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盗窃犯罪

新型盗窃犯罪（精选八篇）

新型盗窃犯罪 篇1

2010年4月13日下午16时许, 犯罪嫌疑人温某伙同温某某经预谋后, 来到中国农业银行某县支行院内, 发现被害人刘某某从该行取出大量现金存放于其驾驶轿车的后备箱内, 二犯罪嫌疑人尾随刘某某伺机作案。当尾随至某县开发区一茶馆门前, 趁被害人刘某某下车锁车门之际, 犯罪嫌疑人温某使用事先准备好的干扰器实施干扰, 阻止刘某某锁住汽车车门。犯罪嫌疑人温某连续多次干扰致使刘某某车门无法正常锁住, 引起刘某某警觉, 遂关闭干扰器。后犯罪嫌疑人温某、温某某在刘某某车辆附近等候, 寻找再次作案机会时, 被公安局民警抓获。该案件在处理过程中产生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 二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属于盗窃犯罪预备, 理由是使用干扰器的行为系为实施盗窃的准备行为, 由于客观原因未能继续实施犯罪;第二种意见认为, 二犯罪嫌疑人行为属于盗窃犯罪未遂, 理由是使用干扰器行为系已经着手实施犯罪, 只是由于客观原因没有完成。

表面上看该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二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属于未遂还是预备, 但从本质上看争议焦点是如何认识理解盗窃行为着手。在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中, 犯罪预备是在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之前, 由于意志以外原因而停止继续实施犯罪;犯罪未遂是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 由于意志以外原因而未能完成。通过比较我们发现, 区别预备还是未遂关键是看行为人是否着手实施了犯罪, 司法实践也以此为界作为判断标志。

在刑法理论中, 对犯罪着手有着不同的认识。主观说认为, 犯罪是行为人危险性格的发现, 故行为人意思的危险性或者犯罪意思被发现时就是实行行为着手。而关于着手的客观说又分为形式客观说和实质客观说。形式客观说认为, 实行行为的着手以实施一部分构成要件行为必要;实质客观说认为, 开始实施具有现实危险的行为或者侵害法益的危险达到紧迫程度时才是着手。而折中说认为主观上行为人犯罪意思通过客观行为已经表现出来, 客观上行为已经威胁到刑法保护的法益, 当主客观一致时可以认定为着手。传统观点认为犯罪行为着手就是开始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主观说过于强调人们对行为人主观犯意和威胁的发现, 缺少行为对法益构成客观威胁的认识。折中说, 理论上尽管很完美, 但实践中并非任何盗窃着手的主客观要素均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时空内, 相反有时却是不可兼得。客观说则重在强调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威胁程度, 强调从客观存在的威胁考察着手行为。其合理性在于行为对法益侵害所造成的紧迫、具体的危险状态是客观存在的, 可以被感知也可以不被感知, 只要这种状态存在即可以认定着手, 不以人们主观是否发现犯意或者危险性作为判断着手的依据和条件。

盗窃犯作为行为犯, 其着手行为的认定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传统盗窃犯罪行为中行为人、行为地以及侵害对象等犯罪构成要素之间的作用在时间、空间等方面具有同一性, 即行为人在物理意义上“亲手”实施盗窃行为, 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于被侵害对象。如盗窃自行车、钱包, 入户盗窃等行为中行为人、地点、被侵害对象等要素在时间空间具有一致性。很明显行为人接触到被侵害对象时对被侵害对象构成了直观的、现实的威胁, 符合盗窃犯罪构成要件, 着手认定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如电子技术、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广泛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随之也出现了许多利用高科技的新型盗窃行为。与传统盗窃犯罪行为相比, 其显著特点是行为人、行为地、被侵害对象等犯罪构成要素之间的作用出现了在时间、空间上的分离, 在不同空间、时间范围内即可完成盗窃行为。同时犯罪行为对被侵害对象构成的威胁不易被感知或者感知滞后。那么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即如何认定新型盗窃犯罪行为着手?威胁达到什么程度才可认定为着手?是否威胁被发现时就是盗窃行为的着手?传统盗窃犯罪理论无法解决以上问题。

下面仅就现今社会出现的几种新型盗窃犯罪的着手认定做一探讨。

二、关于使用电子或遥控干扰器等方式实施盗窃行为着手的认定

电子技术采用无线电信号或者无线电波作为信息传送的载体, 具有即时性、隐蔽性、远距离传送性、遥控性等特点, 实现空间范围内大跨度的信息传递, 使人手由鞭长莫及变为唾手可得。本文中遥控干扰器即为遥控技术被用作犯罪手段的典型, 其特点是行为人、犯罪地、犯罪对象均可出现在不同的空间, 同时其作用于犯罪对象, 不易被人们感知, 具有更高的隐蔽性。往往是当被害人感知到威胁存在时, 行为已经达到了既遂的形态。对于此类盗窃犯罪的着手认定, 我认为应当从新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 盗窃罪中的“着手”不仅是物理意义上人手直接作用于犯罪对象, 还包括通过间接手段、辅助手段作用于犯罪对象, 这同样会对刑法保护法益构成具体威胁, 如使用电子信号或无线电波的犯罪手段。尽管行为人没有直接接触到被侵害对象, 但是此种手段就如同人手在空间上的延伸, 帮助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 故应当以行为人使用该犯罪手段作用于犯罪对象那一刻起, 认定为行为已经着手。

其次, 关于着手行为对法益构成现实威胁的理解, 不仅表现为行为人、行为地及犯罪对象等犯罪构成要素之间的作用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同一性, 以及危险的可感知性, 而且也可以表现为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可分离性和危险的不可感知性或者感知滞后性。认定是否构成危险其根本的判断标准在于只要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威胁是客观的、紧迫的, 即可认定为着手实施犯罪行为。时间与空间同一与否, 其行为对被侵害对象的威胁被发现与否, 不影响着手行为的认定。

综上所述, 对于利用此种手段实施的盗窃犯罪, 应当从行为人开始使用带有无线电信号或者无线电波的装置时认定行为的着手, 因为此时遥控干扰器作为手的延伸已经作用于侵害对象, 对侵害法益构成现实紧迫的危险, 符合着手行为特征。

三、关于通过侵入互联网络系统实施盗窃的行为着手认定

当今社会互联网络遍布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构成互联网的每个系统都具有自己的程序, 通过各系统连接实现了人们在不同空间的交流。随着交流的日益紧密, 利用互联网实施盗窃犯罪行为蔚然兴起, 典型行为是通过修改、删除系统的程序、代码、数据等方式, 进入到特定电脑系统盗窃财产。在此种类型的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中, 如何认定盗窃着手是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因为在互联网技术背景下, 行为人在千里之外就可进入被侵害对象的系统里实施盗窃;或者行为人对系统程序等进行设定, 使盗窃行为按照行为人意志进行。由此可见, 此种犯罪手段具有高度隐秘性, 犯罪目的实现具有即时性。如何判断行为对被侵害对象构成具体紧迫危险成为认定着手的关键。

互联网中每一个系统之间互相连接, 但并不是说这些系统所承载的所有信息对系统之外任何人公开, 尤其是涉及到财产等特定方面的信息往往是高度保密的。从这种意义上讲互联网的程序、数据就成了特定信息所承载财产的保护屏障, 保护着特定财产的安全。由于此种犯罪手段达到既遂具有即时性, 行为人一旦进入特定系统, 系统内的信息对行为人呈现公开状态, 那么行为就对信息所承载的财产利益构成现实的、紧迫的威胁, 并可能随时达到既遂。而手段的隐蔽性决定了人们对此种威胁的感知具有滞后性, 当察觉到财物被侵害时盗窃行为已经完成。若将进入特定系统的行为归入到犯罪预备阶段, 毫无疑问就推迟了犯罪着手行为开始的起点, 不利于对财产的保护。

因此, 实践中我们应当在行为人通过技术手段进入特定系统时的那一刻起, 就视为着手。因为此时对法益的威胁就已经形成, 且客观存在, 无需是否发现行为人主观上有犯意或者客观发生威胁。

四、关于输入密码进入特定账户实施盗窃的行为着手认定

我们的生活已进入“卡时代”, 如银行信用卡、借记卡、电话卡、股票期货交易卡及其他金融卡等。其特点是权利人为了高度保护其财产权益安全, 往往对卡设定特殊的密码。在通常意义讲, 密码的设置就如同为其财产设定了安全锁。随着犯罪手段水平的提高, 盗窃卡内财产的案件也屡见不鲜, 典型行为是非法获取密码后到特定机构或者系统兑现财物。

与前两类盗窃犯罪行为不同的是, 此类盗窃犯罪一般分为两个阶段: (1) 行为人非法获得密码; (2) 行为人通过输入密码从特定机构兑现卡内的财产。其特点是行为人与行为地、被侵害对象具有空间的同一性。着手是从行为人非法获得密码时开始起算, 还是向特定机构告知密码或者向特定系统输入密码算起是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关系到权益是否能得到及时保护。笔者认为应当从行为人获知密码向特定机构告知或者向特定系统输入密码后, 特定机构或者系统予以确认时, 可以认定此类盗窃犯罪的着手。

第一, 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等非法手段获得密码的行为和输入密码的行为, 是盗窃犯罪的预备阶段。尽管密码对于被害人来讲是保障其财产的最后一道屏障, 丢失密码或者输入密码对财产确实构成了威胁, 但并非密码丢失就意味着财产必然丧失, 只是财产被盗的一个条件, 威胁尚不足以达到紧迫程度, 因为还存在阻却犯罪行为继续发展的其他情形, 如密码不正确、特定机构对密码不识别等情形, 故仍属于犯罪预备阶段。

第二, 行为人非法获得密码后又到特定机构或系统输入密码后, 如果特定机构或系统对密码确认, 那么该密码所承担的保障财产安全的功能丧失, 行为人则如入无人之境。由此看出, 密码的确认与财物被盗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因此把输入密码并被确认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着手, 符合“卡时代”社会中盗窃犯罪的客观要件。

我们把密码输入后的那一刻认定为盗窃着手, 比较准确地界定了着手行为开始时间点。如提前至密码输入后, 尚未确认前认定为着手开始, 那么则把预备行为纳入着手行为范围, 易造成刑罚权滥用;如延后至密码确认后, 则行为极有可能达到既遂, 无法区分既遂与未遂, 同时也不利于保护财产权益。

五、小结

在科学技术不断更新发展的今天, 盗窃犯罪行为呈现出新的形式, 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盗窃的含义。要想准确地理解新形式盗窃犯罪行为, 我们就必须植根于社会生活本身去考察其行为的特点, 尤其是要注意区分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这样在实践中才能准确地把握行为的性质, 做到准确定性, 从而达到罪刑相适应的目的。

摘要：文章通过对一个盗窃案的分析, 引出了如何认定新型盗窃犯罪的着手这一问题。接下来, 文章分别分析了使用电子或遥控干扰器等方式实施盗窃行为着手的认定、侵入互联网络系统实施盗窃行为着手的认定、输入密码进入特定账户实施盗窃行为着手的认定, 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盗窃犯罪悔过书(共9篇) 篇2

原任职务：湖南省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系株洲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县级二级机构)处长

触犯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2012年1月17日，法院判处尹春燕有期徒刑八年。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写下一句著名的格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 在历史之中，人生是短暂的；在人的一生中，过去的每一年、每一天也是短暂的。在星空之下，人是渺小的；在道德法律面前，任何猥琐、违法犯罪行为都无法遁形。

这些天来，我为自己在任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处长以来与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不正当经济往来深感后悔、愧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大家都这样’的想法，泯灭了我心中对法律的敬畏”

记得当年我怀着一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情，选学了法律专业。1991年大学毕业后，我到湖南省株洲市房地产管理局法制科工作。从科员、副科长到科长，我深受组织的信任和栽培。在这期间，1998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法学院研究生。2001年，我任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以下简称产权处)主任，同年取得法学硕士学位。

产权处受房产局委托，履行房屋交易登记、市场管理、测量、租赁、档案管理等最基础、最核心的行政职能。在我的带领下，产权处的管理工作逐步规范，在全省乃至全国，株洲市的房屋登记工作都受到业内注目。我本人也非常热爱并认真钻研权属市场管理业务，作为业内专家参与了住建部起草、修改行政规章《房屋登记办法》、《房屋登记簿管理办法》等。

我的家庭条件不错，而且每年我都会外出讲学，出书的报酬也有不少，因此，对钱我并不看重，也无所谓，更不讲究吃穿。但是有些房地产开发企业送到我办公室或家里的现金，我确曾收下了。

我是学法律的，知道受贿是触犯法律并被定罪判刑的，但是当时太不把它当回事，开始随波逐流。

“自己一上三楼就曝了光，污浊之处一览无余”

人年轻时都是在用加法生活，但是到了一定的层次，要学会用减法生活。如果心灵被所得堆满，最后就会累于得，尤其是违法所得。我现在不仅心累，而且内心被赎罪、愧疚充满。这几天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思考了很多。想起丰子恺说过，人生可以看做“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过好，锦衣不愁，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样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玩玩，或者就久居在这里。这是专心学术或者科研、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有很多，即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等。最后，还有些人脚力好，就会爬上三层楼去看看，探索人生的究竟。

我深入剖析了自己的灵魂生活，认为自己一上三楼就曝了光，污浊之处一览无余：一是自认为是学法律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强，其实这是在蔑视法律，最终一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二是自己想往知识分子这层靠，其实动不动就被一些有目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拉入第一层，抵挡不住物质和金钱的诱惑，有污知识分子的形象。三是不义之财不可得，如果凭自己正常的收入，满足第一层物质生活是完全可以的，至多让人觉得你层次不高。

权力是柄双刃剑，握不好就会害得自己鲜血淋漓。诚然，开始我们一班人带着产权处全体干部职工确实是想做事，也做成了事。在受房产局委托负责管理产权处下属的株洲市房地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时，我肯定了担保公司以房屋吞吐形式借贷取得高息的做法。虽然固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但当时《放贷人条例》未出台，这种擦边球打得惊险，还擦得自己沾上了污点，收受了贷款企业的贿赂。每笔业务基本上都是担保公司联系好了我就签字的，并不为自己求得什么，但是人家给了我也就收了，有些心安理得。

担保公司现在年收入1200多万元，规模和业绩在全国也很有影响。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单位利益，为了把工作做好，但是揭开光环，发现里面存在很多问题，让人惋惜。因为我的决策，也害了我的下属。如果我当初不同意以房屋吞吐形式贷款，不尝试这种不规范的经营方式，就不可能出现后面的违法犯罪现象。

“在人生的第三个20年之初就出了事”

我看过不少不廉洁自律的反面教材，他们一开始或有功或清白，放松了警惕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深陷泥沼不能自拔，最终走上自我灭亡的不归之路。我感谢组织对我的问题展开调查，让我有时间好好反思自己，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往不归路走去。

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他人有求于我，无非是看重我手中的权力，或是为了贷款，或是为了登记或办事方便，或是为了让我帮忙进人或提拔，目的性、功利性一览无余。我利用手里的权力，为他们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们的钱物，已经构成犯罪。我有负父母、学校、组织的培养，有负职工、群众对我的信任。

第三个20年，是从人生顶峰走向成熟，再回归到起点的过程。

我今年42岁，还是做事的时候，在这一阶段之初就出了事犯了法，于我不一定是坏事。我认真思考了自己的所有问题，决心不管组织怎样处理都要接受并积极配合。

篇二：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忏悔录列入反腐“任务清单”

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2015-03-25）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头版新闻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李劲峰、陈尚营、李斌)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

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

悔过书的三大类型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博取同情型。

据基层纪检干部介绍,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剖白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高调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

告诫建议型。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

写悔过书三大心态

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1200万元。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

谨防“投机性悔过”

悔过书的公开警示教育功能作用,在纪检系统也一直备受重视。

“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将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

江苏省委在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提及,在省委全会印发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13名省管干部悔过书,以案明纪,引导领导干部引以为鉴、吸取教训。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 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

篇三：检讨书 检讨书

尊敬的收我暖手宝的人：

我这种只顾维护自身生命健康权，而忽视了各位宿管利益和荣誉的行为，是非常错误的。虽然国家法律规定公民依法享有生命健康权，有权依法享有的生命安全不被非法剥夺、危害，有权依法保护自己身体各器官、机能安全，但是通过仔细研究《南京审计学院学生手册》和《南京审计学院宿舍管理规定》等相关资料，并没有找到有关维护学生生命健康的条款，只找到了截然相反的一条：“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

腊月的南京可谓寒气逼人了。虽然还没有向北方一样飘落瑞雪，可窗上的冰花足以诉说寒冬的肃杀。南京是大河沿岸的城市，高空气湿度和对流风导致该城市比同纬度的其他城市气温低5-6摄氏度，与中国华北地区温度大致相当。但是，由于南方没有类似于北方的集中供暖系统，导致习惯了北方室温的我无法忍受这种严寒，生命受到了极大威胁。专家指出，长期受冻会导致严重的关节炎和寒湿性腰痛，严重的甚至会影响肝肾机能，破坏人体的生殖系统。从两个礼拜之前开始，我的手脚受冻后出现了发红、痒、痛等症状。通过咨询医生，我了解到这是季节性过敏的症状。严重可能导致冻疮、溃烂。经过考虑，我为了维护自身身体健康，自觉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弘扬法律精神，我选择了购买暖手宝来缓解病情。几天前，我发现放在床上的被盗。报警之后，最终发现暖手宝在宿管处。通过研究学生手册，我发现找不到条款索回该暖手宝。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今天，楼下甚至发出通知，要求我进行检讨。

比天气更寒冷的，是人心。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我引用这句话并不是说请求宿管体谅我的难处，而是说我应该牺牲自身利益，努力维护宿管工作的正常进行，为和谐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通过宿管收取暖手宝，有利于促进宿管收入增加，刺激消费，进而反作用于生产。同时，宿管收取暖手宝将导致暖手宝需求量扩大，刺激商业发展、城市繁荣，最终为提高gdp总值、促进国家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根据我的调查，国家2008年的最新标准规定“大功率用电器”是指电功率>300w的用电器。而标准暖手宝的电功率是70w。

关于发现暖手宝丢失后报警这件事，我也有很大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盗窃罪的定义是：在未得到他人许可的情况下，以自以为不会被他人及时发觉或者及时维护的方式取得财物或其他物质的行为。由于宿管获得暖手宝后未与我说明，而且涉案暖手宝此时正由宿管持有，我错误的认为该行为构成盗窃罪。但是，通过研究学生手册，我未发现有明确条款指出中国法律适用于宿管阿姨。

学校给出的官方解释是：禁止使用暖手宝的理由是避免宿舍电路过载，杜绝安全隐患。不过我并不知道连几个暖手宝都禁不住的电路是怎么通过国家安全标准的，也想不通我们交这么贵的住宿费，却被安排住进连人体正常生理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残破宿舍，学校领导人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战胜了内心的愧疚而存活于世。

篇四：保安偷盗电脑的检讨书 保安偷盗电脑的检讨书

尊敬的工厂领导：

面对我这种作奸犯科的错误，我感到无比的羞愧。

可是此次错误我恰恰是监守自盗的错误行为，我的行为是触犯了法律，违反了工厂规章制度的。身为一名保安，我自身存在这样的行为，实在是非常可恶与可怕的。

第一，个人没有清晰完全的法律意识，自身品德修养不足，自身缺乏控制能力。

第二，对于偷盗这等罪恶行为没有清晰的意识，没有厌恶罪恶，最终导致我犯了这样的错误。

第三，贪恋与自私自利的思想在心中滋长。

总的来说，我知道错了，以上就是我的反省。现在，我表示愿意承担这次错误的责任，我愿意付出代价，赔偿工厂损失。

此致!篇五：盘点落马官员悔过书 刘志军哭诉张曙光表功 盘点落马官员悔过书 刘志军哭诉张曙光表功 2014年07月03日03:15 第一财经日报 王培霖

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反腐力量的加大，以及众多贪官的查处，落马之后和贪污腐败有关的忏悔，也几乎成为多数落马官员必做的动作，甚至去年被查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也已经写了一份悔过书，并成为其他地方党政官员的学习材料。

既然是贪，就和钱脱不开干系。

除了心里不平衡，这也和贪官们所处的充满诱惑的环境有关系。

从2002年至2011年初，李日亮在收受贿赂、权钱交易的犯罪道路上走过了9个年头，最终在2011年8月初的一天因举报而事发，他回忆说：“反思自己陷入受贿犯罪的漩涡、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都是权力惹的祸。” “随着职位的升迁，自己耳濡目染一些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后，思想上渐渐发生了变化，直至发展到收受他人贿赂。

悔过书六类型

对于腐败官员的忏悔，有时候也会被拿出来让在任官员进行反思。

据人民网披露和分析，贪官忏悔分为三个时间段：“双规”、庭审和入狱后。“双规”阶段，问题官员希望以忏悔逃过司法，而到了司法审理阶段，则是先忏悔后翻供屡有发生。

(原标题：落马官员的六种类型悔过书)篇六：“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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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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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志

在奥古斯丁那里，“我忏悔故我在”，落马官员们把它转化为，“我忏悔故我的政治命运可能还在”。

是的，这是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

日前，有媒体报道提及，至少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发表自己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有14人“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

分析之一：高频词汇同质化 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图片已关闭显示，点此查看

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

浏览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你总能发现，他们坠入深渊，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钱（或者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识淡薄”。

此外，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这些词汇更是信手拈来。这些饱含德化色彩的词汇和概念，官员在位讲，落马也讲，在源头上，它发轫于党纪党规的思维模式。

2012年03月23日，湖北黄石的《东楚晚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刊登了一份当地落马官员袁小安撰写的“悔过书”，一时成为网络热点。不过，该报电子版很快就删除了头版内容。官员忏悔在词汇使用上的同质，还不止于此。正如媒体盘点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落马官员钟爱的开头，比如，原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分析之二：八股体例套路化 “忏悔体”的套路化，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

第一部分，落马官员通常会“痛说革命家史”，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讲起。如果不是“农民的儿子”，那也无碍，有一个凄苦的经历，也够了。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当庭忏悔时，就强调自己的孤儿经历。

有的官员被剥脱了政治生命，有的甚至剥脱了“同志籍”，这些官员“向何处去”？自述家史的艰辛，在这里，有一种回归底层的意味。回不回得去，群众接受不接受，另当别论，动机摆在那里，姿态已到位。

道尽艰辛，忏悔往往进入第二层面。如何丢掉信仰，如何“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各个位置上怎样贪污腐败堕落，吃拿卡要，收了谁的钱，竹筒倒豆子地讲出来。理论上，悔过书中有没有这些内容，事实都会被严查，写进判决，对外公开。用媒体的话来讲，“痛说革命家史”之后，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忏悔就要道歉，向谁道歉，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领导的信任”，欺骗了“群众的感情”。

从过去讲到现在和未来，以时间为轴，官员忏悔完成了毫无保留的“交心”。

分析之三：忏悔模板标准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本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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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身××（可以是“农民的儿子”，可以出身贫寒??），从小××（吃苦耐劳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经过××努力，成为公务员?? 担任××以后，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或者“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廉政词汇要活学活用，大谈信仰丢失准没错）??先后收了××（谁）的××（多少钱）??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或者领导，或者组织），我××后悔（形容词要用得浮夸，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后，我一定××?? 2007年7月11日，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张绍仓当庭悔过，然而记者发现，其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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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忏悔是出奇地容易，且随时进行，尽管它是廉价的。

夹带私货的手法，不限于“农民的儿子”开头。比如，张曙光在二审的忏悔中说道，“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2014年10月17日，张曙光及其辩护人表示，他为中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该为中国铁道、为中国梦做更多的贡献，但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更多的贡献”是无法兑现了，但“现有的贡献”却通过它的忏悔之口说出来。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就表示，“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幅。”姿态低入尘埃，软磨硬泡，只求保住性命。

将忏悔战术玩到极致的，上述这些人还不算。忏悔功利化，也是个官场战术的问题，官员落马后依旧将这套战术用得游刃有余者，当属成克杰。

落马官员在忏悔时，战术运用不止于此，比如有的官员深度不够、字数来凑，有的官员将责任推到“亲戚朋友”，有的官员避重就轻，怪组织没提醒?? 无法真正忏悔的贪腐官员

现在见诸网络的官员忏悔录，其实远不止上述媒体盘点的53篇。仅仅《检察日报》的贪官忏悔录栏目，从2006年连载至今，已有数百篇。忏悔的滥觞，以及格式化的写作模式，也说明忏悔的警示后人的功能，并没有如预期般起作用。

这些动辄悔不当初、声泪俱下的落马官员，其实没有学会过忏悔。在位时，他们被官场话语和思维模式所浸淫，讲话靠秘书写稿，一旦身陷囹圄，那套日常挂在嘴边的廉政用语和思维得到了接续，但是忏悔却得亲力亲为。

家的时候，都不走大路，都串胡同，跟我说这样近，做人要学会走捷径”。

专栏作者王书亚曾这样写道，当奥古斯丁说到忏悔时，包含着类似法庭审判的场景。这场景有三个因素，一是有审判者，他倾听、问责，并施恩赦免；二是场景的透明性。人可以审判人的行为，但人不知道人的心。

落马官员的忏悔，在这三个层面都存在着缺席。在审判者意义上，官员的忏悔，通常是面向党和人民这样的大词，更功利者，直接面向决定他命运的组织，对组织说话，恳求组织的宽宏大量，而非对那些被权力伤害的人。

之于透明性层面，同样如此。

篇七：贪官的悔过书：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 贪官的悔过书：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 2011年12月13日 09:26:47 来源： 检察日报

新华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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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钱不情愿，想交代又不敢，江苏启东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沈和新受贿后恐慌不安——

忏悔人：沈和新

原任职务：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触犯罪名：贪污罪、受贿罪

随着手中权力的增大贪欲逐渐增强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兄弟姐妹四个，我是家里老大。我15岁那年父亲生病，21岁那年父亲病故，母亲把我们抚养长大成家。

1992年，我入了党。我先后担任过启东市聚南乡党委书记、王鲍镇党委书记、启东市计经委副主任，从2004年起任启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2007年7月任启东市人大常委会督导员。

但是，我因为忙于工作而放松了学习，进而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

在三种心态的驱使下滑向犯罪深渊

分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时的心态，归纳起来有三种：

二是失衡心态。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经商办企业，起步比别人早，规模比别人大。可是从政以后，自己手里的企业没有了，手里的钱也不如人家多了，尤其是这几年有的人通过搞房地产赚得盆满钵满。

三是崇尚权力的心态。当年我在办企业的时候，经常遇到办事得要表示表示的潜规则。印象最深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为办理进出口经营方面的事情，我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

上述三种心态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交织的，有时同时存在。不如原来办企业做一个订单。

这些年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8年多来，我的内心一直充满着矛盾和纠结，把受贿的钱退还给人家，自己心里不愿意;向组织主动交代问题，自己又不敢。因此，这些年，我是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我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现在总结起来有三点教训：第一，不要耍小聪明，心存侥幸。为了表白自己的清正廉洁，我把逢年过节收受的一些为数不多的小额钱财上交廉政账户，以此掩盖收受巨额贿赂的犯罪事实;抢在组织审查自己的问题之前，与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第二，在组织查处自己的问题时，不应该避重就轻。第三，在自己的错误面前，不应该患得患失、怕这怕那。一个人既然已经做了错事、犯了错误，就要敢于承担责任，勇于改正错误。

篇八：检讨书 检 讨 书

我怀着无比愧疚和遗憾的心情向组织递交这份工作失职的检讨书。由于今年6月份在市局半年执法质量考评中我所办理的xxx盗窃案和xxx吸食毒品案在网上交叉评比中被发现程序不规范和社区戒毒起算日期错误的问题后被市局通报批评，此次通报给我局脸上抹了黑，蒙了羞，这次案件质量问题使我不仅感到耻辱，重要的是给我局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使我局因此而蒙羞，拖了我局的后腿，更重要的是愧对局党委对我的信任，愧对领导的关心。

造成我所出现案件执法质量的原因：

我作为所长，在部署工作上，要求多，具体落实抓得不够，跟踪监督不到位，没有做到每个案卷亲自把关，心存侥幸心理，执法办案“五级审批”流于形式。

针对以上问题，今后我所将着力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我们深知局党委的严格要求，既是规范民警的行为，更是对民警自身的保护，用心良苦。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会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从细节做起，规范内部管理，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学习培训，提高民警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使我单位的执法质量明显提升，全盘工作更进一步。

ｘｘｘ

年 月 日

篇九：检讨书 尊敬的公司领导 检讨书

尊敬的公司领导： 您们好！内心欲望的花花世界通常将人们本身发自内心深处的那些原则和理性蒙

行自我检讨才能将造成错误的面纱掀开，才得以体现真正的根源实质，才不致于

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靠的是大家来共同维护建立起来的，而我自己这次却犯了

环境下，对于一名合格的公司职员，不触犯规定，不违反纪律，做好自己的事是

一项最基本的责任，也是最基本的义务。

对不堪承受的经济负担，竟不懂在特殊时期调控焦虑情绪，一时见利心动，更显

让公司形象受损，还给全队上下不懈努力，尽职尽责换来的工作业绩抹了黑，丢

对于这一切我还将进一步深入总结，深刻反省，恳请领导相信我能够记取教训、经很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督。

相信领导看到我这个检讨，可以知道我对这次事件有很深刻的悔过态度，相信

我的悔过之心，我的行为不是向法律进行挑战，是自己的一时失足，希望领导可

数字时代盗窃犯罪特征研究 篇3

[关键词]盗窃犯罪;方式特征;对象特征

21世纪以来,中国正日益迈入数字化时代,国家、社会管理以及市场经济高度依赖于以有关终端及其运作软件为平台的数字化管理技术。然而,数字化的经营管理在节省社会资源,降低工作成本的同时,却难以避免数字技术特别是计算上的失误及其他程序瑕疵。这一点,人们不论从经典“许霆案”,还是 “电信版许霆案”,①均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针对此类案件的定性,争议观点较多:除了主张定盗窃罪的观点之外,还有主张定侵占罪以及诈骗罪的,更有认为属于民法上合同纠纷的。纵观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完全沿用传统的解释法来诠释关涉数字失误的有关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内容,实在难以厘清有关侵财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本文拟结合“电信版许霆案”,就数字时代盗窃犯罪特征提出一己之见。

一、盗窃方式特征:利用数字终端故障行窃

利用数字技术上的瑕疵②或管理上的漏洞行窃,是数字时代盗窃犯罪的行为方式之一。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构成盗窃罪。可见,我国刑法未就盗窃犯罪的行为方式作出叙明罪状式的具体规定。

(一)传统的秘密窃取行为释义

秘密窃取是传统刑法理论对盗窃罪认定的基本要求,也是盗窃罪区别于抢劫、抢夺、诈骗等其他财产犯罪的主要特征。关于“秘密窃取”的解释,通说指行为人采取主观上自认为不被财物所有者、保管者或经手者发觉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首先,关于“秘密”一词的含义,理论界一般认为盗窃罪的秘密具有主观性,是指行为人主观上自以为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不知晓,即使在客观上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知晓也符合盗窃罪的秘密特征,且行为的秘密性主要针对占有行为而言,并非贯穿于盗窃罪的全过程。因而不论实施行为前是“公然”还是实施行为后被人发现,均不影响行为的秘密性。其次,盗窃罪的秘密具有相对性,是指行为时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不知晓,表现为在盗窃行为发生时,财物人无意志或违反财物人意志。财物人无意志,是指财物人未发觉盗窃行为;违反财物人意志,是指财物人发觉了盗窃行为,但行为人拿走财物的当时与财物人的意志相违背。另外,“窃取”一词中“窃”字本身具有秘密不为人知的含义,即盗窃类型的行为一般表现为秘密地将他人的公私财物转移到自己控制之下,并非法占有的行为。秘密窃取的行为类型表明盗窃罪的本质特征是财物占有的转移是基于行为人的非法秘密取财,而非被害人的过错。如果财物占有转移的根本原因是被害人的过错而非行为人的取财,则行为人的取财行为不符合秘密窃取的行为类型要求。

具体到“电信版许霆案”,陈氏夫妇在无意间发现用异地购买的电话卡给固话充值卡费不扣除的“秘密”后,心存侥幸的认为运营商未发现其计费系统出了纰漏,运营商应该不会知道是谁转移占有了相关电信服务支配权并获取了相应的电信资费,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侥幸心理才进而进行了多次恶意充值。可以说陈氏夫妇是在自认为电信公司没有发现、也不会发现的情况下实施的恶意充值行为,因而具有主观性特征。然而,“电信版许霆案”中陈氏夫妇使用的电话充值卡(续费卡)以及用以充值的手机号码和手机信号均是电信部门合法卖出的,充多少值、充多少次都是电信部门机器系统认可的,因此充值行为是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窃取”。那么,其充值行为是否符合秘密窃取的相对性特征呢?

(二)如何理解“通过数字终端行为”的秘密相对性

数字化时代,数字终端愈来愈成为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之辅助执行人,既可以利用机器来签订合同,也可以来履行和变更合同。而且机器在处理交易事项时,亦可作具有法律效力的意思表示。然而,这并非机器本身作为交易主体,而是作为交易主体的人在机器上预设了意思表示程序,机器表示内容的法律效果由其所有者承担。但机器毕竟不是人,由机器作出的意思表示要受交易方式和程序设定的严格限制,只有符合程式设定的交易行为后果才会被事后追认。如果机器失灵,且这种失灵显然为消费者明知时,交易后果便不具有法律效力。

具体到“电信版许霆案”,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电信资费计费系统意思表示能否代表电信公司的意志?若电信计费系统能代表电信公司意志,则多充值的资费可视为电信计费系统代表电信公司所做的处分行为,按此理解陈氏夫妇占有资费的行为并不违反电信公司意志。若电信计费系统不能代表电信公司意志,则陈氏夫妇恶意充值的行为显然违背了电信公司的意志,完全符合“相对性”的要求。

电信资费计费系统从其本质上来讲,是电信公司资费的计算工具。资费计费系统本身不能作为交易主体,只能根据作为交易主体的人所预设的程序进行简单的机械操作。这里之所以称之为“操作”而不用“交易行为”是因为从法学意义上进行考察,行为是指与人们意志有关的那些法律事实。因此电信计費系统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存在“交易行为”的,只能对符合程序的命令进行简单“操作”,即将相关数字终端用户的费用予以扣除或添加。因此“交易行为”只能是电信公司的“交易行为”,电信计费系统只是“辅助电信公司完成交易行为”,并不代表电信公司的意志。只能说电信计费系统在符合预设程序的辅助交易行为完成的情况下,可以作为电信公司意志的外部表现。而在系统程序出现漏洞的情况下,等于是电信公司丧失意志。既然电信计费系统不能代表电信公司意志,那么陈氏夫妇利用电信计费系统纰漏恶意充值的行为当然违背了电信公司的意志,这对于长时间没有发现该纰漏的电信公司来说,当然符合“行为秘密性”中的“相对性”特征。因此,虽然行为人采用真实合法手段恶意充值, 但在电信公司方面不知情的情况下, 秘密将相关资费据为己有的行为仍然构成盗窃罪。

二、盗窃对象特征:财产及财产性利益

关于盗窃罪的侵害对象,我国《刑法》第264条明确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盗窃罪。可见,我国刑法的盗窃对象为公私“财物”。

所谓财物,一般认为其既包括资财,也包括物品。其中,物品通常表现为实物形态;资财则既可表现为实物形态,也可表现为非实物形态的财产性资源。例如,电力、煤气等即为非实物形态的财物[1],其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虽然,通说将盗窃的标的物限定为动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某些表现为商品服务形式的财产性利益③也逐渐成了盗窃的标的物。所谓财产性利益,狭义而言,它仅指财物以外的有其他财产价值属性的利益。此类利益既可表现为积极利益,也可表现为消极利益。积极利益是指取得权益之类的、能增加经济价值的利益;消极利益则是指免除债务之类的、因减少财产损失而产生的利益[2]。而诸此财产性利益,在数字化时代,更多的表现为有关经营性服务所产生的利益,包括出口配额、网络虚拟产品、电信服务以及消费点数等[3]。

我国《刑法》对于盗窃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为公私财物, 但却并未对此做出明确解释。事实上, 作为刑法中的“财物”与日常生活观念中的财物并不完全等同。日常用语中的“财物”不表示权利义务关系,只表示单纯的物。而刑法中的“财物” 除表示物本身的含义外, 还表示对该物的一种法律关系, 即所有权关系。根据我国的刑法精神, 综合各种刑法理论, 参照刑法典与相关的司法解释, 笔者认为, 只要同时具备可支配性、可被秘密转移占有、具有客观经济价值并能为交易标的特征的物均可视为财物, 而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而且,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作为盗窃对象的财物应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理解。对于存在所有者和占有者主观感情、主观价值的物, 只要依立法的规定和社会一般认识的理解, 认为其价值值得保护的, 也可说是财物。即便对于其所有者而言不具有积极价值, 但具有经他人之手加以恶意利用的消极价值时, 也应视为财物。只有客观上和主观上都没有价值的物, 才能说不是财物。

总之,只要财产符合传统刑法理论体系中盗窃罪犯罪对象具备的全部特征,均可以成为盗窃犯罪对象。“电信版许霆案”中陈氏夫妇窃取的是电信服务支配权,而电信服务支配权代表着相应的电信资费,属于财产性利益,当然属于盗窃对象范畴。

[注释]

① 2007年1月至3月期间,云南昆明的陈明应和饶金桃夫妇,利用电信计费系统漏洞,用异地购买的充值卡对固定电话恶意充值,并为2471部公用电话“优惠充值”牟利,涉案总额达41万余元。昆明盘龙区法院对陈氏夫妇以盗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及罚金5万元,并责令被告退赔赃款41万余元。该案也称作电信版“许霆案”。详见2008年7月22日《今日说法》。

②本文所指的数字瑕疵,主要指软件编程人员在编制有关数字终端之应用程序的过程中,难免发生的数据计算错误或软件设计漏洞等情况。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明确规定:“将电信卡非法充值后使用,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由此可见,司法解释其实已经确认“财产性利益”可成立为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了。

[参考文献]

[1] 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三)款.

[2] 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8.

[3] 分别见深圳中院(2006)深中法刑二初字第90号窃取纺织品出口配额案;北京海淀法院(2007)海法刑初字第25号利用网络漏洞套取网络币案;浙江高院(2004)浙刑二终字第241号徐建明利用网络漏洞恶意使用电话卡案。

网络盗窃犯罪的解析与预防 篇4

目前, 我国互联网已经步入了快速发展期。即时通讯、微博、网上银行等各种新的网络应用快速发展, 网络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必需品”。截至2012年12月底, 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 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09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2.1%, 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2.42亿人, 网民使用率提升至42.9%。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是一把双刃剑, 互联网一方面为人们提供强大服务功能, 另一方面也成为了一些违法犯罪人员利用的工具, 网络违法犯罪活动近年来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违法犯罪类型也趋于多样化、隐蔽化、复杂化。网络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1 网络盗窃犯罪的发展

随着计算机网络应用的不断扩展, 人们在享受着由网上银行、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新金融活动带来的便捷服务的同时, 犯罪之手也伸向了这一领域。据公安部统计, 仅2012年, 全国公安机关就累计破获涉网违法犯罪案件11万多起,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1万多名, 同比大幅上升。其中网络盗窃犯罪的发案数, 更是以每年过百万的数字递增,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网络盗窃虚拟财产和网银资金案件。

计算机病毒和木马程序以及各种恶意代码也随着网络盗窃活动的快速发展而不断进步。犯罪分子使用病毒、网络钓鱼、木马间谍程序等黑客技术, 利用一些网络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漏洞, 大肆进行网络盗窃违法犯罪, 给网络用户造成巨大损失, 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破坏了网络的安全环境和正常运行, 成为网络经济时代的最大隐患。

2 网络盗窃犯罪的形式

当前几种比较常见的网络盗窃手段有如下几种:第一是, 利用木马程序实施, 将自己伪装成其他合法的应用程序, 诱使用户下载并运行后受外部用户控制以窃取本机信息或控制权;第二是, 利用网络钓鱼手段实施, 利用欺骗性的信息和伪造的WEB站点将自己伪装成可信赖的客户端, 诱导受害者在此输入自己的一些敏感信息, 如银行卡号和密码等, 从而达到窃取用户相关信息和财物的目的;第三是, 入侵系统数据库实施盗窃, 利用系统安全漏洞、口令破解程序等方式获得数据库的管理权限, 从而达到盗窃目的;第四是利用社会工程学手段, 通过对受害者心理弱点、本能反应、好奇心、信任、贪婪等心理陷阱进行诸如欺骗、伤害等危害的手段, 以交谈、欺骗、假冒或口语等方式, 从合法用户中套取用户系统的秘密以达到网络盗窃的目的。

3 网络盗窃犯罪的特点及危害

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犯罪形式, 网络盗窃犯罪充分借助了当前科技传播的广泛性, 发展十分迅速, 危害性也越来越大, 各种犯罪手段也在不断地产生和变化之中。

3.1 超空间性

因特网络具有“时空压缩化”的特点, 互联网带给人们最大的便利在于其消除了地域的限制, 由于这种跨国界、跨地区的作案隐蔽性强、不易侦破, 加之管辖权和处罚权时有冲突而使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

3.2 隐蔽性强、犯罪黑数高

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形式, 网络盗窃犯罪分子并不是在现场作案, 因此基本上没有被抓现行的机会。与传统盗窃犯罪相比较, 网络盗窃犯罪留下的痕迹较少并且难以察觉, 犯罪分子很容易隐藏或破坏这些痕迹。

3.3 高技术性与低门槛并存

在网络盗窃犯罪发展的初期, 必须具备高深的计算机和网络的相关知识, 从而在实施犯罪后达到逃避监控和打击的目的。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 互联网上出现了相当多的黑客论坛和站点, 出于虚荣心或者一些经济利益的刺激, 一些精通计算机技术的人将自己制作的黑客工具及使用教程放在网络上提供免费或付费下载, 这就导致实施网络盗窃犯罪的门槛大大降低了。

3.4 职业化、产业链化

随着网络盗窃犯罪的蔓延, 网上盗窃、销赃情况逐渐向着职业化、产业链化的趋势发展。

网络盗窃等网络违法行为层出不穷, 盗窃主要针对的是有使用价值和实际价值的网络虚拟物品及网银账户等。他所带来的的危害有严重威胁互联网安全运行, 严重损害了互联网企业利益, 影响互联网产业发展, 严重影响网络应用服务的普及和效率。

4 网络盗窃犯罪的相关预防对策

网络盗窃犯罪具有以上综述的危害性等特点, 要根据它的特点采取“预防为主, 打防结合”的方法, 积极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 加强对网络盗窃犯罪的社会控制。

4.1 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引导网络机构和广大网民增强网络道德意识, 共同建设网络文明。每一个网民都要坚决反对种种不文明、不诚信的行为,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同时能正确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提高网上自我防范能力。

4.2 加强网络安全管理

网络犯罪是以网络为依据的, 计算机系统越安全可靠, 违法犯罪的发案率就越低。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加强网络安全管理,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

4.3 加快网络安全技术的科研开发

近年来, 我国在保护网络安全技术的开发上取得显著成绩。然而, 相对于保护网络安全的需要, 还很不够, 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科研开发。改进技术、堵塞漏洞, 加强物理和技术安全防范。

4.4 加强网络立法建设

目前, 我国网络安全的保障主要依靠技术上的升级。要从根本上预防和打击网络犯罪, 必须依靠法律的权威。通过制定规范网络管理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法律, 充分利用法律的普遍性和强制性, 才能真正对网络的破坏者起到震慑作用。制定一部专门法律, 通过增强其针对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为依法治理网络违法犯罪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

最后, 提示广大网民在今后上网的过程中要树立严谨、正确的安全观念, 主要应该注意一下几个安全方面:

1) 配备最新的杀毒软件并及时更新;

2) 安装防火墙并进行合理配置和维护;

3) 不要给各个账户设置统一的密码, 要保证密码的强度并定期更换;

4) 选择安全的上网方式和地点;

5) 对来历不明的文件要慎重对待;

6) 不要访问存在有害信息的网站 (如黑客类网站、色情网站等) ;

7) 财产受到损害后应及时报警并保存相关证据

盗窃自己所有的财物也是犯罪吗 篇5

关键词：盗窃,自己所有,财物,犯罪

一、案情简介

2012年4月16日, A村村民张某去参加亲戚家的婚宴, 为了在亲友们面前显示自己富有, 在去参加婚宴前, 张某向A村另一村民赵某借了一部“苹果iPhone 4S”手机, 并当场表示在2012年4月20日归还, 并得到了赵某的同意, 随后带去参加婚宴, 回A村后, 张某公开表示, 赵某什么时候还给他300元钱, 他就什么时候还给赵某手机, 其原因是张、赵二人在打麻将时, 赵某曾输给张某300元钱, 却一直拖欠着。2012年4月18日, 张某在其家中与村民刘某等人打麻将, 傍边还围了赵某、周某等多人观看, 打麻将中途张某让赵某到张某卧室中帮忙取一包香烟出来, 随后赵某来到张某卧室取香烟, 此时赵某借给张某的“苹果iPhone 4S”手机恰好放在张某卧室内的写字台上, 赵某认为这是取回自己手机的良好时机, 于是赵某乘机随手带走手机, 而张某并不知晓。后来张某发现手机丢失, 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后来, 赵某亦如实作了陈述。

二、分歧意见

针对上述案件, 就赵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存在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赵某的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理由是盗窃罪保护的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该手机属于赵某自己的财产, 赵某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 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因而赵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第二种意见认为, 赵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其理由在于, 赵某虽然拥有该手机的财产所有权, 但根据我国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 张某对该手机享有留置权, 是法定之权, 张某在法定期间对该手机合法占有, 亦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赵某明知自己的财产已为他人合法占有, 仍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 使本应由他人对该财产的合法占有, 转归为自己占有, 属于刑法上的非法占有, 赵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赵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三、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 有必要重申以下法律事实:在本案中, 2012年4月16日, 张某向赵某借用了一部“苹果iPhone 4S”手机, 借用期为2012年4月16日至2012年4月20日, 这得到了张、赵双方的认可, 也符合法律的规定, 所以, 2012年4月16日至2012年4月20日之间, 张某对该手机依法享有合法使用的权利, 而使用的前提是占有, 因此, 张某对该手机依法享有合法占有的权利;而赵某于2012年4月18日, 即张某合法占有期间, 在未征得张某同意的情况下将该手机取走占为己有, 这就侵犯了张某的合法占有权利, 是对“张某合法占有权”的非法占有。上述法律事实是下一步进行具体分析的前提条件。

笔者认为, 上述两种观点争论的实质还在于盗窃罪的保护客体, 即盗窃罪保护的客体仅仅是公私财产所有权, 还是除所有权之外也保护对公私财产的合法占有。对此, 笔者认为盗窃罪保护的客体不仅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而且还包括对公私财产的合法占有, 其理由如下:

(一) 同一物上除设定所有权外, 还可以设定他物权, 尤其在现代社会, 社会分工日益细化, 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使得非所有人合法占有、使用他人的财物从而使物的所有与物的占有相分离的现象极为普遍。盗窃罪作为一种财产性犯罪, 刑法对其加以规定, 其目的在于保护稳定的财产关系和合法的财产利益, 而要实现这一目的, 财产所有人及合法占有人的财产利益都应受到刑法的保护。

(二) 财产所有权的内容含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 而每一项权能均可以同所有权发生分离, 具有相对独立性, 使非所有人可以拥有合法而独立于所有权之外的财产权利和财产利益, 但财产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对物的实际控制和占有, 刑法如果放弃对非所有人合法占有的保护, 合法占有人实现财产利益的基础实际上就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

(三) 合法占有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产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 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 要承担赔偿责任。这也是刑法规定第91条第2款即“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 以公共财产论”的根本原因所在;实质上, “以公共财产论”并未改变私有财产所有权的性质, 之所以这样规定, 其本身正是刑法对财产之合法占有加以保护的一种形式。既然合法占有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产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 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 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根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刑法就应当保护非所有人的合法占有权利。

(四) 从刑法第264条关于盗窃罪的罪状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关于盗窃罪的构成要件的规定来看, “盗窃公私财物”并未明文规定“自己的财物”不能作为窃取的对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并未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的内容仅仅是“财产所有权”而不包括“对财产的合法占有”;由此可见, “自己的财物”也可作为窃取的对象, 将“财产的合法占有”作为非法占有的内容也是可行的。

新型盗窃犯罪 篇6

1998年8月6日, 某市的博物馆因面临洪水威胁, 该博物馆工作人员成某和范某等人负责将部分馆藏文物转移至安全地点。当晚因来不及配备安全保管设施, 看管工作由其二人负责。当天夜里, 成某悄悄潜入文物保管室, 窃取了一件馆藏画卷, 不料刚走出房间, 正好碰上范某从另一存放文物的房间出来, 并手持一青铜器, 二人看见对方立即明白对方也是来盗取文物的, 相视一笑后各自离开, 以后二人均未再提及此事。司法机关对失窃文物进行调查, 在询问二人时, 二人均称不知情。后案件告破, 经有关部门鉴定, 青铜器和画卷各估价约10万余元。

在处理此案时, 对成某和范某的行为分别构成盗窃罪并无异议, 但是二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的共同犯罪, 则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成某和范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的共同犯罪。理由是, 成某和范某事先并未通谋盗窃文物, 二人主观上没有共同盗窃的故意, 因此不构成盗窃罪的共同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 成某和范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的共同犯罪。理由是: (1) 成某和范某有共同盗窃的故意。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是共同故意形成的实质标志。成某和范某开始没有共同盗窃文物的意思, 但二人从实施盗窃的房间出来, 在门口碰到时均明白对方的盗窃意图, 并且放任对方实施盗窃的危害结果的发生, 这恰好体现了共同犯罪者之间相互一致的危害社会的目的。这种共同目的的表现在刑法实践中既可通过明示的方式, 也可通过默示的方式, 本案就是一种默示的意思联络。 (2) 客观上成某和范某实施了共同的盗窃行为, 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成某和范某对盗窃过程中对方的盗窃行为发现并且默许, 对对方的危害结果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既不排除阻碍积极追求, 也不反对结果的发生。因此是共同实施了盗窃行为。

本案引申出的问题是:如何准确确定盗窃罪的共同犯罪人的意思联络。在司法实践中, 盗窃罪的共同犯罪人的意思联络的形式、形成时间、本质等的界定存在诸多分歧, 本文就此问题在此作一探讨, 以期对以上案件的罪责认定有所裨益。

二、对盗窃罪的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的分析

(一) 共同犯罪意思联络的形式与形成

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主要包括明示和暗示两种形式。所谓明示, 指共犯行为人将自己希望对方参与其犯罪的意思用明确客观的外在形式表达出来, 让其他行为人知晓, 如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所谓暗示是指行为人将自己欲与他人共同犯罪的意思, 以并不明确的方式表示出来, 比如通过肢体动作或者眼神进行表达, 但其他犯罪人通过一般的理性、习惯或者经验就可以推知其意图。本案中, 成某和范某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 相互都发现了对方盗窃文物的犯罪行为, 相视一笑后各自离开, 在现场能阻止而不加以阻止, 应当推定其默许了另一方的盗窃行为。这种默许是行为人眼神、表情等动作来表达的一种意思联络。

通说认为, 意思联络的形成时间应该在犯罪行为结束之前, 从共同犯罪故意形成的时间上讲, 分为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与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所谓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是指另一方在一方刚着手实行犯罪或者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犯罪的故意。本案中, 成某与范某都是在对方实施盗窃行为的过程中发现并且默许了对方的犯罪行为, 形成了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

(二) 意思联络的本质与功能

事实上, 共犯的意思联络是对犯罪意思的一种表达、交接和传递, 这种表达、交接和传递是共同犯罪之故意存在的基础。

首先, 意思联络在当事人之间双向流动的过程中, 原本零散、模糊的犯罪倾向在彼此融合中不断汇集、清晰。换言之, 这种意思联络体现了犯罪内容从静态向动态嬗变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 共同故意的内容被不断丰富, 同时, 犯罪手段、犯罪计划也被不断完善, 从而导致法益被侵害风险的存在。其次, 意思联络维系了共同犯罪故意的存在。从意志内容上来看, 共同故意是单一、整体的故意, 但从行为数量上看, 共同故意又是个体故意的复合形式。如果各行为人之间失去意思联络的“聚合”作用, 那么共同故意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方向。再次, 意思联络的中介功能贯穿于共同犯罪的始终。也就是说, 从犯罪预备到着手实行甚至犯罪结果出现之前, 意思联络都发挥着中介的功能, 这种功能未必会时时刻刻反映出来, 但却伴随共同犯罪全过程。最后, 在实施共同犯罪行为中, 行为人通过意思联络积极寻求外部支持、助力犯罪。从这一角度来说, 意思联络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因此, 意思联络在一定程度上使共同犯罪比普通犯罪具有更大社会危害性。

因此, 共同犯罪人正是通过意思联络, 在彼此交流传递犯罪意图、信息过程中增强了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通过研究并切断共犯的意思联络活动是发现共犯意图、瓦解共同犯罪的有效手段。具体到本案中, 成某与范某各自在实行盗窃的过程中与对方形成意思联络, 构成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 因此成某与范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盗窃罪的共同犯罪。

摘要：本文以一例盗窃案件为视角, 在引出问题的基础上, 深度分析了盗窃罪的共同犯罪的形成、形式以及本质等问题, 并对案件的相关细节进行分析以期得出结论。

关键词：盗窃罪,共同犯罪,意思联络

参考文献

[1]兰迪.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的认定[J].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11 (4) .

[2]张明楷.刑法学研究中的是关系论[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6 (2) .

[3]张明楷.盗窃与抢夺的界限[J].法学家, 2006 (2) .

[4]初红漫.关于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类型的重新思考[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2005 (12) .

新型盗窃犯罪 篇7

一、“字源”

(一) 中国

在原始社会公有制制度中, 人们共生产、共生活、共劳动, 互相间没有阶级区别, 更没有剥削与被剥削。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原始共产主义条件下, 自然没有盗窃行为的发生。但是,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产品产生了剩余, 私有制便产生了。在私有制条件下, 社会财富分配不均, 于是盗窃行为产生了。

在古汉语中, “盗”字本义为动词, 为“过河越界, 劫走或掠夺财物”, 在演进中, 本义消失。后作动词时, 意为“行窃、偷窃”。在《荀子》中有云:“窃货曰盗。”作名词时, 意为“行窃者、偷窃者”。

在古汉语中, “窃”字本为动词:虫子将食物拖入洞中。后逐渐演进, 动词作“入宅行盗”讲, 也作“阴谋占有”意;也作副词讲, 意为“偷偷地、私下里”。

饮食问题不是小事,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从源头来看, “盗”与“窃”都与粮食有关, 在中国古代, “盗”、“窃”都源于封建社会人民对于基本生活资料———“粮食”的保护。

(二) 西方国家

拉丁文中, 盗窃罪写为:Furtum。但是有关Furtum (即盗窃罪) 的分类十分明细。例如:Furtum rei意为窃取;Fur-盗窃;Furtum usus意为窃用等。不得不说, 拉丁文如此详细的、具体的分类可以看出, 西方社会罗马法对于盗窃的规定是带有分析性的, 能够分解出各种构成要素, 便于把握。

二、盗窃罪的历史沿革

盗窃罪是古今中外刑法中最常见的犯罪, 也是一种古老的犯罪形态。人类社会从有了私有制、有了物质生活条件的剩余后, 就出现了盗窃犯罪。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 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巩固统治, 都将盗窃罪作为打击的重点之一。

盗窃罪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于《周礼》。在《周礼司厉》中记载“盗贼之任器、货略、辨其物, 皆有数量。贾而揭之, 入于司兵”。《尚书》有云:“窃牛马、诱臣妾、汝则有常刑”。意为, 盗窃行为需要根据行为的轻重、盗窃货物的数额多少而接受制裁。奴隶制下刑法盗窃的对象有“牛马”、“臣妾”。保护“牛马”目的在于保护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保护“臣妾”目的在于维系人伦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稳定。其究极目的仍为维护封建统治与巩固地主阶层的地位。

西汉开国帝刘邦, 将秦朝的覆灭归结为专任刑法、严刑苛罚。所以, 他提出“杀人者死, 伤人及盗抵罪, 余悉除去秦法”。刘邦废除秦朝立法, 但盗窃罪仍旧属于惩处的三大罪名之一。

《唐律》中规定的“盗”的概念与当今并不相同。“盗”不仅包括盗窃、抢劫等行为, 还包括谋反、谋大逆、造谣惑众等犯罪行为。但在处罚上仍同犯罪数额相联系。《宋刑统》中, 对盗窃罪的规定进一步细化———对盗窃罪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盗窃人财, 谓潜行隐面而取”, 也就是说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即为盗窃。在刑法方面, 同样与盗窃犯罪数额相对应。元朝时, 《大元通制》中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肉刑, 惩戒盗窃犯罪时, “初犯左刺右臂, 再犯刺右臂, 三犯刺项”。后, 为了保护生产资料, 对“盗牛马者”、“盗驴骡者”有了进一步更加细化的规定。明、清时期再次废除肉刑, 但是扩大了盗窃罪的范畴———将“帝室之罪”、“内乱之罪”、“国交三罪”都归入盗窃罪的范畴。

近代时, 我国首次将“盗窃罪”限定为“以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犯罪对象只限为财产。并具体划归了罪名:普通盗窃罪、窃占最、加重窃盗罪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 党和政府也从未仿宋过对盗窃罪的打击和预防。建国厚道几十年, 我国被认为是盗窃犯罪按法律最低的国家之一, 同时也是预防盗窃犯罪最有成效的国家之一。

在西方, 根据罗马法所规定的, 盗窃罪也需要收到惩罚, 虽然与我国古代的惩罚程度略有区别。在《十二铜表法》中, 盗窃的惩罚是将私人制裁与私解相结合, 且根据盗窃犯年龄和其行为结合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其惩罚的级别。处罚时, 对现行犯和非现行犯有所区别, 打击的重点放在现行犯盗窃犯罪上。

进入封建社会后, 在《萨利克法典》中, 对盗窃罪进行了细化的分类, 比如“窃奴”、《窃猪》、《盗窃干草》等, 均有详尽的规定。在法国资产阶级歌名胜利后, 其《法兰西共和国刑法典》对后代盗窃罪产生了深远影响, 规定“欺诈地窃取不属于自己之物者, 成立盗窃罪”, 虽然讲盗窃与诈骗在同一个罪名中规定, 但是犯罪行为却又具体描述。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 对于盗窃罪的制定日趋合理。

近代以后, 英国1968年盗窃发规定:“一个人如果不诚实地挪占属于另一个人的财产, 并意图永久地剥夺财产, 属盗窃罪”。在进行认定时, 对于盗窃罪中的“不诚实”的定义进行了更加准确的限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规定, 意图不法占有窃取他人动产的即为盗窃罪。此法典将盗窃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为动产。且将盗窃罪划分为单纯盗窃罪名和加重盗窃罪名。

德国历史法学派奠基人萨维尼针对自然法学派的哲学演绎方式, 提出了“历史的”思维方式, 为当时的法学指出了新的思路和方向。然而, 历史并非精致的, 而是运动的。同样法律并不是一条条规范的、只能遵守的规范章程, 而是需要不断修改和演进的、符合民族、符合当下社会情况的时刻跟进的动态思维。法是存在社会中的, 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 因此法与人类、与社会密不可分。

中国传统法律和罗马法相比, 在盗窃的处理上的不同, 实际上是将盗窃罪划为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对盗窃的不同处理方式反映了两者完全不同的法律观念。中国将盗窃划为公法, 目的在于维持政治秩序的立场, 巩固国家政权的通知, 将盗窃纳入国家管理的范畴, 这里贯穿秩序性思维;然而罗马法则是以保护私有财产的立场, 将盗窃视为对私人财产的侵犯, 划入了司法处理, 这里贯穿的是规范性思维。作者认为, 在固有思维习惯里, 接见、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 应以自己民族的实际需要为基础。

古人云:“以铜为鉴, 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 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当今法律的修订, 也应参考历史的演进。当研究西方法律的时候, 也应顺应自己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民族特征, 满足本民族的实际需要。

参考文献

[1]李克非.盗窃罪的立法沿革与比较研究[J].政法论坛, 1997, 03:41-43+56.

新型盗窃犯罪 篇8

一、盗窃罪的犯罪客体

关于盗窃罪的犯罪客体, 在不同法系, 甚至不同国家的立法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异。

首先从英美法系上的立法看来, 其往往将盗窃罪定义为一种对于占有的侵犯的犯罪。从美国方面的立法来说, 盗窃罪是侵犯了别人的财产占有权的犯罪, 其立法司法更关注的是该行为是否使得相对人的占有权利遭到了破坏, 而非该相对人是否拥有所有权。[1]

其次, 再看大陆法系的相关立法规定。大陆法系对于盗窃罪是侵犯所有权还是占有, 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一部分的大陆法系国家认为, 在这一方面应该支持本权说, 意思就是只要该行为是对于财产的占有人的正当合法的财产占有的侵犯, 该行为就构成盗窃罪。另一部分的大陆法系国家则是持占有说的观点。该观点主要认为, 只要一行为对他人的占有构成了侵害, 不问该占有是合法占有还是非法占有, 该行为都应被认为是构成盗窃罪的行为。

我国在盗窃罪的客体方面的规定, 在法学的通说上是指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那么也就是说, 我国并不承认盗窃罪对于占有的保护, 而主要致力于对财产的所有权的保护。[2]但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的今天, 占有和所有权在很多情况下出现分离, 占有人往往并非所有人也并非总是对于财产实行占有。然而, 要使得经济活动稳定, 保护占有就是必不可少的。倘若仅仅保护所有, 而对于占大多数的占有的情况置之不理, 则必然导致诸多需要保护的占有人失去法律保障, 使得经济的安全稳定遭到破坏, 那么, 也会危及到社会的和谐有序。

笔者认为在盗窃罪的犯罪客体方面, 应当借鉴关于占有权保护的立法方式。将之前对于所有权的保护, 改变为对于占有权的保护, 从而使得经济交易上的形式上的信任得到法律的保障, 也使得财产的归属能获得相对的稳定, 从而保障社会经济安定。

二、盗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纵观英美法系中各国对于盗窃罪的量刑标准的立法规定, 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其主要是以数量图表的方式来表达关于盗窃罪的定罪量刑问题。量刑委员会是美国的专门的量刑指导机构, 量刑委员会制定量刑表格来反应罪与刑的对应关系。该表格中的对应的量刑幅度只是通常情况下可以使用的量刑幅度,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还需通过上诉复查案件的形式来执行。不难看出, 美国在司法中主要是通过限制裁判者的裁量自由来达到罪刑均衡的目标。

从大陆法系的国家来看, 其中一些国家的做法对我国也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如《德国刑法典》就对于盗窃罪的法定刑幅度做出规定, 即“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 在此规定之外还做出了关于盗窃罪的特别严重的情节的规定, 如“犯盗窃罪,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个月以上十年以下的自由刑。”除情节特别严重, 《德国刑法典》第244规定了携带武器盗窃、结伙盗窃、入室盗窃这些情节, 其量刑幅度在6个月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47条规定了家庭成员间的盗窃:“盗窃或侵占家属、监护人、照料人的财物, 或被害人与行为人同居一室的, 告诉乃论。”[3]从此法条可以看出是关于家庭成员的盗窃罪是以告诉才处理为原则的。

德国对于盗窃罪主要是通过犯罪的情节来进行定罪量刑的, 其也并非不考虑数额对于定罪量刑的影响, 由此看出德国对于盗窃罪的定罪量刑主要以行为人的犯罪情节来定并辅之以盗窃数额的相关规定。

再看日本的关于盗窃罪的规定, 较之以其他国家就相对简洁。其在规定上没有具体的量刑标准, 只是概括性地对盗窃罪以及它的家中情节进行规定。因此也就使得司法机构在盗窃罪的量刑处罚上占有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回到我国在盗窃罪的量刑方面的规定, 我国刑法的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关于盗窃罪的立法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我国在数额较大, 巨大等的具体规定上并没有做到明确, 而且较之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来说, 其中的关于数额的规定也越来越不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 从而使得现实生活中的案件审判出现让人难以接受的审判结果。其次, 在我国采用盗窃数额和犯罪情节双重量刑标准的量刑方式, 也容易出现在二者的衡量上分不清孰轻孰重的问题, 出现量刑的混乱。

对于我国目前关于盗窃罪罪刑均衡的问题, 笔者建议应该参考现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对于盗窃罪量刑的数额作出更符合当今社会发展情况的规定。在盗窃罪上, 我国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 巨大, 特别巨大的标准分别为五百至两千, 五千至两万和三万至十万。可以看出同现金人们的心理预期多少存在出入, 从罪刑均衡上来说应做相应的调整。此外, 也可淡化法条中关于量刑数额标准的问题, 赋予司法机关自由裁量的同时, 用地方的相关的及时的规定来加以完善和制约。使得司法能更加符合社会发展, 同时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再者在犯罪情节与数额双重量刑标准的问题上, 应该借鉴关于去量纲化的做法。制定出合理的标准, 使二者在量刑上有一个对应的范围, 从而解决因双重标准而带来的量刑上的困惑。去量纲化具体说来就是将单位各异因而不可比的各种事务放在一起, 剥离掉事物间不可比的因素, 抽离出共有的属性加以对比, 使其获得可比性。例如, 在犯罪情节与犯罪数额之间通过这一方式是它们具有可比性, 将入室盗窃等情节与不同的盗窃数额之间设定在司法上可以同等比较的标准, 使得司法更加规范公正。

三、盗窃罪是财产型犯罪中的一类具有代表性的犯罪, 对于盗窃罪的具体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在财产型犯罪上的立法的改进

在盗窃罪的犯罪客体上, 笔者建议应更多地考录对于占有权利的保护, 以适应我国现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占有为物权所有的一种外在表现, 虽然, 在有些时候占有不完全代表所有, 但是, 在占有作为一种最直观的方式, 仍然是值得保护和肯定的。当社会秩序同公正发生冲突的时候, 当二者不可兼得时, 站在秩序的一边应当是可取的做法。只有在秩序得以维护的前提之下, 一切的公平正义才有被考虑的基础。因此, 保护占有的权利, 将占有权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客体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在司法的实践中, 对于直观的占有的保护, 也是较之保护所有权更容易实现的, 因此这一做法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在定罪量刑的标准上, 应当完善定罪量刑的具体标准, 完善定罪量刑的司法技术, 以追求司法公平。在去量纲化方面, 制定出具体可行的标准。在定罪情节上将各种不同的不可比的因素用实际可操作的标准转化为可以比较的形式, 以应对不同的情况, 实现司法的合理公正。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财产型犯罪在我国的发生率越来越高, 其犯罪的复杂性也越来越大。为了解决我国目前关于财产型犯罪在立法、司法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 笔者将以财产型犯罪中的盗窃罪入手, 从不同法系中参考相关的做法, 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立法司法提供借鉴。

关键词：盗窃罪,犯罪客体,所有权,占有,罪刑均衡,犯罪情节

参考文献

[1]郭泽强, 邵劭.对传统盗窃罪客体要件的追问[J].鄂州大学学报, 2001 (01) .

[2]梁慧星, 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