仅有利于统一税制、消除重复征税，更重要的是会有力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研发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
北京——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4月1日下午，营改增全面推行改革“倒计时”一个月之际，李克强到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扎实做好全面实施营改增的各项工作。在随后的讲话中，李克强强调，改革后“所有行业只减不增，而且不光是大行业。这句话不能够囫囵吞枣，还得靠你们精心操作”。
北京——国务院专题座谈会。4月11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座谈会，研究全面实施营改增相关问题，听取部分省份意见，部署下一步工作。李克强指出，营改增是深化改革一招很重要的“棋”，是要动利益、动“奶酪”的。但我们下定决心，必须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各部门要紧密配合，积极解决改革推进中遇到的问题。
四川——成都。4月25日晚，李克强夜访成都宽窄巷。表面看，这只是一趟“闲庭信步”似的观光行程，但事实上，李克强在每个摊位前的驻足，都是一场“小型调研”。李克强向多位店主详细询问生意变化状况、税费负担情况，以及对即将推出的“营改增”意见，实地感知“市场温度”。
湖北——十堰。5月23日，李克强在湖北考察期间，到访十堰农村商业银行北京路支行，详询营改增后金融机构税负变化。在10多分钟问询后，李克强重申，营改增要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金融行业营改增尤其要力戒税负增加转嫁实体经济。在十堰市民服务中心，李克强细询营改增实施效果，并再次重申“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当了解到营改增后税收额虽有所减少，但税基却在扩大后，李克强说：“我们推出这项改革目的就是为企业减税，通过放水养鱼，激发市场主体的更大活力。”
税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税制的进步，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具体体现。
李克强强调，全面实施营改增是中央和地方共同的责任。“要从长远和大局出发，兼顾各方利益，调动各方积极性，合理解决中央和地方增值税收入分成比例等问题，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实现改革顺利落地。”李克强说。
“我们的目标，是推进结构调整，推进整个经济的转型。”李克强在国务院专题座谈会上说，“希望大家共同承担责任，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做好支撑，也为未来经济发展打造新动力。”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说：“增值税取代营业税，在税制结构上更显公平、公正，对于提升国家现代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行军”，进入深水区的财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极为不易。营改增“收官”，无疑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营改增的全面推开，正在重塑中国增值税制。
专家指出，增值税全面取代营业税后，接下来的任务就要进一步规范增值税制，更好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为企业营造更公平的市场环境。
营改增的全面推开，成为重塑中国财税制度的新起点。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规范是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专家指出，营改增全面推开提出了地方税体系的重构问题，正积极推动规范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形成。
营改增的全面推开，将为其他国家经济转型提供经验。这一探索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税改——助推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激发内生动力，培育新动能。
1954年，法国率先实行增值税制度，有效解决了传统销售税的重复征税问题，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和服务业发展。目前，全世界已有约160个国家和地区开征增值税。
营改增在我国全面推开试点后，增值税作为第一大税种，所占税收比例将达到42%左右。短期看为更多企业减轻税负，长远看则利国利民。
营改增的政策取向，更强调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分工优化，拉长产业链，带动制造业升级。据税务部门统计，营改增试点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2年的45.5%逐年提高到2015年的50.5%，首次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2015年底营改增试点服务业企业达到510万户，是2013年试点企业数量的1.35倍，改革成效好于预期。
以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市场活力的“乘法”。
专家指出，对企业来说，营改增的减税并非躺在原地不动就可以“坐享其成”。相比营业税，增值税对企业经营管理、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必须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科学管理规范经营，才能最大程度地享受改革红利。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营改增全面推开迈出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步。”
为保障这项改革顺利实施，确保实现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国家税务总局已合计出台112项改革准备工作，与地税一同完成了1000多万户纳税人的征管档案移交，加强督察，加大培训，让企业尽快适应新税制。
税改——全面实施有利创新
营改增，就是原来按营业税征收的部分行业，现在改为按增值税征收。
2012年1月1日，我国在上海率先启动营改增试点，随后分批次、分行业向全国范围推进。到2014年6月，营改增试点已覆盖全国，涉及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以及七大现代服务业。今年5月1日，改革攻下最后的堡垒，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至此，现行营业税纳税人全部改征增值税。
据了解，此次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基本内容是实行“双扩”。一方面扩大了试点行业范围，一次性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试点；另一方面，继上一轮增值税转型改革将企业购进机器设备纳入抵扣范围之后，本次改革又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
专家表示，全面实施营改增，是深化财税改革的“重头戏”，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一举多得的效应。通过统一税制，实现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的全覆盖，贯通服务业内部和二、三产业之间抵扣链条，从制度上消除了重复征税，可以大幅度减轻企业税负，并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营改增的政策取向突出了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这将促进产业分工优化，拉长产业链，带动制造业升级，从而发挥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助推器”作用。
数据显示，营改增试点以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由2012年的45.5%逐年提高到2015年的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同时，营改增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和服务外包，对于鼓励投资和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15年，在营改增试点行业范围不变的情况下，试点纳税人户数同比增长近40%，远高于全国税务登记户数13%的增幅。
营改增还有利于提升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出口竞争力。专家指出，增值税可以实现出口退税，消除跨境贸易及服务的重复计税，而营业税则无法实现。在“一带一路”政策激励下，大量中资企业走出国门，需要与国际上的主体税种融合。增值税是世界上最主流的流转税种，全面实行营改增，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更大便利。
结语
从今年5月1日起，中国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这是“十三五”开局之年的一项重要财税体制改革，也是重要的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目前，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已由营业税全面改征增值税，税制转换运行平稳，改革目标初步实现。
专家认为，这项改革有利于统一税制、解决重复征税问题，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发展后劲，有利于加快服务业发展、加速新经济发展和新动能的培育、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同时，中国初步形成了支持创业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在促进创业创新中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税制改革四大重点 篇4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近日表示，税制改革将本着“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从四个方面继续推进。在24日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谢旭人说，今年实施的出口退税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东北老工业基地增值税转型等改革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明年的改革将从以下方面稳步推进。
一是完善出口退税机制。一是完善出口退税机制。密切关注改革措施的实施情况，全面掌握和研究解决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搞好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依托金税工程和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加强注册香港公司后退税申报审核，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出口退税和免抵调库，同时严防骗税案件的发生。
二是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深入细致地做好减征农业税的测算工作，认真核实每户农民减征和应缴的税额，并张榜公布，接受监督。据实核减因征占耕地而减少的农业税计税面积，确保核减的计税面积落实到户。做好农业税灾歉减免工。
三是继续做好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等工作。研究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为以后在全国实施积累经验。积极落实提高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等企业所得税政策和调整部分矿山油田企业资源税税额的策。
四是积极研究有关税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配合，深入研究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实施的方案，研究适当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和税率结构，继续进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方案的研究与准备工作，抓紧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改革物业税，在部分省市开展房地产模拟评税试点工作，按照最严格保护耕地的要求完善耕地用税制度。
2010:减税,还是税制改革? 篇5
新年伊始,2010年税收政策的一些密集调整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新动向,引起了公众极大关注。
继去年减免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5000亿元之后,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一部分的结构性减税,将在2010年继续实施。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调整动向。同时,动议之中的资源税可能开征、物业税全国空转等问题也同样备受关注。
为了解下一步结构性减税计划,以及减税与经济发展、减税与财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中国新闻周刊》特约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进行了一次对话。
结构性减税新动向
中国新闻周刊: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召开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局长肖捷提出,2010年要继续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不断增强税收调控职能。结构性减税在2010年还会有哪些新动向?
高培勇: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之一,结构性减税在2008年10月开始提出。核心是增支和减税。结构性减税和普通减税的差异有三条:第一,它不是全面地减,而是有选择性地减;第二,它不是大规模地减,而是有限度地减;第三,它也不是增减互抵之后净效用为零,而是实实在在地要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
2010年,大家肯定依然对减税充满期待。2010年结构性减税能做些什么?我个人将之表述为三个层次。
一、过去已经推出的减税项目,如果不是短期的安排,那么2010年仍然要继续实施下去。比如2008年推出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类似这样的已经深入到税制安排层面的改革,2010年以及更长的时间内肯定要继续坚持下去。
二、在过去两年间推出的有时限的临时性措施,比如二手房营业税的减免优惠,当时宣布实施一年。现在看起来,凡是有时限的,就面临继续下去还是结束的问题。比如,二手房营业税的优惠措施就废止了。
三、推出新的结构性减税安排,主要是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物业税等三项。
中国新闻周刊:在民众最关心的个人所得税方面,2010年会有哪些新的动作?例如大家最关心的起征点,是否会上调?
高培勇:实际上,起征点应该是“被称作起征点的扣除额”。它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但对起征点进行调整的改革,不是逼近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的改革。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有两条:一是调节贫富差距,一是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个人所得税必须从分类走向综合。综合跟分类的最大差别,是必须以人为单位搞清他所有的收入,然后再根据收入的多与少实施调节,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实现公平负担,堵塞税收流失漏洞。
贾康:我基本的看法也是赞成走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思路。中国现在按照11个分类征收个人所得税,在这种框架之下简单地讨论提高起征点没有意义。
我个人建议,可以先把资本利得抛在一边,综合其他各种收入。我们的身份证号码应该成为各人的社会保障号码,同时也应该成为个人纳税号码,这个号码应该终身不变,并在整个登记系统中是唯一的。这一纳税号码,配合金融实名制和金融系统的计算机联网,就可以将一个人名下在各个金融机构的年度收入合计在他个人的号码之下,然后再以超额累进的方式征收个人所得税。
那么超额累进税率的设计应该怎么样考虑呢?我认为,极而言之我们可以不动起征点,在刚过起征点的档次上将税率调低到1%,这既使较低收入阶层进入了纳税人范围,又明显降低了他们的税负。在中等收入阶层,以5%来覆盖就可以了。对在此范围界限之上的收入,我认为可以再加大调节力度,强化收入再分配,即对更高的收入可以从5%跳到15%,再跳到25%,最高还可以设想跳到35%。这种综合配套的新方案,将明显降低低收入阶层的税负,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并且加大高收入阶层的实际税负。
中国新闻周刊:日前有媒体称物业税“空转”将可能变为“实转”,2010年是否会有相关计划?
贾康:我们对于现在被称为物业税的不动产税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它可以校正地方政府的职能与行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物业税实际上会给中国有产权房的社会成员增加一个保有环节的税负,这个税负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物业税会促使以后有能力买产权房的这些社会成员购自住房时,更多考虑买小户型,它也会抑制那些想买房来炒作的投资者或投机者。进一步,这种需求方的变化会影响供给方,开发商会注意在自己开发的地皮努力兴建更多的小户型住宅,由此带来的一方面是中国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在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高培勇:物业税太重要了。重要在哪儿?要我说就一句话,还是和贫富差距的调节有关。中国人走到今天,贫富差距最终要通过征收财产税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收入的差距;二是消费的差距;三是财产的差距。而在这三个层面的差距中,财产是基础性的,最根本的。政府要想调控,就必须瞄准财产。中国目前调节贫富差距的工具说到底还得靠税收,而税收现在面临的尴尬局面是财产环节没有税。中国2010年应该在结束财产环节无税状态方面有所作为。应该以物业税的开征来带动整个财产税体系的建立。
中国新闻周刊:在增值税方面会推出哪些新的安排?
高培勇:减税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完成,比如缩税基、减税率,而增值税的减税则是通过从生产型到消费型的转型来完成的,这是一种机制上的调整。它里面有很多“玄机”。
生产型和消费型有什么区别?我认为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了:用于购买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的款项是计征增值税还是免征增值税?如果是计征,就是生产型增值税;如果是免征,就是消费型增值税。
2010年,要在增值税的转型改革问题上作出新的调整,我认为可以有一个突破口:那就是将增值税的抵扣范围,从设备投资扩大到所有固定资产。据估算,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中设备投资占三分之二,土建部分占三分之一,我们现在只允许抵扣其中的三分之二。2010年要在这方面做出突破。但是这牵涉到营业税的改革,因为现在的建筑安装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给土建部分抵扣等于是用营业税抵扣增值税了。所以这个配套要同时进行,将营业税与增值税的改革衔接起来。
税制改革与《预算法》修订
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资源税、环境税的改革会否提上议事日程?
贾康:合理的资源税税负水平和资源价格,是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的前提。资源瓶颈之所以演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与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有关。现阶段我国资源产品价格仍基本上是“三不反映”:一不反映资源的需求稀缺程度;二不反映供求关系;三不反映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而且资源价格缺少弹性,不利于运用价格手段激励节能。
之所以会有不合理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又与没有完善的税收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撑有关。也就是说,现行从量计征的、过低的资源税额不能配合价格的“三个反映”。其最大弊端显现在资源价格高企的时候,也是资源企业低效开采的最疯狂的时候。但这时却又是最不能进行资源税改革的时机,因为资源价格虚高之际必是通胀之时,而此时资源企业也极易把改革后的资源税轻易地转嫁给下游企业,从而进一步加剧通胀。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我国迟迟无法推出资源税改革的原因。
如今,在我国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民经济于2009年间顺利由“前低”转入“后高”之后,我认为推进资源税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
高培勇:结构性减税属于积极财政政策,而资源税、环境税的改革则属于税制改革的进程。资源税在2010年应该出台了。大的背景很清楚:节能减排,全球气候变化,建立低碳经济。税收上肯定要有所作为,而且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各方面的条件基本已经具备,应该在2010年将它推出。
中国新闻周刊:从财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税负的减少和税种的增加之间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应该怎样看待中国的税负问题?
高培勇:经过减免,中国现在一共有19种税,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是暂免征收的,有效运行的一共有18种税。从总体上讲,税制改革的方向就是12个字: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简税制”就是税种不要太多。我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做比较,20个左右的税种不是一个繁琐的税制。
其实,税制的繁琐和简化只是形式,更重要的还是要体现政策的目标和税收本身的功能。就总体而言,看待中国百姓的税负不能偏向总量,而要注重结构。就总量而言,2009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就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水平,在20%上下。如果把非税收入,把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收入加进去,也就在30%左右。如果把能够统计在册的其他收入也都计算在内,可能会超过30%。但关键不在总量,而在结构。结构在哪?首先一个大的结构就是预算口径问题,我们希望把各方面政府收入都统一纳入预算当中来,使我们的宏观税负水平能够更确切地反映企业和居民的负担状况。另外,不同产业之间税负要均衡,促进服务业更快发展;不同收入群体间的税负要均衡,让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讨论税负问题我觉得是有裨益的,因为政府的支出规模和职能格局就在那里,单纯讨论税负的减少是很难做到的。
中国新闻周刊:从2003年开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6年有余。这6年中,既有2008年开始实施的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制度统一,又有2009年实施的全国增值税转型改革。中国当前财税体制最需要改革之处还有哪些?
高培勇:最重要的是《预算法》修订应该尽快破题。《预算法》是统管财税所有法律的根本大法。现行的《预算法》是1994年推出的,当时的经济环境与现在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2010年要把《预算法》的修订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法律的改革问题。
“跑部钱进”应终结
中国新闻周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离不开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的健全。近日,胡锦涛主席也提出,“要按照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在这方面,未来会有哪些改革方向?
高培勇:经过这些年的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安排的路子越来越清晰了。中国是单一制的国体,不要指望给地方政府以税收立法权,这是越来越看得清楚的。正因为这样,现在谈到体制问题的时候,原来叫“财权与事权对称”,现在叫“财力与事权对称”,目的就是为了走出认识上的误区。
同时,中国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一制国家,而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体。地方的财政很多要靠中央的转移支付来实现。比如,2009年的预算中,全国省以下地方支出的38%要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弥补,中西部地区省以下地方政府支出的54%要靠转移支付弥补。这实际上就告诉我们,中国的财力配置格局应该是什么样的状况。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转移支付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条件下,要尽快将转移支付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不要演变成“跑部钱进”,而是让地方政府能对自己的收入有一个大致稳定的预期。
中国新闻周刊:在信贷政策宽松的背景下,去年曾出现“地方政府融资的狂欢节”,地方举债融资的规模迅速扩大,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应怎样看待地方政府融资问题?
贾康:我认为,地方政府融资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模式下,有其必然性,对其做出简单禁止是行不通的,所以大思路上应回归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古老智慧,疏堵结合,重堵,更重疏。
具体来说,应该“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打造一套可控风险和可持续的地方“阳光融资”的制度和法纪。地方政府融资应当是有透明度的、受法纪约束的、依托于制度规范和受公众监督的。当务之急,一是应强化国家综合部门自上而下对各地融资规模的监督、指导、协调;二是应强化地方各级人大、政协对政府融资的审批与制约;三是应强化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审计部门对于政府融资活动的监控、审计;四是应提倡、鼓励地方政府融资主体内部的自律和加强管理。相关的制度内容,可先形成一些粗线条的文本,再于动态中不断完善、细化。
中国新闻周刊:在目前的中国国情下,如何理解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
贾康: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内,除建国之初的几年外,经济社会是在一种趋向“无税”的状态中运行的,这直接导致全民纳税意识淡薄。改革开放后,随着各项税收制度的不断建立,企业的纳税意识逐渐有所增强。但对于居民个人来说,意识到自己的纳税人身份要更晚些。1994年税制改革使个人所得税覆盖低收入阶层之外的所有居民时,普遍存在的民众纳税意识淡漠、偷逃税比率高现象,便与税收的规范性要求形成一种刺目的反差。从长远看,在市场经济中,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社会诚信度包括纳税诚信度,对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居民纳税意识的提高,对于促进我国预算管理的公开、透明和法治化、民主化,也至关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开征新税种要经过哪些程序?是否要经过全民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