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体育

2024-07-16

女子体育（精选十篇）

女子体育篇1

一、戊戌维新派女子体育的发展背景分析

1. 西学文化思潮是女子体育发展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梁启超等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 他们在甲午战争之后, 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 将其与中国思想文化融合在一起, 从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 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是在受到西学文化理论影响的基础上产生并提出女子体育的。除此之外, 戊戌维新派还以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等西方学说为理论基础, 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女性被封建礼仪束缚而缺少自由的状况,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男女生来平等, 女性拥有受教育以及参与体育方面的权利。在具体的实践中, 戊戌维新派还从遗传学的角度对兴女学和女子体育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将女子强身健体运动与强国强种紧密结合起来, 从而使女子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这种思想从很大程度上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当时女子体育的兴起。除此之外, 梁启超通过分析和总结, 在《论女学》中也指出美国和日本之所以国力较强, 是因为他们的女学都比较发达, 再次强调了国家的强弱盛衰是与女学教育有着紧密联系的, 并由此间接地支持了维新派女子体育的产生。

2. 西方教会女校为戊戌维新派女子体育的实践提供了示范。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条约作用下, 西方教会开始在中国建立具有强烈文化侵略性的女校, 女校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作为传播的工具为西方教会向中国社会传播西方宗教文化提供活动场地, 并希望能够以此种形式来给中国民众施加思想控制以及文化影响, 进而实现他们的殖民统治[1]。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教会女校对中国女性的解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促进了维新派女子体育的产生。一方面, 教会女校将西方先进文化知识和理念传递给中国女性, 对其传统思想产生了有力的冲击, 改变了中国女性的认识, 从而为戊戌维新派女子体育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 教会女学中设置了体育课程, 并且具有重要的地位, 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 尤其是非常关注和重视体操课程, 这种教学思想和教学观念从某种程度上也为戊戌维新派女子体育的兴起和实践提供了借鉴和示范作用, 解放了中国女性的思想, 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女子体育实践。在教会女学的影响下, 维新派人士在上海创立了第一所女学, 并设置了体育课程, 推动了女子体育的顺利开展[2]。

二、戊戌维新派女子体育发展的历史意义分析

1. 体操课开始进入女子学堂。

在女子学堂开设体操课, 这是戊戌维新派倡导女子体育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维新派的影响下, 当时担任上海电报局局长的经元善在1897年开始在上海筹办“经正女学”, 除此之外, 它还出资聘请了五十多位西方女性, 组织她们进行关于女子学堂规章和制度的分析和讨论, 并拟定了章程, 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了维新派提出的兴办女学的主张。“经正女学”作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校, 它起到了很大的带头作用, 并且在成立之后, 它还积极响应开展女子体育的号召, 对体操课的广泛开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意义。在其影响下, “中国女学”也将体育课作为学校课程的一个内容, 并且将西学中的一些思想和知识引入到国内的教学内容中, 不仅对智育和德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同时也对体育教学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女子学校的兴办以及女子体育运动的展开, 一方面对于中国教育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来说, 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不过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 中国女学也随之停办, 但是不可否认, 女学的思想依然对中国女性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2]。后来在1902年开办的务本女塾的教学计划中, 在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设置的时候, 再次将体操纳入教学体系中。学塾开设女子体操课的目的是增强学生的体质。之后体操课就成为女子学校的惯例。1903年, 龙级瑞等在长沙创办湖南民立第一女学, 由此可见, 在全国各地都开始了女子学校的积极举办, 并且也都将“体操”列为正式课程[3]。1904年, 蔡元培出任爱国女学校校长, 也对女子体育的重要性进行强调。在这个时期, 虽然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开设女子体操课, 但是, 女子体育仍然处于探索发起阶段。1907年, 在担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的张之洞的带领下, 《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出台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从官方的角度确立女学的地位, 进一步推动了女子体育发展的步伐。与此同时, 位于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 也作出了积极的响应, 将体操课纳入必修课之中, 并且对其教学内容进行了丰富, 体操和游戏等都被纳入课程范围内。后来, 随着各地女校的办立以及体操课的普及开展, 女子体育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社会舆论也开始对这一运动现象给予很大的关注和重视, 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促使女子体育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从很多社会现象中我们都可以看出, 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和如火如荼的发展, 例如1903年起主编陈撷芬陆续在《女学报》上发表了有关女子体育的专论, 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4]78。

2. 女子体操学校开始创办起来。

体操活动在各地学堂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此时女子体育活动的教学师资就开始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时虽然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 但是在长期封建思想的束缚下, 女子学校的体育教员仍然还是选择女性来担当, 但是女性体育教员处于紧缺状态。1908年, 各方共同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子体操学校, 这是我国近代体育史上第一所女子体育学校, 在这所学校中制定了非常完善的学校章程, 其内容主要有招生、考试、升留级、课程设置、学制以及费用等[5]。除此之外, 中国女子体操学校还聘请了从日本女子体操学校毕业的汤建娥, 使其在学校任职, 兼任教员和教务主任两个职务。虽然当时由于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和限制, 女子体操学校的办学条件还比较艰苦, 但是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许多女性体育人才, 其中一些毕业生在毕业之后创办了体育学校[6]23。

3. 女子运动会开始在中国举办。

随着女子体育教学的兴起, 一些女子学堂积极开展了体育运动会,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女子体育教育的成果进行检验。其中被人们赞誉为“中国女界之卢骚”的金天翮就是女子运动会的一个热心倡导者, 例如他在1903年出版的《女界钟》中就肯定了女子运动会的重要性, 首次提出了开展女子运动会的主张[7]。后来, 在1905年《女子世界》的女子运动专刊中就对务本女塾举行秋季运动会中十几个项目的盛况进行了详细的记载[8]。1908年, 中国第一所女子体操学校规定, 每年举行一次运动会。1909年, 第二次运动会由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展开, 这在《民吁日报》中有所记载。总的来说, 戊戌维新派女子体育, 以废除缠足为开端, 积极创办女校并组织开设女子体操课程, 倡导并举办了女子体育运动会, 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9]。

总的来说, 兴女子体育是戊戌时期一种新而重要的思潮, 是女子体育在我国先进人士主导下开展的最早实践, 由此可见, 当时的人们已经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了一定的认识。虽然戊戌维新运动由于种种原因很快以失败告终, 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提出的关于女子体育的思想和主张仍然对我国女子体育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来说, 戊戌维新派进一步阐释了女子体育对强国保种和保身自救的重要性, 为近代中国女子体育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 从实践上来说, 戊戌维新派通过一系列举措, 例如创办女校, 开设女子体操课以及倡导和举办女子体育运动会等, 逐步推动了中国女子体育的兴起和发展。

摘要：维新变法运动在我国近代改革发展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其中这次运动积极提倡女权, 提出了对于妇女思想的解放。下面本文主要分析了戊戌维新派女子体育的发展背景,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发展对我国女子体育的影响。

关键词：戊戌维新派,女子体育,发展背景,实践,影响

参考文献

[1]肖庆群.戊戌维新派女子体育论[J].体育文化导刊, 2013 (11) .

[2]赵玉婷.论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的演进及其社会基础[J].兰台世界, 2009, 11 (6) .

[3]张蘅.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女子体育发展管窥[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14, 27 (8) .

[4]吴雁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5]任向阳.论戊戌时期的兴女学思潮[J].江西社会科学, 2012 (10) .

[6]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M].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7]肖宁.对我国女子体育文化历史脉络的回溯与探讨[J].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1) .

[8]刘人锋.晚清女子体育的兴起与发展[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9 (6) .

女子体育篇2

五月的太阳一改它往日的懒散和煦，以更加炙热的方式点燃了远处那群“勇士”的激情。5月13日下午在音乐广场上，由共青团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委员会主办，院学生会、各系学生会承办的“第二届体育文化节校园吉尼斯之勇往直前障碍赛跑（女子组）” 进行的如火如荼。

下午五点整，一声清脆的哨声过后，第一组女参赛选手在广场北面率先开始了比赛，蛙跳了十几步以后，她们迅速得从地上拿起了一只乒乓球拍，并用单手托起一个篮球后向前努力地奔跑着，将球拍与球放在盆中折返，跨过最后两个跨栏后，她们冲刺回到了终点。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本次比赛的六强选手也顺利产生，并分别获得了精美的小礼品。

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运动多维图景管窥篇3

关键词：女子体育；强国保种；主体性；身体

中图分类号：G8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5-0054-05

Abstract：Women's spor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sports in modern times. From the time of the generation of women's sports in our country， it has assumed a strong political mission.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women's sports has undertaken a clear political intention of national fate， and further it carries out the body discipline of protecting the species and strengthening country. Of course， the political intention of protecting the species and strengthening country has played a promot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sports subjectively. his is also the objective to stimulate and enhance awareness of subjectivity from women's personal attachment which brought a breakthrough of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display. Mainly it displays the expansion of the multiple fitness ability and the active acceptance and pursuit of the western sports. 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s sports culture and gender， it jumps off the stereotype of sports history of traditional nation， and reducts and returns the multiple development aspects of modern women's sports in China， so as to enrich and improve our multidimensional cognition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women's sports in China.

Key words：women's sports； protecting the species and strengthening country； subjectivity； body

在近代中国体育的历史发展脉络里，女子体育的存在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景况，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清楚的阐释。对许多研究近代中国体育史的学者而言，女子体育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囿于各种条件的阻滞，这个议题一直没有成为他们着墨考察的对象。这种轻视与低估虽然最近已经随着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崛起而有些微的改善，但是系统性的讨论和规模性的反思仍处在萌芽阶段。鉴于此，在承认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强国保种”的刚需之外，从不同场域展示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多维面相，不仅可以扩大女子体育意涵的解释空间，而且也可使其跳脱单一意识形态的束缚，进而使我们对建构女子体育的多种力量有一个比较整全的把握。

1“强国保种”的身体规训：作为承载国族命运的一种手段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鸦片战争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的各种内忧外患，不仅是一个既定事实，而且也使国家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和深入人心。我这样说无意暗示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开展——国家化和工具化趋向的应然，但这种以“强国保种”为实践行动的出发点，以富国强民为最终目标的女子体育诉求，确实是一个时代性的决定。

无须讳言，中国在近代之前，对女子的要求是三从四德、相夫教子和传宗接代，作为修身养性、锻炼体魄之重要方面的体育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为男性所垄断，女子体育的开展几近无从谈起。然而，在近代列强凌辱的境遇中，作为强国保种之组成部分的女子体育开始受到关注。维新派人士严复就认为“强种”不只是男性的责任，“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1]。梁启超也指出：“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而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2]。”由此观之，这段时期，“国民之母”“女国民”的观念大行其道，“强国保种”的观念很快便成为形塑女国民身体的主轴。有史可查，当时通俗画报《点石斋画报》和通俗报刊《女子世界》《女子教育》就经常绘制和描述女性如何御侮抗敌的图景。《刘家军》《姑嫂保镖》《妇能御侮》和《女中丈夫》等图像一经展示便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3]24；报刊《女子世界》的发刊词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虽然二十世纪之中国亡矣，弱矣。半部分之男子，如眠如醉，又如死矣，吾何望女子哉！是不然。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4]。”亚华在《女子简易的体育》一文中也无不羡慕地指出：“吾想着西国女子，真正是仙神一般。好天足，好身干，趁着风和日暖的天气，并肩携手，踏球竞走，这才算得人生第一的快乐。生下来的儿童，又个个活泼强健，体干结实，这便是人种发达的原因[5]。”随后《女子教育》也继续跟进指出：“母亲的身体强壮，生出来的儿女，一定也同他的母亲一样。如今中国女子的身体，不但够不上说强壮，就是能免纤弱的也不可多得。这样的国民之母，那里能有强壮的国民呢？[6]”很明显，当时的知识分子试图透过文字和图像完成的对女性身体的刻画与想象都带有浓厚的以社会和国家的生存为取舍判准的意味。这些企望依仗身体的改造来加以实现的各种面向，实际上从初始就隐含了一个以社会集体和国家作为最高价值的导向，国家主义的政治意蕴在女子体育的发展过程充分显现出来。

除了这些社会体育运动形式以外，以国家和民族为主要导向的女子体育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场域的经营——学校体操。如1985年的《申报》就对日本学校女子体育给予了特别的介绍和肯定，“女学院则有体操，而无练兵夫，女子当以柔顺为主，日事体操则身强力大，不知何所取意，岂慕秦俗之强悍，欲使女子知兵，而有小戎驷之风”[7]。随后，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学堂——“经正女学”，其教育宗旨为：“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8]。”1905年，侯鸿鉴也在无锡创办了竞志女学，而且毫不避讳地指出：“体育为女子所缺乏者，故注重体操一科。所教授之各种体操，除依普通小学及中学程度外，选择东西洋体育书合于女子应用之各种操法，务合于生理的卫生的美的各种游戏及行进等法，以补中国女子之缺陷[9]。”1906年，北京译艺女学堂设立体操科，聘请了娴熟兵操的女教师，按照行伍新规，一律训练[10]；另外还有1913年的江苏竹荫女学校的兵式体操，武进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的徒手操以及杭州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的器械操等，所有这些都折射出当时女子尚武体操兴起的景象。事实上，此种类型的运动叙事在当时已比较丰富，不管是徒手体操，或是手持棍棒、哑铃、球拍或毛巾等实物的体操，已普遍出现在清末民初的女校校园中[11]。影响所及，清末民初以“强国保种”“国民之母”倡导的女子体育理念，因缘着战败和亡国情绪而来的焦虑，不但没有任何递减的迹象，反而使国权的集体规训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盖女子者，国民之母也，一国之中，其女子体魄强者，则男子体魄亦强，我国人种之不及欧美者，亦以女子之体魄弱耳，今省中女学堂能之体操之要，而添设之，将来造成新国民，养成优民族皆此辈女子之责矣。岂不美哉”[12]。1931年，高廷芳在私立中华女子体师申请设校时就毫不掩饰地声明：“窃廷芳既呼吾国人民体质之孱弱，思有以强健之，顾症结之所在，唯有发扬体育，坚强健母，庶几可达此种愿望。”[13]

由此可见，在上述思维以及整个时局处于局促不安，不能不有所积极作为的情况下，女子身体一开始就成为国家和学校试图直接干预的对象。然而，这种为了国权的兴亡与国体的打造而发动的女子体育运动，显然很难称得上是一种对妇女身体的真正解放。此时女子参与体育的目的并非是女子自身的身体力量之美和主体性精神的展现，而是更多地服从于外在的政治意图和国家目的，担负着更多的非体育的目标指向。体育专家萧忠国在《提倡女子体育与中华民族之复兴》一文中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女子体育不但有利民族复兴，而且远较空谈女子解放或自由更为重要[14]。”上述状况表明，近代中国的局势虽然充满了大小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但在这些浮动的权力倾轧之下，却有着一股绵绵不绝的规训性力量在进行女子体育的征服工作。在这些规训力量的纵横交错下，女子体育与国家的关系一步步被厘定出来，最后形成一个国家高于个人、统摄个人的权力状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主观上的政治诉求和民族意旨在客观上促进了女子体育运动的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之辩证关联在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运动领域中的生动展现。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运动就在这种外在的国家政治诉求和民族意旨的刺激下开启自我发展历程的，女子自身发展的主体性诉求也在其中慢慢呈现出来。

2“突破传统”的身体展示：作为彰显女子主体性的一种方式

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倡导大多环绕着“体育救国”“强国保种”的政治符号，这固然反映了当时的政局和思潮走向，也内化在不少人的生活中。然而，从清末以降，中国的女子体育在被动中开始朝多元方向发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尽管服从于非常明确的国家目标和政治意图，但也确实在客观上促进了女子体质的增强以及由此而来的女子体育的社会化发展，尤其是在女子接受体育教育的过程中获取了许多西方现代体育的汲养。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国民化和公共化。国家一面将女性体育置于民族主义的宏大需求下，一面又部分涉足父权、夫权对女子体育的垄断，这些声称和主张使女子体育不再需要仅仅依靠家族才能获得一个明显的时代价值，同时它也将女子体育的活动空间从封闭的家庭推向更为开阔的公共空间领域。公共空间领域是近代形成的促进个体公民化的重要场域，“现代公共空间领域酝酿冷静的、理性的、公正的公共舆论，代表一种集体的省思与判断”[15]。长期以来，中国女子被禁闭在家庭之中，无法在与外界的交往与互动中达成自我的主体化，而女子体育的发展使她们在客观上获得实现自我公共化重塑的契机。当然与西方社会相比，近代中国的公共空间领域并不成熟和完善，但女子体育确实开启了一片新的公共空间，在这片相对自由的空间中，长期受到封建禁锢的女子开始以一种独立的、主体的眼光尝试着看待周围的世界，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发生着交集。这些被迫或主动的女子身体建构无疑对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特别当女子体育在过去的中国一直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时，此时对其社会地位的部分赋予和肯定，一定会对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诞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

事实上，经由体育运动而来的“健康美”这个西方词汇，一经传入近代中国，便因传播媒体的鼓噪和实践，很快走入了女性的生活世界。她们认为：“女性美要保持长久的时期，除去生活精神愉快，和感情不受刺激外，则唯运动为最有效的方法[16]。”易言之，脱胎于“国民之母”以及“女国民”思路下的“新女性”，在美的概念中，有别于传统柔性的美，在广大的新女性中，得到了认可。“如何健美，体育运动是不二法门 [17]。”由是观之，近代中国女子体育作为彰显女子主体性的一种方式，尽管无法切断与“国家、民族”的紧密关联，但企图突破传统文化的绵密束限，也是其发展的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具体表现为：

2.1多元体能运动的扩展

毋庸赘言，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与学校体育的推广实有着唇齿相依的密切关联。然而，女子体能的推动，光靠课堂上的体育训练是很难达成的，而这种方式也不容易激发青年女子的兴趣，更何况体育需要实际的操练和不断的练习。因此，体育正课之外的课外活动，成为塑造女性身体的另一条渠道。据史料记载，浙江湖郡女中的课外运动，相当有特色，除了安排学生在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打排球、篮球、网球之外，学生还可以骑自行车。据该校报道，原先仅供应两辆自行车，在学生不敷使用的状况下，学校特别向车行租车，结果，全校能骑自行车的学生竟多达十分之八。另外，把运动融入生活也是体能教育的一个渠道。1934年，浙江嘉兴地区的一份调查显示，嘉兴、中山和明德三所女中学生最感兴趣的功课，除国语、英语、算学之外，便是体育；而最有兴趣的运动则为篮球和排球[3]132。统计数字固然可以说话，毕竟是静态资料，经由该校学生的叙述，更带给我们真切的一面。王漱兰在《三年来之初中生活》一文回忆，她就读的班级在运动方面特别出色，从初中一年级起，她的班级就注重运动，教室里挂满各式球类竞赛的锦标。她发现，年龄小的同学对运动特别有兴趣，因此，课外时间操场上经常遍布着他们的足迹[18]。还有人不仅自己注重运动，也鼓励她的同学做运动。例如，袁琰希望她的同学不要颓废沮丧，在给同学的信中，就提出以“动”来调适身心的观点，她认为“玩玩球艺或者习习拳术”，能使心境愉快，体魄强健[19]。就读上海持志大学的钱小姐，更是古道热肠，除了自己常利用课余向男同学或初中部的同学学习射击之外，还主动为同学组织篮球队，聘请专家担任教练，而且每天清晨，她就吹着银笛，叫醒同学们练球[20]。

另外，社会场域女子体育的参与也是其提升体能并促进其自我觉醒的重要路径。据《申报》《玲珑》《良友》等杂志报道，在那个时期原来被禁锢在家的女性，在公众的场合被赋予了“塑造身体、改造身体”的权利，远足、竞走、游泳、回力球、高尔夫、脚踏车等运动项目的参与，暗示着女性参与体育范围和空间的大大拓展。1930年上海市立第一公共体育场调查显示：妇女参与体育的人数从七月份的15 640人，到12月份的18 520人，共计115 845人。通过数字统计可以看出，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是高涨而持续的，仅仅半年时间就有115 845人次在市立第一公共体育场参与体育锻炼[21]。由此而知，这种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中得到发展的女子体育，相较于学校女子体育而言，更能带来女子体能的根本性提高，因为它引起了人们对女子体育更为广泛的关注与重视。突破学校特定场域的局限，将体育与女子日常生活密切关联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体育突破了原有狭隘的身体养成层面，而具有了更为基础的生活存在论意义。也就是说，女子体育在带来女子体能增强的同时，也为其反思自身的社会存在状态提供了重要的视角，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女子的自我觉醒意识。正是这一点，为女子社会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女子社会体育的发展恰恰表明了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

由是观之，“强国保种”的女子体育观尽管与当时的中国政治时势暗合，但将学校体育设计成磨炼女子身体提升体能的唯一手段，显然与那时的女子体育现状不相吻合。事实上，女子体能教育的多面并存局势，是我们在考量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生成发展时，必须要周全思之的地方。质言之，这些在运动中赋予客观使命却带有主观意向的女子体育，也是其在近代中国体育历史进程中切切实实的存在面相。也就是说，女子体育在国家和民族政治诉求的刺激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带来了女子身体素质的提高，同时也为女子主体意识的觉醒带来了可能，这是女子体育在近代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主客观表现。更为关键的是，兴起于西方的多元体能运动项目的传入，更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女子体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全新的思想视野和体育认知，并由此促进了由外在政治目的引发的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更进一步发展。

2.2西方体育健康美的追求

随着全球化风潮和消费主义的兴起，女性开展了对身体“时尚、健康和美”的塑造。女性身体不再是被束缚和被压制的客体和对象。1928年《良友》杂志说到：“近代的女子不再以粉红之美为美，她们以体魄与精神之美为美，她们不再愁眉深锁地躲在阳光照不到的闺中，她们要站在光天白日之下，以奋斗竞争的场所为背景，对着世界作永久的微笑[22]。”1931-1932年在《玲珑》《女朋友》等杂志上，出现了关于“日光浴”“天体运动”的讨论。“像眼前的时代，总在歌颂这一个新字；我们做个新女子，第一要有健康的体格，才后可以运用思想做事。同时，我们也明了，一个健康的女子，方能完成她的工作，不至于闹出半途而废的弊病，那是实在的话啊！[23]”1933年在《妇女共鸣月刊》杂志上也曾出现这样的描述：“一个经过体育运动的女子，举动非常的轻盈，身体修短合度，皮肤柔洁，面部红润可爱，谁都要羡慕她一声美丽，但是试问这种美是从哪里得来的，那毋庸说，当然是健康上所收的成效[24]。”另外，也有不少人从女性个体生命意识的角度，借由传播媒体、消费文化及电影工业的快速发展，来塑造女性新的形体。譬如，1933年上海市举行第二届中学联合运动会，《玲珑》的摄影师不但拍下女运动员掷铅球、百米赛跑和跳高的写真，还以“健美的姿势”的标题形容她们。1934年郭建英在《春之姿态美》这幅画以悠闲女性为题材，勾画了一个近代新女性手持高尔夫球杆、做打球状的形象[26]。还有1934年上影的一部轰动全国的体育电影《体育皇后》，也采用当时的流行话语：“充满着健美思想”“隐藏着摩登意味”“新生活运动的先锋队”等等，告诉观众体育既健美又摩登。1936年由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发起的动机是纠正以弱为美的“金陵健康小姐”评选活动，从一开始就深受健美人生的支持，而获得此次选举第一名的罗慧林女士“年二十一岁，湖南浏阳人，主修体育系，今年寒假毕业，学术兼优，将来定可在体育界一放光彩。她自幼即注意锻炼体格，常练习骑马、游泳、球术及舞蹈等，因此获得极健美的体格，可是她并不是身材魁梧的人儿，却是位窈窕洒丽活泼天真的女郎”[26]。这段时期，报纸杂志经常透过摄影捕捉女运动选手的风采，并以“健美的体格”来称颂她们[27]。

由是观之，“健康美”不仅仅包括女子身体展示的外在美，更内含着心灵豁达的内在美。这种健康美引导的生活观念，致使在刚刚松动了的封建传统桎梏中的中国女子开始关注自我的身体，并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形塑自我的身体。更为深层次的是，她们开始在这种体育所提供的身体形塑中改变对于世界的认知以及自我对于这个世界的适应方式。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在带来了女子健康美的同时，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现代性启蒙的作用。可以说，女子体育的发展对于长期以来深受封建礼教约束的中国妇女而言起到了解放的作用，同时激励女子们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开始从主体性的角度自觉反思自我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满足于作为社会既定伦理关系的衍生品，也不再将个体完全归属于男性的附属品，并由此开始了新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发展诉求。可以说，西方健康美的体育观念在中国女子体育发展中的渗透，很大程度上带来了中国女子在身体与心灵上的双重解放，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女子体育发展的重大意义所在。

3结语

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以后，女子体育也在纷至沓来的内忧外患的各种冲击之下艰难起步。随着“强国保种”的女子体育被建构成民族国家话语以及追求“健康美”的女子体育被解读成女性主体觉醒、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符码的同时，对其身份的定位也随之多元。实际上，近代中国女子体育改造的不仅是“弱种”隐喻的女体，在打造“进化”和“摩登”时尚符号的女体层面也功不可没。换言之，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尽管承载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诉求，但也因其社会的进步对女性身体新的界定和呼唤，使女子体育在相关的场域形成更富有意义的张力。进而言之，如果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脱离了“保种”的单纯，“健美”就会变成对西方人性和个体的简单崇尚，与中国文化难以融合；同样不追求“健美”的单纯，“保种”也会沦为机械的政治口号，寻找不到支撑和壮大的现实土壤。

参考文献：

[1]严复.原强[M]//严复诗文选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156.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M].上海：中华书局，1936：92-93.

[3]游鉴明.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4，132.

[4]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女子世界，1903（1）：1.

[5]亚华.女子简易的体育.女子世界，1904（10）：3.

[6]铁仁.女子教育.安徽俗话报，1905（20）：2.

[7]日本学校步武泰西[N].申报，1895-04-29（1）.

[8]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N].女学报，1898-09-10（2）.

[9]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488.

[10]译艺女学堂章程三十条[N].顺天时报，1906-02-21（2）.

[11]游鉴明.近代中国女子的运动图像——1937年前的历史照片和漫画[M].台北：博雅书屋有限公司，2008：20-42.

[12]刘瑞峩.记女学体操.女子世界，1904（7）：4.

[13]私立中华女子体师立案[Z].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235-912.

[14]萧忠国.提倡女子体育与中华民族之复兴.体育季刊，1937，3（2）：145-147.

[15]韩升.和谐话语的政治哲学建构——以西方共同体主义为中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36.

[16]郎鲁逊.女性身体美的研究.女子月刊，1934（4）：2358.

[17]刘美英.简便的健身术.玲珑，1931（29）：1073.

[18]王漱兰.三年来之初中生活.松江女中校刊，1930（12）：13.

[19]袁琰.谈动.明宪校刊，1937（54）：23-24.

[20]剑锋.持志新产两球队[N].申报本埠增刊，1931-04-20（10）.

[21]上海市教育局编印.上海市教育局业务之市立第一体育场提供的各部运动人数表及职业表[Z].1930：20-21.

[22]编者按.舞动青春，扣响生命.良友，1928（27）：2.

[23]清冉.日光浴转写到女子体育.女朋友，1932（1）：29.

[24]顾学裘.妇女的健康美.妇女共鸣月刊，1933，2（6）：34.

[25][JP3]毕克官.中国漫画史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99.

[26]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选举健康小姐[N].妇女界，1906-03.

唐代女子体育文化分析篇4

关键词：唐代女子体育文化,社会环境,主要项目

我国古代女子体育文化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期、缓慢发展期、蓬勃发展期、衰退期。在隋唐时期由于经济繁荣，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一时期女子体育得到了蓬勃发展。尤其是唐朝社会较为开放，融合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吸收了一些优秀的外来文化。这一时期女子体育运动在继承前代各项运动的基础上，新的项目不断出现，内容丰富多彩，活动范围广泛。女子体育文化的繁荣在对当时国民体质与健康的促进，以及丰富生活、愉悦身心、教化民心、规范道德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唐代女子体育文化繁荣发展的社会环境

1.1 政治条件

唐朝的政治在中国古代堪称开明。唐帝国长期强盛，“一百四十年，国荣何赫然”。大唐境内洋溢着亘古未有的强烈的自信和自豪感。唐朝奉行儒、道、佛三教并行政策，不强求舆论统一，不压抑信仰自由。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政策为体育运动尤其是女子体育运动的传播、交流和发展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

1.2 物质基础

唐朝国土广袤、地形复杂，辽阔的平原、连绵的丘陵、巍峨的山脉、纵横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湖泊，使五花八门的体育运动得以长期广泛地开展。唐朝的经济也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均呈空前繁荣的景象。雄厚的物力、财力为女子体育运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1.3 历史背景

到了唐代，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束缚没有两汉时期那么严酷，女性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这对唐代女子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武则天改制称帝的举动，大胆挑战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再加上武则天掌政后有意提高女性地位，对唐代女子积极投身体育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4 文化因素

1.4.1 唐人以女性健壮为美的审美观念，促使女性积极投入到各项体育活动中。

唐初，北朝鲜卑族雄健尚武遗风的影响，以及唐朝武举制度的推行，造就了唐朝的尚武之风，健美成为唐代身体审美观的主流。唐代大量的绘画和雕塑可以印证，唐代对女性的审美观是以健硕为美。

1.4.2 唐代节令风俗的确立，促进了节令性女子体育项目的开展和传承。

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受自然季节变化影响深刻，许多节庆娱乐时间的安排依从农业生产的时令和节气，同时还赋予祈福、祭祀的意义。人们在欢庆节日的同时，往往有固定的活动，如元宵节的关灯、踏歌，寒食节的“白打”、“秋千”，清明节的踏青，端阳节的龙舟竞渡，重阳节的登高，等等。每逢节日，女子便有机会迈出闺房，来到户外，在大自然的怀抱尽情游玩，既增加了节日的气氛，又锻炼了身体。

2. 唐代女子体育活动开展的主要项目

2.1 球类运动

2.1.1 蹴鞠。

蹴鞠是中国古代的类似足球的活动，在女子中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开展。唐代女子踢球一般是两人对踢或多人对踢，称之为“白打”。她们不是以进球多少看输赢的，而是以高度和花样为衡量标准。

2.1.2 马球。

唐时马球运动非常兴盛，宫廷、京都和各大城市均建有马球场。上自君王将相、豪门贵族，下到富商大贾、士庶黎民都嗜之若狂，许多妇女也参加了进来，使马球运动高潮迭起，历久不衰。宫女是马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花蕊夫人《宫词》：“自教宫人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描绘了宫女学打马球的窈窕身姿。唐代还出现女子骑驴打球的现象，这是一种创新。如郭英义在剑南曾“聚女人骑驴击球”。敬宗时，宫中教坊组织妓女“分朋驴鞠”，等等。

2.1.3 步打球。

唐代，除了蹴鞠和马球外，还出现了一种拿球杆徒步击打的球类游戏，叫做“步打球”。它由骑马打球发展而来，类似于现代的曲棍球。每年寒食节，唐代宫廷都要举行“献球”活动，其中有一项就是由宫女们参加的步打球比赛。

2.1.4 抛球。

抛球活动的研究论著相对较少，但诗文、方志记载却很多。从宫廷到民间，这一运动在唐代女子中相当普及。《寒食》一诗所云：“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绳拂花去，轻球度阁来。”《抛球乐》一词也描绘了在“微雨轻洒”的清明时节，一群“丽质盈盈、巧笑嘻嘻”的女孩“争簇秋千架，戏彩球罗绶”的欢快情景。

2.2 民俗性体育活动

2.2.1 拔河。

拔河是唐代寒食清与明期间极为盛行的一种竞技游戏。初为民间斗力之乐。唐代时，这项活动引入宫中，盛唐时盛行于宫廷。据史料记载，唐代宫中有文武三品以上的拔河比赛和宫女拔河比赛。唐中宗李显曾在玄武门外组织拔河比赛，还“与近臣观宫女拔河”。唐玄宗、武则天在宫中举行的拔河比赛，有时多达千人，规模之大实为罕见。

2.2.2 秋千。

秋千是历代女性都非常喜爱的体育运动。唐朝时秋千运动更是深受女子的垂青。在唐诗中有很多关于秋千的记载。如李山甫《寒食二首》：“风烟放荡花披猖，秋千女儿飞短墙。”曹松《钟陵寒食日与同年裴颜李先辈郑校书郊外闲游》：“云间影过秋千女，地上声喧蹴鞠儿。”宫廷内也有秋千戏，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半仙之戏》卷下说：“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之为半仙之戏。”在诗人笔下，秋千经常与蹴鞠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打秋千在社会各个阶层已经普及。

2.2.3 踏青。

唐代时，春游踏青蔚然成风。刘禹锡《竹枝词》：“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杜甫《丽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以及林宽《曲江诗》：“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描绘的都是唐代上巳节曲江池畔游女如织的盛况。

2.2.4 赛舟。

亦称竞渡。唐代竞渡，较之前代已有较大发展，端午节赛舟已成风俗。唐代竞渡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纪念屈原，而是把它看成以争胜为目的的竞赛活动。如《大唐传载》载：“杜亚为淮南，竞渡、采莲、龙舟、锦缆、绣帆之戏，费金数千万。”这种划船竞赛，女子也参与，“猩猩血彩系头标，天上齐声举画桡。却是内人争意切，六宫罗袖一时招”，即描述了宫廷女子参加竞渡的热闹场面。

2.2.5 登高。

重阳节民间登高，至汉代形成节日习俗，至唐代更为盛行。上官宛儿《游长宁公主》：“岩壑恣登临，莹目复怡心。”描写的就是重阳节女子登山游览。

2.2.6 风筝。

风筝又称为飞鸢，是一项古老的民俗娱乐形式。至唐代，风筝大为盛行，成为广大民众的一种娱乐工具。清明之际，倾城男女老幼纷纷携风筝到郊外，祭扫之后就进行放风筝比赛。唐代的《风筝》诗云：“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可见，当时的风筝在制作和放飞技术上已是相当的精湛。

参考文献

[1]胡惠玲.论唐代体育发展的环境[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 2002.2, (17) :6.

[2]苗福盛等.唐代女子体育试探.体育文化导刊, 2009.1.

[3]全唐诗 (影印本) [M].北京:中华书局, 1979.

[4]崔乐泉.图说中国古代体育[M].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2007:44-46.

女子体育篇5

关键词:高中体育选修课;女子防身术;开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G80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136(2010)12-0113-02

女子防身术是女性防身自卫的一种防身技能。防身术中的奇妙招法,实质上是中华武术的精华“集锦”。它把武术中各种适合实践应用的招法分离出来,经过摘编、加工、提炼、创造、完善,使其成为一种散招,并具备简单、实用、易记、易学的特点。它能充分发挥女同学的身心素质的潜在能力,适合柔弱的女学生演练和掌握,提高自我防卫能力。以下是对高中阶段开展女子防身术前景进行的分析。

1高中女生体育课现状

高中女生的心理特征处于不稳定和不成熟的时期,她们的情感比较内向、含蓄、敏感、自尊;在意志上表现为畏难,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在体育课上表现为情感内倾、懒动、对疲劳的耐受力差,怕脏、怕晒、胆小、怕别人笑话、锻炼积极性不高等等。虽然喜欢运动,但对学校的体育课却提不起兴趣,甚至厌烦,这是学生常有的心理。体育课不是高考学科,也因此成为了最容易被列入可上副科行列的课程。有的学生一有事,第一想逃的就是体育课。经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女生喜欢体育但在体育课中的表现却处于一种消极态度(见表1)。

表1体育课的兴趣程度的调查

程度不喜欢%讨厌%一般%喜欢%很喜欢%

高一4.65.1264816.3

高二8.710.929.639.411.4

高三10.814.731.537.45.1

从表中可以看出:喜欢上体育课的还是占绝大部分,讨厌上体育课的只是少部分而已。对于讨厌上体育课的这部分学生来说,还需要从多方面了解其原因,另外,从表中可以看出,就喜欢的比例来看,随着年级的不断升高,喜欢的人数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即:高一>高二>高三。

结果表明:大部分女生喜欢体育运动,兴趣爱好决定了她们的学习态度,所以在高中可以开设一些针对性强分支较细的项目,如:跆拳道、女子防身术等,以提高女生的兴趣,从而达到健身的目的。

2高中开展女子防身术的可行性

2.1女子防身术的风格特点

女子防身术,强调“狠”、“毒”,讲究“一招制敌”。因为女子的生理、力量、速度、耐力、反应等都不如男子。一般而言,女子都缺乏男性的拼搏冒险的心理素质。女子防身术,就是要利用歹徒的无防范心理,进行突袭,使其暂时失去行动能力,从而逃脱。因为一个没有练过武术、身体柔弱的女子,是

不可能拉开架势,“堂堂正正”的和犯罪分子搏斗的。现在所教的防身术,不是复杂难以用得上的擒拿散打,而是简单使用的“一招制敌”。既然是一招制敌,必须在一击之下结束战斗,因此特别强调时机,要隐蔽、突然的进攻。如果盲目进攻,只会令歹徒有所防范,令自己更危险。

女子防身术的特点:①用很少的力气,人人都可以完成;②以贴身为主,不受任何规则限制;③简单、实用、快捷、数秒之内即可完成,歹徒则非死即伤。

女子防身术主要用来保护自己,一般从守势开始。若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徒手主动攻击歹徒是很危险的,敢于侵犯青年女子的歹徒一般都比较强壮。所以,女方应尽量避免与歹徒实力较量,最好的对策是:等歹徒靠近你的同时,趁机攻击他!

因此,女子防身术不需要特别好的身体素质就能掌握好,易懂、易学、易用。

2.2开设女子防身术课程的条件

在高中体育选修课中开设防身术的课程,主要是为了让学生们能有足够的意识进行自卫。

师资课程设置、教学设施、思想重视等是开展防身术教育的条件要素,目前高中并不缺乏防身课程的师资力量,在武术套路、散打等专项教师中很多具备开设防身课程能力,防身术课程对设施条件要求并不高,可以简单到一块空场地就行。课程设置可以随本校的校本课程系统进行选修,采用选修形式就不会制约学生的兴趣。

3女子防身术的教学尝试

女生的防身能力普遍较差,当女生遇到暴力侵袭时,常受辱的部位多为面部、胸部、臀部及强行搂抱或按倒在地等,女子防身术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抗暴防辱意识,在与歹徒对峙过程中,只需经过短时的思索,即刻以快准巧的护体防身手段,达到遏制暴力侵袭的目的。

3.1女子防身术内容目的及任务的确定

学习女子防身术,使学生在学习中充分展示自己,培养学生面对危险时的应变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合作精神。由此激发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在快乐中锻炼身体,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女子防身术的内容有防卫擒拿、防卫格斗和夺凶器等,基本功练习有力量练习、柔韧练习、协调性练习等,练习形式有单人练习、配对练习、实战练习、集体练习等,力求一招一式突出“快、巧、准”。

3.2女子防身术的意义

通过学习女子防身术提高自身防卫能力,增强高中女生的身体素质和促进身心发展,使其克服害羞胆怯的心理,敢于在众人面前展示自我,迎接新的挑战。

4女子防身术的教与学

4.1女子防身术的教与学的形式并非是固有的或一成不变

在教学过程中逐渐把教学的主体由教师转向学生,实行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边活动,女子防身术的教学方法必须从传统的注入式再现教学转化为启发式、诱导式的教学,充分体现教学方法运用的多样性。

4.2不同的教学目的,与其相对应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练习手段都是有所区别的

如新授课内容、复习内容、考核内容不可只局限在固有的

模式上,在教学实践中应给学生提供一定的独立思维空间,让其自行结伴进行对抗练习,由学生尝试“自学自练”、自我想象动作、自控运动量、自主评价等。这样做不仅能使学生强烈的感受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体,展示自我表现的能力,而且还有助于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4.3女子防身术集强身、健体、自卫为一体,是一项适合在高中体育选修课中开展的体育活动

由于女性的强身、自卫不单是女性自身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因此,从高中阶段开始增强防范意识,学习防身知识,掌握防身技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所以在高中体育选修课中开设女子防身术这门课程,不仅可以增强女生的防卫意识及防卫能力,还可以改善高中体育课的现状。

Analysis the Develops the Female to Defend Self the Technique the Prospect in the High School Sports Elective Course

Zhang Yuanzhu

Abstract:The female defends self the technique is an emerging sports items, it manifested the female to resist violence against shame consciousness and by the weak gram strong, by the skillful system style, also conformed to the female schoolmate’s physiology, the psychological activity characteristic and the law of motion, caused the student to demonstrate itself fully in the study, raised student’s facing danger time strain capacity, to the lifelong physical culture lay the foundation. This article through carries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e logic analysis to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defends self the technique to the female the prospect which develops in the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elective course to carry on the brief analysis.

体育专业留学生与民国女子体育篇6

1体育专业留学生对民国女子体育的贡献

1 . 1积极引进和传播西方先进的体育思想

20世纪20年代,自然体育之风刮入中国,我国当时的留美体育专业学生方万邦、吴蕴瑞、袁敦礼、赫更生等人是这种体育思想的主要传播者,他们均师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自然体育大师威廉士,受自然体育理念的感染至深,他们回国后通过著书立说、发表文章、从事体育教育事业等方式对自然体育思想进行了系统的传播。自然主义主张从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和个人的需要角度出发来提倡体育,认为体育认为体育是一种生活方式,应普及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去,使每一个国民都成为健全的、愉快的和有价值的公民,同时强调必须普及处于弱势的女子体育,达成男女体育之均衡发展,方能最终实现普及全民体育的目标[1]。自然体育还主张健康美的体育思想,他们认为我国女子体育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是受到封建习俗中“病态美”的观念的影响,因此提出摒弃这种错误的审美观念,而提倡女子的健康美。这种来自欧美的思想在当时因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科学性而成为民国时期的主流体育思想,它对女子体育朝向科学化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从德国归来的程登科、萧忠国等留学生等人,提出为国家而体育、为民族而体育的口号,主张效仿德国法西斯,推行体育军事化以铸造全体国民健壮的身体来解救国难的民族主义体育思想。他们指出“今后的目标,应以民众化、普及化,御侮抗敌、复兴民族为出发点,设不如此,则不足以取消‘东亚病夫’之讥而符合民众体育之真义”[2],并强调体育救国人人有责,指出凡属中华民国的国民,都应当享受的一种体育活动的训练[3],女性作为国民的一份子,当然也不例外。他们特别强调女子的国民之母地位以及女子体育对于整个民族健康的重要作用,认为“要雪国耻、收失地、强民族,女子要出一半的力”[4]。民族体育思想是对抗日战争时期挽救国家危机现实需要的积极回应,因其合国情性和极具时代特征性而广为传播, 对女子体育的普及和女子体育人口的增加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 . 2极力倡导和普及女子体育

1.2.1从女性本位的立场

留美学生张汇兰和高梓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较早出国留学又获得较高学历的女性,在她们的体育思想中体现出了强烈的女性本位意识。她们呼吁女性获得解放,提倡男女教育平权,指出体育为教育的一环,是补智育、德育和社会教育之不足的一种教育[5], 应该让全国妇女同胞皆有机会接受体育的教育。她们强调女子体育是国民强健、民族复兴的基础,因而要从整体上提高国民体质、复兴整个民族,首先要普及女子体育,即“予每个人以相当之机会, 在德智体群方面,有圆满之发展,使成强健之国民”[6]。她们认为我国女性积弱不堪及女子体育不振原因在于我国妇女受到了传统礼教、病态美及缠足等封建习俗的束缚,因此她们强烈呼吁妇女体育应受特别的尊重与保护,渴望在开展女子体育的过程当中,不再受到传统习俗的束缚,并通过普及女子体育使女性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力并塑造女性健美的身体。其次,她们还强调开展女子体育须达到社会道德训练与抒发情感陶冶性灵两种目标,以谋求女子全面的发展,体育既然是教育的、科学的,那么它必须能帮助造成时代所需要的人才,训练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种种妇女[7],其思想的科学性可见一斑。她们的这种女性主义思想观念在当时男性本位的社会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也体现出了女体育人的社会价值。

1.2.2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

在西方先进体育思想的影响下,国人意识到要洗掉“东亚病夫”之耻辱,达到强民强种以强国的目的,必须从根除国民体质的劣根性入手。而女性作为国民之母,其身体强健与否不仅关系到她们自己的命运也严重影响整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因此提倡和普及女子体育势在必行。自然体育学派认为应该把体育重要性和真正的意义灌输给国民,吴蕴瑞专门撰文分析了女子体育的重要性,他强调女子对家之责任为治理家事,对国之责任为助长生产,对民族之责任为生育强健之小国民,此数责任之负担而欲期有贡献于家于国于民族者,端赖体育[8]。民族体育思想则提出体育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健康,而应当是每个人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尤其是在灾难重重的国度,要从速改进全国人民的体质,达到全面健康的程度,然后才配的上谈体育救国[4]因此普及女子体育,关注女子健康是体育救国急不容缓的工作。他们通过分析指出女子身体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的是国民的体格,间接影响的是国家的存亡,因此得出女子体育的重要,甚至比男子更为重要[9]的结论。虽然民族体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女性的体育参与,增强了女性的身体素质。

2在其他方面的贡献

2 . 1参与体育方案制定

留美体育学者郝更生是中国最早主持和制定体育法规的人, 他在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督学一职期间,为民国体育的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其寓女子体育于游戏中并服务社会的理念促成了他在女子体育法规方面的特殊贡献。例如:1932年郝更生同吴蕴瑞、袁敦礼等人共同起草了《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使当时女子体育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也是在1932年,在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体育会议上,张汇兰受邀为体育方案整理委员,在会上她提出女子体育应该依据女子身心所能及的范围而规定,不能以男子的眼光为准则,同时基于健康和教育的意义,她建议女子体育应根据女子的生理规定其运动范围,其体育指导员也应以女子最为合适[10],这些都对民国女子体育的发展起到了导航作用。

2 . 2引进女子体育运动项目

民国时期的体育留学生在体育项目的引进与开创方面,也有着突出的贡献。例如德国体育留学生袁浚在李四光夫人的支持下率先在武汉大学创办女子游泳项目,这在当时封建意韵犹存的社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改变了人们对于女性的保守思想观念,从此女子游泳项目逐渐传播开来。1933年回国任教的程登科目睹国内女性体质孱弱,有感于德国女子体操运动的普遍发展,在中央大学女生中开设垫上运动和器械体操,也一度动摇了人们对女子参与体操的落后看法,并引起了许多女学生的运动兴趣,随后许多学校也纷纷开展体操项目。女子体育项目的陆续引进和开创不断完善和发展了民国的女子体育。

3结语

民国时期的体育留学生为民国女子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民国女子体育事业做了较为全面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妇女解放,提升和引导了女性的体育参与意识和健康观念,为民国女子体育的科学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当今女子体育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

摘要：民国女子体育在我国女子体育事业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打破了旧传统对中国女性的束缚,开创了近代女子体育发展的先河。彼时的体育专业留学生作为一个新型的高端知识分子群体,为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发展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础。留学生们在女子体育思想的传播,女子体育的普及以及女子体育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他们的行为实践推动了民国女子体育的发展与进步。

清末教会学校的女子体育活动篇7

一、清末教会学校女子体育活动概况

从1840年前后至1911年, 主要由西方传教士主办的教会学校在中国各地兴起。它们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将体育教育纳入日常教学, 极大丰富了中国近代体育活动内容, 促进了中国近代体育发展。1839年由美国人布朗创建的马礼逊学堂是最早的中国教会学校, 也是清末教会学校体育活动的发源地。它实行全面的西方式教育。作为西方式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女子体育教学与实践活动也理所当然在此展开, 并得到了学堂上下的一致支持。1840年, 布朗在马礼逊学堂办学一周年的总结报告中说道:按照马礼逊教育会的章程规定, 我们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这里不仅只是教会, 更是训练和教育他人的教育团体;教育他人没有男女之别, 女子同样有受教育的机会;针对女子的教育内容与男子一样, 其中每天德育和智育时间为八个小时, 在户外的娱乐体育活动占三至四个小时[1]。除马礼逊学堂外, 清末早期的教会学校还有1844年由美国教会在镇江创建的女塾, 该女塾除传统文化课程之外, 其教学内容还包括游艺、体操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教会女子教育在中国全面拓展, 它们对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的重视程度比马礼逊学堂和镇江女塾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创建于1879年的培元学堂, 除了日常体育课程外, 教员和男、女学生还会一起充分利用课后时间进行体育活动, 包括体操、棋类和球类活动。由美国基督教教会创建的岭南大学在1888年成立后就对女子体育活动非常重视, 在校长和外教的积极倡导下, 该校师生几乎每个月都会轮番开展女子体操、女子田径、女子垒球、女子排球、女子足球等体育活动。创建于1891年、位于湖北武昌的文华书院, 其体育活动中西并重, 除了棒球、足球等西式体育项目外, 还有拔河、跳绳、踢毽子、放风筝等传统中国体育项目, 书院中为数不多的女学生也都积极参与这些体育活动。创建于1879年、位于上海的著名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也十分看重女子体育活动, 该校在1890年还举办过一次规模盛大的、男女一起参加的体育运动会, 其声势名噪一时。

二、不同层次教会学校的女子体育活动

清末最早出现的新式小学、新式中学与大学均起源于教会学校, 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 教会学校形成了完备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学校教育体系, 不同层次的教会学校通过出台和完善体育课程设置使学校女子体育活动常态化、机制化[2]。

1. 教会小学的女子体育活动。

作为近代新式的初等教学机构, 教会小学一般都视儿童身体发育为优先考虑的重中之重。因而教会小学体育活动的目标就是让学生身体得以健全发育, 并潜移默化地帮助他们养成端正、聪慧、活泼、合理、清洁的生活学习习惯。狄考文是一名美国北长老会的著名传教士, 他于1864年在山东登州创建了名为文会馆的教会小学, 并开设了女子体育课程。文会馆是迄今所见史料中显示的最早以体育课为平台开展小学女子体育活动的学校。1900年美国教会曾派人实地调查在华教会学校教育教学情况, 在被调查的五所学校中, 专门开设了全校性、男女同上体育课的就有四所。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之前, 在华注册备案的教会小学已经全部实现了体育课程的开设。以体育课为载体, 教会小学有组织、成系统地通过游艺、球类、田径等体育活动锻炼了女学生们的体魄, 有助于女学生的成长发育。

2. 教会中学的女子体育活动。

19世纪70年代, 一些教会升格教会小学为教会中学或几个教会学校合并组建教会中学, 使教会中学成为教会教育层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也是近现代中国普通中学的雏形。前文提到的镇江女塾既有小学, 又有中学, 中小学学制加起来一共有十二年, 每个年级的课程表上都列有体育课。创建于1881年的、位于福州鹤龄的英华书院, 其中学学制为六年, 前面两年为预科, 后面四年为正科。无论预科还是正科, 英华书院每个班的课程表上也都列有体育课。其中预科一年级体育课的体育活动为球类, 二年级为体操, 正科一至四年级也都安排了项目各异的体育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科三年级, 此时的体育课还加入了身体学的教学内容, 这是中学体育课与卫生课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和探索。这些体育课程不仅对男生开放, 也一视同仁地面向女生开放。由于很多教会中学与主办方教会的所在国联系密切, 来自西方的先进体育设备和用具一般都会首先放在教会中学供其使用。诸如棒球、网球、排球、篮球、足球等西方体育项目也是首先传入教会中学, 再由教会中学传播普及至其他学校[3]。例如位于北京的潞河、育英、汇文教会中学都拥有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体育设施, 并拥有实力超群的男子与女子足球、排球、篮球训练队。

3. 教会大学的女子体育活动。

清末教会大学多由教会中学升级而来, 也有少数教会大学是由教会直接创建。如1882年美国教会在山东登州创建的登州书院, 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从这一年起直到1911年, 中国境内的教会大学至少超过20所,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美国教会所创建。美国教会创建的清华书院学制分中等和高等共为四年, 中等教学科目中就设有兵式体操等体育选修课, 高等教学科目中的体育课则为必修课。清华书院效仿英国高等院校的体育设施设置, 建有田径场、游泳场, 并配备有专门的运动器械, 为广大学生的体育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在教会大学中, 体育活动并非男学生的“专利”, 女学生的体育活动同样受到教会大学的重视。例如华南女子大学的体育课程中就包括健身术、游戏术、生理卫生学乃至体育师范教育等, 这些课程是该教会大学一至四年级的必修课。再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例, 体育课同样是一至四年级的必修课, 体育课上的体育活动内容包括球类、田径、徒手操等。

三、清末教会学校女子体育活动对中国近代女子体育发展的影响

第一, 对国内女子体育活动思想的启蒙。中国传统女性往往给人以深居简出、娴静娇贵的印象, 她们与体育活动所需的充沛力量与活力显得格格不入。清末教会学校十分注重女子体育活动的开展, 将女子体育活动作为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加以倡导和践行。这在当时传统、封闭的中国社会掀起了不小波澜[4]。教会学校不受中国传统教育势力和清政府的束缚, 传教士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办学, 使得女子体育活动得以在教会学校顺利开展并迅速发展。

第二, 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大部分教会学校承担着将本国教育思想移植到中国的任务, 因此, 传教士对开展女子体育活动的重视程度都很高。许多教会学校的体育教师都受过系统体育训练, 或是体育专家, 他们对女子体育教学及方法颇有研究。除了强大师资力量外, 教会学校的体育器材和场地等设施配置也优于非教会学校。当部分非教会学校开始尝试女子体育活动的开展时, 都将教会学校作为范例, 参考其先进做法和经验。教会学校对校内女子体育活动的开展有规范的管理制度, 使女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张弛有度。他们还成立各种女子体育训练队, 利用课余时间安排训练, 并通过组织和举办各种男女混合的体育比赛增进女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这些做法也在后来被一些非教会学校所效仿。

第三, 促进了中国女子体育理论研究的发展及女子体育教育科学化。清末时代, 女子体育理论研究在西方已有深厚成果, 来华传教士们既有女子体育教学方面的实践经验, 又有一定理论水平。他们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 促进了中国女子体育理论研究发展及女子体育教育科学化。曾供职于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查尔斯·麦考利来到中国教会学校后, 致力于体育理论和体育教育的科学研究, 为中国体育界带来了由他本人研究制作和翻译的“女子体重、身高、胸围对照表”、“女子运动技术标准”、“女子体育审定表”、“女子竞技运动能力测验分数表”、“田径运动计分表”等[5], 为清末我国女子体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综上所述, 清末教会学校的兴起带动了近代中国女子体育事业的发展。教会学校主办者对女子体育活动的重视, 让女学生参与的体育活动内容丰富、盛况空前。教会小学、中学、大学均开有体育课程, 并以此为载体进行了适合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学生的生长、发育和成长的各类体育活动。这些都对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学洵.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2]周登嵩.学校体育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

[3]何晓夏.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4]吴文忠.中国体育发展史[M].台湾:三民书局印行, 1981.

唐代女子体育的繁荣发展景象分析篇8

一、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的兴盛表现

唐代是女子体育发展空前繁荣的时期, 不仅体育活动涉及种类多元化, 而且在社会上各个阶层也得到了推崇与普及, 这种蓬勃发展的盛况, 在我国古代体育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同时还开创了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先声。

1. 剑器舞与球戏折射出的盛唐女子体育风气。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歌舞发展的鼎盛时期, 它除了继承唐代以前歌舞的特点与优势之外, 在对外进行各种文化交流的同时, 也吸收、借鉴了西域、新罗等各地的歌舞艺术, 让舞蹈从形式上、内容上都有了新的提升与创新, 增强了娱乐性, 也增加了感染力, 除了作为宴会之用以外, 在民间也得到了广大女子的喜爱与推崇, 一时间, 盛唐“乐舞”成风。以“剑器舞”为例, 著名诗人杜甫就有一首专门描述剑器舞的佳作:“昔有佳人公孙氏, 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 天地为之久低昂。耀如羿射九日落, 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 罢如江海凝清光。”剑器舞的魅力仅从杜甫的这首诗中我们就能窥见一二。剑器舞起源于西域, 进入唐朝后融合其他舞蹈元素进一步发展, 主要以舞者手持双剑, 配合乐声节奏起舞为主要表现形式, 表演极富魅力。剑器舞动静有序, 收敛自如, 动时雷厉风行, 静时柔美婉约, 极受当时人们的喜爱, 据说草书大家张旭在观过剑器舞之后, 灵感陡现, 草书大进, 传为后世佳话。唐代是中国古代球类运动项目发展最多也最普及的时代, 不管是宫廷王族还是民间人士都对球类运动极为喜爱和推崇。女子球类运动艺术化与娱乐性倾向较重, 对抗性低, 在趣味性和观赏性上都有所提升。蹴鞠是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 唐代以前主要以男子参与为主, 到了唐朝, 在女子中间也成为了风尚。唐代女子的蹴鞠主要是以活动量小、对抗性低的“白打” (白打场户) 为主, “白打”主要是两人对踢或多人对踢, 不设球门, 活动量小, 以踢高、踢花样为主, 重观赏轻对抗。文人王建在记录寒食献球 (蹴鞠) 时曾写道“寒食宫人长白打, 库中先散与金钱”, 意为天还未明, 宫女们就争先起床踢球, 并且获胜者还能获得赏赐, 这说明蹴鞠已经成为颇受女子喜爱的一种运动项目。

从剑器舞和蹴鞠的兴盛我们可以看出, 唐朝时期体育文化上对外交流频繁, 同时开放性强, 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心态极为活跃。一方面, 唐代尚武任侠风气的兴盛促使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去, 从统治阶级、贵族到军人、妇女、儿童, 另一方面, 这些群体的扩大也促使人们积极地对外交流体育文化, 将外部的各种具有特色的体育文化引入到唐人的生活中来 (例如胡旋舞等) , 进一步扩大了唐朝体育文化的兼容性和影响力, 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这种开放环境下的体育风气也同样具有了开放性的特征, 在活动创新方面别具特色, 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器材创新、项目创新等为唐代体育文化注入了无限活力, 也是体育文化得以繁荣兴盛的重要保证。同时, 女性参与的体育活动, 除了趣味性强之外, 在观赏性上也比男性体育更高一些, 这与女性独特的心理特质与审美是分不开的, 可以说, 体育文化的兴盛为女性参与体育活动创造了更好的环境条件, 而女性的积极参与也为唐代体育文化增添了一份独属于女子的特殊魅力, 二者互相影响, 相辅相成, 共同造就了盛唐之下女子体育的兴盛与繁荣。

2. 从杂技和武术看女子体育的发展与兴盛。

唐代除了舞乐盛行之外, 杂技也特别受统治阶级喜爱, 不但内容繁复多样, 还出现了许多身怀绝技的女艺人, 其技艺之高令人叹为观止。竿伎、绳伎、球伎、马伎等都是其中比较有名的项目。白居易有“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 (《新乐府·五部伎》) 之句, 元稹亦有“前头百戏竟撩乱, 丸剑跳掷霜雪浮”的诗句。以绳伎为例, 其表演形式酷似我们今天杂技表演中的“走钢丝”, 在唐代, 多以女子表演, 在宫廷和民间都极为盛行。在日本收藏的《信西古乐图》中, 就有很多关于我国唐代杂技绳伎、杆伎等技巧的图像资料记载。马伎主要是女子的马伎训练表演, 她们英姿勃发的精湛表演即使是擅长骑射的少数民族都为之心悦诚服。唐代女子的武术主要以骑马射箭和武艺训练为主。唐代以前, 女子骑马射箭主要集中在少数游牧民族, 到唐朝以后, 由于民风开放与社会推崇, 女子骑马射箭与武艺训练也逐渐兴盛起来。《唐朝女子骑马图》对唐时的女子骑马风尚做了细致的描绘, 女子骑马之风盛行, 同时按照唐朝风俗, 每逢春日, 女子都要相约到郊外骑马游春。建国后在唐朝墓葬的挖掘与考察中, 发现了大量的乘马女俑, 这也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明确印证, 说明女子骑马蔚然成风。

从杂技与武术的风行上我们可以看出, 唐代女子体育除了重视娱乐性之外, 也开始像男子体育一样, 重视身体素质的提升锻炼与技艺技能的磨炼。唐代女子杂技重视创新突破, 糅合外来元素, 除了加强技巧性和观赏性之外, 更是将女子杂技的特殊与巧妙展现了出来, 将女性特质与杂技相融合, 可以说, 这也是一种女性文化的体现与发现。唐朝前期封建制度对女子身体与思想的禁锢与毒害在这一时期影响相对来说较小, 女性体育文化的兴盛除了扭转男尊女卑的时代现象之外, 还为女性文化的发现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技艺高超的女性杂技艺人的出现就是女性自身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 也是女性文化与体育文化相结合的一种体现。在武术的发展中, 女性也开始同男性一样, 将骑马、射箭作为一种日常体育活动, 这不仅是女性在心理上谋求的与男性的平等, 同时也是女性体育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女性实现人生价值与自我追求的一种体现方式。在相对开放和宽松社会环境下生活的唐朝妇女, 比前代在地位上有所提升, 也逐步获得了一些自由, 这不仅促使她们在心态上更为积极开放, 踊跃参与体育活动, 造就了唐代女性体育文化的繁荣, 也促使了女性纷纷踏入从前被视为禁区的各种活动范围, 创造出了唐朝独树一帜的女性文化与社会风气。

二、唐朝女子体育兴盛原因探究

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繁荣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这一时期, 体育文化的兴盛发展不仅造就了唐代的多元文化, 为我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同时也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开放度与自由度, 提升了劳动人民的体质健康。总的来说, 原因主要有三大方面, 分别是社会因素、审美观念以及文化影响。唐朝政治风气开放, 以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为基础, 经济的发展造就了盛唐的繁荣景象, 为女子体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与条件。同时, 统治者雄才大略, 唐太宗、武则天以及唐玄宗早期在政治上都颇有作为, 也促使了社会的良性发展, 尤其武则天称帝, 女子地位提升, 也为体育文化的繁荣与兴盛提供了温床。在唐朝, 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受到了极大压制, 女子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 这为她们寻求自身发展以及生活乐趣提供了可能, 使得她们能够积极大胆地投身到各种体育活动当中。在对外进行交流的过程中, 唐文化兼收并蓄, 集采众家之长, 不断丰富自身体育文化的样式与内涵, 为体育项目的开创、革新、传播都创造了有利条件, 让社会各阶层尽情从事自己喜欢的不同种类的体育活动成为了可能。在唐朝审美中, 注重女子体态丰腴, 女子对体形体态极为重视, 上层贵族妇女参与体育活动非常积极, 一定程度上也引领了社会上崇尚体育的风气, 同时推广普及了很多体育活动。在唐代, 还确立了节令风俗, 这促进了女子体育活动的开展和传承, 女子一旦有机会步出闺房, 便积极地参与户外活动, 无形中也促进了体育文化的繁荣与体育活动热潮的传播。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交叉影响, 唐朝女子体育的发展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为后来女子体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朝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大发展为体育活动的繁荣兴盛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有利的社会条件, 体育活动推陈出新, 社会各阶层妇女争相踊跃地投入到体育活动中去, 促使了女性体育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这对于后世的体育文化来说, 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作用, 值得我们不断分析与探究。

参考文献

[1]王雪飞.唐朝繁荣的城市文化娱乐生活及对今天的启示[J].大连大学学报, 1997 (7) .

[2]张晓欣.我国岁时节日中的民俗民间体育活动[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4, 27 (11) .

[3]傅煜.我国体育主要功能演进的拓展分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0, 17 (2) .

女子经期体育锻炼的问题和对策研究篇9

女子月经期间需要保持舒畅和愉快的心情, 避免出现心情忧郁和苦闷, 要严格注意饮食卫生, 尽量少吃刺激性强的辛辣和酸性食物, 经常洗澡, 但是要注意尽量用温水淋浴, 避免冷水浴, 经期还要保持一定的活动量, 进而避免在体育课教学中学生的“见习”行为, 以及逃避体育锻炼的现象。女子经期参加运动量的大小要因人而宜, 在身体技能反应正常的87%的女学生, 不能参加大强度运动, 其他的课堂身体练习是可少量参与的, 运动量的大小要不超过安静心率的30%, 不能进行腹内压震动较大的体育动作。如果腰肌、腹肌疼痛的学生, 可进行徒手操练习、传球、垫球以及运动性体育游戏等。情绪较为激动的学生, 可以进行柔和缓慢的操类运动、太极拳运动等, 使她们保持比较愉快的心情.情绪忧郁的学生可以参加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练习, 使她们的情绪得到合理的宣泄, 气血平合, 达到愉悦身心的目的, 经期不能参加高强度的带有激烈的运动项目 (如800米、1000米和1500米) , 其较小运动量的体育项目 (如艺术体操乒乓球、原地投篮等) 可以少量参与。

二、经期体育锻炼的意义

1、有利于调控情绪

体育锻炼对良好情绪的调控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普及以及竞技体育的盛行, 心理健康与竞技成绩的关系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西方心理学界利用问卷、量表等手段揭示了健康的心理可以很好的促进体育成绩的提高。随着体育运动的普及,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关系的问题, 也逐渐成为心理学界的研究课题。随着世界交流的广泛和深入, 我国学者也加入了心理健康与体育锻炼的关系研究中。目前的研究重点都集中于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指标 (如情绪、认知过程、人际关系等) 之间的关系, 以及体育锻炼对治疗心理疾病 (如抑郁症、焦虑症、强迫和精神分裂症等) 的作用等问题。体育锻炼促进心理健康的手段之一就是调控情绪。“不良情绪是导致生理、心理异常和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体育锻炼能直接给人带来愉快和喜悦, 并能降低紧张和不安, 从而调控人的情绪, 改善心理健康”。

2、有利于缓解经期不适

体育锻炼能改善月经期生理反应运动生理学研究表明, 身体健康、月经正常的女子, 月经期间参加适宜体育锻炼是有益的。这是因为, 经期参与运动可以促进体内新陈代谢, 改善盆腔血液循环、减轻经期盆腔充血、减轻小腹下坠及腹痛等不良感觉。此外, 运动时, 腹肌、盆底肌的收缩与舒张的交替进行, 对子宫起到一定的按摩作用, 促进经血排出, 可减少痛经;通过长期轻负荷的针对性练习, 可建立加快女大学生周身血液循环与重新调整静态血液分配的条件反射, 可以减轻月经期子宫收缩时间, 如果能配合心理疏导和轻松训练, 可摆脱经期中的焦虑、烦躁与不适感, 由此可建立良性循环, 使得经期与运动相得益彰, 同时心理舒爽, 效率加倍。更多的调查和研究也证明, 经期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比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其痛经的状况要好很多。

3、女子经期参加体育锻炼应注意的问题

身体健康、月经正常的女子, 在月经期间从事科学而适量的体育锻炼, 对于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 改善盆腔的血液循环, 减轻经期盆腔充血, 以及减轻小腹下坠和腹痛等都是颇有裨益的。同时, 女子在月经期间情绪上往往容易激动、烦躁, 适当参加一些体育锻炼, 能使人情绪愉快, 使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过程更为协调, 有助于调节经期的情绪, 减少烦躁和不舒服的感觉。不过, 女子在月经期间毕竟与平时有所不同。因此, 在经期进行体育锻炼时, 应注意以下几点:

(1) 减小运动量、避免大强度运动

经期避免剧烈的、大强度的、震动较大的跑跳动作 (疾跑、跨跳、跳高、跳远等) , 以及使腹内压明显增高的憋气和增加腹压的力量性练习 (举重、练哑铃、推铅球等) , 也不可以进行增加腹内压的静立性动作 (后倒成桥、倒立等) 。应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参加平时习惯的运动项目, 运动量要减小些, 如慢跑、做操、打拳、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排球、投篮、散步等, 都较适合, 只是锻炼的时间可缩短些, 速度可放慢些。一般在月经期间, 女生身体的反应能力、适应能力、肌肉力量、神经调节的精确性及灵活性等都有可能会有所下降。因此, 运动量要减小, 运动时间不宜过长, 避免参加对抗性较强的体育比赛。

(2) 不宜参加游泳运动

由于经期子宫内膜脱落后, 子宫内形成较大创面, 宫颈开口大, 宜使病菌容易侵入体内生殖器官, 引起生殖器官发炎等妇科疾病。另外, 月经期应避免寒冷刺激, 特别是腹部应注意保暖, 避免着凉。

(3) 改变平时习惯

平时习惯进行冷水锻炼的, 包括冷水洗脚、冲淋和浸泡等, 应暂时停止, 可改为冷水擦身、洗脸等。擦身的水温可稍高一些, 并且在擦洗后及时保暖。经期如不注意保暖防寒, 而造成腰背部受凉, 血液循环受阻, 会产生痛经症状, 不利于女生经期健康。

(4) 月经紊乱者减小运动量或暂停体育活动

月经紊乱者 (经期血量过多或过少、经期不准等) , 经期不宜过多活动, 应当暂停进行体育活动;对于身体健康、月经正常、又有一定训练水平的青少年女运动员, 经期仍可以进行一定量的运动训练, 但开始阶段应减小运动量, 待适应后再加运动量, 并且也要循序渐进, 加强医务方面监督。

4、经期体育锻炼的对策

(1) 加强女学生的生理卫生和体育卫生教育

加强学生的生理卫生教育和体育卫生教育, 帮助女生消除心中的陈旧观念。女子月经期同场被人们称作“例假”, 好像就应该是休息的日子。其实则不然, 经期休息确实是有必要的, 但是也要根据她们自身情况而定。假如真的去卧床休息, 则对行经不利。教师应该加强教育让她们知道月经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从运动生理学角度去讲解、去宣传, 适当运动量的体育锻炼不但可改善盆腔血液循环, 减轻盆腔充血, 而且, 盆腔底和腹肌的收缩与放松对子宫还起着按摩的作用, 有助于经血运行。由运动心理学看, 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还有助于调节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过程, 减轻经期的全身不适。逐步消除她们的心理顾虑, 告诉她们不应该采用消极的休息, 可以适量运动。

(2) 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加快女生意志品质的培养。健康的体魄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因此, 我们在体育教学活动中要切实地根据女生的个体差异和学校实际情况安排她们的体育活动。与此同时, 注重培养她们坚韧不拔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 增强她们心理自我调节能力和适应能力, 从而减轻她们在月经期间对体育锻炼产生的畏惧心理。

(3) 科学地安排体育活动的运动量和运动时间

科学地安排体育活动的运动量和运动时间。月经期间, 女生身体的反应能力、适应能力、肌肉力量、神经调节的准确性和灵敏性等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下降。所以体育教师在对月经期间参加体育锻炼的女生的运动负荷和运动时间安排要做到细心、周到、科学、适度、轻松、愉悦, 从而充分地激发其体育锻炼的兴趣, 调动其内驱动力, 以促进身体机能的发展, 达到提高体能的效果。严禁女生在月经期间从事大负荷持续时间长的体育运动, 以避免引发女生的月经不规则、继发性闭经等症状。

(4) 科学合理地选择体育活动内容

经期体育活动要以运动负荷适中、持续时间短且又具有趣味性的体育活动为主 (慢跑、徒手操、舞蹈、运动量小的体育游戏等) 。转移她们的注意力使其忘掉经期带来的不便和烦恼, 提高她们的社会适应能力。经期不宜安排负重、跨跳、游泳等运动, 还要避免寒冷对身体的刺激, 特别要注意下腹部不能受凉, 以避出现因为运动不合理造成的子宫下垂、卵巢破裂、子宫内膜异位症、经血过多等不良反应。

(5) 建立月经卡制度

准确掌握女生月经的时间和平时的生理反应情况, 便于体育教师课堂教学, 做到主动引导她们正确看待自身生理的的变化。合理安排运动量和运动时间, 积极鼓励参加适量的体育锻炼活动, 消除其心理不良状态, 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体育锻炼意识。建立月经卡制度, 发现月经异常的学生, 要让其暂停他参加体育活动, 安排课堂见习, 并实行必要的医务监督。

总结

女子经期参加体育锻炼应该注意:避免大强度运动;减小运动量;不宜参加游泳运动;避免震动较大运动;改变平时习惯;月经紊乱者减小运动量或暂停体育活动。培养女子经期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 参加适宜的体育锻炼不仅有助于促进身心健康, 而且还有利于调控情绪和缓解经期不适情况。经期体育锻炼的对策:加强女学生的生理卫生和体育卫生教育;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科学地安排体育活动的运动量和运动时间;合理地选择体育活动内容;建立月经卡制度。

参考文献

[1]姚鸿恩:《体育保健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7月第1版:8596页。

[2]赵斌、姚鸿恩:《体育保健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2月第1版:46-51页。

[3]荆维玲:《女大学生经期体育锻炼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2009:2-5。

[4]赵宝悟:《女子经期的体育锻炼》, 《医疗保健器具》, 2002 (3) :34。

女子体育篇10

关键词：女留学生；新贤妻良母；女国民；独立人格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265-03

封建社会的女学一直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所支配，无法取得同男子一样的地位。女学被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中国真正的女子学校教育开始于1844年，由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创立的“宁波女学”。自此，传教士们纷纷效仿在沿海开办女子教会学校，一时出现了“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局面。

教会学校的开办使得西方先进的女子教育思想进入中国，极大地冲击了以“三从四德”为主要教育内容，以“贤妻良母”为培养目标的封建女学。在教会的资助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走出深闺进入学校，最终成为中国第一批知识女性。同样也是在教会及传教士的资助下出现了第一批中国女留学生。这些女子远渡重洋直接接触西方社会及教育，对后期中国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女子留学教育开创了先河。

一、甲午战争前的四位女留学生

在两万万女子还处在深闺之中，被“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所束缚的时候，四位女子已经开启了她们远渡重洋探索新道路的征程。她们分别是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金雅妹，三岁时父母双亡，后被美国传教士麦加地收养。1870年，随从养父母去往日本，短暂停留后前往美国，于1881年进入纽约医院附属医科大学。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女性。

柯金英，1866年出生于福州的一个教会家庭，曾就读于美国传教士开办的毓英女塾，后因不满课程呆板，毅然转入福州妇女医院学习医学。18岁赴美留学，后进入费城女子医科大学。柯金英的求学热情引起了当时美国人的关注。《纽约时报》曾对柯的生活经历和求学计划进行过报道。

康爱德，1847年出生于江西九江，自小被美国传教士昊格矩收养。1892年，年仅19岁的康爱德随同昊格矩前往美国进入密西根大学学习医学，同行的还有她在九江女塾时的同学石美玉。

她们留学归国后，均投身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大批医护人才。她们用自身的成功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向世人展示了女子可以像男子一样接受教育。是当时中国先进女性的典范，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梁启超曾写下《记江西康女士》一文，高度评价了康爱德留学一事，该文也成为其倡导女学的宣言。

以上四位女性留学时间集中在1881-1891年，虽比中国第一批官派留美学生晚了将近十年，数量上也屈指可数，但是对中国女子教育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为日后梁启超等维新派兴女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板。

二、“新式贤妻良母教育观念”与官派女留学生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清政府认识到要想强国，必须学习西方，而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派遣留学生。日本因“路近”“费省”“同文”“时短”等长处优于欧美，开启了留学日本的热潮。甲午战争之后的女子留学是伴随着男子留日而发展起来的。她们大部分来自浙江等地，是作为父兄或夫婿的伴读来到日本的。

1899年，在官派男子日本留学后的第三年，9岁的夏循兰来到了日本，就读于下田歌子的华族女校。此时大部分来日女子都在此就读，均为自费。据统计约为50人左右。她们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常因父兄或夫婿学成归国而中途退学，因此还算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

中国官派女子留学始于1905年7月，湖南省派出20名女子赴日留学。促成官派女子留日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关键之一是女学的兴起及“新式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形成。

（一）“兴女学”与“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形成。

任何一种新观念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历经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新式贤妻良母”教育观念亦是如此。它是在中国古代“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观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外先进女子教育思想和国内女学倡导者的观点，历经了郑观应的“相子佐夫”、梁启超的“贤妻良母”及《奏定女子学堂章程》中女子教育宗旨，最终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产生长远影响的“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

1868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万国公报》。他曾多次撰文和刊载相关文章，论述西方各国女子教育发展状况，宣扬女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并就中国社会存在的女子缠足、溺婴、纳妾等诸多陋习进行猛烈的抨击。他将女子教育同国家的强弱紧密联系起来，进而提出“女学愈兴，国势愈强”[1]的观念。如果说林乐知倡导女学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教会人员和宣传女权思想。那么早期维新派则从国家危亡、强国保种出发兴女学，提出培养“新贤妻良母”的教育目标。

早期维新派代表中多位有过留学经历，西洋的见闻使他们深知中西女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认为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的女学观念。于是他们以兴女学为切入点，探索“新时期”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

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介绍西方各国的女子教育，如王韬在《漫游随录》一书中就西方女子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进行过介绍：“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2]李圭也曾在其《环游地球新录》中写到：“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3]

郑观应则对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批评。他说，“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术等事”，认为中国女子也应接受教育并明确提出“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相子佐夫”[5]的教育目的。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观的最初论述。

作为“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提出者——梁启超则从国家危亡、强国保种的角度论述了女学的重要性：“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本原也”、“夫国势之积弱，既为女学不兴所致”，“欲强国，必由女学”[6]。欲培养的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7]的女性。自此，“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开始在教育理论界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实践领域得到应用，如1989年，由梁启超、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

清政府早期颁布的《学制》中均未涉及女子教育，直到1903年，颁布《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就女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进行了初步的设想：要使女性懂得如何做好为人妻为人母的道理，能够识别、应用简单的文字，了解家庭工具书籍的基本内容，达到相夫教子的目的。1907年颁布的《女学堂章程》中更明确的指出“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助家计”为教育宗旨，将女学纳入家庭教育范畴，使女校成为贤妻良母的养成所，标志着“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在国家层面进行传播。

新旧教育观念的颤变使得中国封建女性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得到解放，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是近代女子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要认识到“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只是片面强调女性为人妻母的职责，忽略了女性作为个体应该享有的权利，为后期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二）官派女留学生

随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女子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身于女学教育之中。以1889年上海经正女学为开端，在全国多个城市陆续出现女子学校如，上海爱国女学校、务本女学、天津北洋女子公学等。

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及女学发展势头强盛的形势下，清政府于1906年作出振兴女学的决议，并于1907年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至此，中国女子教育才正式纳入中国学制体系，女子教育的地位才有所提升。此后，女学教育发展迅速，“据清政府不完全统计，到1909年全国已有女子学堂308所，女学生14054人（不包括教会女学）”[8]。

女校数量的急剧攀升使得“女教师”的需求变得极为迫切。受传统文化道德的影响，在制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之中就明确规定：“女子初等高等学堂堂章教习均须以女子年岁较长者、素有学识、在学堂有经验者充之。”[9]而对于刚步入女学教育的近代中国来说，能够识文断字的女性都为之少数，更何况通晓“中西”的女性。所以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既通国文又晓西学的女教师成为发展女学的关键性问题。受到当时男子留学教育的影响，有识之士把目光再次转向了邻国日本。当时国内女子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并且其“贤妻良母”女子观念与中国的女子观念极为接近，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女子留日是解决女教师缺乏最有效和可行的办法，纷纷倡导女子赴日留学，如驻日公使杨枢在国内发表公启号召，“凡我国名门秀媛，有志于世界学术之途者，若能翩然渡海相率来游，实为我中国之幸”[10]。反映出朝廷对女子留学教育的支持。

如果说女学的兴起及教育观念的颤变为中国官派女子留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那么女师资的紧缺则成为女子官派留日形成的直接诱因。1905年湖南省派选拔20名女子赴日留学，成为我国官派女子留学教育之始。此后，奉天、江西等省也纷纷派遣女子赴日，大部分人员都就读于专门为中国女性设立的短期师范科和工艺速成科，成为留日女子教育的高潮。但随后受到朝廷限制速成教育的影响，留日女子人数开始递减。1907年，随着留美热潮的兴起，官派女子赴美也随之出现。

作为中国早期官派女留学生，她们的派遣是为了养成“未来之女教师”，多以短期速成教育为主，所学内容多为中学水平，在学科选择和课程设置上有严格的规定，均以家政、护理等“偏女性”课程为主，因此可以说她们亦是“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践行者。

三、“女国民”教育观念

“新贤妻良母”教育观自形成之初就显现出片面强调女性为人妻母的职责，忽略了女性作为个体发展的弊端。随着女学和女子留学教育的兴起，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增强，在各个领域开始展现话语权，特别是女子教育领域“女国民”观念的提出。

“女国民”概念的提出，与两个日本女子留学生组织有关即1903年胡彬夏在日本发起的中国留日女学生共爱会和1904年秋瑾与陈撷芬重组的共爱会，定名“实行共爱会”。都欲成为“合群、求学、自立，成为合格女国民”。何香凝也在《敬告我同胞姊妹》中指出，在国家危亡之际，女子同男子一样担负着“救亡图存”的使命。

同样提倡“女国民”教育观的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认为仅靠“贤妻良母”是难以救国的，欲造就“女国民”。因此在其创办的女学中以“女国民”为教育宗旨，向学生宣传国民意识，使“女国民”教育思潮在“贤妻良母”盛行之时暗潮涌动。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蔡元培、金天翮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的爱国女学以“铸造国民”为宗旨，“并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11]。金天翮则道：“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部分，是教育当普及，吾未闻有偏枯之教育而过不受气病者也。”[12]

在以“新贤妻良母”盛行之时，“女国民”教育观由萌发到践行，以致在辛亥前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女志士”。由“贤妻良母”向“女国民”的颤变，能使女性从融于家庭集合体内的身份转化为个体身份”[13]，凸显了女性社会角色的转换。

四、“独立人格”的教育观念

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把妇女解放问题作为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他们认为，妇女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也就是人格的解放。“新贤妻良母”的教育目标亦不能使妇女具有独立的人格，仍把做母、做妻视为女子的本职，让她们终身在家里，相夫教子，作为男子的附属品，缺乏独立的人格。

胡适提出“超贤妻良母主义”。他认为女人不应该只把家庭作为生活的重心，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事业，而非以“贤妻良母”为唯一目标。超贤妻良母主义要求妇女具有“自立、自强”的观念，希望能够凭借自身才能，独立生活，不在束缚于家庭亦能替社会作事。一句话：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人格的实现使实现男女平的的教育。

留美归国的陈衡哲认为女子独立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女子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学习技能。陈衡哲认为女子只有拥有一技之长，才能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建立自己的事业，才能养成自尊独立的性格。近代后期女子赴法勤工俭学就是对“独立人格”养成的一次尝试。

五、结语

对于把女子留学教育排除在中国近代女子主流教育思潮之外的观点，我认为有不可取之处。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女子教育思潮的颤变与女子留学教育的形成与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相互影响与制约。从女子留学教育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经历了“新贤妻良母”到“女国民”再到“独立人格”三个阶段。通过女子教育观念的颤动，探究各阶段女子留学教育的发展状况及特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天纲.基督教有益于中国说[M].万国公报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王韬.漫游随录[M].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107.

〔3〕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237.

〔4〕郑观应.女教[M].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5〕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6〕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C].《饮冰室合集》之一.上海：中华书局，1936.

〔7〕梁启超.倡女学堂启[A].饮冰室合集.文集二[C].上海：中华书局，1936.

〔8〕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9〕舒心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0〕〔12〕金天翮.女界钟[M].陈雁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1〕高叔平.蔡元培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