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伦理市场经济

制度伦理市场经济（精选十篇）

制度伦理市场经济 篇1

一、市场经济制度的伦理蕴涵

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人们经济行为的规则化程序和经济观念的物质化表现, 总是蕴含着人们的期待、生活标准、价值观念、以及道德理想等因素。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就意味着调节市场经济中各种利益关系的共同价值标准, 通过社会的硬件而制度化, 并使社会个体成员的行为与经济观念具有目的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色彩。物质的和客观的经济活动产生了特定的价值内容, 经济制度则在社会意义上提供了价值最大化的秩序稳定性。

1、市场交换必须遵守两条不言而喻的规则, 一是交换的互利性、互惠性, 这是一切交换行为得以发生的价值动因。损人的自利或“无利益关涉”都是交换所不容许的。为此, 互利、互惠就成了交换制度必须确立的一个价值理念。二是市场主体在处理彼此交换关系时必须坚持“自愿”、“平等”的伦理理念, 即市场交换不能以抢劫、欺诈等非自主方式来实现。

2、市场经济是一种以赏罚来刺激和鼓励人们去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 其内在特有的竞争机制不仅促进生产者改善生产技术, 提高商品质量, 降低生产成本, 创造经济发展的高效率, 而且“刺激道德的敏感性”, 即竞争。但是市场竞争必须是公平有序的竞争, 这种竞争必须有着制度的安排和支持。在这里, “公平”无疑是市场竞争制度的最基本伦理内核。

3、市场经济存在着两次分配。就初次分配而言, 其主要是在生产领域内进行。由市场经济所决定的市场分配原则, 应当是合理公正的, 只要是等价交换, 公平竞争, 所获得的收益就是合理的。因此, 作为再分配制度安排的市场经济制度, 必须考虑到人的生存与发展, 考虑到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与心态平衡, 并且以此作为分配制度设计、安排的重要伦理原则。

二、市场经济制度的伦理合理性

市场经济制度是否具有伦理上的合理性, 就在于市场经济制度的价值取向是否与人们对市场经济制度的价值预期相吻合。人们对市场经济制度的价值预期:一是效率, 二是公平。即市场经济制度的实施与运行, 能够有效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 实现一个公正、文明的社会。

1、市场经济制度减少交易费用, 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制度的这一功能, 是通过两方面的途径来实现的。作为正式约束的制度, 主要通过权利界定、提供监督和信息来减少交换环境的不确定性及信息的不完全性, 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作为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约束的制度, 则一方面以“外在影响力”的形式抑制欺骗假冒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另一方面以“内在影响力”的形式强化人格的可靠性, 从而内在地阻止投机取巧、背信弃义等行为的发生。正式制度约束对减少交易费用虽然是强有力的、直接有效的, 但非正式制度约束, 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 都起着更为根本的作用。

2、市场经济制度保障“机会均等”

即活动条件、活动起点和活动规则的均等, 使人们有同样的合法权利以自己的能力、智力、体力、风险承受力以及主观努力参与市场竞争, 相应地, 都有进入有利的社会地位和拥有物质财富的同等的可能性。“机会均等”既是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 也是市场正义的体现。然而, 这一切都与制度的支持密切相关。

3、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分配公平

如何分配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同时, 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不仅在于物质财富的丰富, 而且还在于促进社会的“文明状态”。因此, 经济利益的分配确实涉及到一个合理性问题。为此, 就需要一个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分配正义的实现。分配制度的合理性要考虑到人的生存与发展及心态平衡, 这是分配制度必须遵循的一条伦理原则。但分配制度也不能忽视人们的能力与贡献, 效率原则也是分配制度不可或缺的伦理原则。按照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设计的分配制度能为经济利益的分配提供合理性的规则支持。

总之, 经济制度与伦理的结合研究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利益需要, 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道德性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需要。

参考文献

[1]倪愫襄.制度伦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2]施惠玲.制度伦理研究论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新经济制度的伦理解构 篇2

新经济制度的伦理解构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利益需要,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道德性原则或第一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需要.从伦理学的视野来审视现阶段包括基本经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经济运行制度、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制度行为等经济制度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 者：罗建文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湖南,湘潭,411201 刊 名：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3 5(4) 分类号：B82-053 F123.9 关键词：伦理视野   新经济制度   伦理解构   道德论证  

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 篇3

关键词：制度伦理；政府制度伦理；政府制度伦理化；政府伦理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12-0102-04

所谓政府制度，指的是政府的组成、体制、权限、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的规范和惯例。所谓政府制度伦理，是关于政府制度的伦理，就是政府制度伦理化与政府伦理制度化的统一，是从政府制度伦理化走向政府伦理制度化。

一、制度伦理与政府制度伦理

当前学术界对制度伦理探讨方兴未艾，但是，人们对制度伦理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总结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第一，制度中心说。这种观点认为制度伦理即是伦理制度化，也就是一种制度化、明文化了的伦理道德规范。在概念上，这种观点常把制度伦理表述为“伦理制度”、“道德制度”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应以制度为参照系，制度伦理必须致力于从制度方面来解决社会发展的伦理问题，具体表现为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伦理要求的规则和规范，并使之明文化、外部化，成为带有某种强制作用的制度性社会道德规范。制度伦理是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并存的，并且借助于这些制度力量所形成的“道德法庭”，是针对组织或个人行为的道德约束、监督和激励机制。这种观点突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伦理道德建设必须走制度化的道路。

第二，伦理中心说。这种观点认为制度伦理也就是指制度伦理化，强调制度本身的伦理性、合道德性。在概念上，有“制度伦理”、“制度道德”、“制度德性”、“体制伦理”、“制度性伦理道德”、“体制的道德性”等不同的表述。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应以伦理道德为参照系。提出制度伦理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制度的伦理”；其二是“制度中的伦理”。前者指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后者指制度本身内含着一定的伦理价值追求和道德理念。

第三，双向互动说。这种观点是在总结“制度中心说”和“伦理中心说”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制度伦理是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统一。制度伦理化是指制度的合道德性，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把_定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因而制度伦理应该被理解为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中的伦理道德要求和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的辩证统一。在制度与伦理的双向互动过程中，要求社会制度本身应是合乎伦理道德要求的，而实现这种道德要求则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措施和途径。简而言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制度伦理建设包括对制度的道德合理性问题的解决和伦理道德的制度化、法律化两方面的内容。对于道德建设来说，制度伦理和伦理制度都是不可或缺的。“伦理制度”是“制度伦理”的前提，“制度伦理”为“伦理制度”营造适宜的外部环境。 “制度中心说”从伦理制度化人手，探讨道德建设的途径，不啻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伦理中心说”从制度伦理化人手，着力研究制度本身的伦理性和合道德性，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以上两种观点均有片面性，笔者比较倾向于双向互动说，即制度伦理是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的统一。照此推理，政府制度伦理是政府制度伦理化与政府伦理制度化的统一，因此我们可以分别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和政府伦理制度化这两个方面来阐释政府制度伦理。

对于政府制度伦理化，可以做以下理解：

第一，政府制度伦理化就是追问“政府制度中的伦理”，即体现政府制度本身的伦理性。具体地说，它考察和求证政府制度中可能蕴涵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价值判断。任何一项政府制度在建立之前，总会做出“对准有利”之类的伦理判断和道德思考，在建立的过程中又总会运用道德价值判断的方法，将建立之前的伦理判断和道德思考具体化为价值观念和准则，融合在政府制度中并通过政府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定的制度蕴含着相应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意识，制度以道德性为基础。”虽然政府制度本身并不是具体的、直接的道德规范，但在政府制度设计与政府制度运行时往往要依据特定的伦理要求和道德原则，这就使得政府制度具有一定的与伦理道德相关甚至相同的内容。同时，伦理道德对政府制度的要求、政府制度对伦理道德的追求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体现。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有论述。例如，诺思曾把一定的伦理道德当作制定规则的规则；美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制度是包含着道德涵义的广义概念，如诚信、良心等等，否则就是值得怀疑的；富勒则指出，一个真正的制度包含着自己的道德性，即内在道德或程序自然法，一旦国家所施行的制度没能蕴含道德性质，就会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制度的东西。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制度中所蕴涵的道德原则以及所体现的伦理要求，其本身必须尽可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样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使得政府制度能够指向于特定的伦理目的，并且能够代表时代的主导伦理精神和价值观念，从而可能产生一定的具有伦理意义的结果。因此，政府制度伦理虽然不等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等，但却可以使这些制度具有最大限度的道德意义。

第二，政府制度伦理化还包含对政府制度的伦理评价，即对政府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也就是善恶的伦理评价。对政府制度的伦理评价是由政府制度中的伦理性质决定的，表明社会对政府制度的“伦理效应”所持的态度。邓小平认为，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里所讲的“制度好”和“制度不好”，实际上就是根据制度本身公正、合理与否所做的伦理评价。

对于政府伦理制度化，可以做以下理解：

其一，政府伦理制度化是指“制度化的政府伦理”，即以制度形式存在的对政府的伦理要求。和道德价值目标。它把相对抽象的对政府的伦理要求、道德价值目标具体化为政府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道德规范，或者说，是将抽象的、神圣的、不确定的道德情感、道德理想与现存的政府制度相结合，使其“物化”，成为具有强制性的、普遍性的约束政府行为的现实制度力量，这就形成了政府伦理制度。政府伦理制度化

的典型形式是政府伦理立法。政府伦理制度作为制度化的政府伦理，不同于政府制度的伦理，即不同于政府制度中的伦理。政府伦理制度中的“制度”，是直接的道德规范；而政府制度伦理中的“制度”，则是非伦理的、非直接的道德规范。的组合。政府伦理制度依附于政府制度而存在，因而。必须把对政府的某种伦理要求和道德价值目标直接以政府制度的形式表达出来并确定下，来，以便使当下的政府实践能达到预期的伦理目标。政府伦理制度不再是隐性的了，而减为制度化了的、外部化了的、明文了的政府行为规范它关涉到对政府的合理的伦理要求能否实现，关涉到政府制度伦理能否实现。因此，“制度化的政府伦理”是政府制度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二，政府伦理制度化还包括贯彻执行制度化了的政府伦理准则的过程。任何政府制度确立以后，其贯彻、实施就成了关键，否则，政府制度将成为无意义的东西。那么，靠什么来保证制度化了的政府伦理准则得到执行和实施呢?答案是靠监督和惩罚。尽管伦理道德对政府行为有着一定的约束力和导向力，但是，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人们的内心信念起作用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的调节作用是有限的，因此需要一种与道德相关的制度来进行伦理性的监督和惩罚，这就是政府伦理制度。从这一点看，政府伦理制度是对道德准则或规范的有力保障，这种保障既有“监督”的方面，也有“惩罚”的方面。

概而言之，政府制度伦理化和政府伦理制度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政府制度伦理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政府伦理制度化，政府将难以有明示的道德规范，政府伦理功能也将难以实现；没有政府制度伦理化，政府基本制度结构将缺乏伦理精神的支撑，必将影响政府制度的合理性。由此可见。政府制度伦理化和政府伦理制度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正是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完善政府制度伦理，并且推动政府伦理的建设。

二、政府制度的伦理功能

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制度所承担的伦理功能。政府制度的伦理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它能够整合政府伦理规范，能够约束或激励政府行为的选择。

第一，政府制度能够整合政府伦理规范。杨清荣教授把制度的伦理功能归纳为四个方面，即凝聚功能、演示功能、调节功能和规范功能。从政府制度的运作来看，制度伦理的这些功能，对提高政府行政能力、解决政府伦理问题、整合政府伦理规范，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其一是政府制度的凝聚功能。通过政府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使政府制度中所内含的伦理价值对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个体产生感召力，形成政府制度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其二是政府制度的演示功能。政府制度的具体运作和实施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伦理规范在政府实践中的具体演示，如公平、正义、责任等观念，都会在政府行为中表现出来，从而对社会大众产生示范作用。其三是政府制度的调节功能。通过政府制度调节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使之达到最大程度的默契与和谐。其四是政府制度的规范功能。政府制度对政府行为所要达到的伦理目标予以确定，并通过程序化、具体化的条文，将必须遵循的伦理规范固定下来。使政府组织和行政人员具有制度所认可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境界。由政府制度的以上四个方面的功能可知。它具有整合政府伦理规范的功能。政府制度整合政府伦理规范，主要“通过两种基本方式发挥作用：明示和默示”。所谓“明示”，是指政府制度通过规范公开昭示政府伦理要求，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各种行政法规以及有关政府组织和公务员的章程、守则、承诺等。所谓“默示”，是指政府制度所内含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通过组织形式、运作程序以及基本的权利、义务安排等方式，给政府以伦理价值的暗示。并展现出一条基本的行为之“道”。明示和默示是政府制度发挥其伦理功能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式，真正健全的政府制度应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相比而言，默示比明示对政府伦理规范的整合作用更为明显。明示使“民免而无耻”，默示则能使人“有耻且格”。

第二，政府制度能够约束或激励政府行为的选择。就政府的行为而言，它总是体现了当下的那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内容。因为政府制度以规范的方式表达了那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关系和文化价值观，并以强制性的力量强迫政府按照制度规范选择行为，所以政府制度对政府行为的选择具有约束或激励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府制度确定政府行为的基本框架，限制其选择的范围和机会。罗尔斯将“制度理解为—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及他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等”。政府制度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拥有什么权力、享有什么利益、承担什么义务，都是由政府制度规定的。政府只能在制度提供的基本框架内开展工作。不能脱离或超越制度的基本框架。第二。政府制度对政府行为的选择有巨大的导向作用。制度是一种广义的利益激励机制，不仅包括物质奖励，而且还包括精神褒奖、舆论赞扬、职位升迁。这种利益激励“是个人所能感觉到的在结果上的积极和消极变化”。政府制度向政府组织和公务员传达了一种信息，应该按照政府制度规范去做。如此行为的收益是明确的和巨大的，不如此行为是没有任何收益的，而且还将付出不小的代价。霍奇逊认为：“惯例与正式制度，通过建立或多或少是固定化的人类行为的范式，或者设置人类行为的界限，或者订立人们行为的规则，或者约束人类行为，实际上都提供给当事者以信息。”制度“给”政府“当事者以信息”的结果，就是对政府行为的选择起到导向的作用。制度之所以对行为能够起到导向作用，就在于制度性安排所表达的行为预期收益。第三，政府制度影响政府的价值目标和偏好，使政府从被迫遵守外在的制度约束转化为自觉的自我约束。政府制度的强烈作用使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养成一种行为习惯，乐于自我约束。

三、政府伦理立法

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一个终极性的标志是“政府伦理立法”。政府伦理立法是以立法、制度的方式确立对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的伦理要求，并以此规范政府行为。

有观点认为，伦理和立法是互不相容的，把伦理和立法连接在一起是不正确的。某一种行为一旦进入立法程序，就不再是伦理问题，而成为法律问题了。按照这种观点，一个人如果只是被法律强迫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而不再能够将自己的价值观运用于处理具体的问题，那么，任何法律能够管辖的行动就被从伦理领域驱逐出去了。伦理与法律虽然有着严格的区别，但是二者具有同质性，都是关于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在内容上也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贯通的。伦理是立法的依据，立法则是一定伦理精神的体现。在现代社

会，二者的功能和目标也趋于一致，都是为了维护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实现人的自由和权利。博登海默曾指出： “那些被视为社会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禁止杀人、强奸、抢劫以及人体伤害；调整两性关系；制止在合意契约的缔结与履行过程中欺诈与失信等等，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例子。”人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自利的动机和认识事物的局限性，因而，如果没有某种约束。个人的自利动机就会导致自私心的膨胀和责任心、良心的弱化。政府伦理立法在它管辖的范围内规范政府的行为。

美国早在1853-1864年间，为了解决公共权力被滥用的问题，就通过了第一部利益冲突法规。将立法视为处理和解决政府伦理问题的方法，在美国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自美国之后，其它国家纷纷仿效，开始对政府伦理问题进行了法律方面的规定，把越来越多的政府伦理规范纳入到法律规则的体系之中。加强政府伦理立法，通过法律的强制力量来维护政府伦理。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共同的发展趋势。

政府伦理立法的优点在于：第一，它为政府解决伦理冲突和伦理困境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导，这种指导“是对政治共同体道德最低标准的规范性陈述”。第二，它也为惩罚那些违背最低道德要求的行为提供了依据。“尽管伦理有其被动的本性——通过给行为设立道德最低标准实现其‘抓小偷’的主要功能，而不是树立最高的理想——但也确实提供了一个树立反面教材的方法。”

政府伦理立法的缺点则表现为：第一，由于它停留于一般性的原则的指导，在具体的政府工作实践中往往难以操作。对于具体问题的法律解释某种程度上有其固有的模糊性和疑问，“因为法律解释本身取决于先前的大量的判例和解释者自己的知识水平。本意不坏的公共行政人员很容易会误解法律，想把政府组织雇员的明显违法行为举报出来的人也很可能会对‘法律是否适用某一具体情形’不太有把握”。第二，由于伦理立法漏洞的存在、政府执行机制的不健全、举出有力证据的困难以及公务员对于举报自己同事涉嫌违法行为的不情愿等方面的原因，使得政府伦理立法通常难以实施。第三，如果更为有效地实施政府伦理立法，可能会使政府伦理立法的数量庞大而且无处不在，这就会在政府组织内部造成一种压抑的怀疑气氛，导致内讧、自保和恐惧意识，也就不再有公务员敢于冒险进行创新性行为和合法性行为。

尽管政府伦理立法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且完善它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政府伦理建设必须从政府制度伦理化走向政府伦理制度化。

制度伦理市场经济 篇4

1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制度伦理建设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市场经济的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还尚不完善,社会企业个人信用缺乏,假冒伪劣坑骗招摇过市,偷税漏税骗税屡禁不止,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层出不穷,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拜物教盛行等等一系列社会失范现象令人担忧。因此,在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制度伦理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1 道德沦丧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在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而,“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鸭蛋事件”、“地沟油事件”、“楼歪歪事件”、“二奶奶事件”等等,一桩桩涉及行业暴利、食品安全、医疗安全、建筑安全的恶性事件,已严重脱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就是说,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道德建设是其必不可缺少的助手,更是实现社会主义美好社会的保证。邓小平也反复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搞好了,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道德沦丧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1.2 道德败坏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完备的法律规范,也离不开有效地的道德支撑和约束。“亚当·斯密问题”所揭示的市场经济本身的道德维度和价值观念就在于,市场经济是追求自由、平等和效率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要求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市场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必须共同遵守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等经济规律,共同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基本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是一个能约束自己行为的“理性人”。试想,一个道德败坏坑蒙拐骗的人有谁会愿意和他交往呢?没人!他只能最终被市场所抛弃,被法律所制裁,被伦理所唾骂。又如,三鹿奶业不诚信制假掺假卖假,不仅伤害了一批婴幼儿,还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整个奶业,更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结果还用说,一定是一败涂地,必死无疑。再试想,如果“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楼歪歪事件”、“二奶奶事件”等可怕事件到处可见,那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吃的不敢吃,住的不敢住,最亲近的人也不敢再信任,人们正常的生活都将出现危机,更不用说发展经济了。

1.3 道德缺失与人之为人的本质要求根本不符

人之所以为人,是它超越了自然人成为一个社会的道德人,换句话说,是它摆脱了兽之为兽的兽性而成为人之为人的德性。道德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的认知和处事标准。它是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思想教育调整行为的规范。“从道德本身来看,道德是人性的一种本质规定,它与“人”的存在直接同一,是社会发展和人性完善的价值目标;道德的劝导性、自律性、为善性,不仅提升人的主体性,而且节约社会执法成本;道德的人格力量,具有感召力和信服力;社会成员基本的道德素养是执法公正的精神条件和品质保证。”[1]因而,道德素养是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人基本的素养之一。社会要发展,人要一步步成为真正的人,离不开社会成员道德素养的提高。

2 制度伦理建设应遵循一定的原则

制度伦理建设是道德建设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也是一项宏大的道德工程,在建设中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2.1 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原则

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进行制度伦理的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在尊重个人、注重个体发展的基础上要倡导集体主义,倡导公平正义,倡导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2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制度伦理建设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的制度伦理建设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让先拥有“德”的人先得到“得”,引导人们为了“得”而拥有“德”,逐渐形成无意识的“得”的“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与国、集体与集体、人与人之间还依旧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关系,一味地空谈“立德”,不切合实际,而极易造成“假”、“大”、“空”。因此,既要承认利益原则的必要性,也不能否定和排斥道德原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2.3 坚持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统一原则

道德原则不是独立于利益之外的抽象物,它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并用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的。只有坚持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统一,要让人们在“得”的过程中树“德”,最终形成“小德小得,大德大得;有大德的人,才能大德;有大得者,必有大德”的良好局面,才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

3 切实加强制度伦理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全面健康发展

制度是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运行的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如此。制度本身并不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但制度却具有伦理性和伦理功能。契约伦理和制度伦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根本保障。在此我们主要对制度伦理建设进行一些探讨。

3.1 建立符合道德伦理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制度伦理[2]就是指:“制度伦理化,即伦理化了的制度,亦指制度的合伦理性、合道德性,它使人们从既定制度的本质规定和运作框架中引出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或者把伦理道德作为一个尺度和标准,对一定的制度作道德评判。”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人们是从自己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一定制度一旦形成,它就构成蕴含着道德价值和人们的道德评价的有机系统,人们把这一道德系统蕴含的道德价值牵引出来,就形成了道德伦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定伦理制度实际上是让人们从制度系统中汲取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比如,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有迎合了中国实际情况;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定应首先考虑它的合伦理性和道德性,让道德转化为制度,让制度蕴含着道德伦理;还有正在积极培育和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进行各项制度建设时必须考虑该制度是否符合伦理道德,是否有利于唤醒人们的良知,是否有利于培养人们的道德性。也只有合乎伦理的制度才能真正行之有效,也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有意义的。

3.2 建立“德与得”相统一的符合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

《礼记》云:“德者,得也。”意谓有“德”之做官之人,必然会有所得。因“德”而彪炳史册、千古流芳者,不胜枚举。古有包拯、海瑞等就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清官忠臣。今有焦裕禄、孔繁森等优秀党员干部,则是千万个人民公仆的杰出代表。相反,身居高位、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因贪“得”而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者,也不乏其人。由此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面对“德”与“得”,决定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廉与贪、进与退、荣与耻的“德得观”。

“德与得”的原意是专指当官之人,但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德者,得也”已具有现代寓意:第一种含义是有“德”的执政者,必得天下人的拥护；第二种含义是有“德”的商人,必会得到其该得的利益[4]。因此,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德者,得也”的现代寓意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切实保障有“德”者必“得”,无“德”者必无“得”。比如,建立企业道德电子档案。让有“德”的企业切实“得”到切实的优惠待遇;而对偷工减料、制假卖假、承诺失信的企业在进行严厉惩罚的的基础上,将其列入企业道德电子黑名单,以便在其以后的项目立项、信用贷款、产品上市时起到进一步的教育警示作用,以促其向“德”。单个经济人也应建立个人道德电子档案[5]。以制度促道德建设,以道德人(或理性经济人)促经济发展,以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以社会进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3.3 建立以制度伦理为基础的人格教育

众所周知,人格的基本词义是个人在一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是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格的总和。人格的基本含义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规格、底线。伦理教育是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之

亚当·斯密[3]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人是具有理性的经济人。也就是说,参与市场的主体,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利己)的同时还要考虑其他参与人利益(利他)。事实上,市场经济是追求自由、平等和效率的经济体制。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在市场中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而且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要利他,成为一种互利的行为。因此,我们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大背景,进一步探索和发展以制度伦理为基础的人格教育,通过大力发展人格研究与教育来带动制度伦理的构建和发展。

4 结语

随着社会实践和研究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建设在伦理道德建设中的根本性作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对社会思想道德的根本性影响日益突显,在新形势下仅仅依靠传统的道德说教和引导很难起到道德教育和整合的作用”[6],要杜绝或减少一系列的道德问题,不断提升我国的伦理道德水平,制度伦理的建设至关重要。伦理制度化和制度符合伦理,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制度“度”人和制度“为”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海英.道德力量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J].科技咨讯,2006(8):205-206.

[2]制度伦理化[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JxS5fl59NAplisyudaKv4Gy pmwP9o-d-p_IZu8Uz672KqeSrzCcA ZWZ2Nk7-KDD3XAmAnzN10G43S9P SGXbLga.2013-05-17.

[3]袁小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研究[D].沈阳:东北大学,2006.

[4]杜灵来.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实效性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5]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等译.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刷馆,1997:5.

制度伦理市场经济 篇5

市场经济伦理精神探析--韦伯新教伦理研究的时代解读

韦伯新教伦理揭橥市场经济应有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伦理精神,这种社会伦理精神一方面为市场经济本身的`合理性作价值辩护,另一方面,为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提供社会伦理的人文资源支持.

作 者：高兆明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7刊 名：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8(6)分类号：B82-053关键词：韦伯 新教伦理 市场经济 伦理精神

教师制度应蕴含伦理精神 篇6

该书主要围绕教师制度伦理的内涵与发展、教师制度伦理的价值与意义、教师制度伦理的构建原则与实现路径三个层面，对教师制度伦理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首先，该书将教师制度伦理界定为教师制度的道德实现和合道德性，它包含了教师制度有着什么样的价值的追问和依据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评价教师制度两方面内容；其次，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分析了教师制度伦理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最后，作者通过采用公正、人本、民主和效率的伦理原则来审视和构建教师制度中的责权利关系，提出了实现教师制度伦理的有效路径。无疑，该书对我国教师制度的理论研究者及学校管理人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该书是国内较早系统地研究教师制度伦理的一本著作。它从教师制度伦理的内涵与发展、教师制度伦理的价值与意义、教师制度伦理的构建原则与实现路径三个层面对教师制度伦理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关于教师制度伦理的研究，也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次，该书在理论探究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教师制度伦理是教师制度合理性评价标准的重要观点。作者借鉴国外制度伦理理论和方法，从制度伦理的视角认为，制度的合理性是教师是否愿意遵从制度的重要条件，合理的教师制度应该蕴含伦理精神。也就是说，是否蕴含伦理精神是评价教师制度合理性的重要标准，只有蕴含伦理精神的教师制度，才能更好地维系教师间的关系与发挥教师的作用。

最后，该书采用了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往关于教师制度伦理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文献梳理和经验总结的层面，而该书不仅采用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教师制度伦理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和思考，同时还采用了田野研究和访谈等实证性的方法对我国现行的教师制度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是一本理论性与实践性紧密结合的著作。

总之，该书将理论思考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从伦理学的视角对我国的教师制度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它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充实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让更多的研究者关注教师制度伦理问题，而且有益于推动和指导我国教师制度改革，为学校管理者制定相关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南昌 330022）

责任编辑 余志权

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 篇7

要理解制度伦理, 首先就要了解制度的含义。对制度, 定义不一。道格拉斯·C·诺斯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罗尔斯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 这一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以及它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等。这些规范指定某些类型行为能允许, 另一些则为被禁止的, 并在违反出现时, 给出某些惩罚和保护措施。”马克思的见解比较深刻, 他认为制度是“具有规定和管理一切特殊物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特殊物”。因为制度对个体行为起着普遍性的约束作用, 个体行为普遍受其制约基于对制度的这种理解, 可以说“执政制度就是执政党为了实现一定价值目标而设计的, 需要执政主体遵守的规范规则。”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 制度就是人为制定的在一定社会中起普遍约束作用的控制个体行为以确保他们权利、义务等内容的规范体系。

对制度伦理的理解也众说纷纭, 较为为大家认可的说法认为制度伦理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是指政治、行政、企业、学校等机构所规定的制度本身所蕴含的伦理追求及道德价值理想, 也就是制度本身的合乎伦理性、合乎道德性。作为社会基本结构中的政治制度, 其内容更具有伦理价值与道德精神的追求。制度伦理化是制度文化在当代所追求的目标, 是制度价值的体现。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特定社会下的伦理原则和道德准则提升规定为制度, 以强调伦理的制度化、规范化, 体现伦理的法律化。

依照传统伦理学的观念, 制度是不应被包含在伦理之中的。伦理与制度都是一种规范体系, 但伦理规范是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来发挥其功能的, 因而具有非强制约性, 而制度是由国家或政府制定出来用以约束和调整人们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的准则、规则, 具有强制性;伦理所整合的对象远较制度整合更为广泛, 触犯法律的行为一定是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 而道德所谴责的对象不一定就是法律所惩罚的对象;制度惩罚一般都是物质形态的, 而道德惩罚则主要表现为良心责备和舆论谴责。因此, 不可把二者等同起来。制度伦理概念的存在完全是由制度与伦理在基本职能上的一致性这一点决定的。

从对制度及制度伦理的诸多含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制度就是某种准则、规则体系, 而制度伦理本质上也是一种规范体系。只是制度上的准则和规则是明确规定了的, 而制度伦理规范则是以风俗、习惯、良心、舆论的形式存在的。既然都是一种规范体系, 那么它们在基本功能上就是一致的, 即都是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调节各种利益矛盾来实现效率和公平的。

二、制度伦理功能与制度创新

(一) 制度伦理的功能

将制度伦理分为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的观点, 决定了制度伦理的功能同时也包括两个维度———制度伦理化层面的功能与伦理制度化层面的制度伦理的功能。

1、制度伦理化层面的制度伦理的功能。

(1) 制度伦理的评价功能。制度伦理的评价功能表现为制度伦理为制度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伦理的价值尺度。要谋求制度的公正与合理, 就必须具有制度合理性的伦理评价体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主体性意识的加强, 人的主体因素和“应该如何”的价值意识也越来越多地对社会关系发生作用和影响, 正像黑格尔所说的, 伦理“这个实体是在自我中解体了的存在, 所以它不是死的本质, 而是现实的和活的本质。”正是这种价值尺度, 可以使人们对制度本身做出道德与否、好坏与否、合理与否的评价, 从而促使制度不断发展与完善。 (2) 制度伦理的调节功能。制度伦理作为人类的自我发展与社会秩序的和谐之间的一种平衡机制, 既是人类自我实现的方式, 也是社会矛盾的调解方式和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 是人类对自我的内在管理。制度伦理对社会关系体系具有调节功能, 其目的在于创造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制度伦理的调节功能是通过调整制度伦理关系, 使各项制度及其运行处于和谐发展的秩序中。 (3) 制度伦理的整合功能。制度伦理的整合功能体现在行政管理中的行政道德化建设中。行政道德化是指行政管理中, 其法律制度、权力体制、组织结构、公共政策及典章制度等具有道德的合理性。这种道德的合理性能够协调行政组织、机构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改善行政管理的服务供给, 使整个行政体系进入良好的运行状态。

2、伦理制度化层面的制度伦理的功能。

(1) 制度伦理的规范功能。制度伦理的规范功能来源于制度化规范与非制度化的伦理规范的有机结合。制度化规范的强制性与规范性源于道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一种内在的管理与规范, 其力量在于得到人们内心的普遍认可。制度伦理作为制度化的伦理规范必然具有对特定主体和对象的规范与制约的功能:包括两个方面:对制度主体的规范功能和对制度本身的规范功能。 (2) 制度伦理的道德义务履行落实功能。道德责任是公民和市场主体必备的素质。如何改变社会上存在的不承担道德责任, 不履行道德义务的现象, 制度伦理建设是有效的途径。因为它把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通过制度和制度体系体现了出来将提倡和反对、引导与约束相结合, 进而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社会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最终对诚信的优良社会氛围的形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3) 制度伦理的行政制度伦理先行功能。制度伦理内在要求必须把行政伦理道德建设放在首位。一是因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集体的政务类和业务类公务员的内心信念如何、道德价值观念的取向如何, 对制度的建立和创新合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 对制度和制度体系的正确运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伦理道德建设也必须实现制度与伦理相结合的建设模式, 对于一般公民是道德范畴要求, 对于领导干部就不仅是道德范畴而且应当是制度范畴的要求。

(二) 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

从对制度伦理功能的论述可以看出, 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有着天然的联系。制度伦理的评价、调节及整合功能都从微观层面给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能及具体实现途径, 而制度伦理的规范、道德义务落实及道德建设功能则是制度创新实体化结果。首先, 制度伦理的评价调节及整合功能在一个微观层面, 为制度创新做出前期准备工作;其次, 制度伦理的规范、道德义务落实及道德建设功能将制度创新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的联系具体有两点。

1、制度伦理乃是制度创新的主观条件之一。

人们从制度伦理的角度对某一制度作出“不好” (“不应该”、“不正当”) 的道德评价, 进而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 是诱发制度创新的群众基础。为此首先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3个方面, 首先, 它是一种节省的方法, 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 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 使决策过程简化;其次, 意识形态与个人所理解的关于制度公平或正义的伦理道德判断不可分割地交织着;再次, 当个人的经验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 他们会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因此, “道德伦理行为准则, 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重要部分, 是个人在与环境斗争时发展的现实 (意识形态) 结构派生出来的。”耐人寻味的是, 与我国哲学界一些人大书特书“淡化意识形态”相反, 新制度学派却极为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 把它看作减少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2、制度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制度立法。

制度伦理功能最终极的标志就是伦理立法。伦理立法是以立法、制度的方式确立对机构组织以及工作人员的伦理要求, 并以此机构组织行为。有观点认为, 伦理和立法是互不相容的, 把伦理和立法连接在一起是不正确的。其实伦理与法律虽然有着严格的区别, 但是二者又具有同质性, 都是关于权利和义务的规范, 在内容上也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贯通的。伦理是立法的依据, 立法则是一定伦理精神的体现。在现代社会, 二者的功能和目标也趋于一致, 都是为了维护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 实现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 博登海默曾指出“那些被视为社会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例子”, 可见伦理立法与制度立法一脉相承。

三、结束语

制度伦理是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 当代中国的制度创新是权利与义务、秩序与效率、公平与速度的结构性调整时期的制度创新, 基于善的道德、基于道德的制度伦理在制度创新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复兴, 有赖于全社会各行各业各界的制度创新, 制度伦理的研究应当充当理论先行者, 为制度创新做出应尽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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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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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下卷) [M].商务印书馆,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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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方军.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 1997 (3) .

古代制度伦理浅析 篇8

本文研究的是古代制度伦理,古代制度伦理是指社会和君主通过制定制度和法律来合理调节人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活动中的价值观,而指导其制定制度的思想和价值观。

古代的制度伦理因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道德还未分离,中国古代的人必须听从家法和国法,这样的社会背景赋予制度伦理特定的内涵和形态。古代法律和道德并不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法律是道德的一部分,因而制度的制定也依据特定的社会道德。

中国最久远的道德德行便是“血亲”,这种道德基准沿袭至今。古代社会的建立是依据人与人的亲密程度而建立的。我们知道,从出生起,人的最亲密关系便是家人,这种关系是自然发生的,也是任何其他关系都无可替代的。根据这种特征,人们的家人关系逐渐外延,建立有家庭繁衍而产生的群体或部落。在中国古代,由于我国古代战争较多、自然灾害严重以及传统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社会组织。因而,产生了许多以氏族为基础的群体,群体外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分工都十分落后,但氏族内的交流却是十分发达的,这种血缘氏族关系在五千年的文化中一直保留下来,并且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一直是这样的国家形式。

血亲氏族关系继而建立了我国最古老的社会伦理秩序,《礼记·大学》有这样一句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在我国“家”的重要性,朱自清《背影》利的父亲令人动容,父母、兄弟姊妹的感情是无法割断的,家人的感情也是日后成为社会人感情的源泉。在古代,百善孝为先,只有一个热爱家、尊重父母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血缘关系因而成为社会政治的基本原则,社会分为不同的等级,也有其各自的等级制度,一个人要想在等级中获得身份,就必须通过自己的成员资格还获得身份认定,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人的社会身份,与他血缘关系的家庭、氏族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这些特征,他就不可能具有社会身份,更不用说建立城邦或者国家。这样血亲氏族关系就不需要制度法律约束个人行为,只要遵从习俗、惯例、伦理道德就可以了,在这样的社会中,私人和社会就混为一谈了,制度与伦理也就密不可分了。

二、古代制度伦理的影响

( 一) 古代制度伦理的积极影响

1. 促进血亲氏族内部沟通

古代制度主要依据特定的伦理道德,而我国古代伦理道德主要原则便是血亲氏族关系。在古代中国,个人的社会价值体现在氏族所处的社会等级,古代社会就是氏族的外延,因此氏族的价值凌驾于个人价值之上,个人也会为了氏族的发展而完善自身,个人在是组织中也要听从大家长,族内的道德就是族内的制度,这也导致氏族内部的凝聚力更强,一致性也更高,氏族内部的交往也也比族外交往更加密切,血亲为纽带的情感十分牢固。

2. 促进“家”的概念的形成

家是指以血缘、姻缘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在古代制度伦理的推动下,家成为了古代社会最小的社会组织。在当代社会,我们依然提倡尊老爱幼,孝顺长辈,我认为这与古代制度伦理是不可分割的,古代制度伦理遵从血亲氏族关系,认为家庭关系代表着一个人的品行,如果家庭关系不好的,这人的社会地位也不会高。这种思想一直传延至今,促进了现代人爱家爱家人的良好品德。

( 二) 古代制度伦理的消极作用

1. 道德否认了个人

道德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具体体现,它体现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体现在了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关系。古代制度伦理推崇血缘氏族关系,古代推崇“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而制度的建立者就是大家长和君主,不论家庭还在社会,只有遵从这些道德伦理的人才能够得到身份地位,社会伦理道德个人将自己看做成家庭中的个人,但是却是没有人格,人格已经化为家庭的特征,每个人在家庭中必须听从大家长,而在社会中必须听命于君主,这样个人的主体人格就逐渐消失。

2. 法律过度依附道德,导致社会逆向发展

法律将道德具化,道德约束法律的执行,这也导致法律很难具有公正性和公平性。这种血亲氏族关系而产生的道德观念导致个人的价值无法体现,而我国从古至今都会采用刑罚去惩罚犯错的人,这种刑罚是法律的辅助工具,也是道德辅助工具,更是氏族惩罚的工具,这种刑罚过于残暴和血腥,这也使得社会的道德逐渐朝着依附专治的统治发展,个人就成为了氏族和社会中的傀儡,一旦犯错就会遭受刑罚,这样的社会环境也会使人暴力,道德的约束作用会逐渐降低,从而阻碍社会发展,甚至导致社会退化。

三、总结

一个有效的制度是建立在合理的价值观上,正确的伦理价值观才能指导健全的社会制度。没有合理的价值观,国家和政府就不会确立健全有效的制度。而我国古代依靠血亲氏族关系,否定了个人的发展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是我们不可否定,这样的制度伦理促进了我国尊老爱幼的民族高尚品质。

摘要：制度是一个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保障。合理的制度安排是控制整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关键。制度是否能起到推动的作用,其主要指标便是效率,在我国古代制度与伦理是密不可分的,一本文就探究古代伦理道德的关系以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了解古代社会制度伦理价值观,了解古代社会制度与伦理的关系。

关键词：古代,制度,伦理

参考文献

[1]宋希仁主编.西方伦理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45.

[3]萧萐父.传统·儒家·伦理异化.北京:中华书局,2003.

ADR病例报告制度的伦理审视 篇9

关键词：ADR病例报告制度,主体,道德意识,责任感

根据WHO调查,全球每年有近1/3的患者不是死于疾病本身,而是死于药品不良反应 (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及不合理用药。美国学者Lazorou根据1966～1996年这30年电子数据资料分析,估计美国因ADR死亡占社会死亡原因的第4～6位。WHO《ADR监测指南》指出,由ADR导致入院占入院者的比例:挪威、法国及英国分别为11.5%、13%及16%。我国医院的不合理用药现象也十分突出,不合理用药占用药者的12%～32%[1]。WHO认为药品不良反应加上药物滥用、误用、中毒、治疗失败与用药差错,用药致病或致命已成为当今社会威胁人类健康的大问题[2]。

因此,ADR监测工作已成为各国药品监督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测的主要方式就是对ADR病例进行登记报告制度。监测实施的好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医药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也反映社会以人为本,重视民众健康及用药安全,是社会道德进步的具体表现。

1 ADR病例报告制度概况

1.1 世界各国ADR病例报告的形式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自愿报告的方式进行药品不良反应的收集。但有一些国家则是强制性报告[3]。

对于药品使用者、生产者和经营者,尤其是卫生专业人员,在医疗实践中对药品ADR事件均可自愿以书面形式报告给有关专业机构。英国MCA的黄卡系统[4]、美国FDA的Med watch[5]等均是自愿报告系统的成功实例。

对于制药企业和卫生专业人员,目前有法国、德国、瑞典、西班牙、奥地利、挪威等国家要求必须报告[6]。

对于制药企业,大多数国家均制定了强制性报告的要求。约25个国家,如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规定向政府报告所发现的ADR是制药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2 我国ADR病例报告的形式

根据《药品管理法》第八章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我国ADR病例报告采集的是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要求主动报告,而对个人则采取自愿报告的方式。

ADR病例报告的数量是开展ADR监测工作的基础。几年来,全国ADR病例报告数量保持了持续上升的趋势。来自我国ADR中心的报告显示,1998～2006年所收到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分别是519、595、4708、7718、17000、36852、70074、173480、369392份。

2005年国家ADR监测中心共收到ADR病例报告173480份。其中:来自医疗卫生机构的病例报告163754份,占94.4%,来自生产经营企业的病例报告9726份,占5.6%。全国每百万人口平均病例报告数量135份。

2006年国家ADR监测中心共收到报告369392份,其中:来自医疗机构的ADR报告为341528份,占报告总数的92.5%;来自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ADR报告为24890份,占6.7%;来自个人的ADR报告为2974份,占0.8%。全国每百万人口平均病例报告数量284份,略低于WHO对ADR报告的要求(每百万人口平均病例报告数量300份)。

1.3 我国ADR病例报告制度的缺陷

由以上可见,在我国的ADR病例报告主体中以医疗机构的ADR报告数为最多,而生产、经营企业相对较少[7]。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教授孙忠实介绍,我国ADR报告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主要是药品生产企业比例极低,样本来源结构不合理。报告制度不完善,其根本原因是自愿报告存在制度性缺陷,责任单位不清, 缺乏相应奖励和惩罚措施,特别是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监管分离,由此导致评价工作滞后。目前,由食药监部门负责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的协调工作,但医疗机构却由卫生部门主管,在相关法规中,将医疗机构列入罚则之外,实际上是将药品不良反应的主体报告单位排除在外,导致医疗部门全靠自觉性开展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工作。这表明,药监和卫生系统分别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对等。

2 我国ADR病例报告制度的伦理缺失——报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缺失

2.1 药品生产经营者怠于上报ADR病例

药品生产经营者报告ADR病例的主观能动性是因为怕报告之后会产生对自己不利的局面,这其实是一种隐性伦理缺失的表现:只考虑少数人的局部经济利益而忽视、牺牲了大多数公众的合法利益。药品生产经营者往往认为药品有不良反应就是药品质量有问题,一旦上报,会影响本企业的形象和利益,他们忘记了大局的利益,忽略了自己在整个医药服务行业的根本宗旨和服务的神圣责任为:生产合格安全有效的药品,为广大患者解除病痛。

我国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众多,但该主体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数却少得可怜。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1998年～2003年7月,我国共收到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报送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仅有450份,占总报告数(38197)的1.2%。而发达国家的药品生产企业却非常重视药品上市后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如在美国FDA收到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有90%来自药品生产企业,只有6%的医疗报告来自医疗机构[8]。

药品生产经营者怠于上报ADR病例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碰撞和矛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非常看重“义”,强调诚信待人。但是这种内省和心灵上的默契对人的思想境界要求过高,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中国历史上,“利” 是不入流的。可以说,“信”、“义”与“利”是相互对立的。然而,改革开放后,传统的道德伦理开始受到来自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利”被“正名”,“义利”观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此,人们对伦理道德的认识越来越模糊,观念越来越混乱,传统道德的约束也就越来越弱。表现为:在我国的药品生产业中,往往偏重于对生产者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道德意识的加强。

2.2 现行法律对医院上报的ADR病例无明确的质量要求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ADR的报告率远远低于它的发生率。对于医院来说,医疗机构的ADR报告主体地位本不容置疑,但是由于日益恶化的医患关系,医疗机构担心因此会被认为是医护人员责任心不强或医疗技术有问题,担心因此而承担责任或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尽管《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中规定ADR不作为医疗事故、医疗诉讼和处理药品质量事故的依据,但医院总是无法做到尽心尽力去发现ADR。当主体缺乏了主观能动性甚至产生消极抵触情绪后,ADR报告在数量和质量上就会大打折扣,即使报告,也主要报告说明书或文献上已有记载的ADR。其次,ADR上报与否并不影响医疗机构的效益,收集、上报完全依靠医护人员的自觉自愿,对不严重的ADR即使不报告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从本质上讲,医务人员提交ADR报告,是高尚医药道德的体现,是道德个体从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转变的过程。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国家并不强制要求医务人员提交ADR报告,而在履行了提交报告的义务后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利益。医务人员的良心是出自道德个体对自己行为的道德责任感,是个体在深刻理解一定阶级或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基础上,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自己行为的道德价值进行自我判断和评价的心理过程。显然现阶段我国的医院还到达不了上述道德水准。

2.3 我国面向公众的ADR宣传工作力度不够

长期以来,对药品不良反应的宣传在内容、形式、力度等方面都存在差距。不论是公众医疗机构还是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对ADR的常识及其监测的重要性都知之甚少。导致对ADR的认识不足,甚至存在误区。面向广大民众的普及宣传开展较少。普通百姓大多不知道药品不良反应的概念,对合理用药知识十分匮乏。导致在疾病治疗中存在大量的不合理用药行为,即使发生了药品不良反应,患者也不知道需要向医生、药师及药监部门报告。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和个人报告药品不良反应,但如何鼓励却没有出台办法。按说病人具有报告药品不良反应的积极性,但是由于个人对药品不良反应的认识不够,且缺乏安全用药方面的知识,且《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规定ADR不作为医疗事故、医疗诉讼和处理药品质量事故的依据,病人对此就不太积极,更何况如果报告后有可能会对为其治病的医生产生负面影响和心理压力,也就不会再主动报告了。

3.完善我国ADR病例报告制度的伦理途径

3.1 加强ADR病例报告主体的道德自律

道德的效用机制是一个过程机制,它依赖于主体的道德“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道德原则和规范具有前置作用,它在医药工作者进行医药服务之前表现为一种约束力,不管主体在主观上是否愿意接受和执行这些具体的原则和要求,它都是检验医药工作者行动“善”与“恶”的客观判断标准,它要求医药工作者在医药服务的全过程中始终依据这样的原则和规范去选择行为。然而道德原则和规范作为外在约束,其力量是有限的,它要切实在实践中发挥效力,关键的转化在于主体将其内容要求内化为自己的信仰信念,转变为自己行动的意志,变“要我做什么”为“我要做什么”,使伦理原则和规范由“自在”变成一种“自为”,才能实现伦理原则和规范的价值。没有主体进行“自律”的过程,就没有伦理规约的效力。

道德不是外在于道德主体的,道德最终要诉诸于人的自律。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唯有达到自律,即在社会道德转化成为社会个体道德,成为个体道德的需要时,道德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医院的道德建设必须注重激发道德主体的内在动能,使道德成为主体的内在自觉及需要。 道德只有通过道德实践才能同具体的道德情境结合起来,成为具体的、生动的、现实的东西。一个群体的道德状况如何、主要不在于它们有多少道德规定和律令,而在于这个群体中的个体在自己的行为活动中遵循和实践这些道德规定和律令的广度和深度。医院作为一个机构而存在,每一位医务人员的行为构成了医院整体的行为,所有医务人员的道德水平体现了整个医院的集体道德面貌。医务人员应该以自己的一颗“恻隐之心”去尊重与维护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及其安全利益,并将其视为自己必然的道德选择。医务人员应充分认识到用药致病或致命已成为当今社会威胁健康的大问题,在这个道德认识的基础上,本着对病人生命安全负责的积极态度,把积极主动报告ADR作为自己的职业责任。即使药品与“事件”的明确关系可疑时也应及时上报,也许一份负责的ADR报告就可以拯救数以千计的生命,使得病人免受不良反应的痛苦,那么这些报告无疑是有价值的。

3.2 道德底线——法律的外在保障作用

道德的要求在某种需要的条件下可以提升为法律,而法律在内容上又成为道德的“底线”。法与道德在执行中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发挥着对人的行为有效约束的作用。

伦理缺失的解决绝不是简单的道德约束就可以奏效的,道德能够通过道德主体的道德自律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但是,一旦主体缺乏这种自觉性,就表现出道德的软弱。事物的发展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总有一些拥有和掌握道德的主体并非同时具有高尚的道德操守。尽管人类的美好愿望是通过道德实践和主体的道德自律实现医学的根本任务,但避免不了少数非道德的行为与人类的良好愿望背道而驰,人类在今天依然难以摆脱对自己行为的某种限制和束缚,乃至在选择某种行为时必须要通过这样的限制和约束来达到社会的道德标准,这种限制和约束就是法律的强制力。道德立法既是道德的提升,又是道德原则能够得以践行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道德的一种制度安排。

现行法律规定的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要求主动报告,而对个人则要求自愿报告的方式,因为缺乏明确的赏罚机制,从而在现实面前显得有些无力。我们的立法工作应当着眼于提高ADR报告主体(尤其是药品生产经营者)上报ADR病例的主观能动性,提高ADR病例报告的数量和质量,保护因用药而遭受药害之苦的药品消费者在保障自己合法权利的过程中有法可依,同时对怠于上报ADR病例的主体予以适当的惩罚,对积极上报的个人则予以嘉奖。

作为一个刚刚建立起ADR监测系统的国家来说,我国取得的进步和飞跃是无庸质疑的。但是医学模式正在飞速地发生深刻的转变,我们必须找到尽快解决问题的方法。药品的不良反应往往是无法避免的,它的出现是人类认识水平的局限而无法避免的客观现象,是事物两重性的具体表现。在法律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的地带,那就是我们现行的制度与法律无法触及的地方,这需要我们的道德来弥补。解决制度缺失的关键,在于运用教育、自我修养、社会舆论等途径和手段,使道德他率与自律统一到个人身上,促进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及时向社会提供ADR报告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促使个体在生产研制过程中进一步改进技术以减少和避免已出现的药品不良反应。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不合理用药已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J].中国药业杂志,2004;13(2):1.

[2]唐镜波.药品不良反应监察的复杂性与艰巨性[J].药物流行病学杂志.1999;8(4):197.

[3]Olsson S,ed.National pharmacovigilance sys-tems,2nd edn[J].Uppsala Monitoring Cen-tre,1998.

[4]Monitoring the safety and quality of medicines:The Yellow Card Scheme http://www.mca.gov.uk/ourwork/monitorsafequalmed/yellow-card/yellowcardscheme.htm,/2004-4.

[5]FDA,The FDA safety information and adverseevent reporting program,http://www.fda.gov/medwatch/,2004-4.

[6]Bengt-erik wiholm,stenolsson,Nicholasmoore,et al(2000).Spontaneous reportingsystems outside the US.In:Strom BL(ed)Pharamcoepidemiology,Third edition,Wiley,Chichester,pp 175

[7]ADR系列问答.我国医疗机构2006年的ADR报告有多少[J].药物不良反应杂志,2007;9(1):74.

图书馆伦理建设与制度安排 篇10

一、图书馆伦理建设中制度安排的意义

1. 制度安排是图书馆伦理建设环境的重要保证。

伦理道德必须拥有一个能够让其充分发挥规范和引导作用的环境，而这个环境则是由制度构成的。制度通过社会组织的强制作用建立并形成一定的社会行为模式，构成一种规范化、秩序化的社会组织系统，这个社会系统就是我们生存的社会环境。[1]图书馆通过制度安排，来昭示国家或图书馆倡导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伦理价值，实现制度的凝聚、演示、调节、规范等功能，制约或决定图书馆的道德面貌，使图书馆及其人员的行为符合职业要求。

2. 制度安排是图书馆伦理建设的重要手段。

通过制度安排加强图书馆伦理建设，不一定能从根本上遏制图书馆员的伦理失范行为，但对规范图书馆员言行、树立图书馆形象、提高服务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它使图书馆伦理建设更加具体化、条理化、明确化，便于图书馆员遵行。其次，它为有关组织和社会各界监督图书馆员行为提供了客观依据和可参照标准，也为惩处和制裁违纪失德图书馆员提供了明确的尺度。图书馆制度以其明确性、制度性和威严性，保证了道德意识得到普遍养成和图书馆伦理规范得到共同遵守，通过赏罚或激励来影响图书馆员的行为选择，从而起到给图书馆员行为导向的目的。最后，图书馆制度安排内包含对图书馆员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的内容，使图书馆员的道德自觉得到制度的伦理关怀。

3. 制度安排是图书馆伦理实现的重要条件。

图书馆伦理实现是指图书馆及其人员于图书馆伦理观念、伦理原则、伦理规范的接受、践履以及在道德实践中运用的手段和方式。制度所具有独特的引导、约束和规范功能，其导引的确定性、时间的稳定性和约束的强制性，都极其有利于图书馆伦理道德的实现。[2]首先，图书馆制度能够按照图书馆的工作特点把道德规范和道德目标贯穿于具体的工作要求中，使抽象的图书馆伦理转化为现实的可操作行为。其次，制度的稳定性有助于道德养成。图书馆制度一经形成，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不变，制度的稳定性使制度规定的内容成为图书馆员反复践履的行为，道德在其过程中也就养成为图书馆员的无意识存在。

二、我国图书馆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

1. 制度缺位。

图书馆法律制度安排的不足，使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缺乏法律依据，诸多有悖于事业发展要求的行为做法无以明确界定和有效遏止，严重影响了图书馆应负职责的履行。从专门的伦理制度上看，我国只有更多象征意义和指导意义的《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 (试行) 》，具有普适性的、可操作性的图书馆伦理细则还属空白，维护社会信息公平、保障信息自由等，图书馆伦理价值观念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图书馆制度基本要素和伦理关注的诸多内容，如图书馆员和读者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界定、平等服务、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监督机制和权利制衡等，还没有真正在图书馆制度中结构化和程序化，信息服务中的基本伦理要求和观念，如诚实、信用也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导向和约束。

2. 制度虚设。

虽然现在不少图书馆也制定有相应的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但普遍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对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界定模糊，一些图书馆的职业道德规范中出现了本不属于伦理规范的内容；二是流于简单化和形式化，难具操作性。[3]现实中的人情关系和无原则的“贵和持中”会使图书馆制度失去标准，在缺乏职业精神品质的图书馆员面前也会流于形式。三是图书馆伦理主体对于公共权力的非合理性甚至非合法性的使用上，包括规章制度的强制执行、扩大执行和中断执行，这些都会导致图书馆规章制度失去应有效力。上述问题及现象不仅使制度的明示作用大打折扣，而且严重影响图书馆制度的规范作用和价值导向功能。

3. 制度的伦理功能弱化。

我国图书馆伦理制度安排最大的问题在于制度安排的不规范。图书馆有些制度多从管理角度出发，权力本位色彩较浓；有些制度没有维护图书馆员的正当权益，漠视读者的信息需求，严重地影响了其凝聚和调节功能的正常发挥，难以起到昭示图书馆伦理价值、协调图书馆伦理关系的作用。

三、图书馆的制度安排的伦理原则

1. 人文化原则。

图书馆制度安排的过程必须秉持正确的价值诉求，在追求制度的效率目标的同时，重视制度本身蕴涵的伦理精神，体现伦理与道德关怀及社会的公平、公正与正义。首先，图书馆制度设计应考虑人性因素。一定的制度框架对形成和塑造一定的人性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良好的图书馆制度应当对健康的人性的形成作出应有的贡献；其次图书馆应保障制度的公正性。[4]一是图书馆在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时，一定要导入人文关怀的思想，即“利他”的人文精神。“读者至上、服务第一”是图书馆特别遵循的原则，所有规章制度都要考虑以方便读者、服务读者为出发点，同时又要考虑科学的管理秩序，两者必须统一起来；二是图书馆在树立社会化公众形象，坚持全面服务与公平服务；三是图书馆在利用藏书与保管藏书建设的人文化管理，藏为所用，为人找书；四是营造人文关怀的阅读环境，坚持规范服务行为、倡导文明服务与细致服务。

2. 公正原则。

坚持公正是图书馆制度安排伦理考量的最高目标和根本要求。只有公正的图书馆制度才能激发社会公众的认同感，人们才能自觉自愿地遵从、支持和保护它。图书馆制度安排应牢固树立知识自由、知识平等和知识共享的公正理念。“知识面前人人平等”，“求知者人人平等”，“平等对待所有求知者”，“人人都有求知的权利”，这些就是知识公正的基本旨意，也是公民知识权利在平等维度上的具体表现。图书馆服务中的开放原则、无身份歧视原则、关爱弱势群体原则等，集中体现了社会制度安排上的人文精神。[5]

3. 权益至上原则。

图书馆制度安排过程其实就是不同伦理主体的利益博弈过程，在坚持权益至上原则下，正确协调读者与图书馆员工的利益关系、保障不同伦理主体的正当权益是图书馆制度安排的基本目的。图书馆员和读者始终是影响图书馆的两个最重要、最积极的因素，图书馆员权益和读者权益必须要受到同样的重视，不能厚此薄彼。[6]当前在图书馆制度中，限制读者信息利用行为、隐瞒图书馆信息等条文屡见不鲜，读者正当的信息知情权、信息需求权、信息服务权、信息效益权、信息消费权和用户平等权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在图书馆员的权益维护上意识更是淡薄甚至忽视。在图书馆伦理建设中，一味强调图书馆员自我奉献，甘为人梯，忽视现实社会中图书馆员的生存和尊严，忽视图书馆员对图书馆伦理价值的认同，而关系到馆员切身利益的事情如职称晋升、学习培训、学术研究却不闻不问，甚至压制。

4. 系统化原则。

图书馆伦理建设体系包括伦理规范、职业道德教育、职业道德修养、职业道德评价、职业道德监督等多个方面。伦理规范是图书馆活动中的行为准则和标准，职业道德教育和修养是提高图书馆伦理道德水平的重要途径，道德教育是客观外在的推动力，道德修养是主观内在的自我努力，职业道德评价和监督是推动图书馆伦理道德健康发展的保证。图书馆伦理的各组成部分以图书馆伦理准则为核心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书馆伦理体系，各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共同保证图书馆伦理建设的不断发展。图书馆上述伦理建设举措都需要图书馆制度加以保障，因此，也就需要图书馆在制度安排时不断完善，保证制度的系统性。

5. 可操作性原则。

图书馆制度需要通过实践的不断检验才能不断完善，并通过实践才得以体现其价值与效用。因此，图书馆制度的可操作性是其基本要求。图书馆制度的可操作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的具体性，不仅是要规范，还要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二是对图书馆行为主体进行客观评价与及时监督，将伦理精神贯穿于图书馆日常工作中，使道德水平真正与员工的绩效相关，在现实实践中推动图书馆伦理建设。

摘要：图书馆制度安排对图书馆伦理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当前我国图书馆制度安排存在制度缺失、制度虚设和伦理功能弱化等问题, 严重影响着图书馆伦理建设。

关键词：图书馆管理,图书馆伦理,职业道德,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章锦德.略论制度的伦理作用[J].福建论坛 (经济社会版) , 1999 (11) .

[2]鲁鹏.制度的伦理效应[J].哲学研究, 1998 (9) .

[3]沈光亮, 王晓峰.图书馆伦理规范研究[J].现代情报, 2005 (11) .

[4]龚会莲.论制度设计的伦理关怀[J].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3 (4) .

[5]蒋永福, 田文英, 孙瑞英.知识权利与图书馆制度[J].图书馆建设, 200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