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表达缺失

利益表达缺失（精选三篇）

利益表达缺失 篇1

关键词：保险利益,保险金,抗辩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保险之“精灵”的保险利益, 不仅可以避免使保险与赌博行为相混淆,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规避来自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对于保险之作用发挥可谓意义重大。

对于保险利益的界定, 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有法律权利说与事实期待说两种主要的学说, 中国保险法律则采法律利益说, 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以下简称《保险法》) 第12条第6款的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另据《保险法》的规定, 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标的物出险时, 必须对保险标的物具有保险利益。而在人身保险的场合, 则要求投保人在订立保险时即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否则人身保险合同无效。可见, 保险利益的有无, 关系到了保险合同的效力以及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等主体保险金的获得等保险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以保险利益缺失作为抗辩理由, 即可以有效地对抗相应主体的保险金支付请求权。但是, 这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 谁有权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保险利益缺失导致的保险金支付请求权的无效, 是可以由法院主动认定, 还是只能仰仗诉讼当事人提出?保险人放弃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是否要受到禁止抗辩原则的约束?对此中国《保险法》并未加以规定。因此, 本文意在对上述问题展开理论层面的研究, 并对问题的解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保险利益的作用

究竟将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赋予谁才最为妥当?此问题的解决需要探究保险利益的作用究竟如何。只有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才具有可靠性。

(一) 防止保险沦为赌博的工具

从保险利益原则发展的历史可知, 保险利益的第一个历史使命乃在于防止保险沦为赌博的工具。

在18世纪, 人寿保险单的签发并不以要保人对于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要件, 即无论要保人对于被保险人是否具有血缘或者经济上的利害关系, 要保人均可以以自己或其指定的人为受益人, 而以被保险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 投保被保险人的死亡保险。一旦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死亡, 受益人则会获得相应的保险金支付。例如, 甲以与自己无任何人身或经济上利害关系的娱乐明星乙为被保险人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金额为50万元人民币。合同有效期内的某日, 该明星旅游途中因意外事故死亡, 甲旋即可以向保险人申请50万元人民币的保险金支付。在此事件中, 甲并未因乙的死亡而遭受有身心或者经济上的损失, 而甲也仅仅为其获得的50万元人民币的保险金支付了数量极为有限的保险费而已。

保险利益要件的缺失, 必定会促使投保人更加热衷于以面临较高死亡风险且与自己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人为被险人而投保死亡保险。投保人仅以小额的保险费支出即可以获得数量较为可观的保险金。因此, 18世纪的人身保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赌博的工具。而保险利益要件的提出, 仅要求投保人为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投保保险, 就可以将保险这种损害填补手段与赌博区分开来。

(二) 防范道德风险

保险利益的第二个重要作用即在于防范道德风险的蔓延。因为人身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多以投保人或受益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亲情或血缘方面的抚养、赡养关系为主, 被保险人的生存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受益人之情感利益或生存利益的维系。因此, 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上述保险利益的时候, 投保人或受益人并不会主动促成保险事故的出现。但是, 在保险利益要件缺失的情况下, 不但被保险人的死亡不会给投保人或受益人造成任何情感或者经济利益方面的损失, 反而会诱使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为了获得保险金而故意促使保险事故发生。无形中使得被保险人的死亡风险骤增。

(三) 确定保险金额

保险利益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即在于确定适宜的保险金额度。虽然大部分人身保险都不具有类似财产保险一样的补偿性质, 但是在部分人身保险 (例如医疗费用保险以及债权人为债务人投保的人身保险) 中仍然是要贯彻损失补偿原则的, 因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所获得的保险金不得超过其保险利益的范围。否则将会导致受益人或者被保险人的超额获益, 同时还将侵害其他未出险主体的合法权益。

(四) 防止保险人的超额获益

保险利益原则还有一个被忽视的作用———防止保险人的超额获益。具体而言, 投保人因投保超额保险而导致超过保险利益部分的保险合同无效时, 保险人须向投保人进行相应部分保险费的返还。

三、保险利益抗辩权归属主体分析

对于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究竟归属何人, 在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主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鉴于保险利益的重要作用乃在于避免赌博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 因此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 任一社会公众都有权在保险纠纷中向法院提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请求。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 法院可以在诉讼过程中主动认定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因缺乏保险利益而归于无效。最后一种观点认为, 鉴于保险合同属于商事合同的一种, 该合同具有明显的相对性特征。因此, 只有签订合同的主体才有权提出有关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 即只有保险人才能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缺失保险利益为由, 拒绝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综观以上三种观点, 均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以下将就上述观点中提到的保险利益缺失之抗辩权归属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一) 任一主体

将保险利益缺失抗辩权赋予任一主体的观点, 认为鉴于保险利益之防止保险诈骗事件出现以及防范道德风险蔓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任一社会公众均可以第三人身份对受益人提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

该观点的最优之处即在于可以充分发挥保险利益的各项重要作用, 通过公众之此一抗辩权的行使影响保险主体的行为预期, 净化保险环境。但是由于具体权利主体的不明确, 会使保险纠纷解决产生效率上的阻滞。

(二) 保险人

将保险利益缺失抗辩权赋予保险人的理论观点认为, 保险合同属于商事合同, 具有明显的相对性特征, 因此只有作为合同主体之一的保险人才能够提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

例如, 英国法院在审理一桩保险案件时即根据英国《1774年人身保险法》指出, 除保险人外, 任何人均不得对受益人之保险金支付请求权的实现提出异议。因此, 保险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提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以及向受益人支付保险金。当然, 当保险人提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时, 还会涉及到是否需要向受益人返还保险费的问题。但是, 英国的法官和学者就此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虽然将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赋予保险人的做法, 可以最大程度地尊重保险合同的相对性特征。但是, 在缺乏其他配套措施的情况下, 极易造成保险人对此种抗辩权的滥用。即在没有规定抗辩权的行使需要以返还保险费为代价时, 保险人为获得保费收入就会在明知投保人对于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情况下出售保单, 并通过在被保险人死亡时行使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的方法拒绝支付保险金。侵害了善意投保人或受益人的合理期待权。

(三) 法院

此观点认为, 法院在审理保险案件时, 无论原被告双方是否就保险利益的有无提请法院裁决, 法院均可以保险利益关涉社会公众利益为由而主动认定保险利益是否存在, 并据此对合同的效力加以认定。

此一观点充分发挥了法院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积极作用, 但是却无法解决非诉讼途径中的保险利益缺失抗辩问题。

四、结论

虽然, 中国《保险法》在第12条中就保险利益的概念以及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要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并在第二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就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种类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但是, 综观《保险法》中有关保险利益的相关法律规定, 可以发现中国《保险法》并未就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进行明确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一遗憾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为保险纠纷的完满解决制造了不小的障碍。因此, 实有必要在保险法中将此一问题进行规定。至于将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赋予何人, 通过以上的分析, 笔者认为应将其赋予保险人。但是亦应同时规定, 保险人在行使该抗辩权时要向投保人进行保险费的返还, 借以防止保险人的权利滥用。

参考文献

[1]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1卷[M].台北:三民书局, 1988:21-38.

[2]杨芳.可保利益效力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38-50.

利益表达缺失 篇2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编辑部 发布时间：2008-11-25 阅读：263次

李森

[摘要]当代中国利益集团表达行为的总体特征为：整体性、不平衡性、群体化、社团化及从注重物质利益向要求政治权利过渡。

[关键词]利益集团；利益表达；特征

[中图分类号]C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962（2008）20-0022-02 利益表达就是利益主体向各级公共权力机构或其人员提出利益诉求,希求得到维护和保证的过程。总体来看，当代中国利益集团利益表达呈现出以下特征及趋势：

一、利益表达的整体性

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及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民族、集体至上观念占主流。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对这种政治价值取向进行调整，力图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 将之统一起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的不断分化，利益群体日益表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显性化的特征，“利益的分化过程也是一个利益聚合的过程，这个聚合过程便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杨光斌：《政治学导论》，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基于共同的利益要求、相似的社会地位、相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利益集团不断增多，这种共同性是形成政治文化认同的基础。在这种政治文化的氛围中，每个群体成员既受到这种政治文化的支配,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维护群体利益的倾向,形成了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意识形态。从总体上说，在社会转型期，尽管个体和群体利益表达意识在不断增强，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刘学军：“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对国民行为的影响”，见刘建飞：《政治文化与21世纪中美日关系》，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5页)这种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可能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过分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二、利益表达的不平衡性

在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使利益表达呈现出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到政治身份、家庭出身以及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的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社会结构主要呈现为“两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框架。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的推进及政治体制改革，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利益的分化与重组，并由此导致了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除了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外，还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六大新的社会阶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自身也发生了显著的分化。据统计，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这部分人基本是改革成果的享有者，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但同时，社会中也分化出了相当一批享受改革成果很少的弱势群体。据分析，我国的弱势群体规模在1.4亿至1.8亿之间，约占总人口的11%至14%。(覃道明：《多元利益格局需要创新诉求表达机制》，湖北日报，2006年11月16日)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必然带来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重组，形成新的利益体。“利益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

益现状,不同的利益现状必然导致不同的阶层所要表达的重点和关注的中心不同。”(蒋俊明、阎静：《转型时期人民利益表达要求的变化及挑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在共同认同社会主流政治文化存在的同时，不同利益群体中也存在着多元亚文化，这些多元亚文化反映着不同利益群体价值取向的差异性。从利益表达的主体来看，我国农民利益集团由于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颇深，受传统政治文化中臣民意识和计划经济时代对利益表达的抑制的影响，农民普遍缺乏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农民往往将国家整体人格象征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皇权视为不受任何制约的、唯一的东西，而看不到自身的力量。由于农民利益表达的愿望弱、依附性强，渠道窄，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表现出政治冷漠和被动的承受利益损害，因此利益表达往往对政府决策影响力弱。弱势利益群体从而产生受挫感，利益表达的主动性、自觉性受到严重削弱，从而产生农民利益群体与社会的隔离与断裂。由此可见，由于不同利益群体多元亚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差异，也相应地造成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表达的不平衡。

三、利益表达从单位化向群体化、社团化演变

改革开放以前乃至其后的很长时期内，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都是通过单位组织进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作为联结国家与个人间的纽带和桥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单位化”，这种以单位组织为载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就成为一种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单位可以把社会冲突传达到体制内,从而将企业职工和国家体制联系起来,它也可以把社会的利益紧张局限或化解于单位内,从而阻止社会冲突进入国家的机会。单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控制性的国家行政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具有利益组织化及传输作用的政治性组织。单位的这种双重属性,是基层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基础。(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改革开放后，通过单位组织来进行利益表达、化解冲突的机制已经不能全面有效地发挥作用。与单位体制的日渐式微相对应,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开始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表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因而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相对于借助行政组织、单位组织进行利益表达的方式相比，群体利益表达、社团组织利益表达的自发性、组织化程度还较低，缺乏有机协调，不能很好地聚合和表达组织成员的意见。

四、从注重物质利益表达向要求政治权利过渡

伦斯基认为，一个社会中权利的分配决定了报酬的分配。某个公民或某个群体拥有多大的政治权利，决定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身的利益。换言之，一个利益均衡的社会必然是建立在权利均衡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利的平等分配是政治利益及其他利益平等分配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权利是实现政治利益从而也是实现其他利益的基础。因而，谋求政治权利成为实现利益最根本的途径。正如王沪宁先生所说：因为“经济发展使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阶层都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由于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要求参与政治生活，要求了解政治体系的活动过程，尤其关心政治体系的决策，关心政治体系将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后果。”(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利益集团利益诉求及利益表达意识的逐步成熟，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及利益吸纳渠道的逐步增多，利益表达制度日益健全完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已经超越了初始阶段的物质性利益表达，它们已经认识到政治权利的分配是决定物质利益的关键，因此不再仅仅停留于物质利益的满足，而更加注重政治权利的争取与维护。从社会转型期利益集团的整体利益表达情况看，正在从注重物质利益表达向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过渡。(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

利益表达缺失 篇3

对这一现象，舆论的反应是比较两极化的。一极是持强烈批评的态度，这从一些评论的标题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政协委员的经济人角色要不得”、“新社会阶层的责任在哪里”、“政协会议不是房地产作风的后花园”等;而另一极则是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如:“每个利益集团都要有自己的张茵”、“有利益的声场才有表达的真实”、“张茵发声与赵本山落选一样让人高兴”等等。

在我看来，这两种舆论，都有合理之处，但也都有片面性，原因就在于，这些人作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两会这样的场合，既有权为本集团的利益代言，但也不能只谈本集团的利益，而应该同时兼顾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在一个利益博弈时代，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应该为本集团的利益辩护，现在大家都视为天经地义，这无须多说。那么，他在代言的时候为什么又要兼顾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呢？这是因为，两会这种组织形式，内在地规定了这是一个寻求整体利益的场合，最大限度地寻求整体利益，这是两会的天职所在，也是一切民主的真谛。

由于没有任何集团的利益可以凌驾于其他集团之上，所以任何利益集团在寻求自身的利益的时候，都必须兼顾到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与其他利益集团达成妥协。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不同利益集团妥协的基础，是它们的共同利益，所有的利益集团妥协的基础，就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没有整体利益、共同利益，只有本集团的利益，大家早就回家各玩各的了，还开什么两会呢？

那么，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两会这样的场合，究竟应该如何“表达”利益呢？我认为就是要用最大的努力，来说明本集团利益和国家、社会利益的一致之处。只有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也才能够使其他利益集团心悦诚服地妥协。当然，这种“说明”并不仅仅是指巧舌如簧，说得天花乱坠，也包括自己在利益上的真实让步，用事实来证明自己是尊重他人的合理利益的，并没有把本集团利益凌驾于共同利益之上。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则无论是张茵、穆麒茹，还是罗金保、王瑞祥，他们的表现都不及格，因为从他们各自的一套说辞中，人们只看到了霸气和强词夺理，却没有看到寻求共同利益的诚意。显然，他们不明白，“表达”不是目的，唤起舆论和公众的认同，赢得其他集团的妥协才是目的。他们如此倾情表演的结果，究竟是有利于他们的利益，还是最后因为犯了众怒而最终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真还很难说。也许他们挣钱、做官是一把好手，但做一个民主气氛中的政治人物，他们都还很稚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